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布爾什維克黨為實現農業集體化而斗爭（1930－1934年）
一 1930－1934年間的國際形勢。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日本強占中國東三省。德國法西斯分子上臺。兩個戰爭策源地
蘇聯在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獲得了重大的成就、迅速地發展著工業，而資本主義國家卻在1929年底爆發了破壞力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加深了這一危機。工業危機同農業危機交織在一起，又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更加惡化。
在危機的三年（1930－1933年）內，蘇聯工業增長了一倍以上，在1933年達到了1929年的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國工業在1933年底卻降到1929年的百分之六十五，英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國工業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這種情況再次顯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這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經濟危機的國家。
由于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有二千四百萬失業工人陷于饑餓、貧困，痛苦的境地。幾千萬農民一直受著農業危機的折磨。
世界經濟危機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和附屬國之間、工人與資本家之間、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起來。
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總結報告指出，資產階級將從兩方面尋找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專政，即建立資本主義極端反動分子、極端沙文主義分子，極端帝國主義分子的專政來鎮壓工人階級；另一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戰爭來掠奪防御能力薄弱的國家。
結果正是如此。
1932年，日本發動戰爭的危險加大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看到歐洲列強和美國為應付經濟危機在國內忙得不可開交，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對防御能力薄弱的中國施加壓力，企圖把它征服而成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向中國宣戰，狡詐地利用他們自己制造的“地方事件”，偷偷地把自己的軍隊開進東三省。日本軍隊完全占領了東三省，為侵占中國北部和進攻蘇聯準備了合適的陣地。為了便于自由行動，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并加緊擴充自己的軍備。
這種情況促使美英法三國去加緊擴充它們在遠東的海上軍備。日本的目的顯然是征服中國，并把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從這里趕走。后者就以加緊擴充軍備來對付。
但日本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侵占蘇聯的遠東地區。蘇聯當然不能把這種危險置于不顧，于是就來努力加強近東邊區的防御能力。
這樣，由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國主義者作祟，在遠東形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
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矛盾不僅在遠東尖銳化，而且在歐洲也尖銳化了。工農業危機曠日持久，工人大批失業，貧苦階級生活無著，加強了工農的不滿情緒。不滿情緒轉變成工人階級的革命義憤。在德國，由于這個國家被戰爭、被付給英法戰勝國的賠款以及經濟危機弄得民窮財盡，由于工人階級被本國資產階級和英法外國資產階級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滿情緒特別強烈。德國共產黨在法西斯分子上臺前最后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六百萬張選票，就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德國資產階級看到，德國保存著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會使它吃苦頭，工人階級可以利用這些自由來開展革命運動。因此它認定，為了在德國保持資產階級政權，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資產階級的自由，把國會化為烏有，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恐怖專政，一個能夠鎮壓工人階級而把充滿復仇主義情緒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作為自己的基礎的專政。于是它就叫那個為了欺騙人民而自稱國家社會黨的法西斯黨上臺執政，因為它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黨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最反動最仇視工人階級的部分；第二，法西斯黨是個復仇主義色彩最濃厚的黨，能把千百萬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吸引到自己一邊。工人階級的叛徒——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在這方面幫了忙，他們用自己的妥協主義政策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
就是這些條件使德國法西斯分子在1933年取得了政權。
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時分析了德國的事變，他說：
“不僅應當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工人階級軟弱的表現，看作替法西斯主義掃清道路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而且應當把它看作資產階級軟弱的表現，看作資產階級已經不能用國會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實行統治，因而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現…”（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韙》俄文第10版第545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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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15頁。——譯者注
德國法西斯分子火燒國會、殘酷鎮壓工人階級、消滅工人階級的組織、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以此表明了他們要實行什么樣的對內政策。他們退出國際聯盟、公開準備戰爭，企圖用暴力手段按德國的需要來修改歐洲國家的邊界，以此表明了他們要實行什么樣的對外政策。
這樣，由于德國法西斯分子作祟，在歐洲的中心形成了第二個戰爭策源地。
蘇聯當然不能把這樣嚴重的事實置于不顧。于是它就警惕地注視著西方事變的進程．并加強它在西部邊陲的防御能力。
二 從限制富農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同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政策的行為作斗爭。對資本主義成分進行全線進攻。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
1929—1930年全面鋪開的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群眾性運動，是黨和政府過去全部工作的結果。社會主義工業已發展到開始為農業大批生產拖拉機和農業機器；1928年和1929年糧食收購運動期間對富農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農業合作社已發展到使農民逐漸習慣了集體經濟；第一批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了良好的經驗，——這一切為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為農民整村，整區、整個專區地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做好了準備。
向全盤集體化過渡并不是基本農民群眾簡單地和平地加入集體農莊。而是一場農民反對富農的群眾性斗爭。實行全盤集體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轉交集體農莊，但其中相當一部分土地是在富農手里，因此農民就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剝守富農的財產。奪取耕畜和機器，并要求蘇維埃政權逮捕和驅逐富農。
所以，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
這就是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當時蘇聯已經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鏟除富農，打垮他們的反抗，消滅他們這個階級，并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來代替他們的生產。
1927年，富農生產了六億多普特糧食，其中商品糧約一億三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1927年能夠提供的商品糧僅僅三千五百萬普特。1929年，由于布爾什維克黨采取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堅定方針，由于社會主義工業在以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農村方面取得了成績，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成長為一支重大的力量。就在這一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了不下四億普特的糧食，其中商品糧已超過一億三千萬普特，即超過富農在1927年提供的數量。而在1930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應該提供而且確實提供了的商品糧已達四億多普特，即遠遠地超過了富農在1927年提供的效量。
這樣，由于我國經濟方面的階級力量發生了變動，由于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糧食生產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已經具備，布爾什維克黨就有可能從限制富農的政策過渡到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
1929年以前蘇維埃政權實行的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蘇維埃政權向富農征收高額賦稅，要求他們按照同定價格把糧食賣給國家，頒布土地租佃法把富農的土地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頒布個體農民經濟使用雇傭勞動法來限制富農經濟的規模。但是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因為土地租佃法和勞動雇傭法容許富農存在，而禁止剝奪富農財產的命令又對此給予了一定的保障。這樣的政策限制了富農的增長，使那些經不住這種限制的個別富農階層受到排擠和陷于破產。但這一政策并沒有消滅富農階級的經濟基礎，井沒有消滅富農。這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而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這政策在一定時期，即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力量還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糧食生產代替富農的生產的時期，是必要的。
1929年底，由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發展，蘇維埃政權放棄這個政策而實行了個急劇的轉變。它采取了消滅的政策，采取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廢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勞動雇傭法，從而使富農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剝奪富農財產的命令。允許農民沒收富農的耕畜．機器和其他農具轉交集體農莊。富農被剝奪了。如同1918年資本家在工業中被剝奪一樣，不過有這樣一個區別：富農的生產資料這一次不是轉歸國家，而是轉歸聯合起來的農民，即轉歸集體農莊。
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革命變革，是從社會的舊質態到新質態的飛躍，按其結果來說，與1917年10月的革命變革具有同等的意義。
這個革命的特點，就在于它上有國家政權的倡議，下有千百萬農民群眾反對富農盤剝、爭取自由的集體農莊生話這一斗爭的直接支持。
這個革命一舉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同題：
（一）它消滅了我國人數最多的一個剝削階級，即作為資本主義復辟支柱的富農階級；
（二）它使我國人數最多的一個勞動階級，即農民階級，從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的道路轉上了公共經濟、集體農莊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
（三）它在農業這個最廣泛的，生活必需的、但又最落后的國民經濟部門中，為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基礎。
這樣就在國內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同時創造了建成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1929年在論證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和指出全盤集體化這一群眾性農民運動的結果時寫道：
“世界各國資本家夢想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后一點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則’正在破滅，正在化為泡影。被他們看作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正在大批地離開被頌揚的‘私有制’旗幟而走上集體制的軌道，走上社會主義的軌道。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后一點希望正在破滅。”（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296頁）①
聯共（布）中央在1930年1月5日《關于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這一歷史性決議中，明文規定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一決議充分估計到了蘇聯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充分估計到了蘇聯不同地區對集體化準備的不同程度。
當時規定了不同的集體化速度。聯共（布）中央按照集體化的速度把蘇聯各地區分為三類。
屬于第一類的是對集體化最有準備，拖拉機較多、國營農場較多、在過去的糧食收購運動中同富農斗爭的經驗較多的那些最重要的產糧區，即北高加索（庫班、頓河、捷列克）、伏爾加河中游、伏爾加河下游。中央提議這一類產糧區在1931年春基本完成集體化。
第二類產糧區，即烏克蘭、中央黑土區、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等地，可以在1932年春基本完成集體化。
其余各州、邊區和共和國（莫斯科州、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等地），集體化完成的時間可以到五年計劃期末，即到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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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336頁。——譯者注
黨中央認為，由于集體化速度日益增長，必須加速建立生產拖拉機，農具等等的工廠。同時，中央要求“堅決反對在集體農莊運動現階段輕視馬匹牽引作用的傾向，因為選種傾向臺導致隨意處置和變賣馬匹”。①
1929—1930年度給集體農莊的信貸增加了一倍（達五億盧布）。
規定由國家出資給集體農莊進行土地規劃。
在這個決議中有一個極重要的指示：集體農莊運動在現階段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集體化的農業勞動組合。
中央十分嚴肅地提醒各級黨組織注意，必須“反對任何從上面對集體農莊運動‘發號施令’的做法，因為這會造成一種危險，把集體化當作兒戲，而不是開展真正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競賽”（《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2冊第662頁）②。
中央的這一決議把如何貫徹執行黨在農村的新政策的問題講清楚了。
在消滅富農和實行全盤集體化這一政策的基礎上，蓬勃的集體農莊運動全面鋪開了。農民整村、整區地加入集體農莊，掃除了前進路上的富農，擺脫了富農的盤剝。
可是，在集體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黨的工作人員的實際工作中也很快暴露出一些缺點，即對黨的集體農莊建設政策的歪曲。盡管中央提醒不要在集體化取得成就時頭腦過于發熱，許多黨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當時當地的條件，不顧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準備程度，人為地加速集體化。
當時出現了違背集體農莊建設自愿原則的現象。有些地區不貫徹自愿原則，而以所謂“剝奪富農財產”、剝奪選舉權等威脅手段來強迫加入集體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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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114頁。——譯者注
②同上，第115頁。——譯者注
有些地區不做集體化的準備工作，不去耐心地解釋黨的集體化政策的一些原則，而是官僚主義地在上面發號施令，造成虛報集體農莊數字的現象，人為地擴大集體化的百分數。
中央指示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公有的農業勞動組合，但有些地方不顧這一指示，魯莽地跳過勞動組合而徑直組織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性畜和家禽等等都實行公有。
某些州的領導人剛一看見集體化取得成績就頭腦發熱，違背了中央關于集體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確指示。莫斯科州為了追求浮夸的數字，竟責成該州工作人員在1930年春完成集體化，雖然他們至少還有三年的時間（到1932年底）。在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違背指示的情況更為嚴重。
富農及其應聲蟲就利用這種過火行為進行挑撥，提出組織公社而不組織農業勞動組合，提出立刻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實行公有。同時，富農還鼓動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前把牲畜殺掉，誘騙農民說牲畜到集體農莊內“反正會被沒收”。階級敵人指望地方組織在集體化運動中所犯的過火行為和錯誤會激怒農民，會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
