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馬克思為何要痛斥梯也爾？ ——重讀《法蘭西內戰》的聯想

　　錢昌明：馬克思為何要痛斥梯也爾?

　　——重讀《法蘭西內戰》的聯想

　　文革的失敗讓人想起巴黎公社悲劇，也促使筆者重讀《法蘭西內戰》。

　　閱讀馬克思著作，隨處可見其對論敵觀點所作的深刻的學理性批判;卻很少看到他對論敵的人品進行貶斥。然而，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對梯也爾的態度可說是個例外。他以蔑視的眼光審視梯也爾，稱他為“這個矮子”、“侏儒怪物”。究其原因，這不僅因為梯也爾是個反動人物——血腥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更為主要的是：在梯也爾這一個體人物身上，集中體現了歷史上反動階級所具有的最為兇殘、最為陰險、最為狠毒、最為不屑的品質。為幫助無產階級革命派對這類反動人物保持必要的警惕，馬克思不得不對這一邪惡人物，進行無情的揭露與鞭撻。

　　梯也爾(1797——1877)，近代法國資產階級政客、資產階級歷史學家。1820年從馬賽來到巴黎，早年當過律師和新聞記者，愛好歷史，著有《法國大革命史》。他是最早用階級斗爭觀點解釋歷史的資產階級史學家之一，認為法國大革命是地主貴族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是一場階級之間的決戰。梯也爾的著述具有強烈的階級傾向性，其所有的歷史著作被時人評述為“都極不史實”。

　　1830年后梯也爾進入政界，以其極端自私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動機，集剝削階級惡劣品質之大成的政治手腕，進行他一生的罪惡活動。誠如馬克思評論：“他的社會活動編年史就是一部法國災難史。”(《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二集，第446頁)

　　閱讀馬克思對梯也爾人品的批判，自然也會讓人引發出一些聯想。

　　陰險的兩面派

　　要問：這世界上什么樣的人最壞、最邪惡?危害最大?

　　答案一定是：不是愚笨的人，不是明火執仗殺人放火的人;而是“聰明的人”、“有能耐的人”，表面“正人君子”、暗里男盜女娼的陰險的兩面派。

　　愚笨的人，干不出多大的壞事。明火執仗的惡人，人們可以防范、對付;唯有口蜜腹劍，明里是人、暗里是鬼的兩面派，才是最可怕、最難以對付的人。遇到這樣的人，往往會讓善良的人們上當受騙，會讓那怕是偉大人物放松警惕——最終也“敗”在他的兩面手法之下。

　　梯也爾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登上政治舞臺的。他能成為法國政壇上的“要人”，離不開一位“貴人”的幫助。這個人就是時任法國的眾議院議長、銀行家拉菲特。

　　1815年拿破侖敗于滑鐵盧戰役，本人被流放圣赫勒拿島，不可一世的法蘭西第一帝國(拿破侖帝國)垮臺，路易十八在反法聯盟軍隊的保護下返回法國，波旁王朝再次復辟(1815——1830)。1824年查理十世登位后，進一步推行反動政策，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醞釀革命。其時資產階級內部有不同主張，有“共和派”，有君主立憲奧爾良派(擁戴奧爾良公爵為國王)。

　　梯也爾原為“共和派”，1830年以前，一直和共和黨人混在一起。1830年1月，他投機王朝憲政，投靠拉菲特。在拉菲特全力資助下，他創辦了反對派報紙《國民報》，鼓吹由奧爾良家族代替波旁王族登位，由此在政界爭得聲譽。1830年7月，巴黎爆發七月革命，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普被擁戴為新國王，建立七月王朝。拉菲特任首任首相兼財政大臣，梯也爾當選為議員、任財政副大臣。

　　然而，梯也爾上位后，隨即開展“倒閣”陰謀活動。他背棄了拉菲特，扮演著新的反對派的角色，直把拉菲特搞得“辭職”下場，最終取而代之。馬克思批他“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代，他背棄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鉆得了大臣的位置”(《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二集，第446頁)，是個標準的見利忘義，反復無常、善于投機鉆營的小人。1832年起梯也爾任內務大臣，1836年起任首相，后來還擔任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首任總統。雖然隨著法國政壇不斷的風云變幻，他也有所沉浮，但卻始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直至1877年去世。

