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五）（六）

　　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五）（六）

　　第五節 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

　　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

　　廣東革命政權的鞏固，工農群眾運動的興起，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用革命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的革命任務，已提到我們黨的面前。

　　1925年11月，毛澤東同志向國民黨中央提出的反奉戰爭宣傳大綱，指出廣東革命根據地獲得了鞏固，革命政府應致力于加強革命軍隊的訓練和擴充，擴大工農及其他人民的革命運動，改革民政財政司法與教育，以便在最短的時間中發兵北進，舉行北伐革命戰爭。1926年2月7日，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發表了告全國民眾書明確提出了“廣州國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猶豫的，不妥協的對付吳佩孚并肅清吳系在長江的勢力”的政治主張。

　　（宣平說：原本1922年團的一大，共產主義思想傳播不廣，所以青年團叫做“社會主義青年團”。隨著國內大革命的發展，在1925年團的三大，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在1931年918事件發生后，青年團改為“青年救國聯合會”。抗戰勝利之后，國共內戰，聯合會瓦解。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導下，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5年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前夕，則改回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大人民群眾積極行動起來，直接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發動。1926年4月初，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提出了發動北伐戰爭的要求和主張。同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號召全國工人同農民一致奮斗，擁護和參加北伐戰爭。同月，黨直接領導的以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的第四軍獨立團，作為北伐戰爭的先鋒部隊，首先由廣東向湖南挺進。7月1日，廣東革命政府發出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約10萬人，正式誓師北伐。

　　北伐戰爭的主要對象，是直系軍閥吳佩孚，原直系軍閥而自成一派的孫傳芳和奉系軍閥張作霖。吳佩孚有軍隊約20萬人盤居在湖南的一部，湖北，河南兩省和陜西的東部，河北的一部，控制著京漢鐵路。孫傳芳也有軍隊約20萬人，盤距在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張作霖的軍隊約有35萬人，控制著東北各省和北京，天津以及津浦鐵路北段。1926年3月，在英，美，日帝國主義的唆使下，為了共同反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吳佩孚和張作霖互相勾結，并糾和山西軍閥閻錫山，在河北，京津一帶，進攻同情革命的國民軍馮玉祥部。與此同時，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318慘案。瘋狂鎮壓北方的革命群眾運動，6月間，吳佩孚，張作霖在北京密謀劃分勢力范圍，策劃反革命戰爭。他們議定：在南方有吳佩孚出兵湖南，作為進攻廣東的準備，在北方由吳，張合力加緊進攻機馮軍。孫傳芳一面伺機進攻，廣東革命政府一面又掛起“保境安民”的招牌，對抗吳，張勢力的擴展。

　　（原注：馮玉祥所部原屬直系北洋軍閥。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成爭期間，直系軍閥內部發生重大分化。馮玉祥率領所部起兵反直，從前線返回北京，占領了北京各要地，囚禁了直系頭子曹餛，改組了內閣，使直系軍閥在北京的統治迅速瓦解。北京政變后，馮玉祥把自己的部隊改稱為國民軍，駐扎在北京、天律、河北一帶。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馮玉祥率國民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宜布擁護國共合作，參加北伐戰爭，隨即帶領部隊進入甘肅和陜西地區，并進軍河南鄭州一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隨著反革命逆流的高漲，馮玉祥改變了他的政治態度，參與了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但和蔣介石始終存在著利害沖突。“九·一八”事變后，他贊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間，與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在晚年繼續采取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

　　“三一八”慘案，是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互相勾結屠殺中國人民的一次反革命罪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在馮玉祥國民軍與奉系軍閥張作霖部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公然出動軍艦，炮擊國民軍，掩護奉系進攻。事后又聯合美、英、法等八國，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國民軍在津沾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北京各界人民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會后赴段祺瑞政府國務院請愿。段祺瑞竟令衛隊開槍，并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群眾死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余人。）

　　北伐軍根據敵強我弱和軍閥內部充滿矛盾的情況決定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戰場，以兩只前肢軍隊分別警戒江西福建的金軍，準備首先消滅吳佩孚部隊，然后集中力量進軍東南，各省消滅孫傳芳的部隊，最后進入長江以北地區作戰消滅張作霖的部隊。