由于黨組織的錯誤和階級敵人的直接挑撥，1930年2月下半月，在集體化普遍取得無可置疑的成就的情況下，有些地區出現了農民嚴重不滿的危臉征兆。有的地方，富農及其走狗甚至煽起了農民公開反對蘇維埃。
黨中央在接到一連串警報、知道黨的路線遭到歪曲因而集體化有失敗的危險之后，就立刻開始糾偏，努力把黨的干部引上迅速改正錯誤的道路。1930年3月2日，根據中央決定，發表了斯大林同志的《勝利沖昏頭腦》一文。這篇文章警告了所有由于集體化成就而頭腦發熱，犯了嚴重錯誤和離開了黨的路線的人，警告了所有企圖用行政強迫手段使農民轉上集體農莊道路的人。文章特別強調了集體農莊建設的自愿原則，并指出在規定集體化的速度和方法時必須考慮蘇聯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斯大林同志提醒說，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這種勞動組合只把基本生產資料，主要是糧食生產方面的基本生產資料實行公有，而宅旁園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實行公有。
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這篇文章幫助黨組織改正了錯誤，極其有力地回擊了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因為這些敵人原以為他們一定能利用這種過火行為來煽起農民反對蘇維埃政權。廣大農民群眾確信，布爾什維克黨的路線與某些地方發生的魯莽的“左的”過火行為毫無共同之處。這篇文章使農民群眾安了心。
為了把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所發動的糾正過火行為和糾正錯誤的運動進行到底，聯共（布）中央決定對這些錯誤再一次進行打擊，于1930年3月15日公布了《關于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決議。
這個決議詳細分析了所犯的錯誤，認為這是離開黨的列寧斯大林路線的結果，是直接違背黨的指令的結果。
中央指出；“左的”過火行為是對階級敵人的直接幫助。
中央提議：“撤換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黨的路線的行為作堅決斗爭的工作者。”（《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2冊第663頁）①
中央對幾個犯了政治錯誤而又不能改正錯誤的州和邊區的黨組織（莫斯科州、南高加索）的領導進行了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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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120頁。——譯者
1930年4月3日，發表了斯大林同志的《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一文。文章指出，在農民問題上發生錯誤的根源和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錯誤是：不正確地對待了中農，違背了列寧的建立集體農莊的自愿原則，違背了列寧關于必須估計到蘇聯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的原則，跳過了勞動組合而徑直組織公社。
由于采取了這一切措施，黨克服了一些地區的地方工作人員的過火行為。
只是因為中央非常堅決，善于逆潮流而進，才把黨內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頭腦發熱，離開黨的路線使勁往下滑的干部及時引上了正確道路。
黨把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行為克服了。
結果就把集體農莊運動的成就鞏固了。
結果就為集體農莊運動的進一步蓬勃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黨采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以前，為消滅資本主義成分而對資本主義成分進行的嚴重進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工業方面。農業、農村暫時還落后于工業，落后于城市。因此，進攻還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非總攻性質的。但是現在，農村的落后已開始從畫面上消失，農民為消滅富農而進行的斗爭已十分清楚地呈現出來，黨已進而采取消滅富農的政策，所以對資本主義成分的進攻有了總攻的性質，片面的進攻轉變成了全線的進攻。到召開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對資本主義成分的總攻已經全線展開了。
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于1930年6月26日開幕。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有表決杈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著一百二十六萬零八百七十四名黨員和七十一萬一千六百零九名預備黨員。
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是作為“社會主義在全線展開大規模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和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斯大林）①載入黨的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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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5頁。——譯者注
斯大林同志在中央政治報告中指出：布爾什維克黨在開展社會主義進攻中取得了極其重大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已超過農業的比重。在1929—1930經濟年度，工業的份額在整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已至少占萬分之五十三，而農業的份額約占百分之四十七。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即在1926—1927年度，全部工業的總產值還只等于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即在1929—1930年度，已約為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了。
重工業，即生產生產資料的機器制造業，更加強大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場的熱烈掌聲中說：“……我們正處在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前夜。”①
斯大林同志解釋說，但是不能把工業發展的高速度和工業發展的水平混為一談。雖然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是空前的，但按工業發展的水平我們還遠遠落后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例如，電力生產的情形就是如此，盡管蘇聯在電氣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金屬生產的情形也是如此。蘇聯的生鐵產量，根據計劃在1929—1930年度末應為五百五十萬噸，而德國1929年的生鐵冶煉量為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為一千零四十五噸。為了在最短期間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落后的情形，必須進一步加快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必須同企圖減低社會主義工業發展速度的機會主義分子作最堅決的斗爭。
①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32頁。——譯者注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些胡說必須減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人，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我們階級敵人的代理人。”（《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369頁）①
在第十五年計劃第一年度計劃順利完成和超額完成后，群眾中提出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在許多先進工業部門（石油工業、泥炭工業、普通機器制造業、農業機器制造業、電機工業），計劃執行得非常順利，甚至可在兩年半至三年內完成這些部門的五年計劃。這就證實了“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是完全現實的，并揭穿了那些缺乏信心、懷疑這個口號能實現的人的機會主義。
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委托黨中央“保證今后仍然以戰斗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真正做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②。
到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對，蘇聯的農業發展實現了極其重大的轉變。廣大農民群眾完全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了。截至1930年5月1日，在各產糧州的主要產糧區，集體化的農戶已達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在1928年春為百分之二三）。集體農莊的耕地面積已達三千六百萬公頃。
這樣，中央1930年1月5日決議中所規定的那個提高了的計劃（三千萬公頃）超額完成了。而集體農莊建設的五年計劃，在兩年內超額百分之五十多完成了。
集體農莊的商品產量三年內增加了三十九倍多。1930年，國家從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不算）取得的商品糧，已占國內糧食的全部商品產量的一半多。
這就是說。今后決定農業命運的將不是個體農戶而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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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40頁。——譯者注
②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136頁。——譯者注
如果說在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群眾性運動以前，蘇維埃政權主要是依靠社會主義工業。那么今后它也要開始依靠農業中迅速增長的社會主義成分即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了。
正如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一個決議所指出的，集體農民已經成了“蘇維埃政權真正的可靠的支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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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171頁。——譯者注
三 改造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方針。技術的作用。集體農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總結。社會主義的全線勝利。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
在重工業特別是機器制造業不僅已經建立和鞏固、而且向前發展得相當迅速的時候，黨面臨的一個首要任務是：在現代化新技術的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必須向燃料工業、冶金工業、輕工業、食品工業、森林工業、軍事工業、運輸業和農業提供現代化的新技術，提供新機床和新機器。由于對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需求大量增長，必須使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產量增加一兩倍。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現代化的新設備來供給工廠、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舊的設備不能使產量提高得這么快。
不改造國民經濟各個基本部門，就不能滿足國家及其國民經濟日益增長的、更高的需要。
不改造，社會主義的全線進攻就不能進行到底，因為要打垮和徹底消滅城鄉資本主義成分，不僅要依靠新的勞動組織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依靠新的技術。依靠自己技術的優越。
不改造，就不能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并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從工業的發展速度看，蘇聯已超過這些國家，但從工業的發展水平看，從產量看，蘇聯還大大落后于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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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主義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171頁——譯者注。
為了消滅這種落后，必須用新的技術來供給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必須在現代化新技術的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一切部門。
這樣，技術就有了決定性的意義。
阻礙這件事情的，并不是新機器和新機床不夠，因為機器制造工業已能提供新的設備，而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正確地對待技術，低估技術在改造時期的作用，鄙薄技術。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認為：技術是“專家”的事情，是交給“資產階級專家”去做的一種次要的事情；黨員經濟工作人員不應干預生產技術；他們應該抓的不是技術，而是更重要的事情，即對生產的“一般”領導。
這樣，讓資產階級“專家”管生產上的事情，而黨員經濟工作人員自己則從事“一般”領導，即簽署公文。
用不著證明，采取這樣的態度，“一般”領導必然變成“一般”地空談領導，為簽公文而簽公文，在一紙公文上瞎忙。
當然，在黨員經濟工作人員這樣鄙薄技術的情況下，我們就不僅永遠不能超過、而且也永遠不能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對待技術，而且是在改造時期，就會使我國注定要落后，使我們的發展速度注定要降低。這樣對待技術實質上掩蓋和掩飾了一部分黨員經濟工作人員內心深處的愿望——放慢、降低工業發展速度而為自己造成一種“安靜的環境”，辦法就是把生產的擔子推給“專家”。
必須使黨員經濟工作人員面向技術，使他們對技術產生興趣，向他們指明：掌握新技術是布爾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切身的事情，不掌握新技術就有使我們祖國永遠落后，永遠不能翻身的危險。
這個任務不解決就不能前進。
斯大林同志1931年2月在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在這方面起了極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說中說：“人們有時問：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緩進展嗎？不，不能，同志們！決不能減低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愿意挨打。不，我們絕對不愿意！
舊俄的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它因為落后而不斷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貴族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后。……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
我們至多在十年內就應當跑完我們落后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本領。而這是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并且僅僅是取決于我們自己的！已經是我們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不干預生產的陳腐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于目前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如果你是廠長，你就要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過去，就要學習再學習。布爾什維克應當掌握技術。已經是布爾什維克自己成為專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第10版第444—446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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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399—402頁。——譯者注
斯大林同志的演說的歷史意義，在于它結束了黨員經濟工作人員對技術的鄙薄態度，使他們面向技術，開辟了為布爾什維克自己掌握技術而斗爭的新時期，從而促進了國民經濟改造工作的開展。
從這時起，技術不再由資產階級“專家”所壟斷而變成了布爾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自己切身的事情，而“專家”這一鄙薄的稱呼變成了掌握技術的布爾什維克的光榮稱號。
從這時起，必然會出現而后來也確實出現了一批一批、成千成萬掌握了技術和能夠領導生產的紅色專家。
這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新的即蘇維埃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他們現在是我們經濟領導中的基本力量。
所有這些都必然會促進并且也確實促進了國民經濟改造工作的開展。
改造工作不僅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進行，而且還以更快的速度在農業方面進行。這也可以理解，因為農業擁有的機器本來就比其他部門少，它比哪一個部門都更需要得到新機器。而現在特別需要加緊用新機器供給農業，因為現在集體農莊的建設每月每周都有新的發展，也就是說每月每周都提出了供給它成千上萬臺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新要求。
1931年，集體農莊運動有了新的發展。就主要產糧區來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占農戶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全盤集體化在這些地區基本上已經完成。在二等產糧區和經濟作物區，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萬個集體農莊和四千個國營農場的耕地面積已占全國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二，而個體農民只占三分之一。
這是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巨大勝利。
