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蘇聯教育領域資本主義已經全面復辟，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今天的蘇聯學校已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教育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總是為一定階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階級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線。十月革命勝利后，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為了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制定了教育革命的綱領：“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還指出，為了“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開始的事業進行到底”，必須“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社會階級劃分的工具。”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篡奪了蘇聯黨政大權以后，徹底背叛了列寧的事業，在列寧的故鄉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適應其社會帝國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需要，他們全面復辟了資產階級的一套教育方針和制度。
教育部門的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執行什么路線，決定了教育成為哪個階級的專政工具。蘇修叛徒集團為在文化教育領域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大力推行“專家治校”的方針，把那些打著“共產黨”招牌的資產階級學閥和反動權威安插在教育部門的領導崗位上，使學校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而工人階級則完全被剝奪了領導和管理學校的權利。
列寧一再強調，學校必須培養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狹隘眼界的“能夠最后實現共產主義的一代人”，整個教育“都必須貫徹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精神，為順利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即為推翻資產階級，消滅階級，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而斗爭的精神”。而蘇修叛徒集團雖然口口聲聲要青年學習共產主義，但實際上向他們灌輸的是一整套的資本主義思想。蘇修叛徒集團篡改了列寧關于學習共產主義的內容，攻擊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竭力通過學校向廣大青年灌輸“階級斗爭熄滅論”，掩蓋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廣大蘇聯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法西斯專政的真相。蘇修叛徒集團別有用心地把學習共產主義歪曲為主要是掌握科學和知識，胡說什么有了技術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共青團真理報》則赤裸裸地鼓吹青年的任務就是“學習文化”，把蘇聯廣大青年引上技術第一、追名逐利的邪路。
為了推行反動的教育路線，蘇修教育界大肆鼓吹“天才論”、“智育第一”，竭力宣揚什么“特殊天資”、“先天素質”，赫魯曉夫叫嚷要為“天才兒童”特設專門學校，在風景優美的地方為有“特殊天才”的學生開辦寄宿學校等。勃列日涅夫更是大放厥詞，說什么“知識，人的天才是現代每個國家進步與強盛的最重要的源泉”。蘇聯教育部長也鼓吹“必須把學業優秀的學生看成是高等學校的中心人物”，說他們是國家“最寶貴的一部分人”，等等。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蘇修叛徒集團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竟然拾起德國法西斯的牙慧，狂熱地兜售“遺傳天才”的反動理論。蘇修教育科學院一位通訊院士按照資產階級的人種分類學，煞費苦心地把蘇聯中學生劃分為六個類型，歸結為兩種。那些資產階級的子女屬于“理論家”、“社會活動家”和“組織家”類型，是預先決定的具有真正天才的人；而那些農村的學生，則屬于“懶墮”型，他們充其量不過是有用的勞動者和“良好”的公民。在蘇修叛徒集團看來，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女是“庸才”，應當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活該當奴隸；而唯有一小撮資產階級子女是“天才”，應當受到特殊的教育，成為當然的統治者。
蘇修叛徒集團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他們為了使資產階級的子女受到特殊的“培養”，專門開設軍事、數學、物理、化學、外語、藝術等科目的“天才學校”。從這里畢業的“天才學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能升入研究班，成為高級“專家”。他們被看作是蘇聯學生中的“精華”，是“蘇聯未來的領導人”，過著“如同沙皇時代貴族一般的生活”。
十分清楚，蘇修叛徒集團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資產階級貨色。蘇修叛徒集團正是利用“天才教育”對工農及其子女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
學校為誰開門，這是關系到教育為哪個階級服務的重大問題。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時代，蘇聯曾經實行工農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優先權，為他們進入學校創造了有利條件。列寧指出，在受教育方面“不容許有產階級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實際上的特權”，學校首先應當“無條件地招收”工農子弟。蘇修叛徒集團篡權以來，完全背道而馳。他們取消了工農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優先權，而冠冕堂皇地說什么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在階級社會里，各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同，在教育上和一切社會生活方面根本不可能“平等”。在今天的蘇聯，資本主義已經完全復辟，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機器，控制了各級領導權，占有整個社會財富。而廣大工農群眾則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在政治上失去了管理國家的權利，處于被壓迫、受剝削的地位，他們的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怎么能同特權階級的子女“一律平等”呢？事實上，蘇聯廣大工農及其子女在學校里處處受到排斥和打擊。連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認，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過小學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廣大工農子女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學。與此同時，在“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大棒揮舞下，大批的工農子女被扣上了“智力落后”、“知識水平低”的罪名并被趕出學校大門。
