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
臺灣“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的金寶瑜新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面世了，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在此階級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一股試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上個世紀的蘇聯和中國，前進和后退的斗爭一直在發生。金寶瑜老師悲哀于美國左派運動的浮沉，亦不忍見中國曾經獲得的革命成果付諸東流，在八十余歲高齡、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之際，寫就《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書，欲以歷史為鏡鑒，警醒當下之民眾，可敬可佩。感謝金寶瑜老師授權激流網對此書進行連載，本次刊載內容為本書前言，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師的一腔熱忱。
前言
二十一世紀二十年的今天，無論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人，還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后國家的人，大部份對未來都感到一片茫然。概括地說，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這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從大的方面來看，很多人都了解世界有限的自然環境和資源，再也承受不了資本主義無止境的擴張，特別是在近三、四十年里，資本主義因謀取利潤所造成的瘋狂浪費已經無法繼續;而由于氣候變暖，越來越多的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水災和旱災，失去了生命和財產，海水的升溫和污染使得許多魚類無法生存，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漁民已經無法繼續靠捕魚為生。許多城市里的居民每日呼吸受污染的空氣，導致他們患上呼吸器官的各種疾病。在“全球化” 下，帝國主義更加猛力的進攻，落后國家多數 的農民，就算是擁有一小塊土地，他們也沒有現金來購買種子和化肥，因此，只能放棄耕種流浪到城市。記得有一次在馬來西亞的吉隆玻開會時，遇到一位為都市貧民工作的年輕人，她對我說，“農村破產和都市貧民本是一回事。”事實上，今天全世界的移民潮，歸根到底都是因為帝國主義在全球各地制造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生產浪費引起的各種自然災害;在帝國主義的襲擊下，造成落后國家的農業破產和經濟危機，它們的勞動人民失去了活路，只好寄望于逃走來謀求一條生路。
即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國，在過去40年里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即使大學畢了業的年輕人，背上了一大筆幾十年都還不完的債之外，也很難找到一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他們面對的未來和他們父母輩比較，只能說是每況越下。在60年代的美國，即使是一般產業工人也都可以過著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中收入)的生活。底特律城的汽車工人，經斗爭而獲取到的合同保證了他們的收入和各種福利，工作30年退休后，每月可以有一筆優厚的退休金，免費的醫療保險，付清了貸款的住房和車庫里的一部新車。因此，說他們是工人貴族應該是沒錯。但是在今天的美國和許多歐洲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眾多的年輕人對他們未來越來越不抱有希望，更不用說大多數落后國家的勞動人民，那么在資本主義發展最快、最成功的中國呢?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認為今天中國的馬列毛主義者如果要繼續革命，就必須要將1949年以后，中國走過的道路加以整理，只有這樣才能從革命的立場對社會主義革命作出總結。在作總結的過程中，馬列毛主義者可以本著同一個目標和方向，經過認真的辯論，和彼此之間的善意的互相批評，來達到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共識，這樣的共識是我們整頓隊伍重新出發的起點。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發展建設所作的總結必須要從過去具體實踐出發，我們不但要了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策略和具體政策，以及在這近三十年中的成就，也要了解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走資派如何反擊和阻礙社會主義的策略和政策，我們更需要了解在這三十年中，毛主席如何領導無產階級和與無產階級結成同盟的農民向走資派所作頑強斗爭，在三十年的階級斗爭中，把革命一步步向前推進。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成立之后的28年中，它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裝斗爭，1949年解放全中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成立的目的是在中國解放之后，先過渡到社會主義，再達成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與目標。在革命的過程中，共產黨對如何取得勝利，有過幾次策略上的爭執，最后毛主席的由工人階級領導與廣大的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并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來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策略得到全黨的支持。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國如何向前走，來實現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在黨內產生了分歧。事實上，在事情過去之后，我們了解到，雖然表面上在共產黨似乎同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個目標，但是在具體政策的執行上，無論是在經濟基礎領域，或是在上層建筑領域，黨內都有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這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路線，還是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路線。這兩條完全相反的路線之間的斗爭一直持續到毛主席過世。之后，兩條道路的斗爭不但繼續，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也就越來越激烈。
