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現在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干部頭腦發熱，有必要組織大家學習這
本書和另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澄清許多糊涂觀念，
保持頭腦清醒，否則，急于過渡，搞產品調撥，農民會起來造反的。”
再說毛澤東和吳冷西、田家英談話結束后，將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會議從專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繼續進行。劉少奇、陳云、鄧小平、譚震林、楊尚昆等人都來了，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上提議由鄧小平代替吳芝圃主持新四十條的起草工作。并提議搞一個《鄭州會議紀要》。他認為，四十條綱要，問題甚大，建議把時間拉長，將十年改為十五年，將文件定名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
他提出3個問題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實現這些過渡需要什么條件，要多長時間？第二、研究鋼生產的指標。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958年11月7日晚上，鄭州會議在省委招待所繼續進行。
11月8日，鄧小平主持補充、修改過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略作修改后，送還鄧小平閱。
11月9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綱要四十條》有關內容發表了意見，提出了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于家庭問題，毛澤東主張在綱要里寫進這樣的話：“廢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家長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適宜于每個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團聚。”
第二、關于商品問題，毛澤東說：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1950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毛澤東說：
“有一些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則是應該保留的，如保留適當的工資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別，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等。”
第四、關于高指標問題，綱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達到年產4億噸鋼。毛澤東問：
“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么這樣提的。工業方面為什么搞4億噸鋼？到1962年搞多少噸？”
有人回答說：1億噸。毛澤東說：
“5年就增長3億噸，怎么增法？”“現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3級里頭，都相當混亂。鋼、機床、煤、電4項高指標嚇人，四十條發到哪一級，要做政治考慮。”
第五、關于工作方法問題，毛澤東說：
“第四十條，一大堆觀點，使人看了不滿意。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論人、罰苦工，動不動‘辯你一家伙’。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日報》最好要冷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爾后，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還說：
“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我看還是慢一點好。”
毛澤東批評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說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太多”了。
11月9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寫了一封關于讀書問題的建議信。他在信中寫道：
同志們：
此信送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這4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同志們。
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3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于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的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為此目的，我建議你們讀這兩本書。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鄉級同志如有興趣，也可以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
毛澤東 1958年11月9日于鄭州
原先毛澤東提議起草的《鄭州會議紀要》已經在11月7日形成了初稿，毛澤東連續改過了兩遍，并把文件名稱改成了《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11月10日，毛澤東先后在上午和下午發表了兩次講話，談他對《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修改意見及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批評了混淆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這些講話實際上是對第1次鄭州會議的總結。關于所有制，毛澤東說：
“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的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聽說徐水縣已經把人民公社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最多也只是大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還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決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來，把人民公社與國營工廠混同起來。不要像徐水縣委書記那樣急急忙忙往前闖。不愿劃這條線的人，認為現在時間已到，已經上了天，集體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進入共產主義，誰不贊成，就說誰是右傾。事實上，我們現在只是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農村大部分還是集體所有制。即使將來把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國有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也還不能馬上過渡到共產主義。”
“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還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國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即使將來全國實現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實行共產主義。”
毛澤東針對不要商品生產的錯誤思想，說道：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的覺悟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還高，是老大哥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我們的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鞏固工農聯盟。如果廢除商業，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農民。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一個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而是要大大發展。”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
“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即要打折扣。”“于是小心謹慎，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
