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的斗爭。毛主席反對陳獨秀、王明等機會主義的斗爭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
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偉大革命時代的必然產物，是中國草命運動發展的需要。
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杜會的主要的矛盾。”中國人民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1840年到1919年，進行了70多年的英勇斗爭，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使帝國主義不能滅亡中國。但是，所有這一切革命斗爭，都沒有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革命經驗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領導中國的反帝反封革命取得勝利。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有無產階級的領導。
（原注：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594頁。）
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中國無產階級是伴隨著外國資本的侵入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人數雖然不多，但它是新生產力的代表者，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中國工人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國工人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便于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中國工人深受三重壓迫，在斗爭中比任何階級都堅決徹底。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奠定了階級基礎。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為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就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就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一一這就是結論。”
（原注：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1360頁。）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為在中國傳播馬列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卓越的斗爭。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同志誕生在湖南省湘潭韶山沖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就生活、勞動在勞動人民中間，對勞動人民無比熱愛。作青年時期，毛主席就確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崇高理想，從事革命活動，指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走真正革命的道路。
1918年4月，毛主席成立了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的“新民學會”。9月，毛主席到了北京，廣泛研究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進行社會調查，傳播革命真理。
在十月革命號召之下，在列寧號召之下，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又是一次偉大的文化革命。它的鋒芒直指孔孟之道，響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戰斗口號，點燃了反孔斗爭的火炬，把批孔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立下了偉大的功績。在五四運動中，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工人階級作為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五四運動，從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以后，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提到了革命的日程。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表明，建立一個馬列主義的黨，充滿著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許多國家紛紛建立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到1920年，已有20多個國家建立了共產黨。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適應國際資產階級的需要，竭力鼓吹“議會道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在我國，與這種思潮相呼應的，是一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改良派，他們誣蔑中國無產階級覺悟和組織程度低，不具備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他們主張把黨辦成所謂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團體，鼓吹“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進行政治斗爭。這時，還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反動思潮，否認一切國家、政黨，主張所謂的絕對自由，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同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進行了不調和的斗爭。斗爭焦點是要不要建立共產黨，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還是步第二國際的后塵，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改良黨。毛主席強調必須建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的、布爾什維克化的無產階級政黨，黨必須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毛主席闡明的這些光輝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確定了根本原則，捍衛了馬列主義的純潔性，代表了建黨的正確方向。
1919年毛主席創辦《湘江評論》。1920年秋，毛主席在湖南創辦了“文化書社”，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同年10月，毛主席又在湖南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樣，毛主席為黨的建立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同時，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也先后建立，建黨的條件終于成熟。
1921年7月1日，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的幫助下，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偉大領袖毛主席出席了大會，堅持馬列主義建黨原則，既反對右的合法主義錯誤，又反對“左”的關門主義錯誤。
大會決定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立中國共產黨。大會制定了黨章，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莊嚴宣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締造者。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原注：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1403頁。
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選集》，第1249頁。）
二、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運動相結合，產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經驗的概括，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求解放的理論，“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能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旗幟”。不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如果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
（原注：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列寧全集》第4卷，第157頁。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1403頁。
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選集》，第1249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萬能，就因為它正確。但是馬列主義的創始人也多次指明，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列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和解決革命的實際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反對修正主義，避免教條主義和克服經驗主義，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
毛主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歷史、現狀、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特點，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道路和前途，規定了中國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粉碎了“左”右傾機會主義，使中國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毛主席指出：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兩個性質不同而又互相聯系的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
（原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499~500頁。）
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中國武裝奪取政權不能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首先占領城市，然后進攻農村，而只能走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毛主席又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列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原注：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1208頁。）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毛主席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還必須繼續革命。毛主席還完整地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還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而，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對馬克思列寧出義作出了偉大的新貢獻，給我們開辟了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勝利航道。
（原注：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月)。轉摘自1967年第十期《紅旗》雜志。）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密切結合同國內外反動派的斗爭，結合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世界觀，從政治上、思想上反復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尊孔派。這種批判，從機會主義路線同孔孟之道的聯系上，深刻揭露了它們共同的反動本質。這種批判，成為我們黨內歷次兩條路線斗爭的重要內容。毛主席在斗爭中所寫的關于批孔的光輝論述，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進行斗爭的重要的歷史經驗總結，也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同資產階級世界觀進行斗爭的重要的歷史經驗總結，是我們結合批林深入批孔的思想武器。
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還不是最后勝利，“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毛主席諄淳教導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持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一起，為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斗。
馬克思主義是在斗爭中產生和發展的。毛主席在領導中國人民同國內外反動派、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同孔孟之道等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譯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統一而嚴密的無產階級思想體系，是完整的科學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的斗爭經驗證明：堅持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革命就前進，就勝利；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革命就受挫折，就失敗。我們必須牢記這一真理。
第二節 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的斗爭。《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
一、托洛茨基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斯大林保衛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斗爭。《論列寧主義基礎》的發表
偉大導師列寧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機會主義進行勝利斗爭的時候，曾經指出：老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被擊敗后，一定還會出現新的修正主義、機會主義。
歷史完全證明了列寧這個科學論斷。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在列寧重病期間和逝世以后，混入聯共（布）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先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接著是布哈林和李可夫之流，適應帝國主義和國內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需要，向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克黨發動了猖狂的進攻，妄圖用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人和國際共產黨人同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場斗爭，是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占統治地位以來，繼列寧同第二國際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的大論戰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論戰。
這場大論戰，是關系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搞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的大問題，是關系到蘇聯能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問題，是關系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
