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二）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連載：第五章    《社會主義生產的性質和目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編寫小組

　　第三篇 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

　　第五章 社會主義生產的性質和目的

　　第一節 社會主義生產的性質

　　【社會主義的直接社會生產和直接社會產品】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以后，社會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開始了一個新的矛盾運動過程。首先是，社會生產的性質和目的變更了。

　　物質財富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在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社會生產和社會產品具有不同的性質。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原始氏族公社時期，“公社成員直接為生產而結合成社會”，他們共同生產，產品歸公社公有，并且按照習慣和需要進行分配。它是在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社會分工還沒有發展的條件下出現的，是一種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原始的公有經濟。

　　原始公社的瓦解和私有制的出現，使生產的性質和目的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生產是屬于私人的事情，產品歸私人所有。這樣，生產就直接表現為私人生產，產品也直接表現為私人產品了。當這些私人產品不是為生產者本人的消費而生產，而是為交換而生產時，產品就變成商品。

　　這種產品具有私人性，也具有社會性。但是，這種社會性卻被私有制所掩蓋，不可能直接表現出來。只有通過交換，證明生產出來的商品是社會所需要的時候，產品的社會性才得到證實。

　　在社會主義社會，整個社會生產基本上已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生產，從整體上看，是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地組織起來的，是直接為滿足社會的需要而進行的。這樣的生產基本上已失去私人生產的性質，成為社會主義的直接社會生產，勞動產品也一開始就表明應該是對社會有用的，因此，它已不再是私人產品，而開始成為社會主義的直接社會產品了。

　　社會主義的直接社會生產、社會主義的直接社會產品的出現，反映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變。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產品，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在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幾億人的社會范圍內分工協作，有計劃地有組織地生產出來的。

　　它反映的是一種先進的生產關系和先進的生產力，既不同于原始氏族公社時期的直接社會產品，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私人產品。在資本主義社會，私人產品轉變為社會產品，要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且這條道路往往走不通，特別是在生產過剩危機爆發的情況下，大量商品賣不出去，工廠倒閉，工人失業。 人們自己生產的產品，變成了一種異己的力量，反過來支配著人們的命運。在社會主義社會，情況反過來了，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生產的主人，有計劃地從事直接社會產品的生產，以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

　　【直接社會產品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是商品】

　　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生產是對私人生產的否定，從而，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產品也就是對私人產品的否定，這是問題的一面。問題還有另一面，就是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生產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是商品生產，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產品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是商品。

　　在社會主義社會，直接社會生產還要表現為商品生產，直接社會產品還要表現為商品，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在歷史上，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勞動產品屬于不同的所有者，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在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變更了，但是還存在著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不同所有者。

　　這種不同的所有者，主要表現為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此外，還有少量的個體所有制殘余。不同所有者之間的交換，只能采取商品交換的形式。

　　“為了保證城市和鄉村、エ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系的形式”。這樣，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幾千年之久的私有經濟的遺物——商品制度，就還不能不在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馬克思在分析商品起源時曾經指出：“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相互之間交換產品，雖然不涉及不同所有者的問題，但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間的商品關系，不能不反映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內部的關系上來。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各自為了對國家負責，搞好經營管理，都不能無償地轉讓產品。他們需要對方產品進行交換時，仍要象對待不同的所有者那樣，依據等價交換原則，作價付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僅集體所有制企業實行的是商品制度，而且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實行的也是商品制度。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的商品制度，有著和私有制基礎上實行的商品制度不同的特點：

　　第一，它主要體現工農兩大勞動階級之間相互交換活動的關系;

　　第二，它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計劃指導下進行的;

　　第三，同資本主義社會比較，商品的范圍已大為縮小，勞動力已不是商品，土地、礦藏等天然資源也不是商品;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內部流通的生產資料，也發生了重大的質變，喪失了商品的某些特征。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還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必須實行商品制度，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否認這種必然性，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顯然是錯誤的。劉少奇、陳伯達一伙，曾在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居心叵測地叫嚷要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刮起一股“共產”風，妄圖把革命和建設引向邪路。

　　毛主席及時識破了這種陰謀，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決議中指出：“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我們國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夠豐富。說到底，只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同生產隊“共產”，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極為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繼續實行商品制度。

　　而個別勞動時間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生產單位，就只能獲得較少的收入，甚至虧損。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同一的尺度，來衡量事實上各不相同的商品生產單位，在這里，資產階級法權就表現出來了。商品制度的存在，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也就存在。

　　這樣，商品的價值就仍然要表現為價格。在有些場合，價格和價值就會發生背離，使不同商品的生產者獲得不同等的收入。這種資產階級法權，事實上是一種特權，它會誘使一部分生產單位去擴大生產那些能帶來較多收入的商品，沖擊國民經濟計劃。

　　對后者帶來的危害，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但是，資產階級分子和想利用資產階級法權上升為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為了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所帶來的那一部分不平等，就會把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產品的生產，轉變成為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制度以及同它相聯系的商品、價值、貨幣、價格這些經濟范疇的存在，是有它的歷史作用的。無產階級利用它，以利于同農民的聯盟，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商品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畢竟是資本主義的舊土壤。在這塊土壤上會產生出新的毒草。

　　蘇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是這塊資本主義舊土壤上長出來的新毒草，林彪反黨集團中的某些人物也是這塊資本主義舊土壤上長出來的新毒草。這些人盤踞在領導崗位上，必然要反對社會生產的社會主義性質，必然要拼命擴大商品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推行“利潤掛帥”，搞資本主義經營，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

　　劉少奇、林彪一伙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鼓吹的“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其目的就是想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那套原則，來“改造”社會主義經濟，使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復辟。在經濟領域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本質上是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

　　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無產階級要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防止它的破壞作用;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無產階級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擴大，防止資本主義復活。這種限制，就是前進。如果不加限制，社會主義就不能繼續前進，共產主義因素就不能發展。

　　社會主義產品，既是直接社會產品，又是商品;直接社會產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商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直接社會性。社會主義產品所具有的這種二重性，反映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征和矛盾的特殊性。在社會主義產品的二重性中，直接社會產品處于矛盾的主導方面，這是社會主義產品同共產主義產品相通的地方。

　　但社會主義直接社會產品在不同程度上又同商品聯系在一起，這表明它同共產主義直接社會產品相比，又還很不成熟，還有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可以利用的地方。

　　只有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了極大的發展，產品已十分豐富，統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已經確立，按需分配已取得統治地位的時候，商品生產才會最后消亡。那時，社會生產將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直接社會生產，社會產品將變為共產主義的直接社會產品。也只有在那時，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オ可以說是最后被徹底鏟除干凈了。

　　【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

　　社會主義社會的產品具有直接社會產品和商品的二重性，從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來考察，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同樣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為直接社會產品的生產，它是一個直接的社會勞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者的勞動作為具體勞動，借助于公有的勞動資料，改造勞動對象，創造適合于社會需要的直接社會使用價值。

　　另一方面，作為商品生產，生產者的勞動就不僅會創造出各種具體的使用價值，而且作為抽象勞動，還創造出新的價值。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就是這種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要了解社會主義生產有些什么特點，先要看一看社會主義的這種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有些什么特點。

　　勞動過程，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態，就生產的各個簡單要素發揮作用的角度來加以考察，無非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運用各種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從而生產出各種預期的產品的過程，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

　　但是，任何勞動過程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進行的。因此，任何勞動過程就不僅反映著人和自然界的關系，而且也必然反映著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從這一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就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有著根本的區別。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過程，是資本家消費工人勞動力的過程，它的特點是：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勞動產品屬于資本家所有。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是雇傭勞動，是奴役勞動，是為剝削者做苦工。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第一次成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因而社會主義的勞動過程就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特點。列寧說，“每個趕走了資本家或者至少是實行了真正的工人監督來管制資本家的工廠，每個趕跑了地主剝削者并且剝奪了他們土地的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オ成了勞動者的活動場所。在這里勞動者可以表現自己的オ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揚眉吐氣，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們千百年來都是為別人勞動，為剝削者做苦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術文化成果來工作的。”

　　社會主義的勞動過程，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了勞動階級本身的利益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它的特點就是：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生產中以主人的地位自覺地從事有組織、有計劃的勞動，勞動產品全部歸勞動階級自己支配，用來滿足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需要。因此社會主義的勞動過程，是不受剝削的、有計劃的勞動過程，是直接的社會勞動過程。

　　但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存在著階級的社會。除了勞動階級以外，還存在剝削階級。原來的那些剝削者，在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他們也得勞動。對于剝削者，他們的勞動總是帶有強制性的。

　　當然，勞動者對剝削者進行的這種強制，同剝削者對勞動者的強制，在性質上是有根本區別的。過去剝削者強制勞動者勞動，是為了剝削勞動者。現在勞動者強制剝削者勞動，是為了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社會主義的勞動過程，同時還是一個對剝削者的改造過程，是有著社會的階級內容的。

　　社會主義的勞動過程，從勞動人民這一方面來看，也還帶有舊社會的傳統或痕跡。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舊的社會分工，需要經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才能逐步地消滅。

　　在社會主義時期，雖然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掙脫了私有制的鎖鏈，擺脫了剝削，但是勞動還沒有在全體勞動者中間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勞動性質上的這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傳統或痕跡，只有到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最后消除干凈。

　　社會主義勞動過程的這些特點，也要反映到價值創造過程中來。

　　只要是一件商品，它就體現勞動的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價值反映的是一定的社會關系。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價值反映的社會關系不同，價值的形成也不同。

　　在簡單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民或手工業者用屬于他自已的生產資料從事生產，勞動產品和物化在這些產品中的價值自然也歸他自己所有。商品出售以后，他收回了生產過程中耗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同時又實現了他的活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這部分新價值，補償了他為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這樣，生產過程就能夠在簡單再生產的規模上繼續進行。馬克思把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價值形成過程，叫做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經營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通過商品的生產和出售，資本家收回了生產過程中耗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同時，工人的活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不僅補償了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而且還有多余。

　　這個多余的部分，就是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余價值。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中時這種價值形成過程叫做價值增殖過程。價值增殖過程這個范疇，反映了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的勞動，作為具體勞動，保存和轉移了生產過程中耗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作為抽象勞動，則創造了新價值。生產者創造的這部分新價值，是否應該完全歸生產者個人所有呢?不能。為著實現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為著滿足勞動人民各種共同的需要，社會必須掌握各種社會基金。

　　這些社會基金只能來源于生產者新創造的價值。如果新創造的價值完全歸生產者個人所有，那么，社會主義經濟就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勞動人民的各種共同的需要也將無法得到滿足。

　　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者新創造的價值必須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作為生產者個人消費基金，歸生產者自己支配，用來滿足各種生活需要。另一部分作為各種社會基金，即社會純收入，歸社會統一支配，用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和滿足全體勞動人民各種共同的需要。

　　這種情況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者的勞動事實上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可以稱做形成社會基金的勞動，另一部分可以稱做形成生產者個人消費基金的勞動。

　　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者創造的新價值區分為生產者個人消費基金和社會基金，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創造的新價值區分為工資和剩余價值，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和剩余價值的區分反映著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在那里，工人的勞動力是商品，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不管工人新創造的價值有多大，歸工人自己的那一部分總只相當于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其余的部分，即剩余價值那一部分，不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而且又反過來成為加強對工人剝削的手段。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已不是商品，勞動者已不再受剝削。生產者的一部分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要交給社會支配，形成社會基金，但他作為社會的一員，也分享他和其他勞動者共同提供的那些社會基金聽帶來的福利。生產者創造的全部價值都是直接或間接用來為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的。生產者個人消費基金和社會基金的劃分，是由勞動人民的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統籌兼顧的需要來調節的。

　　因此，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形成過程，既不同于簡單商品生產中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價值增殖過程，它是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特有的一種價值創造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就是這種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

　　第二節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

　　社會主義生產過程是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那么，在這種二重性中，矛盾的主導方面究竟是什么呢?

　　一種社會生產的矛盾的主導方面，體現著這種社會生產的客觀目的，反映這種社會生產中最本質的關系。它不是由人們自己選擇，歸根到底，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生產資料歸哪個階級所有，社會生產就不能不為那個階級的利益服務。

　　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勞動過程也提供使用價值，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在這里。資本家開工廠，是為了避過價值增殖過程剝削工人，攫取利潤。價值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導方面，體現著資本主義生產中最本質的關系。馬克思指出：“資本的目的不是滿足需要，而是生產利潤”，“資本及其自行増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勞動人民成為生產的主人，社會生產必須為保證滿足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服務。勞動人民的需要，不論是他們的共同的需要或個人的需要，長遠的需要或當前的需要，都必須憑借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オ能得到滿足。因此，有計劃地為滿足勞動人民各種需要而進行的創造使用價值的直接社會勞動過程，是社會主義生產的主導方面，體現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和社會主義生產中最本質的關系。

　　價值創造過程從屬于創造使用價值的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演算勞動耗費，計算盈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決不能以產值大小和贏利多少為轉移，而應以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據。凡是勞動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擴大生產，那怕是暫時虧本的也要生產。

　　相反，凡是勞動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產值大、贏利高，也不應任意擴大生產。社會主義企業之所以要核算勞動耗費，計算盈虧，是為了減少生產耗費，使它不僅能從價值上得到補償，而且能提供日益增多的社會基金，以便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增加社會產品的供應。

　　歸根到底，價值創造過程從屬于直接社會勞動過程，目的仍然是創造日益增多的社會財富，以滿足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十月革命勝利以前，列寧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共同勞動所創造的財富為全體勞動者而不是為一小撮富人造福。”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那么，這個需要具體包括哪些方面呢?

　　它首先包括有關改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以后，“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和運用”。

　　列寧也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將“充分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使他們獲得自由的全面發展”。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生產不僅將保證勞動者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日益改善，而且將保證勞動者逐步擺脫幾千年來舊的社會分工的束縛，全面地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為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服務。

　　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需要，還包括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鞏固國防方面的需要。滿足這一需要，是滿足改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前提。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

　　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如果不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統治，鞏固自己的國防，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國內外反動派和剝削階級就會卷土重來，那時，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就談不上改善物質文化生活，就不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同時，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清楚地懂得：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需要中還包括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爭方面的需要。

　　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上述需要，特別是那些體現著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需要，要透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作統一的安排。因此，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也可以說是為了保證滿足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不斷増長的需要。概括起來，社會主義生產，就是要為提高全體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服務，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國防、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爭服務。歸根到底，是為最終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服務。社會主義生產的這一目的，是由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由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國內國際階級斗爭的客觀條件決定的，不是主觀任意的東西。

　　毛主席早在我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指出，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的第一個原則是：“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毛主席在論述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時指出，革命根據地“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戰爭”。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以后，毛主席又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來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毛主席提出的上述原則和方針，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指引下，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蓬勃發展，不但保障了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且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支援了世界革命事業。

　　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這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遵照這個目的去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反過來又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共產主義因素進一步擴大，使資產階級法權進一步受到限制。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了，那么，它的生產目的也就必然隨著改變。在蘇修那里，生產目的就是為了追逐利潤。作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就必然要在那里發生作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事實，在理論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蘇修叛徒集團為了掩蓋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本質，故意把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混為一談，都說成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并且實際上把價值增殖作為主導方面突出地加以宣揚，胡說什么“企業財務活動的最重要的總結性指標是利潤和贏利率”，號召“為爭取提高利潤而斗爭”。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在第八章作進一步分析和批判。

　　掛著社會主義招牌、干著資本主義勾當的蘇修叛徒集團，為著欺騙群眾，還從另一個方面拼命歪曲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大肆宣揚什么“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叛徒、賣國賊林彪鼓吹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是“大家發財，大家生活得好”。

　　現代修正主義者如此起勁地用資產階級的福利主義偷換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就是為了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之類的花言巧語蒙蔽群眾，使人們忘記階級斗爭，忘記革命，忘記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根本目的，以便這一伙叛徒放手搞資本主義復辟。

　　今日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早已蛻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主人早已不是勞動人民，而是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為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謂“一切為了人”，就是一切為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他們真正“發財”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了，而蘇聯廣大的勞動人民則重新陷入了受壓迫受剝削的苦難深淵。

　　【抓革命，促生產】

　　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主導方面，即決定社會主義生產最本質的東西，是為了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增加社會總產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當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后，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剝奪資本家，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自己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當我國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黨的工作重心即將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時候，毛主席也諄諄教導我們，必須重視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工作，“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發展社會生產，增加社會總產量，一般有兩條途徑：一是隨著人口的增長，增加投入生產的勞動人數。通過這條途徑，一般地說只能達到增加社會總產量的目的，卻不能提高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另一條途徑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既可以增加社會總產量，又能提高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途徑，只能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在論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大意義時說：“只有增加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蘇維埃俄國才能取得勝利”。又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那么，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社會生產呢?

