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一）
這個協定實際上承認日本占領我東北三省和熱河，并把冀東劃為日寇可以“自由行動”的非武裝區，使整個華北放置在日軍的監視之下。一九三五年，日寇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五月，日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華北統治權的要求，同時調集大量軍隊侵入關內，以武力相威脅。六月，國民黨政府在華北的代表何應欽，與日寇華北駐屯軍頭目梅津美治郎簽訂了所謂“何梅協定”，接受日寇的無理要求，使我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十月，日寇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漢奸暴動，占據了縣城。十一月，日寇進一步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國民黨政府也指派宋哲元等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寇“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并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向全國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侵略野心，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組織起來，擁護與參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反蔣的戰爭！”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又聯名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號召全國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別、武裝部隊、社會團體和人民群眾，廣泛地聯合起來，進行抗日反蔣的斗爭。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一萬多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轟轟烈烈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愛國口號。反動政府出動大批軍瞥，舉著大刀、水龍前來鎮壓。赤手空拳的學生，同反動軍警進行了英勇的搏斗。在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推備成立的那一天，北平的學生、市民三萬多人再次舉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北平學生的抗日愛國行動，得到了各地人民群眾的熱烈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武漢、長沙、太原、開封等地學生，紛紛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表示聲援。愛國的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也發表通電、宣言、談話、贊揚學生的愛國行動，要求停止內戰，武裝民眾，一致抗日，并成立各界救國會，出版救國刊物。全國人民一致反對蔣介石政府的賣國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響遍全國。“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二九”運動標志著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時期。
在革命形勢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民族革命戰爭急劇轉變的關頭，我們黨迫切需要制訂新的政治策略方針，以指導革命向前發展。“九一八”以后，王明“左”傾關門主義者沒有實行這個策略的轉變。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統治，建立了以毛主席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但是，由于當時軍事形勢非常緊急，還來不及徹底清算王明“左”傾關門主義的政治策略方面的錯誤。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毛主席進一步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策略路線方面的問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左”傾關門主義，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二十七日，毛主席根據中央決議，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路線和政策，徹底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
毛主席在報告中，首先對“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作了深刻的階級分析。當時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個變化，變動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工農階級有可能重新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其左翼有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其他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當時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時局的另一特點是，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兩種特點都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斗的方式。“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就必須徹底批判王明“左”傾關門主義的策略。王明“左”傾關門主義者認為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要筆直又筆直，這種觀點是完全不對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爭中前進，這是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中國無產階級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不僅需要有堅固的和可靠的同盟軍，而且還需要爭取一些動搖的和不可靠的同盟軍。“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滿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如果不用統一戰線的策略武器去射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就會脫離廣大的人民群眾，而把自己孤立起來。其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所以，王明“左”傾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調‘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
要建立抗日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還必須善于利用反革命營壘中的矛盾。舊中國是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爭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各帝國主義都豢養了自已的一批走狗。走狗雖屬一類，卻有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分，又有親日派與親英美派之別。反革命營壘中的這種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產階級應該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武器，把敵人營壘中被裹脅的人們，過去是敵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從敵人營壘中和敵人戰線上拉過來，集中力量去打擊當前最主要的目標。實踐證明，“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主席在報告中還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來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人民共和國仍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階級和政治集團。報告并規定了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策。毛主席在批判“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的同時，又著重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毛主席說：“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在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即將形成的時候，毛主席就及時提醒全黨要注意擔負起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警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復活。毛主席的這個重要報告，從政治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我們黨制定了民族革命戰爭的正確路線。