1923年秋，正當列寧臥病和蘇維埃國家遭遇困難的關頭，托洛茨基猖獗地活動起來。他不擇手段，糾集了包括布哈林分子在內的一切反列寧主義的集團和分子，拋出了一個政綱一46名反對派分子的聲明。接著，托洛茨基發表了公開信，虛偽的贊揚列寧，但又對以列寧為偉大領袖的布爾什維克黨發起了進攻，以便達到他們反對列寧、反對列寧主義的罪惡目的。他們叫嚷蘇維埃政權必遭滅亡，誣蔑黨“官僚”化和“蛻化”了，主張把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根據列寧提議而加以禁止了的派別組織恢復起來，詭稱這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他們還百般籠絡青年黨員和青年學生，煽動他們起來及黨。陰謀纂奪列寧和黨中央的領導權，改變黨的路線和政策。
斯大林領導布爾什維克黨迎頭痛擊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的進攻。1923年12月15日，斯大林發表了《關于爭論，關于拉法伊爾，關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文和薩普龍諾夫的論文以及關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深刻批判了反對派的反動綱領和托洛茨基的信。斯大林說：“黨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恢復”反列寧主義的派別組織的，“因為恢復過去的派別斗爭制度必然會破壞黨的統一”。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聽取了斯大林同志的報告，斯大林在報告中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謂老布爾什維克在“蛻化”的謠言，指出他的目的是為了“整刷列寧式的干部”，篡奪黨的領導權。斯大林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為派別的自由活動辯護的謬論，指出：“這是一種使派別組織，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別組織合法化的企圖”。斯大林還揭露了他們偽善歌頌列寧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指出：“反對派歌頌列寧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這已經成了他們的老一套。恐怕這種贊揚不是真誠的，這里也含有戰略上的詭計：他們想以叫嚷列寧同志的天才來掩護他們離開列寧的行為”。會議通過了決議，指出反對派的政綱是反列寧主義的。
（原注：斯大斯《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0、32頁。）
1924年1月21日，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的締造者和領導者列寧逝世了。在沉痛哀悼列寧的日子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和全體勞動人民宣誓，永遠遵守和執行列寧的偉大遺訓。
叛徒托洛茨基趁列寧病逝之機，變本加厲地攻擊列寧，詆毀列寧主義。他迫不及待地寫了《論列寧》、《十月的教訓》等文章，大要反革命兩面派，表面上裝作贊揚列寧的樣子，實際上用肆意偽造歷史、歪曲列寧形象的惡劣手段，攻擊布爾什維克黨，誣蔑偉大領袖列寧。同時，自我吹噓，把功勞歸于自已，妄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陰謀篡奪黨政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又挑起新的論戰。正如斯大林所說：“托洛茨基主義現在用它的反列寧主義的發動來強迫我們進行這種論戰。”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頁。）
為保衛偉大領袖列寧，捍衛列寧主義，斯大林挺身而出，與托洛茨基主義作了堅決斗爭。他于1924年1月作了《論列寧》的演說，11月又作了《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演說，一一一揭穿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的吹噓和捏造。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說，托洛茨基在1917年2、3月間就獨自提出了列寧《四月提綱》中所制定的路線、斯大林批駁說，胡謅托洛茨基比列寧高明是極其荒唐的。事實是，1917年4月，列寧剛從外國回到彼得堡，就認為必須同托洛茨基劃清界線，并曾幾度聲明，托洛茨基主義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
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還散布謠言，說十月革命時期，列寧處于地下狀況，不是起義的領導者，十月起義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領導者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痛斥了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中心人物”這種謠言，指出：“十月起義是有鼓舞者和領導者的。但這是列寧，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現在企圖以地下狀態為辭來抹殺黨的領袖弗·伊·列寧是起義的鼓舞者這個無可置疑的事實，是愚蠢可笑的。”
托洛茨基還惡毒攻擊列寧是一個在幽靜的辦公室里憑靈感決定重要問題的人，是一個布朗基主義者。斯大林根據列寧偉大的一生，徹底駁斥了托洛茨基對列寧的誣蔑，寫道：“黨知道列寧是一個模范黨員，他不喜歡不通過領導集團而單獨地、不經過仔細研究和檢查而突然地決定問題。”“黨知道列寧是一個無情的革命者。但是黨也知道列寧是謹慎的，他不喜歡輕舉妄動的人，他經常堅決地制止迷戀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內。”“黨知道列寧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深湛的理論家和最有經驗的革命家，是一個絲毫沒有布朗基主義陰影的人。”列寧“是一個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一只山鷹，他在斗爭中不知恐懼為何物，大膽地引導我們黨沿著前人未曾走過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道路前進。”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307、308、301頁。）
托洛茨基之所以誣蔑列寧，自我吹噓，是“別有‘用心’的”，是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頂替列寧主義。”
（原注：斯大林《論列寧》。《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列寧主義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在反對列寧主義、“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時候，不得不“打著列寧主義的旗幟”，他“寧愿在列寧主義這個共同的旗幟下行事，在解釋和改進列寧主義的口號下活動。”事實正是如此，托洛茨基偽裝承認列寧主義，借解釋列寧主義為名，肆意歪曲列寧主義。他散布謊言說，列寧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十月革命時期才產生的，如果說在這以前有什么列寧主義的話，那是“不正確”、“不中用的”、“不能接受的”“舊”列寧主義。季諾維也夫也附和這一謬論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定義，也把列寧主義說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才產生的，說成是農民占多數的俄國的特殊情況的產物，從而否定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309頁。）
托洛茨基之流打著“紅旗”反紅旗，帶有極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斯大林指出：“不擊破托洛茨基主義，便不能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達到勝利，便不能把現今的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斯大林號召：“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
（原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354一355頁。）
同時，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思潮，雖然已被列寧粉碎，但是它的陰魂未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在許多年輕的共產黨隊伍中，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必須繼續清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機會主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各國共產黨，以便把各國的革命斗爭推向前進。
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義，為了繼續清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捍衛列寧主義，1924年4月，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作了題為《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著名講演，這篇講演于同年四月到五月間在《真理報》上發表。1926年初，斯大林又寫了《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一著作是《論列寧主義基礎》的繼續和發展。
斯大林的偉大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次為列寧主義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斯大林指出：“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斗、非常革命的性質”，“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列寧主義是在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斗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
（原注：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一64、64頁。）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書中進一步闡明了列寧主義定義，他說：“這個定義是否正確呢？”“我以為是正確的。其所以正確，第一在于它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確定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正和某些批評列寧的人相反，他們錯誤地認為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后產生的。其所以正確，第二在于它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的國際性質，這正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他們認為列寧主義只適用于俄國一國的環境。其所以正確，第三在于它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和馬克思學說的有機聯系，確定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正和某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相反，他們認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發展，而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恢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況中的應用。”斯大林還嚴厲痛斥了季諾維也夫的胡言，他說：季諾維也夫的幾個字就是把俄國的落后性，把它的農民性放到列寧主義的定義中去，就是為鮑威爾、考茨基之流效勞，因為鮑威爾和考茨基都否認列寧主義能適用于其他資本主義較為發達的國家。斯大林強調：“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的國家學說，對于世界各國一其中也包括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毫無例外地都是適用而且是必要的學說。”
（原注：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一14、18頁。）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并造成了直接沖擊資本主義的良好的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為什么俄國成為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斯大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
（原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93一294頁。）
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還闡述了列寧主義理論的各個基本點。
斯大林在精辟論述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時說，由于帝國主義是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大多數居民進行財政奴役和殖民壓迫的世界體系。因此首先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作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為一條世界革命戰線，來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無產階級革命能夠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地方”取得勝利。要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必須依靠革命的暴力，“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的先決條件的規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革命運動的必然規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是這個革命的機關，是這個革命的最重要的據點，它的使命是：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正因為這樣，“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時期”，“而應該把它看做充滿國內戰爭和國外沖突、頑強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卻、勝利和失敗的整整一個歷史時代。”
原注：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4、86、104、96、99頁。）
斯大林還指出，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新的黨，戰斗的黨，革命的黨。”“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的黨。”“沒有這樣的黨，就休想推翻帝國主義，就休想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原注：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頁。）
此外，斯大林還對列寧主義的方法問題、農民問題、民族問題、戰略和策略、工作作風，作了精辟的解說和論證。
斯大林在闡述列寧主義各個基本點的同時，也總結了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總寶庫的許多新貢獻，新發展。
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系統地闡明了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有力的捍衛了列寧主義，對于從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及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時，它從理論上和思想上武裝了布爾什維克黨，教育了世界共產黨人，團結了人民，使他們沿著馬列主義指引的方向英勇戰斗。至今，這一名著仍然是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反對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銳利武器之一。
二、斯大林捍衛列寧一國勝利學說，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批判
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明確提出的。馬克思、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徹底的革命家，主張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應半途而廢。在帝國主義時代，第二國際的叛徒們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宣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芇命之間隔著一道萬里長城，否認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妄圖以此取消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在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領導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在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在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一國或數國獲得勝利的問題上，在發展世界革命的問題上，列寧一貫堅持不斷革命論。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革命不停頓地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深入，世界革命的發展都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無比正確。
