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一）

　　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一）

　　（宣平說：這本書是中國共產黨從1917年五四運動到1965年文革前夜的歷史（文革歷史在《共運史》中提及）。這本書分為兩冊，在1975年11月由復旦大學黨史教材編寫組編寫，今日錄成電子本，以供同志們參考）

　　吳銘同志論黨史的脈絡與重點（代序）

　　所謂共產黨的建立，當前的影響作品均聚焦于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黨代會；也只聚焦于知識分子的覺醒——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萬事開頭難”，這當然很重要。但是，只注重知識分子的覺醒、只注重黨在組織上的建立，是遠遠不夠的。

　　世界范圍內，聲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很多國家都有。但如中國共產黨這樣，誕生了作為馬列主義發(fā)展史上的第三塊里程碑的毛澤東思想，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并奪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革命勝利、建立全國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勝利，并成功領導全世界被壓迫進行反帝、反殖革命斗爭的共產黨，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一家。顯然，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共產黨都有自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組織進行民族和人民獨立解放的反帝反殖斗爭、知識分子曾為中堅力量這個特點，但是很顯然，在取得的革命成就方面，中國共產黨顯然比其他共產黨優(yōu)秀得多。

　　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最大不同。

　　在建黨問題上，應該突出強調這些不同，而不能只聚焦我黨與其他政黨相同的那些東西。

　　是這些不同的特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非比尋常。

　　忽略這些特質，則就是將中國共產黨混同于那些沒有取得像樣勝利的共產黨組織，就失去了學習黨史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能救中國，建立人民政權，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文化體系，并履行無產階級國際義務，支援甚至直接出兵支持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革命斗爭，甚至一度是全世界反帝反修反殖革命的領導者、支撐者、指揮者，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為什么沒有做到？

　　比如，力量曾經十分強大的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再如同樣屬于被殖民地的印尼共產黨。各國革命斗爭的環(huán)境形勢形勢都不相同、都很復雜、任務都很艱巨，我們不好去批評別的兄弟黨。但是，值此建黨100周年之際，找找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的不同點，總結一下我們勝利的經驗、或者說秘訣，也應該是慶祝活動的內容之一。

　　毫無疑問，僅僅是上海石庫門開個了會，紙面上宣告一下黨的性質、宗旨、革命目標和指導思想，并不意味著建黨的完成。這距離建黨偉業(yè)的完成，還有十萬八千里。在思考建黨問題上僅僅聚焦于這次開會，必然忽略我黨更加重要、更加寶貴、更加特殊的東西。

　　建黨初期，中共是個具有馬列主義理論素養(yǎng)的知識分子組成的黨。這時的黨，并不一定就名符其實，并不必然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并不一定就能承擔起中國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任務。相反，距離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真正理解并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承擔統一祖國打倒帝官封的要求，還差得很遠很遠，還有大量艱巨的工作要做。

　　在與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的國民黨合作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實現中國民族獨立和解放任務期間，黨要不要革命的領導權？除工人外，我們要不要發(fā)動農民？要不要掌握槍桿子？要不要支持農民運動？要不要防范資產階級背叛革命？這些極其關鍵的問題，作為黨的領導的陳獨秀根本沒有認真考慮，當然也沒有清醒的認識，給不出正確的答案，不能指導黨的行動。每遇到這些問題，陳獨秀就向國民黨右派屈服，生怕革命陣營分裂。隨著革命的發(fā)展，陳獨秀向國民黨讓出了革命的領導權、批判并壓制農民運動、交出了槍桿子、生怕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他認為，共產黨無力掌握革命的領導權，自然也不必有槍桿子，自然不必發(fā)動并支持農民的革命運動。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中國共產黨與很多國家的共產黨一樣，成了任人宰割的“文化團體”，如果沒有此后的武裝反抗，如此情況下，即使堅持馬列主義指導、堅持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最好的結果，也無非是資產階級所謂民主制度的一個陪襯，根本不可能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也無法領導中國政治，無法領導中國革命。中國命運，即使有這樣的共產黨，恐怕與沒有共產黨沒有什么差別，應該是四分五裂，成為七八個國家甚至更多。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毛主席克服了重重困難，批駁黨內種種右傾投降主義觀點，著力思考解決黨要不要革命領導權、要不要槍桿子、要不要發(fā)動農民、要不要支持農民革命運動、要不要解決土地問題、要不要防范大資產階級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叛變革命等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從毛主席分析和辦法來看，說共產黨不成熟，我看有些輕率。我個人感覺，如果我們黨能夠接受毛主席當時提出的觀點、主張，爭取革命的領導權、抓住槍桿子、發(fā)動農民、防范國民黨反動派可能的叛變，我想，我們黨恐怕也就算是成熟了，至少不至于被蔣汪殺得血流成河。

