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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會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專政》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17/09/382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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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生產中的相互關系
第二章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第一節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產生
沒收大資本
無產階級粉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就要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逐步把資產階級所占有的工廠、礦山、銀行、交通運輸企業等國家的經濟命脈奪取過來，摧毀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要求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去代替那在歷史上已經過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無產階級舉行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是歷史提出的要求。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當無產階級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成為統治階級的時候，“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如果繼續讓資產階級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那末在政治上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必將憑借其經濟實力，配合其政治上、軍事上的反撲，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產階級復辟。因此，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大銀行、大工廠和交通運輸方面的大企業，必須在奪取政權以后迅速地沒收，歸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有。
這樣，就可以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的武器奪取過來，變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否則，無產階級奪得的政權便將得而復失。列寧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葬送巴黎公社光輝勝利果實的兩個錯誤之一，就是沒有把象銀行這樣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大企業奪取到無產階級手中。
列寧領導的偉大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汲取了巴黎公社的歷史教訓，在用革命暴力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以后，立即把銀行、鐵路、商船以及各部門的大工業先后收歸國有，建立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剝奪剝奪者”的理論的光輝實踐。
毛主席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指導我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剝奪剝奪者的理論。毛主席對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科學分析，把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劃分為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大資本)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中小資本)，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劃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中小資本家)，制定了黨對它們的不同政策。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據統計，到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以蔣、宋、孔、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資源委員會”壟斷了全國范圍內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發電量的67%，煤產量的33%，鋼鐵產量的90%，石油產量的100%，有色金屬產量的100%，水泥產量的45%。其他反動機構還壟斷了全國范圍內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紡錠設備的38%，織布設備的60%，糖產量的90%。在交通運輸方面，占有全部鐵路、公路、航空運輸和44%的輪船噸位。)
官僚資產階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極端反動的統治階級，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是官僚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反對官僚資本主義，是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針對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本質，毛主席在領導我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就明確規定了沒收官僚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的政策。
黨和政府根據毛主席制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過程中，陸續沒收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沒收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共有二千八百五十八家，擁有工人七十五萬多人。這些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被沒收以后，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財產。
沒收官僚資本，具有兩重革命意義：一方面，沒收官僚資本就是沒收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沒收官僚資本也就是剝奪大資產階極又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解放以前，官僚資本在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固定資本中占到百分之八十，民族資本占百分之二十。沒收了官僚資本，就把中國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主要部分消滅了。
在我國，由于革命的進程是從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是從農村包圍城市到最后奪取城市，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產生還具有這樣的特點：在人民民主革命的發展過程中，為著支援革命戰爭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在革命根據地早就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營經濟，不過數量不多。大量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產生的。
通過沒收官僚資本，變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變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改造中小資本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必須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國有化。但是，無償沒收并不是唯一的途徑。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工人決不拒絕向資產階級贖買。”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和國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迫使資本家屈服于無產階級的意志，接受無產階級的贖買政策，給資本家以一定的贖金，將資本主義企業逐步地轉變為社會主義企業，這對于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因為，這樣可以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過程中，不致使生產中斷，避免或減少突然變革中可能引起的損失和混亂。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列寧曾經試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對一部分資產階級實行贖買，以便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大工業生產。“既然無產階級緊緊掌握著政權，緊緊掌握著運輸業和大工業，這里也就沒有什么使無產階級政權可怕的地方。”但是，當時俄國的資產階級抗拒無產階級的贖買政策，因而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
