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與魯迅和《史記》
程光煒
編者按
作家的“閱讀書目”常常冷僻且小眾,張承志卻借助與魯迅和《史記》這樣的“經典”相遇,構筑了自己的“心靈史”。在《故事新編》和《刺客列傳》中,他重新發現了眉間尺與荊軻,而孤獨者與俠客也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窺見了張承志。在高度同質性的時代洪流中,張承志覺察到了自己的“貌合神離”,并執著地書寫著“同代人的代溝”。本文正是在張承志閱讀魯迅和《史記》的材料中,尋找與其九十年代前后思想和文學的互文,以期有所發現和悟得。本文由程光煒老師授權刊發,感謝程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據我考察,張承志讀魯迅的札記最早見于1988年7月的一篇文章。他少年時代也曾接觸并癡迷《史記》。集中精力讀魯迅和《史記》則在1991至1996年之間。他在《靜夜功課》中說:“近日愛讀兩部書,一是《史記·刺客列傳》,一是《野草》。可能是因為已經輕薄為文,又盼添一分正氣彌補吧,讀得很細。”他的體味是:“今夜暗里冥坐,好像是在復習功課。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豐富。秦王毀人眼目,尚要奪人音樂,這不知怎么使我想著覺得戰栗。高漸離舉起灌鉛的筑撲向秦王時,他兩眼中的黑暗是怎樣的呢?”又說:“魯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暗下寫成,他沉吟抒發時直面的黑暗,又是怎樣的呢?這靜夜中的功課,總是有始無終。慢慢地我習慣了這樣黑夜悄坐。我覺得,我深深地喜愛這樣。我愛這啟示的黑暗。我寧靜地坐著不動,心里不知為什么在久久地感動。”(1)(1988)張承志在文章里反復提到了“黑暗”兩個字,這使我想到,了解一個作家的秉性、氣質、文風和著述的特點,觀察他的讀書情形大概是一個路徑。
《史記》與1973年版的《野草》
一對魯迅作品,張承志讀得最多的是《野草》。1988年夏,他在《芳草野草》這篇文章中說:“翻開魯迅先生的《野草》,他寫盡了蒼涼心境,但是他沒有寫他對這草的好惡。他說自己的生命化成泥土后,不生喬木只生野草。他還說自己這草吸取人的血和肉。”他承認,“我讀了才覺得震驚”,“原來在中國,人心是一定要變成一叢野草的。我第一次不是讀者,而是將心比心地感到了他的深痛。”(2)魯迅“野草”的比喻含蓄復雜,包含著心緒煩亂、生命原生態、孤獨和自我懷疑等多重矛盾的成分。但令人不解的是,1988年的張承志,剛發表《北方的河》、《黃泥小屋》和《金牧場》等名作,文學事業正處在高歌猛進的階段,他因何也會“心緒煩亂”,對魯迅的“蒼涼心情”這般欣賞,而且在一種類似野草般無法理清的感覺中將心比心地警覺到他的“深痛”呢?這種情緒,與當時新時期文學青春勃發的情緒氛圍確實不夠合拍,分外離奇。彼時的青年作家假如要眷顧魯迅,應該是熱血的《吶喊》而非《野草》。直到三年后的1991年4月,他才在《致先生書》中對自己之所以變成“魯謎”作出了解釋:
“我的心靈卻堅持這個感覺。先生特殊的文章和為人,實在是太特殊了。對于江南以及中國,他的一切都顯得格格不入。
······先生血性激烈,不合東南風水。當然,這僅僅是少數民族對當代漢族的一種偏見,我只是覺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種類病的憂郁和執倔,好像在我的經歷中似曾相識。
從張承志的自述看,他與魯迅的相遇并非事先做足功課,書房里沒有幾本這位受尊敬的前輩作家的著作,也不是每日必讀的狀態,這多少給人愕然的感覺。當時正紅的青年作家張承志應該忙得一塌糊涂,他大概正陷于文壇各種瑣事的漩渦中。也就在這種情況下,我注意到他手里只有可憐的一本小冊子: 我手頭只有一薄冊《野草》。它在1973年的中國印成的精美的單行本,定價只有兩毛錢。三萬字,兩毛錢,這些數字都有寓意——(3)
