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布爾什維克黨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1921－1925年）
一 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結束以后的蘇維埃國家?；謴蜁r期的困難
蘇維埃國家在結束戰爭以后，開始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的軌道。必須醫治戰爭創傷。必須恢復被破壞的國民經濟，整頓工業、運輸業和農業。
但是，過渡到和平建設這件事，必須在非常困難的環堆下進行。國內戰爭的勝利得來不易。國家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反革命武裝干涉戰爭弄得貧窮不堪。
1920年的農業總產值，只等于戰前的一半左右。而且戰前水平還是沙俄那個貧困農村的水平。不僅如此，1920年還有許多省份歉收。農民經濟情況困難。
工業情況更壞，已處于破壞狀態。1920年的大工業產值，比戰前幾乎減少了七分之六。大多數工廠停工，礦場和礦井被破壞、被淹沒。冶金業情況特別嚴重。生鐵在1921年全年總共只煉了十一萬六千三百噸，只等于戰前生鐵產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運輸業遭破壞。國內原有的金屬和布匹的儲備差不多都已用完。國內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類、鞋類、衣服、火柴、食鹽、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
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人們對這種物品缺乏的情況還能忍受，有時甚至沒有覺察。但是現在戰爭沒有了，人們突然感到這種情況不堪忍受，要求立刻加以消除。
農民中間出現了不滿情緒。在國內戰爭的炮火中建立了和鞏固了工人和農民的軍事政治聯盟。這個聯盟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基礎的：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農壓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糧收集制從農民方面取得糧食。
現在這種基礎已經不夠了。
蘇維埃國家為了國防的需要，當時不得不按余糧收集制收集農民的所有余糧。不實行余糧收集制，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國內戰爭就不可能獲得勝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由于戰爭和武裝干涉而被迫采取的。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農民接受余糧收集制，沒有覺察商品不足，但是當戰爭已經結束、地主卷土重來的威脅已經過去的時候，農民就開始對征收全部雜糧的辦法即余糧收集制感到不滿，而要求供給他們充足的商品了。
整個戰時共產主義制度，正如列寧指出的，同農民的利益發生了抵觸。
不滿情緒也侵入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承受了國內戰爭的主要重擔，英勇忘我地進行了反對自衛分子和武裝干涉者群寇的斗爭，進行了消除經濟破壞和饑荒的斗爭。最有覺悟的、富有自我犧牲精神和遵守紀律的優秀工人，表現了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熱忱。但是，極其嚴重的經濟破壞也影響了工人階級。還在開工的少數工廠常常長時間停產。工人們不得不從事手工業，制作打火機和從事小宗的糧食買賣。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基礎開始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隊伍日益渙散。一部分工人跑到農村去，不再成為工人，脫離了本階級。一部分工人由于饑餓和疲憊產生了不滿情緒。
一個問題擺在黨的面前：要制定黨在國內經濟生活一切問題上的新方針，以適應新的情況。
于是黨就著手制定關于經濟建設問題的新方針。
但是階級敵人并沒有睡覺。他們企圖利用經濟上的困難，企圖利用農民的不滿情緒。白衛分子和社會革命黨人策動的富農叛亂在西伯利亞、烏克蘭、唐波夫省（安東諾夫叛亂）都發生了。各種反革命分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白衛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都積極活動起來。敵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現在涂上了一層蘇維埃色彩，已經不提“打倒蘇維埃”這種破產了的舊口號，而是提“擁護蘇維埃，但是不要共產黨員參加”這樣的新口號。
喀瑯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亂，就是階級敵人實行新策略的明顯表現。這次叛亂發生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即1921年3月。領導叛亂的是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外國的代表有勾結的白衛分子。起初，叛亂者力圖打出“蘇維埃”的招牌，掩蓋他們恢復資本家地主的政權和所有制的意圖。他們提出“沒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反革命勢力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群眾的不滿情緒，想在假裝擁護蘇維埃的口號下推翻蘇維埃政權。
促成喀瑯施塔得叛亂的有兩個情況：軍艦上水兵成分的變壞和喀瑯施塔得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薄弱。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水兵，幾乎個個上了前線，參加紅軍隊伍英勇作戰去了。補充到海軍中的新兵沒有受過革命的鍛煉。這些新兵都是完全沒有受過訓練的農民群眾，反映了農民對余糧收集制的不滿情緒。至于當時喀瑯施塔得的布爾什維克組織，由于多次動員上前線，它已經大大削弱。這兩個情況使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白衛分子有可能混進并控制了喀瑯施塔得。
叛亂分子掌握了這個頭等要塞、艦隊和大批武器彈藥。國際反革命勢力已在歡慶勝利。但是敵人高興得太早了。叛亂很快被蘇維埃軍隊鎮壓下去。當時為了鎮壓喀瑯施塔得的叛亂分子，黨派去了自己的優秀子弟——以伏羅希洛夫同志為首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紅軍戰士踏著薄冰向喀瑯施塔得前進。冰面踩破了，許多人被淹死。必須向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喀瑯施塔得炮臺沖擊。對革命的忠誠和勇敢、為蘇維埃政權捐軀的決心占了上風?？Μ樖┧靡杉t軍猛力攻克。喀瑯施塔得叛亂被肅清了。
二 黨內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派的失敗。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黨中央委員會，黨中央委員會的列寧多數清楚地知道，在戰爭結束并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以后，沒有理由再保持由戰爭和封鎖的情況所造成的規定太死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
中央懂得，余糧收集制已經沒有必要了，必須代之以糧食稅，好使農民能隨意處理自己生產的大部分余糧。中央懂得，這種辦法能活躍農業，擴大工業發展所必需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生產，活躍國家的商品運轉，改善城市供應，為工農聯盟建立新的基礎即經濟的基礎。
中央也知道，活躍工業是首要的任務。但是它認為如果不吸引工人階級及其工會參加，就不可能活躍工業；只要說服工人相信經濟破壞同武裝干涉和封鎖一樣，也是人民的危險的敵人，他們是能夠吸引來參加這項工作的；只要黨和工會對工人階級不是像在前線那樣采用軍事命令（在前線確實需要采用命令），而是通過說服的途徑，采用說服的方法，就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然而并非所有的黨員都像中央這樣想。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等反對派小集團都處于思想混亂的狀態，在向和平經濟建設軌道過渡的困難面前動搖不定。黨內有不少從前的孟什維克、從前的社會革命黨人、從前的崩得分子、從前的斗爭派和俄國邊沿地區的各種半民族主義者。他們大部分都參加了某個反對派小集團。這些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沒有受過列寧主義的黨性鍛煉，面只是加強了反對派小集團的思想混亂和動搖。其中有的認為不需要削弱規定太死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相反需要“再擰緊螺絲”。有的認為黨和國家應該把恢復國民經濟的事情丟開不管，應該把這件事情完全交給工會。
很明顯，既然思想這么混亂，黨內某些成分中間就一定有一些人，愛好爭論的人，各種各樣的反對派“首領”，會竭力強迫黨進行爭論。
結果正是如此。
爭論是從工會的作用問題開始的，雖然工會問題當時并不是黨的政策的主要問題。
挑起爭論、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委員會中的列寧多數的急先鋒是托洛茨基。他唯恐天下不亂，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的黨員會上提出了“擰緊螺絲”和“整刷工會”的可疑口號。托洛茨基提出立刻把“工會國家化”的要求。他反對對工人群眾采取說服方法。他主張把軍事方法搬到工會里來。托洛茨基反對在工會里擴大民主，反對工會機關按選舉產生。
托洛茨基派反對說服方法（不采用說服方法，工人組織是無法進行活動的），而主張采用赤裸裸的強制方法，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托洛茨基派把持工會領導的地方，他們都通過自己的政策在工會里引起了沖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派通過自己的政策來挑動非黨工人群眾反對黨，分裂工人階級。
實際上，工會問題爭論的意義，要比工會問題本身廣泛得多。如后來俄共（布）中央全會（1925年1月17日）決議所指出的，實際上當時爭論的是“關于如何對待反對戰時共產主義的農民，關于如何對待非黨工人群眾，總的是關于黨在國內戰爭已告結束的時期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1冊第651頁）①。
跟在托洛茨基后面的還有其他的反黨集團：“工人反對派”（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維捷夫、柯倫泰等人）、“民主集中派”（薩普龍諾夫、德羅布尼斯、鮑古斯拉夫斯基、奧新斯基、弗·斯米爾諾夫等人）、“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對派”提出把整個國民經濟交給“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去管理的口號。他們想把黨的作用化為烏有，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工人反對派”把工會同蘇維埃國家和共產黨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工會。“工人反對派”實際上是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集團。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團要求各派別和集團能完全自由。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派一樣，力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列寧稱民集派為“叫喊得最響亮者”②的派別，而把它的綱領稱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綱領。
布哈林幫助托洛茨基反對列寧和反對黨。布哈林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謝烈布利雅柯夫、索柯里尼柯夫一起成立了“緩沖”集團。這個集團維護和掩護最兇惡的派別分子托洛茨基派。列寧稱布哈林的行動是“思想瓦解達到頂點”③。不久，布哈林派就同托洛茨基聯合起來反對列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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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短K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第527頁。——譯者注
?、谝姟读袑幦返?2卷第36頁。——譯者注
?、弁?，第33頁。——譯者注
列寧和列寧主義者集中主要火力打擊托洛茨基派，因為托洛茨基派是反黨集團的主力。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揭露了托洛茨基派把工會同軍事組織混淆起來，向他們指出不能把軍事組織的方法搬到工會里來。針對各反對派集團的綱領，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擬定了自己的綱領。這個綱領指出：工會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工會應該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貫徹說服方法。只有這樣，工會才能發動全體工人消除經濟破壞，才能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在同反對派集團的斗爭中，黨的各個組織團結在列寧的周圍。莫斯科的斗爭特別緊張。反對派在這里集中了自己的主要力量，打算奪取首都的組織。但是，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給了派別分子的這種陰謀以堅決的回擊。烏克蘭黨組織內的斗爭也很尖銳。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在當時的烏共（布）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同志領導下，打敗了托洛茨基派和施略普尼柯夫派。烏克蘭共產黨仍然是列寧黨的可靠支柱。在巴庫，在奧爾忠尼啟則同志領導下，打垮了反對派。在中亞細亞，拉·卡岡諾維奇同志領導了反對反黨集團的斗爭。
主要的地方黨組織全都擁護列寧的綱領。
1921年3月8日，召開了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六百九十四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著七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名黨員。有發言權的代表有二百九十六人。
大會對工會問題的爭論做了總結，并以壓倒多數通過了列寧的綱領。
列寧在會上致開幕詞時說，爭論是一種不能容許的奢侈品。他指出，敵人正指望共產黨發生內訌和分裂。
鑒于派別集團的存在對于布爾什維克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有莫大的危險，第十次代表大會對黨的統一問題特別注意。列寧作了關于這個問題的報告。大會譴責了一切反對派集團，指出它們“實際上在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敵人”①。
大會責令立刻解散一切派別集團，并責成各級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活動；而且凡是不執行代表大會此項決議的，都將被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大會授權中央委員會，在中央委員違反紀律、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時，可以采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把他們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和開除出黨。
所有這些決定，都寫進了由列寧提出、經大會通過的《關于黨的統一》的專門決議中。
在這個決議中，大會提醒全體黨員注意，在目前第十次代表大會這個時期，由于許多情況加劇了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的動搖，特別需要保持黨的隊伍的統一和團結，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
決議指出：“但是，還在全黨爭論工會問題以前，黨內就已經顯露出派別活動的某些征兆，即產生了幾個具有特殊綱領、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鬧獨立并建立其集團紀律的集團。必須使一切覺悟的工人都清楚地了解，任何派別活動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許的，因為派別活動事實上必然要削弱齊心協力的工作，使混進執政黨內的敵人又能加緊活動來加深（黨的）分裂，并利用這種分裂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
