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傭勞動與資本》是馬克思1847年12月在布魯塞爾為德意志工人協會作的幾次講演,從1849年4月4日起它以社論的形式陸續發表在馬克思任主編的《新萊茵報》上。這部著作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在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蒲魯東的論戰過程中所闡述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第一次獲得了正面的、系統的完整的表達。該書是馬克思40年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系統總結,也是這一時期最成熟的一部經濟學著作。繼《哲學的貧困》之后,馬克思再次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運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根據政治經濟學中科學的內在的方法(勞動價值論),首次全面地對人類社會的一個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進行“微觀”分析,深入地解剖了這一社會最基本的生產關系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濟經關系,因而大大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生產關系這一范疇越來越獲得了豐富的和具體的實在內容。這樣,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就通過對狹義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入研究,逐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它再也不是幾條抽象干枯的骨骼系統了,而是開始逐漸發展為具有自己的肌肉系統和血管系統的豐滿機體了。
一、價值理論的系統闡述
政治經濟學領域中歷來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研究方法,一種是科學的內在的方法,另一種是庸俗的外在的方法。斯密開拓了這二重研究方法的先河,他一方面探索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隱蔽結構,可以說是深入研究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生理學;另一方面又只是把現實生活過程中外部表現出來的東西,按照它表現出來的樣子加以描寫、分類、敘述并歸入簡單概括的概念規定之中。這兩種研究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安然并在,而且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由此導致了斯密經濟理論中正確的同錯誤的、科學的同庸俗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古典學派的集大成者李嘉圖從左邊批判斯密,清除了他的學說中的庸俗方法和錯誤見解,更為徹底地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的基礎和出發點是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規定,李嘉圖從這一點出發,迫使經濟科學拋棄原來的陳規舊套,要科學講清楚:它所闡明和提出的一切經濟范疇同這個基礎和出發點適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李嘉圖在科學上的巨大歷史意義也就在這里”。庸俗經濟學派則從右邊批判斯密,剔除了科學的內在方法,擲掉了勞動價值這個基礎,發展并系統化了斯密學說中錯誤和庸俗的成分。它的出發點是這個三位一體的公式:“土地一地租,資本一利息,勞動一工資,因而只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系統化地辯護。”
19世紀40年代前期,馬克思還沒有發現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這種內在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他從人本主義的哲學方法論出發,完全否定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在批判古典學派的階級局限性的同時,也將這一學派的優秀理論成果一起拋棄。40年代中期,馬克思發現了從人本主義立場出發對古典經濟學批判的虛弱,他在創立新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同時,肯定了古典學派勞動價值論并對這一學派做出了積極肯定的評價。40年代后期,馬克思開始批判地改造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論,同時著手創立自己的經濟理論。在《哲學的貧困》中,雖然馬克思贊同李嘉圖價值理論的若干論點(對價值量的理解以及貨幣數量說),但是他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富有獨創性地表述了他對價值質的理解上的新論點(把價值理解為在一定生產力的基礎上的生產關系),并把它和蒲魯東的“構成價值論”對立起來。而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盡管馬克思還沒有對價值的質作進一步深入細致的研究(如什么勞動決定價值,價值形式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價值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轉化為生產價格),因而在科學認識水平上還沒有超出《哲學的貧困》,但是,馬克思這本書中從政治經濟學中的科學的內在方法出發,全面地、詳細地研究了價值的量的規定。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的商品由私人“交換的一定比率就是它們的交換價值,如果這種比率是用貨幣來表示的,就是它們的價格”。商品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是由“買主和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供求關系決定的”。馬克思詳細分析了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的三個方面:1、賣主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降低了他們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2、買主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提高了商品的價格;3、買主和賣主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的結果要依上述競爭雙方的對比關系即哪一陣營內部競爭激烈些來決定,正是這三方面競爭的結果使商品的價格確定下來。
