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列寧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世界革命而斗爭。第三國際初期的革命活動
第一節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為鞏固蘇維埃政權，反對國內外敵人和機會主義的斗爭
一、鞏固和保衛蘇維埃政權的偉大斗爭。列寧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無產階級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徹底的革命，奪取政權僅僅是革命的開始。為了實現革命的最終目的，無產階級必須鞏固已得的政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原注：毛澤東《今年的選舉》(1933年9月6日)。轉引自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
十月革命的勝利，在俄國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正如偉大導師列寧所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而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十月革命后，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不甘心失敗，他們以百倍增長的仇恨瘋狂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糾集反動武裝，多次組織反革命叛亂，他們策動舊官吏，用怠工來同蘇維埃政權相對抗：他們通過反動報刊，公開誹謗和攻擊蘇維埃政權；他們還利用金錢和糧食的暫時優勢，制造經濟困難和糧食恐慌，安圖扼殺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也十分仇視和害怕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妄圖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發動武裝進攻。這一切表明，鞏固和保衛蘇維埃政權是擺在蘇維埃國家人民面前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
（原注：列寧《“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出版序言》。《列寧全集》第29卷，第343頁。）
偉大導師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俄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為鞏固蘇維埃政權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和俄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第一，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機關。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權宣布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被推翻，解散了資產階級立憲會議，廢除了資產階級法院和警察機關。同時，“宣布俄國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權屬于蘇維埃。”建立和健全了蘇維埃政府各人民委員部，成立了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建立了蘇維埃人民法院、人民警察組織等等。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摧毀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一軍隊，建立了嶄新的無產階級軍隊一工農紅軍。列寧在《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中宣布：“為了保證勞動群眾掌握全部政權和根除剝削者的政權復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實行勞動者武裝，建立社會主義工農紅軍，解除有產階級的全部武裝。”1918年1月28日和1918年2月14日，蘇維埃政府發布了成立紅軍和紅海軍的法令。
（原注：列寧《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列寧選集》第3卷，第404頁。
列寧《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列寧選集》第3卷，第405頁。）
為了建設嶄新的蘇維埃國家機關，列寧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實行了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管理的制度，吸收了千百萬優秀工人、士兵參加國家機關工作；規定了國家機關受人民群眾監督，人民有隨時罷免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利；同時還通過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最高標準為每月500盧布（即相當于產業工人工資)的法令。
第二，嚴厲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堅決鎮壓反革命。蘇維埃政權建立不久，便宣布取締一切反革命組織，封閉一切資產階級反動報刊，并嚴厲鎮壓了反革命分子組織的多次叛亂活動，打破和肅清了舊官吏的怠工行為。為了鎮壓反革命而組織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在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剝奪剝奪者，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在蘇維埃政府宣布實行土地國有化之后，幾個月之內，又把銀行、鐵路、對外貿易和所有各個部門的大工業收歸國有，并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所借的外債，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國際資本和國內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初步組織起了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基礎。
第四，組織工人下鄉運動，支持貧農反對富農的斗爭。為了回擊反動富農囤積糧食、制造饑荒，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破壞行為，從1918年春起，蘇維埃政府組織了大批先進工人深入農村，發動和依靠廣大貧農，組織貧農委員會同富農的政治破壞和經濟破壞開屬了無情的斗爭。這是農村最初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的陣地起了重大作用。
此外，為了鏟除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現象，蘇維埃政府還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廢除人的等級區別，實行男女平等，實行國家與教會、學校與教會分離。1917年11月15日，蘇維埃政府通過了《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的特別決議，宣布俄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廢除民族壓迫制度。
由于實行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大大打擊了妄圖復辟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初步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但是，階級敵人是不甘心失敗的。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站在我們面前，虎視耽眈地注視著它所痛恨的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毫無疑問，這些億萬富翁們為了奪回曾經搶到手的東西不可能不進行戰爭。”特別是英、美、法等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由于蘇維埃政府退出了戰爭，單獨與德國簽訂了和約，使他們更加恐慌萬狀。他們既害怕德俄簽訂了和約，會使德國的軍事力量加強起來；更害怕俄國革命的勝利會使革命烈火在他們國家里燃燒起來。于是，各協約國帝國主義便決定要對俄國實行武裝干涉，和俄國國內反革命勢力配合，以期扼殺蘇維埃政權。
（原注：列寧《對派往地方的鼓動員的講話》。《列寧全集》第26卷，第482頁。）
國內反動勢力在遭到蘇維埃政權實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的沉重打擊之后，它們意識到了要推翻蘇維埃政權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而必須聯合國內外一切力量進行更大規模的殘酷斗爭。于是，它們便決定爭取國外帝國主義的支持，在國內組織起一支龐大的反革命隊伍，進行規模空前的反革命叛亂。
這樣，俄國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同協約國的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為了同一個反革命目的一消滅蘇維埃政權而“聯合”了起來，并終于在1918年上半年開始了一場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
于是，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又處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的聯合進攻的緊急形勢之巾。這是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所經歷的最嚴峻的考驗。這是一場復辟與反復辟的武裝斗爭，是一場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與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生死大搏斗。
面對這種嚴重的形勢，偉大導師列寧領導全黨和全國軍民，以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拿起槍桿子來保衛蘇維埃政權。這是十月革命武裝斗爭的繼續。黨和政府宣布全國為軍營，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把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轉入戰時軌道。英雄的十月革命的兒女，堅決響應列寧“一切為全線”的偉大號召，踴躍參加紅軍，開赴第一線，抗擊外國武裝干涉者的侵犯和鎮壓反革命叛亂。這是一場偉大的人民戰爭！
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和紅軍經過了三年的革命戰爭，付出了重大的棲牲，最后終于粉碎了國內的反革命叛亂和以英、美、法為首的14國武裝干涉，取得了國內戰爭的偉大勝利，保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進一步鞏固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一事實充分表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充分說明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革命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列寧在1919年11月總結這一偉大戰爭的經驗時曾經這樣指出：兩年以前，“當時人們以為，世界帝國主義是一種巨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一個落后國家的工人要起來反對這種力量，簡直是發了狂。現在，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兩年的情形就可以看到，連我們的敵人也愈來愈認為我們是正確的。我們看到：象一個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國主義，在大家眼中已成為‘泥足巨人’。”“所有這些似乎是強大的和不可戰勝的國際帝國主義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們已在腐爛，它們使我們愈戰愈強，使我們能夠擊退外來的侵略，取得徹底的勝利。”
（原注：列寧《蘇維埃政權成立兩周年》。《列寧全集》第30卷，第107、108頁。）
1920年底，在取得反對外國武裝于涉和國內戰爭勝利的基礎上，蘇維埃國家進入了恢復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
十月革命后，列寧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教導，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蘇維埃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初期的革命經驗，提出了在無階級專政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列寧的光輝理論，是蘇維埃國家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綱領。
列寧這一理論的要點是：第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
列寧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這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只有到共產主義，階級才能消滅。”而“只要階級存在，階級斗爭就不可避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并不是結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相反地，使這種斗爭變得更廣泛、更尖銳和更殘酷。”列寧還預見到只要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就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說，只要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由此，列寧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改下必須堅特長期的階級斗爭，才能最后消滅階級的重要思想。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但消滅階級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把階級斗爭進行到底。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27頁。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列寧選集》第4卷，第91頁。
列寧《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32卷，第237頁。
列寧《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第584頁。
列寧《關于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列寧選集》第4卷，第296一297頁。
列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寧選集》第3卷，第858頁。）
第二，加強黨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建設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根本保證。