“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商品生產就必然存在，并且極其有用。所謂商品，不光包括個人消費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產資料。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之勢，一提商品就發愁，就覺得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5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
現在有人向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如果不實行商品交換，把陜西的核桃拿來吃，陜西的農民干嗎？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的調出來行嗎？你如果這樣做，馬上就要打破腦袋。有些同志雖然沒有像蘇聯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直截了當地說，要剝奪農村中的中小生產者，而他們說的卻是要廢除商品實行調撥。如果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如果照他們的意見去辦，在政策上犯了錯誤，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毛澤東在論述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時，第一次使用了“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提法。
他帶領與會者們逐段逐章的讀斯大林撰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小冊子，上午和下午都是邊讀邊議。他還說：
“這本書，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讀，都要研究，過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現在應當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研究。現在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干部頭腦發熱，有必要組織大家學習這本書和另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澄清許多糊涂觀念，保持頭腦清醒，否則，急于過渡，搞產品調撥，農民會起來造反的。”
毛澤東根據斯大林小冊子的章節，發表了不少評論。斯大林在這本書里說，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是斯大林的一個重要觀點。毛澤東提出了與斯大林相反的觀點，他說：
“這個觀點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國農業生產上，有很多生產資料還應是商品。只要有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存在，生產資料不可能不作為商品。”
他在談到斯大林關于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必須具備3個基本先決條件這一觀點時，說道：
“缺點是沒有講一個政治條件，沒有講用一套什么辦法來實現這3個條件。”“只談經濟關系，不談政治掛帥，不講群眾運動。不講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分析，哪些應當破除，如何破除，哪些應當限制，如何限制。”
“如果沒有政治掛帥，沒有定期的整風運動，沒有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沒有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的群眾運動，沒有幾個同時并舉，斯大林這3個先決條件是不容易達到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認為，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分配形式3個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
毛澤東認為對書本還有個鑒別的問題，他在談到對待書本的態度問題時說：
“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役，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史書說：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這是夸張的說法。孟子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評論，無不使與會者和黨內外干部們大吃一驚，而且是耳目一新。
11月10日，秘書將新華社編印的第2504期《參考資料》，送到了毛澤東手上。毛澤東認真地閱讀著。資料中有兩篇題目為《美官員竭力污蔑我人民公社運動，但承認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南十分注意這一發展》。這兩篇資料引用了合眾國際社的電訊內容，其一是說：
“毛澤東已經使他的國家野心勃勃地執行過去從來沒有執行的共產主義原則。這比蘇聯曾試過的任何辦法要厲害得多，而中國的統治者們的成敗，取決于這個辦法是否成功。”
毛澤東一邊看，一邊在這些話下面劃了橫線，有的還畫了著重號。他又在這則電訊的開頭和旁邊，寫下了唐朝詩人劉禹錫的一首詩：
高髻云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鄭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對陳伯達說：
“你馬列主義沒學好，你到廣州去向陶鑄同志學習！”
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在會議結束后返回北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會議精神。
11月11日，毛澤東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鄉、許昌、開封、洛陽地委書記，還有商丘、登封、南陽等縣縣委書記，舉行座談會。
南陽縣縣委書記魏兆銘參加了座談會。此前，魏兆銘曾精心準備了兩本有關大躍進方面的匯報材料，沒想到毛澤東一見到他就想起了京劇中諸葛亮的一段唱詞：“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個讓魏兆銘意想不到的在歷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毛澤東說：
“南陽有個臥龍崗，襄陽有個古隆中。諸葛亮早年隱居處究竟是在南陽臥龍崗，還是在湖北古隆中，從明朝時候開始，持這兩種不同看法的人就爭論不休。顧嘉衡有一幅對聯，評價了諸葛亮隱居處是在南陽或是在襄陽之爭，他說：‘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你是南陽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銘雖然在南陽縣工作多年，卻從來沒有關心過這方面的問題。他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
“我沒有研究過，搞不清楚。”
毛澤東把話題轉向了老百姓的生活方面，問道：
“現在社員們每個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銘回答說，每人半斤。毛澤東又問：
“能保證嗎？”
魏兆銘一時語塞。毛澤東見他如此，就問道：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幾口人啊？”
魏兆銘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笑著批評他說：
“你這個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幾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澤東專門同遂平縣委書記談話，對公社的供給制詢問得很詳細。縣委書記說：
“現在最苦惱的是全國來參觀的人太多，每天少則500多人，多則3000多人，難以應付。”
11月12日，毛澤東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想了一下，那個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還是稍等一下（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帶到武昌會議上再談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見提出，須做若干修改，也說不定），然后作為正式文件發出，較為妥當。這并不妨礙各省同志按照他們帶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傳達、討論和實行。是否如此，請你和北京同志們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因此不要發公報。”
11月12日下午2時30分，河南省的7位縣委書記提前趕到省委第二招待所會議室，等待毛澤東接見。會議室里的擺設非常簡單，中間是一排木制長桌，桌上鋪著白色桌布，放著幾個茶杯和茶葉筒，桌子一邊及兩端放著方木凳，另一邊放著兩把藤椅。7位縣委書記并排坐在方凳上。等待接見的還有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戴蘇理和史向生。
3點時分，毛澤東身著淺灰色中山裝在吳芝圃陪同下來到會議室，跟在后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眾人起立相迎，毛澤東微笑著揮手讓大家坐下，自己也從容地在縣委書記們對面的藤椅上落了座。他見這些縣委書記都有點拘謹，便指著廖魯言開玩笑說：
“農業部長來了，可有糧食吃啰!”
