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之后方才知道：面對我自己所關注的課題——從長時段歷史去描述中國的改革與革命，倘無馬克思的視野，倘無馬克思的理論做基礎，是絕不可能有任何建樹和進益的。
魏源曾經這樣說過：“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語。而要概括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莫過于抓住追求“富強”與實踐“王道”這個基本矛盾。從王安石、張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務自強運動，再到國民黨的建國運動，撮其要旨，其實也就在于“尋求富強”四字而已。而要尋求富強之道，則必須實現從王朝帝國向著以財政、金融和軍事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其目標簡而言之也就是“富國強兵”。具體說，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現代財政和金融制度相聯系的科學教育制度和軍事制度。
不過，我們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從“經學”的束縛中獨立解放出來之后，宋明理學和陸王心學則走了另外一條特立獨行的道路，簡而言之，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當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養我心即是養我民”，大學之道在親民，故離開“親民”，也便無所謂“明明德”、也就無所謂“王道”。“與民同心”，與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雖千萬人吾往矣，這便是“大同”，這便是“人間正道”，此即所謂“王道”。而要實現“王道”，那就必須與天下蒼生心貼著心，手拉著手，共饑寒、同冷暖，就必須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不斷改造“精英思想”，始終保持一顆老百姓的“平常心”，而這就是王陽明所謂“我心光明，夫復何言”。要踐行“王道”，更必須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別是那種“不王道之富強”，正如嚴復所指出的，自古“無不富強之王道”。離開了“富強”，“王道”往往就會流于空談，國家便會陷入積貧積弱，而這也確是宋儒以來中華文明的一個致命缺陷。但是，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顯然也并不在于簡單的“富強”，而在于怎樣才能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在于怎樣才能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而說到底，這才是更高層次的富強。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自宋代以來，中國面向富國強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標之一，就是財政與金融，具體說，就是歷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極的財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貨幣政策”。所謂消極的財政政策，是說國家對民生與產業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則;所謂“短缺性的貨幣政策”，就是以貴金屬為幣，而明代中期錢糧改銀之后，白銀主要依靠海外進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貨幣政策”一變而為“依附性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國家的發展便總是會缺錢。
同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夠在16世紀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國，實現富強，原因固然很多，但從根本上說，則在于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財政金融革命，從而把商品經濟轉變為信用經濟、資本經濟。而貨幣由“交換的中介”轉變為以國債為基礎發行的銀行券，則是這一革命性轉變的突出標志。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預付”的信用制度基礎上的，而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貨幣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據的流通，這一切都是由馬克思的學說(特別是《資本論》)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會交往方式的革命為經濟交換方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礎，在此之上，方才樹立起相應的政治組織形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承認：馬克思最懂資本主義，馬克思也最懂得富強之道。馬克思對于金融和資本的研究是自經濟學誕生以來，各路經濟學大師所不能比擬的。不過，我們更需知道，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不王道之富強”罷了，如果沿著這條道路照走不誤，一切“后發國家”不僅不能實現“富強”，而且還會陷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叢林法則，其結果不僅僅是亡國，而且更是“亡天下”。
今天看來，無論求富強還是求王道，我們都離不開“西方圣人”馬克思，因為僅靠我們祖宗的遺產，確實難以解決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
寫完《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氣把《龍興——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寫完，但是隨著寫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認識到：如果不能抓住現代社會轉變的根本動力，如果不能洞悉人類社會發展發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緣，無論下多少功夫都是枉然，而要抓住這樣的動力、追求這樣的視野，那就必須掌握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的方法。
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倫敦，于今130余年矣。今天的世界卻正處于他所預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之中，而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來說就是：“我們至今還忍受著馬克思預言過的這些事變后果所帶來的苦難。”
希望《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這本小書，能為廣大讀者帶來真正的思想與知識的樂趣，而這也許正是馬克思本人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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