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我還沒來得及看完，睡覺前躺床上翻了兩三個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璽璋先生之所以寫這部書，是因為近代史是中國當代何去何從最重要的一個參照吧，總之是奔著今天來的。既然如此，那就結合著中國的今天來聊聊這個話題。我對近代史不但沒有專門的研究，閱讀也非常有限，雖然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剛才談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區別，強調不要把政治史化約為思想史，這我非常同意。我就從社會或階級的角度談些膚淺的感想。
今天謝先生和我們大家坐在這兒談作為思想家也好、政治家也好、學問家也好的梁啟超，我想從上世紀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這樣談論梁啟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來社會上對梁啟超似乎還有另外一種談法，那就是談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兒媳婦林徽因，談她主持的著名沙龍，談她周圍的著名男人，總之，談的是一種“貴族”人生的樣板。當代中國產生對“貴族”的需求，大概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的，社會沿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路線一路走來，開始了兩極分化。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富起來后一方面要上層次，也就是講究，甩掉“大金鎦子”、“農民企業家”之類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天長地久、長宜子孫，到手的東西“神圣不可侵犯”。這兩樣東西“貴族”這個詞都準確地包含了。于是《格調》、《上海的風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葉》、《最后的貴族》、《張氏姐妹》、《民國四公子》、《紅色貴族》等書風行一時，快成“貴族”和想成“貴族”的人手一本照著勤學苦練;于是政治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一路走高。梁家的“貴族”沙龍就是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來的。
梁家“貴族”生活的奠基人當然是梁啟超了。梁啟超的上輩可不是什么“貴族”，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楊昌濟的日記，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農家子弟的例子勉勵“毛生”自強不息的內容。估計梁任公父輩也就是個小地主吧，這個我沒查過，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說有梁啟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說咱哪兒不去就去這倆地方吧。梁啟超故居有兩棟西式洋樓，最先只有一棟，是辛亥革命后兩三年蓋的，后來又加蓋了一棟讀書辦公的，即所謂的“飲冰室”。梁啟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職業政客，我相信他的懷抱志向也盡在蒼生和學問。但這樣的豪宅還是讓我一驚，我想它對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會史其實都是有價值的：財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這么快呢?
我們都知道梁啟超是主張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會上包括梁啟超在內的少數人，其財富爆炸式的增長，這可跟磨磨蹭蹭的漸近改良不是一個節奏啊，跟革命倒是一個節奏。我過去看民國老照片，發現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實的“黎民”，我原來還以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對比同時代的照片上的“民國范兒”如林徽因陸小曼徐志摩，一個個都挺白凈的，看著跟絕大多數中國人分屬兩個不同人種似的。社會兩極化成這樣，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剛才主持人介紹我是劇作家，“家”談不上，但我的確寫過幾個劇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實我也經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夠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為革命揚湯止沸。解先生這本書講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為中國錯過立憲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實，很難說立憲改良沒成功，也很難說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憲改良的成功。武昌這邊炮一響，北京那邊袁世凱向孤兒寡母一皺眉頭，不就基本上“和平轉型”了么?全國沒亂多少天，人也沒死多少個，雖然“虛君共和”沒戲了，但對皇室的優待寫進了約法，民國的閣員接長不短進宮給遜帝下跪，遺老遺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詩酒風流，日子過得相當不差，這能叫革命么?應該叫非典型改良吧。問題不在于辛亥革命斷送了憲政改良。問題在于憲政改良完成之后又發生了革命——從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這場革命有很多內外原因，但一個非常重要的內部原因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記得80年代翻閱丁文江編撰的《梁任公年譜長編》，1927年南方農民運動轟轟烈烈，梁啟超跟他的孩子通信談到這些，說這是流民(游民)在鬧事。
剛才王焱先生說了一個觀點：中國沒有地主。對此我有一點不同意見。王先生可能是說中國并非階級分化多大的社會。這要看怎么說了。自周秦之變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的確比較快，財主不三代，窮人不到頭。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澤東，都持這種觀點。但階級固化的程度不高，并不等于階級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環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災大荒之年，豪強大量購進土地，大批自耕農淪落為佃農流民游民，這些無地農民小則打家劫舍，大則起義造反。前幾年我到四川大邑參觀劉文彩的宅子，太奢華了，完全可以成為當今土豪“上層次”的樣板房。院里的幅楹聯把“既富且貴且壽”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寫的十分生動，我用手機拍下來了：“花泉成園，喜燕小鶯嬌，紅星墻頭春意鬧;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藍橋路指密情深。”最近任志強他們鼓吹“鄉愁要有鄉紳”，我這算是替他們提供點鄉紳的信息。劉文彩家財富積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一代人之間，就集聚了幾十萬畝土地。靠的什么，院里還有副對聯其中說得明白：“大展經綸，由商而政而軍，扶搖直上”——這簡直就是劉漢劉總和谷俊山將軍的二合一了。他一家幾十萬畝土地，那么會有多少家自耕農淪為佃農、流民或游民，一加減乘除不就出來了么。梁啟超先生當年正確地指出了革命的社會基礎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沒接著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而不爆發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的社會結構，而不會是人類的社會結構。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窮奢極欲，爭當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對革命的病狀愁眉苦臉，賴這個賴那個，實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們認為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幾個騙子或瘋子。也許那幾位真是騙子或瘋子，但問題是那一大群傻子為什么跟瘋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說了，誰比誰傻呀。無論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還是“分田分地真忙”，解決的都是食、色這樣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望中國夠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會管理的現代化轉型。但革不革命，不取決于你希不希望，取決于社會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認，人是希望社會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頭地，掙得比別人多、混得比別人好，這的確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別人掙得少、比別人混的差，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幣的另一面。1980年代大家都覺得自己有可能在社會分化中勝出，于是人性的這一面大行其道。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會分化得幾家歡樂幾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換上面的社會流動渠道越來越不暢通，這樣人性的另一面就出來了：憑什么好處都被你們哥幾個得了，錢都被你們姐幾個撈了呀，而且還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沒玩沒了?!競爭導致分化，分化走向壟斷，壟斷終結競爭，這是社會興衰循環的常軌。走到第三階段，社會就變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國的革命，不妨從社會和階級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說這些，謝謝。【本文經本人審定，在原錄音稿基礎上有所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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