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李大釗同志，在五四前后曾發表過多篇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弘揚十月革命，同時批評當時思想領域里的錯誤思潮、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比較長的文章有《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還有《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再論問題與主義》等。
在這里，我們介紹李大釗同志當時寫的幾篇較短的文章，這些文章雖篇幅不長，但思想性強、感染力強，而且語言生動，今天讀來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辛亥革命后，北洋軍閥篡奪了國家政權，表面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實行專制統治。而且，北洋軍閥還在文化上推行封建主義腐朽文化，企圖以此麻痹人民、維護其專制統治。他們甚至在憲法中塞進了“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條文。
1917年1月，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發表了《孔子與憲法》一文，明確指出：“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當存于憲法。”李大釗還指出：“須知一部之失效憲法，全體之尊嚴隨之，此憲法之自殺也，此憲法自取消其效力之告白也。”就是說，憲法失效了，全體國民的尊嚴也就失去了；將孔子之道寫入憲法，無異于憲法的自殺，無異于告訴天下人，憲法自己取消了自己的效力！
1919年1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短文《鄉愿與大盜》，指出：“中國一部歷史，是鄉愿與大盜結合的記錄。大盜不結合鄉愿，作不成皇帝；鄉愿不結合大盜，作不成圣人。”所謂“鄉愿”，就是嘴上仁義道德、實際上喪失原則的偽君子，就是四面討好、八面玲瓏的“好好先生”、御用文人。而所謂“大盜”則是指歷朝歷代使用武力取得統治權的皇帝。
李大釗在該文中還指出：“到了現在，那些皇帝與圣人的靈魂，搗復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這些跋扈的武人、無聊的政客，哪個不是大盜與鄉愿的化身呢！”在這里，“跋扈的武人”即指北洋軍閥，“無聊的政客”就是當時混跡于政府和議會中的文官。
1919年1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還發表過一篇題為《過激乎？過惰乎？》的短文。該文批評了當時社會上很多人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的惰性，并且指出：“有了進步的舉動，人就說是過激，因為他是在惰性空氣包圍的中間。……不說是自己過惰，卻說人家過激，這是人類的劣根性。”
李大釗認為，要改造中國，需要作兩方面的努力，一個是物質的改造，一個是精神的改造。他在1919年9月撰寫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一文中指出，所謂物質的改造，就是“本著勤工主義的精神，創造一種‘勞工神圣’的組織，改造現代游惰本位、掠奪主義的經濟制度，把那勞工的生活，從這種制度下解放出來……”。李大釗指出，這種物質方面的改造是首要的，“因為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在從前的經濟組織里，何嘗沒有人講過‘博愛’、‘互助’的道理？不過這表面構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構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礎構造（就是經濟的構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講你的道理，他時時從根本上破壞你的道理，使它永遠不能實現”。可見，李大釗秉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生產關系的革命看作第一性的。
但是，李大釗同時又認為精神的改造不是自然成功的，必須對它加以重視、必須從現在就著手做起。為什么呢？他指出：“因為人類在馬克思所謂‘前史’的期間，習染惡性很深，物質的改造雖然成功，人心內部的惡，若不劃除凈盡，他在新社會、新生活里依然還要復萌，這改造的社會組織，終于受它的害，保持不住。”就是說，即使在新社會里，即使經過生產關系的改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觀念及各種舊思想、舊傳統仍然會影響人們，以至將新建的公有制生產關系腐蝕掉。我們看看，李大釗說的，不就是我們今天的情況嗎？！
在李大釗眼里，既然中國社會需要改造，那么應該改造成什么樣子呢？也就是說，中國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在當時，乃至于當今，有些人認為中國既然已經在近代落后于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那么中國理應補資本主義的課、走資本主義道路。然而，李大釗卻不這么看。他在1921年3月發表于《評論之評論》上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這一短文，就很能說明問題。
文章指出：“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中國雖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而一般平民間接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壓迫，較各國直接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尤其痛苦。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再看中國在國際上地位，人家已經自由競爭發達到必須社會共營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在這種勢力之下，要想存立，適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成。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