但是，集體農莊建設暫時還沒有向深度發展，而只是向廣度發展；還沒有向改進集體農莊工作和集體農莊干部的質量方面發展，而只是向增加集體農莊的數量和擴大集體化的地區的方面發展。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集體農莊積極分子的成長、集體農莊干部的成長，趕不上集體農莊本身數量的增加。因此，新集體農莊中的工作并不總是令人滿意的，而集體農莊本身暫時還幼弱，不鞏固。農村缺少集體農莊所必需的能讀會寫的人（會計、管理員、秘書），農民缺乏經營集體農莊大經濟的經驗，這些也妨礙了集體農莊的鞏固。在集體農莊里都是些昨天的個體農民。他們只有經營小塊土地的羥驗，還沒有領導集體農莊大經濟的經驗。要獲得這樣的經驗是需要時間的。
由于這些情況，集體農莊工作在最初一個時期暴露了一些嚴重的缺點。當時發現集體農莊的勞動還組織得不好，勞動紀律松弛。有許多集體農莊不是按勞動日而是按人口分配收入。常有這樣的時候，懶漢竟比埋頭苦干不耍滑的莊員分的糧食還多。由于集體農莊領導方面的這些缺點，莊員們對工作的切身利害感降低了，許多人甚至在大忙季節也不出工，一部分集體農莊莊稼直到下雪時還沒有收割，并且收也收得不細，糟蹋很厲害。機器和馬匹無人照管，工作沒有專人負責，也削弱了集體農莊經濟，減少了集體農莊的收入。
在那些被過去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鉆進集體農莊竊取了某些職務的地區，情況特別嚴重。被剝奪了財產的富農往往跑到另外一個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區，鉆進那里的集體農莊進行破壞和搗亂。有時候由于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缺乏警惕性，富農競鉆進了本地區的集體農莊。過去的富農之所以易于鉆進集體農莊，是因為他們對集體農莊急劇改變了斗爭策略。從前，富農公開反對集體農莊，用殘酷手段來對付集體農莊積極分子、先進莊員，躲在角落里對他們放冷搶，焚燒他們的房屋和倉庫等等。當時富農想用這種手段嚇倒農民群眾，不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現在，公開反對集體農莊的斗爭已經失敗，他們就改變自己的策略。他們現在已經不用半截槍殺人了，而是裝得很溫和、馴服、聽話和完全像個蘇維埃人的樣子。他們鉆進集體農莊之后，就暗中進行破壞。他們到處設法從內部瓦解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的勞動紀律，把計算收成和計算勞動的工作攪亂，富農企圖滅絕集體農莊的馬匹，并且居然害死了許多馬匹。富農故意讓馬匹感染上鼻疽、疥癬和其他病癥，不給馬匹任何照料，如此等等。富農破壞拖拉機和其他機器。
富農所以能夠欺騙莊員和進行破壞活動而不受到懲罰，是因為集體農莊還幼弱和沒有經驗，而集體農莊的干部還沒有成長起來。
為了消滅富農對集體農莊的破壞活動和加速鞏固集體農莊，必須迅速地、認真地給集體農莊以人員、意見和領導方面的幫助。
布爾什維克黨給了集體農莊這樣的幫助。
1933年1月，黨中央通過決議：在為集體農莊服務的機器拖拉機站中成立政治部。為了幫助集體農莊，向農村派出了一萬七千名黨的工作人員去擔任政治部工作。
這是一種重大的幫助。
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在兩年（1933年和1934年）內做了大量的工作，來消除集體農莊工作的缺點，培養集體農莊的積極分子，鞏固集體農莊，清除集體農莊中的敵對分子，即從事破壞活動的富農分子。
政治部光榮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任務：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了集體農莊，培養了新的集體農莊干部，整頓了集體農莊的業務領導，提高了莊員群眾的政治水平。
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1933年2月）和斯大林同志在這次大會上的演說，對提高莊員群眾為鞏固集體農莊而斗爭的積極性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說中對比了農村中集體農莊以前的舊制度和集體農莊這個新制度，他說：
“在舊制度下，農民進行單干，用古老陳舊的方法和舊式農具工作，為地主和資本家、為富農和投機分子工作，自己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而使別人發財致富。在新的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按勞動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農具——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工作，為自己和自己的集體農莊工作，過著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分子的生活，為了使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生活狀況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528頁）①
斯大林同志在演說中指出了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以后所取得的實際成績。布爾什維克黨幫助千百萬貧農群眾加入了集體農莊，擺脫了富農盤剝。加入集體農莊并在農莊中使用著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產工具的千百萬貧農群眾，從前都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現在在農莊里上升到了中農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這是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個成績。
斯大林同志說，第二步就是要把莊員——不論是從前的貧農或從前的中農——都提得更高，要使集體莊員都成為生活富裕的人，使所有農莊都成為布爾什維克式的農莊。
斯大林同志說：“現在，集體農莊莊員要成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休農莊里誠實地工作，正確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地使用耕畜，正確地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的財產。”（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532-533頁）②
斯大林同志的演說深深印在千百萬莊員的心里，成了集體農莊的具體的戰斗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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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494-495頁。——譯者注
②同上，第500頁。——譯者注
到1934年底，集體農莊已成為牢固而不可戰勝的力量了。當時，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占全蘇聯農戶總數的四分之三左右，集體農莊的耕地面積已占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1934年蘇聯農業中使用的拖拉機已有二十八萬一千臺，聯合收割機三萬二千臺。1934年的春播工作比1933年早十五至十天完成，比1932年早三十至四十天完成，而糧食收購計劃則比1933年早三個月完成。
這樣，由于黨和工農國家的巨大幫助，集體農莊在兩年之內就鞏固了。
集體農莊制度的牢固的勝利和隨之而來的農業的高漲，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取消面包和其他食品的配給制而規定食品可以自由購買。
由于作為臨時政治機關而設立的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中央決定把它們改為通常的黨的機關，使其同當時黨的區委會合并。
所有這些成就，無論在農業方面或在工業方匝，都是由于五年計劃勝利完成而獲得的。
到1933年初已看得很明顯，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完成，已經提前完成，已經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完成。
這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所獲得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
1933年，斯大林同志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月聯席全會上作的報告，對第一個五年計劃作了總結。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過去這一時期，在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取得了如下的基本成績:
（一）蘇聯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為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全部生產中的比重已增長到百分之七十。
（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消滅了工業領域的資本主義成分而成了工業中唯一的經濟體系。
（三）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消滅了農業領域的富農階級而成了農業中的統治力量。
（四）集作農莊制度消滅了農村中的貧窮、困苦現象，幾千萬貧農變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五）社會主義體系在工業中消滅了失業現象，在一些生產部門里保持八小時工作制，在絕大多數企業中已改為七小時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業中規定了六小時工作制。
（六）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勝利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這些成就的意義，首先就在于它們使工人和農民徹底擺脫了剝削的桎梏，并為蘇聯全體勞動者過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開辟了道路。
1934年1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著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名黨員和九十三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名預備黨員。
大會總結了黨在過去這一時期的工作，指出社會主義在經濟和文化的一切部門取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成就，確認黨的總路線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以“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載入史冊。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報告中指出，蘇聯在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根本改變了樣子，拋掉了落后的中世紀的外貌。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由個體小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農業的國家。它由愚昧無知、不識字、沒有文化的國家變成了（確切些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有文化的國家，這個國家廣泛地設立了用蘇聯各民族語言來教學的高等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553頁）①
當時，社會主義工業已占我國全部工業的百分之九十九。社會主義農業，即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占我國全部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至于商品流轉，資本主義成分已從商業中完全排擠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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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24頁——譯者注
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說過：我國有五種社會經濟成分。第一種成分是宗法式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經濟，即幾乎不進行任何貿易的經濟。第二種成分是小商品生產，即占農民大多數的，出賣農產品的農戶以及手工業者。這種經濟成分在新經濟政策頭幾年包括了大多數居民。第三種成分是私人資本主義，它在新經濟政權初期活躍起來了。第四種成分是國家資本主義，主要是租讓企業，它沒有什么大的發展。第五種成分是社會主義，即當時還幼弱的社會主義工業，在新經濟政策初期在國民經濟中微不足道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以及在新經濟政策初期同樣很幼弱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
列寧指出，在這五種成分中，社會主義成分一定會占絕對優勢。
新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獲得完全勝利。
而這個目的到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時已經實現了。
斯大林同志在談到這點時說：“我們現在可以說，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成分已經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成分已經被排擠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種社會經濟成分——社會主義成分是整個國民經濟中獨占統治地位的唯一的領導力量。”（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555頁）①
政治思想領導的問題在斯大林同志報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醒黨說：雖然黨的敵人——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各種民族主義傾向分子已被擊敗，但是他們的思想體系的殘余還留在一些黨員的頭腦中，并且時常在興妖作怪。經濟中特別是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是已被擊敗的反列寧主義集團的思想體系得以死灰復燃的良好土壤。人們意識的發展落后于人們的經濟地位。因此，雖然資本主義在經濟中已經消滅，但資產階級觀點的殘余仍然在人們的頭腦中存在著，并且將來還會存在下去。同時必須估計到，應當時刻加以防范的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力圖復活和支持這些殘余。
斯大林同志還講到，在民族問題方面，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特別有生命力。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兩條路線的斗爭，既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又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在有些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等等）內，黨組織放松了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斗爭，竟讓它發展到同敵對勢力結合起來、同武裝干涉者結合起來，成了危及國家的一種禍害。斯大林同志在答復民族問題上什么傾向是主要危險的問題時說道：
“主要危險就是人們停止和它作斗爭因而讓它發展到危害國家的那種傾向。”（同上，第587頁）②
斯大林同志號召黨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不斷地揭露敵對階級的和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的思想體系及其殘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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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26頁。——譯者注
②同上，第563頁。——譯者注
接著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指出：單是通過正確的決議本身還不能保征事業成功。要保證事業成功，必須正確配備能夠實現領導機關決議的人員，并組織對這些決議執行情況的檢查。不采取這些組織措施，決議就有變成一紙空文而不能落實的危險。說到這里，斯大林同志援引了列寧的著名原理：組織工作主要就是挑選人員和檢查執行情況，同時斯大林同志著重指出，我們實際工作中的主要禍害，就是通過的決議同執行決議、檢查這些決議執行情況的組織工作脫節。
為了改進對黨和政府的決議執行情況的檢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建立了直屬聯共（布）中央的黨的監察委員會和直屬蘇聯人民委員會的蘇維埃監察委員會，以代替從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完成了任務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院。
斯大林同志把黨在新階段上的組織任務規定如下：
（一）要使我們的組織工作適應于黨的政治路線的要求；
（二）把組織領導提高到政治領導的水平；
（三）使組織領導能夠完全保證黨的政治口號和決議得到實現。
斯大林同志在結束報告時提醒說：雖然社會主義的成就是偉大的，使我們產生了應有的自豪感，但是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驕傲自滿”，不要高枕而臥。
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要使黨高枕而臥，而要在黨內提高警惕性；不要使黨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戰斗準備狀態；不要解除黨的武裝，而要把它武裝起來；不要使黨渙散，而要使它保持動員狀態以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596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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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74頁。——譯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聽取了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兩同志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更加宏偉。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的1937年，工業產值和戰前水平比，大概增長七倍。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整個國民經濟的基建項目投資規定為一千三百三十億盧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為六百四十多億盧布。
這樣多的基建項目，能保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都得到徹底的技術改造。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基本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拖拉機的總功率要從1932年的二百二十五萬馬力，增加到1937年的八百多萬馬力。還規定要廣泛采用各種農藝措施（實行正確的輪作制，用精選的種籽播種，秋耕等等）。
對運輸業和郵電業規定要進行工程巨大的技術改造。