說得大家都笑了，會議室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毛澤東拿起吳芝圃事先準備好的名單點名，并同他們一一握手。毛澤東說：
“你們來自基層，工作很艱苦。你們直接和群眾打交道，政策要通過你們去貫徹執行。你們最了解群眾，最了解實際，最了解人民的生產生活。今天咱們在一塊談談。”
他在座談中第5個問到的是孟津縣縣委書記衛乃如。據記者范興運等對衛乃如的訪談記載，毛澤東問衛乃如：
“你是哪里人？”
衛乃如回答說：
“濟源縣人。”
“干縣委書記幾年了？”
“5年。”
“孟津的歷史你知道嗎？”
“知道一些，說不很清楚。”
毛澤東轉向眾人說：
“孟津是個古縣，歷史上就是軍事戰略要地，中國歷史上幾次大統一，軍隊在孟津過河的次數最多。武王伐紂，就是從孟津過河的。歷史上有‘八百諸侯會孟津’一事。”
他又饒有風趣地說起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的故事。接著，他問衛乃如，孟津縣的人民公社有多大？衛乃如匯報說：
“以鄉為單位，平均4萬人，下設管理區、生產隊。”
毛澤東又問：
“公社以什么為基礎？哪一級為核算單位？窮隊富隊關系怎樣處理？如何分配？”
衛乃如說：
“公社就是以公社為基礎，不分窮隊富隊，平均分配。”
毛澤東說：
“你們不要以為公社越大越好，不要把社會主義誤認為是共產主義，不要把集體所有制誤認為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還是集體所有制。修武縣委書記說：‘豐收了，國家把糧食調走，欠收了，再把我們包起來。’國家這么大，這么多人，怎么能包起來呢？目前不是全民所有制，窮隊富隊拉平是不對的，要按勞分配，要有合理差別，不要急于過渡，不要急于改變生產關系。”
他又問：
“孟津的公社這么大，一個公社4萬來人，生產是怎么進行的？”
衛乃如說：
“群眾都很聽話，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具體以生產隊為單位來領導生產。”
毛澤東說：
“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不要違背群眾的生產和生活規律，不要隨便打亂原來高級社的生產基礎，要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生活，方便群眾。要貫徹自愿互利的政策，不能剝奪群眾的利益。還要注意群眾的勞逸結合，每天工作時間不要超過8小時。有人提出工作6個小時，我還不敢執行6小時工作制，那只是設想。”
他問到孟津縣的糧食生產情況，衛乃如說：
“按農業發展綱要達不到，但是畝產有400斤（事實上那年孟津糧食產量畝產只有300來斤——原注）。”
毛澤東說：
“糧食產量一定要實事求是。”
衛乃如又匯報說，他們調動2萬名勞力，修建了70華里長的黃河渠，同時在丘陵區修建了8個中小型水庫，打成20多眼大口機井，還興建了中州渠，可澆地9萬多畝。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關切地問起群眾生活情況，問大食堂里每人每天吃多少糧、多少油？老人、小孩、病人、孕婦都能吃好嗎？能合口味嗎？他聽了衛乃如的回答，強調說：
“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民以食為天，要保證每人每天吃到1斤4兩糧食，少了不行。要執行8小時工作制，確保人民群眾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和睡眠時間。歷史上，幾千年來一家一戶吃飯，老百姓能做到粗細搭配，好壞搭配，粗糧細吃，過年過節飯菜調劑。現在幾百人一個大食堂，不是小事，人命關天，吃飯第一。食堂要養豬、養雞，要種些菜。注意群眾的生活規律，不斷調劑改善生活，達到群眾滿意。”
談話一直進行到下午6點多，吳芝圃請示毛澤東后，宣布散會吃飯。7位縣委書記同毛澤東在一個食堂就餐，沒有省委領導陪同，也沒有特殊照顧，6個菜，3葷3素，沒有雞、鴨、魚之類，主食是大米飯、饃。
是日晚，7位縣委書記在省軍區禮堂同毛澤東一起看了一場地方戲。
11月13日，毛澤東在專列上找信陽地委負責人、信陽縣委書記談話，特別稱贊他們沒有拆散家庭，又關照他們說，要保證社員有8小時睡眠，4小時吃飯時間。
這一天，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提出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通報會議還要討論兩個問題，他寫道：
“1、討論鄭州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2、討論斯大林蘇聯經濟問題‘意見書’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精神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劃一條線弄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
11月13日下午，毛澤東乘專列離開鄭州，繼續南下，吳冷西和田家英跟隨前往。毛澤東在去武昌途中，繼續向一些地委、縣委、公社的負責人做調查。
專列進入湖北境內，停在湖北孝感車站外。毛澤東要對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產600億斤糧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謝滋群及負責警衛工作的負責人提前趕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書記王家吉、縣委書記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參加座談會的人員。毛澤東的專列一到，王任重便帶領孝感地委、縣委部分干部和農民代表們上了專列。代表中有一個農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噴嚏，保衛人員怕她傳染給毛澤東，就不讓她進毛澤東的車廂。毛澤東說：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沒有傳染給我。進來，小姑娘，請坐。”
晏桃香剛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大噴嚏，在座的人都緊張起來，晏桃香也面有懼色。毛澤東卻微笑著說：
“不要緊，我是60多歲的老頭子，不怕死。人家說身經百戰，我也是身經百戰不死，你的一個噴嚏打得死我嗎？你比美帝國主義厲害？比日本侵略者厲害呀？比蔣委員長厲害嗎？”
毛澤東如此一說，氣氛頓時緩和了。他接著問晏桃香：
“你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說：
“報告毛主席……”
毛澤東馬上打斷她的話說：
“不要報告。大家平起平坐，隨便談心。”
晏桃香說：
“昨晚我通宵開夜車鋤棉埂，天亮才通知我開座談會。一直打噴嚏，來這兒之前我先吃了藥的。”
“你們開夜車點燈嗎？”
“點燈，300瓦電燈，20盞汽燈。”
“你贊成開夜車嗎？”
“說實話不贊成。但上面要我們開夜車，我是婦聯主任，不能不開。我認為開夜車劃不來，花錢很多，費力很大，第二天還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澤東轉對王任重說：
“我今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就講過，要勞逸結合，有張有弛。一說搞大躍進了，人們就拼命干，這是不能持久的，還會因過分疲勞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澤東匯報說：