　　所謂我們黨不成熟，其實是毛主席為陳獨秀等未正確掌握馬列主義，未能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性，因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而導致革命重大挫折而找的一個臺階。毛主席強調，黨當時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是因為黨“不成熟”，也為這些犯了這類錯誤同志找了個理由，以便團結教育他們，繼續(xù)為革命奮斗。

　　即使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我們黨整體上特別是高層，仍然沒有從思想上、路線上，真正認清革命的領導權、與農民運動的關系、革命的武裝等問題，當然，也沒有想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而仍然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

　　雖然也決定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但又不敢打出共產黨的旗幟，沒有想到到農村去建立革命根據地，當然也想不到土地問題，而是老思維，占領城市，取得蘇聯支持，然后與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蔣介石集團再次斗爭。這個方法能否奏效，恐怕當時的革命領導者也沒有往深處想。血的教訓，總算讓新的領導得知道了革命的領導權、槍桿子的重要性，但是，如何領導中國革命、如何掌握槍桿子，大家仍然是一頭霧水，甚至不曾深入想過。

　　“八·七”會議上，毛主席講了一通“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之后，拒絕了去上海中央工作的要求，下到了基層，去湘贛邊領導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失敗后，又靈活地領導700余殘兵，搞了三灣改編，上了井岡山，團結袁文才王佐，建立農村人民政權，解決土地問題。他很擅長從實際出發(fā)，及時適應當時的革命斗爭形勢，初步建立了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原則、主張、紀律。他開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軍隊、改造農民、改造政權、改造社會，在最早意識到占領城市革命勝利的路線很難取得并切實遭到失敗后，率先摸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勝利道路。受井岡山經驗的啟發(fā)和鼓舞，全國各地紛紛拋棄城市暴動的舊路子，開始走農村暴動、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井岡山道路”，中國革命開始起死回生。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挽救中國革命。

　　有人大講特講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會怎樣這樣的問題。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沒有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會怎樣？恐怕如印尼共產黨一樣，被屠殺、被消滅，一蹶不振，成了“文化團體”。

　　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成熟了嗎？要是從毛主席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實事求是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當然又向成熟邁進了一大步。要是從當時黨的領導層對待毛主席的態(tài)度來看，黨仍然沒有成熟：盡管毛主席在山溝溝里創(chuàng)造的經驗是正確的，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特別是王明等領導層仍然否定毛主席，無視其正確性，仍然極力干擾破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終甚至把毛主席完全架空、完全排斥。每折騰一次，則中國革命就遭受一次損失、流血。但身在基層、前沿的毛主席一面盡量與中央協調、勸導，一面防止錯誤路線對革命根據地的干擾和影響。

　　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如果從毛主席當時的思想水平、實踐情況來看，當然是非常成熟。不成熟能至于建立那么大的根據地、那么強大的中央紅軍嗎？但從中央領導的思想和行動風格和效果來看，黨仍然未達到成熟。毛主席的正確思想和方針，仍然受到極大的掣肘甚至無微不至的破壞——結果，只能是荒謬而又魯莽的“戰(zhàn)略轉移”，也就是毛主席命名的“長征”，丟了革命根據地，丟了自己的革命的基礎。就是說，直到那時，中央仍然未認識到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隨便就放棄生死攸關、來之不易的根據地。