托洛茨基為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反對一國勝利的學說，忠實地繼承了第二國際叛徒們的衣缽，從1905年起，他先后寫了《我們的革命》(1906年)、《為政權而斗爭》（1915年)、《和平綱領》(1917年)、《1905年序言》（1922年)等書，多次剽竊馬列主義不斷革命論的詞句，拋出他反革命的主要理論，即所謂的“不斷革命”論。
列寧和托洛茨基由此產生的尖銳斗爭，直到列寧逝世，始終沒有間斷。
每次斗爭，總是以列寧的勝利和托洛茨基的失敗而告終。可是托洛茨基一直死抱他的“不斷革命”論。列寧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1926年1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1926年12月)上和其他一些文章中，繼續瘋狂地鼓吹他的“不斷革命”論，從各方面來攻擊馬列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攻擊列寧一國勝利的學說。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地地道道的反對革命、取消革命的反動謬論。
為了捍衛馬列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捍衛列寧一國勝利的理論，埋葬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斯大林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對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一時期，斯大林除發表《論列寧主義基礎》、《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以外，還發表了《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1924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1925年)、《問題和答復》（1925年)、《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1926年)、《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1926年)等一系列報告和著作。
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他的“不斷革命”論是由“互相聯系的三個思想”構成的，這就是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和國際革命的“不斷性”。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就是否定農民的革命性，否定無產階級必須而且可能領導農民進行民主革命，并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鼓吹一次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托洛茨基所謂的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從1905年起，托洛茨基就認為農民落后、愚昧無知，無產階級不能與農民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造成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建立所謂不要農民、“不要沙皇”的“工人政府”，否則，“便不能解決自己最迫切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是用超越革命階段的謬論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發展階段論。
斯大林針對托洛茨基這一反動思想，尖銳地指出：“誰想奪取政權，誰準備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關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就是‘跳過”農民運動，‘以奪取政權為兒戲’。它的危險在哪里呢？它的危險在于：如果企圖實行這種革命，那末結果必然是破產，因為它會使俄國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即力量單薄的農民離開俄國無產階級。”托洛茨基把農民看作落后的一幫，否認農民的革命性，跳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主張直接建立“工人政府”就是斷送革命，就是“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原注：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9、110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又把他的“不斷革命”論披上了新的外衣，鼓吹所謂“世界革命”論。在十月革命前他把“世界革命”看成是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要前提”，鼓吹俄國和西歐無產階級只能“同時勝利”，反對列寧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宣告了他的謬論的破產。但他仍堅持其反動立場，繼續鼓吹所謂“世界革命”的謬論。他宣揚，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在國內會“同廣大農民發生敵對的沖突”。這些沖突“只有在國際范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臺上，才能求得解決”，如果世界革命推遲到來，“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必然會朝著它本身崩潰的方向發展”。因此他斷言，“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就不可能在一個民族國家范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誣蔑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為“庸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烏托邦”。托洛茨基的這種反對無產階級在一國范圍內可以取得政權，可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謬論，就是他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和國際革命的“不斷性”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頁。）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的這種謬論，指出，托洛茨基的“那個社會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理論，…是排斥列寧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要使社會主義勝利，必須在幾個國家內，至少在幾個最發達的文明國家內同時爆發革命。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當時正處于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世界還沒有被各個財政集團瓜分完畢，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還不象后來那樣突出，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沒有發展到使資本主義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并使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那種程度。世界歷史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特征，指明世界已被帝國主義集團瓜分完畢，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加劇了，矛盾加深了，這就必然引起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和戰爭，使帝國主義相互削弱，造成在帝國主義戰線中最薄弱環節的個別國家可能首先被革命突破，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首先勝利。列寧的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或幾國首先取得勝利的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新發展。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證實了列寧的英明論斷。托洛茨基之流反對列寧的這一理論，是企圖“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來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勾當”，取消和反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原注：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頁。）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同廣大農民發生敵對的沖突”的謬論。指出這一謬論是“變相的孟什維主義”，是同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本對立的，他寫道：“列寧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卻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會和‘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沖突’。”“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被剝削的勞動群眾。而托洛茨基卻說‘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后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有矛盾’。”“列寧認為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卻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臺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原注：斯大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頁。）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就不可能在一個國家范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謬論。他指出：根據列寧的觀點，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依靠強大的工農聯盟，就能夠戰勝資產階級，進行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這-一反動謬論時寫道：“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依賴‘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歐洲無產階級在最近幾年內不能奪取政權，那怎么辦呢？能不能無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勝利而讓我國革命開空車呢？能不能指望我國資產階級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勝利而放棄其反對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活動和斗爭呢？從托洛茨基這個公式中產生出來的前途，豈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勝利的時候，我們黨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陣地讓給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然后放棄政權嗎？”
“這里有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一條是黨和列寧主義的路線，另一條是反對派和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并指出：“按照這個計劃看來，我國革命只有一個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種矛盾中茍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爛。”
（原注：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頁。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一319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不等于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托洛茨基還荒謬地把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與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一談，宣稱只有“世界革命”的勝利，才能挽救蘇聯。
斯大林在批判這種謬論時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兩種矛盾，一種是國內矛盾，一種是同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本國內部的矛盾，建設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處于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帝國主義總是干方百計妄圖扼殺社會主義，實現資本主義復辟，這一矛盾依靠一國的無產階級是不能解決的。
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取得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還論述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的一致性。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了在本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爭取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革命斗爭的支援，同時，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必將促進世界革命。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一種用“左”的和“革命”的詞句偽裝起來的取消主義和投降主義，“事實上的投降主義是內容，‘左的”詞句和‘革命冒險主義的姿態是掩蔽和吹噓投降主義內容的形式，——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這種反革命論，既對抗馬列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也反對馬列主義的革命發展階段論，以圖破壞革命，取消革命，葬送革命。斯大林把這種論調歸結為“‘不斷”絕望的思想”，“前途‘不斷’黯淡的思想”，“不相信我國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領，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有力量和有本領，一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根源。”
（原注：斯大林《聯共（布）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頁。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7、328頁。）
斯大林不僅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徹底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捍衛了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學說，而且給全世界共產黨人以思想武裝，對肅清各國托派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都起了重大作用。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長期斗爭實踐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更加深刻而明確地闡明了不斷革命和革命發展階段的辯證關系。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蘋命“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特別是毛主席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和我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照亮了我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光輝航程。這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革命論，對社會主義在一國或幾國勝利理論及實踐的新貢獻。
(原注：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614頁。)
