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愛因斯坦這樣一個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因為堅持社會主義，遭到了西方人的 排擠，很多傳記和科普文章對他充滿了不實之詞，其中最惡毒的就是說他的相對 論抄襲于他夫人，也有很多人說他在1925年后就沒有巨大貢獻了，但是歷史絕非 這些人所能顛覆。以下是他的一篇文章，盧麒元博客轉載推薦。

為什么需要社會主義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以一個并非經濟與社會問題專家的人來表達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恰當嗎?我有許多的理由認為這并無不當。

　　我們先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天文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看來似乎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從特定類別的現象中發現普遍認可的規律，使這些現象的相互聯系盡可能明白易解。但實際上，兩者的研究方法確實存在差異。被觀察的經濟現象經常受到許多很難分開評估的因素的影響，這就給發現經濟學的普遍規律造成困難。此外，眾所周知，自所謂文明時期開始，對人類的歷史經驗有重大影響與限制的，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因素這一項。例如，歷史中的大國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來。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國家中，從法律上與經濟上都自居為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從本民族中任命教士。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劃分歷久不變，并創造一套道德規范，使人民的社會行為不太自覺地循規蹈矩。

　　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最多能提供達成目標的手段

　　但歷史傳統是關乎所謂昨日之事;至今我們仍未克服凡勃倫【譯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國制度經濟學派 創始人，著有《有閑階級論》等名著】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我們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屬于那個時期，而且就算我們能從那個時期的經濟事實得出一些規律，也無法應用到其他時期。由于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并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當前狀態的經濟科學對闡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實在沒什么幫助。

　　再者，社會主義是由一個社會——道德的目標所指引的。然而，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更無法把目標浸潤于人類心中。科學最多能提供達成某種目標的手段。但目標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設想出來，如果這些目標沒有夭折，而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被許多人奉行不輟，這些人在半知半覺中就會推動社會緩緩演進。

　　基于這些理由，我們必須警惕，在對待人的問題時，不要過于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我們切莫以為，對于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只有專家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

　　近些時日來，斷言人類社會正遭逢一場危機而岌岌不保的說法甚囂塵上。這種情況特有的表現就是個人對所屬的群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這里且記述一段個人經驗，以闡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與人為善的才智之士論及恐怕有再爆發一場大戰之虞，就我看來，果然成真則人類得幸存者幾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組織可保人類免遭此大禍。一聞此言，我的訪客隨即冷冷地對我說：“你為什么這樣極力反對人類滅絕呢?”

　　我確信，僅在一個世紀前，不會有人這么若無其事地說出這種話。這種話出自力圖達到內在平衡卻不可得，終乃或多或少灰心喪志的人。這表示這些日子里許許多多的人正飽受孤獨與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這樣的問題容易，但要回答卻難有把握。我深知我們的情感與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無法言簡意賅地表述。

　　個人的生存依附于社會

　　人同時既是獨個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作為獨個的存在物，他力圖保護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生存，設法滿足個人的欲望，發展天生的能力。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他力求獲得同胞的認可和喜愛，共享他們的歡樂，撫慰他們的哀愁，增進他們的福祉。只有人心中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沖突的企求才能說明人的特性，保己與愛群、私利與公義之心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個人的內在平衡能達到何種程度，對社會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強弱對比極可能大體上是與生俱來的。但最終呈現的人格卻大部分是由他身心發展時所遭逢的環境、成長于其間的社會結構、那個社會的傳統及其臧否行為的標準所塑造。“社會”這個抽象概念對個人來說，意味他與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間接關系的總合。個人能夠自己思考、感覺、努力與工作，但他的身體、知識與情感無不深深依附于社會，因此要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一個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會”提供人食、衣、住家、勞動工具、語言、思考的形式與大部分的內容，是古今隱身于“社 會”這個小字眼后的千百萬人的勞動與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顯，個人依賴于社會是個無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與蜜蜂的整個生命歷程鉅細靡遺都完全由遺傳的本能所確定，人類的社會型態與相互關系卻是多種多樣且易于變遷的。記憶，重組的能力，口頭交流的天賦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發展。這樣的發展顯現在傳統、制度與組織，在文學，在科學與工程的成就，在藝術作品上。這說明了人怎么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的生活，也說明了有意識的思考與要求怎么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作用。

