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六）
第三節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的發表。打退國民黨第一次及共高潮的斗爭。
相持階段的有條件的到來
武漢廣州陷落后，日軍已侵占了半個中國，控制了大部分主要交通線和大城市，國民黨則基本上被趕到了西南和西北的后方。日本侵略者認為蔣介石政府已不能對它造成多大的威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第二次近衛聲明)，驕狂地提出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野心，同時又宣布：“至于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有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加拒絕。”這祥，它就改變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把戰爭初期采取的對國民黨以軍事打擊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策略，改成了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企圖借此分裂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以華制華”的陰謀。
日本帝國主義的招降聲明一出，立刻就從國民黨那里得到響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的代表馬上趕到上海，在十一月中旬和敵方代表秘密會商，接受了敵人的招降條件，實行所謂“日華共同防共”，中國承認滿州國，允許日本駐兵和日本人在華居住和營業自由等等，并無恥地把這些說成是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提攜”。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潛離重慶，經由昆明到達當時還是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這時，敵人把事前商定的條件在二十二日作為第三次近衛聲明公開發表。然后，汪精衛在二十九日發表所謂“艷電”，公開響應近衛聲明，宣稱要按聲明的條件和敵人進行“和平之談判”。由此，汪精衛及其一伙黨羽就公開實行了對日投降，并且勸說蔣介石也接受這些條件。
但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當然不是國民黨親日派所能出賣的。敵人對國民黨改變策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敵軍雖然占領了中國廣大的土地，但是戰線越來越延長，兵力越來越分散。而敵后的抗日根據地卻迅速發展起來。這使日本政府感到國民黨雖然不能阻擋住它的進攻，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卻是可怕的。于是，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逐漸地將其主要軍事力量轉用到解放區戰場。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時，敵大本營在《關于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戰爭指導的一般方針》等文件中，就一再強調“確保占領地區的治安”，“確保主要交通線”。為此，一九三八年秋冬，敵軍就對華北各主要根據地展開了殘酷的“大掃蕩”。一九三九年春，華北敵軍又制定《治安肅正計劃》，軍事上提出了“鞏固點線，擴大面的占領”的方針。從此，敵后戰場逐漸變成了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妥協投降，領導敵后軍民，不顧艱苦困難的條件，英勇地展開反“掃蕩”戰爭，不斷打擊敵人，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抗戰軍民，決不允許國民黨出賣祖國，妥協投敵，就迫使蔣介石不敢公然和汪精衛走上同一條路。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表面上說要繼續抗戰，但是卻在會上說明“抗戰到底”的“底”，是“復恢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為實現投降擺出了“價格”。他的黨羽們也公然制造“日本將改變其根本政策，自動地退出華中，華南甚至華北”等投降輿論。蔣介石還派出密使與敵人在香港、上海等地進行秘密談判，隨時準備轉而結束抗戰，代之以投降。實際上是徜徉于陰陽之界，徘徊于和戰之間，和汪精衛里應外合，唱雙簧，裝紅白臉。
蔣介石的這種反革命兩面政策，是和他的帝國主義主子的態度分不開的。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成立“反共軸心”以來，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一貫借口“中立”，實行所謂“不干涉”政策，縱容法西斯侵略活動。一九三八年七月，英、法和德、意簽訂慕尼黑協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希特勒，企圖引德軍東向進攻蘇聯。日本在對國民黨采取誘降政策的同時，正在準備對蘇聯發動進攻。英美帝國主義也想在遠東演出慕尼黑丑刷，企圖在維護自已的殖民利益的情況下，促成中日妥協，促使日軍北向進攻蘇聯。一九三八年冬和一九三九年春，英國駐華大使多次往返上海、香港、重慶之間，為日蔣牽線搭橋，企圖策動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出賣中國抗戰。
但是，國際局勢的發展卻使遠東慕尼黑陰謀不能得逞。一九三九年七月，英國在有關天津租界的問題上與日本訂立《有田一克萊琪協定》，完全承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造成的實際局勢。日本于五月間在中蒙邊境諾蒙坎發動的進攻遭到慘敗，不得不向蘇聯要求停戰。因此，遠東的反蘇戰爭并沒有發生。在歐洲，英、德、蘇三國關于集體安全的談判于四月開始進行。由于英、法只要求蘇聯保證它們的安全，卻又企圖在東面開一個缺口讓德軍東進威脅蘇聯，所以，到八月中旬談判終于破裂。八月二十三日，蘇、德簽定了互不侵犯協定。九月一日，希特勒進攻波蘭。英、法企圖“坐山觀虎斗”的詭計失敗，不得不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爆發了。國際形勢的這種發展，使蔣介石對日本投降難以實現，這一次遠東慕尼黑陰謀也終成泡影。
武漢、廣州失陷之后，正面戰場上敵軍大規模戰略進攻的停止，標志著戰略階段的某種轉移。毛主席指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就是說，在國際新形勢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難和中國絕不妥協的條件下，相持階段已經到來了。但是，由于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正面戰場的軍力對比，并未由我之劣勢轉為敵我平衡，所以“相持”只能是基本上的和有條件的。只要敵軍一旦發起進攻，蔣介石軍隊就會繼續退卻。一九三九年二月，敵軍登陸海南島，國民黨軍的防線幾天內就全部瓦解。三月，敵軍又幾乎兵不血刃就占領了江西南昌。六月，廣東的潮州，汕頭等地也陷于敵手，此后，國民黨戰場上的這種損兵失地的事依然是不時發生的。
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爭
蔣介石是隨時準備結束抗戰，代以投降的。因此，他的政策不僅不是加強團結，改革政治，準備反攻的力量，而是加緊反共活動，強化法西斯統治，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在
武漢、廣州失陷之后，國民黨政府明顯地實行了它在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轉移到反共反人民。
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設立了“防共委員會”。以后，又秘密頒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淪陷區防共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文件。國民黨在各地竭力控制一切進步分子的思想、言論、行動，破壞一切群眾組織，加強特務統治，限制和鎮壓共產黨人的活動。同時，對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到處進行磨擦破壞活動。又編造雪片一般的所謂“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陜甘寧邊區實行封建割據，向外擴張”，乃至“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等等假消息、假報告、假文件，制造反革命輿論，準備實行分裂。從此，全國各地到處彌漫著反共的黑潮。蔣介石還派出一部分軍隊，進入敵后，打著發展游擊戰爭的招牌，實際上和敵偽勾結，專門反共。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到處出現磨擦事件。
對陜甘寧邊區，國民黨反動派早已進行封鎖和破壞。他們阻止革命青年去延安，并由特務機關在西安、蘭州設立法西斯主義集中營，加以速捕和囚禁。同時，在邊區內部，開展所謂“點線工作”，發展特務組織，進行破壞活動。一九三九年初，國民黨在隴東地區制造土橋、慶陽事件，破壞邊區政權。在綏德專區，利用他們還保存著的專區及縣的行政機構，大肆進行反共活動。五月，在邊區周圍大規模地修筑由溝、墻和堡壘構成的封鎖線，斷絕邊區與外界的交通，準備發動軍事進攻。
