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八）
第五節 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
整風運動的準備
我們黨創立以后，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經過和機會主義路線的不斷斗爭，直到偉大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才徹底地走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從那時以來，在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指引下，我們黨不斷地勝利前進。黨在政治、軍事、思想和策略等方面，都有了正確的完整的路線，黨不僅制定了一條正確的基本路線，而且還規定了各項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碩果，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發展。黨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了一條真理：一個政黨的成功或失敗，決定于路線是否正確。路線不正確，即便奪取了政權，還會喪失政權。路線正確，沒有政權也會取得政權。
（宣平說：至理名言。）
遵義會議以后，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依然存在。機會主義路線仍然不斷地從右的或“左”的方面，干擾毛主席革命路線。只有堅決同這些危害革命的錯誤路線作斗爭，并且徹底戰勝它，正確路線才能得到貫徹執行。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錯誤路線，這時雖然已得到糾正，但也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徹底地加以清算，特別是王明的先是‘左’傾后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其流毒還遠遠沒有肅清。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發表之后，王明還把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加上三版序言，重新出版，為錯誤路線辯護。《論政策》一文對王明路線的批判，也受到黨內一些人的非難。同時，黨的老干部雖然有豐富的斗爭經驗，但是迫切需要提高馬克思寧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和路線斗爭覺悟，抗戰以來，黨的組織有很大的發展，大批新黨員有很可愛的革命極積性，但又帶著不同程度的舊階級和舊思想的烙印，迫切需要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理論是路線的基礎。要徹底糾正一條錯誤路線，不但要進行組織上的整頓，而且還要進行思想上理論上的整頓。要貫徹執行正確路線，也必須有正確的理論為基礎。為了使全黨能夠堅持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必須開展整風運動，把兩條路線斗爭提高到理論上來加以解決，從思想理論方面打敗錯誤路線，徹底摧毀錯誤路線的理論基礎。只有把思想上的路線搞正確，才有可能把政治上的路線搞對頭。這是開展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必須遵循的一條客觀規律，是正確路線徹底戰勝錯誤路線的保證。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就已提出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善于把它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的任務，但是，由于教條主義的影響，這個指示并沒有正確地貫徹。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全黨進行一次深入的整風運動，不對黨員進行一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使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在立場、觀點、方法上端正起來，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政策和策略，是不可能實現的。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來，毛主席、黨中央為了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開展整風運動，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進行了準備。一九四○年底，從各地抽調了一些負責干部和“七大”代表來延安學習。一九四一年三月，重新出版了《農村調查》。毛主席在序言中嚴肅地批判了那種“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錯誤態度，重申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強調必須“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以《改造我們的學習》為題作了重要報告，鮮明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起來的問題。
毛主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正是這個主流，保證了我們黨和革命事業的勝利發展。但是，在我們黨內還存在著和這種主流背道而馳的、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毛主席尖銳地批判了教條主義這個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指出：“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思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實行和提倡的是理論和實際分離。“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毛主席號召全黨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為此，毛主席向全黨提出了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研究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以及根本改造干部教育和干部學校教育的任務。
《改造我們的學習》是毛主席關于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之一。它為開展整風運動提出了戰斗的綱領，作了重要的政治動員和理論準備。全黨整風運動的準備工作，在這個報告精神的指引下全面地展開了。
這時，抗日戰爭正進入了極端困難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后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為主的方針改為對共產黨為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于我黨領導的一切根據地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一九四○年中，侵華日軍以幾乎一半的兵力使用于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到一九四一年，更增加到以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進攻解放區。三月，日寇和漢奸在華北提出所謂“治安強化”的口號，妄圖鞏固他們對占領區（敵人稱為“治安區”）的統治，加緊對敵我爭奪的游擊區（所謂“準治安區”）的“蠶食”，和對我解放區（所謂“非治安區”）的“掃蕩”。在“掃蕩”中，并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八月，敵偽軍十萬人對晉察冀根據地進行了大“掃蕩”。一九四二年五月，敵偽軍五萬人對冀中根據地發動了大“掃蕩”。對晉冀魯豫、晉綏和山東等根據地的“掃蕩”也大大加強了。對華中解放區，敵偽除了進行“掃蕩”、“蠶食”以外，從一九四一年年中開始，還進行了反革命的“清鄉”活動。敵后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
在日偽加緊進攻解放區的同時，國民黨反動派進一步猖狂地實行“曲線救國”。大批國民黨官吏和將領投敵反共，整師整軍的頑固派軍隊換上了汪偽軍的旗號全力進行反共戰爭。同時，蔣介石又增派軍隊包圍抗日根據地，加強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妄圖困死根據地軍民。本來就微薄不堪和拖延欠發的八路軍、新四軍軍餉，從第二次反共高潮一開始便被全部扣發。加以華北廣大地區連續發生的水、旱、蟲災，更增加了解放區的困難。在內外敵人的進攻和封鎖之下，抗日隊伍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有的地區的軍民不得不以樹葉草根充饑。這種嚴重的困難局面，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中一直延續著。抗日根據地縮小了，解放區人口由一億降到了五千萬以下，華北解放區面積縮小了六分之一，人口由四千萬減少到二千五百萬。八路軍由四十萬減少到三十多萬，新四軍由十三萬五千減少到十一萬，干部損失很多。