　　凡兩面派，一定是優秀的演員——擅長于“作秀”，梯也爾就是這樣一個角兒。他一回兒擁護共和，一回兒擁護王政;一回兒是帝國首相，一回兒是共和國總統;一回兒擁護革命，一回兒成了鎮壓革命的劊子手┄┄

　　他口頭上常頌揚法國的工人階級，但打心底里對其充滿著仇視。1848年2月，當他察覺到革命風暴即將來臨時，就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我屬于革命黨,不但屬于法國的革命黨,而且也屬于全歐洲的革命黨”。“我將永遠屬于革命黨!”(同上，第448頁)但是，法國工人看穿了梯也爾妄想“把基佐內閣換成梯也爾內閣”的陰謀，根本就不信任他，相反，送給他一個“蠅子米拉波”(冒牌英雄)的綽號。

　　事實上，梯也爾是工人階級最兇惡的敵人。他不僅是鎮壓1834年里昂工人起義的元兇，更是屠殺巴黎公社工人階級的最兇殘的劊子手!

　　梯也爾一生的丑惡表演，不能不使人聯想到現實世界的某些兩面人。這種人打著革命的旗號，卻一切以個人私利為“核心”，永遠以犧牲他人利益、革命利益來實現自己卑劣的用心。

　　他是起義武裝部隊的“司令”，但卻是個找個借口臨陣脫逃的可恥逃兵;他是共產主義“信徒”，但卻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復辟人;他是“人民的兒子”，但卻成屠殺人民的屠夫;他是革命領袖“忠實的”追隨者，但卻是“跪著造反”的“鞭尸人”;他是個善于信誓旦旦的起誓人，但卻是個最為卑劣的“食言人”;他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但卻成了壓迫工農大眾最兇惡的敵人。這樣的兩面人，要不是梯也爾轉世，還能有誰?

　　奸詐的陰謀家

　　梯也爾，作為一個陰險的“兩面派”、反復無常的小人，為了騙取人們的信任，必然是一個善于“玩弄政治小騙局的專家”、“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這樣，他也一定是玩“陰謀詭計和卑鄙奸詐的巨匠”(《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二集，第450頁)，是一個地道的奸詐的陰謀家。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只揭露了兩件事，就把梯也爾這個陰謀家的邪惡嘴臉，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第一件事，制造事端，打擊政敵，手法極為陰毒。馬克思寫道：“為了獻媚于國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動來反對僧侶，因而使奧塞魯瓦的圣熱爾門教堂和大主教的宮廷遭受了搶劫。” (同上，第447頁)

　　七月王朝建立后，法國國內仍存在著一些反對勢力，主要的有“正統派”(擁護波旁王朝)、“民主派”(主張共和體制)。1831年2月，“正統派”頭目貝里公爵逝世，打算借喪禮——舉辦追悼會向當局示威。梯也爾趁機通過陰謀手段，故意激化矛盾，制造事端，煽動巴黎群眾進行沖擊。當被激怒的群眾紛紛涌入奧塞魯瓦的圣熱爾門教堂，并占領以同情“正統派”聞名的大主教凱朗的宮廷時，在場的梯也爾特意關照維持秩序的國民自衛軍，不要去勸阻群眾的暴力行動。結果整個事件不僅給了“正統派”在政治上以重大的打擊，還導致著名教堂和大主教宮廷被搗毀。

　　第二件事，以最下三爛的手段，搞臭政敵，手段更為狠毒。馬克思寫道：“在對付貝里公爵夫人上，充當了密探大臣和監獄產婆的角色”。(同上，447頁)

　　1832年，時為內政大臣的梯也爾下令逮捕“正統派”頭目貝里公爵夫人——法國王位的潛望者尚博爾伯爵的母親，隨即將她置于嚴密監視之下。最為惡劣的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還對她施以侮辱性的“身體檢查”，目的在于大肆宣揚公爵夫人的私婚隱情，讓其公開個人隱私的手段來破壞她的政治聲譽，從而徹底把她搞臭。其用心何其毒也!