在華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從抗日游擊戰爭一開始，國民黨就破壞統一戰線，到處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冀中的張蔭梧，山東的秦啟榮這些反共專家，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春，根據地剛開辟時就開始搞“磨擦”活動。以后，國民黨又委派所謂省、專區等政府官員進入敵后，妄圖向共產黨“收復失地”。他們還宣稱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晉察冀政委會等抗日政權。一九三九年四月，山東反共專家秦啟榮在博山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游擊支隊，慘殺干部戰士四百多人，制造了博山慘案。六月，河北的磨擦專家張蔭梧襲擊八路軍在深縣的后方機關，慘殺我指戰員四百多人。在華北各根據地到處發生了這類慘案。張蔭梧與敵軍和華北偽治安軍勾結，共同進攻八路軍，無恥地自稱“曲線救國”。這種政策立即為蔣介石所推廣，一部分國民黨軍隊陸續投降敵人，改編成偽軍，在“曲線救國”的名義下公開反共。從此，我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經常處在日軍，偽軍和反共頑固派三方面夾擊之中，使斗爭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和嚴重了。
在華中地區，國民黨除在皖南限制新四軍的活動，在江南敵后極力破壞我軍的東進抗日之外，一九三九年起，又到處破壞新四軍的后方機關。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根據蔣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圍新四軍設在湖南平江的通訊處，慘殺新四軍參議涂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位同志，制造震動全國的“平江慘案”。
所有這些反共活動與圍繞和戰問題鬧得甚囂塵上的投降傾向，成了當時政治形勢中極為嚴重的危險。為了反擊這種逆流，毛主席在六月三十日發表了《反對投降活動》的重要文章，號召“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必須睜大眼睛注視那班投降派的活動，必須認識當前形勢中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準備投降這一個主要的特點，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對投降和分裂。”在重慶和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的周恩來同志寫信給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反共活動提出了嚴重抗議。七月七日，黨中央為紀念抗戰兩周年發表宣言，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對國民黨的反動政策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八月一日，延安舉行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的紀念大會，毛主席親自出席，發表題為《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強烈地提出“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并針對蔣介石妄圖利用“統一”的名義消滅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的陰謀，鮮明地提出了要統一于抗戰，統一于團結，統一于進步的主張。大會打電報給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抗議平江慘案，要求取消那秘密流行、并成為各地磨擦事件根源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向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強有力的政治攻勢。毛主席又在《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關于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和《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等一系列著作中，教導全黨要提高警惕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針對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毛主席指出“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強調必須堅持“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個重要的政治原則，重申了我們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的政治口號，號召全國人民用一切努力去反對國民黨的反共投降陰謀，力爭時局的好轉。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的自衛原則，以嚴正的態度對待之。
《〈共產黨人〉發刊詞》的發表
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我們黨面臨的艱巨而復雜的任務，需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一九三九年六月，毛主席在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分析反投降斗爭形勢和任務時，明確提出要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并準備輿論，準備群眾，以便對付可能的突發事變，引導革命的航船繞過險灘和暗礁，駛向勝利的前途。這樣，革命的實際運動迫切要求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進一步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發展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路線。這個重要的任務已經歷史地提到黨的面前來了。
準備自己，也就是加強黨的建設。抗日戰爭開始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群眾中威信迅速增長，大批革命新生力量要求參加黨的隊伍。一九三八年三月的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已專門作了《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定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大力吸收新的積極分子入黨和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一年多以來，黨的組織工作隨著革命斗爭的迅速展開，而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但是，由大批新黨員所形成的很多新組織，還不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同時，對于老黨員也有提高水平的問題，老組織也需要進一步鞏固。而且，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黨內也混進了不少投機分子和敵人的暗害分子。針對這種情況，一九三九年八月，黨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于鞏固黨的決定》，規定在一個時期中，一般地停止黨的發展，而把整理、緊縮和鞏固黨的組織作為黨的中心任務。并且特別指出，要把加強對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階級教育和黨的教育，糾正各種右傾或“左”傾的錯誤觀點，當作鞏固黨的中心一環。
毛主席十分重視從政治上思想上建設我們黨的問題。十月，黨中央出版了關于黨的建設問題的專門刊物《共產黨人》。毛主席親自寫了長篇的發刊詞，提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任務。毛主席指出，要解決如何建設這樣一個黨的問題，這是與黨的十八年斗爭歷史分不開的影并且深刻地分析了我黨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在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論述了我黨的建設問題。
毛主席揭示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因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被迫分裂統一戰線。并且總結了這種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在同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線斗爭。既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也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十八年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者都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重性，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他們在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時候，不懂得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一切聯合否認斗爭，把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在被迫分裂統一戰線時，又不懂得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重新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這兩種機會主義，都導致了革命的失敗。毛主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中間發展起來和鍛煉出來的。這里所調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斗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斗爭。”學習這個歷史經驗，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又聯合又斗爭的關系，是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
