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4月12日，上海東方衛視發出通知，準備在13日晚上辦一場“抗疫特別節目。”
可能東方衛視的初心，是給上海人民加油鼓勁，但現在的上海正是艱難時期，很多人的生活都有問題，在這個關口請明星辦晚會，難免給人一種“喪事喜辦”的感覺。
而且東方衛視是官媒，在這種時候，官媒的職責應該是發現問題并提供解決方案，上海人民群眾想看的，也是和自己利益相關的節目。
東方衛視搞了這么一個特別節目，既不能舒緩精神壓力，也不能解決生活問題，特別不合適。
不出意料，東方衛視的通知發出不久，就被網友一邊倒的吐槽，被迫重新發出通知，說抗疫特別節目暫緩播出。
雖然“喪事喜辦”的節目停播了，但這件事也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文藝工作者，搞不清自己的立場是什么，作品是給什么人看的，結果就是胡搞亂搞，不論影視劇還是文藝晚會，都成了不接地氣的空中樓閣，非常差勁。
所以我建議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一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2
1940年代初期，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延安成為中國的革命圣地，數千名文藝工作者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希望在抗日和革命的洪流中，做出自己的事業。
但是問題也很明顯。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多了，便難免出現“文藝路線”的爭論。
例如蕭軍說作家是獨立的，不應該受哪個組織的指揮，必須保持獨立自由的人格，才能寫出優秀的作品，魯迅就沒有組織指揮，所以成了革命旗手。
這種觀點，在文藝工作者中普遍存在。
此外，有人說文藝要脫離政治或超脫于政治之上，有人說作家不能專門用馬列主義的立場寫作，有人說文藝的任務是揭露黑暗而不是歌功頌德，因為揭露黑暗才是中國的脊梁，歌功頌德便是叼飛盤的自干五。
總之就是文藝工作出現“百花齊放”的狀態。
一般來說，“百花齊放”證明文藝工作繁榮昌盛，應該是好事啊，對不對。
但沒有規章制度的百花齊放，其實就是胡搞亂搞，非但不能做為軟實力，為革命和抗日服務，而且會擾亂視聽，讓人心無所皈依。
魯迅藝術學院倒是做了調整，開始講究“正規”和“提高”了，結果在戲劇方面讓大戲和洋戲充斥舞臺，寫作方面學習契柯夫和莫泊桑，導致前線戰士看不懂，黨員干部看不懂，陜北老鄉更看不懂。
這種調整其實是走的更偏了，搞出來的文藝作品根本不是給人看的，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創作幻想。
有什么用呢，還不如不調整。
就像上海準備播出的抗疫晚會，是能凝聚上海人民的意志呢，還是能解決上海疫情的問題呢？
什么都做不到嘛。
那這種晚會又有什么用，被網友罵到暫緩播出，一點都不冤。
歸根到底，這就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文藝作品給什么人看的問題。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決定了內容創作的方向，文藝作品給什么人看，決定了內容傳播的方向。
這兩個問題解決不了，文藝戰線就算廢了。
3
在無原則無底線“百花齊放”的背景下，教員覺得，有必要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統一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制定文藝工作的路線和政策。
因為文藝界的整風運動，歸教員分管。
1942年4月，他以個人名義給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相關部門負責人、部分中央領導人發出請柬，請他們來參加文藝座談會，并且說明目的是“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
將近百余人收到請柬，他們都表示同意，于是在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召開。
在當天的會議上，教員首先發言：“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朱總司令是朱德，代表拿槍戰斗的軍隊，魯總司令是魯迅，代表拿筆戰斗的文藝工作者。
這句話給座談會定下調子，文藝工作者不是個人創作，更不是為了不存在的幻想創作，而是要為服務革命大局創作。
他的原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這就是教員的文藝觀點。
在全國的革命運動中，每個人都是螺絲釘，要在自己的崗位完成自己的任務。每條戰線也是螺絲釘，要發揮自己的作用，如軍隊要打仗殺敵，農民要種田產糧、工人要生產裝備，文藝工作者也不能例外。
如果沒有合格的作品，那就是失職。
那什么才是合格的作品呢？
教員說了，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創作出給工農兵、革命干部、學生等廣大群眾觀看的作品，就是合格的作品。
馬克思主義者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革命軍隊是為窮苦人打天下的，包括打土豪分田地、公有制企業、全民教育和醫療，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
要是文藝作品不給人民大眾服務，便是和整個革命目的背道而馳。
所以脫離人民大眾的文藝路線，必須徹底轉變。
但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不高，沒有能力創作自己的文藝作品，而有能力創作的文藝工作者，又自視甚高脫離群眾，不愿意給人民大眾說話，只想為自己代言。
怎么解決呢？
教員給出的方案是，文藝工作者要參加工農兵的生活，進行一番自我改造，讓自視甚高的文藝工作者大眾化、工農兵化。
我貼一段原文給大家看：
“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的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干部，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
“要打成一片，就要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
“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的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帳。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說的夠清楚吧。
在文藝方面，人民群眾在最低層，文藝工作者自以為在最高層，那就請文藝工作者稍微降低一些身份，幫助人民群眾提高文藝水平，兩者找一個折中點。
這是教員關于文藝工作甚至改造中國文化的一貫思路，建國后把所謂的文人下放五七干校，其實也是這個思路的延續，并不是迫害文人。
關于歌頌和批評的爭論，在座談會上也做了結論。
5月23日的第三次會議上，朱老總發言說，中國的黑暗面當然要批評，但共產黨和八路軍有功有德，為什么不該歌頌呢？有人引用李白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而在現在的環境下，韓荊州就是工農兵，為什么不能歌頌？
教員說的更直接，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也就是說，國府危害人民的丑事必須批評，八路軍和革命干部做錯事也要批評，但不能為了批評而批評，批評的目的是揭露黑暗改正錯誤，為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服務。
所以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
經過文藝座談會的三次討論交流，以前“百花齊放”的環境得到改變，大部分參會人員都覺得受益匪淺。
于是詩人艾青寫出詩集《吳滿有》，丁玲寫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些優秀作品，都是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相結合，才能創作出來的。
文藝是高于生活，但也來源于生活。
4
現在來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成功的文藝整風。
以這次座談會為起點，文藝領域基本統一思想，然后把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革命任務整合起來，創作出優秀的文藝作品做武器，和軍隊一起征戰沙場。
中國革命成功，文藝領域也是做出相當貢獻的。
最近上海準備搞的抗疫晚會，其實出發點就有問題，說句走回頭路也不為過。
在全上海深陷疫情的危難時刻，文藝工作者們想“喪事喜辦”，是沒有解決立場的問題，因為現在搞晚會就不是人民群眾需要的。
請了一堆明星表演節目，讓菜都吃不上的上海人民，聽明星們加油鼓勁，不是扯淡么？根本沒有一點代入感好吧，這是沒有解決給誰看的問題。
想辦的晚會不能為抗疫大局服務，是沒有解決文藝服務于全局的問題。
雖然東方衛視暫緩節目播出，但沒有播出不代表沒有問題，經過這番折騰，問題反而都暴露出來了。
建議以東方衛視為代表的文藝工作者及其上級，都學習一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知道自己的工作該怎么做，以后不要再犯類似的錯誤了。
在抗疫時期犯錯誤，還算是我們的內部問題，可以原諒，如果以后在國際文宣上犯錯誤，那才是丟人。
送他們一段教員的話：
某種作品只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以求其個人或狹隘集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群眾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了。
任何東西，只有讓人民群眾得到利益，才是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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