　　現代修正主義者把發展生產僅僅歸結為科學技術、生產工具的改進，妄圖根本否定生產力要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面才能得到保護和發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種反動的“唯生產力論”，根本歪曲了人類社會的歷史。

　　馬克思主義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社會生產，有賴于采用新的科學技術和新的生產工具，這一方面無疑是很重要的。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充分重視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也要吸收過來，洋為中用。但是，不能把提高勞動生產率，僅僅歸結為發展技術問題。

　　毛主席指出：“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オ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毛主席還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

　　發展先進技術，開展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不能孤立起來進行的。如果丟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鞏固和完善，丟開那些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變革，來談發展技術，脫離階級斗爭，來談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那就是極其錯誤的。科學技術、生產工具雖然很重要，但它們是死的，要由勞動者創造，并且由勞動者掌握使用，才能變成現實的生產力。

　　盡管生產的變化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開始的，但是這種人和自然的關系，又同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結成的一定的生產關系不可分割地相互聯系著。生產關系的變革，由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的大變革以后。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嚴重地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鋼的年產量除東北外只有幾萬噸，幾乎沒有機器制造業，更沒有汽車制造業、飛機制造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我們逐步地消滅了帝國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封建主義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只是在這種新的生產關系下面，我國的社會生產カオ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起來。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以后，是否還需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繼續調整和變革呢?劉少奇和林彪一類騙子硬說沒有變革生產關系的問題了，胡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什么“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了，用不著去繼續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只要埋頭發展生產力就可以了，還鼓吹什么“第二次工業革命”等等，這是老修正主義分子的“唯生產力論”在新形勢下的繁殖版。

　　如果照著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去辦，那就不要很久，中國社會改變顏色。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以后，還有繼續調整或變革生產關系的任務。生產力的發展，仍然要靠無產階級政治來統帥和用革命去推動。

　　這是因為，首先，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起來以后，基本上是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只有適時地調整生產關系的那些不完善方面，才能更好地保護和推進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由于生產力在繼續發展，生產關系也會同生產カ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當著生產關系的某些部分已經變得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也需要適時地加以變革，使它適應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要求。

　　在有階級的社會內，生產關系歸根到底就是階級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要使生產力不斷地得到發展，必須善于維護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適時地調整或變革已經同生產力的發展不相適應的那部分生產關系。

　　而調整或變革生產關系，也就是增強和發展生產關系中的共產主義因素，限制生產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因而歸根到底，也就是調整或變革階級關系，即經過一系列步驟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差別。這就必然要激起一切新老資產階級的反抗和破壞，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通過文化大革命，我國工農業生產呈現出新的躍進局面，1970年己勝利完成了1956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70年同1965年比，工業總產值增長了73.7%，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1.4%。

　　上海工具廠“三起兩落”的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只有抓革命オ能促生產。這個廠原是官僚資本開辦的一個紡織機械零件修配廠，解放后國家接管時只有二十多個工人，二十多臺破舊設備。

　　1950年經過改組擴建，成批生產機械工業的常用刀具。從官僚資本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工人，懷著強烈的翻身感，當家作主，社會主義積極性高漲，1954年勞動生產率比1950年增長了七倍半，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生產刀具、工具的路子，出現了這個廠歷史上的第一次生產高潮。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刮來了一股歪風，大搞等級森嚴的“一長制”，大搞“物質刺激”，大搞“管、卡、扣、罰”的所謂“正規化的管理制度”。緒果，把企業弄得死氣沉沉，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壓制，1956年的勞動生產率比1953年還要低30%，出現了這個廠解放以來的第一次低潮。

　　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的革命浪潮中，這個廠的廣大工人群眾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大破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大破修正主義的那一套清規戒律，提出“要政治掛帥，不要鈔票掛帥”的響亮口號。結果，技術革新不斷涌現，生產大幅度上升，1960年產量比1957年增長了七倍，出現了這個廠的又ー次生產高潮。

　　但是，在1961年又翻起了一股推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歪風。在這股歪風影響下，這個廠里除了計件工資制因受到群眾強烈反對沒有恢復以外，其他各種修正主義條條框框又復辟了，規章制度就搞了七十二本，共三千多條。結果，1962年到1964年三年的生產總和，還抵不上1960年一年的水平，生產的大好形勢遭到了嚴重破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眾從修正主義路線的壓制下又沖殺了出來，再一次從精神上得到了解放，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大為發揚。1970年這個廠實現了“每人萬把刀”的戰斗目標。1974年總產量比1965年增加了近兩倍，品種增加了一倍多。)

　　實踐證明，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變革過時的、落后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后，而不是在變革以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就是社會革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正是這個火車頭帶動了歷史的列車滾滾向前，帶動了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

　　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歷史，始終是無產階級政治統帥經濟，抓革命、促生產的歷史。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始終存在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貧下中農手里的問題，始終存在執行什么路線的問題，始終存在及時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問題。

　　因此，一個社會主義企業一定要努力發展生產，但必須用無產階級政治去統帥生產。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就會迷失方向，走錯道路，就不可能調動廣大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唯生產力論’總是抹煞生產關系的階級性質，進而抹煞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妄圖達到否定無產階級政治統帥經濟的反動目的。

　　這種論調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基礎，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效勞的一種謬論。我們要同這種論調劃清界限，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這個方針行之有效，必須堅持。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的迅速發展。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內容】

　　我們在明確了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主導方面即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和怎樣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這樣兩個問題以后，就可以進一步探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問題了。

　　所謂基本經濟規律，總是包括社會生產的目的和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這樣兩個方面。它決定著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這四個構成社會經濟生活整體的主要環節，決定著社會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過程。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過抓革命來推動技術和生產的發展。因此，概括起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就包含這樣的主要內容：及時調整或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為最終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決定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切主要方面，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內容。

　　就生產來看，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生產怎樣布局，都要服從這一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在制訂計劃時，就是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來安排生產的品種、數量和生產的布局，使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于加強戰備、鞏固國防，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和不斷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社會主義的交換同樣也首先要服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在決定外銷和內銷的比例、軍用和民用的比例、供應農村和供應城市的比例，以及各類商品的銷售價格的時候，不是首先考慮能賣得多少錢，有多少贏利，而必須是首先考慮怎樣才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和工農聯盟的鞏固，有利于保證勞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國防的鞏固，有利于促進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有利于對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援等。

　　就分配來看，社會主義分配雖有它自己的規律，但是，不論國民收入的分配或是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也都要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支配。社會主義國家在決定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決定工資水平的時候，對于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都必須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全面地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

　　同樣的，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消費問題的時候，無論是組織社會集團消費或是個人消費，都要服從于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時還要有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發揚無產階級的新風尚，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

　　總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體現著社會主義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之間最本質的聯系，決定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方向。正確地認識和運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可以使我們在工作中增強自覺性，克服盲目性，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闊步前進。

　　第三節 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

　　【社會主義生產高速度發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増長的需要，這個需要的滿足程度，同生產發展的速度有著密切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國防的鞏固、社會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以及對世界人民革命事業的支援，都要求有社會主義生產的高速度發展來創造物質前提。

　　同時，由于帝國主義統治總是在它的最薄弱的環節被首先被突破，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取得勝利的那些國家，住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這就更加強了高速度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需要。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高速度發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毛主席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 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

　　所以，社會主義生產的高速度發展不僅是一種愿望，而且是導源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種客觀可能性，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種表觀。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以下幾個方面推動社會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第一，社會主義制度為勞動群眾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制度把勞動群眾中間蘊藏著的無窮無盡的創造才能，摧殘、壓制和窒息了。社會主義制度使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勞動者成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他們的勞動力已不再是商品。他們不再為任何利削者工作，而是為自己的階級工作。

　　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變成了光榮豪邁的事情。這一切都使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大大地高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才開始真正以主人的態度來關心生產，發揮自己無窮無盡的智慧和才能。

　　第二，“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因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必然出現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有計劃地、合理地利用設備和天然資源，有計劃地、合理地培養和使用勞動力，使勞動資源和物質資源得到充分的節約和合理的利用，因而就使得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速度，可以大大地超過資本主義。

　　第三，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原來在社會生產中必然要被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用于寄生性消費的那一部分財富，如今可以用來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和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因而為生產的擴大和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例如，解放以前我國農民每年交給地主的地租，大約有六百億斤糧食。解放以后這部分社會產品就可以用來發展集體生產和改善農民生活了。從此，生產擴大和積累增加交互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就迅速發展起來。從我國工業生產來講也是這樣。

　　第四，社會主義制度為技術的迅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力圖采用新技術，是為了價值增殖，更多地剝削工人，只有在這個限度內，他才對發展新技術感興趣。資本主義制度下容納新技術的范圍比社會主義制度下要狹窄得多。當某項新技術不能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剩余價值時，就不會被采用。

　　同時，資本家都把自己企業里所有已實現的技術革新當作“營業秘密”壟斷起來，資產階級國家并且用“專利權”等形式使資本家對新技術的這種壟斷得到法律的保障，從而人為地阻礙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新技術的采用，是為了節省生產中的勞動消耗，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同時也是為了減輕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

　　因而，技術的發展就成為勞動者的自覺要求，并且使技術革新打破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那種局限性。在社會主義社會，任何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在生產方法和技術革新方面的先進經驗，都是勞動人民的財富，不應有什么“營業秘密”和“專利權”。這些先進經驗經過總結和推廣，可以迅速地在其他企業中得到運用。所有這一切，都大大加快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發展的速度。

　　第五，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種生產增長同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對抗性矛盾。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主導方面是有計劃地創造使用價值，滿足社會主義國家和勞動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

　　生產增長了，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社會文化教育和保健事業以及支援世界革命的規模就相應擴大，勞動者的消費水平也逐步提高，永遠不會有資本主義條件下那種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從而為生產的高速度發展掃除了人為的障礙。當資本主義世界遭受經濟危機的襲擊，生產猛烈下降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仍然欣欣向榮地發展，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保證了生產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社會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規律。

　　社會主義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高速度的，但也是波浪式地前進，螺旋形地上升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和影響，發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樣。有的年份增長多一些，有的年份增長少一些，這是前進中的波浪，它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停滯、倒退和生產増長相交錯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

　　【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社會主義制度為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提供了客觀可能性，但是，要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首先，需要有一條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路線正確了，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社會生產高速度發展的優越性就能得到充分發揮;如果路線錯了，或者正確路線受到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社會生產的發展就必然要受到阻礙和破壞。

　　毛主席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一九五八年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便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條馬克思主義路線。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要求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把多快和好省統一起來。“多”是對產品數量的要求，“快”是對時間的要求，“好”是對質量的要求，“省”是對節約勞動耗費的要求。

　　多快好省這幾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只好省，不多快，只有那么一點點，慢得要死，固然不好;只多快，不好省，質量差，費用大，占用資金多，也不行，因為從長期看，從全局看，其結果決不可能是多快，而只能是少慢。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正確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生產高速度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正確地反映了全國人民要求迅速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的革命意志。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強調了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了黨的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新發展。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反復批判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反復闡述勞動群眾創造歷史的真理。毛主席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極其概括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主席還一再教導我們，奪取政權要依靠群眾。建設社會主義也要依靠群眾。二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孔老二的忠實信徒林彪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對人民群眾極盡污蔑之能事。他無恥地自吹他的“腦袋長得好，和別人的不一祥，特別靈”，“不是普通農民的腦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腦筋”，拼命販賣孔老二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謬論，充分暴露了林彪及其一伙是人民群眾的死敵。

　　古往今來的無數事例證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只有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才能勝利地開展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這兩句話，講的是人的精神狀態、主觀能動性，是要求正確處理和調整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條件。

　　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要通過人的活動才能發揮出米。總路線十分重視群眾的革命干勁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要求充分調動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他們敢想、敢說、敢做，力爭去辦好那些經過努力可以辦得到的事情。

　　實現多快好省，避免少慢差費，關鍵在于一個很大的干勁。拖拖沓沓，畏首畏尾，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種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是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要求背道而馳的。

　　正確地認識群眾革命干勁的作用，還表現在怎樣正確地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問題上。

　　現代修正主義者總是把物質刺激，把“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資產階級哲學，看作萬世不易的真理。他們那種骯臟透頂的資產階級靈魂，是同工人、貧下中農為革命做工，為革命種田的崇高思想完全對立的。他們鼓吹物質刺澈，是要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毒害群眾，以實現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根本辦法是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群眾路線。毛主席明確指出：“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廣大革命群眾掌握了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必將激發出巨大的革命干勁，并變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創造出人間的奇跡。

　　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必須在經濟上有一套比較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廣大群眾和干部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去戰勝困難，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在制定總路線的過程中，毛主席確定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加速建設內地工業，實行工業、農業并舉，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并舉，大、中、小并舉等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這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有利于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各方面的關系，充分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扱性，使這些方面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相互支援，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盡量避免和克服各種片面性，以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高速度發展。

　　【我國國民經濟的大躍進】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全國人民斗志昂揚，意氣風發，敢想、敢說、敢做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漲;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社會主義競賽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蓬蓬勃勃的大躍進局面。

　　毛主席在闡發大躍進的含義時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大躍進體現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無產階級革命志氣和光榮傳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就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工作有過這樣的指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

　　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后，毛主席又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這條路線同劉少奇、林彪一類的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修正主義路線，是針鋒相對的。這條路線，使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封鎖，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任憑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風潮起伏，我國經濟始終扎實地蓬勃發展。我們要永遠堅持這條路線。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吃足了經濟不能獨立的苦頭。舊中國不僅重工業部門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輕工業也異常落后。長時期來，許多日用工業品都是從國外進口的，稱為“洋貨”。火柴稱為“洋火”，煤油稱為“洋油”，元釘稱為“洋釘”，機織布稱為“洋布”，銷售日用工業品的商店稱做“洋貨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起了自己的各種工業部門。

　　輕工業不僅部門齊全，而且許多產品已自給有余。我國自己的機械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儀器儀表工業和電子工業都先后建立和發展起來。在這個基礎上，我國試制成功了原子彈和氫彈，人造衛星上了天。我國第一個試驗成功人了工合成胰島素，為探索生命的起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我國第一個試制成功了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

　　我國勝利地研制成功了受控熱核反應實驗裝置，在探索熱核反應的和平利用方面，跨入了世界的先進行列。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人民正在攻克一個又一個科學技術高峰。我國人民用鐵一般的事實粉碎了林彪一類騙子所謂“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無恥誹謗，用鐵一般的事實向全世界證明：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固然能夠做得到;西方資產階級做不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也能夠做得到。

　　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的飛躍發展極其支持下，我國農業機械化正在迅速發展。農田水利建設也不斷取得勝利，有效灌溉面積已大大增加。農業“八字憲法”(土壤改良、肥料、水利、種子改良、合理密植、植物保護、田間管理、工具改革)(簡稱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在實踐中得到了豐富和發展。除了個別年份，我國農業生產出現了連年豐收的新局面。

　　(社會主義生產較之資本主義生產有較高的發展速度，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從1949年到1973年的短短二十四年中，我國農業總產值增長了一點八倍，輕工業產值增長了十二點八倍，重工業產值增長了59倍。)

　　資本主義社會，即使就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速度比較快的十九世紀后半期來說，也從來沒有達到過象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這種高速度;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以后，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就更緩慢了。

　　(我國鋼的年產量從十五萬八千噸(1940年)增加到二千一百萬噸(1971年)，只花了二十二年。而美國走完這個增長過程花了三十三年，英國花了八十六年，德國花了四十六年，日本花了五十年。

　　再以生產發展較快的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例，它的工業生產在1871年到1900年近三十年之久的期間，大約增加了三點九倍，但是在1901年到1929年期同，只増加了二點七倍;在1930 年到1959年期間，僅僅增加了一點七倍。

　　在1961年到1970年這一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每年平均增速度：美國為4.4%，英國只有2.9%。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在某一時期也有出現發展較快的現象，但這都是曇花一現，不可持久的。)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已取得了輝煌勝利，但這決不是說，我們可以自滿了。我國原來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現在，我國雖然取得了偉大勝利，已成為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國人民正在用實際行動實現著毛主席的莊嚴宣告：“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連載：第六章 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編寫小組 陋縣小民整理 2018-04-24 來源:烏有之鄉

　　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因此，計劃工作首先要相信群眾，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揭矛盾，找差距，促轉化。一個企業要生產哪些產品，生產多少，企業的領導應該講形勢，鼓干勁，向群眾交任務，交情況，交措施，交困難，發動群眾討論。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連載：第六章 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第六章 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第一節 有計劃發展規律調節著社會主義生產

　　【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

　　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是在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中發展的。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則被有計劃地發展所代替。這種變化，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決定，而是由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起來的社會化的生產力，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發展，摧毀了千千萬萬的個體生產，建立起了社會化的大生產，成千上萬的工人集合在一個工廠里，按照嚴密的分工進行生產。在各個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則由社會分工形成密切的依賴關系。

　　例如，紡織廠需要機器制造廠供應它各種紡織機械，機器制造廠需要鋼鐵廠供應它各種鋼材，鋼鐵廠需要鐵礦、煤礦供應它冶煉鋼鐵所需要的鐵礦石和煤炭，鐵礦和煤礦又需要從機器制造廠獲得各種采掘機械等等。而所有各種工礦企業，都需要電廠供應電力，需要鐵路、公路、海河航運企業為它們運送原料和成品。在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中，任何一個部門都不可能離開其他有關部門而單獨進行生產。

　　社會化的生產客觀上要求按一定的比例來分配社會勞動。“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如果社會勞動在各部門之同的分配比例不恰當，各部門的產品不能按照需要相互銜接，社會生產就不能有秩序地順利進行。

　　根據生產發展需要的客觀比例，在全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辦不到的。

　　資本主義的生產，就一個工廠或一個壟斷資本的范圍內來看，是有組織的。在這個范圍內，成千成萬的工人都受同一個資本的支配，被分配在相互銜接的各個車間、各道工序中，進行有組織的生產。就整個社會來看，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使整個國民經濟分裂成無數個獨立的企業。

　　這些企業都分別屬于不同的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所有，每個資本家都按照他認為最有利的方式經營生產。整個社會生產不是有組織的，而是無政府狀態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

　　各生產部門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系，是在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中由價值規律調節的。為著追逐最大的利潤，資本家之間進行著你死我活的競爭。資本家就象逐臭的蒼蠅那樣，隨著市場價格的自發波動，亂哄哄地時而把資本投入這個部門，擴大這種商品生產;時而把資本投入那個部門，擴大那種商品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平衡問題，往往需要通過經濟危機，通過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才能獲得暫時的、強制的解決。

　　為了粉飾資本主義，欺騙勞動人民，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考茨基之流和壟斷資產階級的御用經濟學家，炮制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和“有計劃的資本主義”的謬論，硬說由于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只要資產階級國家采取一定的財政金融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就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計劃化，從而消滅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避免失業和經濟危機。

　　這種謬論曾遭到列寧的嚴厲批判。列寧指出，“所謂用卡特爾消除危機，這是拼命替資本主義粉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慌話。相反，在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的壟斷，使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混亂現象更加厲害，更加劇烈。”列寧作了上述論斷以來，幾十年過去了。這幾十年中，資本主義經歷了多次嚴重的經濟危機。

　　一九七三年底，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又爆發了一場自三十年代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猛烈下降，整個國民經濟一片混亂。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現實面前，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的謊話遭到了徹底的破產。