世界法西斯勢力也猖獗一時。法西斯德國占領了西歐之后，一九四○年開始侵入東南歐。一九四一年春，席卷巴爾干。這時，美英又一次玩弄遠東幕尼黑的陰謀，企圖實行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的局面。六月二十二日，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十二月八日，日本襲擊了美國的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并向英美宣戰。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占領了菲律賓、關島、馬來亞、新加坡、香港、緬甸、荷屬東印度等廣大地區。一九四一年七月和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先后同英國、美國簽訂了共同對德作戰協定，最后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成線。
在抗戰形勢極端艱苦，斗爭任務十分復雜的情況下，毛主席把領導整風運動作為帶動全黨一切斗爭任務的中心環節，在全黨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思想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領導中國革命的航船經過曲折的航道駛向勝利。
全黨整風運動的開始
為了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毛主席、黨中央繼續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進行了一系列準備。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提出了加強黨性鍛煉的問題。鑒于我們黨長期處于農村和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占據很大比重，容易產生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中央在決定中要求全黨同志增強無產階級黨性鍛煉，使我黨更進一步的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八月，中央發出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意義，并對于加強調查研究工作作了重要的部署。九月，黨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了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討論了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克服主觀主義，實行理論聯系實際等問題。這實際上是中央領導干部的一次整風會議。九月二十六日，中央發出《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規定中央及各解放區都成立高級學習組，學習和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歷史上兩條路線的問題。毛主席親自擔任中央學習組組長，并領導各高級學習組。十二月十七日，中央通過《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以后又通過《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糾正了干部教育工作中違反正確路線的錯誤。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黨校作了重要演說《整頓黨的作風》，向全黨發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偉大號召。從此，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正式開始了。整頓三風，從思想上清算機會主義路線，主要是王明路線，這是整風運動的中心內容。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和干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基本原則，以便完成偉大的革命任務。
整頓學風，反對主觀主義，這是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用辯證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問題。毛主席指出：“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而在當時，教條主義則是主要危險傾向。王明一伙就是教條主義的典型。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但那不過是嚇唬、欺騙工農干部和天真爛漫的青年，實際上他們從來也不照馬克思主義辦事，從來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研究中國革命的經驗，從中引出結論，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相反地，卻把某些書本上個別結論，當作天上掉下來的靈丹妙藥，以為只要得了它，就可以包醫百病。這樣，他們的路線和政策便必然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同廣大人民的要求，同反映這種客觀規律和人民要求的革命路線處于相對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實踐中遭到破產。而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人拘守于自身的片斷經驗，把局部經驗當成普遍真理，輕視馬列主義的指導，結果往往被教條主義所俘虜，并成為他們的助手。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雖然表現形態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卻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以理論與實踐相脫離、主觀與客觀相分裂為特征的，都是唯心主義的主觀主義。只有克服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使黨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才能貫徹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
為了戰勝主觀主義，毛主席向全黨提出了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偉大任務。“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數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兩種主觀主義的錯誤。
毛主席又嚴正地批判了黨風中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在組織上必然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陳獨秀的家長作風，瞿秋白的懲辦主義，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都是宗派主義的表現。毛主席指出：“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得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領向產生排外性，妨得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鏟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為了克服宗派主義傾向，毛主席號召全黨同志要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和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同時根據當時的情況，為全黨進一步規定了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新干部和老干部、以及幾部分軍隊、幾個地方、幾個部門之間的正確關系。
為了正確地進行黨內斗爭，毛主席為整風運動規定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強調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要采取“懲前患后，治病數人”的方針。毛主席在解釋這個方針時說：“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象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這個正確地進行黨內斗爭的準則，既區別于否認矛盾、不分是非的“黨內和平論”，又區別于“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它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了團結大多數的原則。這個方針，要求在進行黨內斗爭時，實行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法，在實踐中第一次提出了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理論和政策問題。
