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
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
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話說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第43次會議。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向會議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議，“于1953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并開始進行起草選舉法和憲法草案等準備工作。”
政協會議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表示完全贊同，一致通過決議說：
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代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該依據《共同綱領》規定，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
毛澤東的生日快要到了，這天傍晚，葉子龍見毛澤東從辦公室出來活動，還沒下臺階，就到了他面前，請示道：
“主席，兄弟黨和外國首腦為您發來的祝壽電報怎么辦？”
說著，他將手中的一沓子文稿，稍微向高處抬了一下，亮在毛澤東的眼皮下。毛澤東果斷地說：
“收下來，都不要見報。”
葉子龍轉身就要離去，毛澤東補充說：
“如果人家要問，為什么沒有在報紙上發表他們的祝壽電文，就說這是我們國家的習慣。”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59歲生日。這天，毛澤東醒來后，吩咐值班衛士叫王鶴濱陪他吃飯。王鶴濱來到毛澤東住所的過廳，這里一直是毛澤東用餐的地方。工作人員已經在餐桌上擺好了與往日一樣的腐乳、醬菜、辣椒3碟小菜，這些都是廚師老廖按照湖南的風味制作的；還有一盤醬牛肉片。桌上沒有放往常的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二米飯”，也沒有擺炒菜，在一個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卻盛著半盆剛剛煮好的湯面條。桌子上還擺著兩只高腳中型玻璃酒杯，里面盛著半杯琥珀色的葡萄酒。毛澤東從臥室來到過廳，待王鶴濱坐下，就微笑著舉著酒杯說：
“王醫生，來，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鶴濱急忙站了起來，雙手擎著酒杯，與毛澤東伸過來的酒杯碰了一下，激動地說：
“祝主席身體健康長壽！”
說罷將杯中酒一飲而盡。毛澤東也喝了一口酒，高興地說：
“王醫生，咱們不祝壽，但是可以吃湯面的，是吧？”
他說著，伸過手將王鶴濱面前的小瓷碗拿過去，要先給王鶴濱盛湯面，王鶴濱急忙站起來，接過毛澤東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給毛澤東盛上了面條，然后給自己也盛了一碗。毛澤東夾了一點小菜，伴著面條吃了兩口，微笑著說：
“做壽是不會使人長壽的，對吧！人活百歲就很不得了嘍。哪里有什么萬歲呀！”
王鶴濱說：
“人的正常壽命是應該活到100歲，或者更長一點年齡的。”
“是的。人是不會活到萬歲的！”
毛澤東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觀點。
12月27日，毛澤東吩咐工作人員，將友人蔣澤霖贈送給他的清末錢東壁臨寫的《蘭亭十三跋》，轉贈給故宮博物院保存。
據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呂濟民回憶：1956年，大收藏家張伯駒將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陽臺帖》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李白詩詞頗為推崇，面對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傳世墨跡，自然是愛不釋手。但他仍將《上陽臺帖》轉贈給故宮博物院收藏。
12月27日，毛澤東為中央批轉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12月16日致“毛主席并中央”的《關于工會基層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他寫道：
全總黨組，各中央局并轉各大市委并中財委：
全總黨組12月16日《關于全國工會基層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悉。中央同意這一報告，認為：1、有計劃地推廣一個各方面經驗都成熟的典型工廠的經驗到全國各廠礦去是可以的。但在推廣時，應切實照顧本地本廠礦的具體條件而不要硬套硬搬。2、五三工廠的3項經驗，即：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相結合；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建立一套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充分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是完全成功的經驗，應予推廣。3、全總這個會議的方法，只集中力量解決一個問題、只介紹一個成熟的經驗，也是成功的。
全總黨組所建議的為了推廣五三工廠的經驗的7項辦法，望各級黨委幫助督促其實現。
中央12月27日
12月28日，毛澤東將傅秋濤關于檢查同蘇聯顧問的關系問題給聶榮臻的報告，批轉給彭德懷。
此前，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武裝部部長傅秋濤在12月26日關于檢查同蘇聯顧問的關系問題給聶榮臻的報告中說，蘇聯顧問建議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兵役機構，不建立就不能實行兵役法，兵役機構應在兵役法頒布的前一年建立。
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批語中寫道：
彭：
請在軍委例會上討論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機構問題，如果后年實行征兵制，則明年應建立兵役機構。
毛澤東 12月28日
接著，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起草給華東局等“福建軍區應以現有兵力粉碎敵軍對福建沿海地區的可能進攻”的指示電，他寫道：