俄國革命之前，革命者對社會主義只存在著一些抽象的概念，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精辟的研究分析出資本主義社會，會出現兩個對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并且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可以領導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之后，向社會主義過渡。到了二十世紀，列寧在他的理論研究和革命實踐中，得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壟斷階段，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在帝國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像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落后的國家同樣可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建設社會主義。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剝削與欺凌及受本國統治階級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中國就是其中的一個。毛主席對中國社會分析得出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國家的結論。毛主席這樣的分析給其它半封建、半殖民國家很大的啟發。毛主席更進一步闡述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的革命基礎，從理論和實踐中發展出中國革命的策略。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向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作了頑強和持久的武力斗爭，取得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給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帶來了新希望。
蘇聯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后，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世界的革命者才逐漸掌握了實行社會主義的一些具體的內容。但是蘇聯40年實行社會主義具體的內容，還是非常有限，特別是這樣的具體內容，在1956年蘇聯走上修正主義后就中斷了。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卻沒有中斷，而是由中國繼承了下來，1956年之后，中國的革命者扛起了反修正主義的大旗，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特別是落后國家的勞動人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斗爭理論和具體實踐內容。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有極為豐富和珍貴的的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這近三十年的斗爭經驗是中國革命者最珍貴的寶藏，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者最珍貴的寶藏。我們必須好好地認識在革命武裝斗爭勝利后，這一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歷史，從中吸取精華和教訓。
前面提到在蘇維埃建立政權之前，一個國家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我們從馬克思的理論學到，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一步步取消商品生產，包括必須取消把勞動力作為商品來買賣的雇傭勞動。在蘇聯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后，所實行的具體政策給向社會主義過渡填入了實際內容。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它所做的任何嘗試都是沒有前例的，也因此犯了很多錯誤，像集體農場執行上的錯誤，和在投資上過于偏重重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錯誤。這些錯誤毛主席都指出了，也進行了討論，并且成為中國的借鏡，蘇聯的經驗對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非常珍貴的。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它沒有預料，可能也是無法預料到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問題，也就是出現了修正主義的問題。蘇聯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臺后才揭露出來，才明朗化起來。在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大會上，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作出全面否定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發出九封批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簡稱九評)。九評清楚地確認了那時中國共產黨未來的方向，也確定了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國所執行的一切反修和防修的政策，其中當然包括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
1998年，在慶祝《共產黨宣言》150年紀念時，艾蘭.美克新.武德(Ellen Meiksins Wood) [1]為了要解釋為什么社會主義失敗了，這樣說：失敗的原因是蘇聯企圖實行社會主義，但是卻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她的意思是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才具有社會主義發展的條件。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生產力發展已經很前進，無產階級的人數已經很多，而且有組織、有紀律。他們可以起來進行革命，推翻生產工具私有制，建立生產工具公有制，改變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為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然后再進一步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武德認為蘇聯沒有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所以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她只字不提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因此，我的推測是，她認為在討論社會主義時，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價值。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而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仍然落后的俄國和中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從歷史事實出發，來思考這個問題。首先，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目前為止，無產階級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歷史事實，再者，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的俄國和中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勝利，實行了社會主義，這也是歷史事實。我們不能不顧歷史事實，硬說社會主義不應該發生在資本主義仍然落后的國家，難道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的國家，即使是革命條件已經成熟，卻不準革命?一定得等待著資本主義發展?103年前，列寧分析了因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壟斷階段，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這時在帝國主義薄弱環節的俄國，有進行革命的機會，俄國革命成功證明了列寧的分析是正確的。