接著，二月八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重要講演，專門批判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文風上的表現。毛主席指出，黨八股也是一種洋八股、洋教條，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表現形式。“黨八股這個形式主義，不但不便于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文風也是黨風的一個方面，它是為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路線服務的。在我黨歷史上，圍繞著文風問題進行的原則斗爭，是和兩條路線斗爭分不開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就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么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就要原形畢露了。只有徹底破除黨八股，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文風，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才能得到發揚，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黨的事業也才能向前推進。
毛主席的這兩個重要報告，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刻地論述了清除機會主義路線影響、樹立馬克思主義思想作風的問題。分析批判了廣泛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等資產階級思想作風，號召開展全黨范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這兩個報告和《改造我們的學習》是領導整風運動的基本文件。同年，四月三日，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接著，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關于軍隊中整頓三風的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六月間，中央又發出了《關于全黨展開整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從此，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全黨整風運動普遍地開展起來了。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
政治路線的斗爭，總是要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反映出來的。抗戰以來，王明周揚之流在延安和解放區各地，通過報紙、刊物、文藝作品、書籍，以及戲劇、音樂、美術、舞蹈等陣地，狂熱地推行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瘋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胡說什么提倡學習馬列主義，就會妨害創作情緒，寫不出作品來。他們以反對功利主義為名，反對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他們主張以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作為文藝的理論基礎，鼓吹“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他們提倡所謂“暴露文學”，宣稱“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他們在“寫熟悉生活”的口號下，反對表現工農兵的斗爭生活，專門去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條文藝路線，是“五四”以來特別是三十年代以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繼續和發展，是為王明的機會主義政治路線服務的。
從一九四一年開始，抗戰進入最艱苦時期。混在革命陣營中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王實味、丁玲、肖軍、羅烽等，在周揚的縱容下，積極配合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向黨發起了進攻。丁玲、陳企霞把持的《解放日報》副刊，成了反黨的前沿陣地，發表了大量反黨反人民的毒草。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肖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作。周揚本人也赤膊上陣，拋出了《文學與生活漫談》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堅持推行王明路線，公然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攻。這批毒草一出籠，就博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喝彩叫好，被當作反共宣傳材料，大量印行，有的還被改編為劇本上演。
延安和各解放區的思想文化界，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對這條文藝黑線進行了嚴肅的批判。這場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斗爭，是“五四”以來思想文化戰線上無產階級同資階級斗爭的繼續，是三十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戰斗的左翼文藝運動同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斗爭的繼續，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同王明路線斗爭的繼續，是偉大的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出席會議，發表了極其重要的講話。五月二日，講了“引言”，二十三日，又講了“結論”。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從思想上和政治上徹底批判了王明、周揚之流的“左”右傾機會主義文藝路線，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系統地、深刻地總結了，“五四”運動以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為我們黨制訂了一條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毛主席的這部光輝著作，是按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文藝、改造世界的戰斗綱領，是一切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必讀的經典文獻。
《講話》深刻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是“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的光輝思想，強調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文藝為千百萬工農兵服務，還是為一小撮剝削者服務？這是馬列主義文藝路線同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斗爭的焦點，它深刻地反映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歷史觀的斗爭。無產階級文藝必須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成為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群眾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強大工具。它必須服從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斗爭的目標和任務，服從于黨在一定時期中的綱領和路線。因此，革命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學習和掌握唯物史觀，分清什么是正確路線，什么是錯誤路線，不斷增強路線斗爭觀念。
《講話》精辟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第一觀點，全面地論述了文藝與現實生活、文藝創作和社會實踐的關系問題。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一切革命知識分子、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中去，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主觀世界，轉移立足點，學習和總結億萬工農兵所創造的寶貴經驗，努力反映工農兵的火熱斗爭生活。
