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工人運動”這一章中，恩格斯指出，“工人只有仇恨資產階級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獲得自己的人的尊嚴。而英國工人階級之所以能夠如此強烈地反抗有產者的暴政，應當歸功于他們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確切地說，應當歸功于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同樣也應當歸功于英國工人階級的血液中摻有大量的愛爾蘭人的熱血。”在這里，英國資產者利己主義的民族特征在英國工人身上“消失”了。突破民族界限的“普世價值”在工人階級身上比在資產者身上體現的更早，而工人階級的“普世價值”就是“仇恨資產階級和反抗資產階級”。
在經歷了偷竊、砸碎機器等消極、孤立的反抗階段后，英國工人利用當時的法律組建工會進行罷工。恩格斯指出，“這些工會的歷史充滿了工人的一連串的失敗，只是間或才有幾次個別的勝利。”在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個問題：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罷工沒有用，為什么還要采取這種辦法呢？而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問題很簡單，因為工人必須反對降低工資，甚至要反抗這種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為一個人，不能去遷就環境，相反地應該讓環境來適應自己，適應人；因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這種環境妥協，承認資產階級在商業繁榮時期有權剝削工人，而在蕭條時期又有權把工人餓死。只要工人還保存有一點點人的尊嚴，他們就不能不對此表示抗議，而他們之所以這樣抗議，而不用別的方式來抗議，就因為他們是英國人，是用行動來表示自己的抗議的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像德國理論家們那樣，只要把他們的抗議書登記下來，歸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靜靜地睡大覺，讓抗議書也像抗議者本人一樣地在那里安安靜靜地睡覺。相反地，英國人的積極抗議是不會不發生影響的：它把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使工人對有產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萬能權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時也向工人證明，要粉碎資產階級的勢力，除了工會和罷工，還需要更多的東西。”不過，理論家的抗議也是有必要的，它有同樣有助于把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同時也不應強求理論家的抗議方式與工人的抗議方式一樣。
盡管罷工沒有用，但是，這些工會及其所組織的罷工“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經懂得，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筑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對立上。而正因為工會努力反對競爭，反對現存社會制度的生命攸關的神經（雖然這種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這個社會制度才把它看得這樣地危險。”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把它當作全世界無產者的核心價值來指出的。而資產階級則無疑要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來對抗無產者的聯合。既然自由競爭尤其是工人之間的自由競爭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生命攸關的神經，那么，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將這種“自由”鼓吹為“普世價值”也就是必然的了。一味反對“普世價值”這個名詞，實際上無助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更好的辦法應當是以無產階級的“普世價值”對抗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要敢于向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主動出擊，而不只是被動地防守。
在論述英國工人運動的過程中，恩格斯順帶提到了“在英國是怎樣神圣地看待法律的”。他指出，“對資產者說來，法律當然是神圣的……資產者懂得，即使個別的法律條文對他不方便，但是整個立法畢竟是用來保護他的利益的……但是在工人看來當然就不是這樣。工人有足夠的體驗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對他說來是資產階級給他準備的鞭子，因此，只有在萬不得已時工人才訴諸法律。”
接下來，恩格斯介紹了當時英國的憲章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以及英國資產階級如何用降低工資等方法迫使工人罷工以便逼使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廢除谷物法的要求去火中取栗等情況。值得一提的是，工會會員、憲章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自己出經費創辦了許多學校和閱覽室來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在無產階級的、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的學校或閱覽室里經常舉行關于自然科學、美學和政治經濟學問題的講演會，而且聽眾往往很多。恩格斯常常碰到一些穿著襤褸不堪的粗布夾克的工人，他們顯示出自己對地質學、天文學及其他學科的知識比某些有教養的德國資產者還要多。閱讀最新的哲學、政治和詩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幾乎完全是工人。今天的中國也出現了不少所謂的民間科學家，這些人在學術上或許很不成熟，但是這種研究精神要鼓勵而不是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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