“我們這里朋興鄉有一塊高產田，畝產萬斤稻谷。”
毛澤東搖搖頭，說：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鑿鑿地說：
“這是農村工作部部長王良來驗收的。”
毛澤東還是不相信，他說：
“驗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軍站崗放哨，單打單收，才能算數。”
他問晏桃香說：
“你認為你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能達到指標嗎？”
晏桃香說：
“差十萬八千里。”
參加座談會的其他農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說的話很不簡單，大家都鼓了掌。
11月14日，毛澤東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干部只注意生產，忽視了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勞累，身體抵抗力下降。毛澤東立即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注意工作，忽視生活，必須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3級的負責同志的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時許，毛澤東到達武昌，住在東湖賓館。
毛澤東要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張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個座談會。要吳冷西和田家英也參加這個座談會。毛澤東在座談會上先后聽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陽、襄陽等縣公社化情況的匯報。
這個座談會一直開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黃岡、棗陽等縣的縣委書記，以及一些公社書記和鋼鐵廠廠長、下放干部，先后作了匯報。毛澤東有時不出席，吳冷西、田家英就將會議上的情況向他匯報。他倆匯報的情況大致是：在辦大社中富隊和貧隊之間出現了矛盾；群眾對“軍事化”、“食堂化”抵觸情緒很大；群眾在大辦鋼鐵中生產的好鐵只有兩三成；干部作風浮夸、粗暴等等。
1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衛生部黨組《關于組織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的總結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中央衛生部黨組關于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經驗的意見很好。現在轉發給你們。請你們研究執行。
中國醫藥學是我國人民幾千年來同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總結。它包含著中國人民同疾病作斗爭的豐富經驗和理論知識，它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必需繼續努力發掘，并加以提高。我們必須組織力量認真地學習、研究，加以整理。根據中央的方針，衛生部曾經舉辦了少數西醫離職學習中國醫藥學的學習班，經驗證明這種辦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凡是有條件的，都應該辦一個70人到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學生的條件，應該有大學畢業水平和二三年的臨床經驗，最好能有看中醫書籍的中文水平。這樣，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全國大約就可以有2000名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請你們積極辦理。
中央 1958年11月18日
11月19日，毛澤東在譚震林、廖魯言關于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情況報告上批示道：
“生產和生活兩方面，必須同時抓起來。不抓生活，要搞好生產是困難的。生產好，生活好，孩子帶得好，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11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武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武昌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和中央一部分部長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也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睡不著覺，心里有事。翻一番，作為第一本賬，出點題目，請大家研究，你們寫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我們現在是破落戶，一窮二白，還有一窮二弱。我們之窮，全國每人平均收入不到80元，大概在60到80元之間。全國工人平均每月60元（包括家屬）。農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講74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農民是年薪。5億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80元，窮得要命。
我們說強大，還沒有什么根據。現在我們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實，我看沒有反映客觀事實。蘇聯41年，我們只有9年，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我看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我們后過。這是不是機會主義？他是12年只有1億噸鋼。我們不能先過，也有理由。我們10年4億噸鋼，160萬臺機器，25億噸煤，3億噸石油，我國有天下第一田，到那個時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國。搞不搞得到是另一個問題。
鄭州會議的東西，我又高興又懷疑。搞4億噸鋼好不好？搞40億噸更好。問題是有沒有需要？有沒有可能？今年到現在，11月17日統計，只搞了890萬噸鋼，已經有六千萬人上陣。你說搞4億噸要多少人？當然條件不同，鞍鋼現有10萬人，搞了400萬噸。讓蘇聯先過，免得個人突出。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點像白楊樹。有一種鉆天楊，長得很快，就是不結實。鉆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亂，我總是擔心。什么路線正確不正確，到天下大亂，你還說你正確啊？
