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三十年真的不同
汪暉可能是用學術成果評價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發展最好的學者了，他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這樣的術語切中要害。蘇共在1956年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整個國家的思想空前混亂。中國雖然沒有步蘇聯的后塵，但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形式和內容上很不協調，甚至自相矛盾。也在30多年后，經歷了一代人之后，中國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
為什么中國的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呢?這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必然結果。想在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下，做一鍋融合了個人、集體、國家的八寶粥，結果卻成了一鍋漿糊，只能通過不斷加水來掩蓋真相了。所以在前三十年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制度，都顯得那么不合時宜，需要重新改進了，但全部都換完了之后，人們不禁要問：這還是社會主義，這還是我的家嗎?這就帶來了很嚴重的信仰危機、認同危機。習總要求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認，但從邏輯上來說，不斷進行的改革就是讓前后三十年互相指責的原因了。不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只能奏效于一時，卻無法長久維持。
民族主義的實質
民族主義其實也是這樣的指向，人們組成族群更多的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和尊嚴。世界喪失公平正義之時，也是民族主義大行其道之時。蘇聯、東歐國家解體進程中一系列的悲劇令人深思。為什么曾經親密的鄰居要拔槍相向?為什么曾經彬彬有禮的人會成為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這其實是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中感受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當這種體驗逐步加深之后，再加上有心之人的挑撥，就會形成這樣的結果。民族問題本質是階級問題沒有錯，也只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才能解決民族問題。但民族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在本質之外找到解決方案才是當務之急。
與一個在西藏工作的基層公務員交談中，我了解到西藏一些老奶奶們見著男性漢族人，不論年齡大小都會喊叔叔，而面對著女性漢族人，不論年齡大小都會喊阿姨。而這么喊的原因就是她們對當初解放軍的記憶。她們實際上證明了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有效性。而真正的藏獨分子是那些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們感受到了彼此的不同，有著失落和痛楚，曾經被打倒的奴隸主，重新成為他們需要仰慕的主人。胡漢三回來了的悲劇正不斷上演，整個社會心理的扭曲也在所難免。
想象是生活的必需品
《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還探討了西方世界西藏觀的由來。西方學者在尋找一個上帝之城，而西方世界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現世的慘烈。找到精神的寄托后，他們也好更心安理得的投入無情的煉獄生涯。他們把西藏當成了西方的精神圣地，從而他們物質、精神兩不誤，他們是世界的希望。而西藏從中國剝離之后，中國的博大精深也被打開了一個缺口，中國不再神秘，中國一直被西方的陰影——西藏籠罩。香不拉的傳說在西方流傳，在好萊塢上演，被中國人迎合。《2012》中世界的重新起航也是從西藏開始的，從意識形態到現實政治，西方畫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這其實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邏輯。資本主義帶來了物質的急速膨脹的同時，也帶來了人們精神上的荒漠化。中國的很多文藝作品中也把西藏看成是靈魂救贖之地。很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則把西藏當成一生中必去的所在。這也是一種想象，用想象代替了現實的體驗，從而能夠有活下去的勇氣。中國近些年宗教氣氛濃烈，基督徒數量激增，與人們精神上的痛苦密不可分。資本主義與宗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這是一套全新的世界觀，靠想象來獲得自我救贖。
洗腦是悄無聲息的
按照西方的方式思考問題幾乎是很多人不愿承認但是真實存在的問題。我聽了楊和平老師的講座，他是用一種開放的方式將人們引入他所設置的情境中，但情境之外的前提條件卻不容反駁，這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西方邏輯，尤其是美國邏輯。這種邏輯是拋棄歷史的，只是按照他們想象的起點開始他們的論證。最為人們熟知的就是經濟人假設。我們現在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西方強加給我們的，被當成了普世價值，但這種普世價值缺少歷史根據。這當中的民族關系、國家關系也接受西方的指揮，而不敢發出我們的聲音，實在是荒謬非常。
中國和西方的歷史起點是不同的，包納四夷的中國體現了中國各個民族之間的共存融合。而西方由于生存條件的惡劣，更多的是種族的仇殺、滅絕。現在人們批評儒家唯我獨尊，以文明自居的張狂霸道。但正是這種文-化使得在實力占優的情況下，漢族能夠接納甚至融合少數民族，而沒有采取更為簡捷的屠殺。中華文明的霸權也是具體歷史形態中最好的，沒有采取單純的掠奪的方式，而是在尊重各個民族基礎上的逐漸的整合。這其實就是文化的力量，是真正的共榮。這是儒家文化給予中華民族的擔當，所以說和平崛起是有歷史依據的。但這種崛起需要中國人從自己的歷史文化中汲取力量，而不是做西方的應聲蟲。并且中國需要承擔自己的歷史責任，做一個敢于伸張正義的大國。
中華民族的偉大的民族，但在近現代需要用國家的形式統和更多的力量，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尊。中華民族也形成了足夠的歷史智慧，讓生活在這一方天地之中的各種生靈和諧共處。我們要做的是總結我們的歷史經驗，讓古老的智慧在現代發光。我們也找到了好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讓中華民族徹底形成。從民族發展、國家關系處理等方面，前三十年做了太多太多的表率。但我們簡單地把其稱為老路則堵死了我們既往開來的前途。中國需要更開放、更包容的心態對待過往的政治歷史，并且需要檢討西方的舶來品，形成我們新時代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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