　　在湖南，湖北戰場上，以葉挺獨立團為先鋒，以第四軍為主力，加上第七軍，第八軍共約5萬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戰斗力較強。葉挺獨立團在人民群眾的直接參戰下，迅速展領攸縣，連克泗汾，醴陵。7月12日，北伐軍進入長沙。19日，四，七兩軍在農民協會幫助下由小路包抄敵軍，一舉攻克平江。22日，占領岳陽。接著，北伐軍進入湖北作戰。8月25日，吳佩孚急忙率部分主力，星夜趕到武漢，決定死守汀泗橋等待援軍，并策動孫傳幫夾攻北伐軍。汀泗橋一役，成了北伐勝利進軍的重要關鍵。26日，北伐軍第四軍猛攻汀泗橋，激戰一天，進展不大。27日拂曉，葉挺獨立團投入戰斗。在農民的引導下，由右翼迂回，出敵不意，從高山上猛沖下去，突破陣地，敵人倉皇潰退。獨立團在攻占汀泗橋后，不避艱險，乘勝追擊，午前又攻占了咸寧縣城。29日，獨立團會同四軍一部，窮追猛打直驅賀勝橋，擊潰敵主力數萬人奪取了吳佩孚的指揮陣地。吳佩孚狼狽退守武漢。9月1日，北伐軍總攻武漢三鎮。6日，克漢陽，7日，吳佩孚逃往孝感，留下2萬多人盤踞在武昌孤城，進行頑抗。北伐軍圍攻一月，未克，10月10日第2次發起總攻，獨立團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內。在這些決定性的戰役中，葉挺獨立團表現了勇猛機智，果斷頑強的戰斗精神，屢建戰功，光榮的被人民稱頌為“鐵軍”。至此，北伐軍取得了湖南，湖北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

　　在江西，福建戰場上，以北伐軍第二軍和第六軍為主力，九月間，兩湖戰局勝利在望，北伐軍趁勢占領了江西南部和西部，直逼南昌。蔣介石嫡系部隊第一軍教導師，為了搶占南昌，也急忙趕來。但由于蔣介石在該軍排擠了共產黨人，部隊喪失了戰斗力，與孫傳芳部一交鋒，幾乎全軍覆沒。后來，其他各軍協力猛攻，殲滅了孫傳芳的主力，于11月初占領了南昌和九江。在福建方面，由于孫傳芳主力在江西戰場，敵軍內部又發生分化，東路軍何應欽等部未經戰斗，在12月18日占領了福州。

　　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部隊相繼被殲以后，1927年初，北伐軍分為三路繼續進軍：西路有兩湖北上攻河南，東路由福建去攻取浙江，中路由江西去安徽，江蘇進軍，主要目標是奪取南京，上海。2月17日，占領杭州。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解放了上海，北伐軍這才進入上海。24日，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北伐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攻克南京。

　　從1926年7月到1927年4月，不到10個月的時間，北伐軍打垮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部隊，從廣州打到武漢和上海，南京，把革命從珠江流域一直推進到長江流域，席卷了半個中國。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沉重的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

　　北伐戰爭能迅速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工農群眾的大力支援。在北伐戰爭中，我黨提出了正確的戰略計劃，在北伐軍中進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并組織了北伐軍后方和北洋軍閥統治區的群眾運動，直接或間接地配合了北伐戰爭。北伐出師時，廣東工農群眾立即掀起了一個支援前線的運動。單是省港罷工工人就組織了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和衛生隊，冒暑隨軍出征。特別是我黨領導下的湖南農民運動，給了北伐戰爭以有力的支持和推動。北伐軍進入湖南后，各縣紛紛成立人民反吳戰爭委員會，開展了大規模支前參戰活動。農民組織了交通隊，暗探隊，向導隊，運輸隊，宣傳隊，慰勞隊，迎賓隊，破壞隊，武裝隊等等，與北伐軍并肩戰斗。他們滿山遍野的布置松樹炮和鳥槍爆竹，豎起革命軍旗幟，鳴號擂鼓，使敵軍喪魂落魄，暈頭轉向。他們深入虎穴，偵察敵情，引導北伐軍飛兵奇襲，使敵人措手不及，束手就擒。他們拿起各種梭鏢鳥槍以至鋤頭扁擔，直接參戰，勇猛殺敵，正是有了千百萬勞動群眾的積極支援，北伐軍方能有巨大的力量，迅速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

　　北伐戰爭在廣大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英勇奮戰之下取得迅速的勝利，這是違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的主張的。在北伐開始時，陳獨秀發表文章，反對北伐，他否認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意義，不懂得爭取軍隊和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自愿放棄黨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在北伐戰爭中，陳獨秀完全放棄對于軍隊的爭取，不去擴大黨直接掌握的軍隊，北伐軍的指揮權大部落在同地主資產階級有密切聯系的舊軍官手里，特別危險的是操在反革命陰謀家蔣介石手里。這種機會主義政策使北伐戰爭勝利的果實不能充分掌握在人民手中，以后終于導致大革命的失敗。