因此在我看來,“寓意”這兩個字也許是今天理解張承志與魯迅關系的一個詩眼。他一定感覺到秉性氣質中的一部分被魯迅“特殊的文章和為人”吸引了,被什么東西深深觸動了,否則要張承志這種自負的作家佩服什么人真的很難。另外我更想指出,他對魯迅肯定不僅僅是欽佩,是已經覺察到因這中介的觸發內心世界與當時文壇已然出現的某種距離感。像魯迅在五四知識群體中一樣,自己也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個孤獨者。其實,在八十年代崛起的一代青年作家中,張承志一開始就給人一點不合群的印象。他似乎更樂意獨立特行,與潮起潮落的文學思潮是一種貌合神離的關系。他在文章中多次談到擅長寫草原的哈薩克小說家艾特瑪托夫和有孤俠氣質的法國作家梅里美對自己創作的影響,但我注意到,張承志對正被文學界追捧的加繆、馬爾克斯、略薩、卡夫卡、川端康成、美國黑色幽默小說、法國新小說幾乎只字未提。他的文學氣質是古典主義的,他對盛行一時的現代派文學顯然沒有好感,更談不上文學親緣關系。還應該看到,因文學界“崇外”思想猖獗且占主流,我們很難注意張承志與這個主流之間微妙的差異。即使我們看到張承志的這些材料,也很難將它們與這種差異性具體聯系起來。由于這層關系,再仔細閱讀他點評《野草》的文字,會感覺作者欣賞的不是《野草》的現代主義技巧,而是魯迅激烈的“血性”氣質,是他與周圍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孤傲性格。在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后張承志的孤傲性格和激烈血性是給世人留下過難以忘懷的印象的。不愿意隨波逐流,不肯跟隨文學思潮,更愿意按自己的秉性追求文學理想和思想信仰,已昭然顯示于張承志三十年的心路歷程之中。所以,他與魯迅貌似偶爾的相遇,實際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孤獨者 陳克平作品
閱讀《野草》前后,張承志文章中里頻繁地出現了“無援的思想”、“荒蕪英雄路”、“清潔的精神”、“高貴的精神”等字眼。但我以為,這些字眼不是魯迅而是張承志自己的創造。在九十年代語境中,讀者能想象他是在描述自己的艱難處境,他一定在萬舟竟發的時代洪流中覺出了孤獨,這使他心理上靠近了五四落潮后那個孤立前行的魯迅。他對社會轉型的失望,對文學市場化趨勢的厭惡,以及性格氣質的過分敏感,都在加劇著這種主觀色彩強烈極強的無援的狀態。不過我希望指出,這種狀態并非所有遭人詆毀的人都必然具有,某種程度上此狀態與其是社會強迫于他的,還不如說是他給自己添加上去的。他的文風里滲進了魯迅的殺氣和陰氣。“兩年前,當最終我也安靜下來時,我滿心殺意又手無寸鐵,突然想起了這個畫面”——“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議啊,眉間尺行刺不成,人變成鬼”。他又談到自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一個參照:“十余年來我一直尋求參照,但大都以失敗告終。”當張承志終于抓住魯迅,進入他獨自擁有的神秘的《野草》世界時,才感到了“對自己的‘類’的孤立和自信和無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靈魂。”(4)張承志深知,只因不肯在社會思潮中隨波逐流,選擇走上孤旅,這種自我折磨必然在所難免。因此,他把這感受描繪為“黑夜”的情景。在家人酣睡的靜夜,他讀《野草》的真切感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真正的黑夜。我驚奇一半感嘆一半地看著,黑色在不透明的視野中撕絮般無聲裂開,浪頭泛潮般淹沒。”然而,“我看見這死寂中的一種沉默的躁力,如一場無聲無影的角斗。”他隱約感到,“魯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寫成。”于是他堅信,“墨書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魯迅。”(5)他覺察自個文章的風骨,正一步步接近、乃至已經形成與魯迅文章某種糾纏同質的關系。藉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張承志為什么在自己創作的高潮期突然傾心于魯迅呢?大概是他在轟轟烈烈的文學浪潮中警覺到浮泛之氣,看到一些人盛名之下內心的貧弱,他是要把《野草》作為自己的“參照”,把它作為自己精神的坐標了罷。1995年,他在《三舍之避》中用《野草》式曖昧晦暗的語氣自喻,這是他對自己孤獨處境的真實的披露:
“如今陰暗的矛盾又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著。不僅僅在長幼之輩,而且在“同代人”中,在貌合而神離的同行同道之間。(6)
這思想的變化是一個緩慢隱晦的過程。是一絲一縷無形地發生著的。尤其是當他承認自己與文學界“同行同道”之間,已然是一種“貌合而神離”的關系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對1985年的文學轉折,人們看到的多是文學觀念和流派的分道揚鑣,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看到“貌合神離”的事實。我們對八十和九十年代文學的研究,迄今沒有注意到這種“同代人的代溝”現象,而是過多地強調了那一代作家思想和文學的高度同質性。張承志這種微妙的變化告訴我們,他所說的貌合神離不止是文學觀念的分離,還有思想的分離,這是一代人思想的告別。基于這種看法,我覺得張承志之“重讀魯迅”,就變得非常有意思了。
與此同時,還應留意張承志對魯迅其它著作的閱讀。例如,他認為魯迅沒有寫成一部代表作,如果長篇小說可以稱作作家創作的一個標志的話,那么魯迅并不合格。也由于如此,他覺得魯迅的幾篇小說,例如《藥》、《傷逝》、《故鄉》和《狂人日記》顯示了作家作為現代文學開創者的“現代主義能力”。也應該看到,張承志是把魯迅放在小說家中的“思想家”和“個人主義者”這種層次上來看待的,而非放在一般作家層次上來看待,正因為這樣,除《野草》外,他最認可的不是這些作品,反倒是經常被學術界忽視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 人最難與之對峙的,是自己內心中一個簡單的矛盾……
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經向“古代”求索,尤其向春秋戰國那中國的大時代強求,于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許藝術力氣,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讀《故事新編》會有一種生理的感覺,它決不是愉快的。這種東西會使作家自知已經寫絕,它們的問世本身就意味著作家已經無心再寫下去。(7)
有意思的是1991年的張承志遭逢了1935年的魯迅。他們都是那種要把一種東西“寫絕”的作家。也因為如此,他們文學世界中有“春秋戰國”這樣一個共同的“大時代”,這個大時代所訴諸的慷慨悲歌,壯懷激烈,思想者的孤獨,文化烈士的情懷,都在他們寫絕了的《故事新編》和《心靈史》中留下極深極深的痕印。在閱讀中,張承志顯然是把《故事新編》的《鑄劍》當做魯迅的“遺書或絕筆”來看的,他認為這是作者“最后的吶喊與控訴”,“也是魯迅文學中變形最怪誕、感情最激烈的一篇”,同時更是“魯迅作品中最古怪、最怨毒、最內向的一部。”在《故事新編》中,張承志看到了魯迅“思想的漆黑、激烈的深處。”為此他評論道,“司馬遷此篇的知音只有魯迅。”(8)(1994)這篇題為《擊筑的眉間尺》的文章后來收于張承志的《鞍與筆》一書。從他1968年插隊內蒙古草原在鞍上縱馬奔馳,到1978年投身文學生涯,“鞍與筆”無意間勾勒了這位作家所仰慕的春秋戰國俠客士人們的形象,由此我們可以稱他是《野草》和《故事新編》在當代作家中的知音。我們看到的魯迅的孤獨、郁憤、陰暗、激烈和決絕,似乎在1988年的這位青年身上悄悄地復活,這讓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二1983年5月,張承志只身赴日本東洋文庫進修,在東京外國語大學旁聽著名歷史學家小澤重男的《元朝秘史》。之后,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調海軍政治部創作室,不久辭職專事文學創作,其間多次赴新疆、寧夏西海固回族鄉村考查居住。1989年9月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心靈史》,校訂回族宗教典籍《熱什哈爾》。1993年4月到日本愛知大學法學部任教,為學生開“六十年代的世界與青年”講座。在此前后,卷入國內知識界關于人文精神討論的論戰。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作家這段“個人秘史”映現著他怎樣一段心路歷程,但隱約感覺,他這一時期反復讀司馬遷《史記》,尤其是其中的《刺客列傳》,并撰寫閱讀筆記,想必與心路歷程不會毫無關系。他說:
如今重讀《逍遙游》或者《史記》,古文和逝事都遠不可及,都不可思議,都簡直無法置信了。(9)
作者此文憶起多年前在河南登封一個名叫王城崗的丘陵上,對二里頭早期文化進行考古挖掘的時候,突然頓悟到“古代”這個詞,“就是潔與恥尚沒有淪滅的時代。”他遙望“箕山之陰,穎水之陽”,緩緩想到,“在厚厚的黃土之下壓埋著的,未必就是王朝國家的遺址,而是潔與恥的過去。”他感慨萬端地說:《史記》注引皇甫謐的《高士傳》,有一個“許由洗耳”的故事,談到堯禪讓時期一個品行高潔叫許由的人。許由因為帝堯以王位相讓,感到無地自容,便跑到箕山深處隱姓埋名。但堯執意讓位,且對之追蹤不止。后來當堯再次找到許由,請他出任九州長的時候,許由依然堅辭不就,以為這是個人的奇恥大辱,跑到河邊,急忙用水來清洗被弄臟的雙耳。
經這個“恥”和“潔”的故事,他接著聯想到刺客荊軻。散文集《清潔的精神》修訂版1996年出版,其中內容涉及荊軻的《清潔的精神》一文應該寫作于1994到1995年之間,這是中國知識界面臨80/90年代社會轉型出現分化和論爭紛起的一個時期,是一個敏感年代,張承志寫此文的針對性和個人思想一目了然。文章詳細敘述了《史記》中“荊軻刺秦王”的來龍去脈,分析了這位中國歷史上著名劍客的個性氣質,為人處世之道,荊軻與燕國太子丹交往的始末和矛盾,以及荊軻刺殺秦王的動機等等。張承志對自己閱讀和評價《刺客列傳》的初衷也供認不諱,聲稱中國需要荊軻這種正義的態度,“管別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復地為烈士傳統招魂,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聲。”他認為從這則故事可以窺見,荊軻當年也像面對九十年代社會轉型手足失措的一些知識者一樣,曾因不合時尚潮流而苦惱,與文人無法談書,與武士不能論劍,他被逼得性情怪癖,整天賭博嗜酒,以致遠赴社會底層尋求解脫。在此過程中,他與流落市井的藝人高漸離結識,于是終日唱和,相交深沉。荊軻后來被長者田光引薦給燕太子丹,按照三人不能守密、兩人謀事而一人當殉的古典規則,田光在引薦荊軻之后當即自盡,這樣荊軻走進了太子丹府邸。
荊軻在付諸刺殺秦王的行動之前,每天被太子丹用車騎美女的方式引誘縱容,恣其所欲。此刻秦軍已逼近易水,燕亡國迫在眉睫,所以太子丹苦請荊軻趕緊行動。在張承志看來,太子丹與荊軻的關系并非天衣無縫,而是早有裂隙,由于荊軻的隊伍動身較遲,太子起了疑心,但他的婉言督促,引起了荊軻的震怒。張承志認為司馬遷這么著筆,是為了凸顯荊軻的忠義和君王無情的對比,藉此襯托這位刺客舍生取義的崇高精神。張承志指出:
這段《刺客列傳》上的記載,多少年來沒有得到讀者的察覺。荊軻和燕國太子在易水上的這次爭執,具有著很深的意味。這個記載說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僅是不歡而散甚至是結仇而別。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戰易水;至于荊軻,他此時已經不是為了政治,不是為了垂死的貴族而拼命;他此時是為了自己,為了諾言,為了表達人格而戰斗。此時的他,是為了同時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議而戰斗。
作家的觀點是,荊軻在蒙受委屈的情況下將諾言置于生命之上的“清潔精神”,實際來自春秋戰國環境的滋養,他是忠義烈士群體中站起來的一個人。因此,他用非常體貼的語氣寫到了荊軻赴死前的真實心情:
那一天的故事膾炙人口。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到荊軻的心情是黯淡的。隊伍尚未出發,已有兩人舍命,那是為了他此行,而且都是為了一句話。田光只因為太子丹囑咐了一句話“愿先生勿泄”,便自殺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為荊軻說了一句“愿得將軍之首”,便立即獻出頭顱。在非常時期,人們都表現出了驚人的素質,逼迫著荊軻的水平。
張承志不肯就此收筆,繼續用濃墨重彩寫荊軻的死,和高漸離前仆后繼地刺殺: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和他的黨人高漸離在易水之畔的悲壯唱和,藏著他人不曉的含義。所謂易水之別,只在兩人之間。這是一對同志的告別和約束,是他們私人之間的一個誓言。直到后日高漸離登場了結他的使命時,人們才體味到這誓言的沉重。
就這樣,長久地震撼中國的荊軻刺秦王事件,就作為弱者的正義和烈性的象征,作為一種失敗者的最終抵抗形式,被歷史確立并且肯定了。
圖窮匕首見,荊軻犧牲了。繼荊軻之后,高漸離帶著今天已經不見了的樂器筑,獨自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認出是荊軻黨人,被挖去眼睛,階下演奏以取樂。但是高漸離筑中灌鉛,樂器充兵,艱難地實施了第二次攻擊。(10)
從敘述中可知,張承志讀書札記采用的是夾敘夾議的傳統行文形式,這種形式在古往今來的文章中屢見不鮮,并非他的創造。不過,我們不妨從中捋出張承志的一個思路,觀察他對春秋戰國劍客精神的基本看法。這個思路就是由“許由洗耳”到“荊軻刺秦王”這個環節,中國古代俠客完成了一個由知恥到清潔的自我蛻變和提升的精神之路。這是1990年代的張承志在“借古喻今”,以古史來重新審視和督促自己,同時批判抵抗九十年代文學猛烈洶涌的世俗化浪潮。但有心讀者注意到,張承志這種“以筆為旗”的極端文化姿態即使在暗中同情他的讀書人看來也屬過分固執偏激,他在文學界確實響應者寥寥,作者內心世界的孤憤悲涼由此可見端倪。
《清潔的精神》,張承志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
1994年初冬,張承志撰寫《擊筑的眉間尺》一文再次評說歷史。他由長沙發掘一座漢墓遺物的,聯系到荊軻和高漸離所代表的古代刺客情操,并結合魯迅《故事新編·眉間尺》一文,加以敷陳、闡釋和發揮。他認為長沙古墓開掘發現的三件木器,就是司馬遷寫過的在世間久已失傳的古樂器筑。一般人可能會對它們無動于衷,而自己之所以由此“心驚手戰”,是因為仿佛從這無聲的樂器中隱約聽到了來自兩千多年前“高漸離送別荊軻時的演奏”,“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他盡情發揮地說道,這里面透露出的是“不可遏制的蔑視”,“是一種已經再也尋不回來的、凄絕的美。”經此他把荊軻高漸離與《眉間尺》的主人公聯系起來,繼而又把眉間尺與處在人文精神爭論漩渦中的自己的處境聯系起來,他說:“在《眉間尺》里,他創造了一個怪誕的刺客形象‘眉間尺’,還有一個更怪誕的黑衣人。在魯迅的描寫中,眉間尺和那個突然出現的黑衣戰友斷頸舍身,在滾滾的沸水中追咬著仇敵的頭,直至自己的頭和敵人的頭在烹煮之中都變成了白骨骷髏,無法辨認,同歸于盡——不知這算不算恐怖主義。”張承志在九十年代論爭中被人譏諷為“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者”,這是造成他孤立無援處境的主要原因,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是對司馬遷和魯迅的評論,實際變成了辯護性的自評。他同時也用自嘲的口氣為自己開脫:“禮贊犧牲,歌頌烈士,時時會使人不高興。”在他心目中,自古以來的思想者從來都是極端的,也都是孤獨的罷。帶著寫文章而未了結的心緒,張承志決定重走一遍烈士的“長征路”。在當年肅殺的寒風中,他先從北京乘車去河北易水。接著一路南下,轉赴楚天湖南。立于湘江側畔,這種重溫使他郁悶的心情陡然敞開,不由得寫道:“冬季里心情和工作都會正常,只要沐著寥廓南國的長風,只要看見茫茫北去的湘江,你的身心會為之一震。”(11)
