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論君主或國家應盡的義務

　　《國富論》論君主或國家應盡的義務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22）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yè)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shù)人的利益），這種事業(yè)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shù)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

　　這些義務的適當履行，必須有一定的費用；而這一定的費用，又必須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

　　一，國防費用

　　君主的義務，首在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而此種義務的完成，又只有借助于兵力。但平時準備兵力和戰(zhàn)時使用兵力的費用，則因社會狀態(tài)不同以及進化時期不同，而大不相同。

　　在比較更進步的農業(yè)社會，即在沒有對外貿易，除了幾乎全在各自家中制造為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制造業(yè)外，沒有其他制造業(yè)的農業(yè)社會里，每個人也都是戰(zhàn)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為戰(zhàn)士。從事農業(yè)工作的人，一般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盡日曬雨打風吹。這種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鍛煉他們，使他們能熬受戰(zhàn)爭的苦難。

　　在文明社會里，服兵役人數(shù)與人民總數(shù)的比例，必然要比未開化社會中小得多。文明社會維持兵士的費用，統(tǒng)由那些非兵土的勞動者負擔。這些勞動者，不但要維持兵士，而且要按照各自的身分，維持他們自身乃至他們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兵土的數(shù)目就不能超過這些勞動者除了維持他們自身及國家官吏外所能維持的限度。

　　國家對于國防軍備的設施，似只能采取兩種方策。

　　第一，它可不管國民的利益怎樣，資質怎樣，傾向怎樣，用一種極嚴厲的法令，施以強迫軍事訓練；凡在兵役年齡內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數(shù)，不管他們從事何種職業(yè)，非在一定限度上與兵士的職業(yè)結合起來不可。

　　第二，它可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yè)，脫離其他職業(yè)，而確然成為一個獨立的特殊職業(yè)。

　　假使國家采取前一方策，那么，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民兵；如采取后一方策，那么，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常備軍。進行軍事訓練是常備軍的唯一主要職業(yè)。國家給與他們的生活費或餉金，即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至于民兵軍事訓練，則只是臨時的工作，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得由其他職業(yè)贏得。在民兵，普通工人、工匠、商人的性質多于兵士的性質；在常備軍，則軍人的性質多于一切其他職業(yè)的性質。這兩種區(qū)別，似乎就是這兩種軍人本質上的區(qū)別。

　　君主的第一義務，就是策本國社會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橫暴與侵悔。這種義務的實行，勢必隨社會文明的進步，而逐漸需要越來越大的費用。原來在平時在戰(zhàn)時都無須君主支出何等費用的社會的兵力，隨著社會進步的過程，初則在戰(zhàn)時要君主出錢維持，后則在平時亦非君主出錢維持不可。

　　火器發(fā)明后，戰(zhàn)爭技術起了大變化。于是，平時訓練一定兵額，戰(zhàn)時使用一定兵額，所需的費用，都進一步增加。

　　二，司法經費

　　君主的第二個義務，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這種義務的實行，因社會各時期的不同而有費用大小的差異。

　　一個民政政府，必先取得人民的服從。民政政府的必要程度，既是逐漸隨財產價值的增大而增大，所以使人民自然服從的主要原因，也是逐漸隨財產價值的增長而發(fā)展。人民何以會形成這種服從性，或者說，在有任何民政機構以前，何以若干人就對他們的大部分同胞有支配權力，這似乎有四種自然原因或情況。

　　第一原因，就是下述種種的優(yōu)越：個人資質的優(yōu)越，體力的優(yōu)越，容貌的優(yōu)越，動作敏捷的優(yōu)越，智慧的優(yōu)越，道德的優(yōu)越，正義性的優(yōu)越，剛毅性的優(yōu)越，克制性的優(yōu)越，等等。肉體上的品質，必須有精神上的品質來支持，否則在社會的任何時期，都不夠從而取得多大的威權。一個社會，野蠻也好，文明也好，當它規(guī)定關于等級和服從的法則時，從沒認為可適當?shù)匾赃@些目不可見的品質為標準，而總是以那些明顯的具體事物為依據。