列寧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為了鎮壓剝削階級的復辟活動，為了改造小私有者，為了克服傳統的習慣勢力，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大的物質基礎，為了防御帝國主義的顛覆和侵略，“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因而，只有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列寧還指出，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維護和加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必須建立和建設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必須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廣泛的民主，同時對敵人實行嚴厲的專政；必須吸收工農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密切國家機關和群眾的聯系；必須毫不留情地把一切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從國家機關中清除出去，以保證無產階級政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6、25頁。
列寧《“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出版序言》。《列寧全集》第29卷，第343頁。）
要實現這一切，最根本的就是要保證共產黨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絕對領導。列寧說：“在我國國家政權的全部政治經濟工作都是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一共產黨領導的”，“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所以，黨的領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根本保證。
第三，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才能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認為，社會義的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沒有大工業，就沒有蘇維埃經濟的獨立，就沒有鞏固的國防，就沒有鞏固的工農聯盟，就不可能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總之，“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為了建立起社會主義大工業，列寧認為必須通過厲行節約、自力更生的途徑。他號召，“在我國用厲行節約的辦法把任何一點積蓄都保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
（原注：列寧《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第587頁。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28頁。
列寧《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32卷，第399頁。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妤些》。《列寧選集》第4卷，第711頁。）
列寧在解決工業化問題的同時，還特別注意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列寧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教導，制定了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合作社計劃。他認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條件，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②為了引導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列寧認為，必須堅特自愿原則，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他說：“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使小農群眾擺脫資本的奴役，走向社會主義。”
（原注：列寧《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4卷，第684、687頁。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列寧選集》第4卷，第550頁。
列寧《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4卷，第369頁。）
第四，文化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列寧認為，為了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開展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要保證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徹底戰勝資產階級。列寧說：“我們的任務是要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寧還提出，文化革命要加強共產主義教育，培養共產主義道德；大力掃除文盲，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改造、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培養、造就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徹底改造舊學校，實行共產主義的教育方針，等等。列寧指出：“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
第五，堅持國際主義，把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是可能的；但是，“在一個國家內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是一種國際力量，要想徹底戰勝它，就需要國際范圍內的工人共同行動起來。”“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夠最后取得勝利。”正如毛主席所說：“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所以，列寧一貫認為，各國無產階級必須互相支援，共同戰斗，特別是已經取得了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更必須堅持國際主義，甚至要不惜犧牲自己民族的利益，來支援世界革命。
列寧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它武裝了布爾什維克黨為鞏固蘇維埃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而斗爭。武裝了國際無產階級，為實現世界革命而斗爭。
（原注：列寧《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4卷，第687一688頁。
原注：列寧《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6卷，第442頁。
列寧《在全俄縫紉工業工人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32卷，第103頁。
列寧《關于對外政策的報告》。《列寧全集》第27卷，第346頁。
轉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偉大領袖毛主席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列寧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了偉大的新貢獻，給世界無產階級開辟了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勝利航道。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是我們今天批判XX“克己復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安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罪行，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繼續革命、反對倒退、復辟的強大思想武器。
二、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反對托洛茨基、布哈林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社會上的階級斗爭，一定要反映到黨內來。十月革命后，隨著社會上階級斗爭的尖銳化，黨內斗爭也激烈起來。隱藏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流，適應帝國主義和被推翻了的地主、資產階級的需要，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進行反黨、反蘇維埃政權、反革命的破壞活動。他們極端仇視偉大導師列寧，極端仇視布爾什維克黨，極端仇視工農紅軍，極端仇視蘇維埃人民，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采取種種陰謀詭計，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改變列寧為黨制定的唯一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以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偉大導師列寧同這伙可恥的叛徒進行了無情的斗爭。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同他們進行的斗爭，是長期以來布爾什維克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特別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之后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列寧和黨同他們的分歧是要不要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分歧，分歧的實質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斗爭首先是圍繞著應該組織什么樣性質的政權開始的，是組織一個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的政府，還是組織一個有反革命政黨參加并占優勢的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之流存在著原則性的尖銳斗爭。
11月10日，即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后的第三天，被推翻了的臨時政府的頭子克倫斯基不甘心失敗，糾集了一部分反革命軍隊向彼得格勒進攻。與此同時，由反革命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持的全俄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要求與蘇維埃政府談判，成立有他們參加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這些反革命勢力安圖通過用武力和談判兩手來扼殺蘇維埃政權。
為了揭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陰謀，并為了贏得時間組織革命力量，消滅克倫斯基的反革命軍隊的進攻，黨中央同意與全俄鐵總執委會談判。列寧指出：“應該使談判成為軍事行動的外交掩護。”但是，代表黨中央進行談判的加米涅夫卻完全違背列寧和黨中央的指示，竟向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進行叛賣性的讓步，同意成立所謂“社會主義”政府，讓布爾什維克黨擔任極不重要的角色，而且對反革命政黨提出的撒銷列寧的政府首腦的要求不表示反對。加米涅夫這一叛徒行徑，實際上就是要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政權，拱手交給已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反革命政黨，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原注：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列寧全集》第26卷，第256頁。）
加米涅夫這一陰謀得到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等機會主義分子的支持，他們在黨內猖狂地進行這種投降主義的叛賣活動。
列寧同加米涅夫這伙叛徒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列寧指出：“加米涅夫的政策應當立即停止執行。”因為這種政策的實質是要我黨放棄政權，而“任何強使我黨放棄政權的企圖都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的行為。”列寧還指出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推行的這一投降主義路線正是他們在十月革命前執行的叛賣路線的繼續。他們長期以來“一再發表全屬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硬說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不可能成功”，“始終執行顯然是反對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瓦解我們自己隊伍的政策”。十月革命前，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當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他們就主張向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反革命政黨投降，實際上就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原注：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列寧全集》第26卷，第256頁。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多數派給少數派的最后通牒》。《列寧全集》第26卷，第261頁。）
列寧要求他們必須立即改正錯誤，停止執行他們的罪惡政策。黨中央根據列寧的指示，通過了拒絕和這些反革命政黨達成協定的決議。
但是，這伙叛徒拒不服從黨中央的決議，頑固堅持反黨立場，并以退出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的卑鄙行徑來要挾黨。
列寧痛斥了他們這種破壞黨的紀律的嚴重行為。列寧在為黨中央起草的給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的信中指出，中央“要求你們完全服從中央的決定和路線，完全停止對中央工作的怠工和破壞活動”，否則“中央勢必要提出立即開除你們出黨的問題”。黨中央根據加米涅夫的工賊和逃兵行為，撤銷了他擔任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推選斯維爾德洛夫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并派遣一批堅定地執行列寧革命路線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參加人民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蘇維埃政權，粉碎了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顛覆蘇維埃政權的陰謀。
（原注：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關于中央內部反對派問題的決議》。《列寧全集》第26卷，第258頁。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多數派給少數派的最后通牒》。《列寧全集》第26卷，第261頁。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信》。《列寧全集》第26卷，第282頁。）
