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政治概念

　　毛澤東雖是中外歷史上罕見的“哲學王”，學界卻甚少對其政治思想和事業做哲學的探討。這不可避免導致毛澤東政治思想研究的如此現狀:對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政治事業、活動、生平梳理和考察的多，而對毛澤東作為哲學家的政治概念透視和研究的少。實際上，毛澤東青年時期感興趣的是倫理學和哲學，倫理學和哲學是他當時思想救國的根本道路[1](p.29)，構成他從事革命事業的起點與終點;離開了毛澤東哲學地理解的政治概念，對他的政治思想不可能獲得正確深刻的理解。本文從政治哲學的視界構建毛澤東的政治概念，從毛澤東的政治概念解析毛澤東的政治思想與實踐，只為從源頭上回歸毛澤東作為哲學家的政治概念，從而對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和事業做出深刻解讀。

　　一、內容:無支配自由

　　毛澤東畢生所從事的紛繁復雜的光輝事業，從政治哲學凝思不過是“自由”二字。自由是毛澤東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永恒主題，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從英明領導到晚年失誤，毛澤東都是在為國家和人民謀求自由的幸福生活。1925年毛澤東在主編的《政治周報》中就明確指出了革命的根本目的:“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2](p.21)解放是整個國家的自由，人民統治是自治的自由，經濟幸福是物質財富的自由。自由構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不斷走向勝利的動力和路標。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格外向往無強制干涉的自由生活，在后來的革命和斗爭中則為民眾爭取具體行動的自由或權利。然而，這兩種自由又存在差異。毛澤東青少年時期所追求的是無支配的自由，不受封建的舊式的統治者、家長和老師專斷意志的干涉，這使他敢于不顧一切地逃課、離家，放膽為政權和禮教壓迫下的受害者鳴屈，甚至組織驅除專制統治者的群眾活動。毛澤東在革命和斗爭中向反動政府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則是反動政府準許人民大眾自由行動的權利范圍，從而普通百姓與反動統治者具有同樣的自由度。由于政治自由能夠為革命斗爭提供合法性基礎與更大的活動空間，毛澤東在與反動政府的較量中總是不斷爭取政治自由。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一方面，毛澤東通過不斷強調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的重要性[3](p.355)，來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發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壯大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毛澤東通過憲政民主來實現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自由[4](p.1070)，使得解放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和新民主主義社會得到了蓬勃發展。政治自由劃定自主行動的范圍，在該范圍內反動統治者不干涉人民群眾的活動，人民群眾享有不受阻礙和限制的選擇權。因此，政治自由表明的是反動統治者干涉的闕如。

　　無支配的自由雖然也是一種闕如的狀態，但它強調的是不受他人專斷干涉的闕如，而并非簡單地就是干涉的闕如。在受支配的處境下，家長可以指腹為婚，老師可以任意處罰學生，資本家可以無緣無故虐待工人，軍閥可以隨心所欲發動內戰，帝國列強可以武力霸占他國領土。這是因為支配是一種專斷干涉的能力。只要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專斷干涉，這種專斷干涉是無需付出特別的成本的，并且能夠產生和實現預期效果。[5](p.20)因此，無支配的自由不惟要求無干涉，也不是要求絕對無干涉，而是要求無專斷干涉。法治國家中的法律干涉，并不會導致人們受支配，因為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在非法治國家法律許可的自由，同樣可能受到權力的專斷干涉，這正是無支配自由所要消除的東西。就此而言，無支配的自由不過政治自由之一類，實質性地反映著政治自由的深度;或者說無支配的自由構成了政治自由的實質內容，而政治自由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況下仍然是形式的條文。所以，只要人們享有無支配的自由，自由的范圍雖然不是無限寬廣，自由的行動是有可靠保障的。當前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無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同樣關鍵在于法治秩序的有效構建。