　　社會主義制度使生產的社會化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社會勞動，使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為了保證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就必須高速度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高速度發展，就必然要求對社會勞動在各部門的分配進行有計劃的調節，使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力、物力、財力能夠充分發揮作用。

　　如果聽任社會主義企業也象資本主義企業那樣各自為政地盲目經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便無法順利開展，社會主義經濟也就喪失了它的固有特征。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在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資本主義所無法克服的各生產部門之間、各企業之間的利益對立，使生產具有直接的社會性，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統一組織全社會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用計劃來指導國民經濟各部門按比例地協調地發展。恩格斯早就預見到：“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這樣，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開始發生作用了。這個規律要求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發展，都要遵守國民經濟中客觀存在的各種比例關系，服從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計劃的統一領導。

　　用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來代替竟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標志著人類自覺地創造自己歷史的開端。在竟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不是人統治物，而是物統治人，勞動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資本家也無法擺脫在人們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客觀經濟規律的盲目支配。

　　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自覺地利用客觀經濟規律來創造自己的歷史。這種自覺創造歷史的活動，表現為人們在實踐過程中，逐步地正確認識客觀規律，根據客觀規律制訂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計劃，并通過有組織的活動，來實現人們預期的結果。

　　毛主席高度評價了我國勞動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通過計劃改造世界的自覺活動，指出：“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明毛主席的這個科學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僅僅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中國的面貌就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就已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改造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國民經濟的幾種比例關系】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要求通過制定計劃，并且在執行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變化的需要，自覺地調整計劃。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不斷地克服不平衡和不按比例的情況，使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按比例地協調地發展。

　　為了實現這一點，首先就需要知道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究竟客觀上有哪些比例關系?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只有首先明白這些客觀的比例關系，計劃工作才有正確的出發點。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千頭萬緒，錯綜復雜，但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四個環節中，生產是決定性的一環。在生產領域中，農業和工業又是兩個重要的部門。因此，農業和工業、農業內部、工業內部的比例關系，是整個國民經濟中三種十分重要的比例關系，這三種比例關系搞好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就比較好辦了。

　　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比例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是互為條件的。工業部門的職工需要農業提供糧食和各種副食品，輕工業需要農業提供原料，而不論輕工業或重工業都要以農業部門作為它們產品的重要市場。

　　反過來，農村人口需要工業提供日用工業品，農業生產需要工業提供化肥、農藥、農業機械、電力等等生產資料，而農業部門的產品除了自給性的那一部分以外，都需要以工業和城市人口為市場。

　　由于工農業生產的這種密切的相互依賴的關系，由于工農業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又是工人和農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所以，保持工農業之同的正確比例，使它們相互促進，就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在下一章還要專門論述。

　　農業內部的比例，包括農業(種植業)、林業、畜牧業、副業、漁業之間的比例，以及種植業內部的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各個分業部門之間的比例。

　　在整個農業生產中，糧食生產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廣積糧’，手中有糧，心里不慌。糧食生產搞得好不好，不僅關系到農業生產本身的發展，而且關系到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由于糧食生產具有這樣重要的意義，所以在處理農業內部的比例關系的時候，必須堅持以糧為綱。經濟作物和林、牧、副、漁各業的發展，都不能脫離糧食這個綱。

　　糧食生產在整個農業中占著決定的地位，要處理好農業內部的關系，任何時候都必須首先抓好糧食生產。但是，糧食生產是不能孤立地發展的。在農業生產中，農業、林業、畜牧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的發展，是發展林業和畜牧業的必要條件，但林業和畜牧業又反過來影響農業。

　　樹木和森林可以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侯，保護和發展牧場，開辟飼料、肥料、燃料來源，是農牧業生產的重要保障。畜牧業特別是養豬業的發展，可以為農、林業(主要是農業)提供有機肥料，反過來促進農、林業的發展。

　　毛主席早就指出：“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閘明了農、林、牧的辯證關系，指明了農、林、牧三結合是正確處理農業內部比例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發展農村副業和發展漁業，使之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為城鄉人民生活服務和為出口服務，是向生產的廣度進軍的重要方面。這對于增加農村集體經濟資金積累，促進城鄉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

　　至于農業內部除了糧食以外其他各個分業部門，如棉花、油料作物、麻、絲、茶葉、糖料作物、蔬菜、煙葉、水果、藥材以及其他雜項作物，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糧食生產有著密切的相互依賴的關系。

　　毛主席關于“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反映了農業中客觀存在的比例關系，是正確處理農業內部比例關系的指針。農業內部的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客觀上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糧食生產的發展是發展多種經營的前提條件， 多種經營的發展又能在肥料、資金等方面促進糧食生產的進一步發展。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要求在以糧為綱的前提下，考慮到不同地區的不同特點，因地制宜，對于農、林、牧、副、漁和糧、棉、油、麻、絲、茶等等的生產，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使它們相互促進，全面發展。

　　工業內部的比例關系比農業內部的比例關系更加錯綜復雜，但是在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中，也有一個綱，這個“綱”就是“鋼”。因為有鋼就有機器，有機器就可以發展各種各樣的工業。工業以鋼為綱，反映了工業內部比例關系的主導方面。工業各部門的發展，都要以鋼鐵工業的發展為基礎。

　　要搞好工業內部的比例關系，除了必須貫徹“以鋼為綱”的方針以外，還必須注意正確處理以下幾個方面的比例關系：

　　第一，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系。輕、重工業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依賴關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必須防止忽視輕工業的偏向。毛主席制定的輕、重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科學地反映了輕工業和重工業之聞的辯證關系，是保持輕、重工業按比例發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

　　第二，原科工業和加工工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例如，冶金工業和機械制造工業之間，化工原料工業和化工制品工業之間等等，都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依賴的關系。原料工業沒有加工工業同它配合，產品就沒有去路。加工工業沒有相應的原料工業同它配合，原料就沒有來源。這兩者之間雖然誰也離不開誰，但在一般情況下，矛盾的主導方面在原料工業。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加工工業如果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應，設備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對于立足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發展原料工業，特別是發展在原料工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采掘工業，大打礦山之仗，注意保持原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

　　原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上述關系，對于同一工業部門內的各個分業部門，也是同樣適用的。如鋼鐵工業就整個來說是一個原料工業部門，它為機器制造業、建筑工業等部門提供原料。但在鋼鐵工業內部，采礦、冶煉、軋鋼這三個分業部門之間，采礦又是鋼鐵工業的原料來源。因此要以采礦為基礎，建立三者之間適當的比例關系。

　　第三，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國防工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拳頭，是對付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援助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必不可少的一個工業部門。但是，國防工業的發展要以基礎工業的發展為前提。

　　恩格斯指出，“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沒有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儀表工業這些跟本基礎工業的發展，國防工業是上不去的。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脫離基礎工業，孤立地發展國防工業。不僅不能帶動整個國民經濟，而且必然破壞國民經濟。林彪一伙鼓吹“軍事工業可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并竭力反對軍用產品和民用產品的結合，其罪惡目的就在于破壞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為他們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服務。

　　我們只有按照毛主席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的理論，在加速經濟建設的基礎上來發展國防建設，把國防工業的發展，緊密地同基礎工業的發展相聯系，保持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的平衡，才能使國防工業和整個工業都得到更大更快的發展。

　　第四，各個工業部門內部的比例關系，如機器制造工業內部主機和輔機、整機和配件的比例關系，紡織工業內部紡、織、染的比例關系等等。這些比例關系的保持，從理淪上講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在實踐上，由于實行商品制度，由于計劃安排上的缺點，由于重主機、輕輔機，重整機、輕配件那種“只愿當主角，不愿當配角”的錯誤思想的影響，也會使主機和輔機、整機和配件的比例關系遭到破壞。

　　為了在工業內部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需要對商品制度加以限制，并在生產計劃上作出妥善的安排，同時必須不斷對那種“只愿當主角，不愿當配角”的思想進行批判。

　　農業內部、工業內部以及農業和工業之聞的比例關系，是國民經濟中極其重要的比例關系，是整個國民經濟平衡的基礎。除此之外，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還有不少重要的比例關系。

　　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比例關系就是一個重要的比例關系。馬克思把運輸業列為采掘工業、加工工業和農業之后的第四個物質生產部門。社會化的大生產，必須保證各個部門、各個企業及時得到原料、材料、燃料的供應，并及時將產品從生產地運往消費地。

　　有計劃的生產，需要有計劃的運輸來緊密配合，交通運輸業是“先行官”。采礦、建廠，首先就要準備好運輸條件。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如果落后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不能及時運到，產品不能及時運出，那就會極大地妨礙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文化教育建設和經濟建設之間也有一定比例關系。文化教育是上層建筑，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適應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

　　文化教育建設的規模和發展速度，必須同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經濟建設發展的速度相適應，才能保證源源不斷地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輸送給國民經濟和上層建筑各個部門，才能保證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逐步提高，滿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

　　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類的比例關系，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都是很重要的比例關系。這些比例關系如果安排的不妥當，也將妨礙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一方面的問題，將在第十二章里加以分析。

　　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比例關系，即生產增長、文化教育發展和人口增長之間的比例關系。

　　物質資料的有計劃的生產，文化教育事業的有計劃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有計劃的人口增長，即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是有計劃地進行勞動力再生產，有計劃地安排人民生活、保護母親和兒童健康，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前提。沒有計劃生育，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

　　所謂計劃生育，不是單純的節制生育，而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在人口稠密，出生率高的地區，要提倡晚婚和節制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則采取有利于人口增長的措施。總之，要使人口的增長同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相適應。

　　馬爾薩斯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特有的相對人口過剩規律，說成是絕對的自然規律，目的是掩飾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馬爾薩斯人口論總是把人看成一種消極因素，把人當作單純的消費者。馬克思主義認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因素。人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

　　而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有計劃的增長，總是比人口的有計劃的增長更快。我國建國以來的二十五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人口盡管増長了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卻増長了一點四倍，棉花増長了四點七倍，輕工業品增長幾倍、十幾倍，重工業品增長幅度更大。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不僅在理論上早已被馬克思主義者駁倒，而且已被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完全粉碎了。

　　人類社會只有發展到了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計劃生育才開始有了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產象物的生產一樣是無政府狀態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掌握了政權，掌握了社會的生產資料，處于社會主人地位以后，才開始有可能象對物的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那樣，也對人的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

　　恩格斯說：“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象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么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作到這點。”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帶有舊社會的痕跡，因此，計劃生育還不可能毫無困難，還會受到舊的習慣勢力的抵制。

　　但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加強計劃生育的宣傳教育，并在經濟上、技術上采取適當措施，計劃生育是可以逐步推廣開來的。這是勞動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一種表現，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種表現。

　　【生產力的合理布局】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不僅要求相互依賴的各個部門在生產上相互協調地發展，而且要求它們在地區分布上保持協調的比例關系，即要求有合理的生產力布局。生產力的合理布局，是涉及到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的縮小，國內各民族的團結，自然資源的充分利用，社會勞動的節約，社會主義建設多快好省地發展以及鞏固國防的大問題。

　　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分布，是在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中自發地形成的。資本家經營企業，不論是開工廠、辦農場、筑鐵路等等，都只服從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潤的需要，不可能有通盤的考慮和安排。資本主義社會自發形成的生產力布局，包含著許多不合理的因素：

　　工業生產畸形發展，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公路、鐵路、水上和空中航運等交通運輸事業，在工業發達地區由于貨運多、利潤高，資本家竟相經營，線路重床疊屋，大家吃不飽，形成運輸力量的浪費。而在工業不發達地區，由于貨運少、利潤少，資本家裹足不前，交通運輸極其落后，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布局方面的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是無法解決的。這些矛盾只有在生產資科公有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加以解決。所以，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便面臨著一個改造生產力布局的任務，這是恩格斯早就預見到了的。恩格斯指出，為著消除資本主義大工業畸形發展所帶來的惡果，社會主義社會將“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力”。

　　社會主義社會按照什么原則來改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生產力布局呢?所謂生產力的合理布局究競包含著哪些主要內容呢?

　　生產力的合理布局，要求使工業接近原料產地和銷售地區。對于一個國土遼闊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就要求使每一個較大的行政區或經濟協作區都應形成比較獨立的、各具特點的、不同水平的工業體系。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遠途運輸上所耗費的人力和物力，保證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

　　當然，工業應接近原料產地和銷售地區的原則，并不是絕對的。在其他有利因素足以抵消遠距離運輸的不利因素的條件下，使離開原料產地較遠地方的冶煉工業和加工工業得到充分利用、合理發展，也是必要的。

　　生產力的合理布局，要求大工業盡可能平衡地分布到全國各地，并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縣、社工業，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密切地結合起來，使農村經濟和文化得到更大的發展。生產力的這種合理布局的結果，將使大城市居民分散到農村去，建立起許多新的小城市，使城鄉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最后消滅。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布局，要服從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國防需要，要有利于對付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威脅。為此，就要避免工業過分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要使各個地區都具有一定的現代工業生產包括軍工生產的能力，并基本上實現糧食自給。

　　這樣，當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突然襲擊的時候，我們就有許多可靠的大大小小的工業基地，有更廣闊的回旋余地，做到堅不可摧，不論帝國主義從哪里來進攻，都將被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

　　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在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要有利于各民族團結的增強。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居于統治地位的那個民族的資產階級，為著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總是要限制被壓迫民族地區工業的發展。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為著增強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就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強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工業建設，促使各民族在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步縮小。

　　總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合理市局，要服從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服從于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需要。而改造生產力布局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改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那種工業畸形發展的狀況，造成“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平衡的分布”。

　　舊中國的生產力分布極不合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統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形成這樣一種狀況，僅有的一些現代工業都集中在沿海一些省市，而廣大內地則幾乎沒有任何現代工業。

　　(解放初期，沿海地區的工業總產值，約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3%。在重工業方面，以鋼鐵工業為例，大約有80%的生產能力分布在沿海，而在資源非常豐富的內蒙古、西北、西南等地，幾乎沒有任何鋼鐵工業。在輕工業方面，以紡織工業為例，80%以上的紗錠和90%以上的布機分布在沿海，而在廣大的產棉區和內地，卻很少有紡織工廠。)

　　為著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關健問題，就是要在廣大的內地發展工業。這樣，就發生了沿海工業(原有工業基地)和內地工業(新建工業基地)的關系。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這方面的關系，闡明了正確處理這方面的關系的原則。

　　要改變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原來那種不合理的狀況，需要大力發展內地工業，要把絕大部分新工廠建在內地，沿海的原有工業基地要通過遷廠、包建、支援人力、物力等各種途徑支援內地工業的發展，使全國工業布局逐步平衡起來。

　　這對于加強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普遍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我國的國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都是極其重要的。但這決不是說，對沿海工業可以采取消極態度。一般說來，沿海工業歷史較久，能夠從技術力量、設備、原料、產品設計等方面支援內地工業。充分利用和合理發展沿海工業，可以更好地支持內地工業的發展。

　　建國二十多年來，在毛主席關于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的理論指導下，我國內地工業迅速發展，在內地各省新建的工業基地已經初具規模。同時，沿海各省市原有的工業基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合理的發展。內地工業、沿海工業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共同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生產力布局的過程中，加速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國少數民族雖然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區廣大，約占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且地下礦藏豐富，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十分需要的。

　　過去，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得不到發展，不僅沒有現代工業，就是農業生產也非常落后。解放以來，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也迅速發展起來了。

　　“北煤南運”、“南糧北調”，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生產力布局的一個沉重包袱。我國鐵路運載量的相當大一部分，就是被耗費在這上頭的。解放以來，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粉碎了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

　　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北方各省糧食自給率大大提高，歷來多災缺糧的河北、山東、河南三省，現在已經糧食自給有余，為扭轉“南糧北調”作出了新貢獻。

　　南方各省煤礦的勘探和生產迅速發展，四川、云南、貴州、江蘇、廣東等省的煤產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從來不生產煤的西藏，也找到了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北煤南運”、“南糧北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變。

　　第二節 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的影響作用

　　社會主義生產既是直接的社會生產，又在不同程度上是商品生產。有商品生產，就有價值規律。“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因此，按照社會主義生產的性質，就既有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在發生作用，也有價值規律在發生作用。

　　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是：(一)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該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二)商品的交換要根據等價的原則來進行。這兩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后者以前者為基礎，而前者又必須通過后者來貫徹。這個規律體現的是資產階級法權。價值規律的這個基本內容，在社會主義社會跟在舊社會是沒有多少差別的。

　　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主要是在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因而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方式、范圍和后果，則已經和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大的不同了。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是在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下進行的，商品的價格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著商品價值的轉化形態生產價格而不斷地上下波動，有時高于生產價格，有時又低于生產價格。商品價格的這種自發波動，支配著人們盲口地擴大或縮小生產。當價格高于生產價格時，利潤大于平均利潤，資本家眼見有大利可圖，就爭先恐后地把資本投往這些部門。反之，就把資本抽走。社會生產就是在這種盲目競爭的狀態下發展的。這種情況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是作為一種在人們背后起作用的異己力量表現出來的，是社會生產的全面調節者。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的主要調節者已經不是價值規律，而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了。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產品的價格雖然仍要以產品的價值為基礎，并同價值有所背離。但是，產品的價格已不再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自發地漲跌，而是由國家計劃機關統籌兼顧、統一規定的。

　　國家計劃機關適當地利用價格同價值的背離對生產的作用，使某些產品的價格略高于價值或略低于價值，以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影響生產和消費，以達到預期的目的。

　　所以，從基本的方面來說，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已不再是一種在人們背后發生作用的異己力量，已不再是社會生產的全面調節者，它有可能被人們認識，并成為一種被人們駕馭的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發揮它的歷史作用。

　　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價值規律對生產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只要價值規律存在，資產階級法權也就存在。它還會給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帶來危害，具體表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首先，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不以價格的高低和贏利的大小為轉移，不由價值規律調節，而由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要求制訂的國民經濟計劃來調節。

　　國家計劃機關根據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規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國營企業必須貫徹執行。計劃虧損的產品雖然連生產成本都不能收回，企業仍須按計劃進行生產，虧損部分則由國家補貼的方式來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國營企業嚴格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這是事情的基本的一面。從這基本的一面來看，價值規律對國營企業的生產是沒有調節作用的。但是，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而國家計劃對國營企業的生產也不可能規定得很細很死。

　　對于某些產品，如面盆、口杯等日用工業品，國家計劃一般只按產品的大類規定生產數量，而不規定具體品種、規格、對于象糖果、餅干一類的產品，國家計劃一般只給企業下達產值指標，而不規定產品的種類。

　　在這種情況下，某些企業就有可能擴大價值規律所體現的資產階級法權，不顧人民需要，而去生產那些價格高、利潤大的產品，從而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要求。

　　其次，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也是在國家計劃指導下進行的。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生產的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的播種面積和交售任務，都是由國家計劃規定的。

　　其他很多農副產品的生產，國家雖然不直接下達計劃任務，但也通過商業部門同社、隊簽訂采購合同的辦法，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所以，農村集體經濟的生產，就整體來看，起決定作用即調節作用的，仍然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

　　但是，集體企業不同于國營企業，它是自負盈虧的經濟單位，它的積累水平和社員收入水平都取決于它本身的生產收入。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某些集體經濟單位就會傾向于擴大價值規律所體現的資產階級法權，去生產那些成本低、收益大的產品。這樣，價值規律對集體企業生產的影響作用，就比對國營企業生產的作用顯得更大一些。

　　至于集體經濟生產中的那些同國計民生關系不很重要、不列入國家計劃，也不通過采購合同來銜接的零星的土特產品的生產，價格的高低和收益的大小對它會起更大的作用：收益較高的產品比較容易發展，收益較低或虧本的產品比較難以發展。這就是價值規律對這類產品的生產發生的一定程度的調節作用。

　　只要實行商品制度，不論是國營企業的生產還是集體企業的生產，價值規律都還是起作用的。從社會主義生產的集體來說，社會勞動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是由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國家計劃來調節的。所以，國家計劃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第一位的東西;價值規律是起影響作用的第二位的東西。

　　價值規律作為商品生產的規律，終究是私有經濟的遺物，它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必然要發生作用。但是，我們要善于駕馭它，并且對價值規律帶來的危害加以限制。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對生產的盲目調節，一方面促進了生產技術的進鄉，另一方面必然造成社會財富的大量浪費，造成中小企業的大批破產，工人大量失業，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起來。

　　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的影響作用，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后果呢?