毛主席揭示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另一個基本特點，就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我們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是密切地聯系于這一斗爭形式的。我們黨經過了參加北伐戰爭，進行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這三個時期的斗爭，才逐步學會了和堅特了武裝斗爭的。不理解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不把各種斗爭組織到以武裝斗爭戰勝敵人的總目標中來，就不能真正理解怎樣建設我們的黨。離開了武裝斗爭，就不能了解我們黨的政治路線，也不能了解我們黨的建設。毛主席教導全黨：“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斗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正確處理革命武裝斗爭，是黨的建設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這兩個特點，都為我國革命所有，而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正確地理解這兩個問題，決不能靠抄襲任何現成的公式，而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現結合起來。毛主席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全面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我們黨的建設過程，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的特點。黨的幼年時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經過革命斗爭的反復實踐，經過反對黨內錯誤路線斗爭，更多地學會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我們黨就能夠進行勝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爭。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黨對于理論和實踐有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統一的理解，就能勝利地領導和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一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這種深刻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關于中國革命理論的重大發展，給了我們黨以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雄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系。”這是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以這三大法寶武裝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整個中國革命的勝利，有決定性的意義。
《〈共產黨人〉發刊詞》這篇光輝著作，是毛主席對黨的建設理論的重大發展。它鮮明地指出：黨的建設過程是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的。只有在革命實踐中，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正確地理解和貫徹黨的政治路線，才能從思想上政治上鞏固黨。這是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的一條唯一正確的馬列主義路線，是和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完全對立的。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不久，一九三九年七月間，XXX在延安馬列學院拋出了大毒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他閉口不談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不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談反對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卻大肆宣揚孔孟之道，大談唯心主義的“思想意識修養”，要人們關起門來“吾日三省吾身”。這種離開當時的民族斗爭、階級斗爭和黨內路線斗爭的“修養”經，其目的就是妄圖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黨、腐蝕黨。這樣的建黨路線，只能使我們黨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黨員“修養”成資產階級偽君子、兩面派，以適應蔣介石“溶共”政策的需要。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共產黨人〉發刊詞》，實際上是對XXX的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深刻批判。
《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的發表
在準備自己、也準備群眾、準備輿論的斗爭中，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更深入更完全地結合起來，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等偉大的理論著作。
國民黨頑固派從加緊反共投降活動以來，便更進一步鼓吹“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謬論。一九三九年又發起了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高叫“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它的目的都是妄圖取消共產黨，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以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反共聲浪一時甚器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民族資產階級也搖擺不定。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同時，全國的民主憲政運動也在開始展開。蔣介石的所謂實行憲政的欺騙宣傳須要加以揭露，民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道路也須加以批判。這也使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更直接的提到全國人民的面前。只有從理論上徹底弄清楚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才能正確地指明中國的出路，把全體革命人民組織起來，去打倒民族的和階級的敵人，奪取革命的勝利。
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對戰勝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錯誤的政治路線總是以錯誤的理論為基礎的。抗戰以來，王明從“左”跳到右，推行階級投降主義路線，同時也在理論上宣傳修正主義和孔孟之道。他鼓吹要發揚“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這些所謂“大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叫嚷要原來敵對的階級、黨派、軍隊，都在“仁愛”的旗幟下“相互禮讓，相互尊重、相互敬愛”。黨的六中全會之后，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線雖然受到了批判，但是這一類荒謬的理論宜傳并沒有終止。XXX、陳XX還公然拋出《論共產黨員修養》和《新人生觀的創造》、《三民主義概論》等修正主義大毒草，繼續毒害黨和人民。因此，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徹底介決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問題，用以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已變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