大會在這個決議中接著說：
“無產階級的敵人竭力利用一切離開共產主義的堅定路線的傾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喀瑯施塔得叛亂。當時，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和白衛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甚至情愿接受蘇維埃制度的口號；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所有資產所級反革命勢力在喀瑯施塔得事件中，運用了仿佛是為維護蘇維埃政權而起義反對俄國蘇維埃政府的口號。這些事實充分證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柱，白衛分子都會竭力裝扮而且善于裝扮成共產主義者，甚至裝扮得比共產主義者‘更左’?？Μ樖┧门褋y前夜在彼得格勒發現的孟什維克傳單，也同樣表明了孟什維克在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時所采用的方式：口頭上裝作反對叛亂，擁護蘇維埃政權，只是要給蘇維埃政權加上一些不大的所謂的修正，實際上在鼓舞和支持在喀瑯施塔得舉行叛亂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白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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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短K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第69頁。——譯者注
決議指出，黨的宣傳應當從保持黨的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來詳細說明派別活動的危害和危險。
大會決議說，另一方面黨的宣傳應當揭露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點。
決議指出：“現在，這些敵人已經知道在公開的白衛旗幟下進行反革命活動是沒有希望的了，所以他們竭力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設法使政權轉歸表面上最象是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那些政治集團，用這種辦法來推進反革命事業。”（《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1冊第373－374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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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短K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第63－64頁。——譯者注
決議接著指出，黨的宣傳“還應當闡明過去革命的經驗，這些經驗證明反革命勢力總是支持那些與極端革命政黨最相似的小資產階級集團，以便動搖并推翻革命專政，促使資本家地主反革命勢力獲得完全的勝利”。①
同《關于黨的統一》的決議密切相聯的另一個決議是《關于我們黨內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這個決議也是由列寧提出、經代表大會通過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這個決議中譴責了所謂“工人反對派”。大會確認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和共產黨員的稱號不能相容，并號召全黨同這種傾向作堅決的斗爭。
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從余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即關于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極其重要的決議。
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這一轉變，顯示了列寧政策的無比的英明和遠見。
大會決議說明了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問題。實物糧食稅征收額要比余糧收集制征收額低些。糧食稅額必須在春播以前公布。明確規定了納稅期限。納稅后剩下的全部糧食完全歸農民支配，即可以自由出賣。列寧在報告中指出，貿易自由在開始時，會使國內資本主義有某種活躍。必須容許私人貿易和準許私營工廠主開設小企業。但是用不著怕它。列寧認為：少許的商品流轉自由能造成農民經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迅速高漲；在這個基礎上，國營工業將得到恢復，私人資本將被排擠，積蓄了人力物力以后，就可以建立強大的工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然后轉入堅決進攻，以消滅國內資本主義的殘余。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沖擊、用正面進攻來奪取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堡壘的嘗試。在這個進攻中，黨向前跑得太遠，有脫離自己根據地的危險。列寧這時主張稍許后退一點，暫時退到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沖擊堡壘轉到較為長期地包圍堡壘，待積蓄起力量后，重新開始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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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短K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2分冊第64—65頁。---譯者注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對派認為新經濟政策純粹是退卻。這樣的解釋是對他們有利的，因為他們的路線是要恢復資本主義。這是對新經濟政策極其有害的反列寧主義的解釋。實際上，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一年以后，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就宣布退卻已經結束，并提出了一個口號：“準備向私人經營的資本進攻。”（《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18頁）
反對派分子是些蹩腳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政策方面的問題一竅不通，他們既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實質．也不了解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實行的退卻的性質。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實質，上面已經說過了。關于退卻的性質，那么有各種各樣的退卻。有時候，黨或軍隊因為遭到了失敗，不得不實行退卻。在這種情況下，黨或軍隊實行退卻，是為了保存自己、保存人力，以利再戰。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根本不是要實行這種退卻，因為黨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沒有遭到失敗，沒有被擊敗，反而擊敗了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分子。但也有這樣的時候，獲得了勝利的黨或軍隊在進攻中向前跑得太遠，不能保證得到后方根據地的支持。這就造成嚴重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經驗的黨或軍隊為了不脫離自己的根據地，通常都要稍許后退一點，跟自己的后方靠得近些，以便同自己的后方根據地更牢固地聯結起來，保證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更有信心地、確有把握地重新實行進攻。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所采取的，正是這種暫時的退卻。列寧向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報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時，直截了當地說過，“我們在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保證足夠的根據地”②，因此必須暫時向有保證的后方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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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列寧全集》第36卷第593頁。——譯者注
?、谝姟读袑幦返?版第4卷第661頁。——譯者注
反對派可悲，就在于他們由于自己的愚昧無知而不了解而且至死也不了解在新經濟政策下實行退卻的這種特點。
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決定，保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能結成鞏固的經濟聯盟來建設社會主義。
大會的另一個決議，即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也是服從于這個基本任務的。關于民族問題的報告是斯大林同志作的。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壓迫，但是這還不夠?，F在的任務是要消滅舊時代的沉重遺產，即過去的被壓迫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狀態。必須幫助他們在這方面趕上俄國中部。
其次，斯大林指出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反黨傾向，即大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大會譴責了這兩種傾向，認為這兩種傾向對于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都是有害的和危險的。同時，大會集中主要火力打擊了當時的主要危險——大國主義，即打擊了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在沙皇制度下對非俄羅斯民族所采取的那種態度的殘余和遺毒。
三 新經濟政策的初步總結。黨的第三次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列寧患病。列寧的合作社計劃。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遇到了黨內不堅定分子的抵抗。這種抵抗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左的”空談家，如洛明納澤和沙茨金等這種類型的政治畸形兒，他們“證明”說，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放棄十月革命的成果，回到資本主義，毀滅蘇維埃政權。這些人由于政治上無知和不了解經濟發展規律，所以不懂得黨的政策，驚惶失措，在自己周圍散布灰心失望的情緒。另一方面，是公開的投降主義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加米涅夫、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拜倒在資本主義“威力”面前，并且力圖鞏固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陣地——要求對國內外的私人資本作巨大讓步，要求按租讓原則或按吸收私人資本參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則把蘇維埃政權在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命脈交給私人資本。
這兩種人都是敵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
黨揭露并孤立了這兩種人。黨給了驚惶失措者和投降主義者堅決的回擊。
這種對黨的政策的抵抗再次提醒我們，必須把不堅定分子清洗出黨。為此中央大力進行了鞏固黨的工作，在1921年進行了清黨。清黨工作吸收了非黨員參加，在公開的會議上進行。列寧建議徹底從黨內清除“…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誠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頭換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維克”（《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3頁）①。
清黨結果共開除黨員十七萬人，占全體黨員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清洗工作大大鞏固了黨，改善了黨的社會成分，加強了群眾對黨的信任，提高了黨的威信。黨的團結和紀律性增強了。
新經濟政策實行的第一年，就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大大加強了工農在新的基礎上的聯盟。無產階級專政更加堅強有力了。富農匪患差不多已全部肅清。余糧收集制取消后，中農幫助了蘇維埃政權同富農匪幫作斗爭。蘇維埃政權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全部命脈；大工業，運輸業、銀行、土地、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黨使經濟戰線的情況有了轉變。農業進展很快。工業和運輸業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暫時還很緩慢，但是扎扎實實的經濟高漲開始了。工人和農民已經感到和看到，黨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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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读袑庍x集》第2版第4卷第564頁——譯者注
1922年3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五百二十二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著五十三萬二干名黨員，即比上次代表大會時少了一些。有發言權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黨員數量減少，是由于開始了清黨。
黨在代表大會上對新經濟政策第一年的實行情況做了總結。根據這個總結，列寧在代表大會上宣布：
“我們退卻已經一年了?，F在我們應當代表黨來說：已經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就要結束，或者說已經結束。現在提出的另一個目標，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38頁）①
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意味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誰戰勝誰”，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為了勝利，必須保證工人階級和農民、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辦法是大力發展城鄉商品流轉。為此必須學會管理經濟，必須學會文明經商。
這個時期，黨的任務的鏈條中的主要一環是商業。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擴展城鄉商品流轉，不能鞏固工農經濟聯盟，不能提高農業，不能使工業走出破壞狀態。
當時蘇維埃商業還很薄弱。商業機構很薄弱，共產黨員還沒有經商的技能，對敵人耐普曼②還沒有進行過研究，還沒有學會同他們作斗爭。私商耐普曼趁蘇維埃商業薄弱，把布匹和其他暢銷商品的貿易抓到手上。關于組織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問題有了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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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读袑庍x集》第2版第4卷第629頁——譯者注