紅軍的東征與回師。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瓦窯堡會議后，毛主席領導全黨為爭取國內和平，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等發出了《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重申黨的抗日主張，呼吁停止內戰，表示希望首先同東北軍實現停戰，并歡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們到陜甘根據地來協商共同抗日的辦法。二月，毛主席親自率領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進入晉西晉中地區。紅軍在這個地區發動群眾，進行抗日宣傳，沒收漢奸、惡霸地主的土地財產，分配給廣大貧雇農，并且成立了抗日救亡組織，迅速發展了部隊。但是，正當抗日先鋒軍占領同蒲鐵路，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候，蔣介石卻派了十個師以上的兵力進入山西，協同閻錫山阻攔和圍攻紅軍出師抗日，同時又命令國民黨東北軍、西北軍向陜甘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為了保持抗日實力，促進統一戰線的建立，紅軍決定回師河西，以示團結抗日的誠意。五月五日，工農民主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
由于日本繼續向華北進攻，英美帝國主義為了保護它們的在華利益，開始改變對日本的態度，并給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政策以深刻的影響。日本的進攻也威脅到蔣介石的統治，使日蔣的矛盾尖銳起來。這種情況表明，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刷上升，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蔣介石政府有參加抗戰的可能。根據這一估計，我們黨從回師通電開始，采取了“逼蔣抗日”的政策，加強了對國民黨的分化和爭取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黨中央又致書國民黨中央，揭露與批判了國民黨對日寇退讓、妥協、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同時建議兩黨派出全權代表，“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為了團結抗日，信中將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
我黨采取的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行動和策略，迅速擴大了黨和紅軍在全國的政治影響，調動了各種抗日力量的積極性，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發展，加速了國民黨營壘的分化。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海、天津各日本紗廠先后罷工，響應抗日運動。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紗廠和中國紗廠共二十六個廠，四萬五千余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十二月，青島各日本紗廠工人，為響應上海工人的斗爭，也全體罷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各地抗日救國會組織的代表在上海開會，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有很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參加。會議通過了《全救成立大會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綱領》，指責國民黨政府“置外侮于不顧”，“以內戰手段排除異已”，提出了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一致抗日的要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及偽軍進攻綏遠，駐綏遠的國民黨軍隊在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下，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奮起抵抗。全國各地抗日民主運動迅猛發展，整個形勢向著有利于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向轉變。這個轉變的樞紐就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當時，駐在西安的以張學良為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在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在工農紅軍和人民抗日運動的推動下，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對內用兵的反動政策，要求迅速停止進攻紅軍，聯共抗日。蔣介石加以拒絕，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積極布置“剿共”軍事，并在西安屠殺抗日青年。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臨潼拘捕了蔣介石，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后，國民黨親日派和漢奸、托派互相勾結，散布謠言，乘機制造混亂。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調兵遣將，派出大批軍隊由洛陽進至潼關一帶，準備進攻西安，還計劃出動飛機炸死蔣介石。他們的目的是企圖煽動大規模的內戰，破壞全國抗戰局面的實現，借以制造日本滅亡中國的有利條件，并取蔣介石的地位而代之。國民黨內親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則主張南京同西安之間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事變，以維護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地位和英美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事變的發展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新的內戰爆發，全國抗戰推遲實現，一種是內戰由此結束，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早日建立。因此，西安事變的正確解決成了當時時局發展中的關鍵。
在我們黨內，張國燾等人由于對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始終表示懷疑，事變發生后，他們就主張殺掉蔣介石，“打出潼關去”，進攻國民黨部隊。這種主張，正是日寇與國民黨親日派所歡迎的。毛主席從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正確分析了事變的性質前途，堅決反對了這種錯誤主張，采取了在有利于抗戰的前提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英明決策。當時我們黨的方針是：（一）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求得和平解決。（二）聯合南京政府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推動它走向抗日的立場。（三）給張學良、楊虎城以軍事上政治上的援助，使之實現抗日的主張。（四）同時，充分作好打退南京親日派“討伐軍”進攻的準備。
十二月十六日，黨中央派周恩來同志等赴西安參加談判。十九日，黨中央發出通電，向南京國民黨政府指出：“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建議以“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為基本綱領，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毛主席的正確方針指引下，經過種種艱巨的斗爭，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
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陽發表了一個內容含糊曲折的所謂《對張楊的訓詞》。他迫于形勢，不得不接受我黨的抗日主張，開始轉變其十年反共內戰政策，但又要堅持專制獨裁，極力掩蓋西安事變的真相。針對蔣介石的兩面政策，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發表了《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嚴正指出，蔣介石的出路，只有“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污垢，徹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如果蔣介石還要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那末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必將他席卷以去。毛主席的這個聲明，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迫使蔣介石向著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向轉化。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我黨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推動國共兩黨的合作，于二月十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迅速準備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是：停止武裝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民主政府和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普選和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在我黨的堅決斗爭下，在全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壓力下，國民黨三中全會終于否決了親日派汪精衛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決議案，通過了一項實際上接受國共合作抗戰的提議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基本上實現了。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召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王明“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結果。這時，從全黨范圍來說，王明“左”傾關門主義的惡劣影響還沒有徹底肅清，仍然是黨內的主要錯誤傾向。但在同時，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建立，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傾向也開始抬頭了。