既然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那么供求關系又由什么決定呢?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已經作了闡明。這里他直接得出結論說:“不僅供給,連需求也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因為供求的波動每次都把商品的價格引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雖然商品的實際價格始終不是高于就是低于生產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抵銷的。因此在一定時間內,如果把工業中的資本流入和流出總合起來,就可看出各種商品是依其生產費用而互相交換的,所以,他們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實質上等于說價格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因為生產費用可以還原為勞動時間(包括死勞動和活勞動兩部分)。所以構成生產費用的是:“(1)原料和勞動工具損耗部分,即產業產品,它們的生產耗費了一定數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2)直接勞動,它也是以時間計量的。”
馬克思同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生產費用決定商品的價值,但在這一點的理解上他們卻存在本質區別。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商品的平均價格等于生產費用是一個規律。他們把價格的上漲被價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這種無政府狀態的變動看做偶然現象。這就使得他們對由競爭引起的價格波動對價值規律的作用估計不足。相反,另一些庸俗淺薄的經濟學家把價格的波動看做規律,把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一點看做偶然現象。
馬克思和上述經濟學家相反,他認為生產費用決定價格的規律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競爭中價格上下波動的無數偶然性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規律不能通過別的其他形式表現出來,價格的波動不是價值規律遭到破壞,而是它發生作用的必然表現形式。馬克思指出:“這種波動起著極可怕的破壞作用,并像地震一樣震撼著資產階階級社會的基礎。這種無秩序狀態的總運動就是它的秩序。在這種產業無政府狀態的進程中,在這種循環運轉中,競爭可以說是拿一個極端去抵銷另一極端。”
同古典經濟學家另一區別是,馬克思在強調商品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時,指的是社會必要的生產費用。他指出,生產費用決定價格“不是就個別產業的產品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部門來說的。所以,這同樣也不是就個別產業家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家階級來說的。”古典經濟學派從來沒有“社會必要勞動”的概念;而蒲魯東的價值論是單個勞動先天構成價值。由于馬克思把價值看做是一種社會關系,所以,他“在這里考察的也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零星部分,而是社會經濟的全部。”這里表明馬克思正在逐步接近50年代末期提出的區分商品的社會價值和個別價值的思想。
二、系統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經濟結構(直接生產過程)
嚴格說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經濟學的解剖是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但這種解剖分析不是建立在經濟學內在的分析方法基礎上,即不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的,而是在人本學意義上進行的。通過對國民經濟學提出的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經濟運動規律的批判研究,馬克思在《手稿》中得出經濟學結論是:“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只是最賤的商品;工人的貧困同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成反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積累起來,也就是壟斷的更可怕的恢復;最后,資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間、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區別消滅了,而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由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經濟的批判考察,不是以勞動價值為出發點的,而是以人為出發點的,這就使馬克思無法深入到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解剖它的生理機制,只得對這一生產關系的表面現象作哲學人本學的批判,因而就大大降低了經濟學分析的意義。
1847年初在同蒲魯東的論戰中,馬克思立足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初次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雖然他還沒有創立剩余價值理論,還沒有制定出“勞動力商品”概念以及確定資本自身內部的區別(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但已經開始解決剩余價值的起源問題。馬克思已經明確區分了“勞動價值”和“勞動的價值產品”這兩個不同的量,他認為,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要大于工人從資本家手中得到的價值,而這個剩余額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利潤。可見,馬克思同古典經濟學家一樣,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資本家的利潤(“剩余價值”)是哪里產生以及怎樣產生的。
同《哲學的貧困》一樣,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還沒有區分勞動與勞動力,這表明他在對工資的質的理解上還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束縛,還把工資看做勞動的價格:“工資只是勞動價格的特殊名稱,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的特種名稱。”但是馬克思又和古典經濟學家不同,他從歷史主義觀點出發,認為勞動(力)成為商品是一種歷史現象,工資表現的只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生產關系。“勞動并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并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在歷史上,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力)就不都是商品;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為了生活就不得不將自己的“生命活動”賣給資本家階級,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作為勞動(力)價格的轉化形式的、反映資本家同工人之間生產關系的工資就不是永恒的。馬克思說:“工資不是資產階級生產的偶然形式,而整個資產階級都是生產的暫時歷史形式。生產的一切關系(資本、工資、地租等)都是暫時的,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都要被消滅的。”