?、谀推章嵌碚Z“нэпман”一詞的音譯，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資本主義分子——譯者注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后，經濟工作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了。國家遭到的歉收的后果，已被順利地消除。農民經濟恢復得很迅速。鐵路運輸已有所改善。重新開工的工廠日益增多。
1922年10月，蘇維埃共和國慶祝了巨大的勝利：紅軍和遠東游擊隊從日本武裝干涉者手中解放了武裝干涉者所占領的最后一塊蘇維埃國土海參崴。
這時，蘇維埃國家的全部領土已經肅清了武裝干涉者，而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的任務又要求進一步加強蘇維埃國家各民族的聯盟，于是各蘇維埃共和國更緊密地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聯盟的問題提上了日程。必須聯和各族人民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建立鞏固的國防。必須保證我們祖國各民族全面發展。為了這個目的，必須使蘇維埃國家各族人民更加接近起來。
1922年12月，召開了全蘇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會上。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提議，建立了蘇維埃各族人民自愿的國家聯合。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最初加入蘇聯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久，在中亞細亞成立了三個獨立的加盟蘇維埃共和國，即烏茲別克蘇維埃共和國，土庫曼蘇維埃共和國和塔吉克蘇維埃共和國。現在，所有這寫共和國都按自愿和平等原則聯合成一個統一的蘇維埃國家聯盟——蘇聯。同時每個共和國都保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意味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
1922年11月，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發表了演說。列寧在總結蘇維埃政權成立五年來的情況時，表示堅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①。這是他向全國所作的最后次演說。1922年秋，黨遭到了重大的不幸：列寧患重病了。全黨和全體勞動者都感到，列寧患病如同他們自己遭到了巨大的痛苦。大家都為親愛的列寧的生命擔憂。但是，列寧即使在病中也沒有停止自己的工作。列寧在病勢已很沉重的時候，還寫了好幾篇很重要的文章。在這最后一批文章中，他總結了過去的工作，并擬定了在我國通過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來建成社會主義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列寧提出了一個吸引農民參加建成社會主義的事業的合作社計劃。
列寧認為一般合作社，特別是農業合作社，是千百萬農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由小的個體經濟過渡到大的生產協作組織即集體農莊的遭路。列寧指出，我國農業發展的道路，應該是通過合作社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逐漸把集體制原則應用于農業，起初是農產品的銷售方面，然后是農產品的生產方面。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的條件下，在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的條件下，在社會主義工業存在的條件下，正確地組織起來的、擁有千百萬農民的生產合作社，是能用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手段。
1923年4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這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列寧不能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四百零八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著三十八萬六千名黨員，即比上次黨代表大會時少了一些。這是因為當時在繼續清黨，有相當一個百分數的黨員被開除出黨。有發言權的代表有四百一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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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读袑幦返?3卷第401頁——譯者注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決議中，考慮了列寧在最后一批文章和書信中所作的各項指示。
大會堅決回擊了所有認為新經濟政策是退出社會生義陣地，把自己的陣地交給資本主義的分子和提議接受資本主義盤剝的分子。在會上作這種提議的，是托洛茨基的擁護者拉狄克和克拉辛。他們提議向外國資本家投降，把蘇維埃國家生命攸關的工業部門租讓給外國資本家。他們據說償還被十月革命廢除了的沙皇政府債務。黨把這些投降主義的提議痛斥為叛賣性的提議。黨不是不利用租讓政策，但這只能以有利于蘇維埃國家的部門和規格為限。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會以前就提議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個提議也是他們認為新經濟政策是把自己的陣地交給資本主義的結果。列寧當時痛斥了布哈林，說他是投機的耐普曼和富農的保護人。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堅決駁斥了對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不可動搖性的侵犯。
大會還回擊了托洛茨基強迫黨對農民采取毀滅政策的企圖。大會指出，不要忘記小農經濟在國內占優勢的事實。大會強調說，發展工業，包括發展重工業，不應同農民群眾的利益相抵觸，而應同他們的利益相結臺，應有利于全體勞動居民。這些決定是反對托洛茨基的。因為他提議用剝削農民經濟的辦法來建設工業，因為他事實上不承認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政策。
同時。托洛茨基還提議關閉普梯洛夫和布良斯克等等具有國防意義的大工廠，據他說，這些工廠不贏利。大會氣憤地否決了托洛茨基的提議。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建議，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套和工農檢查院的聯合機構。這個機關負有維護我們黨的統一、鞏固黨和國家的紀律，全力改進蘇維埃國家機關等項重要任務。
大會對民族問題十分注意。這個問題的報告人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強調了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的國際意義。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都把蘇聯看作是解決民族問題和消滅民族壓迫的榜樣。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須大力消滅蘇聯各民族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他號召全黨堅決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傾向——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地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大會揭露了民族主義傾向分子以及他們對少教民族的大國主義政策。當時發言反對黨的有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傾向分子穆吉萬等人。這些民族主義傾向分子反對成立南高加索聯邦，反對鞏固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友誼。他們對格魯吉亞其他民族的態度是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他們把一切非格魯吉亞人，特別是阿爾明尼亞人，都遷出梯弗里斯，用法律規定格魯吉亞女子嫁培非格魯吉亞人要喪失格魯吉亞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和拉柯夫斯基支持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傾向分子。
大會以后不久，召開了各民族共和國民族問題工作者的專門會議。會上揭露了蘇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韃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集團和斐祖拉·霍札也夫等人的烏茲別克民族主義傾向分子集團。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總結了新經濟政策實行兩年的結果。這個總結使人鼓舞和對最后勝利充滿信心。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會上說道：“我們黨依然是團結一致的，它經受住了最偉大的轉變，正舉著展開的大旗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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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端勾罅秩返?卷第180頁——譯者注
四 克服恢復國民經濟困難的斗爭。托洛茨基派趁列寧患病加緊積極活動。黨內的又一次爭論。托洛茨基的失敗。列寧的逝世。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恢復國民經濟的頭幾年，就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到1924年，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播種面積從1921年起就已大大增加，說明農民經濟日趨鞏固。社會主義工業增長和發展了。工人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加。工資提高了。工農生活比1920--1921年好過了，改善了。
但是，還沒有消除的經濟破壞的后果，仍然令人感覺得到。工業還落后于戰前水平，工業的增長大大落后于國家需要的增長。到1923年底，還有一百萬左右失業者，因為國民經濟增長緩慢，不可能消滅失業現象。商業的發展時好時環，因為城市產品價格過高，這種過高的價格是耐昔曼和我們商業組織中的耐普曼分子強加給國家的。因此，蘇維埃盧布極不穩定，幣值降低。這一切都阻礙了工農生活狀況的改善。
到1923年秋，由于我們的工業和商業機關違反了蘇維埃的價格政鐐，經濟困難有些加重。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相差太大。糧食價格很低，而工業品價格過高。工業中雜費開支很大，這就把商品價格提高了。農民出賣糧食所得的貨幣迅速貶值。加上當時盤踞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達可夫又向經濟工作人員發出一項罪惡的指令，從出賣工業品方面多賺利潤，放手提高價格，美其名是為了發展工業。實際上，這種耐普曼的口號只能縮小工業生產的基礎和破壞工業。在這種條件下，農民買城市商品不合算，就不買了。銷售出現了危機，影響了工業。工資發不出，引起工人不滿。在某些工廠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
黨中央委員會定出了克服這一切困難和缺點的辦法。采取了消除銷售危機的種種措施。降低了日用品的價格。決定實行幣制改革——采用穩定的貨幣切爾克。整頓了給工人發放工資的工作。采取了通過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發展商業、把各種私商和投機商從商業中排擠出去的措施。
當時本應鼓起勁來齊心協力地進行工作。忠實于黨的人是這樣想和這樣做的。但是托洛茨基派卻不是這樣。他們趁列寧病重不能視事，向黨和黨的領導發動了新的進攻。他們以為擊敗黨和推翻黨的領導的有利時機已經到來。他們在反黨的斗爭中利用了一切；1923年秋德國和保加利亞革命的失敗，國內的經濟困難，列寧的患病。正是在黨的領袖臥病不起這個蘇維埃國家的困難時刻，托洛茨基開始對布爾什維克黨進行攻擊。他把黨內一切反列寧主義分子糾集在自己周圍，炮制了一個旨在反對黨，黨的領導和黨的政策的反對派綱領。這個綱領叫做四十六個反對派分子的聲明。在反對列寧黨的斗爭中，所有的反對派集團——托洛茨基派、民粹派，以及“左派共產主義者”和“工人反對派”的殘余，都聯臺起采了。他們在自己的聲明中預言蘇維埃政權必遭嚴重的經濟危機、必遭滅亡，要求各派別和集團能自由活動，說這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
這就是要竭力恢復被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提議禁止了的派別。
托洛茨基派沒有提出過任何關于改進工業或農業，關于改進國內商品流轉、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的具體問題。因為他們對這些問題根本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只有一點：趁列寧不能視事，恢復黨內的派別，動搖黨的基礎，動搖黨的中央。繼四十六人綱領之后，托洛茨基又發表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污蔑黨的干部，對黨進行了一系列新的誹謗性的責準。托洛茨基在這封信中搬弄著黨已聽他講過不止一次的孟什維主義陳詞濫調。
托洛茨基派首先攻擊黨的機關。他們知道，沒有鞏固的黨機關，黨就不能生存和活動。反對派企圖動搖、破壞這個機關，企圖把黨員同黨的機關對立起來，把黨內的青年同黨的老干部對立起來。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在青年學生身上打主意，想在不知道黨同托洛茨基主義斗爭的歷史的青年黨員身上打主意。托格茨基為了爭奪青年學生而對他們阿諛奉承，稱他們為“黨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時又說列寧主義老近衛軍在蛻化。他指桑罵槐，用第二國際首領的蛻化來卑鄙地影射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也在走著這條路。托洛茨基企圖通過叫喊黨在蛻化來掩蓋他自己的蛻化和他自己的反黨陰謀。
反對派分子的兩個文件，即四十六人綱領和托洛茨基的信，由托洛茨基派散發給各區和各支部，并交付黨員討論。
黨接到了要黨爭論的挑戰。
這樣，現在也如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前夜進行工會問題爭論時一樣，托洛茨基派又強迫黨來進行全黨爭論了。
黨雖然忙于更為重要的經濟問題，但仍接受了挑戰而宣布進行爭論。
全黨都參加了爭論。斗爭很激烈，莫斯科的斗爭特別尖銳。托洛茨基派力圖首先奪得首都組織。但是爭論并沒有幫托洛茨基派的忙。爭論只是使他們丟了臉。托洛茨基派無論在莫斯科或在全蘇聯各地，都遭到了慘敗。只有少數大學支部和機關支部擁護托洛茨基派。
1924年1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會議聽取了斯大林同志對爭論所作的總結報告。會議譴責，托洛茨基反對派，指出它足黨內一種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會議的決議后來由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批準了。國際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支持了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
但是，托洛茨基派并投有停止其破壞話動。1924年秋，托洛茨基發表了《十月的教訓》一文，他在文章中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這篇文章完全是誣蔑我們黨和黨的領袖列寧的。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敵人，都把這本誹謗性小冊子奉為至寶。黨憤怒地回擊了托洛茨基對布爾什維主義的英勇歷史的誣蔑。斯大林同志揭穿了托洛茨基用托洛茨基主義偷換列寧主義的企圖，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指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①
斯大林同志的1924年出版的理論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對于從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和捍衛列寧主義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本小冊子是對列寧主義的精辟闡述和理論上的深刻論證。它在當時和現在都起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個銳利的武器武裝世界各國布爾什維克的作用。