在新的形勢下，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王明，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從極“左”跳向極右。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間，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就暴露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一九三五年底瓦窯堡會議后，他繼續在國外發表了《抗日救國政策》等文章，鼓吹階級合作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主張建立在國民黨領導下的“國防政府”和以國民黨軍隊為中心的“抗日聯軍”。
一九三六年春，叛徒、內奸、工賊XXX從革命根據地到達國民黨統治區，在天津竊據了黨的北方局的領導職位，竭力販賣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他熱衷于走上層路線，搞合法主義，主張對蔣介石政府“委曲求全”、“卑躬屈節”，貫徹了一條錯誤的白區工作路線。八月，他又指使薄XX等幾十個人在監獄中叛變自首，結成了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叛徒集團。
因此，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逐步建立，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已經迫切地提到黨的面前了。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準備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到來，牢牢把握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系統地分析了從“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以來的新形勢，總結了這一階段革命運動的新經驗，指出“爭取和平”的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用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實現抗戰。
毛主席指出，要實現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必須“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甩巴主義作斗爭”。
我們黨內歷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議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多數群眾的惡劣傾向。這時，黨內有“左”傾觀點的人，觀察問題不從根本之點出發，而從許多局部和一時的現象出發，于是對形勢形成了一幅暗淡的畫圖。他們認為“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否認國民黨開始轉變，否認新階段的到來和新任務的提出。這種估計是錯誤的。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暫時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不從這一點出發，就會否認過去一年半以來為建立統一戰線而作的努力，就不可能把革命車輪推進一步。因此，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則以民族斗爭來否定階級斗爭，抹煞國內的階級矛盾。他們在國內和平實現后，只講抗日，不要民主，把抗日與民主對立起來。毛主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盾矛本身依然存在著，并沒有減少或消滅。”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的發展以有利條件。毛主席還指出，抗日是人民的抗日，抗日需要人民的動員，因此，就要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日戰爭，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所以，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自由權利的取得，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針對右傾機會主義者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要求的錯誤，毛主席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只有認清黨在統一戰線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堅決向尾巴主義作斗爭，才能保證我黨實現對于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
黨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自己對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是這樣的口號。為了實現這些基本政治口號，還要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如“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等，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黨應該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黨的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和紀律的嚴格。
毛主席在報告中強調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我們黨面臨著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的任務，就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情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柚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毛主席號召全體干部學習革命先烈，把自已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已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還不夠，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領袖。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毛主席這兩個報告，批準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為我黨領導抗日戰爭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發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光輝著作，并在黨中央舉辦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作了講演。這部光輝著作，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斗爭的總結，是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在這部著作里，毛主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深刻地批判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等在軍事問題上右的或“左”的機會主義路線，特別是著重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加完整地為我們黨制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
毛主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一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不了解中國蘋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這是我們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必須遵循的指導原則。
毛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中國革命戰爭敵我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等具體情況進行了具體分析，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有四個主要特點，即：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這些特點規定了紅軍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敵人，又不可能很快發展和很快戰勝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如果弄得不好，還可能失敗。“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著，即是說，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的。”我們黨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都必須從這些特點和規律出發。毛主席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豐富的實踐經驗，制定了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御”的指導路線和“誘敵深入”、“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系列正確的作戰方針原則。