　　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革命運動的高漲。工人運動的繼續發展

　　北伐戰爭開始以后，毛澤東同志從廣州到了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隨后又到武漢，擔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干事，集中全力領導農民運動。毛澤東同志在武昌主持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學習的有17個省的800余名學員，有為全國農民運動培育了大批骨干。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一個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革命運動高潮，象疾風暴雨一樣，猛烈的開展起來。

　　湖南的農民運動是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的和領導的，站在全國農村大革命的最前列。北伐出師前夕，湖南全省已有農民協會會員三，四十萬人。北伐軍打垮了吳佩孚，進一步推動了農村革命的深入發展。1926年12月，湖南省第1次農民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 參加大會的有52個縣，兩個特別區的農民協會代表170人。開幕那一天，工農群眾20多萬人參加了典禮，毛澤東同志在會上做了兩次重要的講話，強調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斥責了那種誣蔑農民運動為“惰農運動”的謬論。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反對苛捐雜稅，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衛武裝等決議。1927年初，湖南全省已有50多個縣組織了農民協會會，會員激增了200萬人，能直接帶領的群眾達1,000萬人。組織起來的農民，開展了翻天覆地的農村大革命，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在農民協會主持下，實行了許多打倒封建勢力，掃除農村封建秩序的革命措施。農民推翻了封建政權，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權，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亂說亂動，農會瓦解了地主武裝，建立了自己的梭鏢隊，一切土豪劣紳看到梭鏢隊就打顫。在經濟上普遍開展了減租減息，取締了高利貸。農民協會還打擊了封建宗法制度，并開始進行整頓鄉村道路和興修水田水利。這場農村大革命，把幾千年前的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利歸農會”。

　　北伐軍占領武漢后，湖北的農民運動也迅速的向前發展。1926年7月底，湖北農民協會會員近72,000人，到1927年5月猛增到250萬人。江西農民運動的發展也很快，1926年10月，農民協會會員不過6000人，到1927年6月達到了382,000人。廣東的農民運動在北伐戰爭期間又有了進一步發展。此外福建，浙江，陜西，四川，安徽，河南，廣西等地的農民運動也都迅速的發展起來。到1927年6月，全國農會會員約達915萬多人，全國農村大革命的形勢發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將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隨著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工人運動也猛烈的發展起來。北伐前夕，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已有76個工會，10余萬會員，北伐軍進占長沙后，改名為湖南全省總工會。1926年12月初，湖南第1次工人代表大會在長沙舉行，代表226,000多的會員。大會期間，毛澤東同志做了重要報告。湖北全省總工會和江西南昌市總工會，也分別在1926年10月和次年1月宣告成立。此外，安徽，浙江，江蘇，上海等地工人組織也很快的發展起來。工會組織的統一和擴大，使工人群眾更有組織的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去。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工人，積極參加了和支援了北伐戰爭。北洋軍閥統治地區的工人，也以英勇的戰斗來打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

　　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后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前兩次都因為準備不足或起義過程中其客觀形勢發生變化而失敗了。在準備發中第3次武裝起義時，黨委派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同志負責領導和指揮，組織了5000名工人武裝糾察隊，對上海市民進行了廣泛的宣傳。3月21日，上海總工會發布了全市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的決定。中午，有80萬工人參加的總同盟罷工實現了。接著，就轉入了武裝起義。英勇的上海工人階級，經過36個小時的浴血奮戰，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3月22日解放了上海，奪得了起義的勝利。

　　中國工人階級還依靠自己的力量，奪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1927年1月3日，武漢20萬群眾舉行慶祝北伐戰爭勝利大會。我宣傳員在英租界附近講演，英帝國主義的大批武裝水兵橫加干涉，當場刺死我海員一人，刺傷群眾數十人。5日，漢口的工人和市民群眾幾十萬人舉行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示威大會。會后，革命群眾英勇的沖入租界，驅逐了英帝國主義的巡捕，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在九江發生了英國軍隊槍殺工人挑釁事件，工人及其他勞動群眾英勇的占領了九江英租界。2月19日，英國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簽訂協議，被迫承認將漢口，九江英租界交還中國。