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就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武力和經濟侵略，在長久的封建制度下，中國的生產力不能發展，清朝無法抵抗外來的侵略。清末時，多少有志青年都把希望和努力放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1911年由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卻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落后和資產階級軟弱是一件事情的兩面，中國資產階級對外無法抵抗外資，對內統治需要依靠地主，因此，資產階級無法領導結束封建的民主革命。毛主席看到了資產階級無能無力領導民主革命，因此得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這就是毛主義所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這一點在毛主席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分析得極為清楚。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目的當然不會是要發展資本主義，目的當然是發展社會主義。
我們既要反對只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看法，也反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后國家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看法，因為兩者都不合歷史事實。我們也不贊成把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生產力不夠發達，作為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我們用心分析和認識中國解放后三十年社會主義的發展，我們的結論會是：30年社會主義發展是非常成功的，完全不是像資產階級所宣傳的，說社會主義是失敗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三十年(其實只有20年，因為前10年還是從戰爭恢復時期)不論從提高生產力(農業、工業、交通、通訊和生產技術)來說，或者是從普遍地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品質來說，包括對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對健康、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都是極為成功的。同樣重要的是，在這30年里，中國堅持反抗帝國主義，爭取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在二十世紀，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才能完成，毛主席所說的，同樣適用于21世紀的今天。另外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實踐證實了，只有無產階級有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而資產階級總是貪圖要從帝國主義那邊拿到些什么，拿到資金?還是拿到技術?在由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斗爭中，中國對世界上弱小國家做了各種協助和支持，包括對它們國家建設的支持和對他們不結盟運動的支持。中國的領導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把解放全世界視為自己的責任，在1956年蘇聯走上修正主義之后，中國更領導了全世界反對修正主義的抗爭。在那個讓人興奮和驕傲的年代，中國反帝的成績，給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未來帶來極大的希望，看到了終有一日，帝國主義會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陳述了這些之后，我們也必須承認另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蘇聯和中國在實行了一段社會主義后，就走不下去了。蘇聯在1956年變修了，中國在1976年走資派奪取了政權，變成新的資產階級，把中國帶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并不能說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失敗了，我認為原因是無產階級的政權被走資派奪走了。我得到這樣的結論，是從分析解放以后兩條路線斗爭得來的。但是得到這個結論后，又必須讓我們進一步問：社會主義時期兩條路線斗爭的原因，以及在兩條路線斗爭中，走資派如何在七十年代底取得勝利。我認為兩條路線的斗爭說明了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存在著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些資本主義的因素，又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落后有關系。馬克思說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要一步步地消滅，因為有商品生產就有資本主義因素。1956到1976的20年中，在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商品生產不斷地增加，商品生產在總量上和在生產的比例上都在增加，因此，資本主義因素不斷地增長。雖然我們不能說資本主義發展落后國家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說如果在生產力低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會失敗，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生產力發展的落后，會導致社會主義發展上的困難，給社會主義發展造成許多限制和很大的挑戰。這篇文章中，我將盡我所能將這些加以分析和說明。但是我所能了解的有限，而且缺乏調查，所以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加入討論。我不認為將當初革命者道德的墮落說成社會主義走不下去的唯一原因。
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不能期待圣人不斷地出現，早一輩革命者的犧牲和忘我是極為難能可貴的，是應該永遠受我們尊敬和感謝的，但是他們不是圣人。他們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犧牲自己，原因是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國土長期受到外來的殘酷的踐踏，中國面臨著亡國的危機，而中國的統治者從滿清到民國只顧貪圖自身的利益腐敗，更根本的是中國古老的封建制度已經不能再繼續下去。毛主席的領導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中國人民是可以推翻這個吃人的制度，靠人民自力更生的力量來打到一切外來的侵略和欺辱，再次建立中華民族的信心。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這些先輩革命者肯定了他們對自己生命所作的選擇。的確他們中間有些人從清廉為公轉變成腐敗貪污，但是基本上這個轉變發生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后。在社會主義時期很多官員有很大的權，也掌握著龐大的資源，但是官員們沒有將權變成錢的管道，改革后情況就不一樣了，不但權可以變成錢，而且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將權變成錢合法化，合法和非法之間的界線也就模糊了，何況很多非法貪污是由上面的人帶頭在作。
我這里指的走資派并不只是他們道德敗壞了，而是共產黨中有一部份人在他們入黨時就不認同社會主義這條路，他們加入共產黨是因為看到唯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到了解放后，他們也贊同新民主主義，和在新民主主義下執行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就不贊同了。因此，他們是非常反對文化大革命，到這時他們感到革命革到自己身上來了。他們對社會主義民主，領導要接受群眾監督，以及階級斗爭必須要繼續，所有這些都不能接受，而且極力反對。他們依然相信中國自古傳下來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是完全贊同的。這就是兩條路斗爭在意識形態上不可能有共同點的原因。