1918年春，在對待應不應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同德國簽訂和約問題上，在黨內以列寧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錯誤路線又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國家同德國還處于交戰狀態，這種戰爭狀態對于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是極為不利的。當時國民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舊的軍隊根本無法抵擋德軍的進攻，新的革命軍隊又未建立起來。這種情況便決定了蘇維埃國家需要盡快地退出戰爭，以便爭取時間，整頓國家經濟，建立革命軍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此，列寧向全黨提出了一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策略，這就是：必須立即同德國進行和平談判，締結單獨和約。列寧說：“我們締結單獨和約，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擺脫兩個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敵視和戰爭，一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一取得一定時期的行動自由，來繼續進行和鞏固社會主義革命。”
（原注：列寧《關于立刻締結單獨的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列寧選集》第3卷，第415頁。）
列寧這個正確的革命策略，立即遭到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反對。他們適應帝國主義和被推翻的階級指望通過繼續戰爭來扼殺蘇維埃，恢復舊制度的需要，以“左”的假面具作掩護，推行繼續進行戰爭的政策。當時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公開打著繼續進行所謂“革命戰爭”的旗號；托洛茨基則虛偽地提出“宣布結束戰爭狀態，讓士兵復員回家，但不簽訂和約”的所謂“不戰不和”的主張，以更隱蔽的形式，執行叛賣性的繼續戰爭的政策。他們都共同地叫嚷，同德帝國主義簽訂和約就是“叛賣”、“投降”。托洛茨基還利用他擔任同德國進行和平談判的蘇維埃和平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拒絕簽訂和約，同時又向德方聲明：我們在復員軍隊，我們不進行戰爭。致使德國軍隊在2月18日發動全線進攻，又占領了蘇維埃國家許多領土，并威脅著彼得格勒，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處于十分危急之中。
在這種國家面臨危亡的嚴重情況下，列寧一面號召蘇維埃人民起來保衛祖國，組織革命軍隊，抗擊德國的進攻；一面同托洛茨基及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列寧無情地揭露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推行的繼續戰爭的政策的實質，指出這個政策完全適應了俄國地主、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需要，因為正是被推翻的階級和帝國主義分子“很想把我們這個力量暫時還很薄弱的國家拖去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用最便宜的方法來摧毀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政策就是要挑起德帝國主義的進攻，而德帝國主義的進攻，是“受各國資本家委托，要窒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要把土地歸還地主，工廠歸還銀行家，政權歸還沙皇。”所以，十分明顯，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罪惡目的就是要“斷送蘇維埃政權”。
（原注：列寧《關于立刻締結單獨的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的補充說明》。《列寧全集》第26卷，第425頁。
列寧《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列寧選集》第3卷，第436頁。
列寧《和平還是戰爭？》。《列寧全集》第27卷，第25頁。）
列寧還駁斥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叫嚷的所謂簽訂和約就是“叛賣”、“投降”的謬論，指出，說簽訂和約“是名副其實的叛賣行為”，“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從保衛祖國的觀點看來，我們必須簽訂最苛刻、最屈辱、最野蠻、最可恥的和約，但這不是為了向帝國主義‘投降’，而是為了學習和準備同它進行嚴肅認真的戰斗。”正因為如此，這種讓步、退卻、妥協是從無產階級根本利益出發的，是對革命有利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后來，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進一步闡明了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妥協，并用俄國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作為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的一個范例來教育共產黨人。
（原注：列寧《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7卷，第102頁。
列寧《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訓》。《列寧全集》第27卷，第50頁。）
列寧通過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爭，使黨中央接受了列寧關于立即同德國締結和約的主張，否決了機會主義的“繼續戰爭”的政策。但是，布哈林及其“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頑固堅持反黨立場，公然走上了分裂黨的道路。他們控制一部分黨組織作出對抗黨中央的決議，并用辭去黨和蘇維埃的職務的手段來要挾黨，分裂黨。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的領導下堅決回擊了他們的進攻，并于3月3日在布列斯特同德國簽訂了和約。由于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破壞，雖然和約的條件比以前苛刻得多了，但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是列寧反對機會主義斗爭的重大勝利，標志著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陰謀的可恥破產。
托洛茨基、布哈林這伙野心家、陰謀家不甘心其失敗，繼續耍兩面派進行反黨、反蘇維埃的罪惡活動。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后，一方面，他們在暗地里勾結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制定了一項罪惡計劃，陰謀破壞布列斯特和約，逮捕并殺害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然后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組織新政府。1918年8月30日，偉大導師列寧被刺傷，正是社會革命黨人勾結布哈林、托洛茨基干的罪惡勾當。另一方面，他們又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進行破壞活動。在國內戰爭開始后，托洛茨基利用他竊踞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大搞破壞紅軍的罪惡活動。他刻骨仇恨和陰謀打擊忠于列寧革命路線的軍事干部，蓄意陷害在軍隊中工作的老布爾什維克，包庇和重用舊軍官，竭力破壞紅軍在東、西、南三線的作戰計劃，妄圖使紅軍在戰爭中失敗，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天折，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是由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列寧和黨中央的周圍，由于廣大忠于列寧路線的指戰員對托洛茨基的破壞行為的及時揭露和抵制，從而使其陰謀破產。
1920年底，當三年國內戰爭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根據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戰略計劃，實行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變為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利用這一轉折關頭，在職工會問題上，又向列寧和黨發動了新的進攻。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認為，工人階級及其群眾性組織一一職工會在盡速恢復工業和克服經濟破壞的工作中，能起到重大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特對工人群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堅持民主說服的方法。而托洛茨基卻大唱反調。他在1920年11月召開的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上，向黨的政策發動了挑戰，提出，不必減弱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反而應該“把螺絲釘擰緊一下”，“把職工會刷新一下”。他要求立刻把“職工會國家化”，即把作為無產階級群眾組織的職工會變成國家機構，把管理生產的行政職能交給作為國家機關的工會。他反對向工人群眾采取說服教育方法，主張把軍事工作方法搬到工會里來，在工會中施行強制的軍事命令手段。托洛茨基的這種政策的目的是要挑撥工人群眾起來反抗黨，分裂工人階級，破壞工農聯盟，毀滅無產階級專政。
工會代表會議后，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以“一群負責工作人員”的名義發表了稱為“綱領性小冊子”的《工會的作用和任務》。這本小冊子從頭到尾貫串著托洛茨基的所謂“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即要求貫徹托洛茨基刷新工會，調換工會干部，使工會國家化、軍事化的路線。托洛茨基為了把自己的路線和政策強加于黨，竟公然叫嚷在即將召開的俄共十大上“必須在工會運動方面的兩種趨勢之間進行選擇”，即要黨在他的路線、政策和列寧的路線、政策之間進行選擇。這樣托洛茨基便在國家需要克服極大的困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時刻挑起了全黨的爭論。
跟著托洛茨基起來反對黨的還有所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布哈林“緩沖”集團等。“工人反對派”認為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他們提出了要把全部國民經濟管理事業交給“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去作的口號。這是一個妄圖把黨的領導作用化為烏有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集團。“民主集中派”(“民集派”)要求讓各派別組織和團體能自由活動。他們和所有反對派一樣，都力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列寧把“民集派”稱為“叫喊得最響亮者”的派別組織。布哈林的“緩沖”集團是一個打著不偏不倚旗號來反對列寧，反對黨的托洛茨基派的幫兇。
列寧和黨中央用了主要的火力去打擊托洛茨基分子。列寧揭露了托洛茨基一伙把職工會和軍事組織混為一談的錯誤，闡明了工會的性質和作用，論證了工會所應該實施的工作方法。列寧認為，工會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之一。他說：“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過程中，工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工會這樣的基礎，就不能實現專政，就不能執行國家職能。”但是，列寧又明確指出：“工會卻不是國家組織，不是實行強制的組織，它是一個教育的組織，是吸引和訓練的組織，它是一個學校，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工會應該把全部工作建筑在說服教育的方法上。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調動起廣大工人群眾的積極性，以主人翁的態度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原注：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03頁。）
列寧還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幫兇布哈林散布的關于政治與經濟相互關系問題上的謬論。托洛茨基曾鼓吹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會的任務就是“組織生產”。根據這種觀點，他在爭論中攻擊列寧是“從政治上”看問題，而他則是“從經濟上”看問題，是“關心生產”的。布哈林打著“緩沖”的幌子站在折衷主義立場上為托洛茨基幫忙，說什么“從經濟上”看問題和“從政治上”看問題有同等價值。列寧駁斥了托洛茨基把經濟放在首位，鼓吹生產第一的唯生產力論和布哈林的折衷主義的錯誤觀點，論證了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列寧在《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一文中寫道：“我在自己的發言里曾經重復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全部問題就在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于)：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布哈林宣傳把從政治上看問題和從經濟上看問題結合起來，這樣就在理論上墮落到折衷主義立場上去了。”布哈林散布折衷主義的目的是為托洛茨基的機會主義效勞。列寧說，事實“非常明顯地揭露了布哈林集團的真正作用，說明它不過是最惡劣、最有害的派別活動的幫手”。
列寧還深刻揭露了托洛茨基、有哈林錯誤的實質及其嚴重危害性。指出他們]在爭論過程中“犯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對“這種錯誤，假如不認識，不改正，那就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滅亡。”
在列寧的堅決斗爭下，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路線遭到了失敗。列寧在總結爭論時說，全黨“以絕對多數否決了托洛茨基…的錯誤路線”。1921年3月8日召開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再次肯定了列寧路線的正確。鑒于黨內存在著機會主義派別組織及派別活動對黨的統一的嚴重危害性，根據列寧的提議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黨的統一的特別決議。決議責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別組織，明令禁止任何派別活動。這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機會主義派別活動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原注：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41、442、428、443、466頁
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06頁。）
三、列寧捍衛十月革命道路反對叛徒考茨基的斗爭。《無產階級草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