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戰斗中，斯大林同志把黨團結在它的中央周圍，并動員起全黨為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而繼續斗爭。斯大林同志證明了，從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是保證繼續向社會主義勝利前進的必要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同托洛茨基主義斗爭的這一時期時說：“不粉碎托洛茨基主義。就不能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取得勝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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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頁——譯者注
②見《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頁——譯者注
但是，黨的列寧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由于黨和工人階級遭到的最大的不幸而顯得黯然無光。1924年1月21日，我們的領袖和導師，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列寧，在莫斯科附近哥爾克村逝世了。全世界工人階級把列寧逝世看作最沉痛的損失。在列寧安葬的那天，國際無產階級宣布一切業都停止工作五分鐘。鐵路停運了，工廠停工了。全世界勞動者懷著極大的悲痛送別自己的父親和導師，最好的朋友和保護者列寧。
蘇聯工人階級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列寧黨的周圍來紀念列寧的逝世。在這些哀悼的日子里，每個覺悟工人都仔細考慮了自己應如何對待執行著列寧遺囑的共產黨。黨中央委員會收到了成千上萬非黨工人請求接收他們入黨的申請書。中央委員會歡迎先進工人發起的這一運動，宣布大批接收先進工人入黨，宣布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成千上萬的工人在這次加入了黨。加入黨的都是決心為黨的事業、為列寧的事業而獻身的人。當時在一個短時期內就有二十四萬多工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即最覺悟最革命最勇敢最守紀律的分子加入到黨里來了。這就是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運動。
列寧的逝世表明，我們黨同工人群眾多么親密，工人們對列寧的黨多么珍愛。
在哀悼列寧的日子里，斯大林同志代表全黨在蘇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偉大的宣誓。他說：
“我們共產黨人、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的軍隊，列寧同志的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里做一個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創始人和領導者的這個黨的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并保持這個偉大稱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我們黨的統一，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不遺余力來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始終不倦地對我們說明我國各族人民自愿聯盟的必要性，說明我國各族人民在共和同聯盟內實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鞏固并擴大共和國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曾屢次向我們指出，鞏固紅軍和改善紅軍狀況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同志們，我們來宣誓：我們一定不遺余力地來鞏固我們的紅軍，鞏固我們的紅海軍…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忠實于共產國際的原則。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奮不顧身地來鞏固并擴大全世界勞動者的聯盟——共產國際！”①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對自己的永垂不朽的領袖列寧的誓言。
1924年5月，舉行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七百四十八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著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名黨員。黨員數量比上次代表大會時大大增加，是因為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時黨的隊伍增加了約一十五萬新黨員。有發言權的代表有四百一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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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6頁——譯者注
大會一致譴責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綱領，肯定它是一種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正，同時批準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會議《關于黨的建設》和《關于爭論的總結》這兩個決議。
從鞏固城鄉結合的任務出發，大會指示進一步擴大工業，首先是輕工業，同時強調必須迅速發展冶金業。
大會批準建立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并向一切商業機關提出了控制市場、把私人資本從商業領域排擠出擊的任務。
大會提出了擴大國家對農民的低利貸款而把高利貸者從農村中排擠出去的任務。
大會提出了用各種方法使農民群眾合作化的口號作為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
最后，大會指出了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巨大意義，并號召全黨注意對青年黨員——首先是為紀念列寧而吸收的青年黨員加強列寧主義基礎的教育。
五 蘇聯在恢復時期結束時的情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對派”。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
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級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已經奮戰了四年多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英勇工作行將結束。蘇聯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日益增長。
這時國際形勢已有變化。資本主義抵擋住了群眾在帝國主義戰爭后的第一次革命進攻。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波蘭和其他許多國家的革命運動都被鎮壓下去了。各妥協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在這方面幫了資產階級的忙。革命的暫時退潮到來了。西歐資本主義的暫時局部穩定，即資本主義陣地的局部鞏固到來了。但是資本主義的穩定并沒有消除使資本主義社會分裂的各種基本矛盾。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使工人同資本家的矛盾、帝國主義同殖民地民族的矛盾、各個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的矛盾尖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穩定醞釀著各資本主義國家矛盾的新爆發和新危機。
除資本主義的穩定外，還有蘇聯的穩定。但是這兩種穩定是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的穩定預示著資本主義的新危機。蘇聯的穩定則標志著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進一步增長。
雖然西方的革命失敗了，但是蘇聯的國際地位仍在繼續鞏固，雖然速度較為緩慢。
1922年，蘇聯被邀請參加在意大利的熱那亞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在熱那亞會議上，各帝國主義政府因資本主義各國革命遭到失敗而氣焰囂張，企圖對蘇維埃共和國施加新的壓力，不過這次是采取外交形式。帝國主義者向蘇維埃共和國提出了蠻橫無理的要求。他們要求把十月革命宣布國有的工廠歸還給外國資本家，要求償還沙皇政府的一切債務。只有這樣，帝國主義國家才答應給蘇維埃國家少量的貸款。
蘇聯拒絕了這些要求。
熱那亞會議沒有什么結果。
英國外交大臣寇松1923年通過最后通牒再一次進行干涉的嘗試，也遭到了應有的回擊。
資本主義國家在試探了蘇維埃政權的穩固性、確信蘇維埃政權已不可動搖之后，就相繼來同我國恢復外交關系。1924年，同英法日意四國恢復了外交關系。
很清楚，蘇維埃國家已經爭得整整一個和平喘息的時期了。
國內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農的忘我工作，已經開花結果。國民經濟迅速地增長了。1924—1925經濟年度，農業已接近戰前規模，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蘇聯大工業的產值在1925年已約占戰前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年度，蘇維埃國家已經能夠向基本建設投資三億八千五百萬盧布。國家電氣化計劃在順利執行中。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命脈鞏固了。反對私人工商業資本的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
由于經濟的高漲，工農的物質生活狀況得到了進一步改善。工人階級人數迅速增加。工資增長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民的物質生活狀況大大改善。1924—1925年度，工農國家已能拿出近二億九千萬盧布來幫助力量單薄的農民。在工農生活狀況改善的基礎上，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威信和影響增長了。
國民經濟的恢復接近結束。但是，對蘇維埃國家來說，對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單單恢復經濟，單單達到戰前水平是不夠的。戰前水平是個落后國家的水平。必須繼續前進。蘇維埃國家爭得的長時間的喘息，保證了繼續建設的可能性。
但是這里尖銳地提出了關于前途、關于我國發展即我國建設的性質的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的問題。蘇聯的經濟建設應該循著什么方向進行，循著社會主義方向，還是循著其他什么方向？我們是應當建成并且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還是我們注定要為另一種經濟即資本主義經濟去準備肥沃土壤呢？一般說來，蘇聯有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呢，如果有，那么能不能在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推遲和資本主義處于穩定狀態的條件下做到呢？能不能在一方面竭力鞏固和擴大我國社會主義力量，同時又暫時讓資本主義得到某種發展的新經濟政策道路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要怎樣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呢，從哪里開始這種建設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在恢復時期快結束時提到了黨的面前，已經不是作為理論問題，而是作為實踐問題，作為日常的經濟建設問題提到了黨的面前。
對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給以直接而明確的回答，好讓我們從事工農業建設的黨的經濟工作者和全體人民，知道要朝什么方向走——朝社會主義走，還是朝資本主義走？
如果對這些問題不給以明確的回答，那我們在建設方面的全部實際工作就會成為沒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勞無益的工作。
黨對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了明確而肯定的回答。
黨回答說，是的，在我國能夠而且必須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因為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1917年10月，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專政，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從那時起，蘇維埃政權采取了一切措施，來粉碎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和創造建成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條件。這些措施就是：剝奪資本家和地主；變土地、工廠、鐵路和銀行為全民財產；實行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國營工業；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F在，主要任務是要在全國展開社會主義新經濟的建設，從而在經濟上也徹底擊敗資本主義。我們的全部實際工作，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應服從于實現這個主要任務的要求。工人階級能做到這點，并且一定會做到這點。實現這個宏偉的任務，應當從國家工業化開始。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展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建設必須由以開始的基本環節。無論西方革命的推遲，無論非蘇維埃國家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都不可能阻止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新經濟政策只會促進這一事業，因為黨實行新經濟政策正是為了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
這就是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在我國勝利這個問題的回答。
但是黨知道，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問題的全部。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折。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但這終究是蘇聯內部的事情，僅僅是社會主義勝利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問題的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國際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論證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原理時不止一次地指出，應當把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即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分開。至于這個問題的國內方面，即國內各階級的相互關系方面，蘇聯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完全能夠在經濟上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國際方面，即外部關系方面，蘇維埃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蘇聯人民同國際資產階級的關系方面。國際資產階級仇恨蘇維埃制度，總在尋找機會對蘇維埃國家進行新的武裝干涉，在蘇聯作恢復資本主義的新嘗試。由于蘇聯暫時還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其他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存在著資本主義對蘇聯的包圍，從而產生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很清楚，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包圍，也就存在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蘇聯人民單靠本身力量，能不能消滅這種外來危險即資本主義武裝干涉蘇聯的危險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為要消滅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而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就至少要有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才能做到。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即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成，還不能算是最后勝利，因為外國進行武裝干涉和試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危臉仍然沒有消滅，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仍然缺少免除這種危險的保障。要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