《講話》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論，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人性論”的種種表現，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在階級社會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調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設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這是對孔孟之道的反動性虛偽性的尖銳批判。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對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以及各種錯誤言行，堅決斗爭到底，努力做到：“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
為了更好地發展革命的文學藝術，與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作斗爭，必須掌握文藝批評這個有力的武器。文藝批評的標準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淮，一個是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杜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無產階級要求的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即“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這就為文藝批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最后，毛主席號召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指出：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而且尖銳地提出了究竟按照什么階級的面貌建設黨、改造黨的問題。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些人就必然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的主張，要求人們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必須向他們大喝一聲道：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黨的隊伍，“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開展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只有積極展開這種斗爭，才能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部光輝著作的發表，開辟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新紀元。延安和各解放區文藝界，立即掀起了學習《講話》、實踐《講話》的熱潮。以王明、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受到了揭露和批判。大批革命文藝戰士熱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深入部隊、農村、工廠，和工農兵群眾共同生活，共同戰斗，創作了許多反映工農兵斗爭生活的為工農兵所喜聞樂見的作品。革命文藝開始把抵抗日本侵略者、反對國民黨投降反共活動：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作為創作主題，小說、詩歌、雜文、報告文學、劇本、歌曲、木刻、漫畫等，都開始反映革命群眾的火熱斗爭生活。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東方紅》由一個貧農創作出來了。群眾性的文藝活動蓬勃地開展起來，許多村莊都成立了村劇團或宣傳隊。采用陜北秧歌及其他民間藝術形式創造出的秧歌劇和大秧歌，深受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歡迎。在秧歌劇運動普遍開展的基礎上，涌現出了歌劇《白毛女》這樣的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新戲劇。對舊戲刷的改革工作，在毛主席的“推陳出新”方針指引下，也開始進行。延安平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在戲劇舞臺上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使舊劇開了新生面，成為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建立
毛主席、黨中央在發動整風運動的同時，領導解放區軍民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并在各根據地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以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加強黨、軍隊和革命政權的建設，奪取抗日斗爭的更大勝利。
一九四一年以來，日寇在對根據地頻繁的“掃蕩”中，實施了殘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據地人力物力遭到巨大的損失，加之長期戰爭的消耗使人民負擔日益加重，遂使根據地的物質困難十分嚴重。同時，在敵人實施分割、封鎖的蠶食政策下，根據地被縮小，敵之合擊與“掃蕩”也隨之更加頻繁，我們在抗戰以來迅猛發展中所形成的龐大的組織機構，已逐漸不能適應敵后戰爭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使兵精政簡以減輕人民負擔，解決戰爭機構與戰爭環境不相適應的矛盾，就成為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為了更好地解決這個矛盾，黨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政策。精兵，就是要求縮編主力部隊，充實編制，加強地方部隊和發展民兵，并且加強整訓，達到短小精干、機動靈活、提高戰斗力的目的。簡政，就是要求精簡機構，裁減冗員，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官僚主義的目的。十二月十七日，黨中央在《關于太平祥戰爭爆發后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指示》中，進一步強調了既能支持長期戰爭，又利于將來反攻的精兵簡政政策，并且指出：精兵簡政節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務。
各根據地遵照中央的指示，把精兵簡政列為中心工作之一。當年冬天，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就精簡了百分之二十四。十一月七日，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規定主力軍大力實行精兵政策，同時大力整頓地方武裝和發展民兵，在某些最困難的地區，甚至實行主力部隊完全地方化。指示規定，在各根據地建立軍區和軍分區的獨立建制和指揮機關，以加強對地方武裝和民兵武裝的領導。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雖然主力軍暫時縮小了，卻大大加強了地方武裝的領導和民兵工作的建設。這不僅有利于克服困難，堅持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而且健全了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推動了人民戰爭的發展，也為主力軍在不久的將來重新大發展準備了雄厚的基礎。
解放區的精兵簡政工作，在整風運動的推動下迅速向前發展。各根據地經過精簡后，黨政軍脫產人員一般只占全民人數的百分之三以下，軍政費開支大為減少，人民負擔隨之減輕，并且部隊、機關人員積極參加生產，深入基層，不但改善了生活，增強了干部、戰士的群眾觀念，也密切了軍民關系，改進了思想作風。經過精兵簡政的戰爭機構，適應了當時敵后斗爭的環境，不僅在粉碎敵人合圍“掃蕩”中行動輕捷，應付裕如，而且由于組織精干，戰斗力強，為執行全面對敵斗爭方針，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事實證明，“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敢的政策，是一個極其置要的政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它對于克服困難，堅持長期抗戰，發展人民力量，都有很大的意義。