　　毛澤東思想中沒有使用“無支配自由”概念，但那個時代全國人民為之奮斗的確是無支配自由，毛澤東也在此意義上深切表達了自由的理想。這種無支配的自由，既指整個國家不受支配，也指所有人民群眾不受支配。國家不受支配的自由，主要指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統一。國家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國家利益不受侵犯，皆國際法意義上國家自由的具體內容。而受支配的國家，則受其它國家的壓迫，被迫屈從于他國的意志，淪為他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甚至變成他國的屬國。深重災難的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即受帝國列強的支配，從八國聯軍對中國的共同瓜分，到日本長達八年的侵華戰爭，再到二戰后美國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野心;完整統一的中國自近代以來即受軍閥的控制，從張作霖的臨時團結，到蔣桂馮閻四派內部的激烈斗爭，再到蔣介石的獨裁專政，以帝國列強為后盾的各個軍閥一直在破壞中國的統一事業。毛澤東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就對中華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自由狀態有著清醒深刻的認識[6](p.47)，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成為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理想形態。[7](p.1026)因此，爭取國家的不受支配，實現國家的獨立自由，構成了毛澤東整個共和事業的首要任務，甚至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仍然置之于戰略考量的優先地位。

　　在整個國家深受支配的舊中國，每個人都可能被剝削、奴役、摧殘和喪命。這是每個人難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患難時局，任何人隨時隨地被外在權力主宰著，過著安無寧日的無保障生活。對于這種個人受支配的處境，青少年時的毛澤東直接抗爭。1919年則因趙女士之死，連續撰寫了九篇論文和雜感，深刻揭示中國社會封建禮教的毒害:“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1](p.48)因此，人民群眾不受支配的理想深深植入在毛澤東心中。毛澤東早期的農村調查系統總結了支配人們生活的封建權力體系:“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6](p.31)生活在受支配的奴隸般社會，前途和命運取決于個人的機靈，依賴于有權有勢的支配者的情緒。生活前景由自然的和社會的偶然性事實決定，而自己所能做的惟有討好、巴結支配者，盡量避免被專制干涉。所以，毛澤東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特別強調革命政權下的民主建設，采取措施保障紅色政權統治區的人們不受支配。毛澤東還支持全世界受支配的人們擺脫受支配的地位，“對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斗爭，表示堅決的支持”。[8](p.328)全世界的受壓迫受剝削的無產者，都對毛澤東同志懷有深厚的感情。在人類解放事業遠遠未完成的征途中，毛澤東思想是人類享之不盡的精神資源。

　　國家不受支配和人民不受支配，都是毛澤東堅貞不渝地奮斗的共和理想。就整個中華民族而言，國家不受支配無疑是首要的;因為只有在國家不受列強支配的情況下，才可能為人民不受支配建立制度性基礎。就人民群眾而言，每個人不受支配最為重要;因為每個人不受支配，就能夠為整個國家不受支配貢獻力量。正如1927年一位連長給妻子的信中說的:“我天天行軍打仗，錢也沒有用，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較之從前過優美生活的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同志之間亦同心同德。團結一致。”[1](p.223)但在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爭取國家不受支配和人民不受支配，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地同時實現的。而毛澤東將無支配的自由上升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事業的真正主題，在于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3](p.631)帝國主義及其支持的軍閥主義使整個國家備受支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使人民群眾備受支配。因此，帝國主義、軍閥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都是中國革命必須堅決消滅的對象，新中國的成立與社會主義的建設則開創了國家不受支配的新時代和新天地。

　　毛澤東關于無支配自由的理想，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指明了正確的目標與方向。這一深切中肯而又無比艱難的政治任務，必然需要異乎強大和有效的力量與手段方可實現。而在毛澤東看來，能夠解決這一歷史性難題者，惟民眾大聯合而已。