在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不斷勝利；XXX、彭XX、高崗和他們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勢力不斷瓦解，不斷失敗。在這種大好革命形勢下，XX跳了出來，歇斯底里地攻擊毛主席關于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是什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這不但暴露了他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叛徒咀臉，而且反映了他迫不及待地犒“克己復禮”，夢想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狼子野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陰謀，批林批孔運動進一步清算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但是階級斗爭并沒有終結，覺內兩條路線斗爭仍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現XX，還會出現王明、XXX、彭XX、高崗這一類人物。不管他們怎樣狂吠，都無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歷史的車輪將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引的繼續革命的道路勝利前進。
三、斯大林堅持列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反對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斗爭
在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國勝利的問題上，由于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和托洛茨基作了堅決斗爭，托洛茨基主義受到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這一偉大勝利，增強了蘇聯共產黨人和億萬蘇聯人民的必勝信心，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從思想上掃清了道路。
到1925年，蘇聯農業已經大體恢復，但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就必須在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把蘇聯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工作所借以擴展的基本環節。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斯大林說：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我們應該竭盡全力使我國成為經濟上獨立自主而依靠國內市場的國家，成為能把其他一切逐漸脫離資本主義而進入社會主義經濟軌道的國家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的基地。這條路線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展我國工業，但是這種擴展要估計到并且要適應我國擁有的資源。這條路線堅決摒棄把我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附屬品的政策。這就是我們的建設路線，就是黨現在遵循的并且今后還要遵循的路線。”“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一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
（原注：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294頁。）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同否認蘇聯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反對派”作斗爭中進行的。在大會前夕，老機會主義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就拚湊了“新反對派”，策謀向黨開火。
在大會上，他們大放厥詞，說什么蘇聯太落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搞不成工業化，蘇聯只有輸出農產品，換取外國的機器，才能發展工業。斯大林在批判“新反對派”的這條投降主義路線時指出：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我國還應該在長期內保留為一個農業國，應該輸出農產品而輸入設備，…這條路線將使我國永遠或者差不多永遠不能實現真正的工業化，將使我國客觀上必然由依靠國內市場的獨立的經濟單位變成資本主義總體系的附屬品。”代表大會挫敗了“新反對派”的進攻，否決了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通過了國家工業化的方針。
（原注：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6一247頁。）
代表大會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勾結一起，繼續攻擊黨的總路線。他們重彈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勝利的老調，拋出了所謂“世界分工”論。托洛次基之流認為蘇聯經濟落后，還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蘇聯既然是個農業國，就要出口糧食和原料，換進外國的機器，就要參加“世界分工”，把蘇聯經濟“和世界經濟結合起來”，“始終處于世界經濟的控制之下。”根據這種所謂“理論”，他惡毒攻擊黨的獨立自主的建設方針，給這個方針扣上“民族狹隘性”之類的帽子。
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一伙的投降主義面目，指出，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論，就是把蘇聯經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品，就是使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斗爭不能獲勝，這正是資本主義豺狼的夢想。斯大林還論述說，獨立自主地建設社會主義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都需要輸出和輸入，互通有無。但這和托洛茨基的反動謬論是兩種事情。蘇聯和外國的貿易往來，并不意味著蘇聯因而喪失己的獨立性，成為國際資本經濟的小螺絲釘。
托洛茨基之流為了反對蘇聯獨立白主建設禮會主義的方針，公然否定社會正義制度的優越性，胡說什么需要五十年至一百年才能證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斯大林在駁斥這種謬論時指出：“領導我國生產的不是寄生蟲，而是生產者本人，這個事實難道不是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一切機會足以一日千里地發展經濟，并在較短期間內證明自己優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極重要的因素嗎？”“社會主義經濟是最統一最集中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按計劃進行的，這個事實難道不是說明社會主義經濟會有一切有利條件足以在較短期間內證明自己優于被內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機所腐蝕的資本主義經濟度嗎？”“既然如此，在這里還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驚的市儈一樣，患了迷信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萬能的病癥，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原注：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頁。）
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需要巨額資金，資金從何而來？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方針。
一貫耍兩面派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投降主義路線被徹底批判之后，就變換手法，裝出激進的樣子，拋出“超工業化”的黑貨，宣稱什么工業發展速度太慢了，要求提高工業品價格和對農民施行最大限度的壓榨，以取得“超工業化”的資金，加快工業化速度。季諾維也夫分子則主張對外借債。
斯大林駁斥了“超工業化”的謬論，指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不能靠對內壓榨農民，因為是高業品價格和對農民壓榨，就會使農民破產，使農業崩潰，分裂工農聯盟，破壞工業化基礎。所以“超工業化”計劃乃是一個破壞工業基礎和分裂工農聯盟的陰謀可見，托洛茨基一伙“口頭上是工業化主義者，事實上卻是工業化的敵人的幫兇。”斯大林強調，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使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必須依靠工農聯盟，如果“破壞或削弱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我們的一切任務就會懸在空中。”
斯大林還認為，蘇維埃國家就其本質來說，不能靠借外債發展社會主義工業，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必須走自己積累資金的道路，“靠本國節約來發展工業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積累的道路。”
（原注：斯大林《關于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頁。）
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總路線的指引下，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不斷向前發展，1926年，蘇聯工業的產量終于超過了戰前水平。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蘇聯經濟的發展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生存的威脅，于是，它們加緊進行反蘇活動。1926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結成反黨聯盟，與國際反蘇勢力相配合，對蘇聯加緊進行破壞，形成了一種從張伯倫起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托季聯盟還組織了秘密的黨，建立了秘密的印刷所。
（原注：斯大林《關于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8、115頁。）
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這個反黨聯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第五次黨代表會議(1926年10一11月)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1926年11一12月)上，斯大林分別作報告對托季聯盟進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斯大林揭露了反黨聯盟的性質和目的，指出“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黨派別聯盟”，是“一個反對我黨基本路線的聯盟”，其目的是用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路線來代替列寧的理論和路線，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斯大林揭露了反黨聯盟的種種陰謀詭計，指出：“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對列寧的理論，但公開反對列寧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于是他決定裝出和斯大林的‘理論’作斗爭的樣子來進行這一斗爭”。同時，反黨聯盟為了欺騙黨，往往“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詞句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他們是右的反對派，雖然他們披著‘左的’外衣。”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和共產國際分別作出了譴責托季聯盟的決議，責成他們停止一切反黨活動。
（原注：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6、14、104、14、61頁。）
1927年，托季聯盟炮制了一個反革命綱領，即“83人政綱”，這個政綱口頭上表示擁護黨，擁護工業化，但又違反黨的決議，破壞黨的統一，主張把一批工廠租讓給外國資本，叫嚷把農村的希望寄托于富農經濟。所以斯大林稱這個政綱“是破壞我們黨的政綱，是解除工人階級武裝的政綱，是發動反蘇維埃力量的政綱，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綱。”
（原注：斯大林《黨和反對派》。《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24頁。）
托季聯盟的參加者把這個政綱散發到黨員中去，要求舉行全黨爭論。全黨爭論的結果，投票贊成中央馬列主義路線的有724000名黨員，占黨員總數的99%以上，尾隨托季聯盟的只是寥寥無幾。托季聯盟慘遭失敗后，就決定孤注一擲。
1927年11月7日，他們一小撮人組織了反黨反蘇維埃政權的游行，這表明他們已完全滾入敵人的營壘。11月14日，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不久，又將托季聯盟的其他主要成員一并開除出黨。托季聯盟被粉碎了。
可是，被開除黨籍的反列寧主義分子，一方面搞假檢討，發表悔過聲明，另一方面與外國特務機關秘密勾結，從事反蘇間諜活動，成了人民的公敵。
四、斯大林堅持列寧主義農業集體化道路，反對布哈林右傾投降主義集團的斗爭
正當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迅速發展的時候，農業則與工業很不適應，特別是谷物生產仍處于非常落后的狀況，糧食缺乏。原因在于農業的基礎是分散而落后的小農經濟；富農在農村經濟中還有相當大的力量，他們趁機破壞，制造危機。能否改變這種狀況，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生死存亡的問題。
出路何在？斯大林根據列寧的指示，在1927年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指出：“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強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說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農戶聯合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體的耕種制為基礎、利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采用集約耕作的科學方法的大農莊。”代表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定了擴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決定繼續對富農展開進攻，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社會主義占領農村陣地。
（原注：斯大林《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頁。）
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引起了城鄉資產階級的瘋狂反抗。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也反映到黨里來，出現了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站為首的“右傾投降主義集團”。
早在1925年，布哈林就提出過支持富農經濟的“發財吧”的口號。1928年開始，布哈林一伙渠中攻擊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路線，妄圖使黨的政策適合資產階級的口味，用“反對派的路線（它只能是右傾的路線）代替黨的路線。”布哈林主義成了聯共（布）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因此，斯大林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粉碎托季聯盟后，立即投入反對布哈林集團的斗爭。斯大林指出“右傾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號召全黨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他強調說：“拒絕和右傾作斗爭就是背叛工人階級，背叛革命”。
（原注：斯大林《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4頁。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7頁。
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改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頁。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4頁。）
斗爭環繞著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要不要向富農進攻？二是要不要改造小農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
第一，要不要向富農逃攻？俄國的富農，是人數最多的一個剝削階級，占總農戶的15%。十月革命前，這個階級是地主資產階級在農村中的重要支柱，極端仇視無產階級革命。十月的命后，這個階級瘋狂反對蘇維埃政權，囤貨居奇，投機倒把，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糧食危機。富農的破壞成了國內的主要危險，正如列寧所說：“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死敵。”列寧曾要求黨和人民“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斗爭”。
