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論“賢妻良母”與母職的根本差別

　　導    語

　　近年來，受一些輿論事件的刺激，婚姻家庭問題、女性權益保障問題反復成為公共討論的熱點。人們呼吁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風，呼吁在家庭、就業等方面落實男女平等原則。但也有人呼吁女性以家庭為重，回家做“賢妻良母”。那么，如何理解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內外興起一股要求婦女回家的主張。希特勒聲稱“女子的天職是生育子女”；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也包括反對婦女解放的內容；時任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主張“男子在社會上服務，女子在家庭中服務”。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加入了一場反對“婦女回家”的論戰中。

　　周恩來首先把母職與賢妻良母區別開來，認為作為母親/妻子的賢良與作為父親/丈夫的賢良并列，并不反對這一稱謂的美意。然而“賢妻良母”成為一個固定詞，其含義便不同了，它指向舊社會用以束縛婦女的片面要求，而且經常出現在一種情境下：男性借口家庭難得安慰而去外邊做些使妻子難堪的事情，反過來還要妻子忍氣吞聲，說這才合乎賢妻的榜樣。這恐怕是當時“賢妻良母”的真正解釋。

　　周恩來并沒有否認母職，相反從其社會性出發，給予母職高度肯定。他認為，母職并不只有“十月懷胎，嬰兒哺育”，更有“公共育兒，社會教育”等社會任務，這一概念的明確，不僅肯定母職的社會意義，更將責任不再限定于女性。他指出，母職需擺脫男性傳宗接代的狹隘范圍，也不應站在自私的觀點上，而應著眼于人類社會共利。因而提倡母職，不應僅限于女性本身，更是社會的責任。他也反對借口女性應盡母職，而取消其社會職業的觀點，這會讓女性陷入更大困難，反過來妨礙母職。這篇80年前寫就的文章，時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本文原載1942年9月25日《新華日報》，導讀摘編自馬冬嶺《周恩來論“賢妻良母”及其對婦女工作的啟示》。

　　論“賢妻良母”與母職

　　無論在任何社會，做母親的當然要良，做妻子的當然要賢，這猶之做父親的當然要良，做丈夫的當然要賢，一樣成為天經地義不可變易的真理。但“賢”與“良”的標準，當隨著時代社會而有所不同，而有所變更。特別用在婦女身上，舊社會以三從四德為賢，以三K（教會、廚房和育兒）［注：教會，kirk，廚房，kitchen，育兒，kingdergarten。——錄入者注］為賢，新社會則婦女解放了，女性與男性處于平等地位，其“賢良”的標準亦平等了。母職妻職猶之父職夫職一樣，可以成為區分賢良的標準，也可以成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務。所以我們站在婦女解放的立場上，并不反對良母或者賢妻這兩個獨立的美稱和贊意，而只問其所指的標準和含義如何。我們更不反對母職或妻職，而只問其所指的職務內容和有關方面的相互關系如何。

　　本文發表于1942年9月25日《新華日報》

　　但是，“賢妻良母”成為一個固定的連結在一起的名詞，其含義便不同了。它是專門限于男權社會用以束縛婦女的桎梏，其實際也的確是舊社會男性的片面要求。在這一名詞下，婦女的地位，便被規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個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個養育兒女的母親，而不能在社會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張“賢妻良母”的國家（如日本、德國等），其婦女在社會上一般是沒有政治地位的，而這些國家也永遠保持著男權社會的濃厚傳統。因此，我們對舊的賢妻良母主義是反對的。同時，我們也反對在“賢妻良母”的名稱上邊冠以一個新字。

　　盡管你解釋新的“賢妻良母”的定義，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婦女應盡母職和妻職。但要保持這個舊的固定連結在一起的名詞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權社會的立場，而將婦女在社會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釋，這無論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邏輯的。我們只要設想一下，為什么沒有“賢夫良父”這一名稱，便知道“賢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義，一定的社會性質了。如果將新的“賢妻良母”的任務，分為母職和妻職來討論，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會聯想到父職夫職的問題。