華東局、華東軍區，福建省委、福建軍區，并告中南軍區：
一、為了配合美軍在朝鮮的作戰，臺灣、金門敵人有以一部兵力（據報1個軍）攻我福建島嶼并向福建大陸攻占我2、3個縣的陰謀冒險計劃。
二、我福建軍區有以現有兵力（不要依賴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敵軍進攻的任務。
三、為此必須：甲、迅速地堅決地加強必守島嶼的防御工事，預儲充分的糧彈飲水，鼓勵守軍作長期堅守的準備，不許再犯南日島那樣的錯誤，否則須予負責者以應得的處罰。 乙、預計敵攻島嶼的幾種可能，決定明確的增援計劃。丙、預計敵在大陸上某些可能登陸的海岸要點，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戰術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1個排堅守海岸工事，贏得時間，以1個連增援，殲滅了登陸敵人百余那樣。這種以排以連以營為單位的戰術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須做的，不是要你們做大規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陸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選定必守的島嶼上則必須是永久性的和十分鞏固的工事。
四、張鼎丞同志即回福建擔任省委書記和省府主席，葉飛同志專任軍事。在張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暫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葉飛同志立即抽出身來全神貫注于對敵作戰方面。從目前起兩個月內是最關重要的時機，務必喚起福建全軍及沿海要地黨政及人民群眾充分注意對敵斗爭，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應有的損失。
你們的部署望即告。
中央 軍委 12月28日
電文中所說的“南日島那樣的錯誤”是發生在1952年10月間，蔣軍6000人侵犯南日島，人民解放軍守島部隊英勇抵抗，但寡不敵眾，后續部隊增援兩個營，因指揮不當，遭受嚴重傷亡，全島一度被蔣軍占據，島上的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受到嚴重損失。
12月28日晚，原第2野戰軍第16軍軍長尹先炳、政治委員陳云開轄第32師、第46師、第47師，由遼寧安東入朝，隸屬第9兵團（后隸屬第19兵團）。
在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找高智談話說：
“組織上決定調你給主席當機要秘書。”
高智一聽這話既高興，又緊張。他怕自己說的一口陜北話毛澤東聽不清，而毛澤東的那一口湖南腔有些地方自己也聽不懂，弄不好會誤了大事。可這是組織上的決定，自己也只能服從了，他對葉子龍說：
“我可以試試看。如果不行，就請組織上馬上調整。”
第二天上午，高智來到菊香書屋報到，毛澤東因睡得很晚，還沒起床，機要秘書羅光祿便找出一些文件，讓他看，以便讓他及早熟悉情況。羅光祿還告訴他，應如何整理存放文件，又指著辦公桌后面一個多斗立柜的倒數第二格，輕聲交代說：
“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時在朝鮮犧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邊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這件事由周總理處理。”
看看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值班衛士打電話通知羅光祿說：
“主席睡醒了。”
羅光祿放下電話，對高智說：
“走，我帶你去見主席。”
高智隨著羅光祿來到毛澤東的臥室，見他正背靠著床頭，一手拿著一支香煙吸著，一手拿著一張報紙在那里看。羅光祿報告說：
“主席，給您新調來的機要秘書高智同志來了。”
說罷，他將準備給毛澤東看的文件放在床頭邊的小方桌上。高智也趕忙走到毛澤東跟前，激動地問候道：
“主席，您好！”
“啊，歡迎，歡迎！”毛澤東邊說邊放下手中的報紙，緩緩起身，與高智握手，又親切地問：“你是哪里人？”
“陜北佳縣人。”
“啊！佳縣我去過。你在哪里上過學？”
高智說他完小畢業后又考入綏德師范學習了一年多。毛澤東眉毛一挑，高興地說：
“綏德師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陜北很有名的一座學校嘛。這么說，你還是我身邊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你愛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回答說，他愛人在中央機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毛澤東沒聽清楚，說：
“你慢慢講，是哪幾個字？”
高智便一個字一個字地向他解釋：
“霍是霍去病的霍。碧是王白石的碧……”
“英——是英雄的英。”毛澤東微笑著拉長聲調：“霍——碧——英。”
高智知道毛澤東還沒有吃飯，看時間已經不早了，便起身告辭。毛澤東說：
“好吧。歡迎你以后就在我身邊工作，幫我做點事，好不好？”
毛澤東特別強調一個“幫”字，要高智“幫”他做點事，這使高智十分感動。高智趕忙說：
“好，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元旦社論中宣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通過國家建設計劃”是1953年的3項偉大任務。
1月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區黨委、地委和縣委，并告中央各部門，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
