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時，明確地指出：必須“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社會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動統治下，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蛻變成為黑暗的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國家。蘇修現行的政治路線，決定蘇修教育必然成為他們維護資產階級專政、推行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重要工具。蘇修利用教育強化資產階級法權，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罪惡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反面教材。揭露它、批判它，從中引出有益的教訓，對于搞清楚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對于學好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都是有益的。
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壟斷教育領導大權
蘇修叛徒集團篡奪了蘇聯黨政大權之后，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竭力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黨、政、軍和經濟文化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他們竊據了教育行政部門、科研機關、宣傳機構和高等學校等方面的領導職位，把教育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教育的控制，是通過一大批頂著“共產黨員”帽子，披著“專家”外衣的資產階級分子來實現的。勃列日涅夫在蘇聯工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就曾宣稱：“蘇聯工人階級要同我們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一道起領導作用”。一個蘇修御用文人說得更加露骨，“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就是為了在歷史舞臺上讓位給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階級”，“知識分子現在已經成為革命領導階級”。蘇修教育界的現狀正是這樣。
就拿蘇修中央一級的教育界頭目來說，他們有的既是蘇修中央委員，又是具有院士、教授稱號的資產階級大學閥。一般高等學校執掌大權的校長、院長，非教授、博士之類人物就不能擔任，連教研室主任也必須是“具有教授學銜或博士學位的人”擔任。
為了進一步加強資產階級專家、教授對學校的統治，蘇修中央和部長會議一九七四年做出了《關于進一步改善科學干部和教育科學干部鑒定工作的措施》的決議。其中規定：“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應由各主要科學部門的著名學者和專家組成”。蘇修還相繼成立了“高等學校委員會”、“綜合大學委員會”和“高等學校校長委員會”等全國性的組織，研究什么“有根據地提出關于改進高校的教學——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建議、專家的長遠培養計劃、他們的分配使用、提高科學教育干部的技能等問題”。戳穿來說，也就是研究如何培植出更符合蘇修統治集團需要的人。這些委員會的主要成員，都是蘇修精神貴族，即所謂“名教授”、“名博士”。
今日的蘇修，從中央的教育領導機構到學校的各級領導機構中，資產階級專家、教授占統治地位，他們是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的代理人。
盧布和權力——進入大學的通行證
十月革命后，蘇聯曾實行工農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優先權。一九一八年八月，列寧為人民委員會起草的《關于蘇俄高等學校的招生問題》決議中規定：“應該無條件地招收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發給他們助學金。”蘇修叛徒集團上臺后，取消工農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優先權，而侈談什么“蘇聯全體公民不分種族、民族、性別、宗教、信仰、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用形式上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來掩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及其子女壟斷教育，在教育上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嚴酷現實。
蘇修鼓吹考試面前人人自由，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虛偽論調，來竭力推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子女上大學表面上靠的是什么“知識”、“分數”，而實際上卻是依仗特權階層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在金錢拜物教的蘇修社會中，知識已完全成為一種商品。特權階層有足夠的金錢雇到私人教師為子女補習功課，保證他們的子女能應付高考而升入大學。蘇修《文學報》透露，“根據去年在列寧格勒調查的材料，幾乎有百分之六十的應屆畢業生和三分之二被招收到高等學校里的人，都上這種預備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數學和物理方面求教于課外輔導教師。”上這種“補習班”、“預備班”和課外輔導都要付出昂貴的學費。據統計，私人授課的學費有的學一小時要花五個盧布，等于一般工人一天半的工資，有的多達七至十個盧布。對這種靠金錢上大學的辦法，廣大工農群眾非常憤慨。一個農村青年到城里看見四處貼著私人補習功課的廣告時，無限感慨地說：“城里的晚報上也充斥著同類廣告”，“然而我們住在鄉村的居民怎么辦呢？”他對這種高考的盧布競爭十分尖銳地指出：這里“存在著 ‘錢袋的比賽’ ”。
在這個自稱是“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招生考試中行賄之風真可謂發達至極！正像蘇聯《東方曙光報》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所披露的那樣，一批中學生進大學各行賄一萬至一萬三千盧布。第比利斯市一家大工廠的廠長，花了一萬三千盧布的巨款，也就是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十年工資的數目，買通第比利斯醫學院的“黨委書記”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兒送進了“高等學府”。這種大做骯臟交易的事，在今天的蘇修，屢見不鮮。
適應特權階層壟斷教育的需要，今日蘇聯替資產階級子女解決入大學的“服務行業”、假造文憑的“工廠”和辦假大學的“企業”，以及各種營私舞弊的行當應運而生，應有盡有。你要作弊嗎？小抄影印卡片為你做好了一切準備，只要你用大量盧布買一套這種卡片，就能保證你考得好分數。你要雇人代你參加入學考試嗎？雇工代考的“商號”就可以為你辦理一切，只是考取后你得交五百盧布給“商號”老板。你想得到一張大學文憑嗎？假大學可以用“快速教學”使你很快“大學畢業”，“文憑工廠”也有假文憑可買，代價是一千盧布。這一切都是以盧布為后盾的。分數、文憑、考試，全都變成了商品。