（原注：列寧《工人同志們！大家都來進行最后一次決戰！》。《列寧全集》第28卷，第38頁。）
可是，布哈林之流羯力給富農涂脂抹粉，保護富農。他們胡說什么：富農“不過是窮人罷了”，所以工農聯盟就是工人階級和包括富農在內的企體農民的聯盟：對富農進攻“加劇了經濟狀況的惡化”和“退化”，解決糧食問題的出路在于不妨礙富農經濟的發展，取消國家對市場的領導，搞“貿易自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不必經過階級斗爭，階級敵人就會自動退出一切陣地，富農和資本家就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斯大林對他們的謬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斯大林在痛斥布哈林與富農“聯盟”的謬論時指出，它的實質是一種“階級合作”論。他說，貧農是工人階級的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在工人階級政權已經鞏固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誰認為在我們的情況下同農民聯盟就是同富農聯盟，誰就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誰想在農村中實行一種既使富農喜歡也使窮人喜歡的政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傻瓜”。
（原注：斯大林《關于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頁。）
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的不妨礙富農經濟發展的謬論時指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不斷增長著，而富農經濟必然衰落和退化。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決不能依靠富農經濟，決不能走建立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道路。而糧食問題的解決也是如此，富農手中的余糧是他們剝削貧農、發財致富的手段，是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富農分子的手段，因此，富農決不會自愿交出糧食。國家規定收購價格，調節糧食市場，就是限制富農的政策。斯大林進一步指出：“不妨礙富農經濟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給富農自由。而給富農自由又是什么意思
呢？這就是給他們政權。”而“貿易自由”就是取消國家對市場的領導，使市場完全資本主義“自由化”，“這真是反動派才玩得出的把戲。”
（原注：斯大林《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頁。
斯大林《在糧食戰線上》。《斯大林全集》第
11卷，第76頁。）
斯大林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徹底批判了布哈林的“階級斗爭熄滅論”。他指出：“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城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現在，按照布哈林的資本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切都要顛倒過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正在消失，剝削者正在長入社會主義。”“布哈林認為，為了達到消滅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應當熄滅，應當取消。恰拾相反，列寧教導說，只有通過頑強的階級斗爭才能消滅階級，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要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更加殘酷。”可見，布哈林的謬論與列寧的理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布哈林鼓聯這種理論的害處在于“麻痹工人階級，破壞我國革命力量的動員準備，渙散工人階級，便利資本主義分子向蘇維埃政權進攻。”
(原注：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30、30、36頁。)
列寧指出：“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之點不承認有階級斗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并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斗爭。”布哈林是這樣，蘇修叛徒集團和XXX、XX一類騙子也是如此。他們否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就是為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改變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政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因此，“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斷批判“階級斗爭熄滅論”，乃是一項長期的戰斗任務。
（原注：列寧《國家與革命》。單行本，第32頁。）
第二，要不要改造小農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
改造小農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和向富農進攻，是蘇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兩個方面。
布哈林集團宣揚發展小農經濟，反對農業集體化。他們硬說：發展集體農莊會使國家沒有糧食；小農經濟“穩固”得很，大經濟優于小經濟的原理在農村不適用；發展集體農莊會使工農聯盟破裂。
斯大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蘇聯實際，尖銳地批判了布哈林之流的論調，論證了改造小農，實現農業集體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農業集體化是解決糧食、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根本道路，是使千百萬勞動農民擺脫貧困的根本道路，是鞏固工農聯盟的根本道路。不實現農業集體化，資本主義在農村的復辟就不可避免。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所謂發展集體農莊會使國家沒有糧食的謬論，指出，小農經濟是出產商品糧最少、自給自足程度最高的消費經濟，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只有農業集體化才是解決糧食、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根本道路。農業集體化，才能使農民免受破產，免受剝削，不斷采用新技術，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國家提供大量商品糧。
斯大林批判了布哈林所謂小農經濟“穩固”的謬論。他說：把小農束縛在小商品經濟上的東西是土地私有制，這種“穩固性”比任何不穩固性都要壞，布哈林集團贊美小農經濟，實質上就是“贊美和鞏固那個使千百萬小農群眾破產的資本主義制度。”農民在單干條件下是沒有力量的，當他們組織起來并聯合為集體農莊時，就會變成巨大的力量。因此，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大農業經濟比小農經濟優越得多。
（原注：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3頁。）
斯大林還嚴厲駁斥了布哈林集團關于農業集體化會使工農聯盟破裂的無恥瀾言。他說，布哈林分子既看不到農村的階級對立，也看不到中農的兩重性。農民作為勞動者，傾向社會主義，作為私有者，傾向資本主義。只有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改造個體農民，使他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才能鞏固工農聯盟。相反，不改造農民，讓他們自發是資本主義道路，恰恰不能鞏固工農聯盟。
在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中，XXX一類騙子撿起布哈林的破爛，拚命反對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大砍農業合作社，妄圖保存和發展農村個體經濟，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我國億萬貧下中農堅決粉碎了劉少奇一類騙子的陰謀，在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奮勇前進。
由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的批判和斗爭，布哈林集團日益孤立。于是，他們就更多地采用兩面派手法，進行一系列非法的組織活動。1928年7月至11月，布哈林等人曾兩次聲明他們同政治局其他委員沒有分歧，同時又暗中與加米涅夫密談，陰謀與托洛茨基分子組成反黨聯盟，企圖更換中央政治局，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改變黨的路線。1929年，布哈林等人向中央發動了更猖狂的進攻，誣蔑聯共（布）中央“沒有民主”，大肆誹謗黨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是“惡意的攻擊”，并用辟職來要挾黨。斯大林在揭露布哈林等人卑劣的反黨伎倆時指出：“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線。有一條路線是黨的路線，是革命的、列寧的路線。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線，即布哈林集團的路線，這條路線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蔑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后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是機會主義的路線。”鑒于布哈林集團一再進行反黨陰謀活動，1929年11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議把布哈林開除出中央政治局，對李可夫及其他反黨參加者提出嚴重警告。右傾投降主義集團見勢不妙，暫時實行退卻，發表聲明，偽裝承認錯誤，背地里繼續進行反黨活動。因此，1930年6月舉行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投降集團被擊敗了。
（原注：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頁。）
聯共（布）對布哈林集團的斗爭，保證了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勝利發展。從1929年下半年起，農業集體化的浪潮席卷全國農村，整村、整區、甚至整州的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
1929年底，在農業集體化運動進入高潮的形勢下，聯共(布)中央決定由限制富農的政策轉而采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向富農發動了新進攻。社會主義在農村陣地取得了空前的勝利。與此同時，門業戰線也蒸蒸日上，迅速發展，所以斯大林把這一年稱作“大轉變的一年”。到1932年底，蘇聯60%以上的農戶加入了集休農莊；到1934年，有71%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社會主義在農村獲得了巨大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在農村：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集團的覆滅。現代托派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別動隊
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一樣，也是國際上的反動思潮，它們在共產國際中，和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內都產生過極壞的作用。因此，反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斗爭就不只是聯共（布）黨內的事情，而且是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戰斗任務。
20年代前期，德國共產黨內出現的馬斯洛夫一一路特·費舍集團，法國共產黨內出現的蘇瓦林集團，他們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在聯共黨內的反革命活動，在國內忠實推行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和政策，并得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的支持。
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德國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分別同馬斯洛夫一路特·費舍集團、蘇瓦林集團進行了斗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1924年，蘇瓦林被法共開除出黨。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也批判了馬斯洛夫一路特·費舍集團的機會主義路線，1925一1926年間，又將這一集團清洗出黨，選出了以臺爾曼為首的新的黨中央委員會。
在共產國際內部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托洛茨基主義展開了面對面的斗爭。1926年11月，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對托洛茨基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并決定撤銷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府的職務。
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決定，完全贊同聯共（布）把托派分子清除出黨，并宣布：“凡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贊同它的觀點，是同繼續留在共產國際隊伍內不相容的。”號召各國共產黨展開斗爭，清除托洛茨基集團。至此，托洛茨基派在共產國際里基本上被擊敗了。各國共產黨在反對托派的斗爭中經受了鍛煉，得到了發展。
托洛茨基和他在別國的同伴從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被清除后，繼續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破壞各國共產黨的活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堅決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面目。1930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擴大會議的一個決議里指出：“托洛茨基叛徒和右派叛徒在一切基本政策和策略問題上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同時無論其中任何一派都以社會民主黨直接代理人的身份為極力瓦解共產：黨而從事完全一樣的活動，這種活動竟發展到成立公開集團的地步（漢堡和中國)。”1931年，斯大林說：“事實上托洛茨基主義早已不再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了。事實上托洛茨基主義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原注：斯大林《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8頁。）
在共產國際內部，馬克思主義者茶本戰勝托洛茨基主義以后，就把主要斗爭鋒芒指向布哈林主義。1928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制定了《共產國際綱領》。《綱領》指出，帝國主義加深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必不可免地引起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奪取政權已成為無產階級的直接任務。共產國際的綱領是爭取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和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綱領》強調，無產階級不是通過議會多數和平地奪取政權，而是用暴力消滅資產階級政權，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在會上跳了出來，反對大會的路線，提出了所謂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趨于緩和的反馬克思主義謬論，進行派別分裂活動。布哈林的錯誤言行遭到了大會的批判。
1929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批判了布哈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指出：“布哈林及其一派”“是共產國際內一切右派分子的中心吸力”并決定撤銷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的工作，解除他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職務。同時把布哈林的支持者意大利的謝拉、瑞士的洪別爾一德羅一并開除出共產國際主席團。追隨布哈林反對共產國際“六大”的德國的布蘭德勒·塔爾蓋麥、美國的洛夫斯頓等右傾機會主義集團，也先后被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所粉碎。
在聯共和共產國際內部，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主義被戰勝后，斗爭并沒有結束。毛主席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一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也是按照這個邏輯，搗亂、失敗，直至滅亡。
（原注：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375頁）