毛主席指出：“積極防御，又叫攻勢防御，又叫決戰防御。消極防御，又叫專守防御，又叫單純防御。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御。”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后發制人，以小敵大，以弱勝強的根本指導思想。它把進攻和防御這兩種戰爭運動的基本形式辯證地統一起來，做到戰略上的防御和戰役戰斗上的進攻緊密結合，防中有攻，防是為了攻，攻防交替運用。它通過誘敵深入、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系列戰略戰術的正確運用，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使我在戰略上完全掌握主動，迫使敵人由全體上的優勢變成劣勢，由戰略上的進攻變成防御，我即以戰略反攻和進攻，與敵人進行戰略決戰，向敵人實施戰略追擊，直到徹底消滅敵人，贏得戰爭的勝利。
為了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毛主席制定了誘敵深入、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
誘敵深入，就是實行有計劃的戰略退卻，把敵人放到根據地內部來打。這是處于劣勢的紅軍在優勢敵軍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毛主席指出：“對于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卻到根據地作戰，因為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進攻的辦法。”把敵人放進來，我們就能廣泛動員人民用各種各樣的行動參戰，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有計劃地誘敵深入，可以使我軍主力相應地集中，進行機動作戰，選擇有利戰場，迫使敵人就范。它可以使敵軍發生錯誤，分散兵力，背上包袱，疲勞沮喪，到處挨打。這樣，就能以我之長擊敵之短，戰勝敵人。
集中兵力，就是在戰役戰術上，以優勢對劣勢，以多數對少數。“從戰略防御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著。”從戰略上、全體上看，敵是多兵外線進攻，我是少兵內線防御；敵強我弱，敵主動，我被動。但是，由于我軍采取集中兵力的原則，在戰役和戰斗上就能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以優勢兵力打敵一部，再及其余，各個擊破。這樣，在戰役戰斗上、局部上，我變成了強者，敵變成了弱者，我主動，敵被動，從而逐步地從整體上改變原來敵強我弱的態勢，改變在戰略上敵主動、我被動的地位，實現了整個形勢向著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方面轉化。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紅軍的作戰形式，“基本的是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意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打運動戰，就能使我主力部隊在廣闊的戰場上，高度地機動，大踏步地前進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創造和捕捉有利戰機，充分發揮我軍的長處，充分利用敵軍的弱點，出其不意地殲滅敵人。“基本的是運動戰，并不是拒絕必要的和可能的陣地戰。”出于戰略防御和戰略反攻的需要，對于某些戰略要點和重要陣地的堅守，對于敵人某些設防陣地和據點的攻擊，都是應該承認陣地戰的。
“戰略的特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紅軍戰爭的兩個同時并重的原則。因為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地生長的，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決定了我軍長期作成的戰略方針。但是，“戰役和戰斗的原則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紅軍的武器尤其是彈藥沒有來源，敵軍有很多支部隊，紅軍只一支部隊，敵軍比較地密集等情況下，我軍必須實行速決戰。為了打速決戰，須要創造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條件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回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打駐止而陣地尚不鞏固之敵。”
殲滅戰，就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通過不斷消滅敵人，壯大自己，逐漸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直到最后戰勝敵人。毛主席指出：紅軍作戰的“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擊潰戰對于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于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的。毛主席指出，“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象一個獨臂將軍。”紅軍實行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赤衛隊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的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就能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發揮自己的優點，利用敵人的弱點，達到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毛主席對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特別是對王明“左”傾軍事路線進行了系統的批判。指出王明、林X所推行的軍事路線，“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實踐論》、《矛盾論》等光輝哲學著作的發表
在土地革命戰爭快要結束，抗日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為了總結我黨長期斗爭的歷史經驗，從思想上、理論上引導全黨分清路線是非，從兩條路線斗爭中吸取必要的經驗教訓，偉大領袖毛主席寫下了一系列光輝的哲學著作。
從思想上、理論上分清路線是非，最主要的就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弄清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的思想根源，分清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什么是辯證法，什么是形而上學。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斗爭中，總是從認識論的高度來揭露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根源，不斷地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來武裝全黨。
早在一九三O年五月，毛主席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出發，深刻地闡明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意義，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毛主席尖銳地指出：“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并且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主席尖銳地批判了歷代尊孔派和黨內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先哲”之類的唯心論先驗論，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主席又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兩部哲學著作，并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了講演。毛主席在這兩部光輝哲學著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王明路線，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從思想上、理論上系統地總結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認識世界的總規律和宇宙發展的根本法則。
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人的認識依賴于人的社會實踐。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否認了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離開了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就不可能獲得任何可靠的知識。毛主席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原理，批判了王明、孔老二輕視實踐，認為人的知識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唯心論的先驗論。