提出了進一步提高工農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廣泛規劃。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對組織問題很重視，并根據卡岡諾維奇同志的報告通過了關于黨和蘇維埃建設問題的專門決議。在黨的總路線已經取得勝利，黨的政策已經由實際生活即由千百萬工農的經驗檢驗過了的時候，組織問題就有了更大的意義。第二個五年計劃規定的新的復雜任務，要求提高一切部門的工作質量。
代表大會關于組織問題的決議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成分，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在最新技術基礎上完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掌握新技術和新企業，實行農業機械化和提高農業生產率。這些任務非常尖銳地提出了提高一切部門的工作質量，首先是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的領導質量的問題。”（《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2冊第591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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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384頁。——譯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它和舊黨章的不同之處首先就是增加了導言部分。黨章導言部分對共產黨下了一個簡短的定義，說明了共產黨在無產階級斗爭中的作用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體系中的地位。新黨章詳細列出了黨員的義務。黨章中加進了關于接收黨員的更嚴格的規定和關于同情者小組的條文。黨章更詳細地闡明了黨的組織機構問題，重新擬定，關于黨的支部（原稱支部，從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起改稱基層組織）的條文。新黨章還重新擬定了關于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的條文。
四 布哈林派蛻化為政治上的兩面派。托洛茨基兩面派分子蛻化為一幫白衛殺人兇手和特務。謝·米·基洛夫遭兇殺。黨在加強布爾什維克警惕性方面的措施
我國社會主義的成就不僅使我們黨，不僅使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歡欣鼓舞，而且使我們的整個蘇維埃知識界，使蘇聯全體忠實的公民歡欣鼓舞。
這些成就沒有使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余孽感到高興，而是使他們更加惱恨。
這些成就使被打倒的階級的應聲蟲——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可憐余孽發了狂。
這些老爺評價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成績時，并不是從歡迎每一個這樣的成績的人民的利益出發，而是從自己那個可憐的脫離實際生活和完全腐化了的派別集團的利益出發。我國社會主義的成就意味著黨的政策的勝利，意味著這些老爺的政策的徹底破產，因此他們不僅不承認明顯的事實并加入共同的事業，反而為自己的失敗和破產向黨和人民進行報復，對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事業進行搗亂和破壞，炸礦井，燒工廠，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搞破壞，以便破壞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成績，并在人民中間挑起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同時，為了使自己那個可憐的集團免遭揭露和粉碎，他們戴上了一副忠誠于黨的假面具，越來越起勁地巴結黨，吹捧黨、諂媚黨，而事實上繼續在暗中進行反對工農的破壞活動。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作了懺悔的發言，他們頌揚黨，把黨的成績吹得天花亂墜。但是代表大會感覺到，他們的發言有些言不由衷和兩面派的味道，因為黨要求于黨員的不是吹捧和頌揚黨的成績，而是在社會主義戰線上忠誠地工作，但這一點是布哈林派早已沒有的了。黨看到，實際上這些老爺是通過自己的虛偽發言同他們在會外的同伙遙相呼應，教他們耍兩面派，叫他們不要放下武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派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發了言，他們過甚其詞地斥責自己的錯誤，也過甚其詞地贊揚黨的成績。但是代表大會不能不看到，無論是令人作嘔的自我斥責，還是甜言蜜語的歌功頌德，都是這些老爺心地齷齪和做賊心虛的另一種表現。不過黨還不知道。也沒有料到，這些老爺在臺上甜言蜜語的同對，已經在準備兇殺謝·米·基洛夫了。
1934年12月1日，在列寧格勒斯莫爾尼宮，謝·米·基洛夫被人用手槍兇殺了。
當場捕獲的兇手，原來就是由季諾維也夫反蘇集團參加者在列寧格勒組織的一個反革命地下集團的成員。
全黨敬愛的，工人階級敬愛的謝·米·基洛夫被殺害的消息，引起了我國勞動者無比的憤慨和深切的悲痛。
調查材料表明，1933—1934年，前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成員在列寧格勒組織了一個以所謂“列寧格勒總部”為首的反革命地下恐怖集團。這個集團的宗旨是殺害共產黨的領導人。謝·米·基洛夫是預定的第一名犧牲者。從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的口供中知道，他們同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有勾結，從他們那里領取經費。
這個組織中被揭露的成員，由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判處了槍斃的極刑。
很快查出存在著一個反革命地下“莫斯科總部”。調查材料和審判表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甫多基莫夫和這個組織的其他領導人在培植自己同伙的恐怖主義情緒方面，在準備殺害中央委員和蘇聯政府成員方面，起了卑鄙的作用。
這些人的兩面手法和卑鄙齷齪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季諾維也夫這樣一個組織和指使殺害謝·米·基洛夫、催促兇手趕快下毒手的人，居然寫了一篇頌揚死者基洛夫的悼文，要求把它登載出來。
季諾維也夫分子在法庭上裝出悔過自新的樣子，其實他們就在這時也還在耍兩面派。他們隱瞞了自己和托洛茨基的勾結，隱瞞了他們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賣身投靠法西斯間諜機關的事實，隱瞞了他們的特務活動和暗害活動。季諾維也夫分子在法庭上隱瞞了自己和布哈林派的勾結，隱瞞了法西斯分子的雇傭走狗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聯合匪幫的存在。
后來查明，基洛夫同志就是被這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聯合匪幫殺害的。
還在當時，即在1935年，就已很清楚，季諾維也夫集團是個暗藏的白衛組織，完全應該把它的成員當作白衛分子來嚴辦。
一年后知道，殺害基洛夫的真正的、直接的、實際的組織者和準備殺害其他中央委員的組織者，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們的同謀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葉甫多基莫夫，皮克里、伊·恩·斯米爾諾夫、穆拉契科夫斯基、帖爾瓦加年、勒因哥里德等被交付法庭審判。這些當場捕獲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當眾承認，他們不僅組織了殺害基洛夫的事件，而且還作了準備要殺害黨和政府的其他一切領導人。后來調查材料表明，這些惡棍走上了組織破壞活動的道路，走上了充當特務的道路。1936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審判，揭穿了這些人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極其駭人聽聞的墮落，揭穿了這些人用假裝對黨表示忠誠的兩面派聲明所掩蓋的最下流的卑鄙勾當和叛賣行為。
猶大托洛茨基是這一大幫兇手和特務的主要指使人和組織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主義的仆從，是托洛茨基的幫手和反革命指令的執行者。他們進行著使蘇聯在受到帝國主義者侵犯時遭到失敗的準備工作，他們是主張工農國家失敗的失敗主義者，他們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惡奴仆和走狗。
各級黨組織從謝·米·基洛夫兇殺案的審判中應該得出的基本教訓是，要消滅自己的政治盲目病，消滅自己的政治麻木病，提高自己和全體黨員的警惕性。
黨中央在它為謝·米·基洛夫被兇殺一事發表的給各級黨組織的信中指示說：
（一）“必須鏟除機會主義的好心腸，它的根源就是錯誤地以為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敵人會越來越馴服、善良。這種想法是根本不正確的。這是那種硬要大家相信敵人將不聲不響地爬進社會主義，最終將成為真正社會主義者的右傾思想的翻版。布爾什維克決不應高枕而臥，決不應馬虎從事。我們不要好心腸，而要警惕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性。要記住，敵人愈絕望，就愈要采取‘極端手段’，作為他們同蘇維埃政權斗爭的唯一的最后掙扎的手段。要記住這一點，并保持警惕。”
（二）“必須把下列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在黨員中講授黨史，研究我黨歷史上的一切反黨集團，研究他們反對黨的路線的斗爭手段，他們的策略，尤其要研究我們黨同反黨集團作斗爭的策略和手段，即保證我們黨戰勝并徹底擊潰這些集團的策略和手段。必須使黨員不僅知道黨怎樣反對和戰勝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知道黨怎樣反對和戰勝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派、右傾分子、右的‘左’的畸形兒等等。不應該忘記，熟悉和了解我黨的歷史是完全保證黨員具有革命警惕性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這一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是1933年開始的把混進來的和異己的分子清除出黨的隊伍的工作，特別是在謝·米·基洛夫被兇殺后進行的仔細審查黨員證件和更換黨員證件的工作。
在審查黨員證件以前，許多黨組織中任意和隨便對待黨證的情況很嚴重。在好些地方黨組織中發現，黨員登記工作混亂到了根本不能容忍的地步，敵人利用了這一點來實現他們的卑鄙目的，他們以黨證作掩護來搞特務，暗害等等活動。許多黨組織的領導人竟把接收新黨員和發黨證的事情交給一些很不重要的人員去作，甚至往往交給一些完全沒有經過考查的黨員去作。
1935年5月13日，黨中央在給各級組織的一封專門講黨證的登記、發給和保存問題的信中，建議各級組織對黨員證件進行一次仔細的審查，“在我們自己黨的屋子里整頓一下布爾什維克的秩序”。
審查黨員證件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在黨中央全會1935年12月25日關于審查黨員證件工作的總結這一決議中指出，這次審查對于鞏固聯共（布）的隊伍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組織和政治措施。
在黨員證件審查和更換以后，恢復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對此，聯共（布）中央要求，接收新黨員時，不要用集體接收的方式，而要用嚴格地個別地接收的方式，“從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不同崗位上經受了考驗的工人（首先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接收“我國真正先進的、真正忠于工人階級事業的優秀分子”入黨①。
中央在恢復接收新黨員的工作時，要求各級黨組織記住，敵對分子今后還會企圖鉆進聯共（布）的隊伍。因此：
“每個黨組織的任務就是要竭力提高布爾什維主義的警惕性，高舉列寧黨的旗幟，保證不讓異己分子、敵對分子和偶然分子鉆進黨的隊伍。”（聯共（布）中央1936年9月29日的決議，載于1936年《真理報》第270號）
布爾什維克黨清洗和鞏固了自己的隊伍，消滅了黨的敵人，堅決地克服了歪曲黨的路線的行為，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黨和蘇維埃國家過渡到了新的階段。即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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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460頁。——譯者注
簡短的結論
1930—1934年，布爾什維克黨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奪取政權以后最困難的歷史任務：使千百萬小私有農戶轉上集體農莊道路，轉上社會主義道路。
富農這一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被消滅和基本農民群眾轉上集體農莊道路，導致了資本主義在國內的最后根源的消滅、社會主義在農業中的完全勝利，蘇維埃政權在農村的完全鞏固。
集體農莊在克服了許多組織方面的困難后已完全鞏固，并且走上了富裕生活的道路。
由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堅固基礎——頭等的社會主義重工業和機械化的集體農業，消滅了失業，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為不斷改善我們祖國勞動者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狀況創造了條件。
我國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莊員和一切勞動者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是因為黨和政府實行了大膽的、革命的和英明的政策。
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力圖削弱和破壞蘇聯的威力，就加緊進行他們的“工作”：在蘇聯內部組織殺人兇手、暗害分子和特務的匪幫。法西斯分子在德國和日本上臺后，資本主義包圍勢力的反蘇活動特別加緊起來。法西斯主義找到了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這樣一批忠實的仆役來從事特務活動、暗害活動、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來促使蘇聯遭到失敗，以便恢復資本主義。
蘇維埃政權果斷地懲罰了這些人類蟊賊，無情地懲治了這些人民的敵人和祖國的叛徒。
第十二章布爾什維克黨為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實施新憲法而斗爭（1935—1937年）
一 1935—1937年間的國際形勢。經濟危機的暫時緩和。新的經濟危機的開始。意大利強占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國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國中部。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開始
1929年下半年在資本主義各國爆發的經濟危機，一直繼續到1933年底。然后工業低落暫時停止，危機轉為停滯，接著工業開始略見活躍，略見上升。但這次上升之后并沒有接著就出現在新的較高的基礎上的工業繁榮。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甚至不能上升到1929年的水平。到1937年年中只達到這一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而到1937年下半年又爆發新的經濟危機，首先卷進去的是美國。到1937年底，美國失業人數又增加到了一千萬。英國失業人數也開始迅速增加。
這樣，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從不久前的經濟危機的打擊下恢復過來就陷入了新的經濟危機。
這種情況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更加劇烈了。因此，各侵略國愈來愈趨向于以掠奪其他防御能力薄弱的國家來彌補國內經濟危機造成的損失。并且這次除人家知道的德日兩個侵略國外，還加上了第三個國家——意大利。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并征服了它。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從“國際法”來看是沒有任何根據或理由的，它是采取當時法西斯分子慣用的方式，不宣而戰，偷偷地干的。這不但打擊了阿比西尼亞，而且也打擊了英國，打擊了英國從歐洲到印度和亞洲的海上通道。英國想阻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站穩腳跟，沒有得到什么結果。后來，意大利為了便于自由行動，就退出國際聯盟，并加緊擴充軍備。
于是，就在從歐洲到亞洲的最短的海上通道上結成了一個新的戰爭紐結。
法西斯德國用單方面的行動撕毀了凡爾賽和約，并決定實現它用暴力修改歐洲國家邊界的計劃。德國法西斯分子毫不隱晦地說，他們的目的是要征服鄰國，至少是占領這些國家里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區。這個計劃預定首先占領奧地利，隨后打擊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也許打擊波蘭，那里也有整整一片與德國毗鄰的德意志人居住區，然后……然后“再看分曉吧”。
1936年夏，德意兩國開始對西班牙共和國實行武裝干涉。意大利和德國借口援助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得到了可能悄悄地把自己的軍隊開進了西班牙境內，即開到法國背后，又把自己的艦隊開進西班牙的水域——南面到巴利阿里群島和直布羅陀一帶，西面到大西洋一帶，北面到比斯開灣一帶。1938年初，德國法西斯分子強占了奧地利，侵入多瑙河中游，并擴展到歐洲南部，進到亞得利亞海附近。
德意法西斯分子在對西班牙進行武裝干涉時向大家擔保，他們在西班牙是進行反對“赤色分子”的斗爭，并沒有其他任何目的。但這是用來愚弄頭腦簡單的人的一種蠢笨拙劣的手腕。其實，他們是打擊英國和法國，因為他們把英法兩國通向其亞洲和非洲的廣大殖民地領土的海上通道截斷了。
至于強占奧地利，要說這是德國同凡爾賽條約作斗爭，是德國為保護“民族”利益而力求收回因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而喪失的領土，那已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了。奧地利無論戰前或戰后都不是德國的領土。德國用暴力兼并奧地利，就是用蠻橫的帝國主義手段侵占別國的領土。選種做法無疑暴露了法西斯德國想稱霸西歐大陸的野心。
這首先是對法國和英國利益的打擊。
于是就在歐洲南部，在奧地利和亞得利亞海一帶。以及在歐洲最西部，在西班牙及其周圍水域，結成了兩個新的戰爭紐結。
1937年，日本法西斯軍閥侵占北平，侵入中國中部，占領了上海。日本軍閥侵入中國中部，也像幾年前侵入東三省一樣，用的是日本方式，即偷偷地干的，辦法就是玩弄騙術，借日方自己制造的種種“地方事件”找岔尋釁，用實際行動破壞一切“國際的準則”、條約和協定等等。日本占領天津和上海，就抓到了同中國這一廣闊市場通商的鑰匙。這就是說，只要日本掌握著上海和天津，就隨時都能把英美從它們有巨額投資的中國中部驅逐出去。
當然，中國人民及其軍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爭，中國規模巨大的民族運動的高漲，中國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疆土，以及中國民族政府誓將中國解放斗爭進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國國境的決心，——這一切都毫無疑問地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是沒有也不可能有前途的。
但另一方面，當日本還掌握著同中國通商的鑰匙的時候，它對中國進行的戰爭實際上就嚴重地打擊了英美的利益，這同樣也是沒有疑問的。于是，在太平洋，在中國一帶，又形成了一個戰爭紐結。
