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篇文章原載30多年前的《紅旗》雜志,(1975年5期)，是關于教育問題的：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里，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里，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墻壁上”，“大門道里”，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里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制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制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么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干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并且“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只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干脆只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只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于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后，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愿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么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么說，他們那個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么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么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么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鉆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實，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說過：“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面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并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么，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只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于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只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
那些真正敢于揭露這種丑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于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只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制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并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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