為了解決這個偉大任務，毛主席在這個時期作了大量的理論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親自主持編寫了干部的政治理論課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等根本問題，作了深刻的說明。毛主席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論斷，是關于中國革命基本理論的重要組成部份。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發表了偉大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作了全面的科學論述。這部著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徹底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的問題，更加完整地制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總路線。
毛主席深刻地闡明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論。指出：中國社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雖然革命運動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但是已不屬于舊的范疇，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了。革命的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并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錢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這個光輝論斷，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嚴正警告。如果它們頑固地堅持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就必然得到一個自尋死路的結果。這也是對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深刻批判。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實行階級投降主義，便必然會滑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三條道路或者中間路線是沒有的。
毛主席深刻地論述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以及這兩步之間的正確關系問題。這時，蔣介石雇傭了幾名托洛茨基匪徒，大肆鼓吹“一次革命論”，胡說什么一切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之內了，共產主義應該“收起”云云。針對這種叫器，毛主席科學地闡明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區別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反革命三民主義，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共產主義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宣揚“一次革命論”的目的，就是企圖從根本上消滅任何革命，為投降日寇制造輿論。同時，毛主席又總結了黨內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歷史經驗，完整地論述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系。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革命過程。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指明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并且明確地指出：“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
毛主席還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制定了完整的綱領。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作為政權構成形式。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是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為國家所有，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在此基礎上發展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合作經濟，允許不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是建立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毛主席的這些光輝著作，不僅從思想上政治上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而且完整地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勝利前進的航向。這些著作根據新的歷史條件，發展了關于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和關于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原理，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爭
毛主席在從事偉大的理論斗爭的同時，還領導全黨為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危險，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尖銳的政治和軍事斗爭。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O年春，蔣介石為了準備投降日寇，掀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國民黨頑固派在湖北省東部圍攻新四軍后方機關，慘殺共產黨人五六百人。十一月十一白，國民黨軍和特務一千八百多人圍攻河南省確山縣的新四軍留守處，殘殺傷員和軍人家屬二百多人，造成了確山慘案。就在這時，國民黨舉行五屆六中全會，秘密決定從以政治“限共”為主的方針，進而實行軍事“限共”為主的方針。這樣，國民黨的反共活動發展到公開實行軍事進攻的程度，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此開始了。
這次反共高潮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蔣介石、閻錫山發動了晉西事變。原來在抗戰初期，在共產黨的積極幫助下，山西成立了群眾抗日團體犧性救國同盟會（犧盟），組織了抗日武裝決死隊（新軍）。在蔣介石的策動下，閻錫山在一九三九年秋和日軍直接勾結起來，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反共事變。十二月初，閻錫山在晉西假說發動冬季攻勢，要接受我黨領導的新軍配合出擊，同時制造謠言，誣蔑新軍“叛變”。并且調動事先集中的六個軍的兵力，發動突然襲擊，企圖消滅新軍，乘勢進攻解放區。這次反共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對陜甘寧邊區的直接進攻。蔣介石在十二月底，指令胡宗南部向邊區大舉入侵。胡部出動陸空軍配合進攻，強占了陜甘寧邊區的淳化、枸邑、正寧、寧縣、鎮原五個縣城。并且集結大軍，準備進攻延安。在綏德專區內的國民黨頑固派也肆意進行破壞活動，接應胡宗南部的進攻。這兩次東西相應的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把延續了一年的反共磨擦活動推到了高潮。
對于反共頑固派的這種猖狂進攻，毛主席領導全黨進行了堅決斗爭。新軍在八路軍支援下，給了閻軍以重大打擊之后，分頭進入晉西北和太岳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新軍也從此正式編入了八路軍。十二月二十五日，八路軍將領向全國發出通電，揭露和控訴了蔣介石“槍口對內，進攻邊區”的罪行，從政治上進行了反擊。在陜甘寧邊區，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由華北前線回援陜北，協同留守兵團，打退了國民黨軍的進攻，驅逐了盤踞在綏德地區五個縣的國民黨頑固勢力，鞏固河防，消除了內敵，并且使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聯成一片。
在這一場嚴重的斗爭中，毛主席及時地指示全黨掌握正確的策略。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為黨中央寫了《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指示，全面地分析了政治局勢，指出當時形勢的特點，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方向與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抗戰方向，在對立的斗爭中，兩種方向同時存在，兩種前途都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必須對一切投降反共活動進行堅決的斗爭，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的全國化，另一方面，也必須認清還存在著許多利于我們爭取繼續抗戰，團結和進步的有利條件，可以迫使國民黨頑固派不易完全妥協投降，不易舉行全國反共戰爭。因此，黨的總方針，應該是力爭時局好轉，同時提高可能發生突然事變的警覺性。除了堅決反擊頑固派的軍事、政治進攻之外，還必須積極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