　　如果毛主席不跟著長征，留在根據地，領導根據地的斗爭。我相信，中央革命根據地很可能不會丟失，長征主力紅軍如果遇到困難，毛主席還能把他們接回來——就如當年把遭受八月失敗的朱德陳毅接回井岡山一樣。

　　主席長征去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項英一事無成！被國民黨反動軍隊追得到處躲藏，根據地被徹底破壞。無法想像，如果長征失敗，中央革命根據地怎么辦？中國革命怎么辦？

　　主席以一已之力，加上蔣介石的圍追堵截，加上當時中央的失敗及計無所出，促成了遵義會議，并接下來主席指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蔣百萬大軍的包圍圈，讓紅軍轉然為安。

　　接下來，又過彝區(qū)、飛奪瀘定橋、搶渡大度河，與四方面軍成功會師，再接下來，還要解決張國燾的分析奪權問題，領導中央紅軍到達陜北。

　　從1921年到1935年期間，從行事風格來看，主席是非常持重的，他親自做的事，基本上都會成功，比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建立根據地、出擊贛南、三次反圍剿、救贛州、打漳州等等。“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這是主席的信條，后來也成了我黨我軍的信條。主席不會讓大部隊冒險，不會讓群眾冒險。主席在長征中的數次冒險，從敵人嚴密包圍的縫隙中捕捉轉瞬即逝的機會，并指揮大軍轉危為安，雖然高明，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

　　老實說，如果沒有陜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則中央紅軍即使成功過了草地，長征究竟要到哪里去，恐怕還是個大問題。

　　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讓主席看到了長征結束的地點，又克服張國燾分裂紅軍所造成的困難，抓住了這個機會。如果張國燾真的奪權成功，陜北那個地方，他是看不上的。

　　其他人呢？能看到陜北可以暫時落腳的應該很多。但是，之后怎么辦？抗日，怎么抗？怎么處理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關系？須知，當時雙方都殺紅了眼，怎么可能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毛主席，當初最早提出抓槍桿子、提出武裝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人，這次，居然是第一個提出團結國民黨各派特別是蔣介石派，建立統一戰(zhàn)線，一致抗日的人。

　　政治斗爭，如流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怎樣的形勢，就決定了怎樣的政治方向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

　　毛主席這一時期特別重視做國民黨各派的統一戰(zhàn)線工作，著重強調團結抗日。張學良、楊虎城，當然是統一戰(zhàn)線工作的重點。

　　張楊發(fā)動的西安事變，根據毛主席的指導，最終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最終形成。

　　但是，隨后，又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之下，共產黨還要不要保持獨立自主性，要不要獨立自主地領導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zhàn)，如何發(fā)動群眾，如何處理與國民黨各派的關系。說到底，還是一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在抗戰(zhàn)的方法上，是發(fā)動群眾，不是聽眾蔣介石的命令指揮，打正規(guī)戰(zhàn)。這是路線問題。如何處理與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這是統一戰(zhàn)線問題。這些問題，又受到了王明派右傾投降主義的干擾。

　　王明等人，與毛主席完全相反，當初反國民黨最激烈的、似乎也是最堅定的人，現在，卻成了對國民黨、對蔣介石最親的人。所謂“左”派，從極左跳到極右，絲毫沒有困難。

　　他們的主張是放棄黨對抗日戰(zhàn)爭的領導權，放棄人民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一切聽眾蔣的調遣。

　　毛主席又要做一次苦口婆心的教育說服工作。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甚至有人不服氣，暗中抵制主席的正確主張。1941年，蔣介石發(fā)動皖南事變，項英對中央對毛主席的軟抵制，終于導致了重大損失。新四軍軍部幾乎全軍覆沒，七千英雄或犧牲或被俘，內中多有當年中央革命根據地遺留的精華，如今毀于一旦。

　　服從毛主席領導的新四軍其他部隊，則迅速發(fā)展壯大，很快打開了局面。比如，陳毅、粟裕所部，從蘇南而蘇中而蘇北，連戰(zhàn)連捷，在極其復雜的斗爭環(huán)境下，在日偽軍的鼻子底下建立了鞏固抗日革命根據地。