　　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過程中，價值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發生作用的方向，有時是一致的。例如，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要求加速發展某些經濟作物的生產，以適應某些輕工業迅速發展對原料的需要，而這些經濟作物的價格也可以保證給農業集體經濟帶來較多的收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計劃的增產要求同農業集體經濟方面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的要求是一致的，增產計劃一般說來也容易完成和超額完成，但是，這兩個規律作用的方向，也會有不一致的地方。就農業生產內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比價關系以及各類經濟作物的比價關系來看，某些經濟作物的價格可以給集體經濟帶來較多的收入，對比之下，必然會有另一些經濟作物或糧食作物只能帶來較少的收入。

　　如果聽任價值規律來影響生產，就不利于國民經濟計劃對各種農作物不同程度地全面增產的要求。從這里可以看出，當兩個規律發生的作用一致的時候，價值規律對國家計劃的完成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當兩個規律的作用不一致的時候，價值規律就會沖擊國家計劃的完成，起消極的作用。

　　所謂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就是要全面地認識價值規律的作用，通過政治思想工作、國家的計劃安排和價格政策，利用價值規律對組織生產的積極作用，限制它的消極作用，使之有利于國家計劃的完成。

　　利用價值規律對生產的積極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必須按照“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的原則辦事，必須主要依靠國家計劃來指導社會生產。不能主要依靠價格來指導生產。如果把主次顛倒，把范圍擴大，那就會滑到修正主義者所鼓吹的“價值規律萬能”的邪路上去。

　　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的消極作用，不僅在集體經濟中存在，而且在國營企業中也同樣存在。如果對于這種消極作用不是嚴加限制，那它就會沖擊國家計劃，不僅會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起破壞作用，而且會使資產階級經營作風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膨脹起來，腐蝕和瓦解社會主義經濟。

　　如何對待價值規律的這種消極作用，是限制還是擴大?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黨歷來主張既要正確利用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的積極作用，又要嚴格限制它的消極破壞作用。

　　劉少奇、林彪一伙拼命擴大價值規律的作用，鼓吹價值規律“萬能淪”，主張以價值規律作為社會生產的調節者。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更是明目張膽地把價值規律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客觀調節者”，并依據這一修正主義理論，來推行以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為核心的“新經濟體制”，完全依靠價格和利潤的刺激作用和市場經濟來調節企業的生產經營。

　　這就是今天蘇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特征。國內外修正主義者的手法盡管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個，就是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復辟資本主義。反映在價值規律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實踐告訴我們，要正確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生產服務，就必須劃清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界限，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否則就會迷失方向。

　　第三節 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

　　【計劃工作的依據】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基本上是通過黨和政府的自覺利用、通過正確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來體現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包括計劃的研究、制訂、貫徹、檢查、調整、總結等一系列的環節。沒有國家的計劃工作，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按比例發展是不可能自發地實現的。

　　當然，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如果人們不去自覺利用它，這個規律也是要強制地實現它的作用的。譬如說，經濟領導機關如果不作認真的調查研究，不尊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那么，相互聯系的各個部門就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脫節現象。

　　這種觀象將從反面使人們認識到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存在，因而不得不尊重這一規律，并通過國民經濟計劃工作來反映這一規律的要求。

　　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重要環節是制訂計劃。計劃是人們制訂出來的，是屬于意識形態的東西。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正確的計劃促進社會主義經濟迅速發展，錯誤的計劃則阻礙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制訂得是否正確，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很大的關系。

　　怎樣才能制訂出正確的國民經濟計劃，搞好計劃工作呢?

　　正確的國民經濟計劃首先應該在各個方面都能正確地反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斯大林指出：“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規律，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規律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完全反映了這個經濟規律的要求。”

　　確實，要做到使人們制訂的計劃正確地反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是很不容易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總是力圖用各種方法來破壞和干擾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為無產階級認識這個規律制造各種障礙。林彪一伙就曾經鼓吹什么“嘴巴就是計劃”、“打仗就是比例”的謬論，妄圖把水攪混，破壞社會主義建設。

　　社會主義的計劃工作除了會受到資產階級勢力的破壞和干攪以外，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對于國民經濟中錯綜復雜的比例關系要一下子統統認識清楚，那當然是辦不到的。但是，人們應該在客觀條件許可的范國內盡量作到使自己的行動符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

　　只要我們堅定地依靠群眾，不斷地總結經驗，提高自覺性，克服盲目性，在制訂計劃以前，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弄清情況，按照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聯系，來安排比例關系，完全有可能使國民經濟計劃比較正確地反映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只是要求國民經濟中相互關聯的各個部門在發展過程中保持協調的比例關系。但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并不能給我們指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給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指明基本方向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

　　所以，一個正確的國民經濟計劃，不僅要正確地反映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要求，而且還要在各方面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

　　國民經濟計劃的制訂，除了要反映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以外，還必須以黨和國家在一定時期提出的政治、經濟任務作為重要依據。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三大革命斗爭中所面臨的情況不同，問題不同，從而要解決的政治、經濟任務也不盡相同。

　　計劃如果脫離一定時期國家的政治、經濟任務，就是無的放矢，就失去了掛帥的東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計劃規律只是指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總的方向和一般要求，而不可能指明一定時期的具體任務。

　　一定時期的具體的政治、經濟任務，是由黨和國家在考慮到客觀規律的要求，并研究了三大革命斗爭的具體情況和問題以后提出來的。因此，制訂國民經濟計劃，要深刻領會黨和國家所提出的政治、經濟任務，把它作為制訂計劃的指南。

　　【搞好綜合平衡工作】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平衡是經常的，不平衡則是偶然出現的例外。其實，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攪和破壞，由于自然條件的變化，由于各個企業、各個部門、各個地區之間生產發展狀況的不斷變化，由于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局限性，仍然會經常出現打破平衡和比例關系的情況。這樣，就要求我們努力搞好綜合平衡工作，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社會主義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并不在于社會主義經濟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會出現各生產部門之間的不平衡，而是在于：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各生產部門之間的不平衡不可能通過人們的自覺活動、通過有計劃的調節來克服，因而往往要發展成為嚴重的比例失調，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而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通過人們的自覺活動，通過黨和國家的計劃調節，不斷地克服不平衡，建立相對的平衡。

　　這樣，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從不平衡到平衡，就是意昧著打破舊的比例關系，在更高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比例關系，使社會主義經濟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對立統一中迅速向前發展。

　　毛主席指出：“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

　　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憂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

　　毛主席的這個理論，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闡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有計劃發展及其優越性，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看作沒有矛盾，生怕出現不平衡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正確的態度是，對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平衡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分析，分別情況，區別對待。

　　由于某些部門工人群眾提高了社會主義積極性，節約原材料、提高設備利用率和增產不增人而超額完成計劃造成的不平衡，是件好事，應該歡迎。由于工作中有差錯，完不成計劃，因此引起的不平衡，則應盡力避免。

　　但不論是什么原因，在不平衡出現以后，要用積極的態度去對待它，根據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及時地把暫時落后部門的生產促上去，建立起新的平衡。這正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優越性的體現。

　　為了要克服經常出現的不平衡，建立起相對的平衡，就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工作。綜合平衡不是個別生產部門的平衡，而是建立在農業內部的平衡、工業內部的平衡和工農業之間的平衡基礎之上的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

　　綜合平衡的任務，主要是依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考慮到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的影響作用，在黨的路線的指引下，安排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把人力、物力、財力適當分配到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建立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平衡，使生產資料生產的増長同社會主義生產日益發展的需要相適應，使消費資料生產的増長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相適應。

　　綜合平衡的過程，是一個掲露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為著搞好綜合平衡，應該用積極的態度來處理矛盾，積極地把短線產品搞上去，加速發展那些在國民經濟中帶有關健性的暫時落后的部門，以便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只有這樣，才能使生產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得到更好的滿足。

　　劉少奇一伙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有時提出什么“短線平衡”等等的名目，大搞削高就低的消極平衡;有時又提出脫離實際的高指標，而當指標落空時，就來個“砍光退夠”，在計劃工作中推行一條右的或者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

　　綜合平衡是要建立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而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異常復雜，包含著很多矛盾，這就需要對全局進行分析。毛主席教導說：“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把毛主席的這一教導應用到綜合平衡中來，那就是說，對于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的各種比例關系，決不可以不分主次同等對待，而必須區別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力量，這就好比兩只手同時要抓十條魚，結果一條也抓不住。重點部門、重點地區、重點企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關健的作用，因此必須照顧重點，它們的需要應首先保證得到滿足。

　　但是，保證重點并不是說可以忽視一般。重點同一般之間，有著密切的相互依賴關系。不保證重點，一般固然得不到很好發展，忽略了一般，重點的發展也要受影響。所以，在綜合平衡工作中，必須貫徹執行“統籌兼頗、適當安排”的方針，在照顧重點的前提下，同時兼顧一般。要從整體出發，瞻前顧后，考慮到上下左右的關系，避免犯片面性的錯誤。

　　在綜合平衡工作中，必須兼顧勞動力平衡、物資平衡和資金平衡。由于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上述三種平衡中，首先必須安排好勞動力的平衡。而在安排勞動力的平衡中，根據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原理，又必須首先保證滿足農業生產對于勞動力的需要。

　　只有在農業生產隨著機械化的發展而有可能提供多余勞動力和更多商品糧食、經濟作物的條件下，才可以從農業抽調適當數量的勞動力來發展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離開了這一前提條件，過多地抽調農業勞動力，就會破壞綜合平衡，不利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高速度發展。

　　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從出現不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總要有一個過程。為著在這一過程中保證各部門之間的按比例發展，必須建立和保持一定的物資儲備。

　　各類物資儲備的數量必須適當。儲備量過少，不能滿足填空補缺的需要，就會使一些部門由于某種物資的短缺而開工不足，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儲備物資的數量過多，超過了彌補暫時短缺的需要，就會使本來可以用之于當前生產的物資不能發揮它的作用。也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計劃工作的幾個原則】

　　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工作，除了正確地運用綜合平衡這個基本方法以外，還必須遵循從計劃工作實踐經驗基礎上總結出來的一些基本原則。

　　國民經濟計劃工作必須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把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結合起來。

　　要制訂和貫徹執行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當然要有高度集中的統一領導。在國民經濟計劃工作中，如果沒有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提倡全局觀點，不反對分散主義，而聽任各個地方各自為政，那就不可能有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但是，社會主義的集中領導是建立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的。中央的集中領導同發揮地方積極性是互為條件的。

　　列寧在闡述經濟工作方面的民主集中制時說：“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在經濟方面實行民主集中制，保證鐵路、郵電和其他交通運輸等經濟企業的工作有絕對的嚴整性和統一性;同時，真正民主意義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歷史上第一次造成的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不僅使地方的特點，而且使地方的首創性、主動精神和各種各樣達到總目標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順利地發展。”

　　為了把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結合起來，在制訂國民經濟計劃的時候，中央有關部門應當征求地方的意見，和地方商量，和地方共同制訂計劃。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也要允許各地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做法。

　　這種特殊，不是鬧獨立王國的那種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因地制宜地充分挖掘生產中的潛在力量，更好地完成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所必要的特殊。從計劃工作制度上講，就是要實行統一計劃、分級管理的制度。

　　毛主席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指出：“應該統一的，必須統一，決不許可各自為政;但是統一和因地制宜必須互相結合。”毛主席后來又多次教導我們，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時，應當更多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讓地方辦更多的事。

　　毛主席還指出：“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這是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極其重要的原則。

　　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因此，計劃工作首先要相信群眾，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揭矛盾，找差距，促轉化。一個企業要生產哪些產品，生產多少，企業的領導應該講形勢，鼓干勁，向群眾交任務，交情況，交措施，交困難，發動群眾討論。

　　這樣，不僅使計劃有可能的基礎，而且能發現和提出少數人關在房間里所臆想不到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計劃、指標不經過群眾討論，主意是干部的;經過群眾討論，變成了群眾自己的計劃，才能使計劃指標既先進，又可靠，能充分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

　　計劃指標應該是先進的，只有先進的計劃才可以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為了制訂出先進的計劃，就必須同保守思想作斗爭。有些人明明知道生產潛力很大，卻把計劃指標定得很低，不去發動群眾挖掘企業的潛力，只圖舒舒服服完成計劃。

　　或者不從國家需要出發，挑肥揀瘦;或者貪圖方便，多要物資，積壓浪費;或者片面追求產值，不重視品種、質量。很明顯，如果聽任資產階級思想泛濫，不同保守思想作斗爭，那就不可能制訂出反映客觀實際的科學的計劃。制訂計劃的過程，也就是先進思想同保守思想斗爭的過程。

　　計劃指標應該是先進的，但這決不是說，指標愈高愈好，可以沒有根據地加碼、翻番。脫離了客觀可能性的高指標，不僅不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而且必然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先進的計劃指標必須是有科學依據的，可靠的，切實可行的。

　　毛主席教導說：“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現實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認為做不到，不去辦，就叫右傾保守。沒有充分根據的，行不通的也去辦，就叫盲目性，叫做形“左”實右。訂計劃既要反對右傾保守，也要反對形“左”實右，使計劃放在有充分根據，經過努力可以完成的基礎上。

　　客觀可能的計劃指標，也不能訂得太滿，而必須留有充分的余地。實踐經驗證明，計劃指標留有余地，讓群眾經過努力有可能超額完成計劃，是有利于調動群眾的積扱性的。

　　在制訂基本建設計劃的時候，應該貫徹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原則。

　　一定時期內可以用于基本建設的人力、物力、財力是有限的。如果基本建設戰線太長，上馬的項目貪多求大，那就勢必拖長建成投產的時間。如果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那就可以早建成，早投產。假定，我們在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內的基本建設資金足夠建設五百個項目。

　　這里有兩種做法，一種是五百個項目同時上馬，分散使用建設資金，到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五百個項目同時建成。在這種情況下。每個項目的建設周期都要五年。

　　另一種做法，每年上馬一百個項目，集中使用建設資金，五年中，每年都有一百個項目建成。那么，每個項目的建設周期可以大大縮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原則，不僅在軍事上是有效的作戰方法，而且也是制訂基本建設計劃時必須遵循的原則。

　　這個原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頗難。問題的關健是不顧大局的本位主義思想作怪，以及對于違反這個原則所帶來的危害性認識不足。為著貫徹執行這一原則，就要加強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這一原則的宣傳教育，同那種只顧局部需要、不顧全局利益的觀點和行為作斗爭。

　　國民經濟計劃工作必須實行長期計劃(五年計劃和十年、二十年的遠景規劃)和短期計劃(年度計劃、季度計劃、月度計劃)相結合。不搞長期計劃，基本建設就很難作有計劃的安排。長期計劃體現長遠奮斗目標，使人們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使人站得高，看得遠，可以出干勁。

　　工人同志說得好：“胸中沒有大目標，一縷稻草壓彎腰;胸中有了大目標，泰山壓頂不彎腰。”但長期計劃要通過短期計劃加以具體化，オ能落實，オ抓得住，才便于在執行過程中進行檢查和評比。這樣，長期計劃的實現才不致落空。

　　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的計劃工作，有它自己的特點。集體所有制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但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可以保持較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以便因地制宜，充分調動集體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集體經濟隨著國營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連載 第七章 社會主義農業和工業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編寫小組 陋縣小民 整理 2018-04-28 來源:烏有之鄉

　　能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始終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正確處理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關系問題，實質就是鞏固工人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是鞏固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問題，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農民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階級斗爭的新問題。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連載  第七章  社會主義農業和工業