1931一1933年，他們組織了“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暗殺團總部”、“托洛茨基平行總部”、“右派與托派同盟”等反革命陰謀集團。其總頭目是1929年被驅逐而亡命國外的人民公敵托洛茨基。
這伙反革命匪幫的罪惡陰謀是妄圖推翻以斯大林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推翻蘇維埃政權，復辟資產階級專政，把蘇聯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為了這一反革命目的，托洛茨基一伙與德、日法西斯秘密談判，相互勾結。德國法西斯答應幫助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在蘇聯篡奪政權。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則保證在蘇聯內部進行間諜活動，加強軍事破壞和暗殺勾當，以圖配合帝國主義實現對蘇聯的武裝侵略，并使蘇聯和紅軍失敗。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還向德、日法西斯保證：一旦他們上臺，就分裂和出賣蘇聯，把蘇聯的烏克蘭割給德國，把濱海省和黑龍江沿岸割給日本，出賣國家資源，使蘇聯成為德、日帝國主義的附屬國；同時取消國營農場，解散集體農莊，放棄社會主義工業化，恢復資本主義。他們是一伙間諜、特務、叛徒、賣國賊，是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兇惡敵人。
蘇聯專政機關破獲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陰謀集團。經1936一1938年多次審判，查明：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從十月革命最初幾天起，就勾結起來，陰謀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在1918年春，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和殺害列寧、斯大林和黨與國家的其他領導人；1918年夏謀害列寧并把列寧刺傷；在列寧臥病時和逝世以后，陰謀推翻黨的領導，與外國間諜機關勾結，出賣國家機密，進行大量的兇殺、暗害、破壞勾當，并謀害了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等。蘇聯專政機關無情鎮壓了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加米涅夫等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犯。
流亡在國外的托洛茨基也沒有好下場。1938年9月，托洛茨基糾集了歐美一些國家的托派分子拚湊成立了一個與共產國際相對抗的反革命組織一所謂“第四國際”（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并通過了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過渡綱領”。他們拚命反對第三國際，咒罵斯大林，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充當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別動隊。但是這一小撮人類渣滓的面目早已被革命人民識破，因此，他們竭力采取各種陰謀詭計，招搖撞騙，通過一些銷路很少的刊物吵吵嚷嚷。由于狗咬狗的斗爭，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其黨徒殺死，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戰勝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的經驗證明：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不是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終結，而是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只要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還沒有結束，只要國內外的階級斗爭還存在，只要還沒有進入無階級社會，無產階級政黨內部還會出現機會主義分子或集團，出現野心家、陰謀家、叛徒、賣國賊。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他們代表反動階級的利益，每隔幾年就要跳出來一次，與無產階級較量。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為了深入開展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戰勝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粉碎反動階級的復辟活動，無產階級政黨就必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斯大林強調指出：“要保證黨的正確領導，除了其他一切條件外，還必須使黨的路線正確；必須使群眾了解黨的路線的正確性并積極擁護這條路線；必須使黨不要僅限于制定總路線，而要天天領導這條路線的實現；必須使黨同脫離總路線的各種傾向以及對這些傾向的調和態度作堅決斗爭，必須使黨在反對這些傾向的斗爭中錘煉自己隊伍的統一和鐵的紀律。”
（原注：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月)。轉摘自1967年第十期《紅旗》雜志。）
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7頁。)
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戰勝托洛茨基主義、布哈林主義的斗爭，使聯共（布）更加鞏固，使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推動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猛高漲，為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準備了條件，并促進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勝利，隨著革命形勢的深入發展，托洛茨基分子也就逐漸接近消聲匿跡，現代托派成了一具政治僵尸。
赫魯曉夫一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義上臺以后，使現代托派這具政治僵尸死灰復燃，使托派殘余分子感到絕路逢生、欣喜若狂，他們洋洋得意地說，蘇修二十大以后“所造成的局勢”，“為托洛茨基主義打開了門戶”，“給一些趨向于涌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新的政治潮流開辟了道路”。正因為如此，美國的、英國的、日本的、比利時的、斯里蘭卡的…托派組織和托派分子又紛紛拋頭露面，重新蠢動起來。他們又是召開所謂的世界代表大會，又是發表決議，又是散發聲明，又是出版刊物，吹吹打打，大肆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揚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理論，進行各種反革命投機活動。
他們極端仇視斯大林，咒罵斯大林為“個人野心家”、“篡奪者”、“虐待狂”、“亞細亞暴君”等等。他們認為，蘇修反斯大林，“在客觀上是屬于托洛茨基主義性質”，因此，他們“第四國際表示歡欣鼓舞”，“給予最熱烈的喝采。”
他們丑化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攻擊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是“官僚制度”，是“極端的警察專政”，是“用拿破侖式的恐怖手段”“摧毀了無產階級民主”。
他們叫嚷要把社會主義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當作一種反動神話來反對”。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搞“自由化”，為資本主義復辟大開方便之門。
他們用帝國主義“核毀滅”來桐嚇世界人民，要各國人民放棄反對兩霸的革命斗爭。
他們否認殖民地人民革命，宣揚“殖民地革命的反帝階段，現在正讓位給提出了附屬國的經濟和社會要求的更高階段”，抗拒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歷史潮流。
他們以“世界社會主義”論來鼓吹冒險主義和取消主義，要世界人民要么現在就“在世界范圍內推翻資本主義”，要么就什么斗爭都不要進行。
他們惡毒攻擊我國的三面紅旗，大肆誣蔑和誹謗我黨的內外政策，詆毀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伙帝、修、反的忠實走卒，推行了一條地地道道的托洛茨基主義路線。為了把他們的反革命路線強加給各國人民，他們叫嚷在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內重新建立托派的“核心組織”，實現匈牙利反革命叛亂式的“政治革命”多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建立托派組織，為它們“指出主要的政治前途”；在亞、非、拉美地區，使第四國際“發揮它作為領導革命的先鋒隊的作用”，破壞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
臭名昭著的托洛茨基主義早已破產，一小撮現代托派分子妄圖趁蘇修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機，重新活躍起來，興風作浪，為托洛茨基招魂，這只不過是螳臂擋車，必將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
第三節 毛主席反對陳獨秀、王明等機會主義的斗爭。《實踐論》和《矛盾論》
一、毛主席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立即投入了偉大的革命斗爭，肩負起對中國革命的領導。
“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但是，“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歷史。
（原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78頁。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70頁。）
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領導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王明等“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些斗爭，是同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人和國際共產黨人反對托洛茨基、布哈林機會主義的斗爭交織在一起的。
在1924一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初期和中期，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代表了黨的正確路線。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我黨堅持了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使工農革命運動風起云涌，顯示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強大力量。
當時，竊取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他曾一度站在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的立場上呼喊過“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號，但他搞右傾機會主義的時候，就完全背叛了這個口號，而去求教于孔家店的亡靈。當工農革命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的革命緊要關頭，陳獨秀公然搬出孔孟之道來反對革命，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叫嚷什么“我]在相當時期以內，必須保持一種折衷的中庸的路線”。陳獨秀的“中庸路線”，就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陳獨秀認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既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他胡說中國“工人階級不但數量上很幼稚，質量上也很幼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不能成為領導階級；他誣蔑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大肆攻擊農民運動“過左”、“過分”“糟得很”，安圖把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打下去。因此，他拋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即“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待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后，無產階級再來搞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種所謂的“二次革命論”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是第二國際的“唯生產力論”、“萬里長城論”的翻版。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斷言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建立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建立后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無產階級不能進行革命，只有先讓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讓生產力高度發展，最后無產階級才可以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決斗”。因此，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隔著一座萬里長城。
陳獨秀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否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機會主義謬論，也是同托洛茨基主義完全一致的。托洛茨基多次吹噓他的“不斷革命”論對中國革命的意義，他歪曲中國革命的性質，胡說“中國革命主要是反關稅的革命”，沒有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他否認農民的革命性，否定無產階級必須而且可能領導農民進行民主革命。斯大林在批駁這一謬論時指出：“托洛茨基（自然反對派也是這祥）的基本錯誤在于低估了中國的土地革命，不懂得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否認中國千百萬人所參加的土地運動的前提，低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這種錯誤對托洛茨基來說并不是新的錯誤。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爾什維主義作斗爭的整個時期中整個路線的極顯著的特點。”
（原注：斯大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頁。）
毛主席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斗爭。斗爭的焦點是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還是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為了徹底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給全黨指明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及時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光輝著作。在這些著作中，毛主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周密的系統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前途等一系列問題，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回答。它象光芒萬丈的燈塔，照亮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航程。
毛主席明確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根本思想。
（原注：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9頁。）
無產階級要實現并掌握住革命的領導權，關鍵在于正確解決農民問題。毛主席特別重視發動農民和武裝農民，他說：“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他號召：“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針對陳獨秀鼓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誣蔑農民運動“過分”的反革命謬論，毛主席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毛主席還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這樣，就科學地解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徹底批判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只要國民黨、不要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
（原注：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7頁。）