毛主席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根據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總結了我黨在革命根據地所實施的工商業政策的經驗，對不同于官僚資產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小資本家)進行了深刻的科學分析，規定了不同的政策，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對資產階級采取贖買政策的思想。
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被迫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強烈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性。民族資產階級所經營的工商業，從整體上來看，都屬于中小型的資本主義企業，是以數量多、規模小、經營分散為特點的。
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國原來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允許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一定時期內存在和一定限度的發展，在増加工業產品生產、擴大城鄉經濟交流等方面，客觀上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由于其剝削工人、唯利是圖的本質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然要產生不利的消極作用。根據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兩重作用，毛主席制定了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逐步地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終結的時候，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消極作用進一歩暴露了，它越來越阻礙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越來越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毛主席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條總路線的實質，是解決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即通過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對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使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的唯一的經濟基礎。
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直接支配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它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范圍的資本主義”。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用來改造中小資本主義工商業，把這一部分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一種過渡的經濟形式。
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按照它們受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受國家、工人階級監督的程度，區分為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初級形式，在工業中有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在商業中有代購、代銷等形式。
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使資本主義經濟接受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流通領域內發生了聯系，迫使資本主義經濟在生產和經營的方向、剝削的程度，價格和市場條件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使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在不同程度上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
但是，這種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畢竟沒有改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仍然屬于資本家私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權依然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工人仍然處在受利削的地位。因此，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不可能根本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矛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向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過置。
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是公私合營。國家對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委派干部去擔任企業的領導工作，依靠工人群眾和按照國家計劃來管理企業。這樣，社會主義成份就在企業內居于領導地位，使國家能夠控制企業的整個生產過程，把企業的供、產、銷納入了國家計劃。
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實際上已失去了對企業的管理權，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受到了很大限制。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在我國的實踐中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具有取得經驗、典型示范的意義。但是，在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階段，在各個行業中，一般只有少數規模較大的企業實行合營，還有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沒有實行合營。在這種條件下，國家不能在整個行業的范國內全面貫徹國家計劃，并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對整個行業進行統籌安排，全面調整。
同時，在個別企業合營的階段，資本家是按其資本在企業資金總額中的比例參加利潤分配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隨著生產發展而不斷增加，這對于工人積極性的發揮和國家資金的積累也是不利的。個別企業公私合營階段的這些矛盾表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必須進一步向前發展，
在毛主席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一九五五年底、一九五六年初，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由于社會主義占領了廣大農村陣地，最后割斷了資本主義經濟同個體經濟的聯系，工人農民兩頭一夾攻，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接受改造，走上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道路。
(棍據1956年6月底統計，全國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占1955年底八萬八千多戶私營工業的97.3%，職工人數占97.7%，產值占99.1%。)
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國家對資本家賣行了定息制度。資本家只能在一定年限內，按照企業在合營以前的資本總額、按照固定息率(一般為年息五厘)領取般息，即定息。資本家的剝削收入不再隨著企業生產的發展而增加。這就解決了在個別企業合營時期資本家按股額比例分取企業利潤所產生的矛盾。
同時，實行全行業合營和定息制度以后，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不完全了，它只表現在按私股份額取得一定的股息上，并且同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完全分離。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完全屬于國家和全體勞動人民。國家可以對全部合營企業按照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統一的經濟改組，如合并、轉業等等，加強了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領導。
全行業公私合營是把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改造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歩驟。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實現，標志著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公私合營企業基本上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了。在國家規定的支付給資本家的定息年限已滿，并且停止支付定息的時候，公私合營企業就變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了。