早在1976年之前，中國的走資派就已經對社會主義的成績進行了各種攻擊和毀謗，資本主義改革之后，他們就更進一步對社會主義進攻，不但宣傳中國社會主義失敗了，并且把對社會主義發展貢獻最大的工人和農民用“大鍋飯養懶漢”和“打破鐵飯碗才肯工作”來污蔑。四十年來，中國新資產階級對內和對外宣傳社會主義失敗所造成的影響是極大的。不僅是世界上的右派，連大多數的左派也相信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失敗的，帝國主義更是極力宣傳中國的社會主義失敗了。因此，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帝國主義提出了資本主義全面勝利的結論，宣布歷史已經終結，也就是說，除了資本主義已經沒有其他的路可走，即所謂的TINA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這時在跨國資本的支持下，帝國主義以新自由主義做招牌，啟動了跨國壟斷資本在全世界大幅度的擴張。與此同時，落后國家的統治階級也被迫承認他們的確是無路可走。二次大戰后，許多國家曾經想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在帝國主義圍堵下，和它們本國的資產階級過于軟弱，無法靠他們來實現二次大戰后的民族解放運動，來實現民族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這些國家必須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接受留給它們唯一的一條活路，那就是必須接受在新自由主義下，跨國資本對世界生產分工的新安排。這些國家的政權在它們的國家里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幾乎所有對跨國資本的限制，包括對外來投資和外來貸款的限制，并且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對勞動市場的管制、取消用關稅來保護本國的工業、取消對保護自然環境和工作安全的立法和政策等等。由此可見，跨國資本和代表它的帝國主義如何利用“中國社會主義失敗”的謊言，趁機擴張它在世界上的影響。但是40年之后的今天，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確已經走到盡頭。
在蘇聯走向修正主義時，中國的革命者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指出了未來共產主義的道路，中國反修和防修斗爭的策略，和中國具體加強無產階級力量和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政策，這一切給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帶了希望。但是當中國走向了資本主義之后，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再度失去了方向。大多數發展落后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但是這些國家里，仍然有革命者，追隨著毛澤東主義，英勇地堅持著武裝革命斗爭，但是在這革命的低潮時期，他們的力量終究是薄弱的，他們急需要支援，特別是進一步提出今后全世界革命的方向，以及鑒定馬、列、毛的革命理論和發展當今的革命策略。
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之后，為什么明明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卻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作幌子?欺騙人民?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和支持，如果走資派確認社會主義真的是失敗了，資產階級完全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失敗了，現在該由我們領導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為什么他們不敢這樣做?另外，由毛主席創立和領導的共產黨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資產階級完全可以將共產黨解散，另建一個新的政黨，好幾個東歐國家就有這樣的例子，但是資產階級并沒有這樣做，他們的作法是利用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把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說成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利用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借著這個黨來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建立起資本主義。
40年之后，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已經認清了今天的共產黨的真相，他們看清了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再依靠人民，已經不再為人民服務，他們親身體驗到勞動人民在改革開放后的處境，原來在社會上被尊敬的工人階級，如今成為弱勢群體，工人親身體驗到當他們的勞動力被當作商品買賣時，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勞動者的尊嚴。農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后，無法抵抗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對他們的欺壓。幾億農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丟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親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錢來養活家人。這些離家到外謀生的新工人，和被解雇的前國有工廠的老工人承受著各種艱難，工資低、沒有福利、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新工人更承受了沒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證，因此子女不能上學，他們被強迫承受與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離痛苦。在今天中國的社會里，以前已經被鏟除了的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事件，每天每時都不斷地重復著。錢財不斷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權力、有資本的方向流，讓極少數人過著極為奢侈的生活，這些人把他們的子女送去國外，在美、歐、加拿大等國的大城市，他們大量買房置產、開豪華車、戴高價的珠寶，成為當地極為引人矚目的富有華人。這些富豪子女帶走的財富都是中國勞動人民辛苦工作，卻滿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積累(每年在數字龐大的GDP里，中國人自己的消費只從30%多一點增加到39%)。在這樣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兩極分化的社會里，當政者卻不斷地提倡所謂和諧社會，難道他們真的認為有人會相信?
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貪官污吏和私有公司的老板外，還有不少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過著相當好的日子，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余錢可以去各處旅游，他們對目前的生活是滿意的。但是這些小資產階級中多數是已經工作了多年，年紀比較大的，甚至已經退休的知識份子。年輕人為了能夠達到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而拼了命地努力，但是他們發現要實現這個夢想，越來越困難，他們幾乎要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勞動者他們的生活的確好多了，但是他們長期不顧自己健康的過份勞動能夠持久嗎?幾乎耗盡了生命換來的比較舒適的生活，值得嗎?