　　促成服從的第二原因，就是年齡的優(yōu)越。老年者如果沒有老邁到衰朽不堪，那就總比有同等身分、同等財產及同等能力的年輕者，能到處博得人們更大的尊敬。

　　促成服從的第三原因，就是財產的優(yōu)越。富人在一切社會，雖都有大的聲勢，但在財產最不平等的野蠻社會，則有最大的聲勢。

　　促成服從的第四原因，就是門第的優(yōu)越。這種優(yōu)越，是以先代財產上的優(yōu)越為前提的。任何家族，都是舊時傳下來的。王侯的祖先，雖說更為人所知道，但與乞丐的祖先比較，在數(shù)目上卻不見得更多。門第與財產，分明是使一個人高于另一個人一等的兩大要素。它們又是個人顯貴的兩大來源，因此也是人類中自然而然地有發(fā)號施令者又有聽人命令者的主要原因。

　　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劃分，原始似乎是由于社會進步、社會事務因而增加的結果。社會事務日益加多，司法行政變得那么麻煩復雜，于是擔當這任務的人，就不能再分心注意到其他方面。同時，擔當行政職責的人，因為無暇處理私人訴訟案件，所以，就任命代理人代為處理。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肩負國家重任的人，縱無何等腐敗觀念，有時也會認為，為了國家的重大利害關系，必須犧牲個人的權利。但是，各個人的自由，各個人對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賴有公平的司法行政。為使各國人感到自己一切應有權利，全有保障，司法權不但有與行政權分離的必要，且有完全脫離行政權而獨立的必要。審判官不應由行政當局任意罷免，審判官的報酬也不應隨行政當局的意向或經濟政策而變更。

　　三，公共工程和公共機關的費用

　　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于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說，設由個人或少數(shù)人辦理，那所得利潤決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yè)，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shù)人出來創(chuàng)辦或維持。并且，隨著社會發(fā)達時期的不同，執(zhí)行這種義務所需的費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

　　一國商業(yè)的發(fā)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梁、運河、港灣等等公共工程。這類工程的建造和維持費用，顯然，在社會各不同發(fā)達時期極不相同。一國公路的建設費和維持費，顯然必隨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增加，換言之，必隨公路上所搬運貨物的數(shù)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

　　教育上的設施，可大別為兩種：一是關于青年教育的設施，一是關于一切年齡人民的教育的設施。凡此種種設施和工程所需的費用。

　　在富裕而發(fā)達的社會中，各階級人民的房屋、家具、食品、服裝以及游觀玩好之具，都由樸質而流于奢華，在此種情況下要君主獨逆時尚，決難做到。他的一切服用物品，所費必日益加多。因為不是這樣，就不能維持他的尊嚴。

　　就尊嚴一點說，一國君主君臨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國元首對干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塵莫及；所以為要維持這較高的尊嚴，勢必要較大的費用。

　　勞動者2014年5月27日

　　《國富論》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23）

　　一國每年支出的費用，不但有國防費，君主養(yǎng)尊費，而且有國家憲法未規(guī)定由何等特定收入來開支的其他必要政費。這些費用的開支，有兩個來源：第一，特別屬于君主或國家，而與人民收入無何等關系的資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特別屬干君主或國家的資源或收入源泉，由資財及土地構成。

　　君主由其資財取得收入的方式，與其他資財所有者同，計有兩種，一是親自使用這筆資財，一是把它貸與他人。他的收入在前者為利潤，在后者為利息。

　　郵政局本來就是一種商業(yè)。政府事先墊款設置各郵局并購買或租賃必要的車輛馬匹，這種墊款不久即由郵費償還，而且得有很大的利潤。我相信，各種政府所經營的商業(yè)成功了的，恐怕只有這種企業(yè)。這上面投下的資本額不很多，而其業(yè)務又不具有什么神秘的性質。資本的收回，不但確定，而且極迅速。

　　各國君主往往從事其他許多商業(yè)，他們同普通私人一樣，為改善其財產狀態(tài)，也常常不惜成為普通商業(yè)部門的冒險家。可是他們成功的不多。一種業(yè)務，讓君主經營，往往不免流干浪費，浪費就使他們的成功變?yōu)椴豢赡芰恕＞鞯拇砣耍詾橹魅擞袩o盡的財富；貨物以何種價格買來，以何種價格售去，由一地運往他地，花多少費用，他們都是草率從事，不去精打細算。他們往往與君主過著一樣的浪費生活；并且，有時就是浪費了，仍能以適當方法捏造帳目，而積聚有君主那樣大的財產。商人性格與君主性格兩不相容的程度，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

