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地革命戰爭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的政治狀況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建立了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當時的中國，除南京蔣介石集團和武漢汪精衛集團互相對立外，在北方，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著東北和河北、山東，閻錫山控制著山西，馮玉祥駐軍洛陽；在南方，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蔣介石合作，桂系的另一部分李濟深、黃紹竑則盤踞在廣州，粵系軍閥也保持著相當的勢力。日本希望促成蔣介石、閻錫山、張作霖的合作以進攻汪精衛、馮玉祥，英美則企圖實行寧漢合作以進攻張作霖。一九二七年八月，汪精衛等人到南京和蔣介石進行政治分贓。因為分贓不均，十月就爆發了蔣介石、李宗仁和汪精衛、唐生智間的戰爭。十一月到十二月，又發生了爭奪廣東的粵桂成爭。一九二八年二月，蔣介石操縱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當上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獨霸了黨政軍大權。接著，蔣介石、馮玉樣、閻錫山和李宗仁、白崇禧四派新軍閥，取得了暫時的妥協。四月，它們聯合發動了所謂“北伐”，進攻北方的舊軍閥張作霖。六月，張作霖放棄北京逃往關外，在沈陽附近的皇姑屯車站，被他的主子日本帝國主義炸死。國民黨宣告“北伐勝利”。十二月，在美帝國主義的居間調停下，以張學良為頭子的東北軍閥宣布放棄“獨立”，歸從“國民政府”。至此，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名義上統一了全國。但是，實際上蔣介石政權從來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兩廣西南、西北、華北、東北各地軍閥都保持半獨立的狀態，并不斷地和南京政府發生公開對立以至戰爭。蔣介石南京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只有長江中下游幾個省。
蔣介石反動派利用他們掌握的國家政權，迅速地形成了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他們通過發行公債，販賣軍火，征收苛捐雜稅，舉借外債，投機買賣，兼并民族資本以及其他各種辦法，橫征暴斂，殘酷地掠奪中國人民，集中了大量的財富。他們還通過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大銀行，濫發紙幣，控制了全國的金融。一九三六年，四大銀行的資產總額和各項存款，均占全國銀行的百分之五十九，發行的兌換券占百分之七十八。加上他們所挖制的其他銀行，全國金融業絕大部分都為四大家族所霸占。同時，四大家族又逐步在商業、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確立了壟斷地位。抗日戰爭前夕，四大家族已經獨占了進出口貿易，控制了國家資本的全部工礦，統制了大部分私營工商業，掌握了大量的房地產，把持了全國的新聞出版事業。這樣，四大家族就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形成為中國近代最大的壟斷資本。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它又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蔣介石反動政權同北洋軍閥政府一樣，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的工具。它徹底地投靠外國帝國主義，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賣國政府。蔣介石在實現“統一”以前，就積極尋求帝國主義的進一步支持。一九二七年九月，蔣介石帶了親日派政客張群訪問日本，同日本帝國主義頭子田中義一秘密商談，達成默契。蔣介石以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地位和權益”為條件，換取了日本對他的支持。十一月，蔣介石又與美國簽訂了美蔣關系密約，并通過美帝走狗、大買辦宋子文，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更緊密地勾結起來。一九二八年三月，蔣介石竟向炮擊南京、鎮壓中國革命的美英等帝國主義表示道歉和賠款。同年五月，蔣介石在美英帝國主義支持下進攻奉系軍閥，日本為了阻止美英勢力向北發展，派兵侵占濟南，屠殺中國軍民五千多人。全中國人民對此無不憤怒異常，而蔣介石卻無恥地下令不準抵抗。說什么“日本要求槍枝。即以槍枝與之；要求捕作俘虜時，即聽其捕作俘虜”；甚至提出“為救一日人，雖殺十人亦可”。拿著中國人的頭顱向日本侵略者乞降，徹底地暴露了這個賣國政權的反動本質。
（原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由于蔣介石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迅速擴大了。帝國主義的對華投資，一九一四年為十六億一千零三十萬美元，一九三一年便增加至三十二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美帝國主義加速對華商品輸出，使中國入超猛增，一九二七年為九千四百三十萬海關兩，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五億二千四百零一萬海關兩。帝國主義還派遣了大批顧問，直接控制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大權，成為蔣介石政府的太上皇。
蔣介石政權對外投降賣國，對內則實行法西斯專政。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是蔣介石維持其反動統治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其中，軍事鎮壓是主要的一手。蔣介石視軍隊如生命，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逐步建立了一支以黃埔系反動軍官為骨干的反革命軍隊。這支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也超過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僅陸軍，就有近二百個師。軍費的支出，約占全部軍政費用支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蔣介石還建立了龐大的特務機構，滲透在國民黨的黨、政、軍、文化教育機關直至經濟部門里。其中最大的兩個：一個屬于“C.C”系，一個屬于藍衣社。這些特務組織既采用了德、意、日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手段，又承襲了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野蠻統治方法。蔣介石靠著這些反革命軍隊和組織，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向全國人民開展了進攻。中國人民處在曠古未有的暴政之下。