所有這些事實表明，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實際上已經開始。它是不宣而戰．悄悄開始的。許多國家和民族都不知不覺地陷進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這次戰爭是由三個侵略國，即由德意日三國的法西斯統治集團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挑起的。戰爭在從直布羅陀至上海這樣廣闊的地域內進行著。被卷入戰爭漩渦的已有五億以上人口。這次戰爭歸根到底是反對英法美的資本主義利益的，因為它的目的是要重新分割世界和勢力范圍，使侵略國得到利益而使這些所謂民主國家受到損害。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目前特點在于，進行和開展這次戰爭的是幾個侵略國，而其他國家，即戰爭鋒芒所指向的“民主”國家，卻裝作這次戰爭與它們無關的樣子，袖手旁觀，節節退讓，吹噓自己愛好和平，責罵法西斯侵略者，并……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陣地奉送給侵略者，同時卻硬說它們在準備回擊。
由此可見，這次戰爭是相當奇怪和帶有單方面性質的戰爭。但它終究是一次殘酷的和野蠻的侵略戰爭，是使防御能力薄弱的阿比西尼亞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國人民受到蹂躪的戰爭。
如果認為這次戰爭的這種單方面性質是由于各“民主”國家軍事力量或經濟力量薄弱，那是不正確了。各“民主”國家無疑要比法西斯國家強大。目前正在擴大的世界大戰所以具有單方面的性質，是由于各“民主”國家沒有結成反對法西斯國家的統一戰線。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當然不會贊同法西斯國家“走過了頭”，并且害怕法西斯國家勢力的加強。但他們更害怕歐洲工人運動和亞洲民族解放運動，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對付這一切“危險”運動的“良好消毒劑”。因此，各“民主”國家中的統治集團，特別是英國執政的保守黨，只限于采取一種勸導猖狂的法西斯頭目們“不要走過了頭”的政策，同時還暗示，他們“完全諒解”和基本上同情法西斯頭目們對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采取反動警察政策。英國統治集團在這里所采取的政策，大體上和俄國自由保皇派資產者在沙皇制度下所采取的政策相同，當時俄國自由保皇派資產者就是既害怕沙皇政策“走過了頭”，但是更害怕人民，所以就采取勸導沙皇的政策，亦即勾結沙皇反對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國自由保皇派資產階級因采取這種兩面政策而吃了大虧。可以斷定，英國統治集團及其法國和美國的朋友們也會得到歷史的報應的。
蘇聯看到這樣一種國際局勢，當然不能把這種嚴重事變置于不顧。侵略者發動的任何一次戰爭，即使規模不大，也是對愛好和平國家的威脅。至于“不知不覺地”落到各國人民頭上并且已包括了五億多人口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更不能不是對各國人民、首先是對蘇聯的極嚴重的威脅。德意日三國“反共聯盟”的成立，就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國家一方面執行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時進一步加強我國邊境地區的防御能力，加強紅軍和紅海軍的戰斗準備。1934年底，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因為蘇聯知道，國際聯盟雖然軟弱，終究可以成為一個揭露侵略者的場所，成為一種雖很軟弱但多少總能阻礙戰爭爆發的和平工具。蘇聯認為，在目前這樣的時候，即使是國際聯盟這樣一個軟弱的國際組織，也不應當忽視。1935年5月，法蘇兩國簽訂了互助條約以防止侵略者可能的進攻。同時，同捷克斯洛伐克也簽訂了同樣的條約。1936年3月，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互助條約。1937年8月，同中華民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二 蘇聯工農業的繼續高漲。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農業的改造和集體化的完成。干部的意義。斯達漢諾夫運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蘇維埃革命的力量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里，1930—1933年經濟危機過去以后二年，又出現了新的經濟危機，而蘇聯在整個這一時期，工業一直在繼續高漲。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到1937年年中只勉強達到1929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并且到1937年下半年又進入了新的經濟危機時期，而蘇聯工業卻蓬勃發展。到1937年底達到了1929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比戰前水平增長了六倍以上。
這些成就是黨和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改造政策的直接結果。
由于獲得了這些成就，第二十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到1937年4月1日，即在四年零三個月的時問內完成了。
這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勝利。
農業方面也差不多達到同樣的高漲。各種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從1913年（戰前）的一億零五百萬公頃增長到1937年的一億三干五百萬公頃。糧食產量從1913年的四十八億普特增長到1937年的六十八億普特；籽棉產量從四千四百萬普特增長到一億五千四百萬普特；亞麻（纖維）產量從一千九百萬普特增長到三千一百萬普特；甜菜產量從六億五千四百萬普特增長到十三億一千一百萬普特；油料作物產量從一億二千九百萬普特增長到三億零六百萬普特。
應當指出，單是集體農莊（國營農場除外）在1937年供給國家的商品糧，就達到十七億普特以上，即比地主、富農和農民在1913年所供給的總數至少多四億普特。
農業中只有畜牧業一個部門仍然落后于戰前水平，而且繼續保持著緩慢的發展速度。
至于農業集體化，那么可以說已經完成了。集體農莊在1937年包括的農戶達一千八百五十萬戶，即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三，而集體農莊的谷物播種面積剛已占農民的全部谷物播種面積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九。
改造農業和大力供給農業以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所產生的成果，已經歷歷在目。
由于工農業改造的完成，國民經濟已裝備了豐富的頭等技術。工業和農業，運輸業和軍隊，都已獲得大量新的技術，大量新的機器和機床、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機車和輪船、大炮和坦克、飛機和軍艦。必須配備幾萬以至幾十萬受過訓練、能夠駕馭所有這些技術并充分發揮這些技術的作用的干部。沒有這一點，沒有足夠數量的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有可能變成一堆廢鐵。這是嚴重的危險，它的造成是由于能夠駕馭技術的干部增加的速度趕不上并且遠遠落后于技術增長的速度。而使事情復雜化的是，我們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員沒有意識到這種危險，認為有了技術，一切就都“迎刃而解”。從前人們是過低估計技術和鄙視技術，而現在剛是過高估計技術，把技術變成了偶像。人們不了解，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是死的東西。人們不了解，只有有了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才能產生高度的生產率。
因此，掌握技術的干部問題，就有了頭等重要的意義。
必須使我們的工作人員且過分迷信技術和低估干部的作用轉變為注意掌握技術，精通技術，在培養大量的能夠駕馭技術并充分發揮技術技能的干部方面狠下功夫。
從前，在改造時期的初期，在國內痛感缺乏技術的時候，黨提出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現在，在技術已經很豐富；改造時期已基本結束、國內感到干部奇缺的時候，黨應當提出新的口號，把大家從注意力從技術上轉到人才上，轉到能夠充分利用技術的干部上。
在這方面，斯大林同志1935年5月在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說“從前我們說：‘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曾經幫助我們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在一切工作部門里建立了極其廣泛的技術基礎，使我們能夠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才。這是很好的。但這還遠遠不夠。為了把技術運用起來并得到充分利用，就得要有掌握技術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夠精通并十分內行地運用這種技術的干部。沒有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是死的東西。有了掌握技術的人才，技術就能夠而且一定會創造出奇跡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里,在我們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里，在我們的運輸部門里，在我們的紅軍里，有足夠數量的能夠駕馭選種技術的干部，那么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比現有的要多兩三倍。正因為如此，現在應當特別注意人才，特別注意干部，特別注意掌握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為如此。“技術決定一切”這個舊口號，反映了我們十分缺乏技術的過去的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用新口號，用“干部決定一切”口號來代替了。這是現在的主要問題。……
畢竟應該了解：人才、干部才是世界上所有寶貴的資本中最寶貴的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應該了解，在目前的條件下，‘干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和軍隊中擁有大量的優秀干部．那么我們的國家就將是不可戰勝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干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移。”①
于是，加速培養技術干部和迅速掌握新技術來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就成了頭等重要的任務。
斯達漢諾夫運動是這種干部增長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我們的人才已掌握新技術和勞動生產率已進一步增長的最明顯的例子。這個運動在頓巴斯，在煤炭工業中產生和開展起來，隨即擴展到其他工業部門，推廣到運輸業，后來又普及到農業。這個運動之所以稱為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因為它的發起者是“中央伊爾敏諾”礦井（頓巴斯）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達漢諾夫。還在斯達漢諾夫以前，尼基塔·伊點托夫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采煤紀錄。1935年8月31日，斯達漢諾夫在一班工作時間內采煤一百零二噸，超過普通采煤定額十三倍。這一榜樣促成了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提高生產定額，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群眾運動的誕生。汽車工業中的布塞根，制鞋工業中的斯美塔寧，運輸業中的克里沃諾斯，森林工業中的穆辛斯基，紡織工業中的葉沃多基亞·維諾格拉多娃和瑪麗亞·維諾格拉多娃，農業中的瑪麗亞·杰姆鐵科、瑪麗娜·格娜田科、普·安格林娜、波拉古亭、科列索夫、科瓦爾達克和波林等，就是斯達漢諾夫運動第一批先驅者的名字。
繼他們而起的還有其他先驅者，還有超過第一批先驅者的勞動生產率的整批整批先驅者。
1935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以及斯大林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對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開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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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81頁—583頁。——譯者注
斯大林同志在這次講話中說：“斯達漢諾夫運動表現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新高漲，表現了社會主義競賽的新的更高的階段，……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在社會主義競賽的第一個階段的時期內，社會主義競賽并不一定和新技術相聯系。而且在當時，我們本來也幾乎沒有什么新技術。相反，社會主義競賽的現階段，即斯達漢諾夫運動，卻一定和新技術相聯系。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就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在座的這些人，斯達漢諾夫、布塞根、斯美塔寧、克里沃諾斯、昔羅寧、兩位維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術、駕馭并推動著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才。或者是幾乎沒有這樣的人才……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意義就在于：這一運動打破了不高的舊的技術定額。而且往往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就使我國在實際上有可能更加鞏固社會主義，有可能把我國變成最富裕的國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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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84頁—586頁。——譯者注
然后，斯大林同志在說明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闡明斯達漢諾夫運動對于我國前進的巨大意義時說：
“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同志吧。這是些什么人呢？他們大都是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養、有技術素養的人才，他們作出了準確工作和認真工作的榜樣；他們在工作中善于珍惜時間的因素，他們學會了不僅用分而且用秒來計算時間。在他們中間，大多教人都學過所謂基本技術知識，而且還在繼續充實自己的技術知識。他們沒有某些工程師、技師和經濟工作人員的那種保守主義和頑固思想；他們勇敢地前進，打破舊的技術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他們對我國工業領導者制定的設計能力和經濟計劃提出修改，他們往往補充和修改工程師和技師的意見，他們時常教導工程師和技師，并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為他們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術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術的人才。今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還不很多，可是明天他們一定會增加十倍，——這一點有誰能懷疑呢？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我國工業的革新家，斯達漢諾夫運動代表著我國工業的未來，它包含著工人階級未來文化技術高漲的種子，它為我們開辟了達到很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的唯一途徑，即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需的，為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所必需的勞動生產率指標的唯一途徑，——這一切難道不是都很明白嗎？”①
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開展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為進一步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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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84頁—588頁。——譯者注
在第二十五年計劃內，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增加了一倍以上。工資基金在1933年為三百四十億盧布，而到1937年則已增加到八百一十億盧布。國家的社會保險基金在1933年為四十六億盧布，而在1937年則已增加到五十六億盧布。但僅在1937年這一年內，國家用在工人和職員的保險方而，用在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文化需要方面，用在療養院、天然療養地、休養所和醫療方面的經費，就大約有一百億盧布。
在農村，集體農莊制度已最終鞏固。1935年2月舉行的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農業勞動組合章程，以及集體農莊的全部耕地歸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規定，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由于集體農莊制度的鞏固，農村中的貧窮和生活無保障的現象已經消滅。三年以前，每個勞動日只能分到一、兩公斤糧食，而現在，產糧區的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個勞動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糧食，許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還能分到其他產品和現金。已有幾百萬集體農莊農戶，在產糧區每年分到五百至一千五百普特糧食，在棉花、甜菜、亞麻、牲畜，葡萄酒，柑橘和蔬菜產區每年分到幾萬盧布的收入。集體農莊富裕起來了。建筑新糧倉和倉庫已成為集體農莊農戶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因為原有的貯藏室的設計只考慮到每年分到少量產品，對于現在集體農莊莊員的新的需要是十分之一也不能滿足的。
1936年，鑒于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政府頒布了禁止墮胎的法律。同時又擬定了大規模建筑產科醫院、托兒所，乳品廚房和幼兒園的計劃，1936年，用于這些設施的撥款達二十一億七千四百萬盧布，而1935年只有八億七千五百萬盧布。還有一項專門的法律規定給多子女的家庭大量補助。按照這個法律，1937年支出的補助金達十億盧布以上。
由于普及義務教育的實施和新學校的建設，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學校建設工作。小學和中學學生人數1914年為八百萬，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二千八百萬。高等學校學生人數1914年為十一萬二千，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五十四萬二千。
這是一次文化革命。
人民群眾物質生活狀況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了我國蘇維埃革命的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過去的革命所以遭到滅亡，是因為它們給了人身自由之后沒有可能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狀況得到切實的改善。它們的根本弱點就在這里。我國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僅使人民擺脫沙皇制度、擺脫資本主義而獲得了自由，并且根本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狀況。我國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戰勝，原因就在這里。