中央收到山東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1952年11月17日《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意見的報告》，現轉發你們（原文1萬8千字，現壓縮為6千字）。中央認為山東分局這樣集中地暴露黨政組織中極端嚴重地危害人民群眾的很多壞人壞事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意見，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這件事應當喚起我們各級領導機關的注意。這個問題，不但是山東的，也是全國的。我黨在“三反”中基本上解決了中央、大行政區、省市和專區4級許多工作人員中的貪污和浪費兩個問題，也基本上解決了許多領導者和被領導的機關人員相脫離的這一部分官僚主義的問題，但對于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3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于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的嚴重，因而不采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則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即如處理人民來信一事，據報，山東省政府就積壓了7萬多件沒有處理，省以下各級黨政組織積壓了多少人民來信，則我們還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這些人民來信大都是有問題要求我們給他們解決的，其中許多是控告干部無法無天的罪行而應當迅速處理的。山東如此，各省市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接到像山東分局這樣集中反映的報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斷，有很多地方是和山東的情況相似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就我們黨政組織的領導任務和領導方法來說，這是交代工作任務與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風沒有聯系在一起的問題，即沒有和工作任務一道，同時將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風反復地指示給中下級干部的問題。這是對各級干部特別是對縣區鄉3級干部沒有審查，或者審查工作做得不好的問題。這是對縣區鄉3級尚未開展整黨工作，尚未在整黨中開展反命令主義和清除違法亂紀分子的斗爭的問題。這是在我們專區以上的高級機關工作人員中至今還存在著不了解和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和不關心基層組織情況這樣一種官僚主義，尚未向它開展斗爭和加以肅清的問題。如果我們的領導任務有所加強，我們的領導方法有所改進，則危害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就可以逐步減少，就可以使我們的許多黨政組織較早地遠離國民黨作風。而混在我們黨政組織中的許多壞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許多壞事就可以早日消滅。因此請你們仿照山東辦法在1953年結合整黨建黨和其它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檢查一次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分子的情況，并向他們展開堅決的斗爭。山東的文件請你們認真地加以研究，并在黨刊上登載。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此外，山東文件中全部精神貫注在揭發壞人壞事，這樣做是必要的，這樣才可以喚起全黨同志的注意。但在開展反壞人壞事的廣泛斗爭達到了一個適當階段的時候，就應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我們相信，山東和各地這種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 1953年1月5日
1月7日，毛澤東在給總高級步兵學校第一期開學典禮的訓詞中寫道：
總高級步兵學校宋校長（即宋時輪——筆者注）和全體學員、教職員同志們：
你們的學校已經結束預備性的文化教育階段而正式開學了。我祝賀你們在今后的學習和教學工作中勝利地完成軍委給予你們的光榮任務。
我們的國家正在為著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而進行大規模的建設，而我國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則繼續占領我國的臺灣，并繼續侵略朝鮮，威脅我國的安全。為了保衛祖國免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依靠我們過去和較為落后的國內敵人作戰的裝備和戰術是不夠的了，我們必須掌握最新的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的戰術。我們必須向蘇聯的軍事科學學習，以便迅速把我軍提高到足以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取勝的水平。對于這個目的，你們的學習和教學工作負有偉大的責任，因為你們應當成為全軍在步兵方面掌握現代軍事技術的模范和領導者。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努力學習和教學。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1953年1月7日
1月9日，毛澤東批準中央軍委《關于實施軍銜制度準備工作的指示》。指示說：“如果可能的話，擬于今年7月份在全軍實行軍銜制度與薪金制度。”指示要求各總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實施軍銜的準備工作，4月份全軍動員與評定軍銜，“6月底以前完成軍銜的審查批準與授予手續”。
1月11日，毛澤東召集有18位黨外民主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就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的問題，廣泛征求意見。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20次會議，討論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的問題。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說明。他說：
“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已向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提出建議，并經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討論，一致同意。特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通過決議，在1953年召開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制定憲法，批準國家第1個五年建設計劃綱要和選舉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與會者經過討論，對中共中央的建議和政協的決議表示贊同。