有計劃按比例，鋼鐵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現在我們誰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們可能高明一點。什么是有計劃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說，要認識客觀規律，掌握它，熟練地運用它。我看斯大林認識也不完全，運用也不靈活，至于熟練地運用就更差，對工、農、輕、重工業都不那么正確，重工業太重，是長腿，農業是短腿，是鐵拐李。現在赫魯曉夫大有兩條腿走路之勢。我們現在摸了一點比例，是兩條腿走路，三個并舉，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我們按三個并舉，就是兩條腿走路。幾個比例，大中小也是個比例，世界上的事總有大中小的。現在12個報告，我看了，大多數寫得好，有些特別好。口語與科學名詞結合也是土洋結合。過去我們常說經濟科學文章寫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別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們有這么多天，一天看一個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們有點按比例，三個并舉，有個重點，重工業為綱，但真正掌握客觀規律，熟練地運用它還有問題。
我們也有缺點。北戴河會議講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點時間，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過渡到共產主義還有5個條件：1、產品極為豐富；2、共產主義思想覺悟道德提高；3、文化教育普及和提高；4、3種差別和資產階級法權殘余消滅；5、國家除對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漸消失。3個差別、資產階級法權消滅沒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著急，還是青年人急。5個條件不完備，不過是社會主義而已，這個問題請大家想一想。這不是說我們要慢騰騰的，多快好省是客觀的東西，能速則速，不能勉強。圖101飛機高到一萬多公尺，我們飛機只幾千公尺。速度是客觀規律。今年糧食九千億，我不信，七千四百億已經翻了番，是可能的，我就很滿意了。我不相信八千億斤，九千億斤，一萬億斤。
四十條這個問題，如果傳出去，很不好。你們搞那么多，而蘇聯搞多少？叫做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到，誰也不相信，說中國人吹牛。說受實禍，美國人可能打原子彈，把你打亂，當然也不一定。我看還是謹慎一點。糧食多一點沒關系，但每人1萬斤也不好。聽說有幾個姑娘說，不搞畝產8萬斤不結婚，我看她們是想獨身主義的，把這個作擋箭牌。據伯達調查，她們還是想結婚的，八萬斤是不行的。
四十條綱要要有兩種辦法，一是認真議一下，作為全會草案討論通過；另一種辦法是根本不討論，不通過，只交待一下，說明鄭州會議的數字沒有把握，但有積極意義。
劃線問題。要不要劃線？如何劃法？鄭州會議有5個標準，山西有意見。建成社會主義的集中表現為全民所有制，也與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設社會主義？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兩個報告提出兩個標志：一是消滅階級，一是工業比重已占70%。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照他們的辦，我們講5個標準，我們以完成全民所有制為第一標準。另外一個辦法，是不這樣講，像北戴河會議一樣，只講幾個條件，什么時候建成不說，可能主動一些。
蘇聯生活水平比我們高，還未過渡。北京大學有個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說‘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干’。徐水發薪也不過二、三元。現在就是吃窮的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向共產主義過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點恐慌，怕犯什么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腦子也活動了，認為長一點也可以。還有完成‘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要5年到10年。占壓倒優勢才叫化。”
劉少奇插話說：
“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園林化。”
彭真插話說：
“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照你的說法，18年建成社會主義大有希望？”毛澤東看著彭真，顯然有點不高興。他掃了一眼會場，說：“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時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我的意見會不會潑冷水？要人家吃飽飯，睡好覺。特別人家正在鼓足干勁，苦戰幾晝夜，干出來了。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水利任務。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國還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3倍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多億土石方總是多了，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要比去年再加一點，搞六、七百億，不要太多，希望你們討論一下。此外，還有什么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也可以考慮減輕些。任務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從反面考慮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幾十番就要考慮。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雖然你們說要搞基點（鋼、煤），但要幾個月才能搞成？河北說半年，這還要包括煉鐵、煤炭、運輸、軋鋼等等，這要議一議。我看還是穩一點，水利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搞他10年，不就是五千億了嗎？我說還是留一點兒給兒子去做，我們還能都搞完啊？此外，各項工作的安排，煤、電、化學、森林、建筑材料、造紙，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明天搞個上半年計劃，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那時還可起點野心，7月1日再加一點。不要像唱戲拉胡琴，弦拉的太緊了，有斷弦的危險。這可能有一點潑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聽不進去，無非罵我們右傾，不要怕，硬著頭皮讓下面罵。翻一番，自從盤古開天地，全世界都沒有，還有什么右傾啊？！農業指標搞多少？”
