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作為與毛主席直接打過交道的美國政治和外交菁英的頂層人物，近距離觀察研究過毛主席。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與其他觀察家持同樣的觀點：“毛澤東因為對蘇聯的恐懼而尋求與美國和解。”這是依據他一貫秉持的所謂傳統均勢理論，即弱國必然尋求強國的保護。這也是世人對中美和解的通常認知。
但是，2011年，88歲之際，基辛格出版了《論中國》一書，書中對美國當初與中國和解的動機做了如下闡述：
“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動機是為了走出越南戰爭的陣痛和冷戰的不祥陰影，給美國人民展現一幅和平前景。”
基辛格不再提美國與中國和解是為了合作對付蘇聯了。人們的印象中，當初美國與中國和解的目的就是為了對付蘇聯。為什么不提了呢？答案在中國，在毛主席。基辛格接著分析毛主席與美國和解的動機：
“為了抵御來自莫斯科的進攻威脅，北京也在尋求回旋空間。”
他不再提早期持有的觀點：即中國尋求美國保護，或者依靠美國的力量對抗蘇聯。基辛格在以后的章節里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
“從傳統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毛澤東當然無法和三角關系中的其他兩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經不起打擊。但是，他把核超級大國之間的敵意為己所用，給外界造成不懼核毀滅的印象，因而為中國謀求了一種外交保障。”
基辛格筆下的傳統強權政治指的是十九世紀歐洲由梅特涅、俾斯麥等主導建立的國際政治和法律體系，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其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代。基辛格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這一理論，為他贏得卓越的學術聲譽，成為日后進入政治外交界的臺階。基辛格并不滿足于他在早期著作中對毛主席的論述，顯然，涉及毛主席的某些歷史事件超出了他的理論能夠解釋的范圍，所以他一直在尋找新的解答，在88歲高齡之際還要為此著書。書中基辛格從一個新的視角進一步寫到：
“毛澤東為強權政治添加了一個據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層面。按照傳統的均勢理論，他該尋求其中一個超級大國的保護，但他卻特立獨行，利用蘇美彼此的戒懼來同時反抗它們兩國。”
作為世界上強權政治的學術泰斗，基辛格在此承認毛主席反抗美蘇兩大霸權超出了傳統強權政治的范圍，也即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層面。基辛格完全否定了毛主席與美國和解是尋求強權保護的觀點，也就否定了與美和解是出于對蘇聯的恐懼。基辛格參與了美中和解的全過程，這個結論來自于他的親身經歷，而非出自書齋，更不是道聽途說。所以我們不必懷疑這一結論的真實性。
既然毛主席與美國和解不是出于對蘇聯的恐懼，也非尋求美國的保護，而是反抗美蘇兩國，美國再把與中國的和解說成是聯合中國對抗蘇聯就顯得自作多情了。
還可以引述他的另一段話來佐證這一點：
“面對大國核戰爭的威脅，毛澤東表現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計的意思。從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與兩個核大國的三角關系中周旋，它們各自都有能力對中國構成巨大威脅，假若它們聯手，中國則會遭到滅頂之災。對于這一形勢，毛澤東的應對辦法是人民戰爭。他宣稱不懼核威脅，公開表示不怕犧牲，說它會保證共產主義勝利能夠更快到來。毛澤東關于核戰爭的言論是否出自真心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顯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國相信他并非虛張聲勢——經受住了對他聲譽的最終考驗。（當然，中國不是完全的‘空城’，它最終發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盡管其規模比蘇聯或美國小得多。）”
基辛格再次表明：毛主席不是因為恐懼蘇聯而與美國和解，更不是尋求美國保護。那么基辛格找到基于“新層面”的最終答案了嗎？他顯然比以前理解得更多，然而，從他寫下的“毛澤東關于核戰爭的言論是否出自真心我們不得而知”這句話可以知道，基辛格依然沒有完全理解毛主席。他看到了毛主席的“新層面”所帶來的現實成果，但卻不知道毛主席是如何做到的。也許是基辛格老了，也許是受他的知識限制，他未能在新的視角和層面上建立一套新的理論。但是，他的論述并非沒有新的價值。