　　一國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往往是得自貨幣的利息和資本的利潤。假若國家積蓄有一筆財寶，它可把這財寶的一部分，貸借于外國或本國的臣民。

　　能夠維持政府的安全與尊嚴的，只有確實的、穩(wěn)定的、恒久的收入，至于不確實的、不經久的資本及信用，決不可把它當作政府的主要收入資源。所以，一切已經超過游牧階段的大國政府，從來都不由這種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

　　土地是一種比較確實和恒久的資源。所以一切越過了游牧階段的大國的收入，都是以國有地地積為主要源泉。

　　文明國君主，由其領地獲取的收入，看來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這所損于全社會的，比君主所享有的其他任何同等收入來得多。所以，為社會全體利益計，莫若拍賣王室領地，從而分配給人民，而君主一向由其領地享有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同等收入來代替。

　　土地用作公園、林囿及散步場所，其目的在供游樂與觀賞，不僅非收入源泉，而且須時常出費葺治。我看，在大的文明君主國，只有這種土地可屬于君主。

　　因此，公共資本和土地，即君主或國家所特有的二項大收入泉源，既不宜用以支付也不夠支付一個大的文明國家的必要費用，那末，這必要費用的大部分，就必須取給于這種或那種稅收，換言之，人民須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給君主或國家，作為一筆公共收入。

　　勞動者2014年5月27日

　　《國富論》論賦稅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24）

　　個人的私收入，最終總是出于三個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潤與工資。每種賦稅，歸根結底，必定是由這三種收入源泉的這一種或那一種或無區(qū)別地由這三種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

　　一國賦稅的四種原則，一、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范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二、各國民應當完納的賦稅，必須是確定的，不得隨意變更。三、各種賦稅完納的日期及完納的方法，須予納稅者以最大便利。四、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盡可能等干國家所收入的。

　　如人民所付出的，多于國家所收入的，那是由于以下四種弊端。第一，征收賦稅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這些官吏，不但要耗去大部分稅收作為薪俸，而且在正稅以外，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負擔。第二，它可能妨礙了人民的勤勞，使人民對那些會給許多人提供生計和職業(yè)的事業(yè)裹足不前，并使本來可利用以舉辦上述事業(yè)的基金，由于要繳納稅款而縮減乃至于消滅。第三，對于不幸的逃稅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懲罰辦法，往往會傾其家產，因而社會便失去由使用這部分資本所能獲得的利益。第四，稅吏頻繁的訪問及可厭的稽查，常使納稅者遭受極不必要的麻煩、困惱與壓迫。

　　第一部分，地租稅即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

　　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有兩種征收方法：其一，按照某種標準，對各地區(qū)評定一定額地租，估計既定以后，不復變更；其二，稅額隨土地實際地租的變動而變動，隨情況的改善或惡化而增減。

　　按照一般丈量及評價而估定的土地稅，其開始雖很公平，但實行不到多久，就必定變?yōu)椴还健榉乐惯@流弊，政府要不斷地耐心地注意國中各農場的狀態(tài)及其產物的一切變動。

　　課于土地生產物的賦稅，實際就是課于土地地租的賦稅。這賦稅，起先雖由農民墊支，結果仍由地主付出。當生產物的一定部分，作為賦稅付出時，農民必盡其所能計算這一部分逐年的大體價值，究竟有多少，于是從他既經同意付給地主的租額中，扣除相當?shù)臄?shù)目。向教會繳納的什一稅，就是這一類賦稅。農民交出這年產物，而不預先估算其逐年大抵價值，那是沒有的事。

　　課于土地生產物的賦稅，有的是征收實物，有的是依某種評價征收貨幣。土地生產物稅征收貨幣，有的是按照隨市場價格變動而變動的評價；有的則是按照一定不變的評價。

　　房租可以區(qū)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或可稱為建筑物租；其二，通常稱為地皮租。