毛澤東在會議討論結束時作了結論，他說：
“就全國范圍來說，大陸上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土地改革已經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經組織起來，因此，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了。這是中國人民流血犧牲、為民主奮斗歷數十年之久才取得的偉大勝利。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更加發揚人民民主，加強國家建設和加強抗美援朝的斗爭。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仍將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統一戰線的政府，它是對全國人民都有利的。”“我們的重點是照顧多數，同時照顧少數凡是對人民國家的事業忠誠的、做了工作的、有相當成績的、對人民態度比較好的、各民族各黨派各階級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國人民從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來就是爭這個民主。從甲午中日戰爭到辛亥革命這個期間是一個高潮。那個時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軍閥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要民主。”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致通過了《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同時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由朱德、宋慶齡、李濟深、李維漢等32人組成的憲法起草委員會。
不久，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小組，由董必武、彭真、李維漢、鄧小平、張際春、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8人組成，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開展工作。
與此同時，以政務院內務部為主組成的憲法起草辦公室，開始收集有關制定憲法的材料。由董必武、彭真、張際春等人組成研究小組。聘請周鯁生、錢瑞升為法律顧問；聘請葉圣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專門從法律和文字方面進行斟酌推敲。
1月1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薄一波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周鄧陳薄：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稅制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毛澤東 1953年1月15日
原來，這個所謂的新稅制即修正稅制，是由財政部提出，由中央財經委員會黨組討論通過，又經政務院12月26日召開的第164次會議批準的。并向工商聯負責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過意見。12月30日，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發表聲明說：“熱烈歡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公布的稅收修正的通告。”12月3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同時發表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和《全國工商聯籌委會擁護修正稅制》的報道。而且社論中還提出了一個“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1月9日和1月11日，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寫信給中央，反映執行新稅制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各大區、各省市財委也紛紛寫信、打電話給中央財經委員會，反映在執行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毛澤東正是通過報紙報道和向明等的報告，才了解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兩個副總理以及財政部、中央財經委員會黨組等擅自出臺了一個未經中共中央討論的深受資本家們熱烈歡迎的新稅制，這才寫了上述那封信。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信，反復看了數遍，感到問題嚴重，連夜給毛澤東寫信，談了處理方法。他寫完信后，把薄一波找了來，說：
“一波，你看，新稅制主席批評了。”
他把毛澤東的信交給薄一波看。薄一波接信看罷，臉色驟然變了。據他自己說，“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他感到信中“詞鋒甚嚴”，這是他沒有想到的。沉默了半天，他才說了這么一句：
“看來，問題嚴重了。”
周恩來接過信，說：
“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慮不周。”
周恩來作自我批評的原因就是前邊所說的，財政部提出修正稅制的具體方案后，向他做作了匯報，他在1952年12月26日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64次政務會議，批準了這個方案。接著，他還向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見。薄一波見周恩來表情很難過，就說：
“不，總理。這事是財政部辦的，我這個當部長的，理所當然地應該負主要責任。”
周恩來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擺擺手說：
“先不談責任了。還是把補救措施和解決辦法議一議吧。你看我給主席的信中談的行不行？問題說清楚了沒有？解決的方法得力不得力？”