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都要遇到大資本和中小資本同時并存這樣一種情況。根據大資本和中小資本、大資產階級和中小資本家的不同情況，采取沒收和贖買這樣兩種不同的形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國有化，這對于分化資產階級，加速實現無產階級“剝奪剝奪者”的歷史任務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都是十分必要的。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用贖買的辦法，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來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決不意味著取消階級斗爭，而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現代修正主義者捏造我國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所謂“和平過渡”，這是故意把工人階級要不要用革命暴力奪取政權，同工人階級在用革命暴力奪得政權以后，能不能達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兩個根本不同的問題混同起來，以販賣他們的修正主義謬論。
事實上，正是由于無產階級有了強大的國家機器，民族資產階級才不敢造反，才有可能迫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而這種改造本身也是一種新的階級斗爭形式。列寧指出，國家資本主義“也是一種斗爭形式，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斗爭。”
我國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整個過程中，始終貫串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極為復雜和深刻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是一種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斗爭。
其中，主要的是一九五0年春天為了穩定物價而反對投機活動的斗爭，一九五二年反對資產階級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偸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高潮時期反對資本家抽逃資金、高估資產總值以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斗爭，以及包括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在內的一系列經濟、政治、思想領域里的斗爭。
通過這些斗爭，打擊那些堅持不法行為和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少數資產階級分子，使之在人民群眾中陷于完全的孤立，迫使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現在，資本主義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雖已基本完成，但是，還要繼續在較長時間內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務;而且，生產關系其他方面的資本主義傳統或痕跡仍然存在，還需要逐步地加以肅清;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也還遠遠沒有完成。要把原來的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還是一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長期的斗爭過程。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改造和反改造的斗爭也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黨內一直存在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
劉少奇、林彪一伙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遙相呼應，內外發動，大肆贊美“資本主義是一匹剽悍的惡馬，騎上去可以走路如飛”，“要大大的發展”。劉少奇在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關鍵時刻，竭力制造資產階級“剝削有功”的反革命輿論，叫嚷要“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可以和國營企業并行發展”，猖狂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確方針。
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節節勝利展開的時候，劉少奇一伙又大肆美化資產階級，胡說資本家是“自愿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贊美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聰明”、應該把他們當作“先生”、“寶貝”加以重用，妄圖使資本家繼續掌握企業的領導權，以達到保存資本主義的目的。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劉少奇、林彪一伙又竭力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硬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解決了，資產階級已沒有兩面性，不需要再改造了。
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的修正主義路線，雖然每個時期的表現形式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目的總是為著保存、發展或者復辟資本主義。這條修正主義路線，同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完全違反的，是違背歷史潮流的，而歷史潮流總是阻擋不住的。
第二節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鞏固和完善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巨大優越性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通過剝奪剝奪者，消滅了帝國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逐步改造了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而產生的。同時，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條件下，開展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不斷地新建和擴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又使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得到不斷地發展和壯大。
新建和擴建企業的資金，是工人和農民的勞動新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是通過國營企業上繳的利潤和稅金以及農業稅等形式集中到國家手里的。所以，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通過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產生的，而它的發展壯大，則是大規模地有計劃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
到一九七三年，全民所有制工業巳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九十七，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在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范圍，包括礦藏，水流，由法律規定為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自然資源，鐵路、郵電、銀行、國營工廠、國營農場、國營商業等國營企業。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必須采取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屬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只能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來占有，并按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需要，作統一的合理的調度和運用，以增進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
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也還沒有消滅，只有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能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并正確處理他們之間的矛盾，抵制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侵蝕和進攻。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范圍內，必須貫徹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就是說，國營企業的領導權必須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里，以保證貫徹執行馬克思主義路線;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屬于國家，不按照國家的規定，沒有上級主管機關的批準，企業不能把生產資料轉移、出讓或贈送給別的企業或單位;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的國營企業，必須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來發揮積極性;國營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都必須服從和堅決執行國家的統一計劃，而不能和國家的計劃相抵觸，國營企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采購及其產品的調撥和銷售，勞動力的增加或減少，都必須服從國家的統一規定，而不能聽任各個企業自由處理;國營企業職工的工資標準，必須由國家統一規定，國營企業的贏利必須由國家統一支配，計劃使用。