當然，蘇聯人民及其紅軍在蘇維埃政權實行正確政策的條件下，能給外國資本主義的新的武裝干涉以應有的回擊，正如他們在1918—1920年給了資本主義的第一次武裝干涉以回擊一樣。但這還不是說，資本主義的新的武裝干涉的危險就此消滅了。第一次武裝干涉的失敗，并沒有消滅新的武裝干涉的危險，因為武裝干涉的危險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的包圍，還繼續存在。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存在，即使新的武裝干涉失敗，也不會消滅武裝干涉的危險。
由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同蘇聯勞動者休戚相關的事情。
這就是黨關于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的方針。
中央要求把這個方針提交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去討論，以便得到代表會議的批準和通過，成為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黨規黨法。
黨的這個方針使反對派分子大為震驚。其所以使他們大為震驚，首先是因為黨使這個方針帶有具體實踐的性質，把它和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際計劃聯系起來，并要求把這個方針變成黨法，變成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而為全體黨員所必須遵守。
托洛茨基派反對黨的方針，提出了一個對立的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一個只有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嘲弄才可以稱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論”，一個否認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有勝利可能的“理論”。
布哈林派不敢公開反對黨的方針，但他們還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同黨的方針對抗，并用“發財吧”的“新”口號來補充自己的“理論”。照布哈林派的說法，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是消滅資產階級，而是培植資產階級并使之發財致富。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來，說社會主義在蘇聯不可能取得勝利，因為蘇聯在技術上經濟上落后。但是后來他們被迫縮回去了。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1925年4月）譴責了公開的和暗藏的反對派分子的所有這些投降主義“理論”，批準了黨爭取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方針，并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無可奈何，只好贊成這個決議。但是黨知道，他們只是暫緩同黨作斗爭，因為他們拿定主意到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再來“向黨開火”。他們在列寧格勒糾集了自己的同伙，組織了所謂的“新反對派”。
1925年12月，召開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這次大會是在黨內氣氛緊張的情況下進行的。整整一個列寧格勒代表團，這個黨員最集中地區的代表團，居然準備出來反對自己的中央，這種情況有黨以來還沒有過。
出席大會的有六百六十五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著六十四萬三千名黨員和四十四萬五千名預備黨員，即比上一次代表大會時略微少一些。這是對混雜有反黨分子的大學支部和機關支部進行了局部清洗的結果。
斯大林同志作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他對蘇聯政治和經濟實力增長的情景作了清晰的描繪。由于蘇維埃經濟制度的優越，無論工業或農業都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得到了恢復，并接近了戰前水平。雖然有這些成就，斯大林同志還是提議不要以此為滿足，因為這些成就并不能消除我國仍然是個落后的農業國這一事實。當時農業生產占全部產值的三分之二。而工業僅僅占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說，黨面臨著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要把我國變為經濟上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國。這一點可以做到，而且必須做到。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斗爭，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斗爭，現在成了黨的中心任務。
斯大林同志指出：“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①
國家的工業化能保證我國的經濟獨立，加強我國的國防力量，創造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所必需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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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端勾罅秩返?卷第294頁。——譯者注
季諾維也夫派反對黨的總路線。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相對抗，季諾維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個流行于帝國主義豺狼中的資產階級計劃。按照這個計劃，蘇聯應當仍然是個農業國，主要生產原料和糧食用以向國外出口，而從國外進口自己所不生產并且也不應生產的機器。在1925年的條件下，這個計劃分明是讓工業發達的外國在經濟上奴役蘇聯，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豺狼的貪欲而使蘇聯工業永遠處于落后狀態。
采納這個計劃，就等于把我國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的軟弱無力的農業附庸，使我國在資本主義包圍面前成為無以自衛的弱國，說到底就是葬送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
大會痛斥了季諾維也夫派的經濟“計劃”，指出它是奴役蘇聯的計劃。
“新反對派”又使出另外一招，他們硬說什么（無視列寧的意見！）我們的國營工業不是社會主義工業，又說什么（也是無視列寧的意見?。┲修r不能成為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同盟者。但這也救不了他們的命。
大會痛斥了“新反對派”的這些胡說，指出它們是反列寧主義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對派”的托洛茨基主義—孟什維主義實質。他指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過是重彈列寧當初無情批駁過的、黨的敵人的濫調。
很清楚，季諾維也夫派就是偽裝得很不高明的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同志著重指出，建立工人階級同中農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堅固聯盟，是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他指出當時黨內在農民問題上存在兩種危害這個聯盟的傾向。第一種傾向是低估和小看富農的危險，第二種傾向是在富農面前張皇失措而低估中農的作用。對于哪一種傾向更壞這個問題，斯大林同志回答說：“這兩種傾向，無論第一種傾向或第二種傾向都壞。如果這兩種傾向發展下去，它們就會瓦解和斷送黨。幸而我們黨內有能夠消滅第一種傾向和第二種傾向的力量。”①
黨確實把“左”右兩種傾向都粉碎和消滅了。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在總結經濟建設問題的討論時，一致否決了反對派分子的投降主義計劃，并在自己的著名決議中寫道：
“在經濟建設方面，代表大會認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擁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列寧）②。代表大會認為，為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勝利而斗爭是我們黨的基本任務。”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批準了新的黨章。
從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起，我們黨開始稱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
季諾維也夫派在代表大會上被擊敗后，并沒有向黨屈服。他們開始了反對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的斗爭。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結束，季諾維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團列寧格勒省委會議（團省委的領導人是由季諾維也夫、查魯茨基、巴卡也夫、葉甫多基莫夫、庫克林，薩發羅夫等兩面派分子用仇恨我黨列寧中央的精神培養出來的）。在這次會議上，共青團列寧格勒省委通過了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決議，即拒絕服從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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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端勾罅秩返?卷第278頁。——譯者注
②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682頁。——譯者注
③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3分冊第77頁。——譯者注
但是列寧格勒共青團的季諾維也夫派領導人根本沒有反映列寧格勒廣大共青團員的情緒。因此，這些領導人很容易地被打垮了，列寧格勒共青團組織很快又站上了它在共青團中應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結束時，一批大會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羅希洛夫、加里寧、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寧格勒去。必須向列寧格勒組織的黨員揭露，用欺騙手段取得代表資格的列寧格勒代表團在代表大會上的立場，是犯罪的、反布爾什維主義性質的。各單位的黨員大會聽了關于代表大會情況的介紹，會開得很激烈。重新開了一次列寧格勒黨
組織緊急代表會議。列寧格勒黨組織的絕大多數黨員（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贊同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并譴責了反黨的季諾維也夫“新反對派”。這個“新反對派”當時已經成了光桿司令了。
列寧格勒的布爾什維克，仍然站在列寧—斯大林黨的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時寫道：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它徹底揭露了新反對派的錯誤，斥責了新反對派的不相信的態度和叫苦的行為，明確地指出了進一步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因而用對社會主義建設必獲勝利的堅強信念武裝了無產階級。”（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150頁）①
簡短的結論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黨在緊張的形勢下實現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困難轉變。黨加強了工人和農民在新的基礎即經濟的基礎上的聯盟。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取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成就。蘇維埃國家卓有成效地渡過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恢復時期，開始過渡到另一個時期，國家工業化的時期。
從國內戰爭向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過渡——特別是在最初——伴隨著巨大的困難。布爾什維主義的敵人，聯共（布）隊伍中的反黨分子，在這整個時期內一直都在拼命反對列寧的黨。領導這些反黨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這個斗爭中的幫手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反對派分子指望在列寧逝世后瓦解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分裂黨，使黨產生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在蘇聯勝利的心理。實際上，托洛茨基派是企圖在蘇聯建立一個新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建立另外一個黨，即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黨。
黨在列寧旗幟下團結在自己的列寧中央周圍，團結在斯大林同志周圍，挫敗了托洛茨基派以及他們在列寧格勒的新朋友們，即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對派。
布爾什維克黨積蓄了人力物力，把國家引上了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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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娝勾罅帧读袑幹髁x問題》第178—179頁。——譯者注
第十章 布爾什維克黨為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斗爭（1926－1929年）
一 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斗爭。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反黨聯盟的形成。這個聯盟的反蘇行動。聯盟的失敗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后，黨為實現蘇維埃政權關于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總方針而展開了斗爭。
恢復時期的任務是首先活躍農業，從農業取得原料和糧食，并在農業的帶動下恢復工業，恢復現有的工廠。
蘇維埃政權較為容易地解決了這些任務。
但是恢復時期有三大缺點：
第一，當時的工廠都是老廠，技術陳舊落后，可能很快就不能生產了。任務是要用新技術來改造這些工廠。