由此可見,馬克思在對工資的質的理解上已經部分地超越了古典經濟學。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較為詳細地研究了工資的各種量的運動規律。這種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古典經濟學的影響。他認為,勞動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而“勞動”本身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由此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勞動(力)的平均價格或正常價格就是最低限度的工資,這種提法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對工資的解釋。但是馬克思在50年代末期認為,在工資的決定上除了這種純生理的因素外,還有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雖然馬克思還沒有把工資看做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但他看到了工資只是工人勞動成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而他認識到兩大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馬克思還進一步從工資的量的變動中揭示這種對立。他明確而科學地區分了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名義工資是勞動的貨幣價格,實際工資是“用工資實際交換所得的商品量”。這樣,兩者往往是“不一致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惡性通貨膨脹中,名義工資甚至提高,而實際工資卻下降了。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和降低時,“不應當僅僅注意到勞動的貨幣價格,僅僅注意到名義工資”,還必須注意到實際工資的水平。
事實上,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都不能準確地反映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不能表現出工資量的關系的全部,還必須考察相對工資,馬克思注意到這一點。他說:“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無論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對比關系完全表示出來。”這就需要由相對工資的考察來彌補。相對工資(比較工資)就是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相比較的工資,它和實際工資是不同的:“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較的勞動價格,反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勞動價格相比的直接勞動價格,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價值。”
馬克思在這里實質上提出了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原理,實際工資仍然未變,甚至可能提高,但是相對工資下降了。這表明資本主義的剝削擴大,工人階級經濟地位的惡化和階級對立的加深。“資本的價值比勞動的價值提高了。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資本家用同樣多的資本支配著更多的勞動。資本家階級支配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更壞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又降了一級。”
通過從不同的角度對工資的各種量的關系(名義工資、實際工資和相對工資)分析中揭示出勞動和資本在經濟利益上的根本對立,馬克思得出這樣的結論:“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交換價值和利潤愈增加,則勞動的交換價值即按日工資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工資的這種運動水平和工資的數量變動趨勢充分表現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日趨尖銳對立的經濟利益關系。
雇傭勞動和資本是兩個密切關聯的對立面,馬克思又細致地闡述了他對資本的看法。馬克思對資本所下的定義完全是成熟的、經典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就不是資本了,就象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沙糖并不是沙糖的價格一樣。””所以,資本雖然到處要以物的形態出現,但它本身不是物,而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伴隨物。馬克思寫道:“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并且,難到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這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我們看到,這里馬克思已完全達到了《資本論》中對資本的認識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社會歷史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品以特有的社會性質。”
既然資本是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歷史地形成的生產關系,因而商品和資本之間存在本質的差別。“雖然任何資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然而遠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資本。”由于資本的實質在于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因此資本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前提即“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階級的存在。”
馬克思對生產資本的內部構成進行了分析,將它分解成三個部分:(1)供加工用的原料;(2)機器和煤這種為開動機器所需要的材料、建筑物等等;(3)用于工人生活費的那部分資本。很明顯,馬克思還沒有確定“資本自身內部的區別”,即沒有將生產資本根據它們在價值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發現勞動二重性,這是他在50年代末期完成的。