　　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罪惡活動

　　當北伐軍向長江中，下游進軍，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統治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增調了大批軍隊到上海和長江流域一帶，直接對中國革命進行武裝干涉和施加軍事壓力。1926年9月，北伐軍到達武漢時，英帝國主義軍艦公然援助軍閥吳佩孚炮擊北伐軍。1927年1月，美帝調集駐檀香山和蘇伊士的艦隊以及駐菲律賓的陸軍，趕赴上海。英國從本國和印度調集遠征隊12,000名來上海，并把原駐我威海衛的第2艦隊兵艦和魚雷艇27艘移駐上海。日本帝國主義也在1月間派遣驅逐艦4艘和巡洋艦一艘來華，與英，美，法合力“保護上海”。3月27日，在北伐軍占領南京的當天晚上，美，英，日，法，意帝國主義借口“保護”僑民和領事館，下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對南京的北伐軍和居民進行猛烈的轟擊，打死打傷中國軍民2000多人，制造了“南京慘案”。

　　帝國主義還通過分化革命陣線，引誘中國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陣營，從內部來破壞革命。1926年底，英帝國主義宣布所謂對華新政策虛偽的聲明毫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承認中國應有“關稅自主之權”，企圖以次麻痹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1926年初，美帝國主義派間諜分子到武漢試探蔣介石的態度。次年1月26日，美國國務卿開洛發表了一則對華政策聲明，宣布美國準備以“最寬大的精神”與中國談判關稅和領事裁判權問題。2月，美國又派代表去南昌和蔣介石會談。日本帝國主義希望蔣介石和張作霖勾結，以便于他獨霸中國。1927年1月，張作霖的代表與日本顧問曾到南昌和蔣介石密談，蔣介石也派代表到北方同張作霖秘密協商。

　　在帝國主義的分化下，蔣介石開始了一系列叛變革命的活動。北伐戰爭開始時他竊取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并擅自規定國民政府所屬的陸、海、空軍都歸總司令統率，國民政府所屬各省的民政，財政都歸總司令管轄，各省各軍的長官都歸總司令任免。在北伐戰爭中，他沿途招降納叛，收編了大批原北洋軍閥“倒戈”的部隊和土匪，大大擴展了他的軍事實力。1926年底，當革命發展到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時，蔣介石就在南昌安下了反革命的總司令部。他提出要把廣東國民政府遷到南昌，以便加強控制。這一企圖在我黨和廣大群眾的反擊下，遭到了失敗。1926年冬，蔣介石派戴季陶秘密去日本，謀求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并公開要求美，英帝國主義的援助。一批買辦政客，紛紛麇集南昌，進行所謂“政治南伐”。原依附于北洋軍閥的政學系反動政客黃郛，張群之流出入于反動的蔣介石的幕府，秘密策劃反革命陰謀活動。江浙財閥虞洽卿也竄到南昌，為以反共滅共為條件，資助蔣介石6,000萬元反革命經費，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和買辦積極的支持下，積極準備反動反革命政變。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

　　革命與反革命的階級大搏斗發展到了緊要關頭。黨能否正確領導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這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右派極端仇視農民運動。他們制造種種謠言和借口，惡毒污蔑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糟得很”。他們組織地主武裝，同混在北伐軍中的反動軍官勾結一起，拘捕、殘殺農民領袖和革命群眾。資產階級也害怕群眾的充分發動，叫嚷“工農運動過火”，污蔑農民運動“過分”，以此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分裂統一戰線。

　　激烈的階級斗爭反映到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逐步發展起來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在黨的四屆三中全會上，陳獨秀拋出了由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大肆皺吹階級投降主義，不許農民革命。在農民運動問題上，他指責“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宣揚所謂“鄉村聯合戰線”的口號，胡說農民協會“不能帶有階級色彩”，規定“不可簡單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主張農村土地問題應由農會和“正紳”來“仲裁”解決。在武裝斗爭問題上，他規定農民武裝“不要超出自衛的范圍”，“不可有常備的組織”。在革命統一戰線問題上，他自愿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認為“自‘五卅’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己漸漸成了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領導此運動之趨向”，鼓吹無產階級在這場革命中只能做資產階級的尾巴。到一九二七年初，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形成投降主義路線，并且在黨的領導機關占了統治地位。

　　為了粉碎地主資產階級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分子對于農民運動的攻擊和責難，緊緊掌握革命的領導權，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繼續推向前進，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澤東同志親自到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個縣，對農民運動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總結了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三月，發表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的光輝文獻——《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同志以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熱情歌頌和高度評價偉大的農民運動，痛斥了階級敵人和陳獨秀之流誹謗農民運動的種種瀾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如果連這一點子變動都沒有，還成個什么國民革命？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敷了。現在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幾個月內做到了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所謂“槽得很”的謬論，完全是站在地主方面打擊農民的反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同志針對陳獨秀維護地主權力的反動主張，堅決地提出：“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為了打碎地主政權，毛澤東同志又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的偉大號召。指出必須把地主手里的舊武裝拿過來，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放在農民政權機關的管理之下。同時，還必須發展農會的梭鏢隊，建立“挨戶團非常備隊”，“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