1918年，帝國主義在用反革命暴力對蘇維埃國家進行野蠻干涉的同時，還在意識形態方而，大造反革命輿論，攻擊、誣蔑蘇維埃國家。它們安圖刑反革命兩手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國際修正主義者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積極參加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大合唱，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向布爾什維克發動猖狂進攻。已經破了產的第二國際的思想領袖考茨基，在圍攻布爾什維克中充當了急先鋒。1918年8月，考茨基寫了一本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小冊子，對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克黨和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竭盡了攻擊、誣蔑之能事。在這本小冊子中，他咒罵布爾什維主義是“拿破侖主義”，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專制”、“獨裁”、“毀滅民主”，誹謗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自由”和“普遍貧困”，叫囂蘇維埃政權是“沒有生命力的孩子”，等等。所以，正如列寧所說：“如果要名副其實，考茨基的書就不應該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叫做《附和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考茨基在肆無忌憚地攻擊誣蔑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的同時，在理論上還無恥地“把馬克思主義空前庸俗化”。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采取詭辯的伎倆，歪曲、篡改、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他把馬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對立起來，瘋狂地反對列寧主義；他散布種種修正主義黑貨，妄圖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為了粉碎考茨基的猖狂進攻，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捍衛十月革命道路，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推進世界革命，列寧在1918年10一11月間，寫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部光輝若作。在這本著作出版以前，列寧還以同一個名字，發表了一篇短文，這篇短文實際上是這本書的準備和大綱。
列寧在書中對考茨基肆意歪曲馬克思主義，瘋狂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系列反動謬論進行了毀滅性的批判。
第一，列寧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把無產階級專政捏造成是馬克思偶爾用的一個“詞兒”的謊言，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偉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叛徒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中撒謊說：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卡爾·馬克思說過的一個詞”，而且馬克思從來沒有詳細解釋過這個“詞兒”。列寧痛斥了考茨基這種謊言。列寧引證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的論斷，指出：“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論斷稱為‘一個詞’，甚至稱為一個‘詞兒’，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列寧又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幾十年中經常談論、反復闡明的問題，而絕不是偶爾談到的。列寧說，“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無論在書信中還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不過是在歷史上更具體、在科學上更確切地說明了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任務，而這個任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這四十年間，考慮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經驗時經常談論的。”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68頁。）
列寧針對考茨基的叛徒行徑，進一步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偉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列寧指出，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是“馬克思學說的實質”。
所以，贊同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實質上是贊同還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正是區分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分水嶺。列寧還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內容”問題，“這個問題對于世界各國都有極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對于先進國家，尤其是對于各交戰國，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整個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最主要的問題。”考茨基極力回避、極力抹殺這個問題，充分暴露了他背棄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嘴臉。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5一6頁。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單行本，第6、5頁。）
第二、列寧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歪曲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把革命暴力化為烏有的叛徒行徑，進一步闡明了革命暴力的重大意義。
叛徒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中，采用騙術，把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解釋為所謂“統治狀態”。他胡說什么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指這個詞的本義，而是指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民主條件下通過和平的“民主選舉的方法獲得多數”所產生的“狀態”。列寧駁斥了考茨基這種詭辯，給無產階級專政下了一個精辟的定義，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不是什么“狀態”。“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為‘統治的狀態’”，“是因為這祥一來，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革命就安然無事地消失了！”所以考茨基的罪惡目的，就是通過隱瞞專政的基本標志，即革命暴力來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3一4、9、9、11頁。）
考茨基為了把革命暴力、暴力革命化為烏有，還無恥地偽造巴黎公社的歷史和歪曲馬克思關于英美有和平發展的可能性的思想。他胡說巴黎公社是由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列寧駁斥說，當時巴黎反革命資產階級的精華已逃到凡爾賽去了，公社的選舉怎能談得上“全民投票”呢？巴黎公社反對凡爾賽的斗爭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斗爭，這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又怎能談得上“純粹民主”呢？考茨基還胡扯，馬克思認為英美可能和平變革，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民主”條件下，“和平地”獲得多數產生出來的。列寧痛斥了考茨基這種卑鄙行徑，在寫這本書之前，他在以同名寫的一篇短文中就指出：“借口馬克思在70年代曾經認為英國和美國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詭辯，通俗一點說，這是用引證來騙人。第一、就在當時馬克思也認為這種可能是一個例外。第二、當時還沒有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第三、英國和美國當時沒有（現在有了）軍閥制度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主要機構。”考茨基這樣做的罪惡目的，就是妄圖用捏造和詭辯來否定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貫認為的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的思想，以達到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
列寧針對考茨基最害怕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暴力，進一步闡明了暴力革命的意義。列寧在書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這種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別是因為存在著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列寧特別強調了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主要成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摧毀舊軍隊，建設新軍隊。他指出：“沒有一個大革命是不瓦解’軍隊的，而且不這樣地不行。因為軍隊是支持舊制度的最頑固的工具，是維護資產階級紀律、支持資本統治、保持并培養勞動者對資本的奴隸般的馴服和順從的最堅固的柱石。反革命派從來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工人和軍隊同時并存。”“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著重指出，任何取得勝利的革命的第一個信條就是破壞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代替它。”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第91頁。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11、10頁。）
第三，列寧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的所謂“純粹民主”、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一律平等的謬論，進一步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中，喋喋不休地大談所謂“純粹民主”，鼓吹資產階級民主如何如何地“優越”，攻擊蘇維埃國家“用專政來毀滅民主”。列寧痛斥了考茨基這些荒唐透頂的謬論。列寧指出：“‘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世界上從來沒有什么“純粹民主”、“全民的民主”，而只有階級的民主。列寧針對考茨基美化資產階級民主的謬論，深刻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和虛偽性。列寧說：“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個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考茨基無恥地粉飾資產階級民主，表明了他奴顏婢膝地為資產階級效勞。列寧還針對芳茨基對無產階級民主的攻擊，闡明了無產階級民主的優越性。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因為“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絕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58、15、16頁。）
考茨基攻擊蘇維埃國家“損害民主”、“消滅民主”，這就表明了他不是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少數壓迫者、剝削者立場上。
考茨基攻擊蘇維埃國家“毀滅民主”，他拿出的一個主要論據，就是認為蘇維埃國家沒有保證被剝削者與剝削者“平等”。在他看來，剝削者是少數，勞動者是多數，而多數就應該“保護少數”，多數應該同少數“平等”。他說，民主的意思，就是一切人“都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權利”。列寧痛斥了考茨基這種謬論，指出，考茨基離開具體的、階級的內容來談“多數”同“少數”的關系，并由此而推論剝削者同被剝削者應該“平等”，這完全是一種詭辯的伎倆。列寧強調說：“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這是馬克思主義起碼的常識。列寧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教導，進一步論證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必須對資階級實行專政，而不能講什么“平等”的光輝思想。列寧指出，剝削者被推翻之后，他們在許多方面還保持著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還有貨幣，還有動產；他們還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和軍事技能；他們同國際資本還有廣泛的聯系；他們還有廣大的小私有制作為基礎等等。所以被推翻的剝削者絕不會甘心失敗，他們“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拚命的反抗”而“決不會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的決定。”列寧深刻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愿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為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斗爭”。所以“無產階級不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不用暴力鎮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獲得勝利”。正因為如此，無階級同資產階級決不能講“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必須實行專政或曰獨裁。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21、19、25頁。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27、30、25、48頁。）