　　二、形式:民眾大聯合

　　民眾大聯合是毛澤東早期提出的改造國家和社會的根本方法。這一觀點的提出震撼了中華大地。1919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1](p.42)該文提出民眾大聯合思想，不僅僅是對工農力量的宣傳和贊揚，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揭露與抨擊，而是毛澤東在當時就深切感受到了民眾的強大力量。因此，它是毛澤東政治偉業的最初萌芽，是毛澤東政治實踐的智慧之種，最后成就了毛澤東堅定追求的無支配自由的共和事業。從大革命時期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到土地革命時的工農兵聯盟，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人民解放統一戰線，到建國后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這些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根本策略方針，皆不外乎毛澤東民眾大聯合思想的現實化。這些策略方針因各時期的歷史任務之差異而不同，但它們共同的處于內核的東西完全一致，而統一戰線不過是民眾大聯合的外在形式。所以，從政治哲學研究毛澤東的政治概念，民眾大聯合不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邏輯上，都必須提上前來加以認真考察，盡管人們關注和研究的更多的是統一戰線。

　　毛澤東民眾大聯合思想可溯源至其家庭內部的“統一戰線”。[9](p.7)毛澤東提出民眾大聯合的思想，則明顯受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鼓舞，但關鍵在于他從這兩場革命運動中察覺到了民眾的力量。正是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民眾，在他們看不到自身的時候，毛澤東幫助他們發現了自身。故而千千萬萬人民群眾的力量和支持，構成了毛澤東堅定革命和建設能夠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1934年針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毛澤東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p.423)而在抗戰相持階段，在投降主義甚囂塵上的危難之際，毛澤東回答了中國未來誰主沉浮的問題:“‘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們，才能正確答復這個問題。”[3](p.298)民眾大聯合，深刻的馬克思歷史唯物史觀，正如毛澤東1944年所論斷:“歷史是人民創造的。”[1](p.490)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毛澤東更加堅定: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7](p.1195)然而，這種抽象的鼓動民眾參與革命的口號，仍然需要毛澤東轉化為具體的革命實踐。民眾大聯合的具體實踐問題，總是在革命發展之中得到解答的，鐵的革命的事實就是答案。首先革命的事實區分了民眾，民眾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使民眾各自聚集在了不同的旗幟之下。而這個問題對于中國革命具有首要的意義。因為民眾聚集在同一旗幟之下才可能實現真正聯合[1](p.71)，而不同旗幟下的民眾最多只能形成暫時的利益聯盟。顯然，這對于通過革命實現無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是不明智、不可靠、不可取的，并且為大革命的失敗所歷史地證明。也正是由于在區分民眾方面缺乏有效辦法，中國近代以來爭取共和的革命斗爭進展緩慢，難以有效動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配中國的根基。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門見山就指出了過去革命事業的癥結:“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6](p.3)因此，民眾大聯合是從劃分民眾開始的，在民眾具體分化的基礎上，大聯合才有團結的明確朋友，才有斗爭的明確敵人。而民眾如何劃分，或者說哪些民眾是敵人，哪些民眾是朋友，反映在革命與建設的路線和政策上，也就自然成為在與“左傾”和右傾斗爭中，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回答的，正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的問題。該文通過調查得出結論，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6](pp.3～9)該文區分敵人和朋友的方法十分簡明，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其目的也是劃分中國社會各個階級。毛澤東對于各個時期統一戰線的建立，都是從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劃分民眾開始的。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斗爭史。”[10](pp.250～251)毛澤東對階級問題非常敏銳，他轉化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從“階級斗爭”四個字開始的。對于中國的社會歷史，1926年毛澤東就深情地感言:“其實四千多年的中國史，何嘗不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呢?”[1](p.158)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毛澤東把階級分析貫穿其畢生革命和建設之中。在階級社會政治是以階級斗爭的形態出現的，把毛澤東的政治理解為階級政治，合乎其政治事業也合乎其政治思想。因此，在政治的概念問題上，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即兩大社會階級之間的斗爭，必然會變成為政治斗爭。