　　無產階級要真正實現對農民的領導，必須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這是

　　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民領導的唯一正確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是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軍，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沒有

　　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面對著偉大的農民運動，“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這是檢驗革命與反革命、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試金石。

　　毛澤東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陳獨秀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陳獨秀搬出孔老二的主張倒退復辟的思想來反對革命，正當工農群眾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發展的緊要關頭，他卻叫嚷什么“必須保持一種折衷的中庸的路線”，竭力維持地主階級的統治。毛澤東同志針鋒相對地痛斥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尖銳地批駁了中庸之道類反革命謬論。深刻地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

　　苦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所以，“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光輝著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總結了農民革命運動的實踐經驗，公開揭露了蔣介石鎮壓農民運動的反革命面目，徹底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思想基礎孔孟之道，從根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農民建立革命武裝和革命政權的偉大思想，從而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前進的

　　方向。

　　這篇偉大文獻在湖南發表后，對農民運動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動的作用，農村大革命不顧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的干擾繼續向前發展，但是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卻不僅拒絕實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革命路線，甚至還極力阻撓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這篇文章，這就使得這次大革命的失敗變成不可避免的了。

　　（原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成于1927年2月18日，把持《向導》編輯大權的陳獨秀，彭述之拒不發表。到3月5日，湖南省委機關《戰士》陸續發表，12日，《向導》才勉強發表了全文的前半部，而削去了14件大事部分）

　　第六節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叛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挽救他們的反動統治，指使蔣介石明目張膽地向革命發動了進攻。三月十二日，蔣介石唆使爪牙殺害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十六日，以武力解散擁護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十七日，在九江組織流氓匪徒，襲擊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二十三日，在安慶收買流氓打手，搗毀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蔣介石從南昌、九江、安慶一路殺奔上海、南京，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反革命政變。

　　三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到達上海，立即表示“保證與租界當局及外國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進一步取得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帝國主義應通過租界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駐扎在上海的三萬多名侵略軍，幫助蔣介石鎮壓革命。上海的大資產階級表示愿意資助軍餉，給蔣介石以經濟上的支持。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則組織流氓打手，供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之用。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大資產階級，倒向將介石一邊。

　　（原注：見1927年4月2日《北華捷報》）

　　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南京，把傾向武漢政府的北伐軍三個團繳械，解散了南京共產黨支部。又在杭州組織流氓匪徒，襲擊總工會。蔣介石為了取得國民黨內各派反動勢力，特別是與他同時進入上海的桂系軍閥的支持，從四月一日起，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舉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反共會

　　議，制定了反革命政變計劃。在蔣介石指使下，一小攝國民黨政客，盜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開會，由吳稚暉提出所謂檢舉共產黨的呈文，為反革命政變制造輿論。蔣介石還利用流氓、地痞、惡棍、工賊，組織了“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總會”，進行造謠破壞活動。他又將同情工農的一部分北伐軍調離上海，另調新收編的舊軍閥周鳳岐部進駐市區，充當鎮壓革命的劊子手。并成立戒嚴司令部，發布戒嚴令，禁止罷工、集會和游行，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動。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施展政治欺騙來麻痹群眾。當工人代表要蔣介石澄清關于軍隊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枝的消息時，他滿口表示：“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四月六日，蔣介石假惺惺地派軍樂隊，給工人糾察隊“贈

　　送”寫有“共同奮斗”字樣的錦旗，表示對上海工人的“敬意”。

　　（原注：見1927年3月29日《申報》）

　　在蔣介石積極策劃反革命政變的形勢下，陳獨秀表現了可恥的機會主義的叛賣。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繳獲了步槍四千支、機槍二十多挺。但陳獨秀不僅沒有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加強工人武裝，而且對己經組織起來的二千七百人的工人糾察隊，也采取消極態度，不予支特，蔣介石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外報紙早有披露，工人群眾也多次反映反動派將對工人進行襲擊，陳獨秀卻毫不在意，不作任何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直到四月五日，陳獨秀竟然伙同汪精衛炮制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這個宣言，不僅沒有一字揭露蔣介石的反共陰謀，反而為蔣介石涂脂抹粉，硬說蔣介石“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鼓吹同這個獨夫民賊“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要群眾“不聽信任何謠言”。這就幫助蔣介石解除了群眾的思想武裝，使黨和人民處于毫無戒備的狀態。