可是，陳獨秀利用他總書記的職務，搞家長作風，根本拒絕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頑固的堅持投降主義路線，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尤其是對武裝的領導權。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取得了統治地位。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緊要關頭，陳獨秀又與汪精衛發表《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
無恥美化國民黨，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打掩護。并同其追隨者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下令武漢工人糾察隊將武裝交給國民黨。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屠殺工農群眾的時候，廣大群眾手無寸鐵，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正如毛主席所說：“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原注：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第361頁。）
蔣介石、汪精衛、陳獨秀這些反面教員，使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懂得了：“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懂得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
（原注：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573頁。）
1927年8月1日舉行了南昌起義。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徹底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并提出全黨應以主要力量來搞武裝斗爭，用槍桿子來奪取政權，推動土地革命。會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撤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八·七”會議后，毛主席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建立了第一支工農紅軍，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
陳獨秀不但不接受黨中央的批判，反而與國際托派勾結，同劉仁靜、彭述之等81人組成托陳取消派，即所謂的“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捧托洛茨基為首領，發表反革命綱領《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向黨進攻，大搞分裂活動。
他們竭力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翻案；反誣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由于黨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咒罵武裝斗爭的方針是“殺人放火”的象征；攻擊黨的組織路線是“厲行官僚主義”；否認中國革命仍是民主革命性質，認為蔣介石反動政府的建立，表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無產階級只能去搞合法的議會斗爭，等到將來資本主義發展后再搞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也就是取消中國革命；鼓吹“在國際左派反對派(按：即托洛茨基反革命派)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并提出要召回托洛茨基，“恢復”他的領導工作，“恢復”中國共產黨內被開除的人的黨籍，企圖為國際國內的所有反黨分子翻案。
陳獨秀一伙的分裂活動，并沒有使我們的黨分裂，反而使他們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他們的取消革命論，也沒有使革命停止下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中國紅色根據地日益發展。而托陳取消派，后來又接受托洛茨基“不妨礙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指令，一個個投入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懷抱，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成為漢奸匪幫、特務，落得可恥的下場。
二、毛主席反對王明等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毛主席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
（原注：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1192頁。）
我們黨與國民黨分裂，糾正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后，1927年底，出現了瞿秋白的“城市中心論”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他反對毛主席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并大搞懲辦主義，甚至利用職權，撤銷了毛主席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這條路線一出現，就受到毛主席的堅決抵制和批判，也遭到廣大黨員的反對，到1928年4月就基本上結束了在黨中央的統治。后來，瞿秋白對革命完全喪失信心，墮落成可恥的叛徒。
同時，在紅軍中工作的XX，被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所嚇倒，和陳獨秀的取消主義一脈相承，灰心失望，認為形勢“未可樂觀”，前途“渺芒得很”，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觀論調。
1928年到1930年1月，毛主席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輝著作，深刻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從理論上闡明了中國武裝奪取政權不能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先占領城市，然后進攻農村，而只能走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光輝道路，這是馬克思列寧正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偉大發展，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偉大貢獻。針對XX的右傾悲觀主義論調，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以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高瞻遠矚地預見到中國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指出中國“工農武裝割據”革命，“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原注：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96、98、99頁。）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至1930年初，革命根據地遍及全國十多個省，紅軍打了些勝仗，黨在白區的組織和群眾工作得到了相當的恢復。這時，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人片面估計形勢，忽視敵強我弱的基本事實，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在組織上，李立三實行宗派主義，大搞家長作風，一言堂，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于1930年6月到9月統治了黨中央領導機關。1930年至1931年初，還出現了羅章龍右派，他妄圖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
當毛主席和廣大黨員反對李立三、羅章龍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取得勝利，革命形勢向前發展的時候，又出現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王明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他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根本不懂，他不懂得工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打土豪分田地，卻自命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早在1925一1930年在蘇聯學習期間，王明就和一些人結成一個“左”傾宗派集團，自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1930年，王明一伙回國以后，利用黨反對立三路線的時機，打著“反對立三路線”的旗號，以宗派活動的手法，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篡奪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拋出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小冊子，提出了全面、系統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綱領。毛主席指出：“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名義上反對政治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實際上重新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原注：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13頁。）
統治黨內長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一條比瞿秋白、李立三兩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左”傾、更系統、危害更大的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上，它都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策略相對抗。斗爭的焦點，仍然是堅持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還是搞所謂“城市中心論”。
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王明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同出一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提出中國當時的革命任務不僅反帝、反封，而且反對資本主義，背離了毛主席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學說。
在革命形勢問題上，王明垮大了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主觀力量的發展，否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認為國民黨統治已經“加速崩潰”，“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公然要求全黨準備決戰。完全違背了毛主席對形勢的正確估計，違反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王明重復和發展前兩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頑固堅持城市中心論”，提出“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斗爭”的錯誤口號，反對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
在階級關系和政策、策略問題上，王明根本不調查，不研究，鼓吹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把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看成“反動營壘中的一翼”，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階級。他們實行許多過“左”政策，“一切斗爭，否認聯合”。
在組織路線問題上，王明步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后塵，搞宗派主義，叫嚷“以我為核心”，以太上皇的姿態，凌駕于黨和人民之上，奪了毛主席的權。對不同意他們錯誤路線的人，一律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在軍事路線問題上，王明先是推行“全線出擊”、“御敵于國門之外”的軍事冒險主義，后又轉化為拚命主義和逃跑主義。
兩條路線，兩種結果，從正反兩方面教育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紅軍建立了紅軍，沒有根據地開創了根據地。按照王明的路線，革命遭到巨大損失，使黨在紅區的力量損失90%，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100%，使紅軍不得不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
革命實踐證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王明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路線。
為了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革命，1935年1月，紅軍長征到達了貴州遵義，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次永放光芒、意義重大的會議，這次會議把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列主義的正確軌道上，是我黨由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毛主席指出：“只在到了遵義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從此，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大的勝利。
（原注：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575頁。）
遵義會議以后，在長征途中，正當毛主席領導和指揮紅軍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重要關頭，曾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XX，又跳了出來，伙同彭XX，要求中央撤換毛主席，妄圖奪毛主席的權，但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
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中央紅軍于1935年6月，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合。為了迎接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高潮的到來，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紅軍繼續北上，進軍陜北，這是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但當時竊據紅四方面軍領導職務的張國燾，跳了出來，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搞分裂，另立中央。毛主席領導我黨我軍粉碎了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由于張國燾陽奉陰違，耍兩面派，最后叛黨投敵，成了叛徒，當了特務，黨中央決定將張國燾開除出黨。毛主席在總結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時告誡全黨，必須增強黨的觀念，加強黨的紀律，堅決反對兩面派的行動。他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鑒于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原注：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12頁。）
“反對兩面派的行為，是值得嚴重地注意的。因為兩面派行為的最大的危險性，在于它可能發展到小組織行動；張國燾的歷史就是證據。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后文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為的表現。”
（原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494、498頁。）
毛主席這些指示，是我黨進行兩條路線斗爭的重要經驗。
三、《實踐論》、《矛盾論》的基本思想和偉大意義
1929一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使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急劇尖銳化，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大策源地——日本和德國。不久又形成了準備重新瓜分世界的德、意、日法西斯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醞釀著。擺在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展開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戰爭。世界和中國都處于激烈的變動中。
空前復雜的政治形勢和偉大艱巨的革命任務，要求各國共產黨迅速提高馬列主義水平，從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清除“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和影響。