　　使用奸詐陰謀手段，這是剝削階級政客進行政治斗爭的慣用手法。梯也爾堪稱是這方面的老手，可謂是搞陰謀政治的集大成者。如果說，他與其他許多陰謀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耍陰謀的手段尤為惡劣與陰毒。

　　歷史上，唯有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才是光明正大的，才是徹底摒棄一切陰謀與卑劣手段的。這是因為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斗爭都具有“為私”、具有見不得陽光的性質;只有無產階級的政治斗爭，才是徹底“為公”的，不存在什么見不得陽光的“私貨”。這也就是為什么《共產黨宣言》中所表述的，“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的真正原因。

　　可是，事實上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仍然會混進一些資產階級野心家，他們會繼續采用資產階級政客的奸詐陰謀手段，施展韜晦之計，從革命陣營內部來進行破壞。對這類階級敵人，人們往往難以識別，也是光明磊落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屢被迷惑、遭受欺騙的根本原因。直至這類人通過陰謀詭計，發動政變，奪取領導權，最終葬送革命，讓人民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后，人們才會恍然大悟，但已悔之晚矣!

　　毛主席晚年所以要告誡全黨：“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目的就是想提高大家識別能力，防止像梯也爾這樣奸詐之徒來殘害革命。遺憾的是，在客觀上此類悲劇往往又是難以避免的。

　　無恥的賣國賊

　　許多人一定讀過法國文學家阿爾封斯·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它讓人們懂得了“當一個民族即將淪為異族奴隸”時的悲情。知道是誰制造了這一場法蘭西民族悲劇的嗎?其中有一名無恥的賣國賊就是：梯也爾!

　　這個世界上，只要還存在國家與民族，賣國賊一定是人人痛恨的。梯也爾在法國歷史上恰恰扮演了這樣一名令人不齒的賣國賊角色!只是他的賣國罪行更多地又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反動屬性。

　　在民族關系問題上，資產階級往往采取具有雙重屬性的政策：順利時，奉行民族沙文主義;逆境時，又會搞民族投降主義。馬克思對梯也爾的批判就反映了這樣兩個極端：

　　“這個矮子喜歡在歐洲面前揮舞拿破侖第一的寶劍，——他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侖第一擦靴子的(按：指以資產階級對外擴張的民族沙文主義為榮)，——實際上他的對外政策，從1840年的倫敦公約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這場內戰止，始終是把法國引到極端屈辱的地步。”(《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二集，第448到449頁)

　　1848年1月歐洲革命爆發，法國發生二月革命，七月王朝垮臺。經過劇烈的斗爭，1852年路易·破拿巴(拿破侖侄兒)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建立。期間，梯也爾是一名議員(后整個議會被廢失意)。

　　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腐敗的法蘭西第二帝國一敗涂地，引發“9。4革命”，建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1年2月，梯也爾再一次得勢，擔任了政府首腦。

　　當時的法國直面外敵——普魯士軍隊已逼近巴黎。怎么辦?想要保衛巴黎，只有武裝法國的工人階級，把他們組織成為真正的軍事力量，并使這支隊伍在戰爭中得到鍛煉。可是武裝巴黎工人，無異于武裝革命;如果巴黎戰勝普魯士侵略軍，又無異于法國工人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寄生蟲。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發生沖突之際，法國資產階級反動政府沒有片刻猶豫，便選擇了賣國政策，轉身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

　　梯也爾掌權后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組織抵抗，而是對外屈服。賣國政府在凡爾賽與普魯士簽訂了“和約草案”，允諾法國向普魯士賠款50億法郎，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東部。同意在賠款付清以前，普魯士軍隊占領法國國土。

　　同年8月梯也爾任共和國總統。他依靠資產階級的巨額借款，提前償清對德賠款，忠實地履行了賣國條約中規定的喪權辱國的內容。

　　古今中外，凡是歷史上的剝削階級，當其階級私利與民族公利發生矛盾時，幾乎一無例外地，都會選擇保存其階級私利，從而走上犧牲民族公利的賣國主義道路。這就是吳三桂為什么不愿投降大順農民政權，而甘愿降于滿族多爾袞(換取“平西王”)的內在原因;也是那拉氏為什么會發“寧贈友邦，勿亡家奴”之言的緣由;更是蔣介石為什么要對部下講“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昌講話》)，頑固執行“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真正原因。

　　在新的歷史時期里，當今的梯也爾們，寧做西方資本主義的狗，也不想做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寧當帝國主義的內奸、買辦、漢奸、奴才，也不想做自尊、自強、自主、自立的華夏子孫;寧把中國變為霸權主義的附庸，也不想讓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復興。道理很簡單，因為走了社會主義道路，雖然會有國家、民族的強盛，卻沒有了梯也爾們的特權和骯臟的私利。資產階級從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出發，以犧牲民族利益，來換取賣國者的私利，這就是可恥的“梯也爾定律”。