許多曾經在社會主義生活過的人對過去是懷念的，那時生活雖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會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嚴、有希望。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員是清廉的，沒有人可以靠政治權力而致富。這些人仍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他們中間包括忠誠的共產黨員，其中有些人基于過去對共產黨的信任，以及他們自己到目前沒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種困難，而且還能夠過著小資產階級相當富裕的生活，因此對當今的共產黨雖然不滿，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們認為共產黨過去也曾經犯過錯誤，但是經過整黨，共產黨把錯誤糾正過來，仍然可以回到正確的路上去。40年過去了，在這40年里，共產黨每一個新的領導出來，這些人都會對這位新領導寄予無限的期望，他們會細心地觀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聽他的講話，一廂情愿地去解讀新領導每句話的意思，他們是真心的不想要放棄對共產黨的希望，這也難怪他們，在他們的一生中，中國受盡了外國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盡了極端的苦難，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解放，給中國帶來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嚴。盡管他們對現今社會懷著各種不滿，但是他們不認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當今的共產黨。因此總的說來，資產階級一切欺騙的伎倆，到目前為止，對這些人來說，是相當成功的。對這個騙局我們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果我們更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經歷過的兩條路線斗爭，將會有助于認識今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繼續斗爭的事實。社會主義時期，走資派所要執行的各種政策，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工人和農民堅持抵制，堵住了他們的路，這些政策今天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可以敞開地、無遮掩地實行。只要把他們所有要執行的都歸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口袋里就行了，他們這樣沒有任何真實性的謊言還能維持多久?
兩條路線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的斗爭，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要增強勞動人民(工人與農民)的力量來和資本作斗爭，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上的一切具體政策都是根據這個目的來制定的，這就是社會主義路線。資本主義路線則是用一切力量來打擊勞動人民，以便增強資本的力量來建立和培養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勞動人民的力量，社會主義路線建立工人與農民之間緊密的聯盟，并且盡所有力量來加強和鞏固工農聯盟。資本主義路線則是盡一切力量打擊工人與農民之間的團結，并且竭力破壞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盟。
上面說過了，無論以什么標準來衡量，社會主義都是成功的，但是資產階級奪去了無產階級的政權。這篇文章將分析為什么說社會主義是成功的?并且嘗試分析為什么資產階級可以奪取政權?在社會主義實踐期間，為什么會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是什么力量在支持資本主義路線?以致這股力量可以強大到奪取無產階級的政權?與資產階級相比較，為什么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夠強大，以致失去了政權?在被奪取政權40年之后，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資料讓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我在這里作一些初步的嘗試，我不認為自己已經將這些問題想清楚了，因此可以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而只是根據我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寫出來供中國馬列毛主義者做參考，更重要的是要請他們糾正錯誤，并且補充內容，以便能夠正確地和完整地對待這些極為重要的問題。
解放后的兩條路線斗爭
這一篇文章將用具體的發展策略和政策來說明在1949年到1976年中，兩條路線的根本差別，并說明兩條路線的斗爭如何貫穿了整個社會主義的二十年，直到走資派奪取政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兩條路線斗爭仍然繼續到今天，并且因為社會矛盾進一步加深，兩條路線斗爭也就隨著資本主義改革越來越明朗化。兩條路線斗爭從解放開始，持續到今天，更會持續到未來。這篇文章將用具體的事實來說明解放后在各個領域里，主要是集中在生產領域里，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之間的斗爭，從1956年到1976年，中國社會在兩條路線斗爭中，向前邁進，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上的各種建設，阻擋了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地對中國的各種干擾，獨立自主地完成了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各方面的建設。
在前言中，我表明我不贊成學院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分析。我當然也不贊成資產階級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實踐失敗了，是因為社會主義違背人性的自私和貪婪。我從根本上就反對社會主義失敗的這種說法，只要實事求是地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成果進行分析，就會得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是成功的結論，無論從生產力在20年內快速的發展來看，還是從在這20年里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教育、健康、文化各方面普遍提高來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不僅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普遍的提高，而且改造了舊社會，創造了嶄新的社會和在新社會生活的人。雖然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得承認，在197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就不能繼續走下去了，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不是社會主義失敗了，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是走資派奪取了無產階級的政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不顧歷史的發展，教條地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行，即使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他們也肯定它們沒有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我反對他們看不到歷史現實的固執，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生產力發展不足對發展社會主義所產生的限制和挑戰。