由此可見，在李大釗同志眼里，中國是應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盡管在當時、在李大釗的視野中，中國革命具體的道路、步驟、方針、政策，還未提上討論日程，但中國將來應該沿著怎樣一個大方向進行改造，則是非常明確的。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同的帝國主義集團爭奪世界市場、爭奪全球霸權的戰爭。李大釗同志于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發表《大……主義之失敗與民主主義之勝利》和《庶民的勝利》兩篇文章，指出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世界霸權，卻是打著“大日耳曼主義”、“大日本主義”、“大英吉利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等等民族主義旗號來發動戰爭的。李大釗指出：“凡此者，其范圍之廣狹、區分之性質，雖各有不同，而其本專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擴張一己之勢力于固有之范圍以外，則一。故‘大……主義’者，乃專制之隱語也。”
李大釗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總有些人在搞一種宣傳，說什么德國一方代表專制、英法俄一方則代表自由。其實，德國國內也有專制和自由之爭，德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就代表著自由，反對德皇的專制統治；而英、法國內照樣有專制與自由的斗爭，英國所屬各殖民地的人民，就在不斷地進行著斗爭，而英國本土的工人群眾，也在不斷地開展斗爭；俄國沙皇實行極端的專制，導致俄國勞動人民起來進行激烈的革命，現已一躍而成為社會主義。
李大釗指出，之所以出現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
然而，“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了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而其他國家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和平，漸有和他們的異國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創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勝利”。李大釗熱情地稱贊這種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庶民的勝利。
當然，1918年的德國十一月革命，雖然推翻了德皇的專制統治，但因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義右派篡奪了革命果實，進而鎮壓繼續革命的工人群眾，致使德國革命失敗，而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蘇維埃俄國，在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處于暫時被包圍、被封鎖、被孤立的地位。也正如李大釗同志在《庶民的勝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這等艱難，是進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
李大釗在這里，點破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本質，而且從資本主義互相爭奪的矛盾斗爭中，引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資本家的斗爭。這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深刻洞見，這一洞見與列寧當時的政治主張是完全吻合的。
五四運動，雖然屬于愛國運動，但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李大釗同志卻不是民族利己主義者，而是一位站得很高的國際主義戰士。在他看來，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李大釗1924年9月在莫斯科撰寫的《蘇俄民眾對于中國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就具體描寫道，英國、法國共產黨的代表合電孫中山先生，反對英美法帝國主義干涉中國、聲援中國革命運動；全俄職工聯合會則建議英國職工會聲援中國革命；在數千人的集會上，英、法、美、日等多國共產黨的代表均發言，聲援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政府；英國共產黨代表在發言中還說，當年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英國時，曼徹斯特曾爆發過群眾游行活動，慶祝辛亥革命成功。
1923年5月4日，李大釗在《晨報》發表《紀念五月四日》一文，以紀念五四運動四周年。他在文中指出，五四紀念日，是學生加入政治運動之紀念日。他接著指出，因為政治不澄清，使我們不能不犧牲求學之精神而來干涉政治。他回顧辛亥革命十幾年來的風風雨雨，指出：“民國十有余年，革命事業還未成功，這些繼續革命事業的人，就是我們。”
此文中，李大釗為爾后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他指出：“現在學生應該做的事有二種：（一）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對現政府立于彈劾的地位。因為我們光組織民眾是不行的，他們是可以破壞我們組織民眾的事業。望學生對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則將來自有極大之效果。”
在此之前的1919年12月，李大釗還曾在《新生活》上發表了短文《大聯合》，指出：“‘五四’、‘六三’以來，全國學生已成了一個大聯合。”李大釗強調：“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礎。”
1923年12月，李大釗在《新國民》雜志發表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指出：“歷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時走到艱難險阻的境界。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夠沖過去的。……中華民族現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在這一段道路上，實在亦有一種奇絕壯絕的景致，使我們經過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種壯美的趣味。但這種壯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夠感覺到的。……目前的艱難境界，哪能阻抑我們民族生命的前進？！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的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要知在艱難的國運中建造國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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