第二，恢復時期的工業，基礎非常狹窄；在當時的工廠中缺乏數十個、教百個機器制造廠。這些工廠是國家絕對必需的，是我們當時沒有而需要建立的，因為沒有這些工廠，工業就不能認為是真正的工業。任務是要建立這些工廠，用現代化技術把它們裝備起來。
第三，恢復時期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這種工業已有發展而且已走上正軌，但是輕工業發展本身后來也因重工業薄弱而受到阻礙，更不用說國家的其他種種只有靠高度發展的重工業才能滿足的需要了。任務是要在現在側重發展重工業。
所有這些新任務，都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所應解決的。
必須新建沙俄所沒有的一系列工業部門，即建立新的機器制造廠、機床制造廠、汽車制造廠、化學工廠和冶金工廠，創立本國的發動機和電站設備的生產，增加金屬和煤炭的開采量，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所必需的。
必須建立新的國防工業，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廠、炮彈制造廠、飛機制造廠、坦克制造廠和機關槍制造廠，因為這是為了在資本主義包圍下保衛蘇聯所必需的。
必須建立拖拉機制造廠和現代化農業機器制造廠，用它們的產品供給農業，使千百萬小的個體農戶有可能過渡到集體農莊的大生產，因為這是為了社會主義在農村勝利所必需的。
這一切都是工業化政策所應做到的，因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質就在于此。
當然，這樣巨大的基本建設沒有數十億投資是不行的。指靠外債沒有可能，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拒絕貸款。只好在投有外援的情況下靠自己的資金來從事建設。而當時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
這就是當時的主要困難之一。
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自己的重工業，通常是靠從外面流入資金，即靠掠奪殖民地，靠戰敗國人民的賠教，靠外債。蘇維埃國家根本不能靠掠奪殖民地或戰敗國人民這樣的齷齪辦法來取得工業化的資金。至于外債，蘇聯又被切斷了來源，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拒絕貸款給蘇聯。必須在國內找到資金。
而在蘇聯也就找到了這樣的資金。在蘇聯找到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積累泉源。蘇維埃國家掌握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家地主手中奪來的一切工廠和一切土地，以及運輸業、銀行、國內外貿易。國營工廠、運輸業、貿易和銀行所得到的利潤，現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賢本家階級消費，而是用于進一步擴大工業了。
蘇維埃政權廢除了沙皇的外債；這些外債，單是利息一項，人民每年就要支付幾億金盧布，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免除了農民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五億金盧布的地租。農民擺脫了這一切重擔，就能夠幫助國家建設新的強大的工業。農民迫切需要獲得拖拉機和農業機器。
所有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中。這些泉源能夠為建設重工業提供幾億至幾十億盧布。只是必須以主人翁的態度來辦事，在開支上厲行節約，實行生產合理化，降低生產成本，消滅非生產費用等等。
蘇維埃政權也正是這樣做的。
由于實行節約制度，基本建設資金的積累逐年增多。這就有可能著手興建一些大型企業，如德涅泊水電站、土爾克斯坦—西伯利亞鐵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制造廠、幾個機床制造廠、“阿模”汽車制造廠（即斯大林汽車制造廠）等等。
1926—1927年度工業的投資約十億盧布，而過了三年就已經有五十億左右了。
工業化的事業向前推進了。
資本主義國家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是個威脅。因此，各帝國主義政府采取了一切辦法來對蘇聯施加新的壓力、制造混亂、破壞或者至少是阻撓蘇聯的工業化。
1927年5月，英國執政的保守黨人（“死硬派”）向“阿爾柯斯”（蘇聯對英貿易公司）進行了挑釁性的襲擊。1927年5月26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布同蘇聯斷絕外交關系和商務關系。
1927年6月7日，波蘭籍俄國白衛分子在華沙刺殺了蘇聯大使沃依柯夫同志。
同時在蘇聯境內，英國特務和破壞分子在列寧格勒向黨的俱樂部投擲炸彈，炸傷約三十人，其中有幾人受重傷。
1927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差不多同時發生了襲擊蘇聯大使館和商務代辦處的事件。
這就給蘇維埃政權造成了額外的困難。
但是蘇聯沒有屈服于壓力，很容易地擊退了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挑釁性襲擊。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對派的破壞活動，給黨和蘇維埃國家也帶來了不少困難。難怪斯大林同志當時說，“正在建立一種從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之類的東西”①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盡管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作了決定，反對派也聲明對黨忠誠，但是他們并沒有放下武器。不僅如此，他們的破壞活動、分裂活動搞得更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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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頁。——譯者注
1926年夏，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結成一個反黨聯盟，把所有已被擊敗的反對派集團的殘兵敗將糾集在這個聯盟的周圍，奠定了他們那個反列寧主義的地下黨的基礎，從而粗暴地破壞了黨章和歷次黨代表大會關于禁止成立派別組織的決議。黨中央警告說：這個類似有名的孟什維克八月聯盟的反黨聯盟如果不解散，它的參加者就不會有好下場。但是他們不肯罷休。
同年秋，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前夕，他們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幾個城市的工廠黨員大會上又搞襲擊，企圖強迫黨再次進行爭論。同時他們還提出自己的綱領要黨員討論，而這個綱領不過是通常的托洛茨基主義—孟什維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綱領的翻版罷了。黨員群眾給了反對派分子無情的回擊，有些地方干脆把他們趕出了會場。中央再次警告聯盟的參加者說，黨不能再容忍他們搞破壞活動了。
反對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簽名向中央遞交聲明，譴責自己的派別活動，保證今后對黨忠誠。然而這個聯盟事實上仍繼續存在，它的參加者并沒有停止反黨的地下活動。他們繼續拼湊自己那個反列寧主義的黨，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的同伙中征收黨費，散發自己的綱領。
鑒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的這些行為，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1926年11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全會（1926年12月）把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并在自己的決議中痛斥聯盟參加者是分裂主義者，指出他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已經滾到孟什維克的立場上去了。
但是，這并沒有使聯盟參加者醒悟過來。1927年，當英國保守黨人同蘇聯斷絕外交關系和商務關系的時候，他們又變本加厲地攻擊黨。他們炮制了一個新的反列寧主義的綱領，即所謂“八十三人綱領”，并在黨員中散發，要求中央再在全黨展開爭論。
在所有的反對派綱領中，這個綱領算是最虛偽最騙人的了。
在口頭上，即在綱領中，托洛茨基被和季諾維也夫派不反對遵守黨的決議。并且表示對黨忠誠，但事實上，他們極其粗暴地破壞黨的決議，嘲笑對黨和黨中央的任何忠誠。
在口頭上，即在綱領中，他們不反對黨的統一，并表示反對分裂，但事實上，他們極其粗暴地破壞黨的統一，實行分裂的路線，并且單獨建立了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而這個黨已具備了成為一個反蘇反革命政黨的一切條件。
在口頭上，即在綱領中，他們贊成工業化政策，甚至責備中央實行工業化的速度不夠快，但事實上，他們咒罵黨關于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決議，嘲笑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要求把一系列工廠租讓給外國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外國資本主義在蘇聯的租讓企業上。
在口頭上，即在綱領中，他們贊成集體農莊運動，甚至責備中央進行集體化的速度不夠快，但事實上，他們嘲笑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宣傳說工人階級同農民必然發生“無法解決的沖突”，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農村的“文明租佃人”富農身上。
這是反對派的一切虛偽綱領中最虛偽的綱領。
這個綱領原來就是為了欺騙黨的。
中央拒絕立刻宣布進行爭論，并向反對派分子說，進行爭論只能根據黨章的規定，即只能在黨代表大會召開前兩個月舉行。
1927年10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兩個月，黨中央委員會宣布進行全黨爭論。爭論會開起來了。爭論的結果對于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是極其可悲的。投票贊成中央政策的黨員有七十二萬四千人。贊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反黨聯盟遭到了慘敗。黨以壓倒多數一致否決了這個聯盟的綱領。
這就是黨的明確表達出來的意志，而聯盟的參加者自己正是向黨提出申訴的。
但是這次教訓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醒悟過來。他們不僅不服從黨的意志，反而決定破壞黨的意志。還在爭論結束之前，他們看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到可恥的失敗，就決定采取更加尖銳的斗爭形式來反對黨和蘇維埃政府。他們決定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公開的抗議示威。他們選定了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作為自己示威的日子，因為這一天蘇聯勞動者要舉行全民的革命示威。這樣，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就是有意舉行一個平行的示威了。不出所料，聯盟的參加者能夠帶上街去的只是他們那一撮少得可憐的應聲蟲。應聲蟲和他們的頭目被全民示威隊伍沖垮和攆走了。
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滾進了反蘇泥潭，現在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了。在進行全黨爭論時，他們是向黨控訴中央的，而在這里，在他們舉行這個可憐的示威時，他們已走上向敵對階級控訴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道路了。既然他們立意破壞布爾什維克黨，也就必然要滑到破壞蘇維埃國家的道路上去，因為在蘇維埃國家里，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是分不開的。這樣，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頭目們就是自外于黨了，因為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里不能再容忍有滾進反蘇泥潭的人了。
1927年11月14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
二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成就。農業的落后。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兩面派手腕
到1927年底，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已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就。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實行的工業化，短時期內就有了重大的進展。工業和整個農業（包括林業和漁業），就其總產值來說，不僅達到戰前水平，而且超過了這個水平。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達到了戰前的相應水平。
工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迅速增長，私營成分下降。社會主義成分從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營成分的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從百分之十九降到百分之十四。
這就是說，蘇聯的工業化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蘇聯工業在沿著社會主義生產體系獲得勝利的道路發展，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提前獲得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解決。
私商也被迅速排擠出商業。私商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從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批發商業就更不用說了，這里私商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從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社會主義大工業增長得還要迅速，它的產值在1927年，即恢復時期后的第一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這是創紀錄的增長數，是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工業所達不到的。
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情況就不同了。雖然整個農業已超過戰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門（糧食生產）的總產值只等于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糧食產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強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說明，糧食的商品產量有繼續下降的危險。
這就是說，1918年開始的農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經濟單位變小再變小的過程還在繼續著。變小和再變小的農民經濟成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糧的半自然經濟。1927年這個時期的糧食生產雖然只略低于戰前的產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糧食，則僅僅等于戰前的三分之一強。
毫無疑義，在糧食生產的這種情況下，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就會陷于經常挨餓的境地。
這是糧食生產的危機。隨之而來的必定是畜牧業的危機。
為了擺脫這種狀況，農業必須過渡到能使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能使糧食生產的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大生產。國家面臨著兩種可能：或者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大生產，這就意味著農民群眾破產，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滅亡，富農的力量加強，社會主義在農村失??；或者是另一條道路，即把小農戶聯合成社會主義的大農莊，聯合成為能使用拖拉機和其他現代化機器來迅速提高糧食生產及其商品產量的集體農莊。