　　兇殘的劊子手

　　馬克思認為，“梯也爾這個侏儒怪物，將近半世紀以來一直受法國資產階級傾心崇拜，因為他是這個資產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二集，第446頁)

　　他是個最善耍手腕的兩面派、奸詐的陰謀家，也是最敢于放手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賊，他還是個最“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和對財富生產者的憎恨”的貪污犯——曾借他的財政部長普野·克爾蒂約之手借發行20億國債，卻伙同了一些人從中撈取了幾億傭金。(參見同上，第452頁)

　　“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會生涯同樣卑鄙齷齪，——甚至在現在，當他扮演法蘭西蘇拉(按：指獨裁者)這個角色時，還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態度顯示出他的行為的卑污。”(同上，第450頁)

　　在梯也爾身上，除了集中了以上種種不屑的資產階級腐敗品格外，最為突出的還是：他那屠殺革命工人的兇殘的劊子手的反革命本性。

　　1871年3月18日，為了排除賣國道路上的障礙，消滅革命，梯也爾下令夜襲由工人武裝——國民自衛軍控制的蒙馬特爾高地的大炮陣地，直接導致巴黎工人武裝起義，梯也爾政府被迫倉皇出逃凡爾賽。3月28日，經過直接選舉，巴黎公社——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建立。

　　公社機構有86名委員組成，“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代表”。公社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廢除了舊軍隊，取消了舊警察，封閉了資產階級法庭;代之以10個委員會，擔負起新的國家管理職責，妥善有效地執行公社下達的各項政策法令。

　　公社沒收了逃亡廠主的工廠交工人管理，對鐵路運輸和軍需生產進行軍管，這兩項措施明顯觸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具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公社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有利于工人和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政策，得到了廣泛的擁護┄┄

　　巴黎公社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屬性，促使法國資產階級與普魯士侵略者——內外反革命勢力緊密勾結——對革命進行最為兇殘的絞殺!梯也爾就是執行這一絞殺暴行的劊子手。

　　為了組織反革命力量，梯也爾乞求普魯士放還法國10萬戰俘，并任命作過普軍俘虜的麥克馬洪元帥為反革命軍隊的“總司令”。4月底，通過補充放回的戰俘，梯也爾的反動政府軍隊增至11萬人，到5月中旬，又擴大至13萬人。5月21日，梯也爾的反革命軍隊在奸細的引導下，從巴黎的圣克魯門竄入城內，對公社戰士進行大屠殺，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5月23日，又一支反革命軍隊，在普軍的配合下，默許通過普軍的防線，從城北進攻蒙馬特爾高地。經過激烈的戰斗，5月28日，梯也爾軍隊攻下了公社的最后幾個據點。整個巴黎陷落。公社的防御兵力僅為1.8萬人，根本無法對抗13萬反革命軍隊的進攻，力量懸殊導致失敗。

　　梯也爾占領巴黎后，立即對巴黎公社革命進行了反攻倒算，對手無寸鐵的人們開展血腥大屠殺。當時法國報紙在報道這次屠殺的情景時寫道：“一條血渠從一個兵營注入塞納河，幾百公尺的河水都被污染，呈現一道狹長的血流。”大屠殺整整延續了一個多月。3萬多巴黎公社分子被有秩序地處死。連同在公社保衛戰中英勇犧牲者在內，被殺害、流放、監禁的巴黎公社成員，總計高達十萬人之多!

　　梯也爾對巴黎公社的殘酷鎮壓，充分體現了近代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狠毒，采取的手段是斬盡殺絕。同年8月，梯也爾踏著巴黎公社革命者的尸體，在整個資產階級的擁戴下，通過“國民議會”的“推舉”，終于爬上了總統寶座。

　　然而，革命雖然遭受了失敗，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不會停息。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著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生產資料私有的社會制度。

　　誠如馬克思所言：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殺害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同上，第486頁)

　　巴黎公社無疑已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光輝的一頁。今天，人們只要一提起巴黎公社，就會立即想到梯也爾：“這個矮子”、“侏儒怪物”，一個陰險的兩面派、奸詐的陰謀家，無恥的賣國賊和鎮壓巴黎公社革命最為兇殘的劊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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