　　建筑物租，是建筑房屋所費資本的利息或利潤。為使建筑業(yè)與其他行業(yè)立于同一水準，這種建筑物租，就須第一足夠支給建筑業(yè)者一種利息，相當于他把資本對確實抵押品貸出所能得到的利息；第二足夠他不斷修理房屋，換句話說就是他在一定年限內能收回其建筑房屋所費的資本。

　　與房租比較，地皮租是更妥當?shù)恼n稅對象。對地皮租課稅，是不會抬高房租的。那種稅，將全由地皮所有者負擔。地皮所有者總是以獨占者自居，對于地皮的使用，盡可能地要求最大的租金。

　　第二部分，利潤稅即加在資本收入上的賦稅

　　由資本所生的收入或利潤，自會分成兩個部分：其一為支付利息，屬于資本所有者；其二為支付利息以后的剩余。

　　后一部分利潤，分明是不能直接課稅的對象。那是投資危險及困難的報酬，并且，在大多數(shù)場合，這報酬是非常輕微的。資本使用者，必得有這項報酬，他才肯繼續(xù)使用，否則，從其本身利益打算，他是不會再做下去的。

　　乍看起來，貨幣的利息，就好象和土地地租一樣，是能夠直接課稅的對象。正如土地地租一樣，貨幣利息，是完全除了投資危險與困難的報酬后所剩下的純收入。

　　然而與地租比較，貨幣利息究竟是不宜于直接課稅的，這有兩種的情由。第一，個人所有土地的數(shù)量與價值，決不能保守秘密，而且常能正確地確定。但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金額，卻幾乎常是秘密的，要相當正確地確定，差不多是做不到。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產所在國的一個公民。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著于那一個特定國家。要對資本收入課稅的國家，歷來都不采用嚴厲的調查方法，而往往不得已，以非常寬大的，因而多少是隨便的估算方法為滿足。無論哪個國家，都曾小心謹慎回避了嚴密調查個人私事的舉動。

　　特定營業(yè)利潤稅。有些國家，對于資本利潤，課有特別稅，這資本有時是用在特殊商業(yè)部門的，有時是用在農業(yè)上的。不過，對于特殊商業(yè)部門資本所課的稅，最終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場合，必須有合理的利潤，并且，在商業(yè)自由競爭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過這合理利潤）負擔，而是由消費者負擔。消費者必然要在買物的價格上，支付商人墊付的稅額。而在大多數(shù)場合，商人還會把價格提高若干。

　　對一切土地的變賣課稅，有的則對依一定保地條件而保有的土地的變賣課稅，這些稅都或多或少構成其君主的一項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稅形式或注冊稅形式，間接對之課稅，而此等稅，也可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也可不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

　　第三部分，勞動工資稅

　　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到處都受兩種不同情況的支配，即勞動的需要，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價格。當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沒有變動時，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工資數(shù)目提高到稍稍超過這稅額以上。

　　制造業(yè)勞動工資由課稅而提高的數(shù)額，墊支者為制造業(yè)主。制造業(yè)主是有權利而且是不得不把那墊支額以及因此應得的利潤，轉嫁到貨物價格上的。因此，工資提高額及利潤增加額，最終都是歸消費者支付。

　　如果對工資直接所課的稅，不曾使工資相應地增高，那就是因為一般勞動需要因此發(fā)生了大大的減少。農業(yè)的衰退，貧民就業(yè)的減少，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低減，大概都是這種稅的結果。

　　優(yōu)秀藝術家及自由職業(yè)者的報酬，必然對于比較低級的職業(yè)，保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對這報酬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使該報酬按略高于該稅比例的比例而提高。假若報酬沒象這樣提高，那優(yōu)秀的藝術及自由職業(yè)，就不再與其他職業(yè)立干同一的地位，于是，從事這些職業(yè)的將大為減少，使其不久又重新回復到原先的地位。

　　政府官吏的報酬，因為不象普通職業(yè)的報酬那樣受自由競爭的影響，所以，并不總是對這職業(yè)的性質所要求的報酬，保持適當?shù)谋壤Ｔ诖蠖鄶?shù)國家，這種報酬，大都高于該職業(yè)性質所要求的限度。掌理國政者，對于自身乃至其直接從屬者，大概都傾向于給予以超過充分限度以上的報酬。因此，在大多數(shù)場合，官吏的報酬，是很可以課稅的。加之，任官職的人，尤其是任報酬較大的官職的人，在各國都為一般嫉妒的對象。對他們的報酬課稅，即使較他種收入所稅再高，也一定大快人心。