廣大工農子女既然連初等教育都受不滿，當然更被排斥于高等學校之外。正如一家日本雜志所揭露的那樣，“蘇聯的大學考試對各階層的子女賦予客觀的‘教育平等’的權利”，但是，“知識分子的子女幾乎全都考上大學，而農民的子女幾乎全都考不上”，因為“在入學考試之前家庭環境給蘇聯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異”。蘇修在關于新西伯利亞青年的一份調查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不同社會集團出身的青年在升學問題上也是不平等的。在出身于農莊和農場工人家庭的中學畢業生當中，升入大學的僅占百分之十八，而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當權者）的子女中卻占百分之八十二。有些勞動人民家庭的子女即使僥幸進入大學，也會被用種種借口“淘汰”出去，不少人因考試不及格而被迫中途退學。在烏拉爾地區，工農子弟的退學率竟達百分之四十五點七。事實就是這樣無情地揭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自由、平等的虛偽性。
在今日的蘇聯，由于蘇修叛徒集團在教育領域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級通過“合法”和非法的途徑壟斷著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特權階級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政治地位、權勢和金錢，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入高等學校。他們不僅可以進入各種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預備班”、雇請“家庭教師”，取得入學考試的好分數，而且還可以通過各種“左道旁門”進入大學。在今天蘇聯大學的入學考試中，依靠權勢、行賄、收買、舞弊等等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病風行全國。特權階級利用職權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塞進大學是極其普遍的事情。第比利斯市一家工廠的廠長花了一萬三千盧布的巨款，也就是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十年工資的數目，買通一家醫學院的黨委書記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兒送進“高等學府”。官僚、特權階級的子女，有些即使是刑事犯罪分子，也可以依仗父母的高級社會地位，不僅逍遙法外，而且還能鉆進高等學校。蘇聯《共青團真理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透露，蘇修一名機器制造部部務委員兼局長曾利用職權，使其因犯強奸罪而被判刑的兒子得到“赦免”，并為他安排了工作，入了團，而且送進高等學校。至于那些雇工代考的“商號”、假造文憑的“工廠”、辦假大學的“企業”，只要得到巨額盧布，就會給有錢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們鉆進大學或買到“文憑”。
在蘇聯學校中，實行著嚴格的等級制度，各類學校的教學以及學生畢業后的分配也有著嚴格的界限。廣大工農子女很難進入大學，也只能在小學、中學或職業學校畢業后，從事所謂“低賤”的體力勞動。而特權階級的子女，則可以沿著高等學校的階梯向上爬，畢業后成為“專家”、“學者”，從事“高貴”的“領導”職務，世襲其父母的特權地位。這反映了蘇聯教育鮮明的階級性。這種教育上的等級制度是由蘇聯社會的階級對立決定的，是為鞏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服務的。一個日本作家在分析了蘇聯教育方面的情況后指出，“知識分子的子女大半仍然是知識分子，農民的子女大半仍然是農民，這種社會現象如果一代、兩代、三代這樣重復下去，豈不就會超越階層而形成一種階級嗎？”
歷來一切剝削者無不把“學而優則仕”奉為辦學宗旨。蘇修叛徒集團同樣在教育界販賣“讀書做官”的貨色。高等學校成為資產階級子女升官發財的階梯。蘇修頭目公開宣稱：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高等學校學生是未來的生產指揮者和組織者。
事實表明，蘇修叛徒集團就是利用學校來培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反動思想，來鞏固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專制。
為了鞏固、擴大和強化資產階級法權，蘇修叛徒集團把商品交換原則推廣到教育界。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就公開販賣知識資本化的黑貨，說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寶貴的資本”，青年們上大學，就是為了得到更多的“資本”。蘇修的御用學者們也拚命鼓吹“求知識就是為了贏利”，要蘇聯青年“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學習、掌握知識，完善專業經驗”方面，學成“能夠生產高額利錢的貯錢匣”。在今天的蘇聯，把知識當成私有財產，把掌握知識做為資本積累，爬到特權階級的一種手段。正如列寧所指出的：
“這些人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
蘇修叛徒集團上臺以來，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在文化教育界，他們不僅瘋狂地摧殘了列寧、斯大林時期的無產階級思想和文化，而且讓糜爛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到處泛濫。他們在學校里散布西方生活方式，向青年灌輸“知識私有”“享樂至上”等一整套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毒化他們的思想，腐蝕他們的靈魂。于是，一批批新的資產階級精神貴族從高等學校這個修正主義溫床上不斷地產生出來，構成蘇修統治集團的社會基礎。
蘇修教育制度的反動、腐朽和沒落，引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不滿。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人民一定會再一次舉起十月革命的旗幟，推翻蘇修叛徒集團的法西斯專政，摧毀資產階級教育制度，重新做文化的主人。
原文摘自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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