《實踐論》分析了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飛躍，指出“認識開始于經驗一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認識有待于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于發展到理性階段一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人的認識，在低級階段，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表現為理性的。感性和理性兩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實踐論》又分析了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飛躍，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理論必須再回到實踐中去，用到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
總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
“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我們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在認識論上，都是既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又反對進行調查研究和革命實踐，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理論和實踐統一這個根本觀點背道而馳的。王明之流絕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來研究中國革命實踐，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片言只語，去嚇唬人們。他們堅持唯心論和主觀主義，反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進行調查研究和階級分析，反對理論聯系實際。而有一些長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斷經驗的同志，不了解理論對于指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把局部經驗當作普遍規律，對了不知對在那里，錯了不知錯在何處，因而有時上當受騙，做了這種假馬克思主義者的俘虜。為了保證黨在政治路線上的正確，必須堅持思想上、理論上的正確路線。“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高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毛主席強調指出，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展。“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用這個觀點來分析我們革命失敗和勝利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黨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起作用的。當我們清算了陳獨秀機會主義，革命就重新發展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又受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打擊，是因為黨內產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當我們清算了王明路線時，革命又重新發展了。所以，“一個政黨要引導草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毛主席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因此，在我們黨內始終存在著矛盾斗爭。“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矛盾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各別事物的特殊本質，才有可能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本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出發，進行考察。然而，王明之流卻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完全不管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毛主席還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區別”。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因此，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我們黨正確地決定政治上、軍事上的路線和政策的一個重要方法。但是，王明機會主義者卻與此完全相反。他們根本拒絕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不分析每個革命時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在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時候，改變自已的政策和策略，導致了革命的嚴重挫折。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后，還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毛主席指出，“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一切矛盾著的東西，都是互相聯系著的，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我們黨正是按照這個客觀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去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而反動派鼓吹“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妄圖論證剝削壓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求永世不變地長存下去，以反對社會變革，反對人民革命。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堅持這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死的、凝固的東西。機會主義者的這種主觀主義，一害革命，二害自己。
毛主席指出，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我們黨內正確思想同錯誤思想的矛盾，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并不一定馬上表現為對抗性的。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須對錯誤思想進行嚴肅斗爭，另一方面又要給犯錯誤的同志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但是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并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歷史證明，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于他們的階級本性和兩面作風，是很難改正錯誤的。
《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偉大的哲學著作，批判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清算了“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基礎，大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給了全黨以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
第七節 以魯迅為旗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戰線上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在對革命根據地發動反革命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又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了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以魯迅為首的戰斗的左翼文化運動，配合人民革命戰爭，進行了堅韌不拔的斗爭，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成為當時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這場深刻的文化斗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在文化戰線上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魯迅以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自覺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向機會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黨的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魯迅寫下的一系列的戰斗檄文，是廣大共產黨員必讀的著作。
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反動文人，在它的指揮刀的保護下，亮出各種招牌，瘋狂地“圍剿”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藝。正是在這刀光劍影中，魯迅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團結并率領廣大的進步文藝工作者，進行了英勇的戰斗，粉碎了他們一次又一次的進攻。
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二）
