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恐慌
──或對《鼠疫》的另一種解讀
劉繼明
“四月十六日早晨，貝爾納.里厄醫生從他的診所里走出來時，在樓梯口中間踢著一只死老鼠，并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就下樓了。但是當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到這只死老鼠死的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來把這事告訴了看門人……當晚, 貝爾納.里厄醫生站在樓房的過道中掏鑰匙打算上樓回家，忽然看見一只全身濕漉漉的大老鼠蹣跚地從過道的陰暗角落里走了出來……”
這是《鼠疫》的開頭，它一如我們所熟悉的加繆作品既往的那種風格，簡潔、準確、平淡、冷靜、瘦硬，卻包含著豐富的語義，就像《局外人》中那個著名的的開篇一樣：“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么?？赡苁亲蛱焖赖?。”如果說，里厄醫生出診時第一次看到死老鼠，多少顯得有些突兀和偶然的話，但他晚上回家在樓道里再次見到一只死老鼠時，給讀者的感覺就決非“偶然”了。一向筆法簡潔的加繆，在這兒不厭其煩地描述了老鼠在里厄醫生面前死去的全過程：“它停了一下，象是要穩住身子，然后向醫生跑過來，接著又停下來在原地打轉，同時又輕輕地叫了一聲，最后半張著嘴，口吐鮮血，倒在地上。”
這有點像電影中的慢鏡頭或特寫鏡頭。我們無法不接受加繆不動聲色的暗示：此老鼠已非老鼠也，它毫無疑問地代表著死亡、災難、恐怖、惡、毀滅，等等，現在，它們通過一只老鼠提前向里厄醫生發出了不祥的警告。果然，幾天以后，隨著死亡的老鼠以成千上萬的數字攀升，一場毀滅性的災難──鼠疫，終于在人群中發生了。于是，我們在遭受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的奧蘭城看到了下面的場景：政府的封城命令、隔離的疫區、人滿為患的醫院、緊張忙碌的醫務工作者、滿街的白口罩、不斷增加的染病和死亡人數、四散的謠言、驚慌失措的逃亡、病鼠的垂死掙扎、患者的痛苦煎熬、人人自危的恐慌、由于搶購商店反常的熱鬧、物價的猛漲與黑市的猖獗，還有人趁火打劫，等等。一種世界末日降臨的情緒像空氣樣四處蔓延……
富于戲劇性的是，類似的情形在剛剛邁入21世紀的中國和世界許多地方重演了。只不過這次發生的不是鼠疫，而是一種新發現的流行性傳染病──非典型肺炎，或曰SARS，簡稱“非典”。它最初發生于廣東佛山，也許因為疫情尚未達到足夠嚴重的程度，也許由于政府對疫情和信息所做的“低調”或“淡化”處理，所以在疫情發生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世人對這一隱形殺手的威脅毫無察覺，更沒有料到短短幾個月之后，SARS病就會氣勢洶洶地擴散到大半個中國乃至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一場有可能危及每個人生命安全的全球性災難。真所謂福不雙至，禍不單行，這一切距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那場導致數以千計的平民和軍人喪生的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曾幾何時，我們還在樂此不疲地從電視直播節目和報紙上關注和了解伊拉克戰事每一天的進展和每一場戰役，那時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旁觀者，即魯迅先生所說的“看客”心態，就像觀賞一場緊張激烈的球賽一樣。實際上，當時中國央視直播節目主持人及邀請的“軍事專家”在評述那場血腥戰爭時，津津樂道的也是美軍的高科技武器裝備、導彈的命中率、型號和性能等等，他們不斷給戰爭雙方軍事上的“表現”打分，像體育評論員評論一場賽事一樣。甚至發布戰爭雙方傷亡人數，也像報告球場上的“進球”或“失球”時的那種語氣。那時候，對許多“置身事外”的人來說，死亡和災難距離我們何其遙遠??！對于別人的苦難和不幸，當然會有人掬一捧同情之淚，但也有人為自己暗自慶幸，或許還有幸災樂禍、落井下石者也未可知（在我看來，那些公開或不公開地表示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的人就是這種心態）。