　　在團結抗日的情況下，如何處理根據地人民政權與開明地主、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還打土豪分田地嗎？不能再打了，一則名聲不好，二則所獲甚少。怎么辦？區(qū)別對待，團結教育改造，抗日民主政權實行三三制，對地主采取減租減息政策，只對極力破壞抗日的頑固分子以軍事和政治打擊。

　　皖南事變發(fā)生后，如何對蔣，全面撕破臉？也有人是這么想的。還是毛主席在緊要關頭再次強調統一戰(zhàn)線原則，強調“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要斗而不破，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三要三不要”。顯然，如果此時與蔣介石完全撕破臉，大打內戰(zhàn)，于抗日大局不利。

　　前兩年，居然有人把“斗而不破”的斗爭原則，用到了對美斗爭上。讓人發(fā)笑。

　　當然，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工作，還是做好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建設工作，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建立鞏固的人民政權，搞好減租減息斗爭，做好群眾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搞好生產、軍隊，則勝利才有基礎，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也就是皖南事變，讓主席意識到，必須對全黨全軍來一場徹底的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即整風運動，對歷史重大問題有一個總結結論，對現實重大問題有一個統一的思想認識，避免項英那樣的軟抗再次出現，再次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

　　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思維，經過歷次反帝反殖斗爭的洗禮，特別是在經歷馬列主義在中傳播和大革命、土地革命的鍛煉后，本應有一次克服封建主義、克服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克服各種奴才觀念和種種丑陋觀念的世界觀、方法論上的革命性升華。這樣的升華，不會自然完成，需要一場規(guī)模宏大持久深入全面的教育運動，才能完成。這場教育運動，就是延安整風。

　　這場教育運動，是毛主席手把手地，苦口婆心地，以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得失經驗教訓為現實依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充分結合當時的斗爭形勢和革命任務，對全黨全軍上下，從思想、文化、政治、軍事等領域，對黨風、學風、文風進行整頓，教會全體黨員干部掌握馬列主義，站穩(wěn)階級立場，正確使用辯證法，學會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和自我批評，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學會一切從實際而不是從本本、從空想出發(fā)，提高全黨全軍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特別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辨別是非的能力。

　　我個人覺得，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在思想文化領域，就有林則徐、魏源、章炳麟、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等進行革命性改造。延安整風，即是對前人成果的總結、批判和升華，用中國革命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思想武裝頭腦、指導革命斗爭。一言以蔽之，這場運動之后，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國各族人民，在思想上、文化上、作風上，已經走到了全國、全世界的最前列，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決定著隨后到來的解放戰(zhàn)爭的順利，決定著抗美援朝的順利，決定著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順利，也推動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反帝反殖民斗爭的順利展開。

　　當時，抗日戰(zhàn)爭尚未勝利，延安也偏居中國西北一隅。但延安整風的勝利，意味著世界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決定著以后全世界的發(fā)展方向。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以“進京趕考”“不當李自城”的心情和決心，帶著中國共產黨進了北京城，所謂工作重心轉向了城市。