只有貫徹黨和國家的集中統一領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才能真正被運用來服務于全體勞動人民地利益，才能真正體現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如果在國營經濟的生產、流通、分配等方面沒有黨和國家的這種集中統一領導，而是聽任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各個企業各行其是，那么，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也就不成其為全民所有制，而被分割成為地方所有制、部門所有制、企業所有制或者集體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了。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革命飛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占有生產資料，按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做統一的合理的支配，這就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的新局面，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比較，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化水平較高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同，它的生產資料不是屬于社會的一部分勞動人民，而是屬于社會全體勞動人民所有，用來增進全社會勞動人民的利益。各個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所擁有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和質量雖然千差萬別，但在國營企業里工作的工人，并不因企業裝備先進程度的差別、產量高低、盈利多少而有不同的勞動報酬。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同現代工業中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現代工業中，各個部門、各個企業都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都是社會化大生產整體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工業中這種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客觀上要求有一個社會中心來統一支配所有的部門和所有的企業，以便使各部門各企業能夠緊密地相互配合，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這種對所有的部門和所有的企業的統一支配權，只有當這些部門和這些企業的生產資料都屬于一個主人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這樣的主人，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唯一可能的形態，便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以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出現，是現代工業中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運動導致的必然結果。
有了這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才能克服生產社會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克服資本主義制度下那種個別企業生產的組織性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嚴重的浪費和破壞，消除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浪費，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促進生產力以更高速度向前發展。
資本主義企業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只能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而決不可以象修正主義者所提出的“工廠歸工人”的口號所要求的那樣，把資本家的工礦企業交給各個工礦企業的工人所有。
因為，如果把這些工礦企業分給各個企業的工人所有，那么第一，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手中將不再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無產階級專政將失去其主要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第二，無產階級的戰斗隊伍將被小集團所有制所分裂。第三，社會主義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領導將無法貫徹，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將無法克服。一句話，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事業將被葬送，資本主義必然復辟。
列寧曾經嚴厲批評過把工廠交給生產者”直接組織生產”的主張，指出這種主張的實質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的所有權合法化、或者把他們削弱或阻撓執行全國政權的命令的權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對蘇維埃政權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和完全放棄社會主義。”
“工廠歸工人”以及任何類似的主張，實際上是企圖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蛻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脫變為一小撮特權階層所有制即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主張。
資本主義私有制也有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
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也搞過一些“國有化”，把一些原來屬于私人資本的煤礦、電力工業等收歸“國有”。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國家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里的“國有化”，也就只能是資本主義國有化，只能是把企業從個別資本家的手里轉移到做為“總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手里。企業被收歸國有的資本家，得到了優厚的補償，他們的私有財產和剝削者的地位絲毫也沒有受到影響。
企業的管理權依舊掌握在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手里。工人受到的剝削更厲害了。恩格斯早就深刻地揭露過資本主義國家占有生產資料的反動的階級本質，指出：“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所以，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按其本質來講，是集團的資本家所有制，它是連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因素都沒有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妄圖把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同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混為一談，是極端荒謬的。這正好暴露了他們充當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士的丑惡面目。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基礎。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通過沒收大資本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牢牢地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小資本主義經濟和對農民、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國營經濟的領導來實現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實現以后，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進行的。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擁有全部現代化的大工業。國營工業所提供的大量機器設備、器材、燃料和動力，不僅是促進國營經濟各部門技術改造的條件，也是促進農業進行技術改造、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物質基礎。