　　第七章 社會主義農業和工業

　　第一節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農業是基礎的實質】

　　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農業和工業這兩個主要物質生產部門相互依存，相互制約，遵循一定的規律相互交換活動。在這一章里，我們將著重研究這兩個物質生產部門的內在聯系、相互交換活動的規律性以及這些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發生作用的特點。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這種地位，是由農業本身的生產特征所決定的。

　　人們要進行生產，或者要從事文化、社會活動，總是要首先獲得必需的物質生活資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切勞動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產食物為目的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說過：“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農業(包括單純采集、狩獵、捕魚、畜牧等)就是這樣的生產部門，農業勞動就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是人類生存和一切生產最為必要的條件。

　　農業是人類社會初期唯一的生產部門。那時盡管有著為進行農業生產而制造工具的勞動和紡織勞動.，但是這種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原來不是分開的。如果我們把那時的經濟也叫做國民經濟的話，那么農業便是那時“國民經濟”唯一的部門。

　　除了農業以外，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后來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產生的呢?馬克思指出：社會一部分人用在農業上面的全部勞動“必須足以為整個社會，從而也為非農業工人生產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工業的人有實行這種巨大分工的可能”。

　　馬克思對社會分工的發生所作出的歷史總結，清楚地告訴我們，只有當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才會產生。所以，農業生產的一定發展，是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賴以獨立化的基礎。

　　一些生產部門，當它們從農業中獨立出來以后，要獲得進一步發展，仍然要建立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這是因為，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才有可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生活資料和勞動力，以滿足其他部門發展的需要。

　　馬克恩指出：“社會用來生產小麥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愈少，用來進行其他的生產——物質和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愈多。”這說明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是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得以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農業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是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得以獨立化和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這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經濟規律。馬克思指出，“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在資本主義國家，農業通常落后于工業，但這并不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可以脫離農業這個基礎。

　　馬克思是把資本主義世界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來分析的，他說：“農業的一定發展階段，不管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是資本發展的基礎。”這就是說，即使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業落后于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本國農業很少或者沒有起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但它必定是以依賴和掠奪外國農業為基礎的。

　　農業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的基礎作用，比之以往任何社會都更加明顯。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把國民經濟各部門緊密地聯結成一個整體，國家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可以有計劃按比例地統籌安排各部門的勞動，這就表明人們在歷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覺地運用農業是基礎這個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經濟又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本國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這樣，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如果從直接社會生產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農業的生產，那么，這就是一個有計劃地生產糧食、副食品和工業原料等特殊的使用價值的過程。通過這樣的過程生產出來的糧食和副食品，除了用來滿足農業勞動者本身的生活需要以外，還為全社會非農業勞動者提供食物。農業生產發展了，那么為社會提供的糧食和副食品也就增加了。而糧食和副食品的發展，直接關系到一切事業的發展，關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同時，社會主義農業所生產出來的原料(經濟作物)，也是工業原料的一個重要來源。重工業需要某些農產品作原料，輕工業更需要大量農產品作原料。目前，我國輕工業使用的原材料就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來自農業。

　　因此，農業又是工業的一個重要的原料基地。毛主席指出：“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農業的發展，對工業、特別是對輕工業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

　　我們如果從商品生產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那么，農業和工業在商品交換中是互為市場的。農業向社會提供的糧食和原料越多，就標志著銷售到農村去的工業品也將相應增加。在我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情況下，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作為重工業的市場的作用，也日益明顯起來。

　　毛主席在我國農業合作化勝利實現以后不久便指出：“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

　　這個極其廣闊的市場，是發展工業所必需的資金積累的重要來源。此外，在農業勞動創造的價值中，有一部分通過上繳農業稅的形式，為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積累。

　　社會主義農業也是向工業和其他部門提供勞動力的主要源泉。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的發展，需要增加勞動力。這一部分勞動力，除了依靠本部門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把節省下來的勞動力用來滿足需要以外，主要依靠農業部門來提供。

　　毛主席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工業和其他部門勞動隊伍的擴大，取決于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超過自己消費的農產品的數量，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基礎的。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明，農業發展較快的當年或次年，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一般就比較快;反之，在農業發展較慢的當年或次年，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也就比較慢。如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我國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農業歉收，工業的發展也就緩慢下來。

　　從一九六二年起，農業連年持續豐收，我國工業發展也就上升較快。由此可見，農業生產的發展對整個工業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作用是極其明顯的。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要發展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就必須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

　　我國發展農業的根本路線是什么呢?依據毛主席關于“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的指示，第一步是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要充分發揮農業的基礎作用，關健在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要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就要努力實現農業機械化。

　　社會主義農業是在不斷完善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條件下，通過農業的技術改造，在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迅速發展的。在我國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以后，毛主席非常明確地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毛主席的這個發展農業的綱領性指示告訴我們，必須不斷地用現代化的技術裝備武裝和改造農業，實現農業的機械化，這是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農業根本出路的大問題。

　　這就要求各個有關部門，特別是工業部門把支援農業、促進農業機械化，當作重要的任務來抓，堅決地把本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特別要求重工業部門為農業提供更多更好的、適合于各地農村特點和農業迫切需要的生產資料，如水利電力設備、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等，以促進農業的技術改造。

　　(在我國，可以機耕的土地，如果要求達到70%的機耕面積，那么，全國拖拉機的擁有量，需要從1970年的十幾萬臺增加到八十萬臺，手扶拖拉機的擁有量，需要從十萬臺增加到一百五十萬臺。全國如果平均每畝耕地的化肥施用量要求達到八十斤，那么，就需要化肥六千四百萬噸。可見，農業的發展，對重工業提出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

　　我國原來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生產十分落后。一九四九年，全國糧食產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億斤，平均每人只有四百多斤。解放以后，通過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通過“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平均每人已達到六百多斤。

　　但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水平還很低，底子還很薄，抗災能力還很差，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技術落后的狀況。這同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要在鞏固和壯大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積極進行農業的技術改造，實現農業的機械化。

　　實現農業機械化，在耕作、播種、收割和運輸等方面用上機器，那就可以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例如，用手工翻地，一個強勞動力一天只能翻一畝。用牛翻地，一人一牛一天也只能耕四畝。用一臺中型或大型的拖拉機則每天可耕地幾十畝到幾百畝。

　　農業機械化節省下來的勞動力，可以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用于增加復種指數，進行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可以用來擴大副業生產，促進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可以促進社、隊工業的發展;可以為現代工業的發展提供豐富的勞動資源。

　　實現農業機械化，可以大大提高對自然災害作斗爭的能力，改變靠天吃飯的局面。我國疆土十分遼闊，旱、澇災害在不同程度上每年都有。有了機電排灌等農業機器，可以及時灌水、排澇，減少早、澇災害，保證農業生產的穩產和高產。總之，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是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農業機械化除了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以外，還必然要反過來強有力地促進機械、化學、電力、燃料等重工業的發展;促進農村人民公社三級集體所有制的鞏固和發展，更有利于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

　　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劉少奇一伙鼓吹的“中國人多地少不用機械化”，“山區不可能機械化”，“精耕細作不能機械化”等反對農業技術改造的謬論。毛主席關于農業機械化的一系列指示進一步深入人心，各有關部門和廣大農民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積極性大大提高。

　　在黨中央制定的農業機械制造以地方為主、農業機械產品以中小為主、農業機械購買以集體為主的正確方針的指導下，我國農業機械化得到了迅速發展。

　　(1973年和1965年相比，我國農村用電量提高了二點八倍;化肥施用量增加近一點九倍;拖拉機(混合臺)擁有量增加了二點二倍，手扶拖拉機擁有量增加了七十四點八倍，實際機耕面積擴大了70%，動力排灌機械也增長了二點八倍。全國90%以上的縣有了農業機械修造廠。)

　　隨著我國工業特別是地方小型工業的迅速發展和各行各業對農業的大力支援，我國農業機械化事業正以更為迅猛的速度向前發展。

　　【農業學大寨】

　　農業要充分發揮它的基礎作用，必須在鞏固和發展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實現農業機械化，發展農業生產，又必須由革命來統帥。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就是我國農村在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一面紅旗，是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樣板。“農業學大寨”是毛主席發出的偉大號召。

　　大寨大隊座落在太行山上。在農業集體化以前，它是個‘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畝平，年年災難多’的窮山區。但是，在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發展過程中，大寨大隊完全變了樣。七溝八梁一面坡上的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被改造成了梯田，成為保水、保肥、保土的‘三保田’。

　　大寨大隊的八百畝地，最早的時候，分成四千七百多塊，十年前改造成了二千多塊，地塊仍然既零碎又不平整，無法使用拖拉機。但是，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大寨貧下中農面前，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的。人定勝天，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在大搞“人造小平原”的戰斗號召下，大寨大隊經過幾年的奮戰，三十七個山包、山嘴被削平了，十畝、二十畝大的地塊出現了，拖拉機上山了。

　　大寨貧下中農還親自動手，大搞土洋結合，使打場、運輸、糧食飼料加工等方面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大寨糧食平均畝產一九五三年只有二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提高到五百四十斤，一九六四年繼續提高到八百零九斤，一九七一年突破千斤大關，上升到一千零九十六斤。在糧食生產迅速増長的同時，還實現了農、林、牧、副的全面發展。

　　大寨大隊為什么會有這樣大的變化?關鍵就在大寨大隊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堅定地執行了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抵制了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批判了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不斷地向農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

　　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劉少奇趁國內連續三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刮起了一陣復辟資本主義的妖風。有人說：“在這種困難的時候，單干也可以試一試嘛!”大寨大隊貧下中農說，“已經試了多少輩子了，流了多少血和淚，難道還沒有試夠嗎?!”

　　那時，還有人上門出高價收買大寨的飼草，可是大寨不賣，偏只賣平價。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把大寨沖了個地毀房塌，國家送來了救濟款和救濟物資，可是大寨大隊的貧下中農硬是不要。也們說，有了向國家伸手的思想，就會丟了靠群眾、靠社會主義集體力量、靠艱艱奮斗的思想，這樣重建大寨的步子反而要慢。

　　一九六四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隊在大寨推行“桃園經驗”，大寨大隊的貧下中農感到不對頭，堅決抵制。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黨集團為了掩蓋他們的反革命面目，大要兩面派手法，有一個時期到處搞形式主義活動，可是大寨大隊的貧下中農覺得那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什么用處，硬是不搞。

　　大寨大隊的貧下中農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同階級敵人斗，同錯誤路線斗，同錯誤思想斗，同天和地斗，在改造客觀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不斷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因此，他們心紅眼亮，以最大的智慧，用堅定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創造有利條件，使大寨大隊的農業生產面貌大為改觀。

　　農業學不學大寨，大不一樣。無數事例表明，不學大寨，就生產抓生產，生產就上不去。學了大寨，抓了無產階級政治，用革命統帥生產，人的精神面貌就會發生深刻的變化，農業生產面貌就完全改觀了。

　　(大寨大隊所在的昔陽縣，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受到劉少奇修正生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沒有認真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農業生產發展十分緩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昔陽縣轟轟烈烈地認真開展了農業學大寨運動，抵制了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全縣人民戰天斗地，重新安排山河，結果使全縣土地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農業生產迅速發展。

　　1971年，糧食總產量近二億四千萬斤，為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產量的三倍。賣給國家的商品糧達到八千萬斤，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交售量增長十倍以上。

　　山東省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的黃縣，早在1956年糧食產量就上了《綱要》，但以后就一直停滯不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對照大寨，從路線上認識了過去的教訓：光有好條件，不行。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貫穿著階級斗爭。不批判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不同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作斗爭，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干部和農民群眾，社會主義就不能勝利。領導上路線一正，階級斗爭一抓，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廣泛開展起來，1972年糧食產量就過了“長江”。)

　　昔陽縣和黃縣農業學大寨的經驗是：只要象大寨那樣，堅定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批判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廣大干部和社員群眾，就會產生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什么人間困難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不利的自然條件可以改造成為有利的條件，低產可以轉化為高產，原來高產的可以更加高產。

　　現在，全國大寨式的縣、社、隊越來越多。低產變高產、高產更高產的地區大量涌現。黃河以北出觀了一批畝產過‘長江’的縣;長江以南出現了畝產超千斤的省，以及畝產一千六百斤以上曲縣。北方歷來多災缺糧的冀、魯、豫三省，實現了糧食自給有余，為扭轉“南糧北調”作出了新的貢猷。

　　地處“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一九七四年也實現了全區糧食自給。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讓大寨之花開遍全國，必將進一步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加快農業生產的發展，使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起到更大的基礎作用。

　　第二節 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

　　【工業是主導的實質】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那么，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又處于什么地位，有哪些作用呢?

　　在經濟學說史上，有個重農學派。這個學派的人看到了農業的重要性，在批判了重商主義者那種認為財富來源于交換，特別是來源于對外貿易的錯誤觀點以后，他們把關于剩余價值起源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這是一個進步。

　　可是重農主義者卻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創造財富，其他一切部門的勞動都只能改變物體的形態，不能使物體的數量有任何增加。他們還力圖舉例證明，如，紡織工人把棉花紡成紗，織成布;磨粉工人把小麥磨成面粉，都只是改變了物體的形態，絲毫也沒有增加物體的數量。由此他們得出一個錯誤結論，只有農業部門的人才是生產階級，而工業部門的人則是非生產階級。

　　馬克思在批判重農學派的基礎上，揭示了無論工業勞動或農業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工業和農業都是物質生產部門。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說明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但是農業的發展決不是孤立的，即使在工業沒有從農業中獨立出來以前，農業的發展也離不開工具的制造。馬克思指出，“狩獵、捕漁、耕種，沒有相應的工具是不行的。”

　　生產工具的制造和應用，不僅是使人類脫離動物界的決定性條件，而且對于包括農業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起著巨大的作用。人類社會生產工具的發展史證明，由石器工具發展為金屬工具，社會生產就由狩獵、采集過渡到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金屬工具的繼續改進，出現了手工業的迅速發展;手工工具發展為機械工具，工場手工業就過渡到大機器工業。

　　所以，馬克思曾經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自從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部門，特別是當現代工業出現之后，工業對農業的作用，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就更加顯著了。現代工業不僅以機器生產向社會提供大量的日用工業品，而且為農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提供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促進農業的技術改造，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工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不僅生產消費品。而且生產機械性的勞動資料這種特殊的使用價值。這個特征決定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的地位。隨著工業的發展，必然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增強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物質基礎。

　　工業的發展要以農業為基礎。而農業的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離不開工業的主導作用。這正是國民經濟中工業和農業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

　　當我們一般地分析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以后，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工業中的重工業和輕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前面提到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這是就整個工業說的。其實，能夠發揮這種作用的工業，自然是指能提供生產資料特別是能提供勞動資料的工業。不同的勞動資料，對不同時期的國民經濟都曾經起過技術改造的作用，引導著國民經濟的前進。而在勞動資料中，生產工具這一類“機械性的勞動資料”，作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比其他勞動資料“更能顯示一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

　　在現代社會經濟中，生產機械性勞動資料的工業基本上是重工業，例如，冶金、機械、電力、電子等工業，它們是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和其他現代化技術裝備的工業。它們能夠在以現代化技術改造農業、輕工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可以得到到更充分的發揮。這種主導作用表現為：

　　(一)重工業生產大量水利電力設備、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等產品支援農業，進行技術改造，使農業逐步實現機械化，變落后的農業為現代化農業，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二)重工業生產各種輕工業機械和輕工業原料，促進輕工業的技術改造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使輕工業為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資料，并且使輕工業相對地減少對農業原料的依賴。

　　(三)重工業還為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和國防工業等國民經濟部門提供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促進這些部門的技術改造和發展。

　　工業的主導作用要由重工業來體現，并不是說輕工業就不重要了。輕工業基本上是生產生活資料的工業，滿足人們吃、穿、用的需要。因此，輕工業是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工業部門。

　　馬克思說過：“和一個エ人的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一樣，工人階級的全部勞動也可以這樣劃分：為エ人階級生產全部生活資料(包括為此所需的生產資料)的那部分，完成整個社會的必要勞動;工人階級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勞動，可以看作剩余勞動。”

　　馬克思接著又指出：“一部分工業勞動也會物化在用作農業エ人和非農業工人的必要消費資料的產品中。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把這種工業勞動看作剩余勞動，是錯誤的。工業勞動的一部分和農業勞動的必要部分一樣也是必要勞動。”

　　馬克思所指的這部分工業勞動，基本上就是輕工業勞動。依據馬克思關于把全社會勞動者的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論述，輕工業和農業中的勞動者都是在為整個社會做必要勞動，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因為輕工業投資少，投產快，資金周轉快，所以，輕工業的生產過程作為創造價值的過程，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為國家提供較多的資金積累。

　　毛主席十分重視輕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毛主席的這一論述，闡明了重工業的發展不僅依賴于農業，而且依賴于輕工業，指出了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輕工業的重要作用。在國民經濟中，只有農業、輕工業這些都門發展了，才能促使重工業更快地發展。

　　另一方面，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是相互補充的。農業生產的糧食、經濟作物和其他農副產品，往往需要經過輕工業的加工，才能為工農業勞動者提供各種必需的生活資料。輕工業發展了，農業的基礎作用將會更好地得到發揮。

　　【社會主義エ業化】

　　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奪，現代工業只是在少數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發達，世界上多數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業都比較落后。這些工業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迅速發展現代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充分發揮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建設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舊中國工業極端落后。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時，鋼的年產量只有十五萬八千噸，其他工業產品的生產也很落后。面對這樣一個薄弱的工業基礎，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迅速發展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具有更大的迫切性。毛主席早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逐步實現，必然會提高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增強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將在原來工業落后的地區加速發展工業，改變工業的不合理布局。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隊伍將隨同發展壯大起來，以利于加強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普遍領導。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可以充分發揮工業的主導作用，用先進技術裝備農業和輕工業，促進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使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是保證國家的經濟獨立、鞏固國防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毛主席根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客觀需要，在一九五三年親自主持制定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把“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規定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實現的重大任務。