早于1930年，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對德波林(1881一1963年)的哲學觀點一當時蘇聯各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批判。
在我國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內曾先后出現過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為頭子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都是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思潮和錯誤思想聯系在一起的，當時，德波林的唯心論在我們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
我們黨在粉碎六次“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過程中，曾經對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進行過批判，但是對于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基礎，即哲學上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還來不及加以系統的清算。為了從思想上徹底清算“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批判他們奉行的孔孟之道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總結我黨進行路線斗爭的豐富經驗，偉大領袖毛主席在1937年7、8月，相繼發表了《實踐論》、《矛盾論》兩部光輝哲學著作。
毛主席的《實踐論》，系統闡明了實踐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提出了認識過程兩個飛躍的光輝思想，深刻揭示了人類認識世界的總規律，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作出了偉大貢獻。
毛主席系統地闡明了實踐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從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這一唯物論的根本原理出發，指出：“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毛主席把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科學地概括為三大革命活動。
毛主席深刻地提出了認識過程兩個飛躍的光輝思想，即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指導革命實踐。毛主席說：“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
毛主席科學地概括了人類認識運動的總規律。他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個認識運動的總規律，深刻地說明了認識與實踐的辯證統一，指出了實踐與認識相互推動、永無止境的發展途徑，它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條基本路線。
（原注：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61、265、268、269、273頁。）
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哲學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和唯心論的先驗論的斗爭。唯物論的反映論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理論基礎，而唯心論的先驗論則是“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根源。毛主席在揭露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根源時指出：“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
“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征。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向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后拉，開倒車。”“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原注：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72、271-272頁。）
毛主席用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批駁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唯心論的先驗論，教育廣大黨員和干部，堅持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積極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使自己的思想適應不斷發展的新形勢，以便正確地指導革命運動，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
叛徒、賣國賊XX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復辟資本主義，狂熱地鼓吹反動的“天才論”。他以“天馬”自居，自稱“天才”，胡說天才人物是什么“個人天份很高”、“個人天賦很高”，宣揚才能和智慧是天生就有的。這種否
定社會實踐、否定群眾的反動論調，是孔老二“生而知之”謬論的翻版，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論的先驗論。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明確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后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在這里，毛主席特別強調了實踐對認識的決定作用。就是說，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的范疇)是來源于實踐的，是后天才有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所謂天才，無非是聰明一點，才能高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幾個人，而是靠黨、靠階級、靠群眾智慧。沒有群眾，沒有實踐，就沒有天才。
毛主席的《矛盾論》是繼《實踐論》之后又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哲學著作。毛主席在這部著作中，發揮了列寧關于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本質”或“核心”的著名論斷，提出了“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的光輝思想，并且對對立統一規律的基本內容及其各方面作了極為深刻的論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原注：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64頁。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74頁。）
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種宇宙觀的斗爭，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在哲學上的另一個表現。毛主席首先指出了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種宇宙觀的根本對立。這種對立歸結到一點，就是承認不承認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形而上學認為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是在事物外部而不是在事物內部。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西漢尊孔頭子董仲舒鼓吹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董仲舒的這種反動哲學妄圖論證剝削壓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永世不變地長存下去，以反對社會變革，反對人民革命。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機會主義者王明之流拾取這種孔孟之道的破爛武器，也正是為了維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破壞人民革命事業，阻擋歷史前進。與此相反，唯物辯證法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發展的根本規律，“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根據這個規律，毛主席總結了我們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得出“一個政黨要領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的重要結論，指出了路線正確與否對革命成敗的決定作用。
毛主席深刻地闡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關系。他在分析矛盾普遍性或絕對性的意義時指出：“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這就是說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黨的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歷史。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了掩蓋社會矛盾，反對階級斗爭，取消革命，都把孔老二的“中庸之道”當作其反動的思想武器。在蘇聯，德波林學派否認事物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胡說事物發展之初只有差異而無矛盾，這階段事物發展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外部原因，從而為布哈林的富農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服務。XXX也叫嚷：“差別的東西是沒有形成的矛盾”，與德波林唱的是一個調子。毛主席批判了德波林這種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提出了“差異就是矛盾”的科學論點，這就有力地打擊了右傾機會主義。
（原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76、278、280頁。）
為了批判“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毛主席特別詳盡地論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問題：“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因此，要“對于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更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干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有著密切的關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教條主義者否認矛盾的特殊性，不根據馬列主義理論來具體分析本國實際，生搬硬套別國的經驗，把革命引向邪路。修正主義者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借口本國或本民族特點，否定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才能取得勝利。
（原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310、292、286、294、295頁。）
毛主席在論述矛盾特殊性時，分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問題。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必須首先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子。”違反這一光輝思想就必然犯錯誤。王明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采取“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入”的方針，是他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表現，結果使革命事業遭受重大損失。
毛主席闡明了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問題，指明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毛主席運用這一原理于統一戰線中，采取了“又統一，又獨立”，“又聯合，又斗爭”的正確政策，指引中國革命勝利向前發展。那種“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關門主義和“一切聯合，否認斗爭”的投降主義都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毛主席闡明了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指出，矛盾的性質基本上是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兩大類，矛盾斗爭的形式也基本上是對抗的斗爭形式和非對抗的斗爭形式。“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斗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把敵人當朋友，不斗爭，妥脅退讓。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把朋友當敵人，“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都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取了錯誤的解決矛盾的方法。
（原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309頁。）
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不一定表現為對抗的，但隨著斗爭的發展，就有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的。毛主席舉例說：“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寧、斯大林的正確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后就發展為對抗的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德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后就發展為對抗的了。”從而說明了黨內斗爭的辯證法。
毛主在清算“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雕心論形而上學的思想根源的同時，還明確指出了他的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②“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③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只要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黨內路線斗爭就不會止息。知果沒有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我們黨正是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同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中發展、壯大和鞏固起來的，每一次大的路線斗爭的結果，都使我們黨更加堅強，更加團結，更加興旺。
（原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309、281頁。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60頁。）
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是兩部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著作。這兩部著作，科學地、系統地總結了我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用戰無不勝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徹底批判了黨內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國際上的德波林修正主義，摧毀了作為“左”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基礎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極大地提高了廣大黨員和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國際上反對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幾十年來，它象光輝的燈塔，照亮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勝利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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