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法的問題。只要我們黨對于處理合作化問題上的各項政策是正確的，只要我們黨當著發動群眾加入合作社的時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義的或者簡單從事的方法，而是向群眾講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眾自覺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達到增產，決不是很困難的。河北省邢合縣東川口村是老解放區，全村七十戶，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組，有一個強的黨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樣為群眾所信任的領袖人物，各方面的條件都成熟了。所以那個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在條件沒有這個村這樣完備的地方怎么辦呢？那就是準備條件的問題，有幾個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可以了。條件可以邊做邊準備。辦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鄉全區的合作化準備條件。東川口這個材料還著重地說明了黨支部如何向群眾進行宜傳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眾的自覺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問題。其中有所謂“倒宜傅”，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關于勞動組織和勞動管理方面的問題，這個材料描繪了整個曲折變化的過程，結果出現了逐年增產的巨大的成績。事實證明，這個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產和增產的程度，作為檢驗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標準。
東川口是河北省邢臺縣的一個山地小村，全村七十戶。其中老中農三十一戶，新中農三十八戶，貧農一戶，共二百九十人。土地六百七十畝，每人平均二畝三分。因為人多地少，土地貧瘠，抗戰以前，那里的農民過著糠菜半年糧的貧苦生活。
一九四二年是遭到嚴重災荒的一年。在黨的領導下，該村開始組織了四個臨時互助組，進行生產自救，渡過了災荒。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全村七十戶都參加了互助組，分別組織在七個組里。到一九四九年，臨時互助組轉為常年互助組。經過幾年互助生產，克服了勞動力、畜力的困難，土地也進行了初步的加工加肥，生產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到一九五一年，全村每畝平均產量最達到三百六十九斤，幾乎等于抗戰以前每畝產量的三倍。為了進一步地發展生產，必須從增加肥料，開展副業，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等方面努力，但是互助組的形式已經不能滿足群眾的這些要求。農民說：“互助組就是這樣了，一年整頓一次也是老一套。”因此，到一九五一年秋季以后，互助組開始產生了渙散的現象。正當這個時候，支部書記王志琪到饒陽縣參觀了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他看到合作社社員生產的勁頭很大，即便是冬季也在那里集體搞生產。這引起王志琪很大的興趣，學到了組織合作社的辦法，找到了互助組前進的方向。回縣以后，縣委決定在東川口試辦一個十二戶到二十戶的合作社。王志琪接受這一任務回村，結合整黨，在支部中領導黨員學習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堅定了黨員辦社的信心。為了動員黨員，首先召開了支部會議，王志琪介紹了耿長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和辦社的經驗，并且根據本村的特點，分析了本村建社以后，發展農、林、牧業，開展山區建設，進一步發展生產的可能性。王志琪又拿黨員劉紀德發展投機商業因而破產的事實，向黨員進行了教育，經過黨員充分的醞釀和討論，全支部二十名黨員，就有十九名（十八戶新中農，一戶貧農)報名，決定入社。只有一個黨員因為地多地好，牲口農具也較齊全，怕入社吃虧，沒有報名。