　　農村還要不要？還是不是工作重心？這在很多相當“老爺”的革命者看來，似乎不是什么重要問題。毛主席不同，他依舊重視農村，至少我看不出毛主席有“工作重心轉到城市”的觀念。他重視土改、重視合作化、重視人民公社、重視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農村掃盲教育。他的后半生，傾注了極大精力于農村，特別是農民如何克服小生產者意識，真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李順達、申紀蘭居然成立了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與千百年的小生產意識決裂，主席非常高興，他從這個行動中看到了農村的光明希望，因而他大力推廣農民集體生產的經驗。還有農村的醫(yī)療、教育、工業(yè)化等，問題的確不好解決。豈止是不好解決，在呆慣了城市、不愿意下鄉(xiāng)的老爺們看來，幾千年中國人都這么過的，這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甚至也無須解決，不解決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不這樣認為，他認為農村的那些惡性傳染病的消除、農村教育、工業(yè)化等問題，都可以解決，而且也必須解決。城里的老爺們不愿意動腦筋，推一推動一下，不推就不動。主席一貫相信群眾，就從群眾的創(chuàng)造中找經驗、找答案。醫(yī)療特別是惡性傳染病的消滅，怎么解決？愛國衛(wèi)生運動，大規(guī)模群眾性，全面持久開展。發(fā)現了覃祥官，就立即推廣農村合作醫(yī)療，搞赤腳醫(yī)生制度，搞鄉(xiāng)村教育制度，把大學、醫(yī)院建在田間地頭。發(fā)現董嘉耕、王國藩、陳永貴、王進喜，就立即宣傳、推廣。主席居然能夠提倡農村人民公社、大學甚至街道、社區(qū)，創(chuàng)辦小工廠、小企業(yè)，解決工業(yè)和日用品生產問題——這就是后來著名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但凡群眾中涌現的英雄好漢——無論在老爺們眼里多么卑微的人——，主席都極其欣賞。在主席眼里，“六億神州盡舜堯”，任何問題都難不住群眾，惡性傳染病，能消滅；農村普遍的文盲，能消除；千年小農意識，能消除；農村工業(yè)化，能實現。

　　共產黨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實實在在的，就是從群眾波瀾壯闊的生動實踐中尋找解決各種問題的辦法。用主席的話說，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黨的所有政策，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接受群眾的檢驗、完善和改進提高。主席似乎并不喜歡“智庫”，或者極其討厭智庫。主席非常反感脫離群眾、脫離實踐的空頭理論家。

　　1921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爭，是主席努力之下，也是惡劣環(huán)境的逼迫之下，中國共產黨洗去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毛病，逐漸往下沉，向農村、向農民、向士兵靠攏并與之打成一片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論是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

　　1949年以后，黨內滋生一種不好的傾向：不再那么重視農村，開始疏遠農村。主席則始終與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思維傾向做斗爭，強調要當群眾的學生，從人民公社、合作醫(yī)療、鄉(xiāng)村教育到社辦企業(yè)，群眾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都被主席擷取過來，推廣為全國性的政策。他自己就是做群眾學生的模范。

　　我們講黨史，我覺得有兩種講法，一種是按照歷史的順序，由前往后，縱著講。還有一種講法，從黨曾經是高高在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知識分子黨，向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與群眾打成一片的農民黨、工人黨、士兵黨的艱難過渡，即從上往下講。

　　黨的成熟性，我認為就體現在與群眾的結合方面，黨的一切政策，都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變成群眾的自覺。

　　黨是不是一直都成熟，不會“返青”？我看不能這么說。當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時，黨就會“返青”。所謂成熟，不是個一勞永逸的事。

　　看了這么多關于黨史的影視，至今，還沒有看到黨如何與群眾結合的問題。我想，這樣的學黨史，是錯失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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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1921——1927）

　　第一節(jié)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及其經驗教訓

　　（宣平說：（1）先是清末政權不穩(wěn)，然后太平天國捻軍農民戰(zhàn)爭，湘軍淮軍等掌兵大員產生，當然這個時候還沒有成為軍閥，只有加上近代國恥的催化，這為藩鎮(zhèn)割據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袁世凱借助這種合法性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勢力，即后來的北洋軍閥。共產黨上臺，和弱勢的國民黨結盟組織北伐軍，消滅袁世凱的殘余勢力。然后共產黨被整，國民黨蔣介石幾乎統一了全中國。（2）為什么向西方學習東西打不過西方呢？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因為人家玩這一套已經幾百年，外加這是人家自己發(fā)家的武器，憑什么實打實的教給你？那么為什么蘇聯有的有用呢？因為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國力衰微，百廢待興，面臨帝國主義包圍，他必須要世界革命，以攻為守，不革命就有危險，所以蘇聯是恨不得他把能給的都給你。外加蘇聯人會打仗，所以中國一學就靈，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登上了歷史舞臺。）