（原注：CC系：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授意陳果夫、陳立夫擴大“浙江同志會”，在南京成立“中央俱樂部”，以把持國民黨黨務和文化教育等部門。其中，專設職業特務機構“調查科”。一九三八年，更名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隸屬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簡稱“中統”。關于CC有兩種說法：說，“陳”字英文拼音第一個字母為C。CC即兩陳的意思，或說，CC是“中央俱樂部”的英文譯名Centyal club的速寫。
藍衣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
仿效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的“褐衫黨”，組織“藍衣社”，專門從事破壞革命運動、捕殺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的罪惡活動。一九三二年成立“復興社”，社員制服為藍衣藍褂。其核心組織為“力行社”，由特務頭子戴笠主持。一九三八年在“藍衣社”的基礎上，成立了特務組織“軍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據極不完全的統計，在蔣介石上臺后的五年中，被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達一百萬人以上。廣大工人在大革命時期爭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都被剝奪得一干二凈。革命工會被封閉解散，積極分子被開除出廠，罷工成了“犯罪”的行為。工人大批失業。工資日益下降，僅武漢一地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降低了工資。而工時卻普遍增加了，一般由十小時延長至十二小時甚至十四小時。地主階級瘋狂地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廣大農民在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革命權力被豪紳地主所摧毀，農民協會被解散，農民領袖遭迫害。農民負擔的賦稅，超過以往任何歷史時代。例如，江蘇許多地方的田賦附加稅，到一九三三年已超過正稅的十倍至二十六倍，湖南則超過十倍至三十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大批失學失業。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也受到各種苛捐雜稅的壓榨，瀕臨破產。追隨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做朋友，得到的只不過是民族工商業的破產或半破產的境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上海民族資本家的工廠被迫倒閉、改組的約有五百家，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國內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下，革命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革命暫時進入了低潮。我們黨被迫轉入地下，同群眾的聯系受到很大的限制。黨員大批被捕被害。一些在革命高潮時混進黨內的不堅定分子，這時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有的叛變，有的脫黨。黨員人數從五萬七千多人下降到一萬人左右。工人運動暫時被鎮壓下去了。工會會員從二百九十萬人減少到三萬多人。農民運動受到了殘酷鎮壓。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時期，有組織的農民曾經發展到九百四十多萬，這時則沒有廣泛的群眾的革命高潮。民族資產階級站到了蔣介石反動派一邊來反對工農，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則由動搖而離開了革命。革命的力量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中國革命的頭一個高潮過去了，新的高潮還未到來，革命的形勢正處于兩個高潮之間。
但是，革命發展的基礎是雄厚的。革命的高潮一定會到來，這是因為，引起中國革命的社會矛盾，不但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一天一天在激化。毛澤東同志當時深刻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授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房害。”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眉，仍然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革命的內容，“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等存在？》)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任務，就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正確分析中國的社會矛盾，根據變化了的客觀形勢，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將革命逐步引向勝利。
第二節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反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著作的發表
南昌起義。“八七”會議。秋收起義
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論聯合政府》)蔣介石、汪精衛以及陳獨秀這些反面教員，使我們黨認識到領導武裝斗爭的重要性，懂得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七月，黨決定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并組成了以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八月一日清晨一時，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等同志領導的南昌武裝起義爆發了。參加這次起義的有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原北伐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南昌軍官教導團和第二十軍，共三萬多人。經過三、四小時的戰斗，敵軍全部被殲，南昌城飄起了革命的紅旗。起義勝利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召開了數萬人的群眾大會，頒布了革命政綱。南昌起義的消息傳遍四方，江西、湖南和湖北的農民紛起響應。可是起義部隊沒有和附近的農民運動結合起來，以農村為根據地開展革命斗爭，而是企圖重新占領廣州，打開海口取得外援，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然后再舉行北伐。八月五日，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向南進發，經江西的臨川、廣昌、瑞金、會昌轉入福建的長汀、上杭，再經廣東的大埔進而占領潮州、汕頭，沿途打敗了大批堵截的敵軍，但部隊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九月底和十月初，這支冒暑遠征的孤軍，在湯坑、三河壩、流沙等地，先后受到優勢敵軍的圍攻，遭到了嚴重的失敗。起義留下的部隊，一部分退到廣東的海豐、陸豐，與當地的起義的農民武裝會合，堅持斗爭。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同志的率領下，退出廣東，經過江西，轉入湖南南部，進行游擊戰爭。