然而，轉眼之間，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就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以致使人來不及調整自己的身份和心態。我們一下子就從“直播者”變成了“被直播者”，也就是說由“旁觀者”變成了“當事人”。這肯定會讓許多人覺得難以接受。因為我們一直以為自己在日漸“強大”起來，再加上我們同世界上的強勢力量越來越“和睦相處”，并且認定這是我們增強自身安全感的有效途徑。但這顯然是一廂情愿的幻覺。作為地球上的居民，誰也不可能享有優先“豁免權”。災難還是很快就來了，連招呼也不打一聲。
這便是我們產生恐慌和不安的由來。的確，就對人的威脅的殘酷性和致命性而言，SARS病絲毫也不亞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2003年4月中旬，當疫情開始在中國大地上悄悄蔓延時，我正沿三峽庫區溯流而上，在那些因被拆除即將消失的山地老城廢墟和新建的城鎮采訪，由于信息閉塞（有時連電視也無法收看到），對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我連一只“死老鼠”也沒有見到。因此當四月下旬，我乘車返回武漢，從近日出版的報紙連篇累牘的報道、沿途的長途客車、城市街道上戴白色口罩的人群以及醒目的防治“非典”標語口號時，我才意識到：一場真正與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直接相關的災難，降臨了。
我們很快看到了以前只有在電影或《鼠疫》中見到的上述場面，一些以前也只是存在于歷史書中的詞匯（如“隔離”）奇跡般地復活了。各個大大小小的藥店都在出售預防“非典”的藥物，而口罩、體溫計和消毒水更是在許多藥店和商店紛紛告罄，成了緊缺商品，每個人對素不相識的人或從外地（尤其是疫病重災區）回來的人都滿臉警覺，避之唯恐不及。單位的鐵柵大門關得嚴嚴實實，禁止陌生人進入。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忽然變得疏遠起來，即便是過從甚密的朋友。而當恐慌的情緒像空氣一樣四處彌散，似乎比病毒本身還要令人無所適從，難以應對，電視上頻頻播出的疫病消息和政府部門通報疫情進展的新聞發布會，以及每天都在增加的疫病感染數字和死亡人數，也使我們恍若一下子置身在戰爭的氛圍里，如同不久前的伊拉克人那樣。
無論對于人為的災難，還是大自然的災難，人都是命定的受害者；有時候人是無辜的，有時候則是咎由自取。人的虛妄和無知注定了它必須承擔任何可能發生的后果。同時只有在災難面前，人才能夠迫使自己冷靜下來，重新檢視或反省自身的“不當”行為。這也是人性可以克服弱點不斷趨近完善的必然途徑。人對死亡的天生恐懼，使每個人面對這種檢視無可回避。這種“檢視”或反省，即可以個體的方式，亦可以民族國家的方式。作為民族國家，檢視其文化傳統和現行體制戰略中存在的某些“傳染源”，使我們既能夠避免因“影響的焦慮”而產生的某種現代性沖動，又能將自身的發展恰當地融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從而找到一條更加符合本民族生存倫理的路徑。從短期來看，這使將國家通過積極有效的政府行為幫助民眾從災難的死亡和恐懼之下擺脫出來，而從長遠看，我們將可以借此及時矯正或完善以往的發展戰略乃至政治制度，獲得一次難得的集體療救的機會。事實上，針對某些疫情嚴重的城市暴露出的“制度缺陷”，近日已經有媒體敏銳地提出了諸如加緊制定國家應急行動機制、“加快政府信息公開化”或“透明度”的吁求，等等。
而作為個人，我們當然更需要查找由于放縱欲望而滋生出的狂妄與野心，這似乎是人性滑向自私和冷漠的便捷索道，也是人漸漸對自身免疫力不知不覺下降放松警惕的潛在動因?；蛟S正是這一切，導致了災難的從天而降。我們既然可以禱告上蒼保佑眾生，又怎能完全排除上蒼因人的“過失”,而像《鼠疫》中的帕納盧神甫那樣，將災難看作是上帝對人類的“集體懲罰”呢？
這當然只是一種比喻。實際上，通過人在應對和忍受疾病和死亡威脅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心態、行為，同樣值得我們去仔細探究。