　　第四部分，原打算無區(qū)別地加于各種收入上的稅，即是人頭稅和消費品稅。這種稅，必須不分彼此地從納稅者各種收入中支付，不管那收入是來自土地地租、資本利潤或勞動工資。

　　人頭稅，如企圖按照各納稅者的財富或收入比例征收，那就要完全成為任意的了。一個人財富的狀態(tài)，日有不同。不加以很難堪的調查，至少，每年不新訂一次，那就只有全憑推測。因此，在大多數(shù)場合，他的稅額的評定，必然要依估稅員一時的好意惡意為轉移，必然會成為完全是任意的、不確定的。

　　人頭稅，如不按照每個納稅人的推定的財富比例征收，而按照每個納稅人的身分征收，那就要完全成為不公平的。同一身分的人，其富裕程度，常不一樣。

　　因此，這類稅，如企圖使其公平，就要完全成為任意的、不確定的；如企圖使其確定而不流于任意，就要完全成為不公平的。不論稅率為重為輕，不確定總是不滿的大原因。在輕稅，人們或可容忍很大的不公平；在重稅，一點的不公平，都是難堪的。

　　不論采用那種人頭稅，想按照人民收入比例征收，都不可能；這種不可能，似乎就引起了消費品稅的發(fā)明。國家不知道如何直接地并比例地對人民的收入課稅，它就努力間接地對他們的費用課稅。這費用，被認為在大多數(shù)場合，與他們的收入保持有一定比例。對他們的費用課稅，就是把稅加在那費用所由而支出的消費品上。

　　消費品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

　　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釋，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關面子的習俗，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過，稱之為奢侈品，并不是對其適度的使用，有所非難。

　　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和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其所生影響恰恰相同。勞動者雖由自己手中支出此稅，但至少就相當長期說，他甚至連墊支也說不上。那種稅，最終總是通過增加的工資而由其直接雇主墊還給他。那雇主如系制造業(yè)者，他將把這增加的工資，連同一定的增加利潤，轉嫁到貨物價格上，所以，此稅最后的支付，以及這增加利潤的支付，將由消費者負擔。

　　對所謂奢侈品課稅，甚至對貧窮者奢侈品課稅，則又當別論，課稅品價格的騰貴，并不一定會惹起勞動工資的增高。

　　消費品，不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都可以兩種方法課稅。其一，可根據消費者曾使用某種貨物消費某種貨物的理由，叫他每年完納一定的稅額；其二，當貨物還留在商人手中，尚未移交到消費者以前，即課以定額的稅。一種不能立即用完而可繼續(xù)消費相當?shù)臅r間的商品，最宜于以前一方法課稅；一種可以立即消費掉或消費較速的商品，則最宜于以后一方法課稅。馬車稅及金銀器皿稅，為前者課稅方法的實例；大部分的其他國內消費稅及關稅，則為后者課稅方法的實例。

　　現(xiàn)在對外國制造品所課的稅，如把剛才列舉的外貨中若干貨物的關稅除外，那就有一大部分，不是以收入為目的而征收，卻是以獨占為目的而征收，即要在國內市場上，給本國商人以利益。因此，撤廢一切禁令，對外國制造品課以根據經驗可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的適度的關稅，我國工人，可依然在國內市場上保持有很大的利益，而現(xiàn)在對政府不提供收入以及僅提供極少收入的許多物品，到那時亦會提供極大的收入了。

　　勞動者2014年5月27日

　　《國富論》論公債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25）

　　這種國家的政府，極易產生這種信念，即在非常時期，人民有能力把錢借給它，而且愿意把錢借給它。它既預見到借款的容易，所以在平時就不孜孜干節(jié)約。

　　巨額債務的增積過程，在歐洲各大國，差不多是一樣的；目前各大國國民，都受此壓迫，久而久之，說不定要因而破產！國家與個人同，開始借款時，通常全憑個人信用，沒有指定特別資源或抵押特別資源來保證債務的償還。在這種信用失效以后，它們繼續(xù)借款，就以特別資源作抵押。