毛主席親自領導全黨貫徹黨的這個總方針，向反共頑固派發動了強大的政治攻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汪精衛和日寇簽訂了賣國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綱要》。消息傳出后，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一九四O年二月一日，延安人民舉行聲勢浩大的討汪大會，毛主席親自出席，并以《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為題發表講演，并為大會起草《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的通電。這些文件，聲討了汪精衛的反共賣國罪行，也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動大張撻伐。同時向全國發出號召，要團結一切抗日的進步的勢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勢力，力爭時局好轉，挽救時局的逆轉。二月二十日，延安舉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毛主席又親自出席，并以《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為題發表演說，號召全國人民開展爭取民主的斗爭。毛主席尖銳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口談憲政、實際上堅持法西斯專政的欺騙宣傳，指出我們現在需要的憲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這是經過同反動派的艱苦斗爭才能取得的。毛主席的指示，給全國的憲政運動提出了明確的方向。我黨的這些強大的政治攻勢，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原注：《日支新關系調整綱要》，是汪精衛和日本簽訂的賣國密約。其主要內容有：一、東北割讓給日本，把蒙疆（指當時的綏遠、察哈爾兩省和山西北部)、華北、長江下游和華南島嶼，定為“日支強度結合地帶”，由日軍長期占領。二、汪偽政權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顧問或職員監督。三、偽軍和偽警察，由日籍教官訓練，武器亦由日本供給。四、偽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工業、農業和交通事業，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資源，由日本任意開發。五、禁止一切抗日活動）
這時，國民黨反動派對解放區的軍事進攻還在繼續進行。一九四O年二月，冀南地區的國民黨石友三部完全投降了日偽，勾結敵軍向八路軍進攻。接著，蔣介石又在三月指令朱懷冰等部和日偽軍配合，在晉東南地區分三路進攻太行根據地，矛頭直指八路軍總部。我一二九師在多次勸導，頑軍仍執迷不悟的情況下，奮起自衛反擊，殲滅朱懷冰三個師和擊潰石友三部，徹底擊敗了這次進攻。
頑固派在軍事上受了挫折，在政治上又陷于孤立，終于不得不收縮它反共的魔手。至此，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七）
第四節 人民抗日力量的迅猛發展。《論政策》等著作的發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爭
解放區戰場的反“掃蕩”戰爭。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加強
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援，在華北、華中、華南廣大地區，繼續同敵偽軍展開了英勇的斗爭，粉碎了敵人的圍攻和“掃蕩”，給了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同時，在斗爭中迅速壯大了自己。經過一年多的作戰，到一九四○年七月，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已發展到五十萬人，共產黨員發展到八十萬人，根據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擔糧稅和兩面負擔糧稅的，已經達到大約一萬萬人。我軍抗擊著侵華日軍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和偽軍的全部，總數共達七十萬。我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已經成了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主要力量，解放區戰場已經成了抗日的主要戰場。
在華北，八路軍開辟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等四個大的戰略區。
晉察冀邊區：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我邊區軍民粉碎了五萬敵軍的二十五路“圍攻”，斃敵七千人，傷敵萬余人。一九三九年，日寇在春季大“掃蕩”被粉碎后，十月間，又在北岳、冀中兩個戰場上發動了冬季大“掃蕩”。敵人對北岳區分兵十二路進行圍攻。我軍除分路阻擊外，并深入敵后作戰。十一月三日，日軍第二混成旅團頭目阿部規秀中將，從淶源派出一個聯隊約七百余人，向我軍進攻，被我圍殲于三岔口山溝里。阿部接到求掇急電后，傾巢而出，向我軍反撲。結果，陷入了我軍布置的包圍圈內。阿部規秀猶如一條受了傷的瘋狗，率領殘部一千六百多人瘋狂向北突圍。在黃土嶺、上莊子一帶，又被我阻擊部隊截住。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名將”，東沖西突，
到處遭到我軍的迎頭痛擊，經過一晝夜的激戰，阿部及其以下五百余名官兵均被我軍擊斃。日寇哀嘆道：“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到十二月中旬，我軍共打死打傷日寇四千多人，俘虜日偽軍二千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冬季“掃蕩”。這時，晉察冀邊區已發展到同蒲路以東，正太、德石路以北，張家口、沽源、承德以南，山海關以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四省之各一部，劃分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東五個區。
晉冀魯豫邊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我軍粉碎了三萬敵軍對冀南的進攻。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九月，在反擊敵人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中，又殲敵近萬人。這樣。發軔于太行山上的抗日游擊戰爭，便擴大為西起同蒲、汾河，東至渤海，南靠黃河，北沿正太、德石路的一塊廣大的抗日根據地。晉冀魯豫根據地劃分為太岳、太行、冀南、魯西、冀魯豫五個區，包括山西的東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黃河以北部分以及山東的西部。
晉綏邊區：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我軍粉碎了敵人春季大“掃蕩”后，于一九四O年二月在晉西北召開了第一次晉綏邊區行政會議，建立了晉綏地區的抗日民主政權。接著，又粉碎了敵人的夏季大“掃蕩”和冬季大“掃蕩”，使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山東區：一九三九年三月，羅榮桓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主力一部進入山東西南部。我軍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立即投入戰斗，首先攻克了敵偽重要據點鄆城西北的樊壩。四月下旬，敵人動員了泰安、兗州、濟南、東阿等十七個城市的守備兵力六千多人，坦克一百輛，在其山東最高指揮官的率領下，分兵七路，向我軍駐地泰安、肥城一帶山區的陸房包圍靠攏，妄圖一舉圍殲我軍。五月十一日，我軍連續打退了敵軍多次沖鋒，斃傷敵軍一千三百多人后，乘夜四面突圍，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次日，敵軍在炮火掩護下竄進陸房，不見我軍影子，惶惑地叫道：“八路軍天上飛去了！”最后，只得拖著一批尸體，狼狽而歸。八月，我軍再次在古梁山泊附近殲敵一個大隊。一九四○年一月，又擊退敵三萬余人的進攻。山東地方游擊隊也于一九三九年統一了編制，有力地配合著主力部隊擴大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全區有渤海、膠東、魯中、魯南、濱海等五塊抗日根據地，包括津浦路以東之山東省的大部地區以及河北和江蘇兩省的各二部地區。
在華北我軍反對日寇的斗爭勝利發展中，卻受到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頑固堅持王明路線的XXX，背著中央，從一九四○年八月起，擅自調動八路軍一百十五個團四十萬兵力，發動了“百團大戰”。這次戰役，錯誤地把正在發展中的游擊部隊過早編成正規軍打大仗，進攻敵占交通要道，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在敵人面前暴露了華北我軍的實力，違反了大力發展游擊戰爭和鞏固農村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在政治上適應了蔣介石借刀殺人的陰謀，實行階級投降主義。這一嚴重錯誤，造成了華北我軍爾后作戰的許多困難。同時，在“掃蕩”和反“掃蕩”的尖銳斗爭中，敵軍也極力加強它對鐵路沿線的控制，侵占了一部分縣城、主要集鎮和交通要道。敵軍還按照所謂“囚籠政策”的需要，加強修筑公路線和一小部分鐵路線，到處筑碉堡，安據點，大挖封鎖溝，加緊對我抗日根據地的分割和包圍。華北敵后斗爭的困難正在逐漸增加起來。