為了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使解放區軍民在物質基礎上立于不敗之地，從一九四二年開始，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對于在抗戰期間，我們將遇到極端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毛主席早有預見，多次指示對此必須有精神準備，一切要從長期打算，并指出克服財政經濟困難，必須依靠群眾，依靠自己，'以“自力更生”的方針，實現“自給自足”的目標。在抗戰進入最困難時期，毛主席進一步指出黨必須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并號召解放區的機關、學校、部隊盡可能地實行生產自給，以便戰勝財政經濟困難。各根據地軍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極積行動起來，開展了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一年三月，原來守備在綏德分區的八路軍三五九旅，開向延安以南的南泥灣，在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用樹枝搭草棚，安營扎寨，開荒種地，揭開了大生產運動的光輝的一頁。陜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在一九四二年也廣泛開展起來。幾萬機關千部、學校的工作人員和學員開荒種地，紡紗織布，發展自給經濟。邊區政府辦了不少自給工業，機關團體紛紛組織機關生產。組織群眾生產的工作也逐步開始。一九四二年，南泥灣的部隊生產已經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錢”。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邊區開墾的荒地即達二百萬畝。一個廣泛群眾性的大生產運動，開始形成起來了。
同年十二月，陜甘寧邊區舉行高級干部會議。毛主席在會上總結了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經驗，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規定了“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決定財或的是經濟，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解放區的財政問題，就是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這一方針，著重批判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和那種不注意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渡過困難而只注意向人民要東西的錯誤作風。
減租減息，是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斗爭，推動生產的發展，建設與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又一項重要政策。毛主席指出：“在土地關系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惠，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自洛川會議決定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后，各解放區都先后公布了有關的法令，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減租減息，獲得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但各地在執行中還存在著政策不夠統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現象，存在著右的或“左”的偏向。為了進一步貫徹減租減息的政策，黨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發布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對減租減息政策作了具體的全面的規定。它的基本原則是：(一)農民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必須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二)減租成息之后，又須交租交息，并保存地主對土地和財產的所有權，借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三）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對其一部分封建性質的剝削，租息也須照減，同時，在適當改善雇工生活的條件下，保護其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
減租減息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必須充分發動群眾，才能勝利地進行這一場斗爭，因此，必須在減租減息的斗爭中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建立和加強農民團體，依靠群眾自己起來開展斗爭。各解放區認真執行了黨的政策，普遍掀起了減租減息的熱潮。通過這個運動，減輕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提高了農民的思想覺悟，改善了農民的物質生活，確立了貧雇農在農村中的政治優勢，推動了根據地的其他各項斗爭，使解放區革命政權從根本上獲得了鞏固。
斗爭形勢的發展，要求在各根據地中正式確立黨的統一領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黨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決定指出：為適應根據地日益縮小和被分割的嚴重形勢，發揮黨政軍民的共同力量，更好地進行對敵斗爭和根據地建設，各根據地必須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每個根據地應當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決定明確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并規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各地區軍政機關和民眾團體中的黨員或團員，必須服從上級和同級黨委的領導，執行其決定。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執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實現，從組織上保證了黨中央的路線和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
由于整風、生產、精兵簡政等工作的偉大成就，各根據地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建立，使解放區軍民充分地動員起來，在黨的領導下團結成為一個強大的戰斗整體，為戰勝困難，鞏固根據地，奪取抗戰勝利造成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九）
第六節 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的深入發展。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爭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展
由于整風運動的初步勝利和精兵簡政，減租減息，統一領導等重要政策的逐步落實，一九四二年底以后，解放區就開始從嚴重的困難中逐漸走向恢復。這一年十月，毛主席指示晉綏地區積極發展游擊戰爭，結束根據地因敵軍侵蝕而逐漸縮小的趨勢，并且提出了“把敵人擠出去”的戰斗口號。這個偉大口號，立即變成了各抗日根據地共同的行動方針。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我軍廣泛發動民兵圍困敵軍據點，大力組織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敵偽勢力，摧毀偽政權。同時機動地使用主力軍，并和地方武裝、民眾相結合，粉碎敵軍的“掃蕩”，相機撥除敵軍據點。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侵入我根據地時建立的據點，一個個被擠掉。從一九四二年冬天起，華北解放區戰場就開始結束了敵軍的入侵，而逐漸地恢復和發展起來。華中解放區，嚴重困難時期的開始和結束都比華北遲一些，但到一九四三年春，敵軍大規模“掃蕩”也以失敗告終。
在這個斗爭過程中，我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相結合的人民戰爭有了飛躍的發展。根據地的人民，男女老幼齊動員，普遍參加自衛隊和民兵。人自為戰，村自為戰，到處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在晉綏地區，抗日軍民創造了許多“擠”走敵人的斗爭方法。在晉察冀邊區的阜平縣，民兵英雄大擺地雷陣，嚴重地打擊了“掃蕩”的敵軍，推動了地雷戰的發展。在冀中平原上，地道戰在反擊敵人的反復“清剿”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水上游擊戰，鐵道游擊戰等各種游擊戰爭形式，也都有了新的發展。由于群眾武裝的廣泛配合，主力軍更有力地打擊了敵人，也進一步發展了自己。到一九四三年底，八路軍重新發展到三十三萬九千人。新四軍發展到十二萬五千余人，根據地的人口又上升到八千余萬人。解放區戰場的形勢，正朝著有利于人民的方向發展。