斯大林同志在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說:
“在世界上，只有我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才不僅向人民顯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顯示了自己的物質成果。在過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們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強得到過政權。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沒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的枷鎖，但是沒有來得及打破，更沒有來得及向人民顯示革命的幸福生活的物質成果。只有我國革命才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給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人民創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國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戰勝，原因就在這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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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590頁—591頁。——譯者注
三 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蘇聯新憲法的通過
1935年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修改1924年通過的蘇聯憲法。蘇聯憲法必須修改，是因為從1924年以來，即從通過第一個蘇聯憲法以來，蘇聯生活中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在過去那些年代里，蘇聯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完全改變：新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建立起來，富農已被消滅，集體農莊制度已經獲得勝利，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確立起來，成為蘇維埃社會的基礎。由于社會主義的勝利，已有可能使選舉制度更加民主化，已有可能實現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度。
由斯大林同志主持的專門的憲法委員會，擬定了蘇聯新憲法的草案。草案經過了五個半月之久的全民討論。憲法草案被提交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討論。
1930年11月，召開了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任務是批準或表決蘇聯新憲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關于新憲法草案的報告，敘述了自1924年通過的憲法以來蘇維埃國家內發生的基本變化。
1924年憲法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制定的。當時，蘇維埃政權還容許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同時發展資本主義。當時，蘇維埃政權打算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體系競賽過程中組織和保證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對資本主義的勝利。當時，“誰戰勝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建立在舊的貧乏的技術基礎上的工業，還沒有達到戰前水平。當時農業更不成樣子。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只不過是個體農戶汪洋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小島。當時還不是要消滅富農，而只是限制富農。在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成分還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1936年蘇聯的情況已經不同了。到1936年，蘇聯經濟已經完全改觀了。到這時候，資本主義成分已完全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已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獲得了勝利。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產量已超過戰前六倍，并完全排擠了私人工業。在農業方面，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用新技術裝備起來的機械化的社會主義生產——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體系，已獲得了勝利。到1936年，富農階級已完全消滅了，而個體成分在國家的經濟中已不起什么重大作用。全部商品流轉已集中在國家和合作社手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已被永遠鏟除。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確立起來，成為社會主義新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新社會中已永遠消滅危機、貧困、失業和破產。已為蘇維埃社會的全體成員過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創造了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說蘇聯居民的階級成分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地主階級和舊時的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在國內戰爭時期就被消滅了。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又消滅了所有的剝削分子——資本家，商人，富農和投機分子。現在只留下了已被消滅的剝削階級的少數殘余，而完全消滅這些殘余不過是最近時期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蘇聯勞動者——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已經起了深刻的變化。
工人階級已不再像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是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被剝削階級。它已消來了資本主義，從資本家手中奪得了生產資料而把它變成了公有財產。它已不是原來的舊的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了。掌握國家政權的蘇聯無產階級已變成一個嶄新的階級。它已變成擺脫了剝削、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確立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工人階級，即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工人階級。
蘇聯農民的情況也同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舊時代有兩千多萬分散的個體農戶——小農戶和中等農戶，都是單獨在自己的份地上辛辛苦苦地耕作。他們使用落后的技術，受地主，富農，商人，投機分子和高利貸者等等的剝削。現在，在蘇聯成長起來的是嶄新的農民，因為那些剝削農民的地主、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已不存在了。絕大多數農戶已加入集體農莊，集體農莊的基礎不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集體所有制。這是擺脫了一切剝削的新型農民。這樣的農民也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蘇聯知識分子也發生了變化。蘇聯知識分子就其大多數來說，已經是嶄新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工農出身。他們不像舊知識分子那樣為資本主義服務，而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知識分子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平等的一員。這些知識分子同工人和農民一起建設著社會主義新社會。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擺脫了一切剝削的新型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這樣，蘇聯勞動者之間的階級界限正在消除，舊的階級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縮小和消除。于是就造成了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礎。
蘇聯生活中的這些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的這些有決定意義的成就，都在蘇聯新憲法中得到了反映。
按照這個憲法，蘇維埃社會是由工人和農民這兩個友好的階級組成，工人和農民之間還存在著階級差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的政治基礎是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它由于推翻地主資本家政權和爭得無產階級專致而得以成長壯大。
蘇聯全部政權屬于體現為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城鄉勞動者。
蘇聯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蘇聯最高蘇維埃。
蘇聯最高蘇維埃由平等的兩院——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由蘇聯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度選出，任期四年。
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像各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選舉一樣，是普遍的。這就是說，所有年滿十八歲的蘇聯公民，不分種族和民族，不分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社會出身、財產狀況以及過去的活動，都有選舉代表和被選為代表的權利，只有精神病患者和由法庭判決褫奪選舉權者除外。
代表的選舉是平等的；這就是說，每個公民都有一票選舉權。
所有公民都按平等原則參加選舉。
代表的選舉是直接的。這就是說，各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從村的和市的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到蘇聯最高蘇維埃，都采用直接選舉的辦法由公民直接選出。
蘇聯蘇維埃，蘇維埃在兩院聯席會議上選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人民委員會。
蘇聯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在蘇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所有蘇聯公民都享有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享有在年老以及患病和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
婦女在一切活動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一律平等，是確定不變的法律。
一切公民都有信仰自由和進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
為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憲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和召開群眾大會的自由，保障結成各種社會組織的權利，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因維護勞動群眾利益或進行科學活動或進行民族解放斗爭而受迫害的外國公民有居留權。
同時，新憲法責成蘇聯一切公民履行下列重要義務；遵守法律，遵守勞動紀律，忠實地履行社會義務，尊重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維護和鞏同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衛社會主義祖國。
“保衛祖國是每個蘇聯公民的神圣職責。”
關于公民組成各種團體的權利，有一條憲法條文說：
“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層中最積極最覺悟的公民，則結成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即勞動者為鞏同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的先鋒隊，勞動者的所有社會組織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
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一致贊同和批準了蘇聯新憲法草案。
這樣，蘇維埃國家就有了新的憲法——社會主義和工農民主取得勝利的憲法。
這樣，憲法就明文記載了一件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即蘇聯已進入新的建設時期。進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并逐漸過渡到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為社會生活準則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務、暗害分子和叛國者余孽的被消滅。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任務。黨的擴大。黨內民主的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
1937年，發現了屬于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幫的一群惡棍的新材料。對皮達可夫、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審判，對圖哈切夫斯基、亞基爾等人案件的審判，以及對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羅晉哥里茨等人案件的審判，都表明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早已結成一個與人民為敵的共同匪幫，即所謂“右傾分子—托洛茨基派聯盟”。
審判表明，這些人類渣滓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初幾天起，就已和人民公敵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勾結起來陰謀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在1918年初進行破壞布列斯特和約的挑釁嘗試，在1918年春陰謀反對列寧，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和殺害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在1918年夏惡毒地向列寧開槍，使列寧受傷；在1918年夏發動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在1921年為了從內部動搖和推翻列寧的領導而故意使黨內意見分歧尖銳化；在列寧患病時和列寧逝世后企圖推翻黨的領導，出賣國家機密，向外國間諜機關提供情報；兇殺基洛夫；進行暗害、破壞和爆炸；兇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爾基——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罪行，二十年來原來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走狗的參加或領導下，遵照外國資產階級間諜機關的指示干出來的。
審判表明，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惡棍們遵照他們的主子外國資產階級間諜機關的旨意，企圖破壞黨和蘇維埃國家，破壞國防，幫助外國進行武裝干涉，準備使紅軍遭受失敗，讓蘇聯被肢解，把蘇聯的沿海邊區割讓給日本，把蘇聯的白俄羅斯割讓給波蘭，把蘇聯的烏克蘭割讓給德國，消滅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所獲得的成果，在蘇聯恢復資本生產奴隸制。
這些像蟲子一樣軟弱無力的白衛小丑，儼然以國家主人自居（真可笑），竟以為他們真能把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沿海邊區割讓和出賣給敵人。
這些白衛蟲子忘記了，蘇維埃國家的主人是蘇聯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流的老爺不過暫時竊據了國家職務，而這個國家是隨時都可以把他們從辦公室里當作廢物扔出去的。
這些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分子奴仆忘記了，蘇聯人民只要動一動指頭，就能把他們變成齏粉。
蘇聯法庭把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惡棍們判處了死刑。
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了這一判決。
蘇聯人民對消滅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幫表示贊許，接著轉入當前的任務。
當前的任務就是準備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并有組織地進行這次選舉。
黨用全力開展了這次選舉的準備工作。黨認為蘇聯新憲法的實施是國內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轉變。黨認為這個轉變就表現為選舉制度完全民主化，從有限制的選舉過渡到普遍的選舉，從不完全平等的選舉過渡到平等的選舉，從多級的選舉過渡到直接的選舉，從公開投票的選舉過渡到秘密投票的選舉。
在新憲法實施以前，對僧侶、過去的白衛分子、過去的富農以及不從事有益于社會的勞動的人的選舉權是有限制的，新憲法取消了對這幾類公民的選舉權的一切限制，使代表的選舉成了普遍的選舉。
從前代表的選舉是不平等的，因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選舉名額不同；現在選舉的這種限制已沒有必要，一切公民都有平等參加選舉的權利。
從前蘇維埃政權的中級和高級機關的選舉是多級的；現在新憲法規定，各級蘇維埃，從村蘇維埃和市蘇維埃到最高蘇維埃，都采用直接選舉的辦法由公民直接選出。
從前選舉蘇維埃代表采取公開投票，并按整個名單投票，現在選舉代表則應當采用無記名投票，并按選區提出的候選人逐個投票而不按整個名單投票。
這是國內政治生活中一個明顯的轉變。