南昌起義的正確方面是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在全國人民中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斗爭的旗幟。錯誤的方面是沒有到農村去發動和武裝農民群眾，建立根據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賴外援。
八月七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清算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在領導權、武裝斗爭、土地問題上的錯誤，撤消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方針，指出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中階級斗爭劇烈的關鍵。”會議還決定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指出土地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的問題，黨必須自下而上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八七”全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戰爭和戰略問題》)“八七”會議后的一段時間內，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會議在注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沒有注意掩蓋著的另一個傾向，以致在著重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出現了“左”的傾向的抬頭。
（原注：引自《最近農民斗爭的決議案》（一九二七年八月））
毛澤東同志出席了這次會議，提出了實行武裝斗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的正確主張，并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會后，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代表黨中央領導改組湖南省委，并積極準備發動秋收起義。八月十八日，改組后的湖南省委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秋收起義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會上指出：秋收起義的目的是要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黨應當以主要力量來領導武裝斗爭，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用槍桿子推動土地革命。湖南省委并決定成立以毛澤東同志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來領導這次起義。
為了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同志親自來到安源礦工和平江、瀏陽、醴陵一帶的農民自衛軍中，組織革命的武裝。九月八日，震撼全國的秋收起義在湖南、江西邊界各縣首先爆發了。參加這次起義的，有未趕上南昌起義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安源工人武裝和平江、瀏陽、醴陵，萍鄉等地農民自衛軍，合編為工農革命第一軍第一師，
（原注：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其干部多為共產黨員。汪精衛叛變革命后，這個警衛團于八月三日離開武昌，準備到南昌參加武裝起義，行至中途，聞南昌起義軍已南下，乃到修水與平江瀏陽農軍回合。）
共納八千人。原計劃分三路進攻，右路自修水進攻平江，中路自銅鼓進玫瀏陽，左路自安源進攻萍鄉，醴陵，向瀏陽挺進，三路取得勝利后，在長沙工人的配合下，進攻長沙。而起義部隊在瀏陽等地戰斗中，遭到了嚴重的挫折。被迫退到瀏陽文家市。毛澤東同志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認為要占領長沙這樣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說服了其他同志，率須工農革命軍沿湘贛邊南下，向井岡山地區進發。部隊在進軍途中，打退了敵人多次的截擊，于二十九日到達江西永新縣境的三灣村。
在三灣，毛澤東同志以敢于革命、做于斗爭的精神。鼓舞指戰員的革命斗志，扭轉了部隊由于戰斗失利而產生的悲觀失望情緒。接著，領導部隊進行了改編，將原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在改編中，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并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班排有小組，連有支都，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置黨代表。全軍成立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同志親自擔任書記。“三灣改編”確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奠定了基礎。
十月上旬，毛澤東同志率領這支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的大龍、茅坪，開始了創建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革命實踐，把革命的紅旗插到了巍巍的并岡山上。
緊接著秋收起義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爆發了廣州起義。黨的廣東省委利用廣東軍閥張發奎、黃琪翔與廣西軍閥黃紹竑為爭奪廣東地盤而混戰的時機，以廣州工人赤衛隊和葉劍英同志率領的第四軍教導團為主力，發動了武裝起義，并成立了工農兵政權——廣州公社。但廣州起義也沒有認識到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必要性，隊伍沒有及時轉移到附近海陸豐農村，同農民起義力量相結合。當國民黨反革命軍隊五萬多人，在帝國主義軍艦的掩護下，圍攻廣州時，雖經三天三夜的血戰，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告失敗。起義的領導者張太雷同志也在戰斗中犧牲。
此外，還有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領導的江西橫峰、弋陽等縣起義，朱德、陳毅同志領導的湘南起義，彭湃同志領導的廣東海豐、陸豐起義，謝子長、劉志丹同志領導的陜西渭華起義，張鼎丞、鄧子恢同志領導的閩西起義，滕代遠、黃公略同志領導的湖南平江起義，以及湖北、河南、江蘇、河北、山東、四川等地的起義。特別是方志敏同志領導的橫峰、弋陽起義，執行了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將起義隊伍迅速轉入山區，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不斷擴大革命武裝，創建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