阿爾貝.加繆在創作《鼠疫》時，曾經這樣闡述過自己的動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的那種充滿了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就此將這種解釋擴展至一般存在這一概念。”在加繆筆下，鼠疫顯然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傳染病了，它成為了某種象征，而且是多層面的象征，正如這本書的題辭所言：“用另一種囚禁的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于是，現實生活成了加繆探討人的存在真相的一個“引文”，或者說，在加繆那兒，小說與生活是一種互相闡明的“互文”關系。鼠疫不過是他剖析人性秘密的一個標本。用存在主義術語說，加繆試圖創造的是一個人抵抗惡的神話。他筆下的奧蘭，既是一個“惡”肆虐的世界，也是一個“必須激勵人們奮起抗爭的世界”。這同我們眼下正在面對的一切何其相似！
讓我們來看看《鼠疫》中的幾位人物。主人公里厄醫生，是一個既能思想，又能行動，“以清醒的頭腦和果決的毅力參加一場必須的戰斗”的人。他對事物從不抱有盲目的幻想，也不把自己自詡為“為了人類的得救而工作”，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對人的健康感興趣”和做好“本職工作”而已。由此可見，里厄醫生的勇氣是一個普通人的勇氣，但正是這種“普通人的勇氣”，在為了生命和正義而斗爭的時候可以產生多么驚人的力量。塔魯則不同，他為了“躲避精神上的鼠疫”和追求所謂“內心的安寧”來到奧蘭，此人的言行頗有點像我們時代的某些知識分子，喜歡凌空蹈虛，而往往對身邊的事物熟視無睹，想做一個“不信上帝的圣人”，希望借助某種“非常的事件”來顯示和保持他精神上的優越，然而他又時時感到“做一個真正的人”比作一個“圣人”更為困難。至于那位新聞記者朗貝爾，他因采訪滯留在了封城后的奧蘭，在滿城恐慌的時刻，他覺得鼠疫跟自己毫不相干，“一心想的是出城與情人相會”，當然，加繆后來讓朗貝爾終于認識到，如果只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最后，他也加入了抵抗鼠疫的行列……（參見郭宏安《加繆與小說藝術》）。
很難相信，這些故事中人物生活的時代，距今有了整整半個多世紀，說他們就生活在我們的周圍和身邊，我恐怕絲毫也不會懷疑的，以至我覺得加繆創作的這部小說，正是為了時隔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們來閱讀和重新發現它。這也許就是偉大藝術作品獲得不朽的秘密。 是的，我確信《鼠疫》中的人物帶著加繆本人的體溫，正穿行在我們這個并不比他的時代更幸運多少的世界上。我甚至嗅到了奧蘭上空彌漫著嗆人的死老鼠的腐爛氣味，體驗到了與奧蘭市民們相近的那種環境和情緒，“從這時起，鼠疫已與我們人人有關了。”
幾天以前的一個下午，當我去飛機場送走朋友，一個人回家時，恍惚覺得自己變成了《鼠疫》中的某個人物：“一種與親人離別那樣的個人感情，就在開始幾個星期中一變而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還夾雜著一種恐怖之感，這就成了這種長期流放的生活所帶來的最大的痛苦。”我相信，奧蘭城每一個普通家庭，每一個父親母親、妻子丈夫和兒子女兒的種種感情，也都是我們今天正在體驗到的情感。
鼠疫給奧蘭市民們帶來的第一個印象是“流放之感”，他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卻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不是妄想時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
對大多數人而言，離別顯然要持續到鼠疫被撲滅為止。就我們大家而言，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現在卻已改變了面貌。平時最放心對方的丈夫或情人發現自己變得嫉妒和多疑。那些自己承認在愛情問題上輕浮風流的男子也變得忠實不渝起來。平時對住在一起的母親不加關心的兒子發覺如今腦際經?？M繞著母親面額的一道皺紋，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憂思和懊悔……我們實際上受到的痛苦是雙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親人、兒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這種情感，對于今天那些被送進隔離區的SARS病感染者或疑似SARS病感染者，那些為了救治病人也不得不與家人分離，時時刻刻受到死亡威脅的醫護工作者，以及許許多多因SARS打破了正常生活秩序的普通人，難道不正在感同身受嗎？