劉少奇說：
“對外面說搞一萬億斤差不多，每人有兩千斤就差不多了。”
毛澤東說：
“北戴河會議的東西還要議一下。機床8萬臺，明年翻4番，搞32萬臺，有那么厲害？我看非畝產8萬斤不結婚，也是非現實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頓4個月，12、1、2、3月要搞萬人檢查團，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時，如只睡7小時是未完成任務。我是從未完成任務的，你們也可以檢查，貼大字報。食堂如何，要有個章程。人民公社要議一下，搞個指示。4個月能不能整頓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現在據湖北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較好了，我是懷疑派，我看10個公社，有1個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幫助搞好1個公社，時間4個月。到那時候要搞萬人檢查團，不然就有亡國的危險。杜勒斯、蔣介石就罵我們搞人民公社，都這樣說，你們不搞公社不會亡，搞會亡。我看不能說他沒有一點道理。總有兩種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會亡，托兒所也會亡，湖北省谷城縣有個食堂就是如此。托兒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幾個孩子，父母一定會帶回的。既然托兒所、幸福院會垮，人民公社不會垮？我看什么事都有兩種可能性：垮與不垮。合作社過去就垮過的，河南、浙江都垮過，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個省，一個社也沒有垮？無非是沒有報告而已。
我是提問題，把題目提出來。去討論，哪樣為好？各個同志都可以提問題。這些時候，這些問題在我的腦子里，總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個方法好？這次會議是今年這一年的總結性會議，已快到12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11月22日凌晨1時，毛澤東夜不能寐，對1959年鋼生產指標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叫到一起，征詢意見。他最后提出：不是30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18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
11月22日，主管計劃工作的負責人在工業會議上提出，1959年的鋼生產必須完成2200萬噸，爭取2500萬噸。
11月22日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召集7個協作區組長談話。毛澤東力圖要說服各大區組長，把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產量指標，由3000萬噸減為1800萬噸，還反復問他們：
“1800萬噸靠不靠得住？”
沒想到反而是各大協作區組長力圖說服毛澤東維持原來的指標。與協作區組長的談話結束后，毛澤東又找吳冷西和田家英談話。劉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澤東對吳冷西說：
“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
毛澤東說到他和各大協作區組長的談話，他說：
“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他們有的大區明年要增加鋼產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公里鐵路。周總理制訂的第2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2萬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
其實1800萬噸鋼的指標不是機會主義，能否完成還是個問題。因為今年預計練出1000萬噸出頭的鋼產量中，好鋼只有850萬噸。看來鄭州會議讀了幾天書并沒有解決問題，大家頭腦還是發熱。1958年鋼鐵翻一番就使得6000萬人上山，鬧得天下大亂。明年再來個翻一番以至翻幾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壓縮空氣。空氣還是那么多，只不過壓縮得體積小些，不要虛胖子，要結實些。我看明年要減任務，工業這樣，農業也這樣。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億土方了，要減下來。
我這次找你們來，是為的把壓縮空氣的精神，趕快告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編輯。現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熱。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怪話，不讓講壞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還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都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都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當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風就不好。”
毛澤東問道：
“你們看虛報好還是瞞產好？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么多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征購，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瞞產少報，當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糧食豐收，干部要實報，農民想少報一點，無非想多留點，多吃點。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產了糧食還在，虛報了沒有糧食。虛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虛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戰，曹營號稱83萬人馬，其實只有二三十萬，又不熟水性，敗在孫權手下，不單是因為孔明借東風。安徽有個口號，說：‘端起巢湖當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澆’，那是作詩，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樣浪漫主義。