從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看，發展和變化的情況就十分復雜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中、蘇、英、美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宣言。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加強。但是，這對于中國來說，卻是在對抗日本的同時，加強了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軍事和經濟關系。蔣介石被任命為聯合作戰的中國戰區總司令，美國空軍正式進入中國作戰。二月七日，美國決定給予蔣介石政府五億美元貸款。三月，美國派遣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租借物資繼續涌入中國，美國政府為國民黨政府大量地訓練軍事人員。美蔣還合辦鎮壓革命人民的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美帝國主義對國民黨政府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以美帝為后臺老板的蔣介石，一方面，繼續消極抗日，保存實力，坐待勝利，另一方面，依靠美援加強它的軍事政治力量，發展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極力鞏固它的反動統治。國民黨統治區中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腐朽和反動在繼續加深。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仍以又打又拉的手段，引誘蔣介石投降。一九四一年四月，敵侵占了浙東寧紹地區。不但對蔣介石的故園財產不加破壞，反而加意保護，敵酋煙俊六還派遣代表到奉化祭祀蔣的祖墳。一九四二年五月，敵軍發動浙贛戰役，經金華、蘭溪，占領了供美國空軍使用的衡州機場。接著又從南昌出動東西夾擊，打通了浙贛鐵路。但不久又部分地退出了。一個又打又拉，一個若即若離，蔣介石投降的危險仍然存在著。
在歐洲，一九四二年秋，斯大林同志領導蘇聯紅軍在伏爾加河上英勇地抗擊法西斯軍隊的進攻，經過艱苦的斯大林格勒城市保衛戰，在十月間突破德軍包圍，十一月十九日展開全線反攻。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全殲德軍三十三萬人。這個戰役是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戰發展的轉折點，從此以后，本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國，便再也沒有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的能力了。但是，盡管如此，英、美依然遲遲不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只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北非實行了一次對于歐洲戰場并沒有多大影響的登陸作戰。因此，一九四三年春德軍還能在蘇德戰場發動了一次局部的反撲。這個事實說明，在歐洲反法西斯陣線內也存在著嚴重的斗爭。
就在這種形勢下，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舉行會議，提出了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國共產黨完全從積極的革命的意義上同意了這個提議。五月二十六日，黨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決定宣告，完全同意這個提議，“自即日起，解除對于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定所規定的各種義務”。決定充分肯定了共產國際的歷史功績和它對中國革命的支援，并且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各國內部和國際間的情況已變得十分復雜，這個原有的組織形式已不能適應各國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需要了。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比較其存在更加有利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很久以來，黨就已經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條件決定自己的路線、政策和行動。抗戰以來，在敵后經過空前艱苦的斗爭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國共產黨不假外力、獨立創造出來的。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的自信心和創造性更加增強，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中國共產黨人將繼續站在抗日戰爭的前線，戰勝日寇及其同盟者德國法西斯。他們將始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定要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肩負起歷史賦予他們的偉大使命。
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爭
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蔣介石又喜又怕。喜的是可以不費力氣，乘機撈取勝利果實。怕的是法西斯國家垮臺，人民力量增強，國民黨反動獨裁統治更加孤立了。為了消滅人民力量，維護反動統治，國民黨在一九四三年春起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蔣介石發表了一本由漢奸代寫的臭名昭著的反動小冊子《中國之命運》，拼命宣揚法西斯主義，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誣蔑八路軍、新四軍是“新式軍閥”，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根據地是“封建割據”。全書的主題就是要在兩年內解決中國共產黨，建立法西斯主義的中國。同時，極力宣揚主觀唯心主義和孔孟之道的中庸哲學，作為他的反動的理論基礎。這是一套系統的法西斯主義理論。黑書一出，國民黨政府立刻通令全國機關團體、學校、軍隊一體誦讀。既用以加強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統治，又為新的反共高潮作奧論準備。接著，蔣介石借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全面發動反共高潮。六月九日，國民黨特務、托派張滌非在西安召集九個人開了十分鐘的會，“通過”了一紙電文，叫嚷什么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中國共產黨也應“解散”。七月六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了這個消息。接著便百犬吠聲，到處發出了這種反共叫器。同時，蔣介石加緊反共軍事部署，妄圖在陜甘寧邊區發動閃電式的進攻。胡宗南指揮的三個集團軍，早就已經有兩個用于包圍陜甘寧邊區，到六、七月間，又把擔任黃河防線的一個集團軍中的兩個軍調回，參加包圍陜甘寧邊區。這樣，國民黨布置在陜甘寧邊區周圍的反動軍隊，已達到六十萬人之多。反共戰爭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新的反共高潮發展到了頂點。
（原注：執筆人陶希圣，隨漢奸汪精衛投降敵人，一年之后，又在一九四○年初楊隊回到重慶，并即成)蔣介石的和思想代言人。）
與此同時，日本對蔣介石的誘降活動也在加緊進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原來早已降敵，五月，又由敵方派回重慶進行誘降活動。蔣介石親自加以接見，并與之密談。事實證明，反共與投降始終是密切聯系著的。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反共新高潮，進行了強有力的斗爭。《中國之命運》出籠后，我黨針鋒相對地進行了公開的批判。七月七日，延安三萬人舉行大會，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反共軍事部署，懲辦特務，討伐國民黨投降將領，審判日本誘降密使吳開先。解放區到處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反投降、反內戰的抗議運動，軍民一致動員起來，掀起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陜甘寧邊區的熱潮。同時，我軍為實行自衛反擊，作了充分的準備。