在其它文章中,他不忘記對這個觀點繼續擴充和延伸。例如,在《再致先生》中,說到雖然五四時“名士如云”,魯迅仍然對義士鮮血之被“蘸饅頭”的軼事耿耿于懷。(12)例如,《滿山周粟》講到周滅商時伯夷叔齊二人不食周粟寧肯餓死的事情。(13)又例如在《墨濃時驚無語》中,他解釋自己所以寫作了一批與中國古代精神有關的散文,是要強調“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恥’、‘信’、‘義’關系著中國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寶。”(14)他還多次提到徐錫麟、秋瑾這些清末民初的刺客,肯定他們在生死關頭的所作所為,乃是古代俠客士人精神的再現。
三像大多數魯迅研究者一樣,在魯迅《野草》、《故事新編》等作品中,張承志讀出是一個經歷了辛亥革命失敗和五四落潮的“孤獨者”的形象。他坦率承認,最吸引自己的是這位文學前輩“特殊的文章和為人”,魯迅的蒼涼、黑夜感都由時代之變和“血性的激烈”所造就;而更重要的是,魯迅不像成為郁達夫那種弱不禁風的自艾自怨的文人,所以他要讓“眉間尺和那個突然出現的黑衣戰友斷頸舍身,在滾滾的沸水中追咬著仇敵的頭,直至自己的頭和敵人的頭在烹煮之中都變成了白骨骷髏,無法辨認,同歸于盡”,借助一個也不原諒的猛烈的復仇故事來完成人生的使命。他還把《故事新編》當做魯迅的“遺書或絕筆”來看待,以為這大概是作者“最后的吶喊與控訴”,“也是魯迅文學中變形最怪誕、感情最激烈的一篇”,同時更是“魯迅作品中最古怪、最怨毒、最內向的一部。”魯迅“特殊的文章和為人”的意義在于,他沒有止于書齋里的思想革命,而是告訴了世人“反抗的辦法”,用眉間尺這種永不言敗的精神,與那些制造了自己內心“蒼涼”、“黑暗”的東西做絕望的和無休無止的抵抗。因此,與大多數魯迅研究者的學者生涯有所不同,魯迅這種“特殊的文章和為人”被強烈深刻地植入了張承志的內心世界,把他秉性氣質中某些原本沉睡著的、至少并不自覺的成分喚醒了,豐富和復雜起來了,它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張承志因此以他遠比一般研究者能量更大的作家的方式,從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造成了很大的文化影響。
草原上的野馬,孤獨的張承志
張承志之讀《史記》與他的考古工作有一定的聯系。從他八十年代以降創作的小說看,“獨行俠”、“刺客”的影子與他作品的主人公差不多是如影相隨或這樣那樣地暗合著的,《北方的河》的主人公,明顯就不同于那個年代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他自傲孤俠的姿態非常少見,那種凌然于普通人的言談話語令人一時難忘,當然這個問題要留待以后來研究。在河南洛陽和登封之間二里頭早期文化的發掘工地上,小說家兼學者的張承志,實際在追尋著許由、荊軻和高漸離的歷史蹤跡,以”烈士情懷“聊以自況,隱隱已把“生于蘇杭,葬于北邙”視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早把它收藏于個人的精神圖書館中了。借此他從許由、荊軻和高漸離的“忠”、“信”、“義”中,梳理和總結出了“知恥”而“清潔”的精神標準。張承志不避荊軻刺秦王過程中故事和命運的曲折復雜,他欣賞荊軻并沒有被燕太子丹的誤解和政治功力性所損傷,反而為了更具超越性的諾言義無反顧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尤其是當荊軻犧牲、高漸離被秦王識破計謀刺瞎眼睛之后,慷慨激昂的高漸離繼而用灌滿鉛的筑,向秦王發起了第二輪的攻擊。我認為,張承志在詳細描寫這些細節的《清潔的精神》一文中,采用了“借古諷今”的一唱三嘆的豐富筆法,他把自己完全擺了進去,想象成其中的某一個人物,他把自己的愛與恨全部投注到自己的文章里了,所以,他才會有這般見識:
箕山許由的本質,后來分衍成許多傳統。潔的意識被義、信、恥、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擁,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國人長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來,偉大的《史記·刺客列傳》著成,中國的烈士傳統得到了文章的提煉,并長久地在中國人的心中矗立起來,直至今天。(15)
