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螄殼里做道場。
這句話的本意是指在局限的地方做成復雜的事情，而梁小民在他的《走馬看商幫》這本書中，則將這句話用來形容——中國古代的商幫，無論其商業(yè)活動曾經是多么的繁盛，都不可能避免其成長的局限性。
那么，封建社會商業(yè)活動局限性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在我看來，制約封建社會商業(yè)活動發(fā)展、使其未能完成產業(yè)資本積累步入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受制于——生產資料“家”有制。
“家有制”這個詞是我造的，目的是為了區(qū)別于“公有制”以及“私有制”。而說到“家有制”，就不得不提封建時代最大的特點之一——中央集權。
我們都知道，幾千年來中央集權的統治，一定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穩(wěn)定性而產生的文化和商業(yè)行為，凡是有利于中央集權統治的文化和商業(yè)行為，都是被統治階級許可和默認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一直認為的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文化，并不完全對。
本質上來說，中國封建社會奉行的是一套“儒表法里”的意識統治，即提倡儒家文化，但卻以法家文化治理天下，即“權、術、勢”。
法家的法，和現代社會中法制的法截然不同，法家的法，是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們用來統治百姓的工具——家天下。
家天下的終極目標，不是為了追求百姓幸福，而是追求統治地位的穩(wěn)定性。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明、清兩代會有諸如晉商、徽商、閩商的興起，本質上來說，都是統治階級處于經濟貿易以及國防安全的考慮，主動讓出了部分的自主權和靈活空間，使得各大商幫能夠依附于鹽鐵、絲綢、瓷器等商品，開展一系列的商業(yè)活動。
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從王土上生長的一切商業(yè)文明的果實，也注定會因為統治階級的采食，而失去向上生長的可能。
這就是生產資料的家有制。
反觀美國，從16世紀西歐各國踏上北美洲開始，這塊土地上就經歷了漫長的殖民地文化，伴隨著殖民地文化而來的精神，就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這種所謂的“保護私有財產”的規(guī)定，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殖民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手段，具有非常強的雙標屬性。
而伴隨著工業(yè)革命的發(fā)展以及社會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私有制度極大的保護了商業(yè)活動者的私有資本，使其可以完成對產業(yè)資本的積累，最終進入到追逐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建立這一體系之上文化、政治、經濟，逐漸構成了當今的資本主義美國。
這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
所以我們就漸漸開始明白，1954年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多么的偉大，如果當初沒有克服種種阻力，實現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化改造，就不會從根本上實現生產資料從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轉變，社會主義的種種制度也就成為了浮水之萍變得沒有根基。
而正因為有了公有制作為牢固的制度支撐，人民當家作主才不是一句空話，才會在歷經了無數“周公子”式的官僚集團后，依然凸顯其制度的優(yōu)越性。
生產資料的轉變，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是教員領導下的革命班子為實踐馬列主義做出的最鮮活的行動。
講到這里，我想我們應該懂了“國有資產流失”到底意味著什么，這里不做過多展開。
而當我們嘗試著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fā)，就會發(fā)現，人類社會歷史多么有趣又多么深刻！生產資料真的可以影響社會形態(tài)，影響經濟形態(tài)，影響意識形態(tài)。
無論是家有制、私有制還是公有制，都有其存在的特定土壤和時代背景。而圍繞著這幾種基礎性的生產資料分配制度展開的，不僅僅有商業(yè)活動，還包括了文化、生態(tài)、軍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當我們明白了這其中的道理，就可以嘗試著拿來去解答一些社會事件，比如最近的“丁香醫(yī)生”賬號被禁言、某知名財經作家被質疑立場、一些互聯網資本家銷聲匿跡等等。
了解生產資料的歸屬，永遠是洞悉世間真相最樸素最直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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