　　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是要在全國建立一個以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為中心的、門類齊全、大中小型企業相結合、地區分布比較合理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各協作區、各省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在每個協作區，在許多省的范圍內，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起比較獨立的、完整的、但情況各有不同的現代化的工業體系，這樣，全國的工業體系就更強大了。

　　發展工業，實現工業化，走什么道路呢?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另一條是依賴外國、出賣主權或者掠奪外國的道路。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以及劉少奇和林彪一伙妄圖推行的賣國主義的道路，都是屬于后一條道路。走這條道路的國家，要么在掠奪外國中暴發起來成為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要么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在當代世界上，經濟落后的國家，如果依靠帝國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根本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根本談不上什么“民富國強”，而只能引狼入室，淪為帝國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的附庸或殖民地，別無他路。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會、也不可能走掠奪外國和出賣人民利益的道路去發展工業，只能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求按照本國具體情況，依靠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積累，充分利用本國一切資源，依靠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實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相互關系，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

　　毛主席指出：“這里所講的エ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エ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重發展農業和輕エ業。”“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エ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

　　毛主席的指示從理論上指明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堅持執行毛主席關于農、輕、重發展關系的理論、路線、方針，就是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以重工業為中心，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當然要重點發展重工業。這樣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保障國家經濟獨立和國防安全，有力地同帝、修、反進行斗爭。列寧指出：“不挽救重エ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

　　發展重工業有兩種不同的辦法：一種是不顧農業的基礎水平，片面強調重工業，用少發展一些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另一種是在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的指導下來發展重工業，用多發展一些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

　　前一種辦法，片面地著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必然會造成市場上消費品供應不足，貨幣不穩定，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和資金等也會發生困難。這種辦法的后果是，人民不滿意，重工業也不會真正搞好。這是一種少慢差費的辦法，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以農業為基礎，用多發展一些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把重工業的發展建立在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礎上，情況就不同了。從當年來看，用在農業和輕工業方面的勞動力、資金、物資增多一些，用在重工業方面減少一些，重工業的發展速度似乎會慢一點。

　　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樣做必將更快地促進重工業的發展。就比例來說，投資的重點也還是重工業，不過農業和輕工業加重一些。農業、輕工業發展了，就能為重工業追加更多的勞動力和消費品，積累更多的資金，提供更廣闊的市場。這里存在一個對重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還是不厲害的問題。

　　如果是真想，想得厲害。就要堅定不移地確立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加快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這樣，就會給重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個鞏固的基礎。這是一種多快好省的辦法，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事實證明，遵循毛主席關于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就能使這些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相互促進，生活資料生產的增長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又轉化為生活資料生產的增長。

　　我國解放以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全面躍進，取得了工業建設的重大勝利，農、輕、重產值和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1950年到1973年，我國農業產值每年平均增長4.3 %，輕工業產值每年平均增長11.6%，在農業、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重工業的產值每年平均增長18.6%，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1949年，我國農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為70%，輕、重工業僅占30%，其中，重工業只占7.9%。到了1957年，輕、重工業比重提高到56.5%，其中重工業達到了27.3%。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后的1973年，輕、重工業的比重提高到71%，其中重工業的比重上升到40%。)

　　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農、輕、重比例關系所發生的巨大變化，說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有了迅速的進展。過去沒有的新的工業部門現在有了。過去自己不會設計和制造的許多重要的工業產品，現在能獨立設計、制造了。

　　由于新的工業部門的建立和技術力量的增強，設備和原材料的自給程度也大大提高：機器設備和鋼材已基本自給，石油的產量不僅能夠基本滿足我國日益增長的需要，而且尚有剩余可供出口。工業的地區分布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內地工業迅速發展，新的工業基地和新的工業城市陸續建立起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遠大目標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一定要沿著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繼續奮斗，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エ業學大慶】

　　要充分發揮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就必須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發展社會主義工業，也必須由革命來統帥。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正如發展任何其他事業一樣，充滿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不用革命來統帥生產，不用革命化來統帥工業化，就勢必要走到邪路上去。

　　大慶油田正是在工業戰線上堅定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經濟，高舉“鞍鋼憲法”的旗幟，走我們自己工業發展道路的典型。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革命精神，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工業的樣板。因此，要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就必須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

　　大慶油田所在地原來是一大片茫茫荒野。當蘇修叛徒集團一九六0年背信棄義，撕毀合同，停止向我國供應石油，妄圖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緊急時刻，幾萬名開發油田的職工懷著滿腔怒火，來到這里，“頭頂青天，腳踩荒原”，立誓要拿下這塊大油田，粉碎蘇修的惡毒陰謀。

　　當時，天寒地凍，一無房屋，二無床鋪，連鍋灶用具也很不夠。幾十臺大鉆機在草原上一下子擺開了，可是設備不齊全，不配套，汽車、吊車很不足，道路泥濘，供水供電設備更不夠。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英雄的大慶工人提出“拿下大油田，氣死帝、修、反”的戰斗口號，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刻苦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高舉“鞍鋼憲法”的旗幟，同天年，同地斗，同階級敵人斗。

　　大慶工人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僅僅在三年多一點的時間里，就高速度、高質量地建起了我國第一流的大油田，使我國石油產品在一九六三年做到基本自給。大慶工人還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解決了世界油田開發史上的幾個重大技術難題。

　　大慶工人根據毛主席勤儉辦企業的教導，在一九六三年就收回了國家的全部投資。由毛澤東思想哺育起來的“鐵人精神”，始終激勵著大慶工人階級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闊步前進。一九六六年以來，大慶原油產量以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三十一的速度躍進。

　　一九七四年以來，大慶工人深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天オ論”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發揮出巨大的干勁、智慧和創造力，整個油田革命和生產呈現出一派熱氣騰騰的大好形勢。就原油產量來說，一九七四年的一個大慶，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個大慶。

　　工業學大慶，同農業學大寨一樣，最根本的是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工廠企業中存在著各種矛盾，但其中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

　　大慶的經驗證明，只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抓好上層建筑領域里的社會主義革命，注意解決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經濟，堅決依靠群眾，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是使工礦企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的根本保證。

　　(開灤煤礦是一個百年老礦，是工業學大慶的典型單位。這個礦用老眼光來看，早就應該報廢了，但是，這個礦的工人卻不是這樣想的。他們艱苦奮斗，探索出了進一步開采這個煤礦的新途徑，使這個百年老礦恢復了青春，從1968年以來實現了連年大幅度增產。象開灤這樣一個老礦，為什么能不斷發展，闊步前進?最根本的經驗，就是學習大慶，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大搞群眾運動。

　　1974年，這個礦的廣大干部和工人群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進一步提高了思想覺悟，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更加深入地開展。縱橫百里的礦區，呈現一派生機勃勃景象。1974年，創造了近三十次全國、全礦區和各礦歷史上的煤炭生產新紀錄，使原煤產量提前一個月完成了國家計劃。

　　上海第五鋼鐵廠也是工業學大慶的典型單位。這個廠是在1958年建成的優質合金鋼廠，設備和技術條件都比較好，曾經為發展我國的鋼鐵工業做出過貢獻。但是，由于劉少奇一伙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這個廠從1961年以后，鋼產量長期徘徊不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職工和干部認真學習黨的基本路線，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批判劉少奇一伙破壞我國鋼鐵工業發展的罪行。他們大破“唯生產力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大破“領導高明論”，堅持走群眾路線;大破“生產到頂論”，大搞技術革新，大挖生產潛力。

　　結果，這個廠很快就變了樣，革新成功了“一步煉鋼法”，創造了快速煉鋼和真空冶煉等新工藝，大大縮短了冶煉時間，結束了長期徘徊的舊局面，跨入了生產大幅度上升的新境界。

　　1974年，上鋼五廠深入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工人中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茁壯成長，極大地激勵了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革命和生產蒸蒸日上。從1966年到1974年，鋼產量增加了一倍多，鋼材產量增加了兩倍，鋼材品種規格增加了七倍多。)

　　毛主席關于“エ業學大慶”的偉大號召，為我國的工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在這個偉大號召下，我國工人階級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迅速地改變著我國工業的面貌。現在，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大慶式的工業企業。大慶精神正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

　　進一步開展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必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節 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結合的方式

　　【社會主義工農業結合的二重性】

　　任何社會，都有一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問題，只是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下，工業和農業結合的方式不同罷了。那么，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我們了解它的結合方式，有什么理論的和現實的意義呢?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已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因為，社會主義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已經是直接的社會生產了，工農業的結合是根據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通過國民經濟計劃來實現的。這樣的結合是直接的生產結合，這同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工業和農業也將通過統一的社會中心制訂的經濟計劃直接結合起來，有相同之處。

　　所以，社會主義的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已經具有共產主義因素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結合，不同于共產主義生產關系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因為，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還是不同程度的商品生產，工農業的結合還需要通過貨幣交換來實現。

　　也就是說，在工農業結合中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就這一方面來說，社會主義工農業的結合，又還有舊社會的痕跡。社會主義工農業結合的這種二重性，是社會主義生產的二重性的反映。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工業和農業的結合曾經采取過多種方式。在原始公社經濟中，手工業直接從屬于農業，紡織、工具和日用器皿制造之類的生產是當作農業的副業來進行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原始方式的農業和工業的結合，兩者原來就是一體。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分工，出現了私有制，工業和農業在原始公社經濟中的這種原始的直接結合方式開始解體，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了。從這時起，工業和農業的結合便開始采取了通過貨幣交換這種迂回的方式。這是工業和農業分離，進而發展為對立的標志。

　　工業和農業的分離過程，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漫長的歷史中緩慢地進行著。但是，當農業還主要是農民的個體生產，工業還主要是家庭手工生產的時候，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那種原始的直接結合的紐帶，始終沒有完全割斷。

　　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和同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徹底摧毀了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終于把工業和農業的原始的直接結合的紐帶完全撕斷了，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完全采取了遷回曲折的、眼花繚亂的貨幣交換方式。

　　資產階級采取這種方式，造成和擴大了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加緊了對農業的剝削，使工業剝削農業、城市剝削鄉村的對抗性矛盾發展到了極端尖銳化的程度。這樣，資本主義制度走向它的反面的時代就開始到來了。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創造了物質前提”。

　　馬克恩預言的工業和農業“新的更高級的綜合”，指的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被消滅以后，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新型的工農業關系。這種社會化生產的物質前提，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具有了。但是，它的社會經濟前提，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對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計劃調節，則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才能產生。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規定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實現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工業剝削農業、城市剝削鄉村這種工業和農業的矛盾對抗性消失了。

　　這就有可能通過國民經濟計劃，在生產領域里直接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農業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發展所需要的糧食、副食品和原料，使社會主義工業有計劃地生產農村所需要的各種日用工業品和發展農業所需要的化肥、農藥和各種農業機器設備。工農業這種直接結合，表現為工農業之間互相支接、互相促進的社會主義的新型關系。

　　私有制出現以后工業和農業的分離，是對原始公社經濟中那種工業和農業的直接結合的否定。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工業和農業又重新直接結合起來，則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和農業的分離的否定。這是更高階段上的否定。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工業和農業的結合，是在杜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在工農業生產現代化的條件下，在整個國民經濟范圍內通過計劃進行的結合。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工農業之間還存在著本質差別，還分別建立在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這種新型的工農業直接結合還是在商品制度下實現的。

　　這是新事物中的舊殘余，還不是充分成熟的共產主義生產關系下工農業的直接結合。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工農業結合的這種二重性，就會自覺地創造條件，為使工農業的直接結合逐步地擺脫舊社會的痕跡而努力。

　　【工農業結合過程中的矛盾和斗爭】

　　社會主義的工農業結合的二重性，決定了工農業結合的過程，是一個矛盾和斗爭的過程。所謂工農業結合，最關鍵的就是按照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農業必須放在首位，其次就是輕工業。農業、輕工業安排好了，再安排重工業，重工業就有了基礎。

　　按照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并不是說在資金和物資的分配上要使農業和輕工業占最大的比重，而是說要首先保證農業和輕工業的需要，然后根據農業和輕工業的狀況，來安排重工業。這樣的計劃安排，可以保證工農業的結合充分發揮相互促進的作用。以農、輕、重為序，不僅是全國范國的計劃工作的指針，也是省、市、縣各級計劃工作的指針。

　　(我國冀、魯、豫三省在工農業結合方面的顯著成效，正是貫徹了按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結果。這三個省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堅持把發展農業放在首位，在資金、物資、勞動力的計劃安排上，首先保證農業和輕工業的需要，下功夫抓農業，抓支援農業的工業。農業上去了，支援農業的工業上去了，整個工業也就上去了。

　　這三個省過去一直多災缺糧，現在糧食已經自給有余。本來沒有多少工業，現在鋼鐵工業、機械工業、煤炭工業都有了很大發展。在三個省的范圍內，差不多縣縣都有小型化肥廠、農機廠和水泥廠等。三個省的柴油機、拖拉機和載重汽車的產量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長了幾倍，甚至幾十倍。

　　河北省遵化縣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始終把農業放在首位，在縣辦、社辦、隊辦的工業中發揚“窮棒子”精神。首先辦了一批適合當地情況的投資少、建設時間短、收效快的輕工業企業，既為城鄉人民提供了各種生活用品，又積累了資金，有力地促進了為農業服務的地方小型重工業企業，如小礦山、小鋼鐵、小煤炭、小水泥、小化肥、小機械、小化工等廠礦企業的發展。

　　遵化縣總結他們處理農、輕、重關系的經驗是：“以糧為綱，多種經營;以副養機，以機促農;以輕促重，以重支農”。結果，全縣的工業和農業都有了較快的發展，糧食畝產在1970年跨過了“黃河”。1971年全縣林、牧、副、漁等多種經營的收入達一千八百三十萬元，占農副業總收入的25%。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1966-1971年)全縣每年平均向國家交售糧食九千六百萬斤，皮棉一百萬斤，花生四百萬斤。1971年全縣已辦起小型的輕、重工業企業一百一十個，加速了全縣農業機械化的進程。)

　　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又是在商品制度下的結合，因而作為商品生產規律的價值規律，對工農業生產必然要發生影響。正確地利用商品、貨幣、價值、價格等范疇，對工農業生產的結合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但是，價值規律和同它相聯系的范疇，是私有經濟產物中資產階級法權的體現，如果不對它可能帶來的危害加以限制，就將導致工農對立、城鄉對立。因此，對于同商品制度相聯系的一系列工農業結合過程中發生的矛盾，需要正確處理。處理不好，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就會離開社會主義的軌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過程中，工業品和農業品價格上的“剪刀差”，是資本主義商品制度遺留下來的。它反映的是一種不等價的交換關系。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下，這種“剪刀差”是會不斷縮小的。但是要徹底消滅，卻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剪刀差”的存在，表明了工農之間的一種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

　　新老資產階級分子為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往往要擴大這種“剪刀差”，來破壞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結合，破壞工農聯盟。我們要反其道而行之，積極地創造條件，逐步縮小以至最后消滅這種“剪刀差”。

　　要使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能夠得到正確結合，還要安排好國家收購的各項農副產品之間的比價關系。比價安排不適當，就會影響集體經濟按照國家計劃組織生產的積極性，從而也會影響工業和農業的結合。

　　充分發揮工業的主導作用，使工業和農業能夠正確地結合起來，除了堅決地把工業發展的方向轉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以外，還要求盡力做到提高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降低支援農業產品的生產成本，以降低支援農業產品的價格。這樣做，將有利于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發展了，工業就會更快地發展。

　　相反，支援農業的產品的勞動生產率低，生產成本高，或者追求利潤，提高銷售價格，那么，農業集體經濟就會買不起它。即使買得起，也會由于支付的費用過多，而出現增產不增收的觀象。這樣就會妨礙工業和農業在社會主義軌道上的直接結合。

　　在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過程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是很尖銳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工農業結合要利用貨幣交換關系，而貨幣交換關系正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由于資產階級的影響，由于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由于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必然會一批又一批地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新老資產階級分子總是要利用工農業之間的貨幣交換關系，進行投機販賣，從中牟取暴利。對于這種資本主義活動必須給予打擊，對于工農業結合過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加以限制，對于小生產者的自發勢力必須進行批判。這樣，才能保障工農業之間的交流活動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

　　【實質是路線問題、工農聯盟問題】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工農業的結合問題，不僅是這兩個主要物質生產部門相互交換產品和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兩個部門在生產中的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問題，實質上是工人和農民兩大勞動階級的關系問題。

　　毛主席在全國解放前夕指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可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

　　我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又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家。農業的狀況如何，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從來就是我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問題。

　　毛主席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新經驗，不斷發展了工農業相結合的理論。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把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條件下，實行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列為總路線的基本點之一。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來看，堅持貫徹執行這個總方針，從發展農業著手來開展國民經濟的建設，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就比較協調，工業、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就能迅速發展。

　　背離了這個方針，不注意充分利用和發揮農業的基礎作用和工業的主導作用，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關系，都會受到影響。

　　在社會主義社會，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之同還存在著本質差別。這個差別不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就不能消滅，資產階級分子就還有產生的土壤。要縮小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首先必須重視農業，重視農民，重視工業支援農業、幫助農業的發展。

　　因此，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做好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工作，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系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重大問題。

　　長期以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受到劉少奇、林彪一伙的干擾和破壞。劉少奇之流大肆散布“工業多的地方搞農業是不務正業”等謬論，推行一條“重工輕農”、“以工擠農”的修正主義路線，把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割裂開來，打擊工業比重較大地區發展農業的積極性，妄圖以此來削弱國民經濟的基礎，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工農聯盟。

　　林彪反黨集團極端鄙視農業和農民，竟然污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污蔑農民“缺吃少穿”，煽動農民“吃光分光”，妄圖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

　　我國兩條路線斗爭的實踐告訴我們，把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關系提到理論、路線的高度來認識，才能識別和戰勝修正主義路線，才有可能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工人和農民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和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會主義完全能夠滿足兩者的利益。”所以，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可以成為‘真誠的聯合’，‘真誠的聯盟’”。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是一種新型的相互支援、共同發展的關系。