魯迅在同“新月社”的斗爭中，撕開了胡適、梁實秋之流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的假面具，截穿了他們“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真面目。之后，一部分墮落的文人公開投靠國民黨反動派，掛起“民族主義文學”的招牌，歌頌侵略戰爭，鼓吹民族投降主義。魯迅憤怒地斥責他們是“洋大人的寵兒”，揭露了他們出賣民族的奴才本相，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賣國投降政策。正當魯迅同“民族主義文學”進行斗爭的時候，托派匪徒胡秋原卻打著批判“民族主義文學”的幌子，販賣資產階級的“文藝自由論”，攻擊革命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就是剝奪作家的“自由”，“破壞藝術形式”。魯迅辛辣地諷刺了這伙匪徒，指出他們是“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思主義里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與托匪“自由人”同時出現的，是以蘇汶為代表的所謂“不偏不倚”的“第三種人”。他們宣揚超階級的、永久的文藝，并居心叵測地向受著反動派殘酷壓迫的“左翼”文壇要“創作自由”。魯迅剝開了他們的偽裝，指出他們雖然標榜自己是“第三種人”，實際上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不過是頑固地堅持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而已。在這場尖銳的斗爭中，以買辦資產階級文人林語堂、周作人為代表的“論語派”，大肆提倡“閑情逸致”的“幽默”小品，為國民黨反動派粉飾太平。魯迅尖銳地指出，這是一群“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他們捧出“幽默”來，無非就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借以麻醉人民。魯迅正是在這一次又一次圍攻中，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以階級分析為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動謬論，殺出了一條前進的道路。
（原注：新月社，是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化團體，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因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一一九三三年)而得名，主要成員有胡適、梁實秋、徐志摩、葉公超等。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后，他們從原來依附于北洋軍閥轉而向國民黨反動派賣身投靠。在政治上公開反共反人民，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統治效勞，在文學上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和“為藝術而藝術”等謬論，攻擊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運動，充當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急先鋒。
所謂“民族主義文學”，是國民黨反動派直接策劃的賣國主義文學運動。一九三O年六月，由國民黨特務、反動文人王平陵、朱應鵬、傅彥長等發起，主要刊物有《前鋒周報》和《前鋒月刊》。他們妄圖用“民族主義”的口號掩蓋國民黨反動派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實質，配合其主子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對抗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運動。
魯迅：《論“第三種人”》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正當魯迅同反動的“民族主義文學”進行斗爭時，反動文人胡秋原、蘇汶（即杜衡），自稱居于國民黨反動派和左翼革命文藝陣營之間，偽裝成所謂“自由人”、“第三種人”，打著批評“民族主義文學”的幌子，販賣資產階級的“文藝自由”論，宜揚超階級的、“永久”的文藝，反對文藝為革命政治服務，攻擊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運動，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效勞。
論語派，是資產階級文學的一個流派，以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創辦《論語》半月刊得名。以后又陸續出版過《人間世》、《字宙風》等期刊。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語堂、周作人、邵洵美等。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時，他們提倡所謂“幽歌閑適”的小品文，引誘青年逃避現實斗爭，起著麻痹人民群眾的反動作用。
魯迅：《“題未定”草》
魯迅：《“論語一年”》）
魯迅還切密切配合紅軍的反“圍剿”斗爭，猛烈地抨擊了國民黨對內對外的反動政策。他根據形勢的發展，通過對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及其“以華制華”的老法寶，揭露了蔣介石賣國集團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反革命嘴臉。魯迅用高超的文筆，勾畫了買辦官僚們在國難聲中一面逃跑投敵，一面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態，戳穿了他們污蔑共產黨和勞動人民的反動宜傳。同時，魯迅猛烈地抨擊了國民黨反動派賴以安身立命的反動理論基礎一一“孔孟之道”，發表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等著名討孔檄文，徹底批判了孔家店的反革命本質。魯迅深刻地指出，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動統治階級捧出尊孔這塊招牌，都是“懷著別樣的目的”的，一語道破了尊孔復古的反動用心。魯迅的文章、講話和宣言，是匕首，是投槍，刺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心驚膽顫，坐立不安。
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運動的深入開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懼。他們采取了種種卑劣的法西斯手段，查封、搗毀進步文化團體，逮捕以至殺害進步人士。魯迅本人曾被“通緝”，多次被迫轉移。一些戰友被秘密殺害。但是，魯迅仍然不計個人安危，“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決不退縮一步。在白色恐怖中，魯迅先后用了一百三十五個筆名，以隱晦曲折、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堅持斗爭，表現了無產階級命革家頂惡風、成逆
流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原注：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
正是以魯迅為首的戰斗的左翼文化戰線的英勇斗爭，使得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也罷，封建買辦文化的精神枷鎖也罷，御用文人的偽裝欺騙也罷，統統挽救不了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失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影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新民主主義論》)
文化戰線上反革命的“圍剿”和革命的反“圍剿”之間的斗爭，實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文化戰線上的領導權的斗爭。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不久，在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影響下，創造社、太陽社里的某些人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挑起了關于革命文學問題的論爭。他們采取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態度，多方圍攻魯迅。魯迅向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九三○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魯迅發表了著名的講話《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就左翼作家隊伍的建設問題，提出了綱領性的意見。魯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左”傾機會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以及思想上的個人主義，指出它們的哲學基礎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主觀唯心主義。這個講話，實際上成為指導戰斗的左翼文化運動的綱領。
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竊取了“左聯”領導職務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四條漢子”，在政治上推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實行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上則以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論為指導，形成了一條三十年代的文藝黑線，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但是，魯迅并沒有被他們的反動氣焰所嚇倒，他領導和團結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向這條文藝黑線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
