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第二十三章《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②
教科書說：“社會主義的勝利意味著長期存在的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對立的消滅。資產階級制度的特征是，資本主義的城市剝削農民的農村，因此城市和農村的階級利益是對立的。而在蘇聯，城市和農村都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著，工人和農民的根本階級利益是一致的。”
不講矛盾。
教科書講到蘇聯的文化教育狀況。
革命前的俄國，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國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這兩個國家都搞成了革命。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文盲很少，甚至沒有文盲，一直到現在革命還搞不起來。這個事實的對比，證明了第二國際所說的，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夠數量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是完全錯誤的。三國時吳國的張昭，是一個經學家，在吳國是一個讀書多、有學問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時候，就動搖，就主和。周瑜讀書比他少，呂蒙是老粗，這些人就主戰。魯肅是個讀書人，當時也主戰。可見，光是從讀書不讀書、有沒有文化來判斷問題，是不行的。
教科書說，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在蘇聯的統治地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這些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賴以發揮的經濟基礎。”
否定社會矛盾是動力。
這一段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務，才需要為團結而斗爭。如果總是十分一致，那還有什么必要不斷進行團結的工作呢？
教科書說：“在過渡時期，對剝削階級的鎮壓——這和限制、排擠以及進而消滅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是相聯系的——曾在國家的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社會主義勝利之后，這個職能消失了。”
有問題。
教科書說：“國家保衛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法制，免受一切敵對分子的陰謀破壞，保障蘇聯公民的權利。”
我們現在有些軍區，覺得沒有事做，可是他們又不想把管民兵的這個重要任務擔當起來。
教科書說，1936年蘇聯憲法“不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權利固定下來，而且把重點轉到從實際上來保證這些權利”。
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
有權利，還有義務。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如果這些東西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少數人來掌握，那么絕大多數迫切要求大躍進的人，在這些方面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如果電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夠在電影方面實現自己的權利呢？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轉變到基本社有的時候，在一部分人中間，會不會發生抵觸現象，這個問題值得研究。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后，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這樣，估計絕大多數人不會抵觸。但是，原來的隊干部，那個時候不能像原來那樣當家作主了，他們的管理權力勢必相對縮小，他們對這種轉變會不會抵觸呢？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例如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對他們很有利，在轉到按需分配的時候，他們可能會不舒服。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
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對這些人來說，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對他們是有利的，取消物質刺激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進行抵抗。
教科書講到蘇聯各民族經濟不平等的消滅。
蘇聯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一半，他們實行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的辦法。我們這里少數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有些人想援引蘇聯的辦法，在中國成立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這是不對的。
一切東西的鞏固都是相對的。現在，區別民族界限，重視民族感情，對反對帝國主義有好處。現在提出消滅民族界限，是反動的，是有利于美國的世界主義的。但是，將來民族界限總有一天要消滅，各民族語言總有一天會融合成為統一語言。經濟大發展了，文化大發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來非常密切了，就會感覺到各有各的語言很不便利，統一語言的需要就會愈來愈增長。
教科書說，“……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不通過社會革命完成的”。
這一段的最后一句話，說得不妥當。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但是不能說這不是社會革命。因為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就是質的飛躍，就是社會革命。我國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再從集體經濟變為全民經濟，都是生產關系方面的革命。由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轉變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說是生產關系方面的革命。當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實現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資能充分供應了，首先對這些物資實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推行到其他產品去。
教科書說，蘇共十八大將在經濟方面即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工業產量方面趕上并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規定下來。
只講工業產量不行，農業產量也要超過。
教科書說：“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這個工人階級的革命世界觀是正確的，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是正確的。這加強了勞動群眾對工人階級的力量、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最后勝利的信心。”
這樣分割開來的提法，不對。
教科書說：“過去蘇聯曾經是唯一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它單獨地抗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世界，國內資產階級又在國際資本積極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極尖銳的階級斗爭形式；目前，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獲得勝利，在有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條件下，就沒有必要采用那樣尖銳的階級斗爭形式了。”
這一段講得不對。十月革命后的俄國資產階級看到那個時候俄國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斷定無產階級不能改變這種情況，無產階級沒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權；認為只要他們一反抗，無產階級政權就會垮臺。他們進行怠工破壞，一直到武裝暴動。這就逼著俄國的無產階級不得不采取激烈的辦法來沒收他們的財產。那時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雙方都沒有經驗。
說中國的階級斗爭不尖銳，這不合乎實際。中國革命可尖銳呢！我們連續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們用戰爭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接著沒收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這樣才使我們有可能對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資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且利用他們的經濟、文化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改造過程中，還經過了“三反”“五反”那樣激烈的斗爭。
教科書說，中國共產黨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是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被粉碎的條件下產生的”。
這里說，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被粉碎的條件下產生的”，這個說法不對。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我們就和孫中山建立了這種聯盟。大革命失敗以后，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這個聯盟。但是，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因素還存在，如宋慶齡、何香凝堅持同我們合作。九一八事變后，楊杏佛、史量才也轉過來靠近我們了。抗戰時，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又建立了抗日的聯盟；三年解放戰爭，我們同他們是反蔣反美聯盟。
解放以后，民族資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這是逼出來的。我們打倒了蔣介石，沒收了官僚資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進行了“三反”“五反”，實現了合作化，從一開始就控制了市場。這一系列的變化，一步一步地逼著民族資產階級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綱領》規定了各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使資本家有利可圖的政策；憲法又給了他們一張選票、一個飯碗的保證，這些又使他們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夠在經濟上、文化上發揮一定的作用。
現在，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實際上已經成了國家的雇員，對企業沒有實際上的管理權。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國民族資本家從來沒有統一過，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幫、廣東幫、天津幫之類行會性的組織，解放以后我們幫助他們成立全國工商聯合會，把他們統一起來，又對資本家區別不同情況，分而治之。這幾年每年還給他們一億二千萬元定息，實行大規模的收買，收買整個階級，收買他們整個階級的幾百萬人，包括家屬在內。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機會他們還是要猖狂進攻的。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進攻被我們打退了，一九五九年又通過他們在黨內的代表向我們進行了一次進攻。
據鄧力群同志編輯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名義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一書的主要部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收錄，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讀該書時批注和談話的風貌。
鄧力群同志是這篇文獻的原始記錄者，先后六次對它做了系統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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