在滿足人民生活需要和積累國家建設資金方面，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也起著巨大的作用。一九七三年，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已占到整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六。供應城鄉人民生活消費的工業品，絕大部分是國營工業的產品，并且是經過國營商業的統一調度輸送到全國城鄉勞動人民手中的。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和國防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地大部分是依靠國營企業內部的積累提供的。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農業部門中的比重不大。從數量上看，農業部門中大部分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但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的建立，是在農業經濟領域實現生產關系變革的重大戰略措施，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它對于實現《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建立農業方面的產業軍、實現工業和農業的直接結合，以及促進三大差別的逐步縮小等方面具有深遠意義。
具體說來，社會主義國營農場的作用主要是：
(一)國營農場是由國家投資興辦的，它的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不受農場本身資金積累的限制，可以比農村集體經濟先走一步，在農業機械化方面起帶頭和示范的作用。國營農場本身還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可以舉辦一些工業企業，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促使工業和農業更好地得到結合。
(二)國營農場是國家進行農業科學實驗的重要基地。對于那些需要集中較多的研究人員，耗費較多的資金，需要經過較長時間才能獲得成果的科學實驗，農村集體經濟往往由于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受到限制而難于進行。國營農場則可以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從事各種科學實驗，并將取得的成果——優良品種和先進經驗——及時地推廣到農村人民公社。
(三)國營農場在大規模地開墾荒地、大面積地培育和采伐林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四)國營農場在培養知識青年方面，由于生產活動、政治活動、生活管理比較集中，有利于學習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革命傳統，是培養青年一代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的好學校，是鍛煉革命青年的大熔爐。
在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還有一種重要的形式，這就是生產建設兵團。它是一種包括著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各個方面的一種綜合性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單位，大多建立在土地遼闊、人口稀少的邊境地區，擔負著建設邊疆、保衛邊疆、鞏固國防等重要任務。在生產建設兵團中工作的老工人、革命干部和知識青年既是一支經濟建設的產業軍，又是一支保衛邊疆的強大的戰斗部隊。這種形式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著特殊的意義。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斗爭中鞏固和完善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一種公有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是歷史上唯一可能直接發展為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把生產資料變為全體勞動人民的公有財產這一點上，它同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有一致的地方。所以，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已經具有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但這決不是說，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一經建立起來就完善了，它還有一個鞏固和完善的過程。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同題，也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由誰支配，為誰服務的問題。它集中地體現在企業歸誰領導、歸誰管理上面。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企業也就歸不同的階級領導和管理，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企業歸資本家領導和管理。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企業當然應該歸勞動者領導和管理。不能認為，勞動者在社會主義企業里的權利，只是在某些人的領導下享受工作權、教育權、休息權等等。
領導和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根本的權利之一。沒有這個權利，就沒有工作權、受教育權、休息權等等，就不能保障企業為勞動者的利益服務，就不能體現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
但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勞動者還主要只能通過國家委派的代表，或者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來領導和管理生產，這些代表一般具有相對的固定性，主要從事腦力勞動。這就是說，在實現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的過程中，還存在領導者、管理者和直接生產者這樣一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舊的社會分工。這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舊的社會分工，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消失。
那時，領導和管理的職能，人人能夠勝任，這種“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然后將成為一種習慣，最后就不再成其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中，這種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舊的社會分工仍然存在，標志著所有制問題上舊社會的傳統或痕跡仍然存在。“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后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每日疲于謀生，使它能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
如果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創造條件來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社會分工，而是把這種社會分工鞏固、擴大、強化。就會出現新的精神貴族、技術貴族把持和壟斷企業的領導權，從而將最終改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因此，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鞏固和完善的過程，就是創造條件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這種舊的社會分工逐步趨于消滅的過程。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中的舊社會的傳統或痕跡，還表現在各個國營企業獨立進行核算，依靠本企業的收入來抵償支出，并以上繳利潤的形式為國家提供積累。在這種條件下，各個國營企業雖然沒有不同的主人，但相互交換產品仍要象不同的所有者那樣，計價付款，表觀為價值關系。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一方面具有共產主義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舊社會的傳統或痕跡。這種情況表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即使在建立起來以后，問題也并沒有完全解決。它仍然存在向共產主義發展和向資本主義倒退這兩種可能性。這樣，就必然要在所有制間題上展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
這種斗爭是多方面的，但是集中表現在兩個階級爭奪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領導權間題上。一九六九年毛主席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說過：“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入群眾手里。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么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么獎金，等等。”“但是，工廠里確有壞人。”“就是說明革命沒有完”。
毛主席的這段話，不僅說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所有制問題，如同其他問題一樣，不能只看它的形式，還要看它的實際內容。毛主席的這段話告訴我們，為了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關健在于一定要把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里。