　　如果說階級分析是區分敵人與朋友的根本方法，統一戰線是民眾大聯合的現實形態;那么斗爭與團結就是鞏固統一戰線的基本策略，也是毛澤東階級政治的基本內容。這是因為，區分敵人與朋友僅僅是民眾大聯合的前提，而實現民眾大聯合則需要爭取盡量多的朋友，并給予敵人相應的打擊以鞏固民眾大聯合。換言之，必須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3](p.745)斗爭是對敵人的斗爭，是對兩面派的斗爭。當敵人破壞統一戰線時，就必須給敵人以有利、有理、有節的政治斗爭，使敵人有所顧慮而不敢為所欲為;當著兩面派脫離統一戰線時，就必須給他們以有理、有情、有義的思想斗爭，使他們認清形勢而不會隨波逐流。團結是對朋友的團結，是對自己人的團結。由于兩面派可能也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必須團結他們以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由于人民群眾是統一戰線的構成主體，必須進行民主建設而成為團結堅強的革命共同體。所以，“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1](p.297)在人民內部，消滅壞事物，靠人民的團結;發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團結。團結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力量源泉。

　　斗爭和團結雖然是兩種不同的策略，卻都是民眾大聯合所不可缺少的，因為斗爭和團結的對象各不相同。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正是依賴于斗爭和團結兩手皆硬的策略;總的政策是在團結中要斗爭，在斗爭中又要團結。[1](p.230)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在土地革命后期，一切斗爭，否認聯合(除基本農民以外)，都是教條主義的極端政策，對黨的革命事業產生了破壞性影響。然而，斗爭本身并非統一戰線的目的，相反它是為了統一戰線的團結。在此意義上，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3](p.745)因而，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統一戰線得以鞏固;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統一戰線遭到破壞。斗爭和團結既是一種并列關系，又是一種目的-手段關系，并不意味著兩者相互矛盾;相反，理論上斗爭與團結的目的-手段關系是一種邏輯關系，實踐上斗爭與團結的并列關系是一種策略關系，實踐合乎邏輯才能夠轉化為現實的強大力量。所以，斗爭與團結在彼此對立中仍然是一種否定性關系，而真正的辯證法則主張將其置于民眾大聯合的無支配自由目的中來獲得肯定性的理解。

　　三、圖景:政治的概念

　　民眾大聯合包涵著毛澤東的全部政治事業和思想，確立了毛澤東政治世界的整個架構。倘若說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是完全凝聚的民眾大聯合思想，那么毛澤東的政治事業則是完全綻放的民眾大聯合實踐。然而，民眾大聯合作為毛澤東策略性智慧的政治實踐，尚且不具有哲理性智慧[13](pp.124～125)來為自身設定政治目的。換言之，民眾大聯合不論在毛澤東政治思想與事業中多么重要，它都必須服從服務于無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于是，從兩者的內在關系來描繪毛澤東政治概念的圖景，矯正長期的研究中存在的種種偏見，對于我們正確理解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成功和失誤，就具有別開生面的意味。

　　無支配自由的理想源于自由的稀缺，源于中國人民對于自由的渴望。近代以來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3](p.731)毛澤東對于舊中國的這種無與倫比的深刻體認，客觀地決定了毛澤東革命目的的正確性，任何民眾都不會和不容反對;決定了毛澤東革命目的的至上性，一切革命和建設都為其而發展。而無支配自由的革命理想，必然要求毛澤東選擇社會革命的道路，一種喚起民眾的民眾大聯合道路。這正是孫中山遺囑中毛澤東最珍視的部分，《總理遺囑》有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3](p.724)與孫中山遺囑中表達的目的-手段關系一樣，毛澤東將無支配自由與民眾大聯合結合了起來。無支配自由作為中國人民的共同目的，必須采取民眾大聯合的手段方可實現;而民眾大聯合之所以如此重要，正在于其對于實現無支配自由目的的有效性。因此，毛澤東雖然是在不同時間提出民眾大聯合與無支配自由的思想，兩者在毛澤東的革命與建設事業中卻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掀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而莊嚴的歷史，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時候，都是民眾大聯合與無支配自由有效結合的典范;而中國革命和建設遭至挫折的時候，無不是民眾大聯合與無支配自由結合扭曲的典型。而問題的關鍵和難點又恰恰在于，如何真正實現民眾大聯合與無支配自由的有效結合。