當然，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只能走發展農業的第二條道路即集體農莊道路。
黨在這方面遵循的是列寧的如下一些關于在農業中必須從小農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勞動組合的集體經濟的指示：
（一）“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的。”（《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40頁）①
?。ǘ?ldquo;如果我們仍然依靠小經濟來生活，即使我們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滅亡的。”《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7頁）②
?。ㄈ?ldquo;農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條件是，必須穩固地保證它能進一步過渡，而進一步過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細小的、孤立的農民經濟逐漸聯合起來，組織成公共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99頁）③
（四）“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只有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幫助了農民，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萬農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頁）④
這就是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面臨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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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读袑幦返?0卷第126頁。——譯者注
?、谝姟读袑幦返?4卷第463頁。——譯者注
?、垡姟读袑幦返?2卷第275頁。——譯者注
?、芤姟读袑幦返?版第4卷第106頁。——譯者注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于1927年12月2日開幕。出席這次大會的有八百九十八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著八十八萬七千一百三十三名黨員和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名預備黨員。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報告中指出了工業化的成就和社會主義工業的迅速高漲，同時向黨提出了如下的任務：
“擴大和鞏固我們城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命脈，采取消滅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①
斯大林同志拿農業和工業比較，指出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由于分散和不能采用現代化技術而落后了，他著重指出，農業的這種不相稱的狀況將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威脅。
斯大林同志問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為以公共耕種制為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莊，就在于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強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說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農戶聯合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體的耕種制為基礎、利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采用集約耕作的科學方法的大農莊。別的出路是沒有的。”②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盡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大會擬定了擴大和鞏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網的計劃，并明確指出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
同時，大會進發出了如下的指示：
“繼續向富農展開進攻，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來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引導農民經濟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2冊第260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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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端勾罅秩返?0卷第256頁。——譯者注
?、谕希?61頁。——譯者注
?、垡姟短K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3分冊第109頁。——譯者注
最后，大會從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原則出發．并考慮到在國民經濟全線組織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成分有計劃地展開進攻，指示有關機關編制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結束了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以后，就來討論消滅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問題。
大會確認：“反對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寧主義決裂，蛻化成了孟什維主義的集團，走上了向國際和國內資產階級勢力投降的道路，客觀上變成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第三種勢力的工具。”（《聯共（布）決議匯編》俄文版第2冊第232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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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蘇聯共產黨決議匯編》第3分冊第364頁。——譯者注
大會認為，黨和反對派之問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走走上了進行反蘇斗爭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宣布，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同留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內不能相容。
大會批準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關于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出黨的決定，并通過決定把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如拉狄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皮達可夫、謝烈布利雅柯夫、伊·斯米爾諾夫、加米涅夫、薩爾基斯、薩發羅夫、里弗施茨、穆吉萬、斯米爾加和整個“民主集中派”集團（薩普龍諾夫、弗·斯米爾諾夫、鮑古斯拉夫斯基、德羅布尼斯等）開除出黨。
思想上被打敗和組織上被粉碎的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參加者，喪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后一點影響。
被開除出黨的反列寧主義分子，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后不久就遞交聲明要同托洛茨基主義決裂，并請求讓他們回到黨里來。當然，那時黨還不可能知道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早已是人民的敵人和受外國間諜機關雇用的特務，還不可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等人已經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蘇聯敵人建立聯系，要同他們一起“合作”來反對蘇聯人民。但黨已有充分的經驗教訓，知道這些屢次在最緊要的關頭反對列寧和列寧黨的人是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的。因此，黨對被開除者的聲明還抱懷疑。為了檢驗（初步的檢驗）聲明者的誠意，黨提出如下幾項要求作為恢復黨籍的條件：
?。ㄒ唬┕_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和反蘇的思想體系；
?。ǘ┕_承認黨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三）無條件地服從黨和黨的機關的決議；
?。ㄋ模┮涍^一個考察期。黨在考察期內對聲明者進行考察；在考察期滿后，根據考察結果，個別地提出每個被開除者的黨籍恢復問題。
當時黨是這樣盤算的：被開除者公開承認這幾條，在任何情況下對黨都是有利的，因為這會破壞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隊伍的統一，引起他們內部的瓦解，再次顯示黨的正確和強大，并使黨有可能在聲明者確有誠意的情況下讓黨的原工作人員回到黨內來，而在他們沒有誠意的情況下，則在大家面前揭露他們的面目，讓大家看到他們已經不是犯錯誤的人，而是一些毫無原則的野心家、工人階級的騙子和不可救藥的兩面派。
大多數被開除者接受了黨所提出的入黨條件，并在報刊上發表了相應的聲明。
黨憐惜他們，給了他們重新回到黨和工人階級隊伍的機會，恢復了他們的黨員資格。
但是后來發現，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骨干分子”（除少數外）的聲明，是虛偽透頂的兩面派的聲明。
原來，這些老爺還在遞交聲明以前，就已不再是一個準備在人民面前堅持自己觀點的政治派別了；他們已變成一伙毫無原則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面前踐踏自己觀點的那一點殘余，在大家面前頌揚自己所敵視的黨的觀點，像變色龍一樣需要什么顏色就變什么顏色，只求自己能留在黨內，留在工人階級內，好有機會來危害工人階級及其政黨。
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骨干分子”，原來都是政治騙子、政治上的兩面派。
政治上的兩面派通常總是從欺騙做起，用欺騙人民、欺騙工人階級、欺騙工人階級黨的手段來干自己的黑暗勾當。但是，絕不可把政治上的兩面派僅僅看作一些騙子。政治上的兩面派是一伙毫無原則的政治野心家；他們早已喪失了人民的信任，力圖用各種方法來重新博得信任——不管是欺騙的方法、變色龍變色的方法、招搖撞騙的方法都可以，只要自己能保留政治活動家的稱號就行。政治上的兩面派是一伙毫無原則的政治野心家；他們為了在“適當時機”重新爬上政治舞臺、騎在人民頭上當“統治者”，面對什么人都依靠——哪怕是刑事犯、社會渣滓和人民的死敵。
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骨干分子”，原來就是這樣一些政治上的兩面派。
三 對富農的進攻。布哈林—李可夫反黨集團。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采取。社會主義競賽。群眾性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始
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煽動反對黨的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反對集體化。布哈林派也進行煽動，說集體農莊事業行不通，說不要觸動富農，因為富農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說資產階級發財致富對社會主義沒有危險。所有這些煽動，在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中，首先是在富農中得到了強烈的反應。現在富農從報刊上的反應知道，他們并不是孤立的，他們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為他們辯護申訴。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煽起富農反對蘇維埃政府政策的情緒。果然，富農的反抗愈來愈厲害了。大批大批的富農開始拒絕把他們囤積了不少的余糧賣給蘇維埃國家。他們開始對集體農莊莊員和農村中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采取恐怖手段，縱火焚燒集體農莊和國家糧站。
黨懂得，只要富農的反抗還沒有被打垮，只要農民還沒有親眼看到富農在公開的戰斗中被打敗，工人階級和紅軍就要吃缺糧的苦頭，而農民的集體農莊運動也不可能變成群眾性的。
黨遵照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轉而對富農實行堅決的進攻。黨在進攻中實行這樣的口號，牢固地依靠貧農，鞏固同中農的聯盟，堅決反對富農。為了對付富農拒絕按固定價格把余糧賣給國家，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對富農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農和投機分子拒絕按固定價格把余糧賣給國家時由法庭判處沒收其余糧的刑法典第一百零七條，同時給了貧農一系列優待，如貧農可分到百分之二十五從富農那里沒收的糧食。
非常措施發生了效力：貧農和中農加入了堅決反對富農的斗爭，富農被孤立了，富農和投機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蘇維埃國家已擁有充足的糧食儲備，而集體農莊運動也以更堅定的步伐向前邁進了。
就在這年，在頓巴斯的沙赫特區破獲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專家破壞組織。沙赫特破壞分子同從前的企業老板（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和外國軍事間諜機關有緊密勾結。他們的目的是破壞社會主義工業的增長，促使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破壞分子不合理地在井下進行開采以減少采煤量。他們毀壞機器和通風設備，設法使礦井崩塌，炸毀和焚燒礦井、工廠和電站。破壞分子故意阻撓工人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違反蘇維埃勞動保護法。
破壞分子被交付法庭審判了。他們受到了法庭應有的懲罰。
黨中央委員會建議各級黨組織從沙赫特案件中吸取教訓。斯大林同志指示說：布爾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自己應該成為生產技術行家，以免今后再受舊資產階級專家中的破壞分子的欺騙；必須加速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培養新的技術干部。
根據中央的決議，改進了高等技術學校培養青年專家的工作。數以千計的黨員、共青團員和忠于工人階級事業的非黨員被動員去學習。
在黨沒有轉入對富農的進攻、仍在忙于消滅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時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團還比較沉得住氣，還處在反黨勢力的后備地位，還不敢公開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時甚至還和黨一起反對托洛茨基派。隨著黨轉而對富農實行進攻、對富農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就扔掉了假面具，公開跳出來反對黨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團的富農本性已經按捺不住了，于是這個集團的參加者就公開出來替富農辯護。他們要求取消非常措施，并嚇唬頭腦簡單的人說，否則農業就會開始“退化”（下降、衰落、崩潰），而且硬說退化已經開始。他們看不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些高級形式的農業的增長，一看見富農經濟在衰落，就把富農經濟的退化說成農業的退化。為了使自己能在理論上站住腳，他們炮制了可笑的“階級斗爭熄滅論”，胡說什么：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成分的斗爭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階級斗爭就愈緩和；階級斗爭很快就會完全熄滅下去，階級敵人不經反抗就會讓出自己的一切陣地；因此用不著對富農實行進攻。這樣，他們就恢復了他們所謂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陳腐的資產階級理論，踐踏了列寧主義的著名原理，即階級敵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會主義愈是取得成就，階級敵人的反抗就會采取愈加尖銳的形式，而階級斗爭只有在階級敵人被消滅以后才會“熄滅”。