列寧說：“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為了使反動派恐懼”，“為了維持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就必須有無產階級專政。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思想，關于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于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考茨基惡毒攻擊蘇維埃國家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剝奪反動派的選舉權是什么“專橫”。列寧痛斥了這種誹謗，指出，“‘專橫’！請想一想，這種責難暴露出他向資產階級獻媚已經卑鄙到了極點，他那種迂腐已經到了極其愚鈍的地步。”考茨基對于資產階級的那種百般刁難和迫害勞動人民、百般限制束縛窮人的手腳的種種法律，對于資產階級那種自私自利、軋轍齷齪、榨取民脂民膏的剝削者的專政，從不認為這是“專橫”，而對于被剝削的勞動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自己創立的新型的無階級國家中，擬定出“沒有剝削者的國家的基本原則”的時候，卻跑出來狂什么、“專橫”，“這難道不是資產者反革命的抱怨嗎”？不是充分暴露了這個“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的丑惡嘴臉嗎？考次基對于蘇維埃政權這種責難，還表明了這個“理論家”對民主與專政的關系一竅不通。列寧指出，在階級社會里，民主總是和專政聯系起來，沒有民主就談不上專政，沒有專政也就無所謂民主。剝削階級國家是對少數剝削者實行民主，對廣大被剝削者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國家則反其道而行之，對廣大無產階級和芳動人民實行民主，對占人口少數的剝削者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新式民主新式專政的結合。考茨基拚命地把民主和專政對立起來，極力鼓吹“純粹民主”，瘋狂咒罵革命專政，這充分表明了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
第四，列寧揭露批判了考茨基攻擊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生命力”，叫囂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來挽救俄國的反動謬論，進一步發揮了一國勝利學說。
叛徒考茨基在他的小冊子中，惡毒攻擊蘇維埃國家“沒有生命力”，胡說蘇維埃政權違背了國際主義原則，在國際上陷于孤立，胡說在國內工入與農民有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布爾什維克正處在被農民推翻的前夕，并大肆叫囂只有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才能挽救俄國。
列寧痛斥了考茨基對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攻擊和誣蔑，分析了當時歐洲的大好革命形勢，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勝利的國家和各國革命的相互關系。列寧指出，蘇維埃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國人民頭等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并以蘇維埃政權為基地來擴展世界革命。布爾什維克黨把支援各國革命運動視為自己應盡的、最崇高的國際主義的義務。“因為它盡力做到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也正因為這樣，蘇維埃俄國也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信任和支持。各國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后以各種方式援助了蘇維埃國家。而考茨基完全背叛了國際主義，他“害怕世界革命”，“‘不相信’世界革命”，既反對蘇維埃政權支援世界革命，也反對各國無產階級對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而這種支持正是社會主義能夠在俄國勝利的國際條件。
列寧還駁斥了考茨基把無產階級同農民的利益對立起來的謬論，進一步闡明了工農聯盟的理論。他指出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廣大勞動農民不僅能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在無產階級的帶領下也能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勞動農民是無產階級永久的、最可靠的同盟軍。列寧強調指出，蘇維埃國家是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的，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依靠鞏固的工農聯盟就一定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并一定能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勝利。考茨基極端仇視工農聯盟，害怕工農聯盟，反對工農聯盟，這充分暴露了他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67、77頁。）
列寧針對考茨基夢想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而提出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恢復資產階級議會共和國、實行資產階級代主等反動措施，憤怒地指出：“考茨基和反革命資產者實際上沒有絲毫差別，連一點差別的影子也沒有。用‘社會主義’做招牌的甜言蜜語，不過是重復俄國科爾尼洛夫分子、都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諾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當地、毫不掩飾地說出來的話罷了。”
(原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單行本，第92頁。)
偉大列寧同叛徒考茨基的斗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場深刻的兩條路線斗爭。列寧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對考茨基主義給予毀滅性的批判，在斗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捍衛了十月革命道路。列寧這一光輝著作不僅付當附保衛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推動國際無階級革命有著重大的意義，而且對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反對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斗爭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階級斗爭的存在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盡管叛徒考茨基的種種謬論，早已被偉大導師列寧批駁得體無完膚，但無論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是XXX、XX一類編子，都出于他們共同的反革命本性，繼承了老修正義者考茨基的反動衣缽。
叛徒、賣國賊XX是地地道道的考茨基的門徒。一方面，他操著當年考茨基的腔調，咒罵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專制”、“獨裁”、“執秦始皇之法”；另一方面他販賣考茨基的“純粹民主”、“保護少數”的黑貨，揮舞在孔孟那里撿來的“仁政”、“德治”的破旗，叫嚷要對所謂“受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XX如此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因為他刻骨機很我專了地、富、反、壞、右的政；XX滿口唱著仁義道德，就是安圖麻痹我們，要對反動派講“平等”、施“仁政”。他的罪惡目的就是要把地、富、反、壞、右重新扶上臺，恢復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在我國的反動統治，使我的國家變成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癡心安想，白日作夢！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必須實行專政，決不能講什么“平等”，施什么“仁政”。作大領袖毛主席指出：“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
（原注：轉引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叛徒、賣國賊XX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頭目考茨基如此地一脈相承，這就充分暴露了XX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暴露了XX和考茨基一樣，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可恥叛徒。
第二節 列寧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革命活動
一、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風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號召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
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固有的方盾急劇地尖銳化，歐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脂入了政治經濟的全面危機之中。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加緊了對勞動人民的進攻。這樣就使在戰爭中倍受饑餓、貧困和死亡的廣大芳動人民更加無以為生，無法忍受，因而民怨沸騰，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戰爭教育和鍛煉了人民。戰爭引起革命。廣大芳動人民從勝利的十月革命中找到了行動的榜樣，決心走“俄國人的路”，為爭取徹底解放而斗爭。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推動下，歐洲許多國家迅速出現了無產階級直接沖擊資本主義制度的蘋命風暴，正如列寧分析當時國際革命的形勢所說，“在許多國家里巴經顯露出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曙光。”如芬蘭、奧地利、捷克、波蘭、意大利、法國、英國以及美國、日本等。都相繼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德國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了英勇的斗爭，為國際無產階級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原注：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選集》，第1249頁。
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28卷，第147一148頁。）
1918年11月3日，德國基爾港的水兵因不滿德皇繼續戰爭的政策而發動了武裝起義，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士兵代表蘇維埃，揭了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序幕。接著全國各地工人、上兵效法基爾水兵的榜樣，紛紛舉行起義，建立蘇維埃。11月9日，在以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為首的社會民主黨左派一一一斯巴達克派的號召下，首都柏林的工人和士兵也舉行了武裝起義，推翻了德皇威廉二世。
但是由于當時德國革命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社會民主黨的左派一斯巴達克團雖然代表德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但理論上還不成熟，組織上還很渙散，未能掌握好革命的領導權。結果，革命的成果被社會民主黨的右派艾伯特、謝德曼之流和獨立社會民主黨考茨基之流所篡奪了。組成了以艾伯特為首的臨時政府。這個政府實質上是鎮壓無產階級革命，維護地主和資產階級統治，反對蘇維埃俄國的反動政府。
艾伯特和考茨基之流的反動行徑，從反面教育了德國無產階級和斯巴達克團，使他們認識到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重要性。于是，他們在1918年12月30日，在柏林舉行德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德國共產黨，通過了黨綱，選出了以卡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皮克為首的中央領導機構。黨綱規定德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把革命進行到底，把政權轉歸蘇維埃，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德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個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
德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引起了資階級及其走狗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驚慌不安。他們想趁革命力量尚未壯大起來的時候，尋機挑動首都工人過早地出戰，以便把革命淹沒在血泊中。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突然宣布撤銷同情革命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左派分子埃赫戈倫警察總監的職務。這一事件激起了德國共產黨人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憤怒抗議，在他們的聯合號召下，1月5日柏林工人以聲勢浩大的政治罷工和示威游行，后來轉為武裝起義來回答艾伯特政府的挑釁。早有準備的屠夫國防部長社會民主黨人諾斯克趁機對工人下毒手，指揮反革命武裝鎮正工人起義，并實行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幾天之內就屠殺了一萬多起義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德國工人階級的優秀領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堅強戰士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也于1月15日慘遭殺害。
柏林工人武裝起義雖然遭到殘酷的鎮壓，但革命仍向其他地區發展，在魯爾、薩克森等地，接連爆發武裝起義。
1919年4月慕尼黑無產階級在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英勇斗爭，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德國無產階級一直堅持斗爭到1919年5月間，才因艾伯特政府的殘酷鎮壓而失
敗。
1918年10月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被奧匈帝國境內的革命人民所推翻，各族人民在革命勝利的基礎上先后建立了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民族獨立國家。由于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革命的勝利果實均被資產階級所篡奪了。在匈牙利成立了卡羅伊為首的資產階級政府。