　　這種關系反映了社會主義城市和鄉村的本質差別逐步消滅的趨勢，反映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相互支援，工人階級教育和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迅速實現農業機械化，必將為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的本質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最終消滅創造條件。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為了對外侵略擴張，對內鎮壓人民，瘋狂推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政策，加速國民經濟軍事化。為此，它必然要橫征暴斂，通過高征購、增加農民稅負和提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等途徑，對蘇聯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奪。蘇修夢想在剝奪農民、剝奪全體勞動人民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新的稱霸世界的帝國。

　　這樣做的結果現在已經很明顯了，工業和農業的直接結合遭到破壞，已恢復到按照資本主義的那種方式結合了。這種結合方式必然使農業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使城鄉對立日益加劇，使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蘇聯人民的反抗日益增強。這種現象，預示著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制度就要解體了。

　　因此，能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始終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正確處理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關系問題，實質就是鞏固工人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是鞏固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問題，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農民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階級斗爭的新問題。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連載 第八章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節約和經濟核算制

　　75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編寫小組 陋縣小民整理 2018-05-03 來源:烏有之鄉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過程中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歸根到底，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只有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這個綱，才能正確認識和正確處理這種矛盾，使經濟核算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運動。

　　第八章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節約和經濟核算制

　　第一節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節約

　　【節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

　　社會主義生產過程，既是一個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又是一個價值創造過程。因此，它就有一個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并力求節約勞動時間的問題。這一章將著重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時聞的節約，以及為實現節約而進行的經濟核算和有關經濟核算制方面的問題。

　　說到節約，是指人力、物力、財力的節省。人力的節省是活勞動的節約，物力的節省是物化勞動的節約，而財力的節省則是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節約的貨幣表現。一切節約，都可以歸結為勞動時間的節約。它對于一切社會生產的發展，尤其是對于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指出：“無論是個人，無論是社會，其發展、需求和活動的全面性，都是由節約時間來決定的。一切節省，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省。每個人應當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以便獲得應當具備的各方面的知識或者滿足對其他的活動的各種要求。同樣的，社會也應當適當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以便達到那種適應于它的整個要求的生產。因此，節省時間以及在各個生產部門中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聞，就成了以集體生產為基礎的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是極其高級的規律。”

　　節約勞動時間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就必須把節約看作是一項重要的社會主義經濟原則。在生產建設中盡可能地節約人力、物力、財力。就可以擴大社會主義積累，擴大再生產的規模，不斷增加社會主義生產。

　　在國家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等一切非生產性單位中厲行節約，盡可能地減少國家財政支出，能夠使國家有更多的資金用于經濟建設，也同樣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增長。社會主義國家依靠增產節約、開源節流，積累起大量的資金和物資，就能夠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使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滿足。

　　我國是一個大國，但經濟還比較落后。為了早日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厲行節約具有重大的意義。毛主席指出：“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勞動群眾說得好，“只勤不儉，白白苦干。”只有既勤又儉，才能使勞動群眾創造的財富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才能早日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我國對外承擔著國際主義的義務，也只有在國內各方面多節約一點，才能為世界革命多貢獻一份力量。

　　社會主義社會厲行節約，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它可以培養無產階級勤儉樸素、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追求享受、貪圖安逸、鋪張浪費，是資產階級的腐敗習氣。劉少奇、林彪一伙同他們的祖師爺孔老二一樣，都是一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揮霍浪費是他們的反動階級的本性。

　　他們反對毛主席制定的“勤儉建國”的方針，在基本建設工作中，追求的是“大、洋、全”。在物資管理上名為“寬打窄用”，實際是“寬打寬用”。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妄圖腐蝕革命隊伍中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揮霍國家資財，挖社會主義墻腳，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因此，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不但在經濟上能夠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而且是從政治上對劉少奇、林彪之流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有力斗爭，也是思在想上對舊的傳統觀念和舊的習慣勢力的批判。正是因為節約有著這樣重大的意義，所以，毛主席說：“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

　　厲行節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長期方針，不是一時之計。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勤儉辦エ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厲行節約，而社會主義制度則為厲行節約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在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主義經濟的主人，節約同勞動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在黨的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下，勞動人民厲行節約的自覺性日益提高，形成了廣泛的群眾運動。

　　同時，由于實行了國民經濟計劃化，在全國范國內統一組織生產和流通，節約原則不僅能夠在各個企業內得到貫徹，而且，通過國家的計劃領導和社會主義協作，能夠貫徹到整個國民經濟中去，使人力、物力、財力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最充分、最合理的利用。

　　社會主義制度雖然為厲行節約提供了巨大的客觀可能性，但是，要把這種客觀可能變為現實，必須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經常地同資產階級鋪張浪費的腐朽思想進行斗爭，反對浪費，反對同浪費有著密切聯系的官僚主義和貪污盜竊，開展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對修正主義路線的批判，逐步地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清洗干凈。

　　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敬育，確立勤儉建國、艱苦奮斗的思想，提高干部和群眾厲行節約的自覺性，是貫徹勤儉辦企業方針的根本保證。

　　要使社會主義制度下厲行節約的客觀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還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細致的經濟工作結合起來，要求有一定的制度來加以保證。為此，就必須在整個國民經濟和各個企業中加強經濟核算，對社會主義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管理。

　　【經濟核算是厲行節約的重要手段】

　　經濟核算是生產發展的產物。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對生產耗費和生產成本加以記錄、計算和對比的需要。這種對生產過程(或經營過程)中的生產耗費和生產成果進行記錄、計算、分析和對比的活動，叫做經濟核算，也就是經常所說的簿記或算賬。

　　在個體生產者那里，這種核算往往只在生產者本人頭腦里進行，是比較簡單的。生產過程愈是社會化，經濟核算的重要性也愈是增大。馬克思指出：“簿記對資本主義生產，比對手工業和農民的分散生產更為必要，對公有生產，比對資本主義生產更為必要。”

　　經濟核算對于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雖然都是必要的，但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不同，經濟核算的目的，范圍和活動方式也就截然不同。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經濟核算受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支配。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價值增值，即剝削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經濟核算總是服從于資本主義生產這一目的，務求以最小的資本支出，去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

　　譬如，新技術、新工藝的采用，可以節約原材料，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可以節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可以節約勞動時間。可是，這只有在它能夠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剩余價值的情況下，才會被采用。如果說，多雇傭一些廉價勞動力，比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更能節約資本支出，替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剩余價值，那么，盡管新技術、新工藝可以節約勞動時間，資本家也不會去采用它。

　　這種情況說明：“資本主義生產對已經實現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是異常節約的。相反地，它對人，對活勞動的浪費，卻大大超過任何別的生產方式，它不僅浪費血和肉，而且也浪費神經和大腦。”

　　因此，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節約，實質是加強對雇傭勞動的剝削。特別是，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來看，由于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存在著大量浪費現象，更不可能有什么節約。周期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社會生產下降，失業人數增加，大批的勞動力和生產設備被閑置起來，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被大量地銷毀掉。

　　所以，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單個企業實行節約，但是它的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制度卻造成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最大的浪費”。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這種大量浪費，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核算受到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支配，個別企業生產中勞動時間的節約同整個社會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巨大浪費必然同時并存。這種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無法得到解決的。

　　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經濟核算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支配。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是為了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通過實現勞動時間的節約，促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就能夠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

　　同時，社會主義經濟核算，不僅能夠在各個企業內部進行，而且，由于存在著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在整個國民經濟范圍內進行，這就使得人力、物力和財力有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從而更好地實現節約，更多地、更好地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作為厲行節約的手段，要求實現全面節約，也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生產多快好省地全面發展。多快好省這幾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合理地節約人力、物力和財力，可以把節省下來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用于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新的生產能力。

　　改革產品和工程的不合理設計，減少不必要的工序和工藝，可以縮短產品生產和工程建設的時間，這樣既減少了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耗費，又加快了產品生產和工程建設的速度。合理選用原材料，用價格低、質量高的原材料，來代替價格高、質量差的原材料，就能既減少生產費用，又提高產品和工程的質量。

　　多快好省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的這種統一性，證明那種把多快好省絕對地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片面地追求人工和物料的節省，或不適當地減少生產技術措施費用，那么，花費了人力物力，并不能創造出適合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這樣，不僅不能又多又快又好，而且實際上也不是省，反而是很大的浪費。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作為全面節約、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手段，是依靠廣大勞動群眾的自覺活動來實現的。由于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同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因而社會主義企業中的經濟核算，不僅是專業人員的工作，而且是廣大群眾自覺參加的一項經濟活動。我國社會主義企業中的班組核算、經濟監督組織和經濟活動分析會議，便是群眾當家理財、進行經濟核算的一些重要形式。

　　勞動群眾參加企業的經濟核算活動，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所要求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勞動群眾對生產過程最熟悉，他們長年累月戰斗在生產第一線，對于自己那部分工作的狀況最清楚，對增產節約最有發言權。

　　在工廠企業中，工人參加班組核算，參加車間和全廠的經濟活動分析，以主人身份當家理財，不但可以使經濟核算發揮更大的作用，推動增產節約運動更迅速地發展，而且可以督促企業領導按照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辦事，使企業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地前進。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在依靠勞動群眾的同時，也要求注意發揮專業人員的作用，把群眾核算和專業核算結合起來。專業核算人員同企業各車間，各班組進行接觸，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全面情況比較了解。因此，勞動群眾同專業人員結合在一起，就有利于實現全面節約，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多快好省地不斷向前發展。

　　第二節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

　　經濟核算制作為有計劃地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一種制度，反映著國家和企業以及企業和企業之間一定的相互關系。下面我們分別來研究這些關系。

　　(一)國家和企業的經濟關系

　　這是一種國家統一領導同企業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關系。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指示所有公營經濟建立經濟核算制的時候，就提出了“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

　　統一領導，就是企業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全面地完成或超額完成國家的計劃;分散經營，就是企業運用國家撥給的生產資金，按照國家布置的計劃任務，來組織生產、供應和銷售活動。每一個國營企業在經營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各自計算盈虧，依靠企業本身的收入來補償支出，并為國家提供積累。

　　國家統一領導下的企業分散經營，一方面要求企業加強經濟核算，保證完成國家計劃。另一方面國家也要為企業生產經營創造必要的條件，如生產計劃的及時下達，組織好原材料的供應和生產的協作等等。

　　【經濟核算制是管理社會主義事業的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告訴我們，對于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管理，先后曾采用過兩種制度：一種是，國家對國營企業(主要是工業)采取全部集中管理的供給制的辦法，即工廠需要的生產資料和一切生產費用，根據實際需要，都由國家供給，產品歸國家統一分配。蘇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經實行過這種管理制度，它對于保障當時革命戰爭的供給，起過積極的作用。

　　但是這同和平時期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不適應的，它不利于充分調動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所以，蘇聯在轉入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后，就根據列寧的倡導，逐步改行了另一種管理制度，即經濟核算制的管理制度。

　　那么，什么是經濟核算制呢?簡單說來，經濟核算制，就是一種既保證國家的統一領導，又給予企業以相對獨立經營的經濟管理制度。這種經濟管理制度，是同商品制度聯系著的，經濟核算制管理既要求社會主義企業按照國家計劃組織生產，對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東西，從實物形態上得到補償。又要求使用貨幣來比較經濟活動的消耗和成果，用企業本身的收入來低付支出，從價值形態上得到補償，并保證向國家上交盈利(包括利潤和稅金)。

　　國家對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管理，既保證了國家對企業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又有利于發揮企業的社會主義經營積極性。它一方面避免了統得過死，不利于企業經濟核算的弊病，另一方面也防止了企業各自為政、搞自由化經營的資本主義傾向。

　　經濟核算制條件下國家同企業的這種關系，同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要求是基本適合的。但是，也有相矛盾的一面。例如國家下達給企業的計劃指標，有產品品種、規格、數量、質量以及產值、成本和上繳利潤等各項計劃指標。這些指標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一定的產值要求一定的產品品種和數量同它相適應，其他指標也是這樣。

　　所以，國家下達給企業的各項計劃指標之間，就有一個相互銜接的問題。如果銜接得好，會有利于企業全面完成國家計劃。如果銜接不好，譬如產值計劃指標大于按照下達的產品品種和數量計劃指標所能實際完成的產值，那么，就會給企業造成全面完成這些指標的困難，往往完成了這一些指標，而另一些指標就不能夠完成。

　　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有些企業就可能盡量減少產值低、利潤小的產品，任意超產產值高、利潤大的產品，破壞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造成社會生產的浪費。

　　又如，各個企業的生產條件和供需情況也不盡相同，如果國家下達的有關計劃指標，能夠適當地照頎這些不同的情況，就有利于調動企業的經營積極性，保證國家計劃的順利完成。反之，就有可能挫傷企業的經營積極性，不利于國家計劃的完成。

　　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就要求：一方面，國家下達給企業的各項計劃指標，要盡可能相互銜接好，要盡可能照顧到企業的具體情況，要組織好原材料的供應和生產協作等等，為企業開展經濟核算創造必要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企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核算過程中的矛盾，堅決同修正主義路線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作斗爭，在堅決服從國家統一領導的前提下發揮企業的主觀能動性。這樣，才有利于不斷改善國家和企業的相互關系，推動企業搞好增產節約。

　　(二)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

　　這是一種共同協作和相對獨立核算的關系。實行經濟核算制的企業，不論就國營企業同國營企業來說，或就同一公社的各個社辦企業，同一大隊的各個隊辦企業來說，都屬于同一所有者。

　　他們之間的經濟往來，是同一所有制內部的關系。這同分別屬于不同私人所有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經濟往來，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實行經濟核算制的條件下，這些社會主義企業又都是一個一個相對獨立核算、相對獨立經營的單位，因而在發生企業之間經濟聯系、共同協作的時候，要實行等價交換原則，進行記賬、結算，以便計算經濟效果。

　　由于社會主義企業之間存在著大量的經濟聯系，又由于在這種聯系中各自都要進行經濟核算，所以有時會發生企業之間經濟利益上的矛盾。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這種矛盾，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通過國家計劃的綜合平衡和上級部門的統一安排，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所要求的企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必須是在共同協作前提下的獨立核算，每一個社會主義企業，一方面都是相對獨立的經營單位，而另一方面卻又是統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如果只從獨立核算出發，單純考慮等價交換，就會妨害共產主義作風的發揚，那就同資本主義經濟核算沒有多少差別。所以，社會主義企業之間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發生往來關系的時候，必須提到共產主義協作風格，在這個前提下，實行等價交換，這才是社會主義經濟核算所要求的那種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

　　各個企業都從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出發，相互支持，相互協作，必然有利于鞏固和發展企業之間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

　　在經濟核算制條件下建立這種國家和企業以及企業和企業的關系，目的是要使企業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經營責任心和積極性，以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利于國家對社會主義經濟實行有計劃的管理。

　　林彪一伙散布什么“三年不記賬，錢也不會跑到外國去”的論調，是為了反對經濟核算制，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管理，以便新老資產階級分子趁機渾水摸魚，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復辟資本主義。

　　【經濟核算制的具體內容】

　　經濟核算制是有計劃地管理社會主義企業、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內容：

　　一、國家對國營企業實行統一領導和計劃管理，給企業規定產品品種、產量、質量和產值、勞動生產率、成本、上繳利潤等計劃指標。企業必須對國家計劃負責，全面完成國家所規定的各項指標。

　　二、國家按照國營企業生產經營上的需要，經過核定，撥給企業一定的資金(流動的和固定的)，使企業可以自己周轉，而不致經常因資金短缺，妨礙生產。

　　三、企業按照國家規定的任務組織生產，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產品，用銷售產品的收入來抵償支出，并按照國家規定上繳贏利，為國家提供積累。

　　四、國營企業的收入和支出應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續;應有成本的計算;應有按年按月生產計劃完成程度的檢查制度;應有節省原料和保護工具的制度，養成節省原料和愛護工具的習慣。

　　五、國營企業之間以及國營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發生的一切經濟聯系，必須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重大經濟聯系，還要事先訂立經濟合同，每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必須嚴肅履行合同的義務、共同對國家負責。

　　集體所有制企業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組織生產，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商品，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為集體增加收入，增加積累。同時，通過繳納稅金形式為國家提供積累。

　　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都是獨立的自負盈虧的核算單位，其中生產隊一級是基本的核算單位。生產隊的集體資金是社員繳納和積累的，不是由大隊或公社投給的，公社和大隊負責領導、幫助和支持生產隊發展集體經濟，但不能抽調生產隊的資金來發展社有經濟或大隊經濟。

　　在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公社對社辦企業，大隊對隊辦企業也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管理，公社和大隊分別對自己的社辦企業、隊辦企業實行統一領導，同時給每一個企業撥給一定的資金，要求它們負責地運用這筆資金，按時、按質、按量完成國家、公社或大隊交給的計劃生產任務，以自己的收入抵付支出，并完成或超額完成公社或大隊規定的積累任務。

　　從上述經濟核算制的內容可以看出，對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管理，仍然需要利用資金、成本、價格、贏利等經濟范疇。但是，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中的這些范疇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服務的，現在我們分別來研究這些經濟范疇的特點：

　　社會主義企業的資金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中的資本。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反映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關系。社會主義企業的資金，是國家或集體財產的貨幣表現，社會主義企業運用這些資金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服從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為社會主義社會擴大再產，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服務。

　　社會主義企業進行資金核算，是為了保證國家和集體的財產不受侵犯，并且使它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企業的生產資金按照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周轉的性質不同，可以分為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

　　固定資金的實物形態表現為廠房和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廠房和機器設備等在生產過程中是多次發生作用的，它的價值是逐漸轉移到產品上去的。企業按照國家規定的固定資產折舊辦法提取折舊基金，使它的固定資產得以不斷更新，并且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技術改造。

　　除了核算固定資產折舊以外，企業還要核算固定資金利用率，反映固定資金的利用程度，以求得在不增加固定資金的條件下，擴大它的生產能力。社會主義企業還要進行流動資金的核算。流動資金是企業用于支付勞動對象(原材料)、職工工資以及成品銷售過程中各項費用的資金。原材料在一次生產周期完成后就改變了自己的形態，它的價值也就全部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去。