十九名黨員報名以后，支部認為需要吸收一些黨外群眾入社。于是由黨員分工，在群眾中進行宣傳，分別領導各個互助組醞釀和討論了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好處。經過約有十天左右的宣傳，新中農回顧了共產黨領導的好處，許多人愿意入社。王慶維說：“跟黨走吧！沒錯。生產自救，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發展生產，共產黨哪件事不是為了咱們！”老中農當中土地較少勞動力較多的，懂得了入社以后有一部分收入是按勞取酬的，感到入社不會吃虧。缺乏勞動力的農民也感到，雖然參加了互助組，但是每年耕種多不及時，入了社就不發愁了。這時，就有十三戶農民報名。其中八戶是新中農，五戶是老中農，連同十九名黨員，共有三十二戶報名入社。
經過這一段宣傳，雖然有三十二戶報名，但是因為這是新事情，大家不摸底，又沒有個章程，群眾當中也還存在著各種思想顧慮。此如老中農王占彬說：“好是好，等一年看看再說。好了明年就參加，不好就不參加。”光棍漢怕計口分糧，自己吃虧。人口多的，怕按人口攤糞肥。婦女們說：“吃豆角、南瓜、菜怎么辦？”支部搜集了群眾中提出的各種問題，研究出四十二條初步的解決辦法，公布出去，又組織群眾討論。已經報名的三十二戶沒有意見。沒有報名的對于這些辦法也滿意，因此又有要求報名的。這時，支部感到要求報名的戶數，已經超過了原定計劃，頭一年是試辦，如果思想發動不好，會增加許多困難，需要進一步地向群眾深入思想發動。于是支部號召：誰想報名，一定要先開好家庭會，全家都商量好了再報。又經過五天醞釀，全村報名的達到五十九戶。在新報名的二十七戶中間，有十戶新中農，十七戶老中農。這些新報名的，大部分是考慮好了才報名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看見報名的人多了，“隨”進來的。還有三、四戶，是因為孩子是團員，很積極：“兒要入社父不入”。經過多次商議，老年人說：“由年輕人當家吧！”最后入了社。
全村五十九戶報名以后，支部感到戶數已經不少，大大超過了原來的計劃。誰也沒有辦過社，怕戶數再多了，辦不好。因此準備“關門”，不再發展了。但是，全村沒有報名的十一戶(九戶老中農，兩戶新中農)，他們感到在社外“沒有奔頭了”。于是，他們中的一戶老中農和那個幾次都不愿意入社唯一站在外邊的黨員，召集這十一戶在一起開了一個會，請支部書記去參加，要求允許他們入社。他們說：“我們這一伙蛤蟆老鼠，尖的尖，滑的滑，就是搞個互助組，也弄不成個樣子了。”那個黨員也作了檢討，說：“過去我在街上走是五尺高，因為沒有報名入社，現在就成到自己只有三尺高了。”十一戶都堅決要求入社，經過支部討論和區委批準，把這十一戶也全部吸收入社了，這樣，經過一個多月的發動，全村合作化了。
雖然全村報名入社了，但是支部又考慮：在前一段發動過程中，只說了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好處，沒有說可能發生的問題和困難，還需要再進行一次鞏固思想的工作；于是決定來一次“倒宣傳”。在群眾中反復說明：既然辦社，當然大家都希望辦好，希望能夠增產；但是我們現在還是試辦，沒有經驗。人家辦好了，我們可能辦不好；人家能增產，我們也有可能不增產。而且既然是集體生產，那就不像單干或者互助組那樣自由、隨便，總是會有點管束的，吵嘴、窩工的事也不免會發生。這些問題大家都要考慮好，如果怕麻煩，不愿入社，現在還可以退出。號召大家不要怕“變卦”，怕“翻案”，“每人要自己拿主意”。經過多次的討論，又再一次發動愿入社的報名，不愿的可以不報。結果，沒有一戶退出。
大家入社的決心是定下來了，但是很關心合作社“由誰來當家”，是不是能由自己信任的人當社長、社干部。支部根據群眾的要求，采取了用代表會的方法進行民主選舉，選出了十五個社務委員，由支部書記王志琪當社長，大家很滿意。在社務委員會領導之下，社員組成了四個生產隊，進入了生產。
這個村，自從開始宣傳辦合作社到合作社建成，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后，因為社干部和群眾都只有小型互助的習謂，怎樣組織一百四、五十個勞動力進行生產，大家都沒有經驗。于是憑著熱情，不記工，不評分，“亂干三天”。這種辦法當然不行，就只好仍然沿用了互助組的“死分死記”的辦法，把勞動力都按強弱評了工分，干完一天按照評定的工分記工。這種辦法實行了大約三、四個月。一方面，因為臨時派工，形成社干部忙亂。另一方面，社員“遲去早歸，按分做活”，誰也不積極地干。社員反映：“緊干慢干，死分不變，窩工團蛋，不能增產。”大家越來越松勁。到后來派工也派不動了，形成“社長催隊長，隊長催社員，積極的地里等，偷懶的街上看”。