大躍進中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于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有位縣委書記強迫農民澆麥，下令苦戰3晝夜，結果農民夜里在地頭掛起燈籠，讓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覺。那位縣委書記看見點亮了燈籠，就以為已經澆麥了。鑒于虛夸作假成風，我們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還要打它3分虛假，比較妥當。否則，按虛報的數字來訂生產計劃很危險，訂供應計劃更危險。
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理。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虛夸。這要引以為戒。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相。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夸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作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到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特意加上的，當時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毛澤東所說的這篇社論，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旗幟前進》，他們把決議中關于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時間中“或者更長一些時間”的話刪去了，并且在決議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將這篇社論發表了。
毛澤東又說：
“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所以要下明礬，要壓縮空氣，說潑點冷水也可以，但要保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有錯誤領導上承擔責任就是，不要責怪下面。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昏腦脹，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經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表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匯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不知天高地厚，說什么苦戰3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么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窮過渡’，這樣的‘窮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5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就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劉少奇、彭真插話說：
“窮過渡比富過渡容易。”
毛澤東情緒激動地說：
“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畫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頭腦發熱，想搶在蘇聯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
我在鄭州批評了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批評起草新40條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產2億噸到4億噸鋼。現在有些同志說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際上把科學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飯的，這是科學，不能廢除。人是要睡覺的，這也是科學。破除這兩條，就要死人。自然界有個抵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學，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等級森嚴、嬌驕二氣，非破不可。但還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資制度、國家強制、上下級關系，還得保持。如果把這些現在必要的、有用的東西也破得體無完膚，就會天下大亂，總有一天要承認錯誤，還要賠禮道歉。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冷靜，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問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也就是思想方法，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
毛澤東指著吳冷西說：
“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你要盡快把這個精神告訴記者，你看用什么辦法可以快些？”
吳冷西說：
“新華社正在北京召開全國分社會議，主席的意見可以向會議傳達。”
毛澤東說：
“可否把會議搬到武漢來開？不過臨時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后，接著要開六中全會，要來很多人。”
田家英說：
“中央辦公廳每天有專機來往京漢之間，可以明天回去傳達，后天回來開會。”
吳冷西認為可行，毛澤東也同意這么辦。于是，吳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傳達了毛澤東的部分講話精神。
欲知武昌會議后來的情況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內容雖然多，但讀起來并不枯燥。這些話揭開了一些歷史真相，告訴人們在大躍進時期到底是哪些人要消滅家庭？哪些人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甚至提出要“窮過渡”？弄清楚了這些問題，就可以明白后來一些人在毛澤東生前（如七千人大會）和身后往他身上潑臟水的真實意圖了！
[咨詢微信號：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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