據薄一波回憶說：后來在“2月10日，財政部吳波、商業部姚依林、糧食部陳希云3同志聯名寫信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就修正稅制的目的、新稅制對物價的影響和在執行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等，作了說明。接著，財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匯報，由吳波同志把稅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實行中出現了哪些問題，如何解決的，一一作了說明。毛主席批評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再說1月17日晚上7時，從武漢到達北京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到毛澤東住處報到。毛澤東在和他們談話中說：
“關于農村工作，中央已經有了一個文件，要求把開展互助合作當作新時期一項歷史任務。文件中提出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你們農村工作部，要發揮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必須保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而不要挫傷它。
我們不是談過上下兩篇文章嗎？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會主義嘛。就農村來說，土改已經結束了民主革命，現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調你來做農村‘統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任務，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長些時間內，完成農業社會化，配合國家工業化，實現農業集體化，即把農民組織起來，經過互助合作，過渡到集體農莊。完成這個任務，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現在就應開始。”
1月22日，原第1野戰軍第1軍軍長黃新廷、政治委員梁仁芥轄第1師、第2師、第7師，由吉林輯安入朝參戰，隸屬第19兵團（后隸屬志愿軍總部）。
1月30日，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接到父親病重的來信，請了15天假回山西盂縣探親。李家驥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站起身來，囑咐他說：
“這次回家探親，別忘了搞調查研究。”
毛澤東掰著指頭，親自為李家驥擬定了調查提綱，他說：
“一是了解群眾生產生活情況；二是群眾擁護什么；三是群眾有哪些負擔。另外，回去不要對人家炫耀自己，說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不要擺架子，這樣就不好辦了。回來以后向我匯報。”
1月31日，毛澤東在給后勤學院的訓詞中寫道：
后勤學院李院長（即李聚奎——筆者注）和全體學員、教職員同志們：
我祝賀你們在預科學習和教學上的成績，井希望你們在今后圓滿地完成軍委所給于你們的學習和教學的任務。
對于現代的軍隊，組織良好的后方勤務工作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任何輕視后勤工作、以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專門的科學、不需要有系統地學習、不需要精通業務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必須學習蘇聯軍隊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設，研究朝鮮戰爭中后勤工作的狀況和經驗，以達到我軍后勤工作現代化和正規化的目的。后勤學院全體教員、職員、學員，應當團結一致，為完成這一光榮任務而奮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1953年1月31日
1月31日下午，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說：
“對資產階級，有幾個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一是稅收，二是勞資，三是商業調整，四是資金短絀，這些要解決。”
1953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說：他不同意某一個文件上所寫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大規模的改組”的提法，他說：
“現在只是國營工業、運輸業、批發商已經改組了，其它并沒有改組呀！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工業才剛開始改組，工業還遠未完成，國營商業零售面有待逐步擴大。從農業上看，農民從地主方面拿到土地，從封建所有制變為個人所有制是改組，但從個體所有制變成小集體所有制，則正在開始。”
2月2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發表國情咨文，宣布取消臺灣海峽“中立化”，做出放蔣介石出籠以配合美軍在朝鮮軍事冒險的姿態。
2月2日晚，原第4野戰軍第54軍軍長丁盛，政治委員謝明轄第130師、第134師、第135師入朝參戰，隸屬朝鮮西海岸防御指揮部（后隸屬第20兵團）。
2月3日，艾森豪威爾同參加“聯合國軍”的各國代表會談，說服他們支持對中國實行封鎖的政策。
2月4日，毛澤東在轉給聶榮臻和黃克誠的一個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聶黃：
為了防御臺匪空軍向上海一帶的可能的攻擊，上海空軍及防空兩方面均須提高警惕，加緊整頓，準備隨時可以對敵作戰，確保上海一帶的安全。為此請與空司、防司籌商應敵計劃告我為盼。
毛澤東 2月4日
2月7日，毛澤東在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4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對艾森豪威爾發出了嚴重警告，他說：
“要加強抗美援朝的斗爭。由于美帝國主義堅持扣留中朝戰俘，破壞停戰談判，并且妄圖擴大侵朝戰爭，所以，抗美援朝的斗爭必須繼續加強。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橫蠻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只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斗下去。這不是因為我們好戰，我們愿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愿意這樣做，那么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后來在2月22日，美國在各方面的壓力下，由“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議在停戰前先交換傷病戰俘，試圖借機恢復從1952年10月8日起由“聯合國軍”單方面中斷了近5個月的停戰談判。