以上這些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攻的回擊。它推動了武裝斗爭的發展，為創造工農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準備了必要的基礎。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戰爭和戰略同題》）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湖南秋收起義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適時地把革命的工作重心轉移到農村，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井岡山在羅霄山脈的中段，位于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邊區，周圍有遂川、寧岡、永新、酃縣以及茶陵、蓮花等縣，方圓五百多里。這里離中心城市較遠，敵人統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發展卻可以影響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井岡山人民深受豪紳地主的壓迫剝削，有強烈的革命要求，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曾開展對土豪劣紳的斗爭，經受過革命的洗禮。井岡山峭壁聳立，地形險要，作戰時進可攻，退可守，周圍又盛產稻谷南瓜，可供軍隊食用。因此，毛澤東同志選定在這里首先建立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經歷了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紅軍初到井岡山時，附近各縣的黨組織已被敵人破壞了，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農民自衛軍原有九百七十枝槍，僅保存下來一百二十七枝，其余一概被土豪繳去。經過革命失敗的打擊，群眾的革命情緒受到嚴重的挫傷。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澤東同志到達寧岡的大龍、茅坪后，決定分兵到寧岡、遂川、永新、茶陵、蓮花各縣，開展游擊戰爭。下旬，工農革命軍上了井岡山，建立了中心根據地。十一月中，毛澤東同志乘蔣介石、唐生智之間爆發內戰的有利時機，派兵向茶陵游擊，建立了茶陵工農兵政府。次年一月初，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打敗地主武裝肖家壁部，攻占遂川城，成立了遂川工農兵政府。二月中，毛澤東同志又親自率領工農革命軍攻打寧岡新城，繳槍四百多支，活捉偽縣長張開陽，并建立了寧岡工農兵政府。工農革命軍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向群眾作革命宣傳，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幫助群眾建立農民協會等革命組織。各縣的黨組織也先后恢復起來。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等縣，都已經有了黨的縣委，成為領導群眾斗爭的核心。工農紅軍還幫助地方建立群眾武裝，并把原在井岡山的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步建立起來。一九二八年三月，成立了井岡山紅色政權——湘贛邊界工農民主政府。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昌起義余下的二部分部隊在朱德，陳毅同志的帶領下，從湘南來到井岡山，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隊伍會師。五月四日，兩支革命軍隊在寧岡縣礱市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共約一萬多人，二千多支槍。毛澤東同志任黨代表，朱德同志任軍長。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開創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道路，這就是：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進行農村游擊戰爭，開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在黨領導下依靠槍桿子發展起來的。一九二八年四至七月，正是南方反動統治暫時穩定的時期，江西、湖南兩省敵人，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多次“會剿”，妄圖撲滅這個革命的火焰。敵軍少者八、九個團，多者達十八個團，超過紅軍數倍。然而，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指揮下，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地方赤衛隊的配合，采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粉碎了敵人的“會剿”。毛澤東同志總結了紅軍游擊戰爭的經驗，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十六字決的作戰原則。在這個正確原則的指導下，紅軍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五月初，敵人進攻遂川的五斗江，紅軍避實就虛，從側面打擊敵人，在黃坳、五斗江等地，消滅了來犯之敵，還攻占了永新縣城。不久，敵人又來進犯，紅軍先在茶陵的高隴打退了湖南敵軍，接著又在永新的澧田打退了江西敵軍，乘勝第二次攻克永新。六月中，號稱江西勁旅的楊如軒、楊池生兩個師敵軍，由永新進犯寧岡。紅軍在龍源口、七溪嶺一帶，從腹背兩面猛擊敵軍，打得敵人降的降，逃的逃，丟槍亂竄。我軍乘勝追擊，第三次攻克水新城。當時紅軍中流行著這樣兩句歌謠：“不費紅軍三分力，打垮江西兩只羊（楊）。”生動地反映了這次戰斗的勝利。紅軍反“會剿”戰爭的勝利，使井岡山根據地的固定區域，擴大到包括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和吉安、安福、遂川、酃縣各一部的廣大地區。
紅軍戰爭的勝利，推動了根據地土地革命的開展。井岡山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但在根據地初創時期，主要的任務是開展打土豪的斗爭，分配土地只在少數地區試行。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澤東同志主持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著重討論了深入開展土地革命的問題。這次大會成立了湘贛邊界特委，作為地方黨組織的統一領導機關，由毛澤東同志任書記。大會以后，各縣在特委的領導下，加強了對土地革命的領導，縣、區、鄉都普遍設立了土地革命委員會。于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分田以鄉為單位，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極少數山多地少的地方，也三、四個鄉為一個分配單位的。同時，還開展了廢債運動。通過分配土地的實際斗爭，取得了初步經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誕生了中國第一個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岡山土地法。