　　1840年，英帝國主義發(fā)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從18世紀末期起的幾十年中，英國向中國日益加多的輸出鴉片，鴉片的輸出嚴重的毒害了中國人民，并大量的掠奪了中國的白銀。鴉片貿易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1840年英國政府借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林則徐領導之下進行了抵抗。廣州人民自發(fā)的組織“平英團”，使英國侵略軍受到很大的打擊。1842年，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南京條約》，除規(guī)定賠款及割讓香港外，并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廣州為通商口岸，輸入中國的英國貨物的稅率由中英雙方共同協定。

　　從此以后，美國，俄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也接踵而來，對中國進行掠奪。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淵，除原有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之外，又增加了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鴉片戰(zhàn)爭以后，資本主義列強又接連向中國舉行了多次的侵略戰(zhàn)爭。1857年發(fā)動了英法聯軍戰(zhàn)爭，1884年發(fā)動了中法戰(zhàn)爭，他們用戰(zhàn)爭打敗了中國以后，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索取了巨大的賠款和取得了在中國駐扎軍隊的權利，取得了領事裁判權，還占領了中國一部分領土。

　　（原注：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國家強迫舊中國政府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guī)定的特權之一，始于1843年的中英虎門條約和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這個特權即是：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如成為民刑訴訟的被告時，中國法庭無權裁判，只能由該國的領事裁判。）

　　資本主義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開放一批城市為通商口岸。到甲午戰(zhàn)爭時，開放的通商口岸有34處。他們還把許多通商口岸劃分一部分土地作為他們直接管轄的租界。它們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與對外貿易，還辦了許多輪船公司，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航運權。它們在中國大量推銷商品，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yè)品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yè)生產服從于它們的需要。資本主義列強經過借款給中國政府，并在中國開設許多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與財政，從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喉嚨。

　　（原注：帝國主義國家強制清朝政府承認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們所認為合宜的地方，強占一定的地區(qū)作為他們的“租界”。在這種所謂“租界”內實行了完全獨立于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一套統治制度及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帝國主義并經過這種“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間接或直接地控制中國的封建買辦階級的統治。）

　　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時代發(fā)展到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它們對中國的侵略形式，也由以商品輸出為主發(fā)展為以資本輸出為主。它們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也更為激烈了。

　　1894年，日本發(fā)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中國敗于新起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清王朝承認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允許日本在中國開設工廠，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援引“最惠國條款”，取得開設工廠等權利，從而打開了帝國主義向中國進行資本輸出的閘門。從此以后，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開辦了許多工廠，幾乎壟斷了中國的工業(yè)。為了保證開辦重工業(yè)企業(yè)，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出讓礦權，在中國開礦山。至1913年，帝國主義控制了中國全國煤產量的93%，控制了中國幾乎全部的鐵礦，控制了中國全國紗綻的41.2%。帝國主義又進一步掠取了在中國的鐵路建筑權，控制了中國的鐵路交通事業(yè)。從1895年到1914年，美，英，俄，日，德，法等國在中國工礦，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資，達到10億7,000萬美元。在這個時期，中國修筑的9700公里鐵路，帝國主義直接控制的有3900公里，其余的則通過借款關系進行控制。帝國主義在中國辦工廠，開礦山，筑鐵路，殘酷的剝削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壓迫中國的民族資本，直接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fā)展。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爭奪中開展開了瓜分中國的運動，甲午戰(zhàn)爭以后出現了一個像中國各地的狂潮，帝國主義列強還按照其在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實力來劃定中國的某一地區(qū)，為自己的勢力范圍，東北會化為沙俄的勢力范圍，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中，俄國失敗后又將東北南部劃歸為日本的實力范圍，長江流域被劃為英國的勢力范圍，云南兩廣被劃為法國的勢力范圍，福建被劃為日本的事業(yè)范圍，廣東被劃為德國的勢力范圍，美國因持了一部沒有取得實力范圍，于是就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帝國主義為了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還進行了文化侵略，他們在中國傳教辦音樂辦學校辦報紙吸引留學生，這個侵略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培植服從于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帝國主義為的是便于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在中國通商都市直至窮鄉(xiāng)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yè)高利貸的博學網，造成了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各商業(yè)高利貸階級，與買辦階級之外帝國主義使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變?yōu)樗麄兘y治中國的支柱。