蘇修《共青團真理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報道，有個叫做葉弗根尼•列文的中學生，因流氓犯罪被判處八年徒刑送去勞動教養。列文的父親瓦西里（蘇聯公路建筑工程和公用機器制造部計劃司的司長，部務委員會的委員）和母親伊凡諾芙娜（蘇聯無線電工業部的首席專家）串通部長、莫斯科市法院和勞動教養營等有關部門，將判決改為五年徒刑并設法提前釋放。列文的母親又利用職權把列文安插到她所在部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指使“單位的幾個社會組織領導人一起，給列文簽署了一個優良的鑒定書”，并“接收他入了團”。這一對家長就這樣“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地位”，不僅“把自己的犯罪的兒子從勞動教養營里救了出來，而且將他安置在莫斯科無線電技術電子學和自動化技術學院學習。
這就是今天蘇修教育的現實！列寧在揭露老沙皇時指出：“做工的無產者和種地的農民，無論在沙皇尼古拉的統治下，或者在共和國總統威爾遜的統治下，都沒有可能上大學，科學和技術是為富人，為有產者服務的；資本主義只把文化給予少數人。”你看，蘇修新沙皇同當年的老沙皇難道有一絲一毫的區別嗎？
高等學校——繁殖新資產階級的溫床
蘇修叛徒集團為了鞏固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竭力鼓吹“智育第一”，驅使青年走“讀書做官”的邪路，把他們培養成鄙視勞動、鄙視工農的精神貴族。
蘇修頭目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蘇修共青團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公開宣稱：“提高文化水平……進行體育鍛煉等——所有這些都是寶貴的資本。”他無恥地吆喝道：“這些在青年時代賺來而以后又不斷添加的資本，將終身為你服務。”他赤裸裸地鼓吹上大學就是為了撈取更多的“資本”，教育界的頭目也跟著叫喊：“高等院校中的主要東西是學習”，必須把“學習優秀生”看成是“國家最寶貴的一部分人”。一些御用學者甚至狂叫：“成為社會主要生產力量的就是智力勞動，而不是體力勞動。”學得好，就可以“爬上官職”，就“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在今天的蘇聯，把知識當成私有財產，把掌握知識作為資本積累的一種手段，當作走向暴發戶的階梯，把提高智育當作提高交換價值，抬高商品等級從而賣高價的現金交易，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這些人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 ‘下等人’ 的工具，他們利用他們的知識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公開反對勞動群眾。”
他們還以“物質刺激”為誘餌，來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針。有個哲學博士寫文章指出，為了使學生好好學習，應當在學習中實行物質刺激。他說：“在學習中，應當有一定的、具體的刺激。如果一個人看不到他的學習有什么意思，他就以冷淡態度對待學習”。于是，五花八門的“學習刺激”在學校中也就應運而生了。蘇聯高等院校的高額助學金就是其中之一，學生能否獲得助學金完全由考試成績來確定，盧布成了刺激學生學習的動力。助學金按照不同的考試成績分為不同的等級，有所謂“基本助學金”和“命名助學金”。此外，著有“優秀”科學論文的學生還可以獲得一枚獎章，每枚獎章帶有二百盧布的金幣。這樣的高額助學金，大大超過了廣大工人農民的工資水平。蘇聯高薪階層的高薪，在學校的學習期間就已經扎下了根。
學位、學銜制度是高薪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蘇修在高等學校大力推行學位、學銜制度，刺激學習“積極性”。獲得學位的人就獲得盧布與特權。一個院士的月薪加額外收入與普通工人相比，相差七十多倍。
列寧說過，“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蘇修統治期間，大量地侵占了蘇聯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并通過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使新的資產階級精神貴族從高等學校這個溫床上，不斷地產生出來，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造成的嚴重惡果
今日的蘇聯，廣大工農子女上了幾年小學、中學或職業學校之后，只能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受壟斷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而特權階層的子女，可以順著高等學校這個升官發財的階梯不斷往上爬，從事“專家”、“領導”工作，世襲父母的統治地位。蘇修通過教育把大批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輸送到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維護和強化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
蘇修教育制度是建立在嚴重的階級對立的基礎之上的，推行這種教育制度，反過來必然要加深蘇修社會的階級對立，加劇蘇修社會的政治經濟危機。
蘇修社會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固然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原因，但是蘇修教育強化資產階級法權，加劇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對立和城鄉對立，驅使青年讀書做官，鄙視體力勞動，鄙視工農，也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據一份對二十二所莫斯科學校進行調查的材料表明：當要求高年級的學生說明他們喜歡哪種職業并說明原因的時候，“三千多名被詢問的學生中只有三十個人想成為從事生產的工人”。“在烏拉爾西部的彼爾姆市，十個高年級學生中只有一個人想當工人。在列寧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級學生想進技術學院或研究所。”
“當有人問到各種職業的聲譽時，學生們把鋼鐵工人列為第二十位，車工職業列為第三十九位，拖拉機手的職業被列為第五十一位。五種最有威望的職業都是屬于腦力勞動。”
在農村，缺乏勞動力的現象極為嚴重。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的文章說，“有的地方，從事農業者的平均年齡為五十多歲。”這是對蘇修這個“發達的社會主義”的一個辛辣的諷刺。
蘇修教育帶來更為嚴重的惡果是，資產階級思想到處泛濫，年輕一代深受腐蝕和毒害。蘇修頭目公開鼓動青年要當“名列世界科學史冊的杰出科學家，以及天才的青年科學家。”蘇修官方刊物也不能掩飾：“盧布、盧布、金錢、生意……從報紙上看到和從收音機里聽到的只是這些字眼。”與此同時，他們更是瘋狂地鼓吹要使“軍事愛國主義教育”，“居于特別重大、特別主要的地位。”蘇修教育制度的反動、腐朽和沒落，引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不滿。
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舊的教育制度和各種錯誤的教育理論時，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想消滅資產階級的教育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可能實現這種變革”。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人民只有奮起推翻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重建無產階級專政，教育制度的根本變革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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