由于土地革命的開展，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耙細作，修塘、筑陂，使農業生產獲得了豐收。如寧岡糧食總產量，一九二八年比一九二七年增產了百分之二十。油，茶的豐收更是十幾年來所沒有的。農業生出的發展，有力地支援了紅軍游擊戰爭，鞏固了革命根據地。
根據地的建設，對于支持紅軍的革命戰爭，鞏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同志指出，必須在革命斗爭中，建立一種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工農兵代表大會制。紅軍每到一地，就幫助群眾建立各級工農兵民主政權——工農兵代表會議和工農兵政府。
隨著根據地的發展，革命政權日益擴大，不僅各縣有工農兵代表會議和工農兵政府，區、鄉的基層政權也建立起來了。在紅軍的積極幫助下，還普遍成立了地方群眾武裝。村、鄉有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有赤衛隊。這些地方革命武裝，在鎮壓反革命，保衛紅色政權，粉碎豪紳地主的進攻，配合紅軍作戰等斗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革命政府又采取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政策，領導農民搞好農副業生產，開辦為戰爭服務和生產、生活所需要的小工業和手工業，保護私營工商業，實行自由貿易，使井岡山區的經濟逐漸繁榮起來，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此外，文化教育衛生事業也較之過去有所發展。根據地建設的成就，使紅軍戰爭有了可靠的后方，保證了革命戰爭的勝利進行。
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兔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井岡山的斗爭》)
在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指引下，經過一年的艱苦奮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了“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的大好形勢。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召開，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決議案，總結了一年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選舉了新特委，確定了新的任務，進一步發展了大好形勢。
毛澤東同志親自開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象黑夜中燃燒著的一把火炬，照亮了億萬人民的心，指明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
反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斗爭
當我們黨同國民黨分裂，反對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之后，瞿秋白卻借口“排除”右傾機會主義的“遺毒”，推行他的盲動主義錯誤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一次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錯誤，主要表現在革命形勢、革命性質和革命道路問題上。在革命形勢問題上，瞿秋白不承認大革命失敗后革命潮流暫時低落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所謂中國革命“不斷高張”的主觀主義估計。他看不到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而是幻想速勝，武斷地認為全國已經具備了“直接革命的形勢”，各地人民的革命斗爭“有匯合起來成為工農民眾的暴動推翻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勢”。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鼓吹中國革命是所謂“無間斷的性質”。他認為“現在的革命斗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范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夢想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時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盲目的鼓吹“一次革命’直達社會主義”。
（原注：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1927年2月）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瞿秋白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鼓吹違背中國革命實踐的“城市中心論”。他宣揚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胡說黨的責任是“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竭力貶低農村根據地和農民武裝斗爭，反對毛澤東同志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
從上述“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極“左”的政策。他反對組織有秩序的退卻，主張冒險進攻。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暴動，制定了在上海、武漢、天津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大暴動的計劃，想革命在一個早上取得勝利。他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左翼，主張“征發有產階級的財產”。他反對區別對待地主與富農，主張一律沒收他們的土地，要求在根據地土地革命運動中多殺多燒。他還提出損害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種種政策，強令各地黨組織貫徹執行。
為了推行“左”傾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線，瞿秋白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和懲辦主義的政策，濫用組織紀律，錯誤地處罰了黨的許多領導干部和地方黨委。他十分惱火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誣蔑組織革命武裝是所謂“單純的軍事投機”，甚至利用職權打擊毛澤東同志，在組織上作出了完全錯誤的處分決定。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嚴重地干擾了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一九二八年三月，執行瞿秋白“左”傾路線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岡山，指貴井岡山根據地“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于是就撤消了黨的前敵委員會，奪了毛澤東同志的權。同時，又強令工農革命軍冒進湘南，使井岡山根據地被敵人占領了一個多月。