　　四月十一日，蔣介石在完成了反革命政變的準備之后，密令各省對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實行鎮壓。當日下午，大批反革命軍隊就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國主義侵略軍首先越過租界，在南市、滬西、吳淞、虹口、閘北等區，拘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一千多人，送到蔣介石軍隊在龍華的司令部，進行毒刑拷打和屠殺。在帝國主義的支持和配合下，反革命的大屠殺開始了。

　　四月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廟的軍艦上發出了信號。全副武裝的青紅幫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從租界出動，向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等地的工人糾察隊駐地進攻。工人糾察隊奮起進行自衛反擊。大批反動軍隊就以

　　“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和青紅幫流氓一起，瘋狂屠殺工人。工人糾察隊因事前沒有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終于措手不及，一千七百支槍全部被繳，隊員死傷三百多人，上海總工會也被反動軍隊占領。

　　上海人民看到打著“革命”旗號的軍隊，突然掉轉槍口屠殺工人，無不憤怒異常。當天，各區舉行了幾萬以至幾十萬人的抗議集會，要求交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枝，懲辦流氓，肅清反動分子。南市區五十萬群眾在集會后，向龍

　　華司令部進發。閘北五萬多工人、學生和居民舉行示威游行，從反動軍隊手里奪回了總工會會所。總工會宜布繼續辦公，并召開了工人代表大會，決定全市總罷工，抗議反動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絲廠、煙廠、電車、海員和店員工人等二十多萬人，不顧白色恐怖，實行罷工。同日上午十時，總工會在閘北青云路召開群眾大會，雖然反動派沿途堵截，使滬東、滬西、南市的工人不能前來，但到會者仍有六萬余人。大會一致決議要收回工人武裝。下午一時，群眾冒雨列隊游行，高呼“還我武裝”，“打倒新軍閥”等口號。當隊伍走到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蔣介石反動軍隊，從四面八方向游行群眾射擊，同時用機槍掃射。頓時，寶山路上烈士的鮮血流成了河。在這次絕滅人性的大屠殺中，犧牲的有一百多人，受傷的不可數計。

　　接著，蔣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總工會，查封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據不完全統計，反革命政變后的三天中，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的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多人，流亡失蹤的五千多人。從這時起，上海到處是戒嚴、搜查、毆打、逮捕、公開的和秘密的屠殺。全上海陷入了血海之中。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等同志都在這一時期先后犧牲。這是劊子手蔣介石對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東南各省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四月十五日，廣東反動派在廣州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解除了黃埔軍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武裝，封閉革命組織，屠殺革命者。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達二干一百多人，被驅逐的鐵路工人有二千多人。肖楚女等同志也在這時犧性了，國民黨反動派還在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繼實行反共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在蔣介石的

　　屠刀下犧牲了。烈士鮮血，染紅了祖國大地。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血的日子，永遠不會忘記這筆血債！

　　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樹起“驅逐共產分子”，實行“反共”的黑旗，勾結廣西軍閥，籠絡一部分國民黨右派分子，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權。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使大革命遭到嚴重的挫折。廣大干部和黨員群眾紛紛要求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挽救革命的危機。陳獨秀企圖拖延大會的召開，但受到普遍的反對，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黨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多人。大會的中心問題是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討論革命發展的前途，確定黨在最近時期的任務。

　　會上，陳獨秀作了長達五小時的政治報告。他對自己的投降主義，不僅沒有作認真的檢查，而且還多方辯解，堅持錯誤。他堅持認為，“中山艦事件”中的無原則讓步是“正確的”策略，無產階級只能進行經濟斗爭而不應該進行政治斗爭。他還認為目前不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時候，農民土地問題等待以后再說，不然就會影響北伐戰爭的進行。他被帝國主義，蔣介石反動派的反革命氣焰嚇昏了頭腦，認為在廣州、上海、武漢、天津及其他工業區，帝國義和封建勢力強大，不能發展革命力量，應當退出東南省，到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西北部去。這種逃跑主義的謬論，是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的繼續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出席了這次大會，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重要提案，主張大力開展農民土地斗爭，大力武裝工農。但大會在陳獨秀的把持下，拒絕討論這些正確意見。由毛澤東同志提出并由各省農民協會聯席會議通過的普遍實行土地改革的建議，在提交“五大”批準時，也遭到否決。陳獨秀一伙還竟然把毛澤東同志排斥于大會領導之外，剝奪了他在大會上的表決權。