魯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了更好地去戰勝敵人，積極團結廣大作家，對周揚之流的錯誤曾作過多次嚴肅的批評和幫助。但是，周揚一伙為了推行他們的錯誤路線，卻大搞宗派分裂活動，拒絕魯迅的勸告。他們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唆使同伙或親自出馬，發表化名文章，制造謠言，施放暗箭，惡意誣蔑和攻擊魯迅。他們實際上是充當了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別動隊。對此，魯迅曾經憤怒地指出，“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
（原注：魯迅《給楊霽云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紅軍長征勝利以后，國際國內的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動。毛主席、黨中央根據這個新變化，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周揚一伙卻追隨王明，從極“左”跳到極右。一九三六年春，他們背著魯迅，解散了“左聯”，并公開提出了“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口號。陳獨秀一伙托洛茨基匪徒，這時則極“左”面貌出現，惡毒攻擊我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并利用周揚一伙圍攻魯迅的機會，妄圖挑撥魯迅和黨的關系。
魯迅為了駁斥托派匪幫，于六月九日寫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懷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嚴正聲明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熱情地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魯迅無情地揭穿了托匪的理論“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不免要“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痛斥托匪“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實在“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十日，魯迅又寫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抓住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關鍵問題，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口號，擊中了“國防文學”的要害。
由于魯迅對周揚一伙深刻揭露，迫使他們的主子不得不親自出馬上陣。大叛徒XXX化名莫文華，拋出黑文，叫嚷統一戰線要“更大膽些，更放手些，把門完全打開！”一直緊跟王明的隱藏在黨內的叛徒、托派、國民黨反共分子陳XX，這時也跳了出來。他叫嚷兩個口號的論爭應當立即“休戰”，卻又吹噓“國防文學”“是聯合戰線的口號”，“是不可駁倒的”，誣蔑“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宗派主義”。他還拋出了“國防哲學”這個資產階級的口號，鼓吹要“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新啟蒙運動”，在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幫助、合作下，讓反共頭子、買辦文人、文化特務以及資產階級學者，以封建的“孔孟之道”，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和蔣介石標榜的”禮義廉恥”，來“開發民智”，“啟蒙大眾”。這種所謂“國防哲學”，同周揚一伙的“國防文學”以及“國防音樂”、“國防戲劇”等等，完全是一丘之貉，都是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產物，是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的幫兇。
（原注：劉少奇《民族解放的人民陣線》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尤其令人氣憤的是，周揚之流明知魯迅病情轉重，卻指使徐懋庸寫信罵上門去，乘機“大布圍剿陣”。他們攻擊魯迅“對于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胡說無產階級“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要“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否則就會“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徐懋庸還指桑罵槐地誣陷魯迅“破壞聯合戰線，無異于托派”。魯迅敏銳地看出，“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于是，魯迅以驚人的革命毅力克服病痛，扶病口授《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并化了四天時間親自加以修改和增寫。文章再一次聲明堅決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文章指出，周揚一伙所侈談的什么“基本的政策”，只不過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的東西。魯迅又根據他豐富的階級斗爭經驗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正確地斷言：“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遭。”魯迅在臥病期間，就是這樣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周揚一伙所推行的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為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原注：魯迅《給楊霽云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不幸在上海逝世。魯迅的一生，是共產主義者光輝戰斗的一生。他堅持革命作家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斗爭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社會，改造客觀世界，同時又切切實實地無情地解剖自已，改造主觀世界。直到臨終前兩個月，他還表示，“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魯迅正是以這種革命一輩子、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的精神，在斗爭實踐中，認真讀書，真正弄通馬列主義，成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作了崇高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草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設有絲老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兩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原注：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十三）
本章小結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戰爭（又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或十年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為推翻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國內革命戰爭。
這個時期，由于有了前一階段的經驗，由于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的進一步的了解，由于全黨干部更多地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更多地學會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我們黨就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地依靠著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黨內涌出，而且變成了黨的中心骨干。黨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和重大成功。
這個時期，我們黨曾遭受過多次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關于情況的通報》)當我們黨同國民黨分裂，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以后，很快又出現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個時期內，雖然出現過陳獨秀取消主義、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張國秦的右傾分裂主義以及其他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的傾向，但是，主要是這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特別是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危害極大，教訓極深。
兩條路線，兩種結果，從正反兩個方面教育了全黨。按照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沒有人有了人，沒有槍有了槍，沒有政權有了政權，按照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卻丟掉了人，丟掉了槍，丟掉了革命根據地，使工農紅軍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經過革命實踐的反復檢驗，證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從此，我們黨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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