（宣平說：根據共產黨員網的資料說：“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后，毛澤東迅速做出決斷，停止向大中城市的進攻，帶著隊伍上山，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上山是當時惟一正確的選擇，但中央卻認為他“停止長沙暴動”，是“放任工農革命軍退走”，是‘臨陣脫逃’。”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員、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來到井岡山傳達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他下車伊始，擺出一副“頂頭上司”的姿態，先是批評毛澤東及前委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房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頭顱！”
周魯接著傳達了1927年11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由于當時環境惡劣，文件不能隨身攜帶，只能靠背誦記憶，結果他在傳達中央給毛澤東紀律處分的時候，把“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誤傳為“開除黨籍”。最后，周魯又傳達了湘南特委的決定，取消前委，另組師委，毛澤東改任師長。
周魯的誤傳，對毛澤東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是黨的一大代表，一生致力于黨的革命事業，如果因中央懲辦主義的政策而開除出黨的話，這必將演出中共歷史上的一出悲劇事件來。
時隔28年，即在1956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的一次預備會上還談起此事：“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開除黨籍’，又不能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干，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后來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
毛澤東同志堅決抵制和批判了瞿秋白的錯誤路線與“左”的政策，正確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形勢、性質和道路等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左”傾分子否認革命處于低潮是犯了“革命急性病”，“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同志駁斥了“左”傾機會主義者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的謬論，指出“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并岡山的斗爭》)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實踐中，糾正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井岡山根據地推行的錯誤政策，在土地革命、政權建設、對待中間階級和中小工商業者等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正確政策，使井岡山根據地重新得到鞏固和發展。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在實踐中給革命造成了嚴家危害，受到毛澤東同志等許多間志的反對與抵制，到一九二八年初，許多地方已停止執行，至同年四月，就在全黨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三三年底，瞿秋白從上海到江西瑞金，參加革命根據地工作。紅軍長征開始后，曾留在中央根據地。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軍隊逮捕，向敵人出賣了我黨我軍的機密，寫了臭名昭著的自白書《多余的話》，成了可恥的叛徒。同年六月，被國民黨槍殺于長汀。
（宣平說：瞿秋白《多余的話》我節錄了幾段：“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后，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于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么說，我就怎么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么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于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斗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斗爭，放下了武器……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可以看出，悲觀主義必然會導致投降主義。作為黨的領導人的瞿秋白，在被敵人抓住之下竟寫出這種反動論調，可見這種舊式文人是領導不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了總結第一次大革命的經驗，正確估計革命的形勢，確定新形勢下的任務和方針，一九二八年七月，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侯補代表三十四人，代表黨員四萬多人。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等文件。
“六大”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指出中國并沒有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并沒有被推翻，國民黨政權仍然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根據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正確分析，大會指出：“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廢除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大會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