科學地分析資本主義直接生產過程和建立完備的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區分勞動與勞動力,二是區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任何一部經濟學著作中都未曾做到這一點,包括《雇傭勞動與資本》。但這沒有阻礙馬克思深入地探討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生理機制,從而發現剩余價值的來源。他已經明確認識到工資只是工人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利潤并不是來源于資本構成的前兩個部分(即以原料和勞動工具形態出現的資本),而是用于購買工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帶來的。他寫道:“工人拿自己的勞動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歸他所有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這種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并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恩格斯后來曾指出,馬克思在40年代末期“不僅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資本家的剩余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而且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樣‘產生’的”。
三、系統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經濟結構(再生產過程)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馬克思第一次從再生產過程的角度研究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經濟結構,分析了在生產資本增長的情況下,資本的三個構成部分發生怎樣的變動以及由此會給工人階級造成的影響。馬克思認為,“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產資本,不會與花費在機器和原料上的那部分同等地增長。不僅如此,隨著生產資本,即資本本身力量的增加,投入原料和機器的資本和花費在工資上的資本之間的不均衡現象會同等地增長起來,這也意味著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產資本,同用于機器和原料的那部分資本比較起來,則愈來愈少。”這里馬克思實質上提出了這樣一個規律:隨著資本主義積累的發展,資本的有機構成必然會不斷提高,它必將會對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發生深刻影響。
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把其他資本家逐出戰場,并占有他人的資本,就必須增大自己的資本,“盡快增加勞動生產力”。而增加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運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愈龐大,應用機器規模,的擴大,生產費用相對地就愈迅速地縮減,勞動就更有效率。這樣,資本家之間就發生了各方面的競爭,他們竭力設法擴大分工,并盡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機器。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競相追逐剩余價值的結果必然是:“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總在不斷變更,不斷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進一步的分工;機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采用;大規模的生產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生產。”這是一個規律,它一次又一次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甩出原先的軌道,并追使資本加強勞動的生產力。
生產資本的增殖以及伴隨而來的機器和分工的規模的擴大對工人階級產生的后果怎樣呢?進一步的分工加劇了工人之間的競爭,它使工人的工資降低和勞動強度加重;而工人在工資減少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原來的工資,就得拼命地工作;而這又加劇了工人間的競爭,使雇主壓低工人工資。這樣的結果就造成了惡性循環:“勞動愈是不能給人以樂趣,愈是令人生厭,競爭也就愈激烈,工資也就愈減少。工人想維持自己的工資總額,就得多勞動,多工作幾小時或者在一小時造出更多的產品。這樣一來,工人為貧困所追,就愈加重分工的極危險的后果。結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資就愈少。”其次,分工愈細,勞動就愈簡單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就失去任何價值。
機器的采用也對工人產生極大的影響。機器把一批批工人排擠出去了。這由于機器簡化了勞動,“用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
生產資本的增殖還造成了如下結果: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有大批小產業家和小食利者,他們除了趕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毫無別的辦法。這又給在業工人造成壓力,加劇整個無產階級生活的惡化。
總之,生產資本的增長造成這樣的兩極分化。一方面,生產資本愈增加,分工和機器采用的范圍就擴大;而分工和采用機器的范圍愈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愈激烈,他們的工資就愈減少。在資本毫義的這一發展過程中,“工資雙重地下降:第一,相對地,對一般財富的發展來說。第二,絕對地,因為工人所換得的商品是愈來愈少”。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利潤更迅速無比地增長著,工人和資本家在財富分配上的鴻溝擴大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對立加深了,無產階級進一步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了。因此,一切改良主義的“改善生活狀況的各種建議”,從空想社會主義者“儲蓄銀行制度”、慈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全面的生產教育”、蒲魯東學派的“勞動貨幣”到節制生育這個“十分愚蠢、卑鄙和虛偽”的馬爾薩斯學說,都只能麻痹無產階級意識,使工人不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真正地位以及解放自己的正確道路。
結語: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生產關系(雇傭勞動同資本之間的關系)就這樣通過嚴格的經濟學分析、通過各種不同的經濟范疇從不同的角度、通過各種量的關系清楚地加以揭示出來了。異化勞動理論由于它固有的思辨性和空洞性,注定不能揭示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對立。由此可以明確看出《《雇傭勞動與資本》同《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質的區別:雖然它們都是探索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同的經濟關系,但前者是具體的,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實證的,后者是思辨的;前者是通過各種量的關系表示出來,后者大半是玄思空泛的譴責;前者是科學的經濟學的,后者是人本學的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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