如果國營經濟的各級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他們就能夠代表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來占有和支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就能鞏固，就能逐步趨于完善。如果國營經濟的領導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篡奪，那么，他們就會把黨和國家賦予他們的為人民服務的職責，變為謀取個人私利的特權，就會把在經營管理上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搞成不受黨和國家控制的獨立王國，就會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搞資本主義復辟。
這樣的國營經濟單位，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實際上已經蛻化變質了。從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薛的情況來看，從我國文化大革命中揭發出來的一部分工廠企業的情況來看，資產階級改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就是從奪取領導權開始的。
為著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同篡奪領導權的走資派進行堅決的斗爭，把被篡奪的領導權重新奪回來。這種斗爭，不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決的。同時，掌握國營經濟領導權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員的代表(各級干部)，要使自己能夠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就必須加強世界觀的改造，努力使自己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如果不向這方面努力，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支配下，就有可能在管理企業、支配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的過程中，背離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有一些人在經營管理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熱衷于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搞管、卡、扣、罰，一句話，不把勞動人民當作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
這就必然會損害、削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發展下去，就要使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蛻化變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群眾和干部批判了這種傾向。但是，已經被批判了的東西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有可能重新出現。一九七四年年初，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部分工人貼出丁一張名為《要當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的大宇報，指出：“領導不是把工人當作碼頭的主人，而是視為噸位的奴隸，這是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在我區的反映。”
這句話抓住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要害，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里，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管理國營經濟的時候，必然走群眾路線，依靠廣大工人群眾來辦企業，從而確保工人群眾在企業中的主人地位。
而廣大工人群眾積極參加企業管理，就能協助和監督干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保證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執行。如果有壞人篡奪了企業的領導權，那里的工人群眾還能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把它重新奪回來，使企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國營企業的領導權加果不掌握在工人群眾手里，修正主義的“一長制”就會泛濫。實行修正主義的“一長制”，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篡奪國營經濟領導權的重要步驟。在修正主義的“一長制”條件下，工人群眾實際上同生產資料分離了。他們聽命于“一長”，沒有對企業的領導權，也就不成其為企業的主人了。
發展下去就會被“一長”當作單純的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使用。至于這種生產過程符合不符合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勞動群眾再也無權過問了。恩格斯指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讓修正主義“一長制”泛濫，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就會一步一步地蛻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
鑒別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手里，關鍵在于執行什么路線，看企業的經營管理是不是貫徹社會主義的原則;看廣大工人群眾在企業中是不是處于主人的地位。歸根到底就是看企業的生產經營是不是代表著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
修正主義路線總是把物質刺激，管、卡、扣、罰，利潤掛帥和市場競爭那一套資本主義貨色，改頭換面地販運過來，冒充社會主義，以便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平演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而馬克思主義路線總是堅持要加強黨的領導，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執行民主集中制，依靠廣大工人群眾管理好企業。堅持馬克思主義路線，批判修正主義路線，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根本保證。
在不斷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程中，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對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毛主席說：“有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統一計劃下，讓地方辦更多的事”。這就是說，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一般必須實行在中央集中領導下的分級管理制度，把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都充分調動起來。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劉少奇和林彪一伙所搞的那種“條條專政”是有本質區別的。
劉少奇、林彪一伙所搞的“條條專政”，是束縛地方和企業的手腳，扼殺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首創精神的繩索。在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時候，則必須反對那種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統一領導的本位主義和分散主義。總之，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對于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為了鞏固和完善全民所有制，還必須同破壞國家財產以及貪污盜竊等犯罪行為作斗爭，同時也要批判和制止那種化公為私或者變全民所有為小集團所有的錯誤思想和行為，以維護全民所有的財產不受損害。
第三節 蘇修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
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發展變化，存在著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是：當著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群眾的手里，當著馬克思主義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時候，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就得到鞏固和進一步的完善。二十多年來，我國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斗爭，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就是這種發展前途的最好證明。
另一種可能性是，當著領導權被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所篡奪，當著修正主義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時候，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就要蛻化變質，蛻變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臺后的蘇聯，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臺以后，在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在經濟領域中推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一九五七年，赫魯曉夫就提出要把“贏利和生產基金利用情況”規定為“計劃和考核企業、建設單位的重要指標”。