新選舉制度應當是而且確實是提高了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加強了群眾對蘇維埃政權機關的監督．加強了蘇維埃政權機關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為了有充分準備地迎接這個轉變。黨應當領導這個轉變，完全保證自己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起領導作用。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各級黨組織本身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成為徹底民主的組織，使它們在自己的黨內生活中貫徹黨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使各級黨的機關都按選舉產生，使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充分開展起來，使黨組織對黨員群眾完全負責，并使黨員群眾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
1937年2月底，日丹諾夫同志在中央全會上就各級黨組織作好準備以迎接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問題作了報告，其中指出，許多黨組織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往往違背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用委派代替選舉，用按整個名單投票代替按候選人逐個投票，用公開投票代替秘密投票等等。顯然，采用這種做法的組織不可能在最高蘇維埃選舉中完成自己的任務。目此，必須首先消除黨組織中這種反民主的做法，并在擴大民主的基礎上改造黨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會聽取了日丹諾夫同志的報告后決定：
（一）在無條件實現和徹底實現黨章所規定的黨內民主原則的基礎上改造黨的工作。
（二）取消委派黨委會委員的做法，根據黨章恢復各級組織領導機關按選舉產生的制度。
（三）禁止在選舉黨機關時按整個名單投票，而要按候選人逐個投票，同時保證一切黨員都有不選候選人和批評候選人的充分權利。
（四）黨機關的選舉采用秘密（無記名）投票的方式。
（五）各級組織都進行黨機關（從基層組織的委員會起直到邊區委員會、州委員會和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止）的選舉，最遲到5月20日結束。
（六）各級組織必須嚴格遵守黨章所規定的黨機關的選舉期限，基層組織的黨機關選舉一年一次；區組織和市組織的一年一次；州組織、邊區組織和共和國組織的一年半一次。
（七）基層組織必須嚴格遵守在全體黨員大會上選舉黨委員會的制度，不得以代表會議代替全體黨員大會。
（八）取消目前許多基層組織所通行的那種實際上是廢止全體黨員大會而代之以車間黨員大會和代表會議的做法。①
這樣就開始了黨對即將舉行的選舉的準備。
中央的這一決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揭開了黨為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而進行的選舉運動的序幕。它的意義首先在于它幫助了各級黨組織去進行自身的改造，去貫徹開展黨內民主的方針，去有充分準備地迎接最高蘇維埃選舉。
黨在開展選舉運動時，決定把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結成選舉同盟的思想作為自己選舉政策的中心。于是黨就同非黨群眾結成同盟，同非黨群眾結成聯盟去進行選舉，它決定同非黨群眾一起提出各個選區的共同候選人。這是資產階級國家選舉運動的實踐中從來沒有和完全不可能有的。而在我國，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的同盟卻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因為，在這里已沒有了敵對的階級，在這里各階層人民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1937年12月7日，黨中央發表了告全體選民書。其中說：
“1937年12月12日，蘇聯勞動者將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憲法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同非黨工人，農民、職員、知識分子結成同盟、結成聯盟進行選舉……布爾什維克黨同非黨群眾并沒有隔開，相反，它同非黨群眾結成同盟，結成聯盟進行選舉，同工人和職員的工會，同共青團和其他非黨的組織和團體結成同盟進行選舉。因此，將要提出的代表候選人對于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雙方都是共同的，每個非黨的代表也就是共產黨員推舉的代表，同樣，每個黨員代表也就是非黨群眾推舉的代表。”
中央委員會告選民書在結束時向選民發出如下號召；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像選舉黨員候選人那樣一致投票選舉非黨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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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467頁——468頁。——譯者注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臺號召全體選民在1937年12月12日那天，都到選舉箱前選舉聯盟院代表和民族院代表。
每個選民都應當行使其選舉蘇維埃國家最高機關代表的光榮權利。
每個積極公民都應當把促進所有一切選民參加最高蘇維埃選舉當作自己的公民職責，1937年12月12日應當成為蘇聯各族勞動者團結在列寧、斯大林勝利旗幟周圍的偉大節日。”
1937年12月12日，即在選舉前夕，斯大林同志在他被提名的選區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講到人民的使者，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應當是怎樣的活動家時說：
“選民，人民，應當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終勝任自己的任務；要求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們始終不愧為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要求他們成為像列寧那樣時明朗和確定的活動家；要求他們像列寧那樣在戰斗中無所畏懼和對人民的敵人毫不留情；要求他們在事情開始復雜化在地平線上出現某種危險的時候，毫不驚慌失措；毫無任何類似驚慌失措的現象，要求他們也像列寧那樣沒有任何類似驚慌失措的跡象；要求他們在解決復雜問題、需要生面地確定方針、全面地考慮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時候，也能夠像列寧那樣英明和從容；要求他們也像列寧那樣誠實和正直，要求他們像列寧那樣熱愛自己的人民。”
12月12日，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選舉是在巨大的熱潮中進行的。這不是平常的選舉，而是偉大的節日，是蘇聯人民的盛典，是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的顯示。
在九千四百萬選民中，參加這次選舉的有九千一百余萬人，即占選民總數百分之九十六點八。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萬四千人，即百分之九十八點六的選民，都投票選舉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的同盟提出的候選人。只有六十三萬二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選民，投票反對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選人。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選人，無一例外地全部當選。
這樣，九千萬人用一致的投票證實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這是共產黨員和非黨群眾的同盟獲得的輝煌勝利。
這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光輝勝利。
莫洛托夫同志在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所說的蘇聯人民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在這里得到了光輝的證實。
結束語
對布爾什維克黨所經過的歷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樣的基本總結呢？
聯共（布）的歷史教導我們的是什么呢？
（一）首先，黨的歷史教導說，沒有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一個消除了機會主義、對妥協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毫不調和、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政權采取革命態度的黨，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黨的歷史教導說，把無產階級弄到沒有這樣一個黨，就是把它弄到沒有革命的領導，而把它弄到沒有革命的領導，就是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遭到失敗。
黨的歷史教導說，能夠成為這樣的黨的，決不是通常那種西歐類型的社會民主黨，那種在國內和平條件下熏陶出來、被機會主義分子牽著走、幻想“和平改良”而害怕社會革命的黨。
黨的歷史教導說，能夠成為這樣的黨的，只能是新型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主張社會革命的黨，能夠訓練無產階級去同資產階級決戰并組織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的黨。
這樣的黨在蘇聯就是布爾什維克黨。
斯大林同志說：“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工人運動中的統治力量，議會斗爭形式是基本的斗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來在公開的革命搏斗的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重大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第二國際遭受攻擊時替它辯護說：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戰爭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時期，就沒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這是完全對的。但是這說明什么呢？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戰斗的黨，而是遷就議會選舉和議會斗爭的選舉機關。正因為如此，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的基本政治組織并不是黨，而是議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個時期只是議會黨團的附屬品和服役者。幾乎用不著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下，是談不到訓練無產階級去進行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公開的階級沖突的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發動的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是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規范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要用奪取政權的革命斗爭精神去教育工人，要準備后備軍并使他們跟上來，要和鄰國的無產者結成聯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屬地的解放運動建立鞏固的聯系，如此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用那些在議會制度的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絕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敗。肩負著這樣的任務而仍然以舊的黨為領導，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裝。幾乎用不著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必須有新的黨，戰斗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有充分的勇氣，能夠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這個黨要有充分的經驗，能認清革命環境的復雜條件，這個黨要有充分的機智，能夠繞過橫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就休想推翻帝國主義，就休想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的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62－63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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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72—74頁）——譯者注
（二）其次，黨的歷史教導說，工人階級的黨如果不掌握工人運動的先進理論，不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就當不了本階級的領導者，就當不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就在于它使黨能判明局勢，了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系，預察事變的進程，不但洞察事變在目前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而且洞察事變在將來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
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黨，才能信心百倍地前進，并引導工人階級前進。
相反，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黨，卻不得不徘徊摸索，對自己的行動失去信心，沒有能力引導工人所級前進。
有人也許以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且要做到用心熟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中的某些結論和原理，學會及時引證這些結論和原理，就算不錯了。他們是指望把熟讀的結論和原理用于各種環境，用于實際生活的一切場合。但這樣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決不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看成是教條匯編、看成是教條問答、看成是信條，而把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看成咬文嚼字的人和書呆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關于社會發展的科學，關于工人運動的科學，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于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它既是一種科學，就不會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會不斷發展和不斷完善。顯然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經驗和新的知識來豐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結論不能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不能不用適合于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
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決不是說要熟讀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抱住這些公式和結論的每一個字句不放。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首先必須學會把它的字句和實質區別開來。
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的實質，學會在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各種條件下運用這個理論來解決革命運動的實際問題。
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說要善于用革命運動的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這個理論，善于發展和推進這個理論．不怕根據這個理論的實質去用適合于新的歷史形勢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代替它的某些已經陳舊的原理和結論。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在俄國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以前，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議會制民主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對社會最適宜的政治組織形式。固然，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最適宜的形式不是議會制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但可惜馬克思的這一指示沒有在著作里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于是就被人遺忘了。此外，恩格斯在1891年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權威性聲明，即“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也無容置疑地表明馬克思主義者繼續認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這個原理后來成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列寧在內——奉行的準則。但是，俄國1905年的革命，特別是1917年2月的革命，提出了工農代表蘇維埃，即一個社會的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列寧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根據他對俄國兩次革命經驗的研究，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議會制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這一點，列寧在1917年4月，即在從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時期，提出了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號。當時各國機會主義者都抱住議會制共和國不放，責備列寧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破壞了民主。但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用新的經驗豐富了這個理論，而機會主義者則把這個理論向后拉，把它的一個原理變成了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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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第274頁。——譯者注