　　帝國主義的入侵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fā)生了變化。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的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地主和富農占農村人口的不到10%，占有了70—80%的土地，占農村人口的90%以上的雇農，貧農以及其他勞動人民，卻只占有20—30%的土地，每年要交的地租占全部收成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80%。封建軍閥官僚的苛捐雜稅，有的地方高達80多種，地主階級的剝削還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顯然的優(yōu)勢。中國的民族資本雖然有了某些發(fā)展，但是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對于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

　　帝國主義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一步一步的使封建主義的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結合，把中國變?yōu)榘胫趁竦睾椭趁竦氐倪^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鴉片戰(zhàn)爭開始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進行了70多年，有時曾發(fā)展到很大的規(guī)模。

　　太平天國革命，就是一次大規(guī)模的革命運動。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生的農民革命，比封建社會的農民戰(zhàn)爭是一個躍進。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成分和農民的平均主義幻想結合起來，創(chuàng)立拜上帝會，在農民中進行了大量的思想發(fā)動和組織準備工作。1851年1月，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宣布成立太平天國。1852年出廣西，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1853年攻克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同清王朝南北對峙。太平天國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反映了農民渴望取得土地的強烈要求。這個革命政權曾堅持斗爭了十幾年，他的力量達到了10多個省份，部分軍隊一直打到天津附件，震撼了清封建王朝的統治，并直接打擊到外國侵略軍。

　　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統治者，極端仇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一面打著中立的幌子，麻痹太平天國的革命警惕性，一面通過英法聯軍的進攻迫使新政府甘愿充當他們的走狗，然后聯合起來鎮(zhèn)壓革命。而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則對外國侵略者缺乏警惕，加以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犯了不少錯誤，1864年在帝國主義和清王朝的反革命軍隊的聯合鎮(zhèn)壓下，這次空前的農民大革命歸于失敗。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逐步形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聯合統治。

　　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的刺激和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19世紀下半期，開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于新式工業(yè)。

　　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進一步加深了。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中國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1898年，中國發(fā)生了戊戌變法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企圖通過自下而上的變法實行君主立憲政治，依靠某些帝國主義的幫助來發(fā)展資本主義，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這當然只能是君子們的幻想。這次變法運動只進行了103天就被鎮(zhèn)壓了。戊戌變法的血的教訓證明，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1899年，中國爆發(fā)了農民自發(fā)的反帝反封建的義和團運動。革命烈火燃遍了中國北方，震撼了全國。1901年，義和團英勇的抗擊了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的侵略，在保衛(wèi)北京和天津的戰(zhàn)斗中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但是，因為缺乏正確的政治領導，義和團運動也最后失敗了。

　　到了20世紀初，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逐漸形成了一個革命派。1905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提出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產經濟革命政綱，以后并進行了幾次英勇的起義，1911年10月，同盟會發(fā)動了辛亥革命，在武昌起義成功。接著，湖南，湖南，江西，安徽等許多省市也紛紛舉行起義或宣布獨立。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這是一次具有全國規(guī)模的，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由于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完全決裂，因此不可能有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綱領。他們以為只要保證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實行資產階級共和制度，就可以使中國走向富強。在這種幻想的支配下，他們急于和反動勢力談判，向北洋軍閥袁世凱妥協，追求廉價的勝利。他們向袁世凱保證，只要清帝退位，廢除帝制，實行責任內閣制，就情愿讓他來當大總統。1912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參議院按照議和條件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職。這樣資產階級革命派把到手未溫的政權讓給了袁世凱，只剩下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1913年，孫中山企圖發(fā)動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凱，然而沒有成功，連原來掌握的幾省地方政權也被奪去，只得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也在實際上瓦解了。