要堅持長期的敵后游擊戰爭，建立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加強根據地建設，有重大的意義。從抗戰一開始，毛主席就強調要建立敵后民主政權。但是，由于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干擾，有不少地方并沒有真正建立起革命的政權。陜甘寧邊區政府，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政權，但是由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加上右傾路線的影響，邊區以下的地方政權的情況卻是復雜的。綏德等區的行政權力把持在頑固派手中，還有不少縣份是國共兩方各自派有縣長的。在河北省，冀中、冀南都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但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國民黨竟從遙遠的后方任命了一個所謂“省政府主席”，要在敵后復辟它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而忠實執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XXX，競然大張旗鼓地予以歡迎。在山東，從一九三七年冬起，我黨就發動游擊戰，逐步建立抗日根據地。但是由于王明路線的影響，沒有及時獨立地建立人民政權，頑固派卻打著“山東省政府主席”的招牌，指揮秦啟榮之流反共專家，到處進行反共屠殺。歷史經驗證明，不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就不可能鞏固敵后抗日根據地。王明路線的不要政權的錯誤，正好適應頑固派反共投降的需要。
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糾正錯誤路線的干擾，指導解放區政權建設，毛主席在一九四○年三月為中央寫了黨內指示《抗日據據地的政權問題》。指出，“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這種政權”。這個文件，對我黨要建立的政權的性質、三三制原則和施政方針，都作了明確的規定。這個指示，結束了王明路線的不要政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也糾正了忽視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左”的傾向。
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各敵后根據地普遍加強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工作。太行、太岳兩根據地和冀南、魯西、冀魯豫幾個根據地，在一九四O年八月建立統一的行政聯合辦事處，形成包括五個地區的晉冀魯豫邊區。一九四一年正式選舉成立邊區政府。在山東，一九四○年底建立了戰時行動委員會，作為山東地區的最高行政機關，原來已經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地方，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加強了政權建設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根據三三制原則進行改選。十一月，舉行了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毛主席出席會議并作了重要演說，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政權進一步樹立了典型。各個戰略區的形成，各根據地政權的建立和加強，對于華北敵后抗日斗爭的發展和根據地的鞏固起著重要作用。
華中和華南敵后抗戰的發展
當敵軍以主要力量對華北我軍進行掃蕩戰時，新四軍正在長江兩岸積極實行戰略展開。東進江南的第一、二支隊在基本上建立了茅山根據地之后，一九三九年初開始，一面東進武進以南的滆湖地區，一面北上經營揚中、蘇北。五月，主力一部組成東進縱隊，越過滬寧路，開辟江陰、無錫、常熟間的三角地區和陽澄湖地區，挺進上海、蘇州近郊，六月夜襲了虹橋機場。十一月，成立了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同志任指揮。長江北岸我軍，五月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張云逸同志任指揮。第四、第五支隊在皖東的津浦路東和路西建立了根據地。由河南東進的游擊隊，開辟豫皖邊區，以后又編成第六支隊，進入淮北開胖根據地。另一支游擊隊在鄂豫開辟工作，以后組成鄂豫挺進縱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黨中央鑒于華中我軍已經實現初步的戰略展開，決定進一步大力開展華中敵后抗戰，發展蘇北抗日根據地。一九四○年一月，江南新四軍組織挺進縱隊，向蘇北揚州、泰州地區進軍。同時，八路軍二萬多人，由山東和冀魯豫地區陸續南下，增授淮水和皖東北的新四軍。這樣就造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協同開辟蘇北敵后抗戰的戰略形勢。
發展華中敵后抗戰的工作，是在極端復雜的情況下進行的。首先，在皖南領導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的項英依然拒絕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堅持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放手發展抗日根據地，擴大人民軍隊。一九四○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專門為中央寫了給東南局的指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批評了項英的錯誤。毛主席指出，在一切敵后地區和戰爭區域，我們必須堅決實行發展的方針。“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偏，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并且告誡項英，對于反共頑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動，必須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斗爭，要充分地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這個指示下達后，在蘇南，陳毅同志立即貫徹執行了。但是項英卻仍然不愿執行，使皖南新四軍陷于極端危險的境地。
國民黨在西北和華北發動的反共軍事進攻被擊敗后，就把華中變成了新的反共磨擦活動的重點。盤踞在蘇北的韓德勤部拒絕團結抗日，從一九四○年三、四月起，不斷和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李品仙部一起，向我皖東和皖東北根據地進攻。大別山的桂系頑軍還圍攻我在鄂中、鄂東堅持游擊戰爭的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國民黨并提出要在安微、江蘇堅持抗戰的新四軍第四、第五支軍撤往皖南，企圖額占江北，割斷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聯系，以便各個擊破。這些地方的我軍，在江北指揮部指揮員張云逸同志和鄂豫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同志的領導下，都堅決實行了自衛的原則，堅持了抗日根據地，并堅決地拒絕了國民黨要四、五支隊南下的“命令”。
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給日軍造成了發動新的軍事進攻的有利條件。就在國民黨駐鄂、豫、皖三省的軍隊大部用于磨擦戰爭時，從一九四○年五月起，華中敵軍發動了鄂豫戰役。國民黨軍隊稍作抵抗便一敗涂地，六月前半個月中，連失襄陽、荊門、沙市、宜昌，敵軍前鋒直進到三峽門口，國民黨軍退縮到恩施一角。武漢失陷后還剩下來的大半個湖北省，這時又精華全失。千百萬人民，被勇于反共、怯于應敵的國民黨顧固派委棄于敵軍的屠刀之下。
針對這種形勢，為了督促國民黨對敵抗戰，中國共產黨中央在紀念抗戰三周年對時局宣言中，提出了正確解決抗戰進程中的兩黨關系問題的建議。宜言聲明，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將自己的行動限制在戰區與敵人后方及陜甘寧邊區二十三個縣境內，與一切抗日軍隊協同作戰。但要求國民黨約束其部下，不采取足于引起沖突的行動，以保證抗日戰線上的團結一致。但是，蔣介石不僅對這種合理建議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在七月中旬向我黨提交所謂“中央提示案”，要八路軍、新四軍“掃數”集中到河北和察南、晉北的一個狹小地區去，而且要“所有縱隊、支隊及其它一切游擊隊一律限期結束”。這個狂妄的方案，不僅要人民把大片已經收復了的土地交給敵人，要人民軍隊停止抗戰，而且妄想把人民軍隊趕到一個狹小的地帶，假敵軍之手一舉而消滅之。這是蔣介石的十分陰險毒辣的狼子野心的暴露。
但是，有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的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是不會上蔣介石的當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南下部隊，繼續在敵偽頑軍的夾擊下，有力發展華中敵后抗戰。一九四○年七月，陳毅同志領導的江南新四軍主力渡江北上，與挺進縱隊會合，建立蘇北指揮部，東進黃橋，開辟泰興、靖江、如皋等五縣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部隊在打退了頑固派的進攻之后，也在南下的八路軍支援下東進開辟淮海地區。但是一貫不打日本，專一反共的頑固派韓德勤部卻集中蘇北的頑軍，大舉向南線我軍進逼，揚言要殲滅我軍于長江以北。我軍蘇北指揮部根據協同對敵作戰的愿望，按照韓德勤的要求退出姜堰，并一再退讓到黃橋，并提出強烈要求，希望他們停止進攻，協商合作抗日。但韓德勤完全錯誤地估計形勢，認我軍團結抗日的行動為可欺，繼續向我軍進犯。十月初我軍奮起自衛反擊，進行了黃橋反頑戰役，殲滅了進犯的頑固軍主力。蔣介石和韓德勤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他們妄想消滅新四軍蘇北部隊，卻以他們自己的失敗促成了我蘇北抗日根據地的穩固。從此，華中敵后抗戰出現了新的局面。
