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作為不同時代的思想精華，共同關涉了資本統治下貧富差距懸殊的經濟正義問題。馬克思致力于資本天然永恒幻象批判，皮凱蒂則致力于資本主義完美良性發展幻象揭示。站在21世紀的快車上，皮凱蒂的研究對于我們深刻認識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推進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深刻理解都有裨益。
“利潤率下降規律”面臨挑戰
皮凱蒂總結說，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自掘墳墓核心機制的概括類似于“無限積累原則”：“資本家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資本，最終必然導致利潤效率下降和自身滅亡。”皮凱蒂很清楚，馬克思用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邏輯來證明“兩個必然”結論;但他用數據力圖得出介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末日預言和庫茨涅茨認為經濟增長會自行消除經濟不平等的理想主義預言之間的結論。這給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對馬克思關于資本利潤率必然下降規律提出新解讀，需要我們在21世紀對馬克思的《資本論》進行全面的闡釋。
正如魯品越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根據是資本收益效率穩定降低，皮凱蒂的根據是資本收益效率高且大于經濟增長率。這是我們遇到的深刻的理論矛盾。那么，這兩種結論到底誰是誰非?這是關系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生命的重大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揭示的資本邏輯，作為資本生產的內驅力，不斷推進資本流動和投入利潤更高的行業，以獲得更高的利潤率。這會導致資本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造成更大的壟斷集中，因此必然意味著更慘烈的競爭，意味著更大規模的生產以及集中效益帶來的生產成本的下降和更廣市場空間中的薄利多銷，尤其是科學技術大規模運動帶來機器的迅速更新換代，使得勞動力價值在整個生產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在一定意義上，皮凱蒂用工業產品價格降低、食品等商品價格基本持平和服務業價格的上升，證明馬克思利潤率下降的事實。
時代背景下對“資本”的再考察
盡管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并沒有直接導致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世界末日”的到來，但這并不能說是對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規律的證偽。因此，有必要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資本及其利潤率進行慎重的考察。
第一，要對空間復雜性以及21世紀的市場空間有深刻認識。
馬克思的資本利潤率下降，是在一定的市場空間擁有相對有限的需求而容納不下更多的生產力意義上說的，是工業資本處于主導的時代。發展到21世紀，市場空間發生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這一規律發生作用的機制，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依靠發展中國家廣泛的需求和廣闊的市場空間，使得資本在國際經濟舞臺上始終發揮著生產規制作用，資本利潤率獲得巨大的提高。其次，金融全球化以及個性化生產，不僅通過網絡虛擬空間為資本利潤率的提高找到了舞臺，而且通過對超越基本生存資料的、基于時尚邏輯的個性化需求的開發，使得人們的需求處于動態之中，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提供了需求空間。再次，信用制度的建立和信用經濟的發達，使得人們的支付能力在一定意義上獲得積極的拓展，這也為資本主義利潤率保持在一定水平提供了發展空間。最后，知識經濟的到來，精神生產的繁榮伴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的崛起，則為資本利潤率的保持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和空間。
第二，對時代背景差異的深刻認識。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末日宣判依賴以下歷史過程：利潤率降低導致階級矛盾激化，進而激發無產階級主體的革命意識并通過革命獲得“公有制”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徹底顛覆。因此，無產階級意識和無產階級革命是馬克思“兩個必然”實現的重要中介。馬克思和恩格斯身處1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環境，決定了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選擇。二戰后，世界對和平的珍視以及資本主義在經濟大危機后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自我調整，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在關注經濟正義和有效協調勞資關系上展開了種種制度調適，也有利于生產力提高。此外，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明，使得勞動與資本的形式多樣化，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層多樣化。這種借助虛擬時空和精神時空帶來的多樣化和多元化，伴隨著世界貨幣體系的建立，不僅使得資本統治更加隱蔽，更造成無產階級明晰階級意識在物化世界中的減弱。再者，由于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確立，使得整個世界借助生產力的客觀發展，由絕對貧困走向相對貧困成為一種可能，勞資矛盾以相對緩和、個性化的態勢表現出來。換言之，資本的總體化發展，推進個體化傾向的加劇，使得社會矛盾尤其是勞資關系多以局部矛盾消融于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整體依賴關系中。
第三，要對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規律內在包含的歷史發展周期率有足夠認識。
馬克思唯物史觀特別強調，現有生產關系的歷史積極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這種生產關系絕對不會退出歷史舞臺。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只是預言了資本擴張邏輯在歷史發展中必然走向其反面。但按照歷史發展周期率來說，必須區分局部危機、局部崩潰與全面崩潰、根本崩潰的差別，并在充分估計資本主義制度自我修復能力的基礎上，對這一漫長歷史過程中的反復性有充分認識。在此意義上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病理診斷，通過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及對資本主義頑癥的深刻分析，反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周期理性認識的深化。
皮凱蒂并未證偽馬克思
皮凱蒂強調資本所有權收益率的提高，并不是對馬克思剩余價值效率降低的直接證偽。
首先，馬克思的資本概念與皮凱蒂資本概念不同。
馬克思處于工業資本主導的時代，馬克思資本概念更多的是具有勞動支配權的社會關系概念，強調的是剩余價值，是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在馬克思對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分中，我們可以看出資本更多的是指人力資本。隨著大機器的采用和新技術的運用，單位產品耗費的人力必然呈下降趨勢。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資本形式都是工業資本的衍生品，是對工人剩余勞動的共同瓜分。馬克思討論精神生產，也討論協作、分工等管理性勞動對生產的重要意義，但并未脫離體力勞動的范疇。皮凱蒂則對資本概念進行了擴大化，不僅包括物質資本，還包括非物質資本。這必然造成資本收益在整個國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擴大化。但是，資本總體收益比重大與資本利潤率下降并不矛盾。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大型混合企業，即使在資本利潤率低的情況下，憑借市場份額的龐大和資本投入的龐大，同樣可以獲得可觀的收益率。
其次，資本產出與資本收入分配之間存在著財富分配機制問題。
馬克思和皮凱蒂都致力于考察不平等結構。馬克思指出，在資本利潤劃分上，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是同盟關系。皮凱蒂通過蘋果公司等例子，突出知識擴散的重要影響，證明了金融資本以及精神生產在當今資本利潤分配的權力機制中占有重大份額。這表明，現代社會發展到21世紀，使得超額剩余價值生產對于世界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產生了日益重大的影響，機會和信息占有在當代社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偶然性短期存在的“超額剩余價值”造成的比尓·蓋茨等世界富豪、高薪管理者的出現，并不能說明長期發展趨勢總規律“利潤率下降”的失效。當代社會復雜化尤其是智力資本的普遍存在，在一定意義上，是在提示需要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時代創新，而不是對“利潤率下降”的證偽。
最后，皮凱蒂的數據只具有相對意義。
皮凱蒂批評現代經濟科學盲目追求“數學模型，追求純理論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測”，只能獲得科學性表象，因此他嘗試進行歷史和社會學等交叉研究。然而，《21世紀資本論》的亮點卻恰恰在于數據分析。但無論是來源渠道還是數據本身，都不具有絕對的意義。他自己也坦然承認“上述數據的誤差幅度特別大”。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皮凱蒂的數據及資本累進稅制，都遭遇人們習慣隱秘自己的財產的普遍心理的挑戰。這使得皮凱蒂對全球不平等結構的研究，其數據雖然經過嚴格挑選，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些問題。而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作為歷史研究的結論，作為趨勢性的結論，需要借助更廣泛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背景來理解才有意義，當然也需要更為翔實有效的豐富的數據，才能深刻體驗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真諦。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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