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對重農主義的評論

　　斯密對重農主義的評論

　　——資產階級是斯密的叛徒和人類的敵人的探討（6）

　　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這個學說是一種未曾、也許永遠不會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學說！但從來未被任何國家所采用；現在它只在法國少數博學多能的學者的理論中存在著。

　　他們把一般認為在任何方面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所貢獻的各階級人民，分為三種。第一種，土地所有者階級；第二種，耕作者、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階級，對于這一階級，他們給以生產階級這一光榮稱號；第三種，工匠、制造者和商人階級，對于這一階級，他們給以不生產階級這一不名譽的稱號。

　　所有者階級，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把金錢花在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筑物、排水溝、圍墻及其他改良或保養上，有了這些，耕作者就能以同一的資本，生產更多的生產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這種增高的地租，可視為地主出費用或投資改良其土地所應得的利息或利潤。這種費用，在這個學說中，稱為土地費用。 耕作者或農業家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出費用耕作土地。在重農主義體系中，這種費用稱為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原始費用包括：農具、耕畜、種子以及農業家的家屬、雇工和牲畜。在第一年度耕作期間（至少在其大部分期間）或在土地有若干收獲以前所需的維持費。每年費用包括：種子、農具的磨損以及農業家的雇工、耕畜和家屬（只要家屬中某些成員可視為農業雇工）每年的維持費。這兩種費用，是農業家用于耕作的兩種資本；倘若這兩種資本不經常地回到他手中，并給他提供合理的利潤，他就不能與其他職業者處在同等地位經營他的業務；

　　在這種學說中，被稱為生產性費用的，就只有這三種，即地主的土地費用，農業家的原始費用及每年費用。其他一切費用，其他一切階級人民，即使一般認為最生產的那些人，亦因為這個緣故，被視為是完全不生產的。

　　按照這個學說，土地年產物全部是怎樣在上述那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不生產階級的勞動為什么只補還它所消費的價值，而不增加那全額的價值，則由這一學說的最聰明、最淵博的創始者魁奈，用一些數學公式表明出來了。

　　按照這個學說，最完全自由狀態所確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蝕，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會不斷地多少減損年產物的價值與總和，因而使社會收入與財富逐漸減少。減少的程度，必按照侵蝕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而以較速或較緩的程度，日益加劇。這些公式，把這學說認為必和這自然分配所受不同侵害程度相適應的不同減少程度，表述出來。

　　有些有思想的醫生，以為人體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運動的正確養生方法來保持，稍有違犯，即將按違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經驗似乎告訴我們，在各種不同的養生方法下，人類身體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狀態，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甚至在一般認為很不衛生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實，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就含有一種未被發覺的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并糾正極不良衛生方法的不良結果。魁奈自己就是一個醫生并且是個極有思想的醫生，他似乎對于國家亦抱有同樣的概念，以為只有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平的正確制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發達起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到，在國家內，各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并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壓抑的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這種政治經濟，雖無疑會多少阻礙一國趨于富裕繁榮的發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國后退。如果一國沒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義，即無繁榮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國能夠繁榮了。幸運的是，在國家內，自然的智慧，對于人類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許多惡影響，有了充分的準備，來做糾正，正如在人體內，自然的智慧，有充分準備，來糾正人類的懶惰及無節制的不良結果一樣。

　　這種學說最大的謬誤，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業工人和商人看做全無生產或全不生產的階級。這種看法的不適當的理由是：

　　第一，這種學說也承認這一階級每年再生產他們自身每年消費的價值，至少是延續了雇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那種資財或資本的存在。單就這一點說，把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名稱加在他們頭上，似乎很不妥當。

　　第二，無論怎樣說，把工匠、制造業工人與商人，和家仆一樣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適當的。家仆的勞動，不能延續雇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基金的存在。他們的維持與雇用，全由主人出費用；他們所搞的工作，在性質上并沒有償還這種費用的可能。他們的工作，大都是隨生隨滅的事務，不固定在亦不實現在任何可賣商品上，以補償他們工資及維持費的價值。反之，工匠、制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卻自然而然地固定在并實現在可賣商品上。

　　第三，無論根據何種假設，說工匠、制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不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都似乎是不妥當的。

　　第四，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如果不節儉，即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和工匠、制造業工人及商人是一樣的。

　　斯密認為，任何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只能由兩種方法來增加。其一，改進社會上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其二，增加社會上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改進，取決于：（一）勞動者能力的改進；（二）他工作所用的機械的改進。因為工匠及制造業工人的勞動，能比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實行更細密的分工，使每個工人的操作更為單純，所以就工匠及制造業工人說，這兩種改進都能達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這方面，耕作者階級并不比工匠及制造者階級處于優越地位。任何社會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必完全取決于雇用有用勞動的資本的增加；這種資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于收入（資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資本出借人的收入）的節省額。

　　第五，即使一國居民的收入，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全由其居民勞動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構成，在其他一切條件都相等的場合，工商業國的收入，亦必比無工業或無商業的國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國通過商業及工業每年能從外國輸入的生活資料量，就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工商業國自然以小部分本國制造品來交換大部分外國原生產物；反之，無工商業的國家，就大都不得不費去大部分本國原生產物，來購買極小部分的外國制造品。前者所輸出，僅能維持極少數人，供應極少數人使用，但所輸入，卻為多數人的生活資料及供應品。后者所輸出，是多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但所輸入的卻只是極少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前一類國家的居民，總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資料。后一類國家的居民，卻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資料。

　　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千真理。這一學說認為，國民財富非由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構成，而由社會勞動每年所再生產的可消費的貨物構成，并認為，完全自由是使這種每年再生產能以最大程度增進的唯一有效方策，這種說法無論從哪一點說，都是公正而又毫無偏見的。

　　這整個學派，對于他們的大師的稱揚，不下于古代任何哲學學派對其創立者的稱揚。不過，這學派的大師自己倒是非常謙虛、非常樸質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的作者米拉波說，“從有世界以來，有三個大發明在極大程度上給政治社會帶來安定，這些發明，與其他豐富和裝飾政治社會的許多發明無關。第一，是文字的發明，只有它使人類能把其法律、契約、歷史和發明照原樣傳達下去。第二，是貨幣的發明，它使各文明社會聯結起來。第三，是《經濟表》，它是其他二種發明的結果，把這二者的目標弄得齊全，使它們完善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而我們的子孫將從此獲得利益。”

　　由以上可以看出，斯密對重農主義基本上是采取肯定的態度，而不是否定的態度。正是因為這一點，斯密的理論從本質上說就是重農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勞動者201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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