在華南，從廣州失陷后，以東江地區紅軍游擊隊員、省港工人、學生為主要成份，組成了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他們不斷打擊敵偽軍，先后在淡水、東莞、惠陽、寶安等地建立根據地。一九三九年春，在南海、順德、中山一帶也開展了游擊戰爭。抗日武裝力量遍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為中心，在二十多萬人口的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到一九四一年，發展為東江人民抗日游擊縱隊。在海南島上，一九三八年冬，原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廣東瓊崖抗日自衛隊獨立隊。日寇入侵之后，游擊隊奮起抵抗，并在斗爭中迅速成長壯大。到一九四一年，發展到數千人，成立瓊崖縱隊，在儋縣、臨高、瓊山、澄邁一帶山區建立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
堅持統一戰線中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和策略
人民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的迅猛發展，是和堅持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進行兩條路線的斗爭，正確地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和策略分不開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無產階級不僅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了聯合，而且還和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從這個統一戰線形成之日起，毛主席就強調指出，在正確執行黨的路線中，右傾機會主義、即階級投降主義將是主要危險傾向，并且領導全黨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進行了不斷的斗爭。敵后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斗爭的勝利，都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但是，當我們黨著重反對右的機會主義傾向時，“左”的機會主義傾向實際上被掩蓋著，到了反對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爭十分尖銳時，這種過左的錯誤傾向卻是普遍地發生了，而且干擾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
這種過左的傾向，表現為忽視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計為馬日事變，認為國共合作已經破裂，或很快就會全面破裂，全國性內戰即將出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已經不適用了。從這種錯誤的政治形勢的分析出發，便不能不在政策和策略上出現一系列錯誤。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不懂得適可而止，不懂得在目前條件下英美派大資產階級還不敢完全投降日寇、徹底與我黨分裂。不善于區分頑固勢力和中間勢力，并忽視對后者實行團結和爭取的方針。不注意爭取知識分子。過分打擊愿意抗戰的地主以及資本家、商人等。在政權工作中忽視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作用。甚至反映到軍事行動上，不堅決執行向敵后發展的戰略方針，認為國共合作即將破裂而主張向國民黨軍隊駐防地區發展。這些傾向還沒有發展成一條錯誤路線，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以后的一個時間中，卻成了妨礙正確執行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主要危險。
毛主席領導我黨正確地進行了兩條戰線的斗爭，在繼續反對右的傾向的同時，針對當時的形勢，號召全黨注意糾正開始變成主要危險的“左”的傾向。一九四○年三月，毛主席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重要報告，全面地論述了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又寫了黨內指示《論政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策略方針，并且詳盡地規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這些著作完整地表明了毛主席的策略思想。
首先，毛主席從理論上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抗日戰爭中劃分為進步、中間、頑固這三種政治勢力的特點，完整地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論政策》)的策略路線。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廣泛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國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發動革命的群眾運動。這是我們一切斗爭的立足點，是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基本條件。“只有一步一步地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這是黨的一項極重要的政策。“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采取十分慎置的態度。”(《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但是，要實現這些任務，必須有一定的條件。這就是：我們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們的利益，我們對頑固派進行堅決的斗爭，并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孤立頑固勢力，就是孤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方面同他們的反共投降政策作堅決的斗爭。“如果沒有斗爭，進步勢力就會被頑固勢力消滅，統一戰線就不能存在，頑固派對敵投降就會沒有阻力，內戰也就會發生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另一方面，盡可能地爭取他們留在抗日統一戰線里面，團結他們共同抗戰。這三者是黨的完整的策略原則的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
要正確貫徹這種斗爭策略，必須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毛主席強調指出：“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以為斗爭會使統一戰線破裂，而幻想以片面的退讓求團結，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觀點是錯誤的。只有對頑固派的投降反共政策作堅決斗爭，才能阻止投降和內戰的全國化，借以鞏固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但是，以為斗爭的手段可以無限制地使用，統一戰線可有可無，這種“左”的機會主義傾向也是錯誤的。
為了實現抗戰勝利和建設新中國這個總任務，我黨不僅要盡力爭取中間勢力，而且要充分利用頑固派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在頑固派還沒有公開的全面的破裂國共合作的情況下，應爭取他們留在統一戰線中，其時間越長越好，這對于堅持團結抗戰是有利的。我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軍事上的各種斗爭，其目的就是為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毛主席制定了統一戰線中反對頑固勢力斗爭的策略原則，指出同國民黨頑固派作斗爭，必須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有理即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斗爭的防御性。有利即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也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而是利用頑固派內部的矛盾，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斗爭的局部性。有節即休戰原則。對頑固派斗爭要適可而止，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頭腦。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以后，應使這一斗爭告一段落，并主動地同他們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雙方實行休戰，而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時，才又用新的斗爭對待之。這就是每一斗爭的暫時性。總之，“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后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毛主席指出：“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論政策》)為了實現這個基本原則，克服“左”的右的傾向，毛主席還規定了黨對于政權組織、勞動、土地、稅收、鋤奸、人民權利、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各方面的具體政策。這些策略原則和具體政策，是總結黨內歷次路線斗爭經驗的結晶。毛主席教導全黨，必須記取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一切斗爭否認聯合這樣兩種極端政策的教訓，實行綜合聯合斗爭兩方面的政策。這一套完整的斗爭策略的形成，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它反映了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體現了無產階級的高度原則性和高度靈活性相結合的斗爭藝術，是我黨領導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保證。