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便成為了匈牙利國內的主要矛盾。廣大工人群眾對于革命勝利果實被資產階級篡奪極為不滿，堅決要求把革命進行到底。以以貝拉·庫恩為代表的匈牙利共產主義者，適應著無產階級命的要求，于1918年11月20日成立了匈牙利共產黨，制定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并提出了“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口號。年輕的匈牙利共產黨根據這一正確的革命路線，積極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被匈牙利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力量日益發展嚇壞了的資產階級政府，迫不及待地要采取措施鎮壓共產黨。1919年2月20日，卡羅伊政府尋找借口，逮捕了77名共產黨的領導骨干，幾乎所有中央委員都被捕入獄。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是，暴力鎮壓挽救不了反動派的滅亡。被捕的中央委員通過地下聯系繼續領導獄外的革命斗爭。到1919年3月，推翻資產階級政府的草命時機日益成熟，數萬工人、農民已經武裝起來；黨在軍隊中已經有了雄厚的可靠力量；在黨的領導下，工人奪取工廠、農民奪取上地的運動遍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響應黨的號召，奪取了政權。此，卡羅伊政府已經實際上名存實亡了。1919年3月21日，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武裝起義，武裝的工人和士兵占領了布達佩斯的各個戰略要點，解除了憲兵和警察的武裝，并宣布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匈牙利的1919年3月社會主義革命，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暴力革命的勝利。然而，蘇修叛徒集團卻公然歪曲歷史，胡說什么“在1919年，匈牙利曾通過和平途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匈牙利資產階級政府是“自愿辭職”的等等。這是彌天大謊！卡羅伊曾清楚地辯解說：“我簽署了關于我辭去職務把政權轉交給無階級的宜言，事實上無產階級早已奪去并公開宣布取得了政權。”“我不是把政權轉交給無產階級，因為它早就由于有計劃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軍隊而奪得了政權。”資產階級政府首腦出自階級本性的辯白，無情地揭破了蘇修叛徒們偽造歷史的無恥伎倆。
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是在匈牙利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勝利的基礎上建立的。但年輕的匈牙利共產黨人輕信了社會民主黨接受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的諾言，喪失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與社會民主黨合并成為“匈牙利社會主義黨”。雖然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在共產黨人的堅持下，不顧右派社會民主黨的阻撓和反對，采取了一系列從根本上對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措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當國際帝國主義對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發動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分子乘機飯亂，替伏在蘇維埃政權內的社會民主黨右翼便公開叛變，投降帝國主義，造成了對埃共和國的嚴重的威脅。在抗擊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匈牙利共產黨曾領導廣大軍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力量懸殊，年輕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終于被帝國主義強盜于1919年8月1日扼殺了，它只存在了133天。
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有著許多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匈牙利共產黨喪失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與社會民主黨合并。列寧曾經針對這一教訓教導各國共產黨人說：“不應該忘記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教訓。匈牙利共產主義者同改良主義者的聯合，使匈牙利無產階級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原注：列寧《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列寧選集》第4卷，第309頁。）
德國和匈牙利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有了大好的革命形勢，有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還必須有無產階級堅強的領導核心一一個按照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這個黨必須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同一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決裂，執行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利和廣大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勝利。
在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的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也蓬勃興起。這是兩股沖擊帝國主義制度和殖民制度的革命洪流。
長期以來，帝國主義國家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看做是它們“安定”的后方，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給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十月革命打擊了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也動搖了帝國主義的后方，極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1918年在印度和埃及爆發了反對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1919年3月，朝鮮發生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統治的人民起義。1919年5月4日，中國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1919年土耳其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革命戰爭。越南人民也開始了反對法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
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展的，因而它具有許多新的重要特點。首先，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其鋒芒直接指向帝國主義。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上便形成了兩大對抗的民族：以帝國主義為一方的壓迫民族和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為一方的被壓迫民族。帝國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因此，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首要任務。正由于民族解放運動首先打擊的是帝國主義，所以它便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緊密咲系在一起，成為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毛主席指出：“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新的范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原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628-629頁。）
其次，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年輕的無產階級積極參加了斗爭，并以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也參加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但它已不能成為革命的主力軍和領導力量。毛主席在總結十月革命后的革命歷史指出：“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這是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
二、第三國際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動。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
長期以來，列寧高舉馬克思正義的革命旗幟，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斗爭，徹底揭露和批判了第二國際各國黨所奉行的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修正主義路線，并用布爾什維克黨所堅特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即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來影響和教育各國無產階級，爭取和團結各國黨的左派。列寧所闡明和堅持的這一條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得到了各國黨的左派的贊同和擁護，從而為新的國際——第三國際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第二國際破產后，列寧便積極為建立第三國際而斗爭。1915年和1916年列寧親自參加了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同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進行了尖銳的斗爭，并進一步做了爭取左派的工作，促進了各國左派同機會主義決裂。十月革命前后，列寧又發表了《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重要著作，進一步從政治上和理論上對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深刻的批判，幫助了各國左派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劃清界線。在列寧的幫助下，各國左派紛紛擺脫社會民主黨的控制，分裂出來先后成立了共產黨。到1919年初已經成立了共產黨的國家有：瑞典、希臘、芬蘭、匈牙利、奧地利、波蘭、德國、荷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等。這樣，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建立第三國際的條件已經具備了。
同時，由于下述情況，使得建立第三國際成為了刻不容緩的歷史任務。
首先，在革命高潮中誕生的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它們在政治上還不成熟，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還沒有徹底同機會主義決裂，以致在領導革命過程中犯了許多錯誤，造成了革命的失敗。因此，為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武裝各國共產黨，幫助這些黨解決革命所面臨的新問題，爭取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就很有必要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分贓的巴黎和會在“國際聯盟”的形式下勾結起來，它舉起反革命的白旗，糾集一切反革命勢力，瘋狂反對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因此，全世界無產階級迫切需要團結在革命的國際的紅旗下，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霸權聯盟而斗爭。
再次，早已破了產的第二國際的各國修正主義政黨，這時為了對抗布爾什維主義，反對十月革命，阻撓第三國際的建立，破壞高漲的革命運動，重又糾合在一起。1919年2月在瑞士伯爾尼召開了代表會議，恢復了第二國際，并通過了承認和支持“國際聯盟”的決議和目的在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于民主和專政的決議，還選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國際”執行委員會。這個死灰復燃的第二國際被稱為伯爾尼國際。列寧指出：“伯爾尼國際是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是一個國際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組織”。為了同這具復活的第二國際僵尸進行斗爭，確保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也必須迅速建立革命的第三國際。
（原注：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1368頁。）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1919年3月2一6日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即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有30個國家的共產黨、左派組織的54名代表和一些國家的觀察員。列寧親自領導了這次大會，并在會上作了《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報告。在報告中，列寧分析了形勢，指出各國革命運動正在日益增長；揭露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借談“一般民主”來維護資產階級民主，借斥責“一般專政”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再次強調了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推翻剝削者并鎮壓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體勞動群眾所絕對必需的”。大會一致通過了列寧的報告。這樣，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就成為共產國際各國黨的共同路線。
大會通過了正式成立共產國際的決議，并通過了《共產國際宣言》和《共產國際行動綱領》等文件。《宣言》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斗爭的旗幟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
（原注：列寧《論第三國際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9卷，第457、459頁。
列寧《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選集》第3卷，第722頁。）
第三國際的成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大事件，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列寧指出，“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世界歷史意義在于，它巳開始實現馬克思的一個最偉大的口號，這個口號總結了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來的發展，表現這個口號的概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國際的建立，使世界無產階級有了團結的中心和革命的戰斗司令部。