　　人從出生就經由遺傳具有固定不變的生物結構，其中包括人類特有的自然沖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還通過交往與其他類型的影響，從社會中獲得一種文化結構。正是這個文化結構會隨著時光推移而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現代人類學通過調查研究，比較了所謂的原始文化，教導我們說，人類的社會行為依據盛行的文化形態與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組織類型，可以有極大的不同。那些為改善人的命運而奮斗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人類并不會因生物結構使然就注定要互相毀滅或無法擺脫自殘的殘酷命運。

　　罪惡之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的生活盡可能的滿足，社會結構與人的文化觀點該怎么改變，我們必須時時意識到有些情況我們是無法更動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再者，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與人口發展已經造就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以人口之相對密集與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產品而論，細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機構是絕對必要的。那個回顧起來閑適宜人、個人或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若說人類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共同體，并非太過甚其辭。

　　現在我可以簡單陳述，就我看來，造成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這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已比以前更察覺到他依賴于社會。但他覺得他對社會的依賴并不是一項有益的資產，他與社會不是唇齒相依的關系，社會也不保護他的生存，這種依賴關系反而威脅他的自然權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計。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欲望因所處的社會位置而越來越強烈，而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公益之心則越來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種社會地位，都遭到社會公益之心日趨消沉的禍害。他們毫不自覺地陷于私欲橫流中無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獨寂寞，享受不到純真、簡單、質樸的生活樂趣。人生短促又多險，只有獻身于社會，方可尋得生命的意義。

　　依我之見，真正的罪惡之源就在于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我們看到一群龐大的生產者，相互之間不停地力圖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成果——不是憑借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規則。就此而論，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就是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產品及追加的資本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實也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單起見，以下的討論我會稱凡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為“工人”，雖然這樣并不完全符合這個詞的一般用法。擁有生產資料的人有能力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出新商品，歸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緊要之處是，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與付給他的工資之間的關系，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只要勞動契約是勞雇雙方“自由”訂立的，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就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來決定，而是既取決于工人維生的最低需要，也取決于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競求工作的工人數量之間的關系。即使在理論上說，工人的報酬也不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了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無實

　　私人資本傾向于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部分由于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由于技術發展與分工日趨細密促使較小的生產單位消失，形成較大規模的廠商。結果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權力之大連民主社會也制衡不了。這絕非虛言，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挑選出來，政黨的經費則大部分由私人資本家資助，要不然就深受資本家的影響，資本家實際上從中隔開了選民與國會議員。結果，人民的代表事實上并不能充分保護勞苦無告的下層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現存條件下，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控制報紙、廣播、教育等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個別的公民就極難做出客觀結論并明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常以兩大準則為特征：第一，生產資料(資本)是私有的，依資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勞動契約依勞資雙方的自由意愿訂立。當然，就此而論，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別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政治斗爭，已經獲得了成果，使某些行業的工人的“自由勞動契約”有 了些許的改善。但總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型態與“純粹”的資本主義并無多大的差異。

　　生產是為利潤而開工，而不是為生產有用的產品來滿足人的需求。沒有條款規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愿工作的人都能就業，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勞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業。由于失業與低薪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也就受到限制，結果就滋生深重的貧困。利潤的動機及與之俱生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波動不定，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衰退。沒有限制的競爭令工人失業，浪費了大量勞動力棄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斫傷。

　　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我認為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之處就在于對個人的這種戕害。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都深受這種罪惡之害，學生都被灌進了過份強調競爭的想法，訓練他們崇拜名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之資。

　　我深信要清除這些深重的罪惡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導向社會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并制定計畫來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調整生產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勞動的人，也會確保每個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計，對個人的教育，除增進他天生的能力外，還要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使他不再陷于我們當前社會崇尚權力與功成名就的習氣。

　　然而，必須記住計畫經濟并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能同時發生個人完全的奴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解決一些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于政治與經濟權力集中的范圍極為廣泛，怎樣才能避免官僚體系專權跋扈?怎樣才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從而確保反制官僚權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們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厘清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問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由于在當前的環境下，自由而沒有阻礙地討論這些問題被懸為厲禁，我認為這本雜志的創刊對公眾是個重要的貢獻。

　　1947年，當愛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監控后，深表失望地說：“我之所以選擇美國，是因為我聽說這個國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選擇美國作為自由的國度，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我終生無法彌補。”

　　（1949年5月 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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