　　流動資金在它的連續不斷的循環中，每周轉一次所需的時間越少，在一年內可以周轉的次數也就越多。所以，企業還需要核算流動資金的定額和周轉速度，以求得用同量的流動資金，為生產和銷售更多的產品服務。

　　社會主義產品的生產成本同資本主義的生產成本是兩個不同本質的經濟范疇。

　　資本主義的生產成本是資本的消耗。資本主義企業生產成本的減少，意味著資本的節約和對勞動者剝削的加深。

　　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成本，是為生產一定產品發生的費用支出。它基本上包括已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新創造的價值中歸生產者個人消費的那一部分。從產品價值總額中減除以上兩個部分，就構成企業贏利。所以，企業通過對成本的核算，不斷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這就意味著不斷節約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可以為國家或集體提供更多積累。

　　降低成本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可以從下面這樣一個簡單的數字中看出一個梗概：按一九七二年的數字來匡算，我國國營工業企業的總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由此而為國家増加的積累，相當于建設三座南京長江大橋的投資額。

　　社會主義企業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徑是：

　　一、充分調動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提高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不斷地開展技術革新，采用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以降低單位產品中的工時消耗。

　　二、節約原料和各種材料的消耗，合理選用新的更經濟的原材料，開展原材料的綜合利用，變廢為寶，合理套栽， 改進配方，采用新工藝等，以降低單位產品的原材料耗費。

　　三、充分挖掘現有設備的潛力，提高設備利用率，以降低單位產品所分攤的折舊費用。

　　四、精兵簡政，提高企業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改進運輸、供銷等工作，力求節省企業管理費用。

　　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贏利，同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有著本質的區別。資本主義的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它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社會主義企業的贏利是勞動群眾創造的純收入，它主要被用于擴大社會主義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

　　社會主義經濟的贏利還可以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來考察。在一定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允許一些企業暫時不贏利，甚至虧本。

　　例如，為了全國工業有一個合理的布局而發展起來的內地工業、地方工業，其中個別企業由于條件的限制暫時不能贏利。但是，這些工業的發展卻符合國民經濟的長遠利益，有利于建設一個有縱深布局的打不爛、拖不垮的戰略后方。因此，盡管這些企業暫時不能贏利，國家還是要支持它們發展。

　　又如，某些工業產品，特別是新產品、新材料和支援農業的產品，在一定時期內，生產這些產品的部分企業是虧本的。但是，發展這些產品有利于工業建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鞏固工農聯盟，允許有暫時的政策性的或計劃的虧損。

　　這種從整個國民經濟全局利益的角度來考察的贏利，我們把它叫做“高級贏利”。這種高級贏利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然，這決不等于說個別企業、個別部門的盈利就無關重要，也決不能作為個別企業因經營不善而造成的虧損的借口。

　　整個國民經濟的贏利，歸根到底還是建筑在各個企業、各個部門贏利的基礎上的。所以，暫時虧本的企業，應當努力改善經營，降低成本，力爭減少虧損，轉虧為盈，積極為國家提供積累。

　　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贏利是社會主義積累的主要來源。社會主義企業一方面要批判“利潤掛帥”，同時也要反對那種不計成本，不講贏利，不注意為國家增加積累的錯誤思想。“利潤掛帥”就是不顧國家計劃，不顧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唯利是圖，以利潤指導生產，以利潤作為推動企業生產的動力。這是資本主義的經營原則，必須批判。

　　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按照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按照國家計劃布置的任務，通過增產節約，來增加社會主義贏利。這樣做，正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

　　在我國的國家預算收入中，來自國營企業的繳款(上繳利潤、稅金等)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企業不能積極地為國家增加積累，甚至造成不應有的虧損，就會影響國家預算的收入，就會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后腿，就會影響履行國際主義義務。

　　總之，國家對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管理，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増加個人收入和増加積累。”

　　【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

　　經濟核算是對生產過程中生產耗費和生產成果進行對比和核算。社會主義生產過程是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在直接社會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要消耗一定種類和數量的使用價值，同時又有計劃地創造出滿足國家和人民需要的各種使用價值。因此，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就要核算使用價值。

　　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勞動者除了把生產資料和原材料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以外，還創造出新的價值。因此，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又要核算價值。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構成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的兩個方面。

　　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核算指標，不論是反映生產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標，還是反映生產耗費方面的核算指標，都同時具有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這兩個不同的側面。在反映生產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標中，產品品種、產量和質量，就是使用價值的核算指標，而產值和利潤則是價值核算的指標。

　　對于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成果，我們必須同時從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兩個方面去進行核算和衡量。社會主義企業只有在產品品種、產量、質量和產值、利潤這些方面全面地實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核算指標，才能說，它的生產成果，不論從實物形態或者價值形態方面，都為保證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在反映企業生產耗費方面的核算指標中，它也同時具有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這兩個方面。例如，原材料消耗定額、輔助材料消耗定額和設備利用累數等等，就是使用價值的核算指標，而象可比產品成本降低金額，則是價值核算的指標。

　　社會主義企業只有既在實物形態上不超過各種原材料和輔助材料的消耗定額，不低于各種主要設備的利用系數，為國家節約各種有用的物質財富，又在價值形態上努力實現可比產品成本降低金額，為國家節約社會主義建設資金，這時才能夠說，它的生產經營，已較好地貫徹了社會主義的節約原則。

　　社會主義企業通過價值核算，把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都按照統一的貨幣價值形式放到一起，以便對它的整個生產成果和生產耗費進行綜合對比，分析造成增減變化的主客觀因素，促使全面節約各種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從而生產出數量更多、品件更豐富、質量更高的使用價值，來需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

　　核算價值，是為了更多、更好地創造使用價值，從這一方面來講，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是統一的。但是，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畢竟是兩種不同角度的核算，它們之間也存在著矛盾。

　　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直接社會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矛盾的表現。作為直接社會勞動過程，為著保證滿足國家和人民各種具體的需要，國家必須對國營企業下達各種使用價值指標;作為價值創造過程，國家還必須下達各種價值指標。

　　國家下達給各個國營企業的產值、上繳利潤等價值指標，是綜合性的指標，而國家下達的產品品種、產量和質量等使用價值指標，則是分門別類的指標。而且，由于國家計劃不宜管得過死，國家對某些產品往往只下達產品的大類指標，而不下達具體的品種、規格。

　　這就會使得國營企業完成使用價值核算指標和價值核算指標的情況參差不齊，甚至很不一致，往往出現企業按照使用價值核算指標已經實現，但是按照價值核算指標則未實現，或者企業按照價值核算指標已經實現，但是按照使用價值核算指標則未實現等情況。

　　價格的變動也會引起價值核算和使用價值核算的矛盾。以生產耗費的核算為例，往往會碰到這樣的情況：一種產品所耗費的原材料成本，從使用價值來核算，在它所耗費的各種實物量上，全部實現了定額指標，或者還有所減少。但是，由于原材料調高了價格，從價值來核算，它就會表現為原材料的成本金額上升了。

　　同樣，以生產成果的核算為例，也往往會看到另一種情況：一定時期內的企業經營成果，從使用價值來核算，表現在實物形態上的產品品種、產量和生產資料耗費等等都全部實現了核算指標。但是，由于產品調低了價格，從價值來核算，它以貨幣形式上繳的利潤卻完不成計劃。這些情況表明，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會由于價格的變動，沿著不同的方向運動而發生著矛盾。

　　在價格變動的條件下，會引起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那么，在價格不變的條件下，會不會發生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呢?由于價格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生產中勞動消耗的大小，所以，有的時候，它也會發生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沿著不同方向運動的矛盾狀況。

　　例如，對產品的使用價值核算指標，只規定了大類品種，而沒有規定具體品種，并假定這些具體品種的價格也沒有調整過。但是，由于各個具體品種之間的價格同價位的背離情況不同，有些價格高于價值，有些價格低于價值。

　　因而在同樣完成這些大類品種的使用價值核算指標的情況下，從價值核算來說，生產那種價格高于價值的具體品種，產值指標比較容易完成;生產那種價格低于價值的具體品種，產值指標就比較難以完成。諸如此類在價格沒有變動的條件下，發生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運動情況，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也是常常會碰到的。

　　這種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反映了商品制度的矛盾。在價值核算中，成本、價格、利潤這些價值指標，是同商品制度相聯系著的。資本主義經濟核算要利用成本、價格和利潤這些經濟范疇，社會主義經濟核算也要利用這些經濟范疇。雖然所有制不同了，但是這些范疇畢竟是私有經濟遺留下來的東西。

　　修正主義者或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人，可以利用他們把持的部門和單位，推行“產值第一”、“利潤掛帥”，搞資本主義經營，利大的大干，利小的小干，無利的不干。這樣，就會沖擊國家計劃，造成某些商品供不應求，某些商品供過于求的現象，使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尖銳化。

　　城鄉資本主義勢力還會利用供求之間存在的這種“缺口”，套購國家的物資，從事轉手販賣。什么損公肥私、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見不得陽光的勾當，都干得出來。這一類人物就是在資本主義舊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如果不同他們進行斗爭，我們的社會主義企業就會蛻化變質為資本主義企業。

　　因此，社會主義經濟核算過程中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歸根到底，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只有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這個綱，才能正確認識和正確處理這種矛盾，使經濟核算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運動。

　　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成本，是為生產一定產品發生的費用支出。它基本上包括已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新創造的價值中歸生產者個人消費的那一部分。從產品價值總額中減除以上兩個部分，就構成企業贏利。所以，企業通過對成本的核算，不斷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這就意味著不斷節約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可以為國家或集體提供更多積累。

　　第三節 剖析蘇修的“完全經濟核算制”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在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曾經進行一系列的“經濟改革”。這些‘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企業中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制”。蘇修叛徒集團所推行的‘完全經濟核算制”，是一個絕妙的反面教材。

　　對這個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進行剖析，有助于我們理解資產階級怎樣利用使用價值核算和價值核算的矛盾，無限地擴大和強化價值規律的作用，使經濟核算成為榨取勞動人民剩余價值的工具。

　　蘇修的“完全經濟核算制”究竟是什么貨色?

　　(一)“完全經濟核算制”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原則的完全背叛

　　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曾經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的國家。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列寧的倡導，對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

　　這一管理企業的體制在聯共(布)中央的決議中是這樣規定的：“賦予企業在全國性計劃范圍內的獨立性，以便企業更妥善地確定完成計劃的途徑，靈活運用資金，動員內部資源，從而達到降低產品成本的目的。”

　　社會主義國家賦予企業的獨立性是在國家計劃管理條件下的獨立性，這是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的重要原則，它是同資本主義企業自由經營根本對立的。

　　蘇修叛徒集團恰恰在這個列寧主義的原則問題上，進行了修正。他們竭力鼓吹：“必須減少上級組織為企業規定的計劃指標的數目”，“擴大企業在解決生產活動問題中的經營主動性和獨立自主性”(1965年蘇修《關于工業管理和經濟刺激的決議》)。

　　他們企業的產品生產計劃，僅有兩項指標：一.銷售產品總量或銷售產值。二、用實物表示的最重要產品品種。可見，企業的大部分產品生產的活動是可以自行其是的。企業想生產什么，就生產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干。

　　列寧早就指出：“如果對于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實行全面的國家計算和監督，那么勞動者的政權，勞動者的自由，就不能維持下去，資本主義壓迫制度的復辟，就不可避免。”

　　而在蘇修的“完全經濟核算制”中，國家除了規定部分產品指標以外，“其他一切計劃指標，無須上級機關核準，而由企業自行制定”(1965年蘇修中央和部長會議《關于完善計劃工作和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的決議》)，“讓企業自己有權在同消費者(定貨者)取得協議后自己修改產品生產的計劃”，”計劃應當以消費者的定貨為依據。”以此來擴大企業的“獨立性”、“自主性”，大搞自由經營活動。這難道不是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翻版嗎!

　　(二)“完全經濟核算制”就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

　　我們前面分析過，一定社會制度下的經濟核算，都是同一定社會形態的生產目的相一致的。資本主義經濟核算服從于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目的是為了資本的價值增殖，追逐利潤，而不是為了生產滿足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

　　而社會主義經濟核算服從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目的是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來滿足國家和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價值的實現，勞動時間的節約，為國家提供積累，都是服從于上述生產目的的。當價值和使用價值發生矛盾時，首先要服從使用價值的這一面，要服從社會的需要。

　　這就是說，如果社會需要某種產品，即使生產這種產品可能帶來虧損，也是要積極生產的。但是，蘇修叛徒集團及其御用經濟學者卻竭力鼓吹：“企業財務活動的最重要的總結性指標是利潤和贏利率。”價值核算成為經濟核算的矛盾主導方面，這是同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相背離的。

　　利潤既然成了“最重要的總結性指標”，追逐利潤變成了生產的最高目的，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也就必須服從于這一目的。為此，就必須擴大企業經營的自主權。企業的權大了，企業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就可以放肆地通過種種歪門邪道去追求利潤。事實正是如此：

　　一、企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這就為企業追逐利潤大開方便之門。不顧人民需要，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

　　(蘇修貿易部副部長在1967年12月1日蘇修《消息報》上透露，“工廠的某些領導人不愿考慮市場的需要，停止生產居民非常需要的商品”，“是由于這些商品的贏利率低”。蘇修《共青團真理報》1968年12月10日透露，童裝不足的“全部問題在于：某些紡織企業和縫紉企業的領導人為了追求高額利潤，竭力拒絕縫制童裝。因為據說童裝沒有成年人服裝那么有盈利”。

　　1970年2月25日蘇修《真理報》透露，一個供應站主任說，牙粉為什么少了，而香水卻那么多?因為香水有利得多，所以那年供應站所得牙粉數還不到申請數的一半。)

　　二、企業可以自行制訂產品價格，即使是統一規定的產品價格。也可以采用“一次性臨時議價”的名義來自訂價格。結果，任意哄抬物價就變成了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1970年5月23日蘇修《社會主義工業報》透露：許多家具工廠在許多情況下無根據地抬高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水平，按隨意定的價格銷售產品。由于任意抬高價格，林業和木材加工工業部所屬的三十六個家具工廠，在1969年獲得了近五百萬盧布的額外利潤。

　　l969年5月蘇修《經濟報》供認：“一次有效的臨時批發價格照例可以保證達到高得沒有道理的贏利水平”。奇姆肯特電器廠有一次生產屬于一次有效的臨時批發價格的產品，贏利率竟比該廠全部產品贏利率高七倍。

　　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不少企業長期把大量產品列為這種可以攫取超額利潤的“臨時價格”產品。《經濟報》承認，僅在蘇聯電工器材工業部電纜工業總局，所謂“臨時價格”產品就有五百多種之多。

　　在蘇聯還普遍存在利用所謂“新產品”來變相提高消費品價格、牟取暴利的情況。據蘇修1972年第2期《計劃經濟》報道：“價格機關每年批準五十萬種以上的人民消費品新產品價格”。如“登山運動員”牌半導體收音機，原來每只價格是十七盧布，換了一個外殼就成了所謂“新產品”，把價格抬高到二十七盧布。)

　　三、企業可以自己決定解雇工人，自己確定工資標準，這就可以同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節省生產費用”，通過加強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價值增殖的目的。

　　(蘇修大肆宣揚和推廣的所謂“謝基諾”經驗，就是象資本主義企業那樣，用擅自解雇工人的辦法追逐利潤。據蘇修《勞動報》透露，僅俄羅斯聯邦二百九十二個“按謝基諾人榜樣工作”的企業，到1973年7月1日為止，就已裁減了七萬人，其中絕大部分人員被裁減，都直接、間接同提高工人勞動強度有關。

　　在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被迫“自愿離職”的情況，極其普遍，以致造成了嚴重的工人流動現象。據蘇修《社會主義勞動》雜志報道：1972年工業部門流動的職工占工業職工總額的20%，即近六百萬人。)

　　總之，在蘇修的企業中，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他們使用這種權力，使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都環繞著利潤這個“磨盤”旋轉。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制”就是“盧布決定一切”(1967年4月8日蘇修《列寧格勒真理報》)，一切為了賺錢發財。

　　馬克思在說明資本主義特點時說：“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蘇修在企業中實行的“完全經濟核算制原則”，正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

　　(三)“完全經濟核算制”是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蘇聯勞動人民的一種剝削制度

　　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制”的企業，采取“利潤分成”的辦法。所謂“利潤分成”，據蘇修“條例”的規定，“從獲得的利潤中抽出提成由企業支配”，其余的上繳給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去支配。

　　企業提成的利潤，形成經濟刺激基金。它主要用作物質刺激。利潤越大，企業的物質刺激就越多。

　　那么，企業的這筆刺激基金是由誰支配，又主要地落到了誰的腰包里去了呢?

　　蘇修“條例”規定，獎金分配權是經理的。既然企業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有權分配獎金，那么，獎金自然就主要地被他們和高薪特權階層侵吞了。

　　(1968年第4期蘇修《經濟問題》透露：1966年改行新工作條件的七百零四個企業，在從利潤中抽出作為日常獎金的款項中工人得18.1%，還有81.9%則進入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和特權階層的腰包。1968年12月28日蘇俄《蘇維埃俄羅斯報》透露：“企業基金也往往開支得莫名其妙。戈麥爾設計室基金的一半用來幫助設計室主任和總會計師。其中的奧妙毋需多說了。”)

　　蘇修的“完全經濟核算制”促使大大小小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放肆地擴大、強化和鞏固資產階級法權，侵占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他們還利用獎金等形式收買和豢養少數工人貴族，加劇了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

　　由此可見，“完全經濟核算制”是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它反映了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把原來社會主義企業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改變為冷冰冰的金錢關系(即利潤分成關系);把原來企業之間的社會主義協作關系，改變成爾虞我詐的競爭關系;把企業內部的社會主義關系，改變成剝削和被剝削的雇傭關系。

　　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掌管經濟核算，算來算去是為他們自己發財致富，使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并造成整個社會最放肆無度的浪費。這個矛盾只有在蘇聯無產階級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勝利之后，オ能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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