毛主席說，“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于其旗幟之下”。它領導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
（原注：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選集》第3卷，第810頁。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4頁。）
第三國際建立后，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繼續高漲，又有許多國家成立了共產黨。1919年建黨的有：保加利亞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墨西哥共產黨等；1920年建黨的有：法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丹麥共產黨、南斯拉夫共產黨、阿根廷共產黨、澳大利亞共產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等。據統計，到1920年，全世界共有27個共產黨。
然而在大好的革命形勢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仍然是十分尖銳的。一方面，右傾機會主義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威脅。由于第三國際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加入第三國際成為了革命群眾的迫切要求。于是原來第二國際中一些最有勢力的黨，如法國、意大利、美國社會黨、德國獨立社會黨、英國獨立工黨，為了欺騙群眾，繼續充當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和幫兇，便變換策略，紛紛退出伯爾尼黃色國際，申請加入第三國際，陰謀鉆進國際內部，繼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分裂和破壞工人運動。同時，在一部分剛成立的共產黨中，一些領導人對于右傾機會主義者妄圖篡奪領導權，改變黨的性質的危險，缺乏認識和警惕，在工作中犯有右傾的錯誤。所以對于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右傾機會主義仍然是主要危險。
另一方面，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還存在著一種“左”傾教條主義的傾向。在一些剛成立的共產黨中，其中有一部分要求革命而又缺乏鍛煉的年輕共產黨人，由于他們沒有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他們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時候出現了一種“左”的傾向。譬如在德國、英國、意大利、美國、荷蘭有一些自稱共產黨“左派”的人，為了反對“議會迷”，他們完全否認參加議會斗爭的必要，要做“抵制派”；為了反對黃色工會宮僚的工聯主義、改良主義，他們退出舊工會，拒絕在工會群眾中工作；為了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領袖的妥協叛賣，他們反對共產黨人實行任何妥協；為了反對第二國際領袖們的官僚政客作風和家長政治，他們要“打倒領袖”，反對組織紀律，甚至要取消黨。
列寧把他們這種錯誤稱為“左派”幼稚病。這種“左派”幼稚病還只是剛剛產生的一種思潮，還沒有占統治地位，因而它較之右傾機會主義來說危險要小得多。但是，如果不用最大的努力來醫治，這種錯誤傾向也將會嚴重影響革命的發展。所以列寧在用主要精力反對主要危險一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也堅決地批判這種“左派”幼稚病。
為了醫治各國黨內的“左派”幼稚病，幫助犯有此病癥的共產黨人提高路線斗爭覺悟和戰略策略水平，更好地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列寧認為有必要把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十幾年來進行兩條路線斗爭，運用戰略策略的經驗介紹給他們。“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現今策略上普遍適用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必須普遍實行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去。”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27、13頁。）
因此，列寧在1920年4一5月間，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全書共十章，著重論述了下列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關于兩條路線斗爭問題。
針對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斗爭的情況，和“左派”共產黨人對“左”傾錯誤的危害性和根源缺乏認識，列寧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進行兩條路線斗爭一反對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寶貴經驗，并著重揭露了“左”傾錯誤的危害性和根源，提出了克服它的方法。
列寧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敵人”，布爾什維克黨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成長、壯大和得到鍛煉的。“現在這個敵人在國際范圍內也仍然是主要敵人。對于這個敵人，布爾什維主義過去和現在都給予極大的注意。”列寧認為，關于這一點各國黨是比較清楚的。至于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同另一個敵人一一“左派”幼稚病作斗爭中成長、壯大和得到鍛煉，這一點，國外知道得還很不夠。因此列寧著重總結了在俄國三次革命中在黨內外反對“左”傾斗爭的歷史經驗。
列寧指出，“左派”幼稚病，有些象無政府主義，或者說有些地方剽竊無政府主義，它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它的特點是：動搖不定，華而不實，表面上看來很“革命”，實際上卻是很容易會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耽于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于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
列寧指出“左派”幼稚病有著深刻的根源。它的社會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小私有者…由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生活往往急劇地、迅速地惡化，以至于破產，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它的思想認識根源是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對問題的分析不是采取辯證的態度，而是常常搞簡單的肯定與否定。所以它“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
列寧還分析了當時犯“左”傾錯誤的大致有兩種人：第一種人是由于年輕幼稚而犯錯誤的，這種人缺乏革命鍛煉，“他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沒有深刻地探討過革命史”，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戰略和策略，沒有領會布爾什維克的基本經驗，因而說了一些蠢話，做了一些蠢事。這是絕大多數。對于這種人主要是教育問題，使他們提高認識，改正錯誤。另一種人是一小撮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階級敵人。其中有的是資產階級派遣打入黨內的奸細。列寧說：“資產階級無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將來還會派遣奸細到共產黨里來。”必須嚴防這種危險。對于這種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必須進行堅決斗爭，無情打擊。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13、42、27頁。）
列寧根據布爾什維克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認為：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必然經歷“首先而且主要是同本國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斗爭，其次是同‘左傾’共產主義的斗爭”。列寧這個深刻總結揭示了無階級政黨發展的一般規律。
第二，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互關系問題。
針對當時所謂“左派”在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系問題上的糊涂觀念，列寧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科學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學說。
在當時，德國共主義工人黨提出這樣的問題：“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列寧認為，這種把黨和階級對立起來，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單是這種問題的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的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列寧深刻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在多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要是“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70、24、22頁。）
把黨和階級對立起來，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必然會導致否定黨的領導作用，否定革命領袖的作用。列寧針對“左派”這種錯誤，特別強調了黨和無產階級利益的一致性，強調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黨的必要性，強調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列寧指出，無產階級要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要進行爭取解放的斗爭，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要有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黨，“沒有鐵一般的和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設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
列寧還針對某些人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的罪惡用心，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人“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這就揭露了那些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反對革命領袖的真正目的。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30-31、25、24頁。）
第三，關于黨的紀律問題。
列寧指出，“左派”在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相互關系問題上的錯誤，實質上是“否認黨性，否認黨的紀律”，“是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持、不能團結、不能統一行動”的表現。
針對“左派”這一錯誤，列寧根據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經驗，深刻論述了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執行黨的鐵的紀律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指出：“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黨的紀律顯得更為重要。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階級斗爭是極其尖銳、復雜的。得到國際資本支持的資產階級，它的反抗，因為被推翻而兇猛十倍；汪洋大海的小生產經常地、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包圍、浸染、腐蝕無產階級，為資本主義復辟制造土壤。“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也正因為這樣，“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拚命的、殊死的戰爭，不進行需要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所以，“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6、25頁。）
列寧進一步指出了無產階級政黨維持和加強鐵的紀律的三個條件：第一是靠黨員的覺悟；第二是靠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系；第三是靠黨的正確路線。列寧這些教導說明，共產黨人應有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提高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覺悟，并時刻接受群眾的監督，才能保持和加強鐵的紀律。
第四，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問題。
列寧針對“左派”共產黨人的錯誤的戰略和策略，總結了俄國和世界革命的經驗，詳細論述了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略和策略原則。
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要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必須講究斗爭的戰略和策略，必須遵循戰略策略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爭取和依靠群眾，保衛和壯大自己，利用一切矛盾，孤立和戰勝敵人。
如何對待群眾是一個路線問題、原則問題，能結群眾、依靠群眾，關系到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取得性利。所以，列寧特別強調共產黨人必須爭取群眾、結群眾，只有這樣才能壯大自己，孤立政人。列寧說：“我們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們作斗爭，是為了把工人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起碼最明顯的真理，那是愚蠢的。”從這個指導思想出發，列寧提出了“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的戰略、策略原則。
為了爭取群眾，戰勝敵人，列寧還指出必須善于利用矛盾，爭取同盟者。列寧說：“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