為了克服“死分死記”的缺點，秋季就改為“死分活評”的辦法。勞動力評了底分，再按各人每天干活的多少和好壞，由大家評議增分，或者減分。這種辦法，雖然比“死分死記”合理一些，但是最大的困難是做活質量好壞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活評”也就很難合理。每天干完活，夜里評工，一評評個半夜，社員把評工會叫做“拼命會”。有的社員說：“評分如評命，仗著工分吃飯哩，怎能不爭？”為了一厘幾毫，常常爭吵不休。有的社員則打不開情面，怕得罪人，“多評兩分工是全社的，得罪人是自己的”。有的社員熬不起夜，“評幾分算幾分，算了吧。干活干不死，熬夜要熬死啦”。普遍反映：“活好干，工難評，評工到半夜，翻臉傷感情，評工晚睡覺，累得真要命。”
一九五三年的春天，社里接受了過去的教訓，經過支部和社務委員會研究，采取了“按件包工”的辦法。開始的時候，一般社員怕不能按照包工完成任務，愛偷懶的怕包工以后再沒處鉆空子，都反對。社務委員會把過去的幾種辦法做了總結，指出缺點，并且研究出從重點活先做試驗，然后逐步推廣。先從打坯包起，規定打坯一百個，記二分五厘工。供土的，每供一百個坯的土，記一分八厘工。規定之后，先在三隊試驗。結果，一個整勞動力一天能打七百個坯，掙十七分五厘工。用這個實例向社員作宣傳，社員知道多勞多得，引起了對于包工的興趣，都愿意實行包工了。以后，逐步地推廣到各個農活，把每段農活，都定出需要用工的總數，分別地包給各生產隊，隊再分配給社員去完成。包工以后，勞動效率提高了。評為七分勞動力的王振德，過去借口腰痛，只揀輕活干。包工以后，在擔水點種中，一天掙到十一分。社員積極起來，各段農活也都提前完成了任務。原計劃在二十五天內完成全社二百七十畝棉花擔水點種的任務，結果提前九天就完成了。
開始實行“按件包工”的時候，因為各個農活只規定了數量的要求，所以就產生貪多圖快、不顧質量的偏向。例如有的社員在鋤地的時候，為了多鋤，光鋤不搓，遍地圪垃。社務委員會發現這個問題以后，嚴格地規定了質量的要求。又因為包工的時候沒有規定什么時候完成，社員認為早晚反正是自己的活，有的時候就先盡私事干，結果使社里的活誤了季節。根據這種情況，又規定了完成每一任務的期限。這樣就實行了定量、定質、定時的“三定包工”辦法。各個農活都有了“三定”。但是，因為沒有照顧技術活和一般活、重活和輕活之間工分高低應當有所不同，又產生了挑輕活避重活的現象。因此，又分別地修改了工分。“三定包工”實行中，規定了檢查制度和獎懲制度。除了社員互相檢査以外，組織了檢査小組，逐塊土地進行檢查。對于完成包工任務好的隊或者個人，進行表揚和獎勵。對于不好的，進行批評，必要的時候責令返工，或者扣分。
三定包工實行一年以后，社務委員會感到，如果只實行包工，社員對于社的增產，還是不夠關心的。因此，到了一九五四年，就實行了包工包產。在社內開始醞釀包工包產的時候，有的社員怕賠產，不愿包產。后來向社員講明：包產是根據土地的肥瘦，社供給肥料的多少和用工的情況，訂出了可以達到的產量標準。這種標準，一般是高于常年產量，低于增產計劃的。產量的標準，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的。這樣，就打消了社員怕賠產不敢包產的顧慮。
決定實行包工包產以后，按照耕作的自然范圍，把遠地、近地、大片地、小片地、紅土地、白土地作了適當的搭配劃分耕作區，以耕作區的大小為基確，把全社的勞動力按照強弱、技術等條件作了調配。全社作出生產計劃以后，按照各個生產隊的耕作區的條件，把作物種類、產量要求、用工數目，統一地分配到隊。并且把每種作物從耕耙到收割的使用工數，以及產量要求，都制訂出表格，以便于社里統一計劃和各隊掌握。為了發揮社員對于包工包產的積極性，訂出了包工章程。章程規定，將超過包產部分的百分之七十歸本隊勞動力分紅，百分之二十作為公積金和公益金，百分之十作為全社勞動獎金。同時規定，如果因為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和社不能做好及時供應而減產的隊，不負責賠償。
社把農活包給各個生產隊以后，社員在隊里進行生產，未必每種活都適于個人包工。因此，同時利用了幾種記工方法：易于規定工作定額按件計算報酬的活，就用按件記工的辦法；不易于規定工作定額的活，就大致按照社規定的包工數進行“死分活評”；有些農活，在頗大的程度上受了自然條件的限制，誰去也是干這些活，例如放水澆地，一般勞動力都能做得大致相同，就用“死分死記”的辦法，規定澆地一天七分工，誰去也是掙這些工分。
包工包產對于提高勞動效率起了極大的作用。例如在抗旱種棉的時候，第四耕作隊種棉花七十六畝四分，包工是六百一十一點二個工，而實際上只用了三百七十二個工，提高了勞動效率百分之六十點八。同時，社員干活提高了質量。例如在棉花定苗的時候，婦女們都切實地做到符合寬垅密植的規格，保證了每畝三千五百棵，沒有斷垅缺苗的現象。社員們反映“去年包工為掙工分，增產不增咱不管，今年包工包了產，完不成計劃可不行。”