　　1914年8月，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趁機妄圖獨霸中國。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zhàn)，并借此出兵山東，把德國從中國占取的租借地青島，膠州鐵路及其沿線權益具有己有。美帝國主義也打著“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旗號，力求擴大它在中國的勢力。從此，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占中國并與美國相爭奪的局面。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zhàn)給中國民族資本的發(fā)展造成了某些有利的因素。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在中國的發(fā)展速度，卻超過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依然在繼續(xù)著。

　　1915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心想當皇帝的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的支持，承認了“二十一條”。12月12日，袁世凱登上了皇位，稱“中華帝國皇帝”，決定次年改元“洪憲”。這種道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各地相繼出現討袁起義。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之好下令取消帝制。這場“皇帝夢”，只做了83天。樹倒猢猻散，袁的一些爪牙也趕緊自謀出路，先后宣布獨立。袁世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6月6日，在于全國一片討袁聲中病斃。

　　（原注：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21條要求，5月7日，發(fā)出最后通牒，限48小時內回復。該要求全文共5號：前4號包括德國在山東所列得的權利的轉讓，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東的新權利，日本在南滿洲和東蒙的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居住權，工商經營權，建筑鐵路和開采礦山的獨占權，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沿，港灣島嶼概不讓與第三國等條款，第五號所列條款項要求掠取統治中國的政治，財政，警察，軍事大權，并欲掠取湖北，江西和廣東之間的重要鐵路建筑權。袁世凱出對五號聲明“容日后協商”外，都加以承認。但因中國人民一致反對，日本的要求未能實現。）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接任大總統，實權則掌握在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手中，統治中國的依然是北洋軍閥集團。由于日美等帝國主義的操縱，北洋軍閥分裂成了若干派系，以段祺瑞為頭子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為頭子的直系是兩個最大的實力派。稍后，以張作霖為頭子的奉系軍閥也成為一大派。他們相互之間爭奪中央政權，廣東，廣西，云南等省的地方軍閥為了維護自己的割據地位，聯合起來，和北方軍閥相對峙。此外，在各地還有一些小的地方軍閥。各派軍閥在各自的帝國主義主子的支持下，彼此交爭不已。

　　1917年夏，段祺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下，企圖趕走黎元洪。6月，黎下令解除段的總理職務，并調封建余孽“辮帥”張勛帶兵進京。張勛趁機與保皇黨頭目康有為合謀，解散國會，趕走黎元洪，于7月1日擁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復辟。張勛復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不過13天就垮臺了。14日，段祺瑞趁機取得了在北京的統治地位。他向日本借債擴軍，妄想用武力統一全國。南方軍閥則打起“護法”的旗幟成立軍政府，推孫中山為大元帥，和段琪瑞相對抗。孫中山站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上，抱著恢復約法和國會的目的進行“護法”斗爭，但是掙扎了一年，徒為軍閥政客所挾持，孑然無助，失敗而去。中國陷入了實際上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環(huán)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fā)展了。

　　1915年9月，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陳獨秀創(chuàng)辦了《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1917年初，資產階級自由派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邀請陳獨秀就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任圖書館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為中心，在北京發(fā)起了一個文化運動。，陳獨秀等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是因為沒有進行一次思想革命，所以“國民愚弱”。他們要求國民性改造的工作，提倡“民主和科學”，以反對封建主義的舊道德，舊文學，實現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和個性解放。這年7月，由美帝培養(yǎng)的買辦資產階級人文人胡適由美國回國，也到北大任教，并參加了《新青年》編輯部。這個文化運動，雖然開始了對孔教的某些批評，并且提倡革新文學，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他的觀點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他們的理論武器是從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學說到20世紀帝國主義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如果停在這種水平上，也絕不可能給中國人革命指出新的出路。

　　中國人民在70多年中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英勇斗爭，表現了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戰(zhàn)斗精神。但是，這些斗爭都失敗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證明了一條真理：“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須有新的革命階級來領導。

　　“七十多年來，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以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派人物，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從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里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的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它說明，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有新的思想理論來指導。

　　七十多年革命還證明，革命之所以沒有勝利，是因為全國人民，主要是工農勞動群眾沒有充分的動員和組織起來。“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青年運動方向》）尤其是要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廣大農民動員起來，才能戰(zhàn)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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