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與“理論創(chuàng)新”

　　沙黑

　　時下有一書在出版包裝上醒目印有“讀游民文化，發(fā)現(xiàn)另一中國”字樣，于是打開來拜讀。“發(fā)現(xiàn)另一個中國”出自本書“序言”，是序題，作序者李慎之;此書之書名《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書題起得卻是工穩(wěn)，不像序題那般嚇人。著書者王學泰。

　　據(jù)“序言”介紹，“中國近代最早注意游民問題的是杜亞泉先生1919年發(fā)表在《東方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七十多年之后才由王元化先生表而出之”。

　　那么，不言而喻，王學泰此書則是近年來以五十萬言將“游民問題”更十二分顯著地“表而出之”了，其學力可見，厥功可稱甚巨。

　　從李慎之“序言”看，這“游民問題”，在杜亞泉與王元化之間，竟有“七十多年”無人問津。這就不免讓我起了疑惑：這“七十多年”間(1919加70，就是1989)，中國發(fā)生了三大革命，即：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還有一個“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那么，且說前面這三個“革命”于作為“另一個中國”的“游民問題”有無關(guān)系?對此，“序言”雖未多說，卻是點到了的，說：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游民而已。”

　　這句話就對孫中山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作了明確判斷。依此，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簡直可說是“游民”的革命了，這是否可稱李先生的一個“理論創(chuàng)新”呢?

　　接下來，李慎之先生問，“當代的中國農(nóng)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斗爭過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呢?”

　　顯而易見，這至少是較委婉地問到了中國的新民主義革命。至于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是否也被李慎之先生歸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農(nóng)民革命”里呢?從時間上計算，是被李先生歸進來了。這與一般的認識也不同。一般認為，新民主義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可稱中國農(nóng)民的革命，至于社會主義革命，則從來沒有仍以“農(nóng)民的革命”來稱說它的。那么，“當代的中國農(nóng)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斗爭過程”這種提法，是否可稱李先生的又一個“理論創(chuàng)新”?

　　那么，李慎之先生對于自己提出的上述“是不是”，有無明確判斷呢?至少沒有像對辛亥革命那樣明確的判斷，然而，實際上的判斷還是有的，請看：他接著寫了長長一段，其中提到林彪墜機殞命，提到毛主席自稱超過秦始皇百倍，提到毛主席“在中國歷史上只肯定”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許為同志”。這些，“尤其刺激”了他，給他“印象極深”，所以，他“因此認為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分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夠的。”

　　這樣，李先生就用描述的方法對自己提出的“是不是”的問題，作出了“是”的回答，也就是說，“當代的中國農(nóng)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斗爭過程中”，“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而且一再點名道姓以“毛主席”來舉例證明，“毛主席”成了他所說的“極左思潮”的典型人物，正是毛主席及其“幾個知識分子”，主導了“當代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農(nóng)民革命”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極左思潮”則是其同義語。這些，如果不稱為李先生的又一個“理論創(chuàng)新”，行嗎?

　　網(wǎng)上“搜索”到：“李慎之，哲學家、社會學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資深新聞人，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已經(jīng)逝世。”那么，愿李先生的靈魂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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