我們不妨從基辛格對毛主席所作的分析反推：如果主席遵從傳統的強權政治，屈從核大國的核威脅，尋求美國或者蘇聯的保護，勢必以中國的獨立作為交換代價。如果屈從、追隨蘇聯，中國就會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失敗，中國不會以現在的完整面貌立于世。如果尋求美國的保護，就等于退回蔣介石屈從于美國的年代，唯美國馬首是瞻，一步也不會越過美國劃定的界限。中國人會認定美國和西方文明不可超越，不會再有趕超美國的雄心壯志，并且會步民國后塵，繼承或者發明各種美國不可超越的理由，譬如白人文明優越論，中國人種低劣論，中華文明惡劣論，使之成為主流輿論。
然而，按照傳統強權理論必然演繹的這一幕沒有出現，歷史沒有隨著蘇聯解體而終結，也沒有隨著美國獨霸而停息。毛主席“只爭朝夕”，在冷戰中奮力建設了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奠定了臺灣歸屬的法律地位，在冷戰后依然保持了獨立完整，并且第一次與西方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了聯系，這就是基辛格說的，“為中國謀求了一種外交保障。”自1840年以來，正是這一外交保障的缺失，亦即未能抵擋西方以及日本的入侵，中國才屢次被打斷工業化進程，國勢呈螺旋式下降。本來這種外交保障在列強紛爭的時候比較容易爭取，卻由于中國精英階層的腐朽懦弱致使機會一失再失。到了列強決出超級霸權的時候，已經機會渺茫了。超級霸權在經濟和技術上具有更大的領先差距，也因此比先前的列強對弱國具有更強的控制能力，也擠掉了弱國在列強之間折沖回旋的余地。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即使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仍舊擺脫不了境內有超級霸權的重兵駐扎，劃分勢力范圍，境外有惡鄰侵犯邊疆，割占大片領土，致使國家面臨分裂的局面。
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革命是衰亡之路上的中國滑向谷底的一次強烈反彈，他把此前僅限于精英階層的救亡擴大到動員所有階層，可以說是挽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最后一次機會。沒有人比毛主席更深刻地意識到決定中國命運的是與工業化西方的關系，并給出了天才的解決辦法。毛主席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縱橫捭闔，先是力送外國重兵離境，而后通過抗美援朝拒敵于國門之外。這只是第一步：解決了西方入侵的問題。然而這一步并未完全解決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然不得不放棄武力侵犯中國的意圖，卻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中國并不能關起門來重復西方歷經約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要迅速趕上西方，就必須接觸到西方最新的工業技術，而不能坐困愁城。為了打破封鎖禁運，毛主席主動出擊，走出了第二步：援助針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歷時十年，迫使美國與中國和解，成功建立了中國從近代與西方交往以來一直缺失的“外交保障”，搬掉了阻礙中國發展工業的百年路障，為今天中華文明的崛起并趕超西方文明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礎。
毛主席所走的這兩步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都走出了中國，主動向境外出擊。這顯示出毛主席獨具的世界眼光。中國衰亡的危機最終是靠走出國門，通過境外戰爭解決的。支撐毛主席走出這兩步的則是他領導下的中國所達成的自立。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一位領導者具備這樣的世界眼光，也沒有達成這樣的自立。而毛主席為出擊境外所營造的世界革命輿論和意識形態，尤其令人嘆為觀止。其勢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一瀉千里，不可阻擋，成為歷史的絕響。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傳統西方強權政治體系下，美蘇爭霸的兩極世界本來不可能出現一個分庭抗禮的第三極。毛主席突破了西方主導當今世界的傳統強權政治，完成了一次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可以自成一部史詩級的敘述，可惜至今付之闕如。歌德說過，要理解一個天才，必須借助于另一個天才。前者是行動的天才，后者是解釋的天才。基辛格沒能完成解釋的任務，我們只能等待另一個天才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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