　　并且，賢妻良母成為這樣一個固定名詞，主要的還在于強調夫權作用。一個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兒女，既要做賢妻，又要做良母，不僅不能兩全，而且會妨礙其做良母。因為一般當丈夫的在“賢妻良母”這個要求上，總是自私地偏重于賢妻，而或多或少地妨礙著自己妻子成為良母。即使某些當丈夫的能讓其妻子專心地成為良母，但在這些人中，又有很多藉口于家庭難得安慰而去外邊做些使妻子難堪的事情的。反過來，還要妻子忍泣吞聲，說這才合乎賢妻的榜樣。這就是“賢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釋。這在現今青年一代中，我們也還看見這類典型。所以我們在談母職妻職的時候，毋寧著重于母職，妻職較之母職來說，不僅應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應相提并論。

　　論到母職，這是生物社會綿延不絕的生命線，而人類社會，更應自覺地認識母性的偉大和母職的重要。我們尊重母職，提倡母職，不應站在男性社會自私的觀點上，而應站在人類社會共利的觀點上。社會不管進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兒制度就算盡善盡美的實現，母性固然不會消失，母職也還仍然需要。狹義說，十月懷胎，嬰兒哺育，均屬母職。廣義說代人哺嬰，公共育兒，又何嘗不是母職？！幼年教育，以女性擔任為當，是母職的擴大。中國古禮中的長嫂如母，是代行了母職。母職，是婦女在人類社會中最光榮的天職。我覺得，泛論起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任務，再比母職光榮和永恒的了。

　　為著人類綿延，民族繁榮，尤其是為著目前健強我們中華民族的后代子孫，我們亟須尊重母職，提倡母職。尊重，是要引起全社會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當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職，幫助母職，而不應妨礙母職。能盡父職的人，必須懂得母職是百倍艱難于父職。

　　誰無父母，生我劬勞，唯母愛為最深刻！有人拿社會上盡多無母之兒，來做母職有虧的例子，是很不妥當的。我以為實際上無父之兒不知要超過無母之兒多少倍。蘇聯的法律，對私生子及離婚后的子女均規定做父親的養育責任，并確定由其薪資所得中扣付。這是公正的，因為做母親的既在那里盡著純義務的母職，做父親的便應出錢養育，共擔責任。

　　提倡，是要全社會來提倡，尤其要從政治上提倡。沒有盡母職的良好環境，單靠婦女本身去盡母職是不夠的，而且會困難重重的。

　　一個男子沒有足以贍養全家的薪資，一個女子沒有社會職業的保障，尤其是結了婚的女子更有失業的危險；懷孕的無胎教可說，無休息可能，育兒的無社會津貼，無托兒場所；做工的連哺乳時間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員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說不上獎勵優待。這些問題不解決，母職的提倡不僅是片面的，而且要婦女們普遍地盡母職，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認為要使婦女們能盡母職，必須以全社會的力量助其成，而不應僅僅責成婦女。現在有些國家，不論立場如何，都有托兒所的設置，都有對生育幾個兒女以上的父母便給國家津貼的規定，亦是提倡母職的一種補助辦法。同時，我們提倡母職，絕非視婦女于盡母職之外便無他職可盡。相反地，婦女是人，但凡人類可做的事情，婦女大都可做。

　　不過，母職既是任何婦女所不可免的天職，婦女于盡母職的時侯，少做一點其他的事業，不僅是許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但我們反對藉口婦女應盡母職，因而取消其社會職業，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難，轉致妨礙母職。

　　我們更反對以同樣借口不承認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種想法的人，不過是男權社會的擁護者罷了。

　　至于妻職問題，是應當與夫職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論的，因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論。

　　我們非空口反對“賢妻良母”，而是主張以尊重母職，提倡母職為中心的新觀念，來代替“賢妻良母”的舊觀念的，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

　　圖文來源：轉載自公眾號“ 文化縱橫”，本文原載1942年9月25日《新華日報》，導讀摘編自馬冬嶺《周恩來論“賢妻良母”及其對婦女工作的啟示》，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原標題：周恩來: 論“賢妻良母”與母職的根本差別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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