（原注：十大綱領是：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銀行和企業，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治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六實行8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民，八改善士兵生活，給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六大”指出中國革命正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時期，“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形勢下，黨的策略任務不是實行進攻，不是普遍地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大會認為：“黨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緊團結收集統一無產階級底群眾，使他們圍繞著黨底主要口號。做極巨大的組織工作，以鞏固革命工會、農民協會，盡可能地領導日常經濟政治斗爭，以發展工農群眾組織。”
“六大”進行了兩條戰線上的斗爭。一方面進一步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指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共產黨指導機關底機會主義政策”，斷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另一方面，批判了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指出盲動主義者在敵人力量占著絕對優勢的大城市舉行武裝暴動，是一種強迫命令的軍事冒險，是“不要群眾不顧群眾的盲亂的瞎干”，其結果是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喪失了革命的力量。這種“左”傾盲動是與黨在大城市中應以爭取群眾為主要任務的原則相違背的，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
黨的“六大”提出的上述問題，都是當時中國革命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經過討論，使我們黨在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上有了明確的方針，進一步克服了由于大革命失敗所引起的黨內思想混亂。因此，在“六大”以后的一個時期內，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主席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在我黨歷史上起了進步作用的。”(《學習和時局》)但是大會也有缺點和錯誤，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申的極大的重要性，沒有正確估計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等。
毛澤東同志沒有出席這次大會，但被大會選為中央委員。毛澤同志貫徹執行和發展了大會的正確方面，又在實踐中解決了大會所沒有解決的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
（宣平說：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資料，“毛澤東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8月7日，毛澤東在漢口參加了著名的八七會議，并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著作的發表
毛澤東同志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是在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形成起來的。為了堅持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駁斥“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種種責難，正確回答工農武裝割據能否發展和勝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及時地總結了經驗寫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重要著作，從理論上闡明了在中國武裝奪政權不能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首先占領城市，然后進農村，而只能走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我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統一，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指出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五個條件：
第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中國的社會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地方的農業經濟，農村可以不完全依賴城市而相對獨立。農民占中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有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同時，由于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中國統治階級內部長期的分裂和不斷的戰爭，削弱了反動政權的統治力量，而農村則是這個反動統治鎖鏈中最薄弱的環節。“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屬，更是無疑的了。”
第二，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生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如湖南、廣西、廣東、湖北等省，曾經有過工農彈眾運動的高潮，有過工會和農會的組織，群眾經受過革命斗爭的鍛煉。這些，都為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政權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第三，全國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存在著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是革命基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不但不可能解決中國的社會矛盾，而且必然加深矛盾的發展。“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設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