列寧還指出，為了爭取群眾，實現自己的革命任務，共產黨人還必須利用一切斗爭手段。“必須善于毫無例外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必須準備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列寧還認為，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共產黨人還必須善于實行“機動、通融、妥協的策略”。他教導說，共產黨人“應當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于在實踐中進行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迂回、退卻等等的才干結合起來”。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32、33、50、74、54頁。）
“左派”共產黨人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略和策略原則。他們借口舊工會是改良主義的反動工會，拒絕在工會的內部進行工作。列寧批判這種錯誤指出，“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為，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幫大忙。”因為占領工會領導權的工人貴族。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主義者都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退出工會，無異就是把工人群眾委棄在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影響之下。列寧要求“左派”必須改正這種錯誤，要“不怕任何犧牲，…留在工會里，無論如何也要在那里進行共產主義工作。”
“左派”共產黨人借口議會斗爭沒有意義，而反對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列寧指出這種做法也是極端幼稚和愚蠢的。議會斗爭是無產階級開展合法斗爭的一種形式，它對于揭露敵人，教育群眾是有意義的，所以，“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參加議會選舉，參加議會講壇上的斗爭”。列寧批評這些反對參加議會斗爭的“左派”，是“不善于把不合法的斗爭形式和一切合法的斗爭形式結合起來的…極壞的革命家。”列寧還針對“左派”共產黨人把修正主義“議會迷”同馬克思主義者利用議會斗爭混淆起來的錯誤，劃清了兩者的界線。他指出，無產階級政黨主張參加議會斗爭，“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階級的落后階層，正是在于喚醒和教育不開展的、閉塞的和愚昧無知的農村群眾”，為奪取政權作準備；而修正主義“議會迷”的目的是麻痹群眾，粉飾資產階級民主，維護資產階級統治。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雅病》。單行本，第74、33、35、39、75、39頁。）
“左派”共產黨人反對任何妥協，認為如果承認妥協，就是機會主義。列寧嚴肅地批判了這種錯誤觀點。指出，“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以便后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前者的妥協是屬于革命的妥協，它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從革命的全局利益出發，所作的局部的、非根本性質的妥協，其目的是為了奪取革命的更大勝利；后者的妥協是屬于修正主義的叛賣性妥協，它背叛無產階級立場，拿馬克思主義的根木原則去做交易，出賣革命的根本利益，向資產階級屈服投降。所以，應該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妥協，對革命的妥協應該允許，對叛賣性的妥協應該反對。而“左派”共產黨人不作具體分析，不論什么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鄭重態度。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19頁。）
第五，關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問題。
“左派”共產黨人之所以在一系列問題上犯錯誤，歸根結底就是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的態度問題，他們沒有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懂得布爾什維克的基本經驗。列寧針對他們的錯誤，深刻闡明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
列寧指出，俄國的先進分子經過了半個世紀的干辛萬苦，才“終于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并把它同俄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進行了長期的革命斗爭，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許多經驗是具有普遍性的國際意義的。列寧說：“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地方性的、一國特殊的、單單俄國的意義，而是國際的意義。”如何正確對待俄國革命的經驗是一個重要問題。第二國際的頭目們因為否認了俄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所以他們成了反動分子。但是這并不是說，各國共產黨人可以盲目地搬用俄國革命的所有經驗，可以不顧本國的具體條件，教條主義地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列寧強調指出，各國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俄國革命所反映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普遍規律的時候，“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點和特征”，也就是說必須同本國革命的具體特點相結合。這是無產階級政黨一條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
（原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單行本，第7、3、71頁。）
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發表，幫助了各國共產黨人開展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提高了他們的路線斗爭覺悟和戰略策略水平，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發展。當前，它仍然是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反對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斗爭的銳利武器，是我們批判以蘇修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批判王明、XXX、XX一類騙子的銳利武器，是我們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的重要文獻。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產國際在彼得格勒（后移至莫斯科)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來自37個國家的200多名代表。會前列寧發表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關于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等著作為大會做了思想和理論的準備。
列寧主持了大會，并在會上作了《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在《提綱》和《報告》中，列寧指出，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分散的共產主義力量，在每一個國家成立統一的共產黨，已經建立了共黨的要加強黨的建設，為準備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階級專政而斗爭。列寧特別強調各國共產黨必須開展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尤其是要把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一
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他說：“實際證明：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所以，機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必須戰勝這個敵人。我們在離開大會的時候，應該下定最大的決心，把各個黨內的這一斗爭進行到底。”
（原注：列寧《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第329頁。）
由于第二國際已經聲名狼藉，新生的第三國際在廣大勞動人民中獲得了很高的威信，因此有不少的“中派”的政黨和團體在群眾的壓力下退出了伯爾尼國際，申請加入第三國際。在這種情況下，“第三國際有被那些還沒有擺脫第二國際思想體系的、動搖的、不徹底的集團削弱的危險。”為了防止改頭換面的修正主義政黨混入第三國際，從內部進行破壞從而削弱第三國際的危險，大會通過了列寧親自制定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這個文件劃清了共產黨人同“中派”的思想界限，對于捍衛共產國際的純潔性，對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有著重大的意義。
（原注：列寧《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列寧選集》第4卷，第308頁。）
在大會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列寧所制定的關于解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會前，列寧為大會擬定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會上，列寧又作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提綱》和《報告》是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重要文獻。
在《提綱》中，列寧提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列寧說，“帝國主義的特點就是現在全世界巳經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數甚少的、擁有巨量財富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這個思想是列寧主義考察和解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原注：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第332、333頁。）
從這點出發，列寧指出：“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為共同進行革命斗爭、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彼此接近起來。”
為了實現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偉大任務，列寧強調指出，所有一切民族國家中的共產黨都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這也就是：“第一、要求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服從全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斗爭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戰勝資產階級的民族，有能力和決心去為推翻國際資本而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因此，各國共產黨必須堅決同拋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和政策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
在《提綱》中，列寧還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領導農民，聯合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線和策略。其中列寧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在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臨時聯盟時，“不要同他們融合，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
(原注：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選集》第4卷，第272、274、275頁)
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各項決議，總結了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經驗，確定了共產國際戰略、策略和組織的基本原則，給各國共產黨提供了具體的行動綱領。它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占著重要地位。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和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會。這兩次代表大會從當時許多國家共產黨還不善于團結群眾大多數的實際出發，制定了共產國際爭取和團結大多數群眾的統一戰線方針。列寧在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書面賀詞中指出：“盡管在各國共產黨的道路上存在著巨大的困難，但共產國際還是在成長著和壯大著。主要任務仍然是爭取大多數工人。這個任務我們無論如何要完成。”
（原注：列寧《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33卷，第375頁。）
第四次代表大會是列寧最后一次參加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
1924年1月21日偉大列寧因腦溢血與世長辭了。
列寧是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列寧的一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斗的一生。列寧在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列寧主義階段。列寧建立了俄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無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創立了前國主義時代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戰斗的國際組織一共產國際。列寧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給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事業的貢獻，是非常之偉大的。
列寧的逝世是蘇聯人民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巨大損失。
“列寧的名字成了被剝削的勞動群眾最愛慕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全世界勞動人民心中。
列寧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
偉大的列寧永垂不朽！
（原注：斯大林《悼列寧》。《論列寧》，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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