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讀到的,在《擊筑的眉間尺》中,張承志將魯迅的《故事新編》與《史記》做了歷史的聯系,認為欣賞刺客和贊美烈士是兩位作家精神血肉相連的共同特質。(16)
在閱讀札記中,張承志可能都沒有意識到他為九十年代文學整理出了一個小小的“孤獨者”和“刺客”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當代文學中已經絕跡。在八十年代文學中也沒有什么影響。它在九十年代的悄然回歸,也許只能在張承志身上找到一個孤證。但這不妨礙我們進一步確認了張承志的秉性氣質和文章風格。雖然這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點滴所得。
2013.8.27于北京亞運村
2013.9.6修改
注釋:1、 張承志:《靜夜功課》,《無援的思想》,第26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2、 張承志:《芳草野草》,《荒蕪英雄路》,第11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3、 張承志:《致先生書》,《無援的思想》,第97、98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4、 張承志:《致先生書》,《無援的思想》,第97、98、93、94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5、 張承志:《靜夜功課》,《無援的思想》,第25、26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6、 張承志:《三舍之避》,《無援的思想》,第126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7、 張承志:《致先生書》,《無援的思想》,第96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8、 張承志:《擊筑的眉間尺》,《鞍與筆》,第21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9、 張承志:《清潔的精神》,《求知》,第328—331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6月。10、張承志:《清潔的精神》,《求知》,第225—228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6月。11、張承志:《擊筑的眉間尺》,《無援的思想》,第115—120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12、 張承志:《再致先生》,參見《無援的思想》一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13、 張承志:《滿山周粟》,參見《無援的思想》一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14、張承志:《墨濃時驚無語》,參見《無援的思想》一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15、張承志:《清潔的精神》,《求知》,第332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6月。16、張承志:《擊筑的眉間尺》,《無援的思想》,第117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12月。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