　　英國所謂無擔保公債，就是依前一方法借入的。它有一部分為全無利息或被認為全無利息的債務，類似個人記帳的債務；一部分為有利息的債務，類似個人用期票或匯票借入的債務。凡對特別服役所欠的債務，對尚未給付報酬的各種服役所欠的債務，陸軍海軍及軍械方面臨時開支的一部分，外國君王補助金的未付余額，海員工資的未付余額等，通常構成前一種債務。有時為支付這債務的一部分和有時為其他目的而發(fā)行的海軍證券或財政部證券，構成后一種債務。

　　而政府舉債，需要指定或抵押國家特定收入來擔保債務的償還時，政府在不同時候，曾使用了兩種不同的方法。有時這指定或抵押，限于短期，如一年或數(shù)年；有時，又定為永久。在前一場合，作為抵押的收入，據推想在限定期間內，足夠付清所借貨幣的本金及其利息。在后一場合，作為抵押的收入，據推想只夠支付利息或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政府幾時能償還借入的本金，就償清它。貨幣以前一方法借入，通稱為預支法；以后一方法借入，則通稱為永久付息法或簡稱為息債法。

　　借款的方法有二，一是預支，一是永久息債。但介乎這兩者之間的，還有其他兩種方法，即有期年金借款方法和終生年金借款方法。

　　當政府為開支政費，以當年未用作擔保的賦稅籌措收入時，人民收入的一定部分，只不過是從維持某種非生產性勞動，移來維持他種非生產性勞動罷了。人民用以付稅的款項中，若干部分無疑是能由他們儲蓄起來成為資本，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但其大部分大概是消費掉，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不過，國家費用在這么開銷的場合，無疑會多少成為新資本進一步蓄積的阻礙，但不一定會破壞現(xiàn)存的資本。

　　當國家費用由舉債開支時，該國既有資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壞；從來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若干部分年生產物，必會被轉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不過，在這種場合所征的賦稅，較在前一場合為輕，所以，人民個人收入上的負擔較少，而人民節(jié)約收入一部分以積成資本的能力，亦因此減損較少。和以本年度稅收開支本年度費用的方法比較，舉債方法，如果在較大程度上破壞舊的資本，也在較小程度上妨害新資本的獲得或蓄積。在舉債制度下，社會一般資本時時由政府濫費所引起的損失，是更容易由人民的節(jié)約與勤勞得到彌補的。

　　當公債增大到某種程度時，公公道道地完全償還了的實例，我相信幾乎沒有。國家收入上的負擔，如果說是曾經全然解除過，那就老是由倒賬解除的，有時是明言的倒賬，常常是假償還，但沒有一次不是實際的倒賬。

　　提高貨幣名義價值，那是公債假償還之名行倒賬之實的慣技。例如，六便士的銀幣或二十枚六便士的銀幣，如依議會法令或國王布告，提高其名義價值為一先令或一鎊，那么，依舊名義價值借入二十先令或銀約四盎斯的人，在新名義價值下，只須銀幣二十枚或略少于二盎斯的銀，便可償還其債務。

　　約一億二千八百萬鎊的國債，即大約等于英國長期和短期公債合計的債本，如照此方法償還，約須現(xiàn)幣六千四百萬鎊就行了。象這樣償還債務實不過貌為償還罷了，在實際，國家債權者應得的每一鎊，都被騙去了十先令。可是，橫受此種災害的，不但是國家的債權者，私人的債權者，亦都受相應的損失。這對于國家的債權者，不但全無利益，在大多數(shù)場合，還要增加他們一項大損失。

　　為了同一目的，國家有時減低鑄幣的標準成色，即在鑄幣中攙以較大量的劣金。這種直接提高貨幣名義價值的做法，常是公開的、明言的，而就其性質說，亦不得不如此。用此方法，較輕較小的鑄幣，取得了從前較重較大鑄幣的同一名稱。反之，減低貨幣標準成色的做法，大概都是保守秘密的。這就是讓貨幣貶值。

　　勞動者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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