七月十二日，毛主席為《解放日報》寫了《質問國民黨》的社論，對反共投降的陰謀作了尖銳的揭露，指出國民黨反動派的“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并且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準備進攻邊區和中央社發表侮辱共產黨的消息，這兩件事都是不能容許的。“這兩種錯誤，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質，都是和敵人漢奸毫無區別的，你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比較》和《共產黨抗擊的全部日偽軍概況》兩個重要文件。用共產黨抗擊著大部分敵軍和全部偽軍的事實，駁斥了蔣介石的誣蔑。同時揭發了國民黨高級將領五十八人和“副總裁”以下的中央委員二十多人降敵的罪行。這個鮮明的對比，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全世界宣告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個偉大真理。
我黨的這些政治斗爭，幫助廣大人民認識了蔣介石的本質，也得到了中間派的同情，使蔣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解放區軍民嚴陣以待，也使蔣介石不敢輕舉妄動。同時，國際形勢也對他不利。我黨的全國抗議運動展開后，世界進步輿論也一起譴責蔣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動。這時，法西斯意大利于九月無條件投降，蘇聯正準備發動新的攻勢，投降日本必無出路。這些因素，使蔣介石不熊不暫時罷手。九月，國民黨先后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和國民黨參政會的三屆二次會議。一面通過誣蔑共產黨的反動決議，一面又唱起“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調頭：實際上，是被迫暫時放棄進攻陜甘寧邊區的野心。這一次新的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十月五日，毛主席在為《解放日報》寫的《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的社論中，對國內外形勢和國民黨今后的政治動向作了精辟的分析。國際形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也面臨著滅頂之災的命運。但是蔣介石絲毫不想走堅持抗戰，民主團結的道路，“因此，全國人民仍然要警戒極端嚴重的投降危險和內戰危險。”告誠一切愛國的和革命的人們，必須對局勢的發展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
從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運動，隨著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和運動本身的發展，到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逐步進入深入發展的階段。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黨中央發出了《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繼續認真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并在整風的基礎上審查干部，純潔黨的組織和干部隊伍，肅清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指示中說：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肅清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風過程中互相聯系而又在性質上相區別、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前者是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后者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根據中央指示，各根據地在反“掃蕩”，反頑和戰勝物質困難斗爭的同時，把整風運動推向深入。
時事政策學習，是深入整風的一個重要內容。抗戰以來，黨的隊伍有了很大的發展，但黨組織是處在抗日統一戰線的環境下，加上王明投降主義路線流毒也還沒有肅清，以致不少黨員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還缺乏正確的理解。他們對中國現階段革命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缺乏完整的認識，特別是對無產階級領導、對工人農民為主體、對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等重大問題認識不清。有的同志甚至看不到蔣介石反動派的本質。政治思想上的這些傾向，妨害著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和國民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為在黨內進行階級教育，提供了極好的反面教材。各地在深入整風的過程中，都按照中央的指示，結合反頑斗爭進行了時事政策學習。
時事政策學習的中心內容，是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前途的問題，是從政治上分清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界限，清除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思想影響，進一步清除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廣大干部和黨員批判了《中國之命運》，學習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中國共產黨與民族解放道路》以及《從九一八到七七》、《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的一筆總賬》等文件和材料。同時，結合檢查執行中央統一戰線政策的情況，尤其是反對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爭，進行學習和討論。這個教育運動，幫助全黨全軍正確認識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頭子蔣介石的反革命本質，分清了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區別，了解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認識了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之命運，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得解放，理解了統一戰線中階級斗爭的理論和策略。這對于推備全黨迎接正在到來的復雜的斗爭，確立在我黨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整頓思想作風的基礎上，從陜甘寧邊區開始，各解放區有準備地先后開展了審查干部的運動。這個運動，幫助廣大干部提高了階級覺悟和組織觀念，經受了一次嚴格的政治思想鍛煉和組織上的審查，挽救了一部分有嚴重問題的人使之重新做人，也使隱藏在黨內的叛徒、托派、特務，在群眾的揭發檢舉之下暴露了原形。這個運動進一步純潔了黨的組織和干部隊伍，也使各級黨組織能全面地掌握干部的情況，為更好地進行教育工作，培養和選撥干部創造了條件。思想作風上的整頓使黨在思想上進一步純潔起來，審查干部則使黨在組織上純潔起來，這就使黨更加鞏固，為實現黨的路線和政策，奪取抗日戰爭和整個民主革命的勝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審干運動是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進行的。毛主席總結了我黨歷史上肅反工作的經驗教訓，排除了劉XX、彭X之流對審干工作的干擾，指導審干運動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指示》，規定了審干的路線和政策。這條路線的基本內容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在機關的肅反斗爭中，堅持實行“一個不殺”。以促使特務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以便使大多數的問題由機關、學校自己處理。毛主席指出：審查千部和全體工作人員是一個群眾性的問題；離開了機關、學校、部隊、工廠、農村的廣大群眾，及其各級聯系群眾的強有力的千部，就無法最妥善地、最徹底地解決這個重要問題。實行這個重要指示的結果，陜甘寧邊區的審干運動發動了群眾，正確地貫徹了政策，取得了很大勝利。由于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和陜甘寧邊區的成功經驗，各解放區的審干運動都能健康地向前發展。