實行了包工包產以后，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的是各隊的本位主義。社里喂了八匹騾子和七頭驢，哪個隊都是爭著用騾子，劣牲口沒有人使。有的隊不管牲口吃飽沒有吃飽，為了搶用，拉著就使。為了多施肥料，有的隊往地里擔肥的時候，唯恐筐裝得不滿，有的隊擔多報少，因此各隊常常爭吵不休。有的隊只顧本隊活趕得快，不關心別隊，影響了社的生產統一進行。例如在抗旱播種中，第二隊提前三天完成了，勞動力間著去趕集，也不幫助別的隊。社務委員會發現這些問題以后，初步地把好劣牲口做了調配，分配到各隊喂養，并且由各隊自行積肥。召開了全體社員會議，向大家講明，一個隊減產影響全社分紅，同每個人都有關系，活干到頭里的隊，必須幫助拉后的隊。規定各隊勞動力，除去完成本隊包工的農活，還必須受社的統一調動，以保證各隊的農活計劃按期完成。
此外，因為有的勞動力常年搞副業，農業和副業的勞動日是統一分紅的。但是在包工包產以后，農活上有超產獎勵的規定，副業沒有。這樣，參加副業勞動的社員有意見。參加農業勞動的社員則說：“減了產還要賠償呢，副業上可沒這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社務委員會把全社的副業勞動力，平均計算分配給各耕作隊。到秋后，隊里有超產，統一享受；如果有賠償，同樣負擔。
一九五五年經過總結上年的經驗教訓，又作了以下補充和修改。
第一、重新調整搭配勞動力、耕畜、農具、耕作區和肥料分施辦法；
勞動力：勞動力編隊，以居住條件、便于領導和團結生產為原則，經過自報公議，評定工分，把勞動力調配得合理。個別人事不和睦的，加以調整。
牲畜：將社內原來臨時支配的十三頭公有牲口，根據耕地固定到各隊，建立了喂養和使用的責任制。隊和隊之間借用的時候，要互相商議，并且要經過批準的手續。
農具：大、中農具已經是社內公有，按照大、小、新、舊分配到隊，隊內負責保管。社員種自留地使用農具有了損壞的時候，照價賠償。
耕作區：一九五四年只是根據便于經營，按片劃分，社員有意見。一九五五年根據地質的好壞、作物的種類、地區的遠近，兼顧搭配，劃成了四個耕作區。
肥料：肥料入社以質論價。按照地質、作物，規定各隊應當施的肥料，或者按照規定的肥料折價。經過規定向社多領的時候，秋后應當多繳產量，如果是因為社里供應不足，則按比例降低產量的要求。這樣，既可以防止搶肥，又可以鼓勵各隊自行積肥的積極性。
第二、修正包產的產量：以高于常年產量，低于計劃指標為原則。例如棉花，一九五五年包產要求，高于一九五三年(增產年)百分之十八點九，低于計劃百分之十左右。同時，把一九五四年的折款計算改變為原物計算，以防止只管技術作物，忽視一般作物的現象。一九五四年每種農活只死扳地規定一種標準工分，一九五五年根據自然條件、氣候變化，做了較為細致的規定。例如種棉花，是耬播還是點種，鋤苗是雨前還是雨后，規定了不同的工分。
第三、建立和健全各種制度：
(一)檢査制度：一九五四年因為檢查不嚴和不及時，曾經發生了耕作粗糙。一九五五年貫徹責任制，實行四級連環檢査制度，以社長、隊長、組長、社員輪回聯合督促檢査。
(二) 獎懲制度：獎懲原則是長工不補，短工不退，超產獎勵，減產處罰。超產部分，以百分之八十獎給全隊勞動力分配，百分之十獎給生產中的模范積極分子，百分之十作為社的公共積累。因為不可抗拒的災害而減產的，不賠。無故減產，要賠百分之七十。
(三) 財物管理制度：凡分配各隊的農具、物件，都要開具清單。到一定季節，照單檢査。并且設保管員，專責保管。
東川口農業生產合作社，經過四年的生產過程，日益鞏固提高，生產逐年都有發展。
一九五二年，建社的第一年，總產量是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六十四斤，超過一九五一年全村產量的百分之十一點九八。
一九五三年，建社的第二年，總產量是三十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三斤，超過一九五二年產量的百分之十七點叫三。
一九五四年，建社的第三年，因為水澇減產，總產量是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二斤。雖然較一九五三年減產三萬多斤，但是比一九五二年仍然有增加，比建社前一年即一九五一年的產量，仍然增加百分之十八點九九。
一九五五年莊稼長得很好。若無特殊自然災害，初步估計，可以收四十二萬斤。
社員收入也是逐年增加的。建社前的一九五一年，全村每人平均收入八百七十六斤。建社以后，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收入一千零六十斤；一九五三年每人平均收入一千二百八十一斤；一九五四年因為災荒，較一九五三年略有減少，每人平均收入為一千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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