不難明白，黨面前的這個布哈林—李可夫集團是個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它和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區別僅僅是在形式上，即僅僅在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有某種可能用“不斷革命”這種左的、空喊革命的詞句來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實質，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團是在黨轉入對富農的進攻的時候跳出來反黨的，因而已沒有可能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面目，不得不去掉假面具而公開地、不加粉飾地替我國的反動勢力首先是富農辯護。
黨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團遲早會和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殘余攜起手來共同反黨。
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在進行政治活動的同時，還進行了組織“工作”來收羅支持者。通過布哈林糾集了斯列普柯夫、馬列茨基、愛恒瓦里德和哥登別爾格之流的資產階級青年，通過托姆斯基糾集了官僚化了的工會領導人（美爾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通過李可夫糾集了腐化了的蘇維埃領導人（阿·斯米爾諾夫、埃斯蒙特、弗·施米特等）。凡是政治上腐化的、不掩蓋自己投降主義情緒的人，都欣然加入了這個集團。
當時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得到了莫斯科黨組織領導人（烏格拉諾夫、柯托夫、烏哈諾夫、柳亭、雅果達、波朗斯基等）的支持。但一部分右傾分子仍然是隱蔽的，沒有公開反對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黨報黨刊上和黨員大會上，當時有人大造輿論，說必須向富農讓步，說不宜向富農征稅，說工業化對人民負擔太重，說建設重工業為時過早。烏格拉諾夫反對修建德涅泊水電站，要求把資金由重工業轉到輕工業。烏格拉諾夫和其他右傾投降主義者硬說，莫斯科過去是而且將來仍然是出產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著修建機器制造廠。
莫斯科黨組織揭露了烏格拉諾夫及其同伙，向他們提出了最后警告，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委員會周圍。斯大林同志1928年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全會上指出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時，認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斯大林同志說，右傾分子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說：“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勢力，破壞無產階級的革命陣地，增多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機會。”（《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234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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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239頁。——譯者注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傾投降主義者集團通過加米涅夫同托洛茨集團掛上了鉤，并同他們訂立協定共同反黨。中央揭露了右傾投降主義者的這種犯罪活動，并警告說，這種勾當會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場。但右傾投降主義者不肯甘休。他們在中央又提出一個反黨綱領（一項聲明）。中央譴責了這個綱領。中央再次警告他們，叫他們不要忘記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聯盟的下場。但布哈林－李可夫集團仍不理睬，繼續進行反黨活動。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辭職聲明，想借此來恐嚇黨。中央譴責了這種怠工的辭職政策。最后，1929年中央十一月全會確認，宣傳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觀點同留在黨內不能相容，建議把右傾投降主義者的急先鋒和領導者布哈林開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對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傾反對派其他參加者則提出了嚴重警告。
右傾投降主義者的頭目們見勢不妙。就遞交聲明，承認自己錯誤，承認黨的政治路線正確。
右傾投降主義者決定暫時實行退卻，以便保存自己的實力免遭粉碎。
黨和右傾投降主義者斗爭的第一階段就到此結束。
黨內再次出現的意見分歧，不能不引起蘇聯外部敵人的注意。他們以為黨內“再次出現的紛爭”是黨削弱的表現，又企圖把蘇聯卷入戰爭，破壞我國還沒有鞏固的工業化事業。1929年夏，帝國主義者挑起中蘇沖突，唆使中國軍閥強占中東鐵路（中東鐵路是屬于蘇聯的），指使中國白軍侵犯我國遠東邊界。但中國軍閥的襲擊在很短期間就被消滅了，被紅軍擊敗的軍閥退卻了，這次沖突以我國同滿洲當局簽訂和平協定而宣告結束。
蘇聯的和平政策排除了一切干擾、克服了外敵的陰謀和黨內的“紛爭”而再次勝利了。
不久，原被英國保守黨人中斷的蘇英外交系和商務關系恢復了。
黨在順利地打退內外敵人的進攻的同時，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來開展重工業的建設，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建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最后，為采取和實現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準備必要的條件。
1929年4月，召開了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會議否決了右傾投降主義者所維護的五年計劃的“最低”方案，采取了五年計劃的“理想”方案，要求無條件地加以執行。
這樣，黨采取了有名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規定，1928—1933年國民經濟基本投資額為六百四十六億盧布。其中工業（電氣化在內）的投資為一百九十五億盧布，運輸業為一百億盧布，農業為二百三十二億盧布。
這是用現代化技術裝備蘇聯工農業的宏偉計劃。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進行改造和改組的工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10版第485頁）①
這個計劃雖然非常宏偉，但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和沖昏頭腦的事情。它是由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全部發展進程準備好了的。它是由在此以前已普及于工農群眾、反映在社會主義競賽中的勞動高潮準備好了的。
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開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告全體勞動者書。
社會主義競賽展示了勞動和新的勞動態度的卓越榜樣。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在許多企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出了響應計劃。他們做出了英勇工作的榜樣。他們不僅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黨和政府制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人們對勞動的看法改變了。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是不自由的苦役，而現在它開始變成“光榮的事情，榮耀的事情，英勇豪邁的事情”（斯大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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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娝勾罅帧读袑幹髁x問題》第446頁。——譯者注
②見《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5頁。——譯者注
全國各地進行著新的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德涅泊水電站工程的建設開展起來了。在頓巴斯，開始了克拉馬托爾斯克工廠和戈爾洛沃工廠的修建以及魯干斯克機車制造廠的改建。新的礦井和高爐增多了。在烏拉爾興建著烏拉爾機器制造廠、伯列茲尼基和索里卡姆斯克兩個化學聯合企業。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動工了。在莫斯科和高爾基，兩個大型的汽車制造廠的建設開展起來了。許多地方都在興建大型的拖拉機制造廠和聯合收割機制造廠，如頓河岸羅斯托夫在修建大型的農業機器制造廠。蘇聯第二個產煤基地庫茲巴斯在擴建。一座宏偉的拖拉機制造廠經過十一個月就在草原地帶的斯大林格勒矗立起來。在德涅泊水電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制造廠的建設中，工人們打破了勞動生產率的世界紀錄。
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新工業建設、這樣的新建設熱潮、這樣的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的勞動英雄主義。
這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競賽基礎上開展起來的真正的勞動高潮。
農民這次也不落后。農村中也開始了農民群眾建立集體農莊的勞動高潮。農民群眾開始確定地轉向集體農莊方面。用拖拉機和其他機器裝備起來的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在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農民們一批批地來到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觀看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的操作，看得眉飛色舞，馬上決定“加入集體農莊”。農民過去分散成了小而又小的個體經濟，沒有什么像樣的農具和牽引力，沒有可能開墾大片的荒地，沒有改善經濟的前途，為貧困所壓抑，孤苦零丁而無人過問?，F在他們終于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這條道路就在于把小農戶聯合為大集體即集體農莊，就在于采用能夠開墾任何“硬地”、任何荒地的拖拉機，就在于從國家方面獲得機器、資金、人員和意見的幫助，就在于有了可能免除富農的盤剝——因為蘇維埃政府不久前剛打敗了富農，把他們打翻在地。使千百萬農民群眾拍手稱快。
在這個基礎上，群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始了，接著又全面鋪開了：它到1929年底時急劇發展起來，那空前的增長速度連我國社會主義工業也未曾有過。
集體農莊的耕地面積1928年是一百三十九萬公頃，1929年是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到了1930年，集體農莊已經有可能提出耕種一千五百萬公頃的計劃了。
斯大林同志在《大轉變的一年》一文（1929年）中講到集體農莊的增長速度時說：“應當承認，這樣快的發展速度連我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工業也未曾有過，雖然選種工業的發展速度一般說來已經很快了。”①
過是集體農莊運動發展中的轉變。
這是群眾性集體農莊運動的開始。
斯大林同志在《大轉變的一年》一文中問道：“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是什么呢？”他回答說：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現象，就是農民已經不象從前那樣一批一批地加入集體農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甚至整個專區地加入了。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是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個根本轉變是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成就。”②
這就是說，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正在成熟，或者說已經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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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姟端勾罅秩返?2卷第113頁。——譯者注
?、谕?，第118頁。——譯者注
簡短的結論
黨在1926—1929年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斗爭中克服了國內和國際的巨大困難。黨和工人階級的努力使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獲得了勝利。
工業化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即為建設重工業積累資金的任務，基本上已經解決了。能夠重新裝備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工業的基礎奠定了。
采取了社會生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規模地開展了新工廠、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
在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前發展的同時，國內階級斗爭尖銳起來，黨內斗爭尖銳起來。這一斗爭最重要的結果是：鎮壓了富農的反抗，揭露了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投降主義者聯盟是反蘇聯盟，揭露了右傾投降主義者是富農的代理人，驅逐了托洛茨基派出黨，確認托洛茨基派的觀點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觀點同聯共（布）黨籍不能相容。
托洛茨基派被布爾什維克黨在思想上打敗、在工人階級中喪失了任何根基后，已不再是一個政治派別，而變成了一伙毫無原則的懷有野心的政治騙子，一幫政治上的兩面派。
黨在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之后，就動員工人階級和農民實現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各地展開了千百萬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競賽，掀起了蓬勃的勞動高潮，培養出了新的勞動紀律。
這一時期以大轉變的一年告終，這個轉變的標志就是社會主義在工業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就，農業取得了第一批重大的成就，中農轉向集體農莊方面，群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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