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好的反修防修教材

　　絕好的反修防修教材 ——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有感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修正主義，那么就請看看這本書，他會讓你從感性上及一定程度的理論上對修正主義有個比較具體的認識。我很奇怪，這本書為何在中國大陸沒有出版?為何沒有成為當年中國共產黨的中高級干部必讀書籍?為何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并銷售到大陸(購買者在書里留下這樣的字跡：丁利國 一九七一年六月 安徽馬鞍山市，書后還有新華書店章)?這本來是一本能影響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書，可惜被忽視了，為此中國人民及世界勞動人民正在付出并在即將到來的日子里加倍付出代價，這個代價不僅是財富和榮耀，還有數不清的頭顱。這本書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四個日本學生(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留學蘇聯的見聞和思考，這幾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卻有著馬列主義立場的人，以獨特的視角向世人展現了堅守社會主義路線的國家應該是怎樣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國家又該是怎樣的，實際上暗示了一個問題：革命者取得政權以后，還愿意革命嗎?這恐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就如同私有制社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階級矛盾逐漸激化的曠世難題一樣，這兩個難題都擺在人類面前，如何面對如何解決，決定人類發展的方向。對照中國今天的現實來讀這本陳舊的有些泛黃的書，說實話，還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不僅是當年蘇聯的真實寫照，也是今天中國的真實寫照：

　　新谷明生：我曾經和蘇聯共青團的中央委員們面談，我常常問他們：“你們對于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究竟采取什么對策?”他們對這個問題，可說是完全不懂，所以無法回答，大概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第22頁)

　　佐久間邦夫：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如此猖狂的文化侵略，蘇聯政府卻完全處于不設防的狀態，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就這樣葬送了。(第24頁)

　　佐久間邦夫：還有，在我們回國之前，蘇聯出現了一個新的話題，就是連我們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稱呼，正在消失。《文學報》上刊出的一個作家的倡議認為“托瓦利什”這個字眼是個陳舊的、不文雅的稱呼，應該停止使用。(第25頁)

　　佐久間邦夫：我們在蘇聯五年多，還沒有看到過一部優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攝的早年的影片。所以說，從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現實情況。如果按照原定的游覽日程，是不能了解這些情況的，只有深入社會觀察，才能一目了然。(第29頁)

　　新谷明生：黨發號施令，人民只能服從，已經成了公式。人民決不準批評黨的不是。如果人民批評了黨，馬上就會遭到迫害。蘇聯的黨決不是毛澤東思想所指出的“人民——黨——人民”這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原則，而只是“黨——人民”這個公式。人民必須承認黨的絕對權威，并只能服從它。它完全否定了黨是革命的工具，是為人民服務的觀點。蘇聯早已忘記了“人民——黨——人民”這個公式，只能由黨的領導人指揮人民群眾，由所謂“優秀人物”指揮“不優秀的人”，結果變成了法西斯主義。(第38頁)

　　新谷明生：蘇聯現在實施各式各樣的經濟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人”的薪水越來越高，工資差距越來越大。高踞在人民頭上的蘇聯高級黨員的所作所為，無不為了保持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提出一個接一個的政策。(第39頁)

　　足立成男：如果說今天的蘇聯是社會主義，那就不需要什么共產黨了，也不要流血革命了。那些事，社會民主黨也是能夠辦到的。看今天的蘇聯，不是看工人有沒有私人汽車，家庭電器普及的程度怎樣，“休養之家”設立了多少，是不是有開水供應，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看今天蘇聯是什么政治潮流和什么人掌權，把蘇聯政治推向哪一個方向，到底要把蘇聯引向何處，把蘇聯帶到什么樣的社會?原田幸夫：這也就是說，首先要看那個國家的人的因素，他們所遵循的是一條什么樣的政治路線，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是什么樣的。不從這一點看問題，就不能正確地掌握問題的實質。(第197頁)

　　新谷明生：他們提出了一套“物質上關心的法則”和“物質刺激的原則”，以此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這一套作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這樣提出來，也未免過于露骨。他們現在就把這一套，硬說是列寧的原則。實行這一套原則的結果，蘇聯的經濟情況越來越糟糕。因為這一套法則，歸根到底是鼓勵人們去大肆追求私利私欲。實行這一套法則，使龐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把國家和世界大事忘記得一干二凈，一心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變了。現在在蘇聯，貪污納賄已成為公開的秘密。總而言之，人們都是為了怎樣才能發財而奔忙。人們的思想腐化到了這種地步，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陷于一片混亂了。(第198頁)

　　足立成男：如果認為：只要一個黨打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黨的招牌，那么這個黨走向哪里，就可以由這個黨自己決定，這就必然導致真正的戰斗團結的瓦解。只看表面招牌，而不去研究其內容和路線，那么即使想團結，這樣的團結也絕不會實現，即使實現了，也必定是假團結。(第240頁)

　　足立成男：共產主義運動總是有國際性的。真正堅持革命的共產黨，無論是中國或阿爾巴尼亞，必然提出有關世界革命的路線。一個黨是否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是判斷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標準之一。(第252~253頁)

　　以上是摘錄書中的一點點內容，這本書還談到當時東歐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各階層的一些情況，另外還有拉美、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留學生的一些情況，這些記述與官方那種文牘非常不同，是一本了解當時共產主義運動情況的絕佳的參考資料。閱讀感慨之余，我驚嘆于這四個二十幾歲的日本學生的思想認識之成熟、觀察之敏銳，甚至可以這樣說，西方政要可以憑該書的材料推斷蘇聯二三十年后必將改旗易幟，世界共產主義陣營也必定隨之瓦解。這樣的留學生，在中國真是罕見，事實上，恐怕說罕見算是高看了，就連新中國的外交官，迄今為止還沒有類似的文獻——當然也可能是出于保密而未公開。這本書的內容最初是在日本山口縣《長周新聞》上登載，一九六九年三月由東京大安書店出版。后被譯成中文，在香港《大公報》以《留蘇見聞錄》為題連載，因為受讀者歡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結集成書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這些情況說明當時的日本和香港都有左翼力量，而今天，這兩個地方的左翼力量似乎都看不到了……

　　恨水東逝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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