2月1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建立計劃機構的通知》，他寫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委，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黨組：
一、為適應國家有計劃地大規模建設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央一級各國民經濟部門和文教部門，必須迅速加強計劃工作，建立起基層企業和基層工作部門的計劃機構。各大區行政委員會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財經委員會應擔負計劃任務，其有關計劃業務，應受國家計劃委員會指導。東北各省人民政府的計劃委員會應一律改為財經委員會。
二、各省、市的財經委員會，應按照國家計劃委員會與省、市黨委及人民政府指示，綜合編制全省、市的地方國營工業、地方公私合營企業、私營企業、農業、林業、水利、手工業以及屬于地方經營的其他經濟、文化事業的長期和年度計劃；并負責編制必要的地區性的物資和勞動平衡計劃；經常檢查計劃執行情況，發現和研究國民經濟中的各種問題，總結先進經驗，積極推動國營經濟與合作經濟的發展與壯大，保證各社會經濟成份逐步按比例的發展和協調。
三、在目前各大區的財委仍應負責匯總省、市報送的各種計劃，并組織地區的物資和勞動平衡工作。
四、各大區行政委員會、省、市人民政府，應由財委主任或副主任專門負責領導計劃工作。大區、省、市按照工作繁簡在財委原有編制外，另設包括30人到50人的計劃局或處，分設若干計劃組進行工作，受同級財委及上級計劃機關的雙重領導。專署、縣的計劃機構的編制待5月全國編制會議決定。
五、中央一級各國民經濟部門和文教部門在各大行政區、各省、市之國營企業和文教部門所編計劃，除直接報送主管上級外，同時應將計劃副本抄送大區的，省、市的計劃局或處，以便大區、省、市綜合編制地區的物資、勞動平衡計劃。
六、為適應計劃工作的需要，在建立和健全計劃機構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健全統計機構，各級統計機構的編制各級黨委應按全國編制委員會的規定，迅速把干部配齊；各大區、省、市的統計部門，應受各該級財委指導；各級統計部門應經常供給各級計劃部門統計資料。
中央 2月13日
2月13日是除夕，毛澤東吃過年夜飯，對葉子龍說：
“明天我們出去走走。看過黃河了，這一次再去看長江。你把楊尚昆、羅長子請來，我們商量一下。”
楊尚昆、羅瑞卿從毛澤東辦公室出來，連夜召開會議，對毛澤東出行進行部署。
2月14日，衛士李家驥從老家山西盂縣探親回來，向毛澤東報告了他父親的病情，接著又匯報了他在家鄉調查的情況。李家驥原本打算簡單說說就行了，誰知毛澤東聽得很認真，特別是對農村生產、生活、農民的意見，農村政策落實情況，農民的痛苦，問得很詳細，還在一個小本子上記下來了。
李家驥說到一個山區的21歲的農民生了病，為了給他治病，老鄉3次趕著馬車進城請醫生都沒有請來。毛澤東“噢”了一聲，放下筆，沉思起來，停了一會兒，他問道：
“這個青年人叫什么名字？當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澤東又自言自語地說：
“為什么醫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臉上露出了憂慮的表情。李家驥說：
“這個人因搶救不及時就死了。”
毛澤東的眼圈立刻紅了，他說：
“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對不起人民群眾啊！”
毛澤東聽完匯報，放下筆，對李家驥說：
“你了解的情況很好，能否寫個材料給我看？”
李家驥第二天就開始寫材料，寫出來的東西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像樣子，他掂量了好幾天，也不好意思交稿。誰知毛澤東辦事從來都是很認真的，他主動問李家驥要了幾次，李家驥沒辦法，只好將材料遞了上去。
幾天后，毛澤東將李家驥的材料交給了負責衛士組工作的秘書王鶴濱。李家驥一見就要要回來，王鶴濱不給，李家驥想搶也沒有搶到手。王鶴濱說：
“這個材料暫時還不能給你，主席有批示，等組織同志們學習完了再給你。”
后來，王鶴濱組織警衛班和衛士組學習的時候，學習了毛澤東對李家驥調查報告的批語，傳達了毛澤東要求戰士們搞好調查研究的指示。
原來，毛澤東為了了解黨在農村政策貫徹落實情況和問題，鼓勵在他身邊工作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回鄉搞調查。
這時候，李家驥才見到了毛澤東給他修改過的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材料上修改了30多處，改了錯別字和不通順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標點符號。有些重要的話，他還劃了曲線或雙曲線。材料上沒有標題，毛澤東加上了“山西盂縣情況調查”這樣的標題。材料后面沒有落款，毛澤東又寫上“李家驥”3個字。毛澤東在最后一頁上寫了批語，他寫道：
“寫得很好，希望全班傳閱，但有些錯別字。 毛澤東 年 月 日。”
欲知毛澤東后來如何組織衛士趁探家之際搞調查研究，請慢慢往后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寫于1953年1月15日關于新稅制的信以及新稅制出現的過程，請認真一讀。聯系劉少奇1949年天津之行的講話，再聯系反高崗斗爭的起因、高崗自殺等過程，以及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現的“反冒進”、六十年代的“三自一包”等等矛盾和斗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思想基礎，歷來是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的（后面還要講到這個問題）。這就決定了黨內反復出現的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方面的斗爭，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罔顧歷史事實，把這一切矛盾和斗爭，統統歸結為毛澤東生性好斗，的確是毫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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