　　就更具能動性的民眾大聯合而言，不能拋棄無支配自由這個目的，否則它將不具有獨立自存的合法性，甚至成為無支配自由的破壞性力量。但是，民眾大聯合作為手段，因而也就是工具性目的，容易囿于自身而盲目自大;民眾大聯合作為實存，因而也就是現象性的存在，容易囿于表面而盲目自信。這種對民眾大聯合的孤立理解，不可避免捧民眾大聯合本身為最高目的。結果，毛澤東政治哲學中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政治概念，人們普遍滿足于從政治社會學層面加以理解，形成一幅“嘴尖皮厚腹中空”[4](p.800)的形式化政治圖景，而無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遺忘得無影無蹤。比如，毛澤東民眾大聯合基礎上的革命性質、革命道路、革命策略、新民主主義國體與政體，等等，被當成了毛澤東政治領域實踐智慧的根本標志，也被認為是集中體現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14]實踐智慧包括哲理性智慧與策略性智慧兩種，前者思考的是目的的目的，在毛澤東革命和建設中即無支配自由的問題;后者思考的是實現最終目的的手段，在毛澤東革命和建設中即民眾大聯合的問題。在此意義上，僅從策略性層面理解毛澤東政治思想，既非對毛澤東政治概念圖景的哲學解讀，又是對毛澤東作為杰出哲學家的政治智慧的貶低，離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之門相距甚遠。

　　形式化的政治圖景將毛澤東的政治概念等同于民眾大聯合。為了避免毛澤東政治圖景的形式化，產生出民眾大聯合具體化的不同偏向，形成斗爭與團結之間的尖銳交鋒，因而造成了相互對立的兩種不同圖景:過去是斗爭的政治圖景，將毛澤東的政治純粹理解為階級政治;現在是團結的政治圖景，將毛澤東的政治純粹理解為民主政治。但斗爭和團結不是將民眾大聯合實體化了，而是將民眾大聯合片面化了。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這樣兩個基本任務”[3](p.637)，既需要斗爭又需要團結。所以，毛澤東堅決反對抗日戰爭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與投降主義[6](p.264)，尖銳批評此前革命統一戰線中的教條主義:“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則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3](p.763)聯合與斗爭是相反而又相通的兩個極端，因為兩者皆是民眾大聯合的基本手段。不論是一切聯合還是一切斗爭，其錯誤都在于自視其重，無視另一種手段的合理性，更無視真正重要的作為最高目的的東西。因此，在民眾大聯合的政治實踐中，斗爭與團結不能相互取代，更不能任由一方僭越另一方。抗戰中“抗戰、團結、進步”[3](p.719)三位一體的方針就是典范，斗爭與團結都統一于進步之上。毛澤東晚年以階級斗爭求團結，用階級斗爭取代團結，破壞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一戰線，陷入其批評的土地革命后期的情況，在忘卻社會主義無支配自由的共和目標的同時，也撕碎了人民群眾憧憬的無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

　　就不被推動的無支配自由而言，它必須根據自身的內容來選擇民眾大聯合的方式，否則將不可能獲得現實的有效性。無支配自由分為國家與人民兩方面的無支配自由，而民眾大聯合也分為斗爭與團結兩方面的手段，兩者相互匹配方才可能成就美好的政治理想。國家實現無支配自由的革命戰爭時期，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主張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將民主問題置于國家獨立之上，描述的恰恰是“天下太平”的政治圖景。這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面派，既為國民黨所鄙視，又為中國民眾所唾罵。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首先就應該求得國家的獨立，其次是民主”。[15](p.432)故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大革命對象徹底消滅，其它任何改良的措施都將無濟于事。這正是毛澤東與蕭子升的根本分歧，毛澤東“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1](p.140);“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16](p.487)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排除民主和團結，但民主和團結必須服務于國家的獨立統一;并且也是為著更有效的革命斗爭。“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3](p.732)所以，毛澤東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進程中，總是在無支配自由之根本目的的統領下，一手抓新民主主義革命，以打擊和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一手抓新民主主義建設，以促進和繁榮人民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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