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沒有革命武裝，就沒有革命根據地。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這是保證紅色政權得以堅持和發展的最要緊的條件。建立紅軍，土地革命，建設根據地，都必須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有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就能使革命根據地獲得鞏固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開創的這條“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括武裝斗爭、士地革命、建設根據地這三位一體的內容。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沒有革命武裝，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發展根據地。土地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沒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發動農民群眾，紅軍戰爭就得不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主陣地，不建設根據地，武裝斗爭就沒有后方的依托而將陷于失敗，土地革命的成果就無法保持。
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地分析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毛澤東同志創造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反對陳獨秀取消主義的斗爭
大革命失敗后，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撮右傾投降主義者，對革命完全喪失信心，變成了可恥的取消主義者。陳獨秀反對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斗爭，誣蔑黨所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紅軍游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為“流寇運動”，主張開展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從一九二九年七月開始，陳獨秀連續給黨中央寫了三封信，鼓吹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了一整套取消主義的政治主張。陳獨秀認為蔣介石反革命政權的建立，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封建勢力“受了最后打擊”，“變成殘余勢力之殘余”。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并將得到和平的發展。無產階級要等到將來資本主義發展以后，再來搞“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央還沒有決定答復之前，陳獨秀擅自將自己給中央的信發給地方黨組織，同時還在中國托洛茨基派的機關報上發表。陳獨秀并在黨內組織秘密小集團，進行宗派活動，煽動黨員起來反黨，妄圖分裂我們的黨。
（原注：陳獨秀《關于中東路問題給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我們黨對陳獨秀的反黨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嚴肅地批判了陳獨秀的托洛茨基主義觀點和反黨分裂活動，指出陳獨秀必須服從中央的決議，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停止一切反黨活動。但是，陳獨秀頑固地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不接受黨的警告，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繼續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為了純潔黨的組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黨中央決定將陳獨秀及其同伙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
陳獨秀等人被開除出黨后，就公開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他們和托派分子劉仁靜等勾結在一起，組成了托陳取消派，即所渭“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奉托洛茨基為首領，在上海設立中央機關，由陳獨秀充當“總書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陳獨秀、劉仁靜、彭述之等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即托陳取消派的綱領。這個反革命綱領打著托洛茨基主義的黑旗，提出了六項“奮斗目標”，公然為托洛茨基翻案，叫嚷要“重新審查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并決定新的政治路線。”實質上就是反對我們黨領導的各種革命斗爭，特別是反對毛澤東同志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以維護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我們黨堅決批判了陳獨秀一伙的取消主義，徹底地揭露了他們的反革命叛徒嘴臉。以后，托陳取消派分子公開加入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一九三年“九一八”事變后，陳獨秀等接受托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進一步墮落為漢好、賣國賊。
第三節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著作的發表。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的斗爭。工農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湘東北平江起義部隊組成的紅五軍到達井岡山，在寧岡與紅四軍會師，進一步壯大了革命的聲勢。這時，蔣介石又調動湘、粵、贛三省十八個團的兵力，以湖南軍閥何鍵為總指揮，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新的“會剿”。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進攻和進一步擴大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并岡山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以及邊界各縣縣委，在寧岡白露村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向贛南敵后出擊，紅五軍和紅四軍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不久當敵人向井岡山進攻時，彭德懷即置井岡山根據地于不顧，擅自率領紅五軍去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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