在反對主觀主義，改造黨的作風的過程中，毛主席進一步總結反對王明路線斗爭的經驗，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為中央寫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號召全黨清除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堅持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毛主席在決定中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個教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化為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把正確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這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典范。決定把反對主觀主義的斗爭進一步推向前進，對于提高全黨干部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整風運動使根據地黨政軍民的關系更為密切，軍民更加團結。一九四三年春節期間，陜甘寧邊區發動了地方擁護軍隊和軍隊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運動，改進和加強了軍民關系。根據這個經驗，一九四三年十月，毛主席指示全國各解放區，在一九四四年春節期間普遍地開展一次軍隊人員擁護政府、愛護人民和根據地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和全體人民群眾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運動，并在以后每年舉行一次。從此，“擁政愛民”、“擁軍優抗”的運動廣泛展開。為了促進軍隊和地方各自糾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毛主席提倡在運動中要“實行公開的群眾性的自我批評（各方面只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而徹底改正之。”(《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這個指示的執行，在解放區軍民之間，進一步建立了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關系，也大大提高了人民軍隊的政治素質。
大生產運動的蓬勃發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以后，大生產運動在各解放區更加廣泛地開展起來了。
在陜甘寧邊區，一九四三年春節期間，著名的勞動模范發起了生產競賽，并迅速推廣開來。三月，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黨委開展生產競賽運動，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層，組織生產，從此，全邊區工廠農村的生產競賽發展得熱火朝天。邊區的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都發動了起來，組織到生產勞動中去，形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十月，毛主席為中央寫了《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要求敵后各根據地的“黨委、政府和軍隊，必須于今年秋冬準備好明年在全根據地內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而以農業為主體。”毛主席在指示中指出，發展生產的中心環節是組織勞動力。每一根據地，組織幾萬黨政軍的勞動力和幾十萬人民的勞動力以從事生產，即在現時戰爭情況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在這個指示的推動下，一九四四年各解放區的生產運動，蓬勃地發展起來，連游擊區中也創造了發展生產的好經驗。減租減息是發展生產的一個強大推動力。一九四二年，各根據地普遍實行了減租，但是由于地主的拖延對抗，干部和群眾的經驗不夠，減租并沒有完全徹底的實現。一九四三年，毛主席、黨中央指示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切實核查減租政策的實行情況，發現那些沒有減和減而不徹底的問題，實行完全和徹底的減租。強調指出：“減租是農民的群眾斗爭，黨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領導和幫助這個群眾斗爭，而不是給群眾以恩賜。凡不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恩賜減租，是不正確的，其結果是不鞏固的。”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各解放區普遍檢查了減租政策實施的情況，深入開展了減租斗爭，并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建立或改造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斗爭的發展，對于鞏固解放區，加強對敵斗爭，發展生產運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生產運動的發展，深刻地改變了解放區的面貌。一向貧瘠荒涼的陜甘寧邊區實現了“自ji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本來荒無人煙的南泥灣發展成了“陜北的好江南”。邊區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許多地方做到了三年可積存供一年食用的余糧(“耕三余一”)，并向“耕二余一”前進。較少擔負作戰任務的邊區留守部隊，做到了糧食、被服、經費全部自給，并且大大改善了戰士的生活。敵后各解放區條件比較困難，但是也實行了“自己動手、克服困難”。作戰部隊也按照不同的情況達到了自給一半和一小部分的程度。全軍兵強馬壯，士氣旺盛，由敵偽的進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造成的物質困難克服了。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普遍參加生產，大大地改進了工作作風，加強了干部和群眾的聯系。群眾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婆姨娃娃，一起上陣，你追我趕。在這種大潮裹挾之下，懶漢二流子也得到了改造，社會風氣為之一變。白天，開荒的歌聲遍野，晚上，紡車和機聲盈耳。全解放區沉浸在一片軍民團結、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空氣中。這一切就形成了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拚命精神。就在這個群眾運動中，涌現出了許多象張思德同志那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戰士。
在大生產運動中，農民群眾建立了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群眾自愿參加的集體勞動互助組織。這種集體勞動組織，除了互助合作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手工業合作社、運輸合作社和綜合性合作社。通過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有歷史意義的新事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表講話，及時地總結了這個經驗，指出，“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它不僅起了把群眾的力量組成勞動大軍的作用，而且形成了集體化的萌芽，在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農業中，開始出現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毛主席向各解放區農民發出了“組織起來”的偉大號召，并要求共產黨員到群眾中去，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共產黨員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在群眾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克服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
大生產運動的勝利，是黨的自力更生方針的勝利。一九四五年一月，陜甘寧邊區舉行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會議，毛主席在會上作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講話，進一步總結了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深刻地論述了自力更生方針的重大意義。毛主席指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同時，由于領導大生產運動，我們黨在實踐中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毛主席十分重視這種經驗，滿懷信心地說，我們黨學會了領導生產運動，我們將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只有我們去壓倒敵人，決不怕敵人來壓倒我們。并把學會做經濟工作，作為奪取全國勝利、學會管理城市的重要準備，向全黨發出號召：“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毛主席的這些指示，對全黨學會領導經濟工作，有極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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