一九六一年，在蘇修二十二大上，又進一步提出“應當提高利潤和贏利的意義”，把它作為黨的“綱領性要求”。一九六二年，蘇修經濟學家利別爾曼在蘇修叛徒集團的支持下，拋出一篇題為《計劃·利潤·獎金》的黑文，系統地鼓吹以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為核心的國營企業管理方案。蘇修《真理報》、《消息報》、《經濟報》等各大報就這篇黑文組織了廣泛的討論。經過這樣一番輿論準備，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蘇修中央全會肯定了利別爾曼的建議，決定”廣泛地進行試驗”。
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魯曉夫以后，在“廣泛實行經濟改革”的名義下，把赫魯曉夫那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措施在所謂《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中和其他一些決議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成為復辟資本主義的“新經濟體制”。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在推行資本主義的企業自由化的同時，又仿效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一套辦法，積極推行所謂“經濟核算制的生產聯合公司”，以加強這伙叛徒對蘇聯經濟的資產階級壟斷統治。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臺以來所推行的這一條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已經使蘇聯原來的國營經濟蛻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資料歸哪個階級所占有，用來為哪個階級服務。從以下兩個方面的變化，可以看出蘇聯國營經濟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性質。
第一，從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和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來看，在蘇聯的國營企業里，工人群眾已經從社會主義企業的主人地位下降到官僚壟新資產階級的雇傭奴家地位，掌握企業領導權的，是蘇修領導集團委派的代理人。
蘇修《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規定：“有關生產經營活動的權力，由經理(主管人、主任)和按照職務分工規定的企業其他負責人員行使之。”企業經理有權確定企業的人員定額，有權“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員，對企業的工作人員采取獎勵措施和進行處分”，有權確定職工的工資和獎金，有權出賣、轉讓或出租企業的生產資料，有權支配蘇修領導集團留歸企業自己支配的各種“經濟刺激基金”。
總之，蘇修叛徒集團委派的經理、廠長等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在生產過程中有這個權，那個權，而蘇聯工人群眾卻什么權也沒有了。他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已被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完全剝奪了，侵占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引用過亞里士多德的這樣一句話，“因為主人不是通過獲得奴隸，而是通過使用奴隸，來證明他自己是主人。”
馬克思對這句話作了發揮，他說，資本家也不是“通過使他有權購買勞動的資本所有權”，而是“通過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勞動者，在今天是使用雇傭工人，”來證明他自己是資本家。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雖然至今還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他們正是通過迫使蘇聯工人群眾作為雇傭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來證明他們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的。
據1969年蘇修報刊透露，企業的“領導人”“大權在握”，為所欲為，“象資本家一樣，隨便處罰和解雇工人”，而工人則“仿佛陷在汽車底下一樣”。蘇修農業部建筑托拉斯的一個經理有一句絕妙的自白。他說“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位蘇聯婦女用親身的感受點破了這些“國營企業”的性質，她說：“我們這里，過去是資本家、富農統治，現在是新資本家、新富農統治著。”
第二，從產品分配關系來看，在蘇聯的國營企業里，產品分配關系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又重新出現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除了以國家的名義，通過稅金和上繳利潤的形式剝削工人以外，還任意擴大、強化分配中的資產階級法權，通過高工資、高獎金和名目繁多的個人津貼，使那些官僚、廠長、經理、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等特權階層放肆地剝削工人。
這種剝削是在“按勞分配”的外殼下進行的。在蘇聯國營企業里，少數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攫取了工人創造的巨額剩余價值，充分說明了蘇聯的國營經濟已經完全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經濟了。
據蘇修報刊透露，在實行勃列日涅夫的“新經濟體制”后，蘇聯國營企業中車工的月計件工資，低的五十至六十盧布，中等的七十至八十盧布。而那些經理、廠長等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分子用工資、獎金、補貼等合法手段攫取的，就高出工人的工資收入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用貪污盜竊等非法手段獲取的還不在其內。
蘇修叛徒集團為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從1969年以來，大力鼓吹和推廣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的“裁員試驗”。這個“試驗”，是蘇修推行“新經濟體制”的重要步驟，也是加強對工人剝削的重要措施。“裁員試驗”是通過“增加工作量和擴大服務范圍”等加強工人勞動強度的辦法，來裁減人員。
同時規定企業的工資基金總額幾年不變，因栽減人員而多余下來的工資基金，留歸企業由一小撮特權階層支配。“裁員試驗”的結果，不僅讓少數特權階層侵吞了極大部分多余下來的工資基金，而且使一批批工人被解雇，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形成了相對過剩人口。
據蘇修報刊透露，僅俄羅斯聯邦二百九十二個“按謝基諾榜樣工作”的企業，到1973年7月1日為止，就已經裁剪了七萬工人。連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也不得不承認，由于推行“新體制”，大量解雇工人，失業問題已經成了蘇聯“全國范圍”的問題。
今天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蘇聯工人的剝削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沙俄資本家。據統計，1908年，俄國工業部門中的剝削率約為100%。而1973年，蘇聯工業部門中的剝削率竟高達200%。
殘酷的剝削引起了廣大工人的不滿和憤怒。一位有三十年工齡的蘇聯老工人說，“我們這里有好多百萬富翁。”“他們跟我們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語言上也沒有什么共同的東西。”莫斯科一大學的學生說：“蘇聯現在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高薪的人生活得比西方資本家還好，整個國家的工廠、企業都在他們手中。而普通人卻生活得很貧困，甚至比沙皇時代還壞。”
至今，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為了掩飾他們的叛徒面目，欺騙蘇聯勞動人民，還是硬說蘇聯的國營企業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企業”。如果說，蘇聯今天的國營企業象蘇修叛徒恬不知恥地吹噓的是什么“社會主義企業”的話，那么，這種“社會主義企業”，我們在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早就見到過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希特勒當權時的法西斯德國，為了強化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也曾經建立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并大喊大叫地說什么這是“國家社會主義經濟”。
今天的法西斯獨裁者勃列日涅夫之流，明明已經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完全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卻硬是要冒充“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其實，蘇修的所謂社會主義不過是當年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翻版罷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倒行逆施，決不會有什么好下場，到頭來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必然受到歷史的嚴厲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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