如果列寧為馬克思主義的字句所束縛，不敢用蘇維埃共和國這一適合新的歷史形勢的新原理來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馬克思主義的舊原理。那末黨、我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會是什么情況呢？黨就會在黑暗中徘徊，蘇維埃就會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害，無產階級就會遭到失敗，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恩格斯和馬克思在研究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同時舉行進攻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這個結論后來成了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奉行的準則。但是，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成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上升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根據他對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研究，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舊公式已經不適合于新的歷史形勢，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當時各國機會主義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舊公式不放，責備列寧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但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用新的經驗豐富了這個理論，而機會主義者則把這個理論向后拉，把它變成木乃伊。
如果列寧為馬克思主義的字句所束縛，如果他在理論上沒有足夠的勇氣拋開馬克思主義的舊結論，而代之以關于社會主義能夠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這一適合于新的歷史形勢的新結論，那末黨、我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會是什么情況呢？黨就會在黑暗中徘徊，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開始衰退，無產階級就會遭到失敗，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機會主義并不總是意味著直接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結論。機會主義有時還表現在企圖抱住馬克思主義中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不放，把它們變成教條，以便阻礙馬克思主義向前發展，從而也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恩格斯逝世后，最偉大的理論家列寧，以及繼列寧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寧的其他學生，是唯一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用無產階級階級斗爭新條件下的新經驗豐富了這個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者。
正因為列寧和列寧主義者向前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是無產階級階級斗爭新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獲得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布爾什維克黨的先進干部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把這個理論看作行動的指南，如果他們沒有學會向前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用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新經驗來豐富這個理論，那末布爾什維克黨就不會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恩格斯在批評那些擔負著美國工人運動領導工作的僑居美國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時寫道：
“德國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能推動美國群眾的杠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埋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應付一切。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思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頁）①
列寧批評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4月，即在革命運動已經向前發展而要求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仍抱住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舊公式不放時寫道：
“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說，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們公正地譏笑了只會背誦和簡單重復‘公式’的人們，因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隨著歷史過程中每個特殊階段的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必然有所改變。……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頁）②
（三）其次，黨的歷史教導說，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落后階層推進資產階級懷抱，從而破壞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小資產階級黨派，那么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獲得勝利。
我們黨的歷史是同各小資產階級黨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作斗爭并把它們打垮的歷史。不戰勝這些黨派、不把它們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驅逐出去，就不能達到工人階級的統一，而沒有工人階級的統一，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如果不打垮這些起初主張保存資本主義，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黨派，那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戰勝外國武裝干涉和建成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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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56頁。——譯者注
②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24—26頁。——譯者注
一切為了欺騙人民而自稱“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黨派的小資產階級黨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就已經成了反革命的政黨，后來又變成了外國資產階級間諜機關的代理人，變成了一幫特務、暗害分子、破壞分子、兇手和叛國者，這決不是偶然的。
列寧說，“在社會革命時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同其他一切黨派進行無情的斗爭，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團結。”（《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0頁）①
（四）其次，黨的歷史教導說，工人階級的黨不同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作不調和的斗爭，不打垮自己隊伍中的投降主義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隊伍的統一和紀律，就擔當不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擔當不了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建設者。
我們黨內生活發展的歷史，是同黨內機會主義集團——“經濟派”、孟什維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義傾向分子作斗爭并把他們打垮的歷史。
黨的歷史教導說，所有這些投降主義集團實質上都是孟什維克主義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是孟什維克主義的仆從，是孟什維克主義的繼續。它們也同孟什維克主義一樣，起著在工人階級中和黨內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作用。因此，消滅黨內這些集團的斗爭，就是消滅孟什維主義的斗爭的繼續。
如果不打敗“經濟派”和孟什維克，我們就不能把黨建立起來并引導工人階級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不打敗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們就不能為建成社會主義準備好必要的條件。
如果不打敗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傾向分子，我們就不能用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的旗幟，就不能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建立起來。
也許有人以為，布爾什維克用了過多的時間去同黨內機會主義分子作斗爭，過高估計了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作用。但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決不能容忍自己隊伍中有機會主義，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機體上有膿瘡一樣。黨是工人階級的領導部隊，是它的先頭堡壘，是它的戰斗司令部。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司令部中，決不能容許信念不堅定者、機臺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和有叛徒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壘中有投降主義者和叛徒而同資產階級作殊死斗爭，就會陷于腹背受擊的地位。不難理解，這樣的斗爭只會遭到失敗的結局。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為要達到勝利，首先必須在工人階級的黨內，在工人所有的領導司令部內，在工人階級的先頭堡壘內，把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義傾向分子反對列寧反對黨，遭到了與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同樣的結局，即變成了法西斯間諜機關的代理人。變成了特務、暗害分子、兇手、破壞分子和叛國者，這決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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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472頁。——譯者注
列寧說：“在自己的隊伍里，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取得勝利，就不能捍衛住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明顯的。這是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的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曾經有很多次處于困難的境地。當時如果讓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留存我們黨內……那么蘇維埃制度就一定會被推翻的。”（《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頁）①
斯大林同志說：“如果說我們黨已經建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和自己隊伍的空前的團結，那末這首先是因為它及時清洗了機會主義的骯臟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洗出去的道路。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于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72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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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345—346頁。——譯者注
②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84頁。——譯者注
（五）其次，黨的歷史教導說，如果黨陶醉于勝利而開始驕傲起來，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它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公開地老實地及時地改正這些錯誤，那它就當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者。
如果黨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它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錯誤來教導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它就會是不可戰勝的。
如果黨隱瞞自己的錯誤，掩飾老大難的問題，用虛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滿意來掩蓋自己的缺點，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浸透自滿情緒，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勞簿上，那它就會遭到滅亡。
列寧說：“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耐心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這就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于群眾。”（《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頁）①
又說：
“過去一切滅亡了的革命政黨所以滅亡，就是因為它們驕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并且能夠學會克服弱點。”（《列寧選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頁）②
（六）最后，黨的歷史教導說，工人階級的黨如果不同群眾保持廣泛的聯系，不經常鞏固這種聯系，不善于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疾苦，沒有不僅教導群眾而且向群眾學習的決心，那它就不能成為能夠領導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和全體勞動群眾的真正群眾性的黨。
如果黨善于像列寧所說那樣“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聯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那它就會是不可戰勝的。”（《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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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213頁。——譯者注
②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275頁。——譯者注
③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182頁。——譯者注
如果黨在自己的黨的狹小圈子里閉關有守，如果它脫離群眾，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義的灰塵，那它就會遭到滅亡。
斯大林同志說：“當布爾什維克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系時，他們將是不可戰勝的，——這可以認為是一個規律。相反地，布爾什維克只要一脫離群眾和失去同群眾的聯系，只要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他們就會喪失任何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臘人的神話中，有一個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據神話說，他是海神波賽東和地神蓋婭的兒子，他對生育、撫養和教導他成人的母親是非常依戀的，沒有哪一個英雄能同這個安泰抗衡，大家公認他是無敵的英雄。他的力量存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當他同敵人決斗而遇到困難時，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說，往生育和撫養他成人的母親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畢竟有一個弱點，就是怕別人用什么方法使他離開地面。敵人注意到他的這個弱點，于是時刻暗中窺伺他。后來有一個敵人利用了他的弱點，就戰勝了他。這個敵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樣戰勝安泰的呢？原來這個敵人使安泰離開了地面，把他舉到空中，使他無法再靠近地面，這樣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為，布爾什維克很像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布爾什維克也同安泰一樣，其所以強大，就是因為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同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他們成人的群眾保持聯系。只要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同人民保持聯系，他們就有一切把握，始終是不可戰勝的。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不可戰勝的關鍵。”（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
以上就是布爾什維克黨所經過的歷史道路的基本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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