加繆進一步寫道：“這個打擊我們全城的飛來橫禍不僅帶來令我們抱怨叫屈的痛苦，而且還必然引起我們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們不得不甘心忍受。這就是疫病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復雜化的情況之一。”這種境遇，是否也可以被看作今日世界同樣面臨著的威脅？由此，如同“鼠疫”之于加繆一樣，SARS之于我們也成為了一種存在的隱喻。不久以前也許還盲目地以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以所謂“狂歡”為表征的后現代語境的人們，似乎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世界仍然面臨著種種威脅，他不會因為我們的置身事外而遠離或“放過”我們，所謂“全球化”，并非僅僅是經濟上的“共享”、市場競爭或資源掠奪，還應該包括文化和種族間的多元共生、禍福相倚。幸福安寧也決非我們以為的只是一己的個人私利，而始終與他人乃至整個世界的境遇息息相關。別人今天正在承受的痛苦，也許明天就會降臨到我們身上。人類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就像最近媒體上流行的那句口號，人必須學會“合衷共濟”。
因此，無論作為個人，還是知識分子或者藝術家，在面對關涉人與世界命運的重大時刻，依然需要做出某種“介入”，而不是以所謂“純文學”和“專業精神”作為借口，去退縮或無動于衷。用加繆的話說，問題還不在于我們是否主動地去介入，而是一種“義務兵役”：“我們身處滿潮的海上。藝術家得像其他人一樣劃槳，如果能的話就不要死，這就是說，要繼續活著并創造。”
人是不可能輕易地被災難征服或毀滅的，對奧蘭城的市民是如此，對遭遇SARS襲擊的我們，也同樣如此。
奧蘭城的人們最后當然是勝利了。作為那場災難的“忠實見證人”，里厄醫生履行了一個醫生應該承擔的一切義務，對此，他的內心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欣慰和喜悅：“當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內心的思想直接摻合到成千上萬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時候，他就會想到自己所經受的痛苦沒有一項不是別人的痛苦，想到平時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的痛苦往往是與別人毫不相干的，而現在大家卻能同病相憐，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了。”
在《鼠疫》的結尾，我們看見里厄醫生沉思著穿過“充滿著節日的歡樂的大街”，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至此，敘述總是冷靜克制的加繆一反常態，充滿柔情地寫道：“他登上樓梯，寒冷的天空一望無際，星星在房屋上閃閃發光，在山岡附近，星星看上去像燧石一般冷硬、堅實……在這解放了的夜晚，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人們去實現自己的愿望，現在傳到里厄醫生耳邊的聲音，正是人們的心愿所匯成的吼鳴。”
讀到這兒，我不由得眼睛一陣潮濕。是的，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里厄醫生之所想，就是加繆作為一個正直的藝術家內心境況的真實寫照。因為正是他，始終強調只要人還需要與惡抗爭，只要相信其存在，我們就“不必考慮其頭發是棕色還是黃色”。亦或說無論它是發生在遙遠的異域，還是發生在我們身邊，都應該身不由己地“卷入”到其中去，就像親愛的里厄醫生所做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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