皖南事變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爭
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四O年十月開始的。這年四月，希特勒德國占領北歐，五月向西線發動進攻，英法聯軍不堪一擊，在一片混亂中逃往英國，德軍進入巴黎，法國宣布投降。九月，德、意、日簽定同盟條約，正式形成法西斯三國軸心。同時，日軍霸占了越南。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蔣介石以為日美斗爭從此激化，日本將無力侵華，另一方面，日本也以退出龍州、南寧為餌向蔣介石誘降。蔣介石決心利用時機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他用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發表“皓電”，大肆誣蔑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強令黃河以南的人民抗日部隊在一個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并要五十萬八路軍、新四軍縮編為十萬人。同時密令大江兩岸的國民黨軍幾十萬人，準備向我軍大舉進攻。包圍陜甘寧邊區的軍隊也大大增加。第二次反共高潮就這樣開始了。
在對付這一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我黨在一開始即采取了既堅持針鋒相對的斗爭，又照顧團結抗日大局的立場。十一月九日，我黨以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和新四軍葉挺軍長等名義，發出“佳電”，恰當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要我軍限期北移的荒謬命令。但是，為了顧全抗戰的大局，同意將新四軍皖南部隊移至長江以北。同時，對頑固派的反共活動進行了公開的抨擊，要求解決國共兩黨間的若干重要懸案。電文向全國人民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陰謀，指出“國內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掃清道路。”這些人“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這就向人民指出了時局的嚴重危險，使人民提高警惕，準備應付突然事變。這種既堅持原則又顧全大局的態度，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也取得了中間派的同情，使頑固派蔣介石陷于被動，而我黨在政治上則處于完全主動的地位。同時，黨中央又指示華中全軍緊急動員，為應付突然事變，進行充分的政治軍事準備。
但是，奉行王明路線的項英等人，起初不顧背靠頑固派的危險，企圖株守皖南，不愿北移。以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評下，幾經拖延才決定北移，卻又違反中央指示，不按中央指出的路線前進，而去和顧祝同商量我軍北上路線。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共九千多人開始北移。這時，顧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個師共八萬余人對我軍進行伏擊。五日，我軍在皖南涇縣茂林地區同國民黨軍遭遇。由于項英指揮混亂，舉措不定，以致逐漸被頑軍合圍。面對著敵人的重兵圍攻，我軍廣大指戰員奮戰七晝夜，終于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于十四日陣地全部被占。軍長葉挺同志最后領導部隊奮勇突圍時，被竊據東南局付書記職務的饒漱石迫使去和頑敵“談判”，以致被扣。項英在危急時出逃未成，最后被反革命分子殺害。全軍除千余人英勇突圍外，其余一部被俘，大部壯烈犧性。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反咬一口，于一月十七日發出反革命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并下令湯恩伯、李品仙等部二十余萬軍隊向新四軍江北部隊進攻。第二次反共高潮至此達到了罪惡的頂點。
（宣平說：我想，后面的延安整風可能與之有關。）
事變發生之后，毛主席領導全黨迅速展開了強有力的反擊。一月二十日，中央軍委發布了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同志為代理軍長。二十九日，新四軍軍部在蘇北正式重建，并將華中我軍改編為七個師。在八路軍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進攻，堅持和發展華中的抗戰。與此同時，我黨在政治上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擊。二十二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徹底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反革命事件的嚴重政治陰謀。并嚴正警告頑固派，要他們“懸崖勒馬，停止挑牌”。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懲辦禍首何應欽等人、停止華中西北的反共活動、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等十二條，作為全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行動綱領。我黨呼吁全國人民警惕事變的發展，準備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面。并且嚴正宣告，無論時局如何黑暗，我黨和全國人民都有責任和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反動派橫行到底。
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解放區廣大軍民堅決聲援新四軍的斗爭，痛斥頑固派的反共投降罪行，并為打敗頑軍的新進攻作了充分的準備。國民黨統治區和日寇占領區各階層人民，也紛紛要求團結抗戰，反對反共內戰。許多海外華僑團體為此發出了通電。本來勸我讓步的中間人士，這時也轉而對我黨表示同情和支持。蔣介石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他的英美主子也不愿他完全投降日寇。在內外責難，狠狽不堪的情況下，蔣介石企圖用誘騙我黨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辦法來掩飾他的罪行。我黨堅決回擊了這個陰謀，拒絕出席參政會。三月二日，我黨提出了要求國民黨停止軍事進攻和政治壓迫、承認敵后抗日民主政權、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等十二條，作為解決時局的臨時辦法和出席參政會的條件。我們黨的這一系列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的陰謀，獲得了廣大人民包括中間派的廣泛同情。三月六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發表反共演說，說什么皖南事變不牽涉黨派政治，這實際上已是退兵時的一戰。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打退了。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反共投降的面目被徹底揭露，我黨的正確方針則得到了國內外一切贊成抗日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這次斗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我黨對頑固派的堅決斗爭，也支持和爭取了中間派。在這次反共高潮期間，國民黨反動派在他們的統治區大規模逮捕進步分子，鎮壓進步文化活動，實行白色恐怖。中間勢力在我黨的推動和幫助下，開始組織民主黨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正式建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同我黨合作進行抗日民主運動。這次斗爭的經驗，充分證明毛主席的統一戰線策略原則的英明偉大。毛主席在《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著作中，再一次強調了包括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統一戰線的政策。教導全黨，要認真執行《論政策》中的原則指示，防止“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善于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付反革命的兩面政策，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有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這些總結進一步豐富了我黨的斗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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