　　大會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陳獨秀的家長制領導，阻礙了批評的深入開展。同時，由于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陳獨秀錯誤路線的實質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認識，對武裝斗爭等許多迫切問題也沒有解決。陳獨秀表面上承認了錯誤，仍然被選為黨中央的總書記。會后，陳獨秀繼續把持黨中央，推行并發展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既然未能糾正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實際上就沒有解決中國革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作出了正確的論斷。他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掌握革命的領導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加強軍隊中的工作。但是，陳獨秀投降主義者拒絕接受斯大林的正確意見。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各種革命力量隨著集中武漢，武漢成了當時革命的中心。“四一二“政變后，武漢政府處于反革命勢力包圍之中，蔣介石、廣東軍閥、四川軍閥。奉系軍閥從東南西北四面包圍武漢，切斷長江和京漢鐵路的交通運輸，對武漢實行封鎖。帝國主義出動大批軍艦停泊在漢口，并關閉武漢的工廠、銀行、企業。武漢地區的地主豪紳、反動軍官和反革命分子乘機搗亂，攻擊工農運動。民族資產階級也以關廠罷業、抽逃資金，來對抗革命。武漢面臨著嚴重的困難。

　　但是，武漢政府管轄的還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廣大地區，擁有七干萬人口，有相當大的工農革命力量可以依靠。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消息傳來，激起了廣大革命群眾的無比憤怒，，到處貼滿了“打倒蔣介石”的標語。武漢舉行了三十萬人的群眾集會，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討蔣介石反革命罪行的群眾運動。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推動下，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繼續進行國民革命，開除蔣介石的黨籍，罷免其一切職務，下令討伐。工人運動在繼續發展。武漢工人接管了反動資本家非法關閉的工廠，并建立了一支擁有五千人、三千支槍的工人糾察隊。農民運動已從減租減息，發展到摧毀地主政權，進行土地革命。農民自衛軍普遍地建立了起來，不僅有了梭鏢，而且不少地方還奪取了地主團防的槍枝，在自衛軍中成立了常備隊。兩湖地區的農民協會，懲辦了不法地主豪紳，控制著糧食和食鹽的運銷，籌集了大批軍糧供應前線。因此，只要我們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大力組織人民武裝，仍然可以有力地反擊反革命勢力的進攻，使革命繼續前進。

　　然而，當時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造成了在革命緊急關頭黨內的極端混亂，使黨無法領導革命前進。混在革命陣營的大資產階級代表汪精衛，利用陳獨秀的投降主義錯誤，迅速地走向公開叛變革命的道路。

　　汪精衛在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一連串反共會議后，來到了武漢。在武漢地區革命高潮的形勢下，汪精衛暫時急藏起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繼續打扮成國民黨左派，大罵蔣介石是革命叛徒，表示要與共產黨合作，因而仍然把持著國民政府主席的職務，竊踞了武漢政府的黨政軍大權。隨著武漢地區階級斗爭的激化，汪精衛也就暴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漢國民黨中央在汪精衛的要求,組織了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為的特別委員會。五月十九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發表了保護資產階級、反對工人的宣言，聲稱要“充分保護工商業者之利

　　蓋”，限制工人的“過火要求”，禁止工人糾察隊的活動。次日，又放出保護“善紳”的命令、攻擊農民運動“破壞公共秩序”。五月底、武漢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黃崗和黃陂兩縣農民協會。

　　與此同時，反動軍官的軍事叛變也接踵而來。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在武漢糾集一小最反動將領、官僚政客、國民黨右派分子，策劃在湖南、湖北發動軍事叛變。五月十七日，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乘武

　　漢北伐軍大部分開往河南前線，勾結四川軍閥楊森，在宜昌發動反共叛變，率部進攻武漢，一直打到武漢郊區。葉挺部隊從河南前線趕回武漢，進行英勇反擊，將夏斗寅部擊退。五月二十一日，在武漢國民黨軍事首領唐生智的支持下，何鍵部許克祥團在長沙叛變，發動了”馬日事變”。

　　許克祥查封了湖南省總工會、農民自衛軍總部，特別法庭等革命機關，并奪去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枝，到處捕殺共產黨員和群眾領袖。六月六日，反動軍官，江西省長朱培德在江西叛變，宣布“共產黨人限期出境”、“停止全工省農運動”。