生產力發展不足使得在中國革命成功后，沒有辦法成立一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中國在工業上成立了全民所有制，但是在農業上只能成立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也屬公有制)。如果是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生產已經非常集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后，這個國家就可以把大型農場接收過來，或者贖買過來，把農業生產的私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像中國這樣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就不可能這樣做。因此，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就只能有兩種(或者多于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在中國兩種所有制并存，造成了許多限制和挑戰。直到七十年代初，這些困難和挑戰在毛主席領導的工農聯盟的政策下被克服了，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兩種所有制并存的矛盾卻越來越嚴重。這個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為走資派制造了奪權的好機會。這一點在這里先作簡短的說明，之后，在文章中，將作較詳細的說明和分析。
土地改革后，全國各地農業的發展差距非常大，即使在一個地區，譬如說在長江流域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也還有較富有的省和較貧窮的省;即使在江蘇省內，也有發展程度較高的蘇南和發展程度較低的蘇北，而中國沿海地區跟內陸地區的差別就更大了。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時，曾經有過以生產大隊(一個村的大小)作為核算單位的嘗試，但是即使以生產大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都有問題。因為在一個村規模大小的大隊，有幾十家農戶，這幾十家農戶的生產力在生產工具所有上，和在每家有多少勞動力上都不均等。如果把他們都歸在一個生產單位(核算單位)，就會把他們的收入平均化，把有些家庭的收入拉高，把另外一些家庭的收入壓低，這就是當時反對“一平二調”的批評。“一平”就是把收入平均化了，“二調”就是把一些家庭的資源給調走了。因此，最后只好改為以十幾家大小的生產(小)隊作為生產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單位。
走資派對集體所有制的批評是，農民在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下沒有生產的積極性，因此他們鼓吹“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擴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場，和農民向國家訂包產到戶的合同。他們認為用這些所謂“多產多得”的伎倆可以鼓勵農民多生產。其實，集體所有制的問題不出在生產力不能發展，而是來自生產力得到快速的發展。怎么說呢?一方面，集體所有制對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有極大的貢獻，普遍地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和農民的生活(這一點會在文章中作詳細的說明)。但是集體所有制有它的限制，這個限制使得在集體所有制下，雖然在一個生產隊內，每個農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之內，農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體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產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雖然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與公社之間的差別卻是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富社更富，窮社卻越跟不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富的公社和窮的公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說明了在集體所有制下，產生了兩極分化。而農村的連極分化，非常不利于工農聯盟。
一個較為富有的公社，每年生產多，除了社員的收入多，每年的公積金也多，也就是可以用來投資的積累多，這個公社肯定比一個較貧窮的公社要發展得快。因為收入低的公社，在扣除了社員生活所需之后，所剩下的能夠放入公積金的部分不多，不能和富有的社相比。這就是為什么富社更富，窮社與富社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這樣的兩極分化到了七十年代初更加嚴重。因為一些富的公社和大隊，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工業利潤，也就是收入扣除成本比農業要高，回收也比農業要快。農村工業的發展是件大好事，但是農村工業的發展也進一步導致農村經濟的兩極分化。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本來就是農業發展最高的地區，在人民公社進行工業化時，也是工業發展最快的地區。隨著工業的發展，這些公社有很多資金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這些公社社員除了收入高以外，能享受到的各種福利也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發展較落后地區的貧窮公社，無論在生產建設上，還是在社員生活上，都與這些富有的公社相去甚遠，根據一些資料說明富社與貧社之間的收入的差別，可能達到十比一之大。
對這種農村兩極分化的情形，國家能夠做的有限，因為是集體所有制，所以國家不能調動集體所有的資源，把富社的資源分配給窮社。國家規定，工業發展較快的公社應把工業所得利潤的40%用來支持農業的發展和用作公社的公益金。許多有工業的公社對這樣的規定并不滿意，因此，造成了國家與集體之間的矛盾，這樣的矛盾也就是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因此削弱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緊密聯盟的基礎。在勞動人民中的工人和農民不能結成緊密聯盟時，就給了走資派非常有利的奪取無產階級政權的機會。
另外，在生產力不足時，農村兩極分化不能很好地體現集體所有制內的按勞分配。因為貧窮的大隊和公社的生產不足，每年的收入除了付稅和扣留公積金和公益金之外，再扣除隊員的口糧外，剩余不多。按照工分來作分配時，每個工分所值非常有限，所以雖然有的社員努力工作拿到的工分不少，但是換成收入卻是非常有限。這就無法實現集體所有的按勞報酬的原則，對貧窮社隊的農民會有發揮勞動的積極性問題。
這篇文章將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分作三部份，在每一部份中再分成幾個小節來作陳述，每一部份的最后有一個總結，全文最后有一個根據三部份作出的總的結論。另外，這文章有三篇附附錄，每一篇都對重要議題的進一步討論，希望讀者能夠閱讀。我將這些討論放在附錄里并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不想把主文的論述過于分散。
[1]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50 Years, Monthly Review, Ma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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