　　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活動已日趨明顯，武漢已為反共透流所淹沒。但是，陳獨秀還是極力拉攏汪精衛國民黨，繼續頑固地推行投降主義路線。六月三十日，陳獨秀主持中央擴大會議，起草了國共兩黨關系決議案，作出十一條規定，宣稱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等等。總之，一切聽從汪精衛國民黨的擺布，汪精衛國民黨反對工農革命運動，陳獨秀不但不敢進行斗爭，而且也跟著攻擊工農革命運動是“無組織的自由行動”、“過火行為”，命令記者在報紙上寫文章批評，并由黨中央宣傳部發宣傳提綱“糾正”、揚言違者“嚴罰”。汪精衛國民黨要共產黨員退出武漢國民政府，陳獨秀就借口“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指示在武漢國民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可以“請假”，命令共產黨員退出湖北省政府，要求各處地方政權必須尊重武漢政府之最高領導權。

　　（原注：參考《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特別是在武裝斗爭問題上，陳獨秀更是采取了取消主義的可恥立場。夏斗寅叛變時，武漢地區的工人、農民、糾察隊和童子團，都起來保衛武漢。武漢政府也被迫答應撥二千支槍給工人糾察隊。但是陳獨秀竟拒絕接受武器，以表示自己沒有“陰謀”和對武漢政府的“忠誠”。許克祥在長沙叛變時，湖南十萬農軍拿起武器，高喊著，“梭鏢亮堂堂，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的口號，從四面八方圍攻長沙。許克祥只有一千人槍，龜縮在長沙城內，農民武裝是完全可能把這些叛軍消滅的。可是陳獨秀卻害怕會遭到唐生智的反對，竟然下命令停止進政。結果，農民武裝的大部分被迫撤退，小部分孤軍奮戰，被敵人擊敗。許克祥的反革命氣焰更為囂張，殺出城來，在各縣屠殺工農一萬多人，湖南農民武裝兒乎被摧殘殆盡。六月底，陳獨秀又借口“為避免挑撥離間的沖突起見”，下令解除武漢工人糾察隊武裝。這時，叛徒xxx，利用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職權，也積極加以配合。他們把武漢工人糾察隊的全部三千余支槍枝和彈藥，連同童子團的木棍，一起捆扎整齊，拱手交給汪精衛武漢衛戍司令部。

　　（原注：參考《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在革命最危急時刻，毛澤東同志對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繼續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當許克祥叛變、湖南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時，毛澤東同志主動向黨中央提出要求去湖南工作，組織革命群眾反擊反革命勢力。可是只有十天，陳獨秀就把毛澤東同志調回武漢，并且指責對反革命的反擊妨礙了國共合作。蔡和森同志也寫信給中央常委，反對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建議黨中央及軍委立即作一軍事計劃，堅決反擊敵人，不作魚游釜底，靜待反革命處置。但同樣遭到陳獨秀的拒絕。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曾作出兩次緊急指示，要求實行土地革命，武裝工農，懲辦反革命等。陳獨秀一伙擅自扣留了文件，不讓黨內干部知道，卻先送給汪精衛看。六月二十三日，在黨中央的一次擴大會議上，當時擔任團中央書記的任弼時同志，要求陳獨秀向黨員公開共產國際的指示，陳獨秀竟以“這是

　　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為借口，拒絕了任弼時同志的要水，并當場撕毀了青年團作出的關干擁護共產國際指示的決議。由于陳獨秀憑借其總書記的權力，實行家長制統治，壓制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主張，頑固的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終于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汪精衛等在鄭州和馮玉祥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公開反共。會后，唐生智率領武漢政府北伐軍由河南返回武漢，鎮壓工農運動。馮玉祥派出代表去南京，和蔣介石密商武漢與南京的合作間題。十九日，名介石、李宗仁和馮玉祥在徐州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清黨反共”，“寧漢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召集“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公開叛變革命。接著，汪精衛反動派在武漢地區舉行反革命大屠殺，在“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下，大批手無寸鐵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被斷送了。

　　本章小結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開辟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從此，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從一八四O年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進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爭。但是，這些斗爭，包括洪秀全、孫中山領導的大規模的革命運動，都失敗了。感謝偉大的列寧，他領導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

　　毛主席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自從有了中國

　　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為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轟轟烈烈的人民解放斗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勝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同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代表了黨的正確路線。

　　但是，在這個階段的末期，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他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這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主席在總結第一次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達到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分子，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大革命遭到了失敗。”(《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們的黨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干部思想上，政治上堅定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地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黨處于敵人和同盟者的陰謀詭計的包圍中，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涌出了很多的活動分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干。黨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

　　第一次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運動中英勇奮斗，流血犧牲，在中國人民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教訓。沒有這次革命的大演習，就不會有以后革命的勝利。我們黨經過第一次大革命的鍛煉，經過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鍛煉，在斗爭中逐步成長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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