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有關中國軟實力跟不上硬實力增長的辯論也與日俱增。國內輿論關注的是中國的話語體系如何才能被外國人理解;而國際輿論則把人們的注意力有意往制度方面引導。各種討論的話外音似乎在說，中國政治改革如果不向“民主化”方向發展，偏離普世價值的方向，就不會有更大的吸引力，其軟實力就遠遠跟不上其硬實力。邊芹在海外生活了多年，最近發表的《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一書，提供了分析中國及西方軟實力的另一種視角。邊芹分析了西方國家培養自己軟實力的各種細節，讓讀者明白了這些“軟實力”是如何產生的。
邊芹通過分析西方的電影和一些文化表演來表明，西方國家中各種文化表演形式的主題都不是那么中立的，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不符合某種歷史解釋的不會被選中。久而久之，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里的那些“聰明人”明白了這種淘汰制度的精髓，就故意去迎合這些形式。他們獲獎，得到獎金，成為本國國民令人羨慕的人物，再引導更多的人去模仿。
邊芹還證明，西方國家里各種博物館展覽的主題安排也不是無意，也都是要讓人們相信，歷史是線性發展的，而他們永遠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其余的文明，如果不朝這一方向發展，是沒有什么希望的。
像有一只看不見的無形的手，在背后操縱著文化這個看似中立的東西。最后，這一切都演化成對不同文明的人種優劣與否的一種說明，非西方文明就成了劣等文明。那么，不符合西方規范的就成了素質問題。中國人素質不高似乎成了貶低中華文明的最常見用語，也成了中國不發達的最根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成了為強盜打人辯護的最有力的解釋。
當這些道德取向和價值判斷在潛移默化中滲透到中國文化中時，我們只能通過別人的眼睛來看自己，最后變得越看越覺得自己丑陋。邊芹痛心疾首地驚呼，西方人設計了一場針對中國人的自我意識殲滅戰，最終這場自我意識殲滅戰卻由某些中國人來實施，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悲哀。中國有些自我意識為精英的人，以拋棄中國國籍為榮，以到外國移民為榮，然而，卻離不開中國這個大市場。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
認真分析起來，邊芹說的這些現象也有中國獨特的歷史背景。
中國的現代史是一場時空巨大的革命歷史。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有意無意地放大了對中國傳統的批判，放大了對西方世界的憧憬。走在社會運動前列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不受這一時期意識形態的影響。文革結束后，改革開放也是為了改革自己制度中的障礙。因此，丑化中國的傳統、強化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美麗幻想在改革開放中自然成為主流。
此外，使得中國社會中有許多人自覺地為西方人設計的這場自我意識殲滅戰服務的原因還有幾個:
一、貪婪，它使一些中國人自覺地要替別人作嫁衣裳，因為可以獲得私利。
二、懶惰，它使我們一些在廣義的媒體工作的民眾把別人的東西簡單翻譯一下就搬了過來。
三、不明事理還十分自負。中國文化傳統以儒家的道德判斷為首。最有名的無外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愿對別人實施陰損壞招，甚至不愿想象別人會設陷阱害自己。這種傳統被推而廣之，產生出一種“鏡像”效應，某些中國人會按自己的邏輯去想象別人，認為別人一定會像自己這樣行事。這種“以已度人”的看法有時被西方人笑話為“天真”。
其實，西方世界不乏客觀分析中國之人。有些人不但指出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異，甚至指出了中華文明如何影響到了西方，影響到了西方近代的發展。比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技史》就說明了，除了中華文明的四大發明對人類的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外，從歐洲農業生產的進步到歐洲騎士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從中國傳過去的一些技術。又比如，艾田浦(Rene Etiemble)的《中國之歐洲》從思想層面解釋了，歐洲傳教士從中國發往歐洲的通信如何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而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又如何通過介紹中國的社會治理制度影響了歐洲的現代化進程。再比如，約翰·霍布森的(John Hobson)《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說明了，歐洲人是在19世紀殖民化運動的初期，創造出了西方文明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獨立發展過來的“神話”，抹殺了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發展的貢獻。這些“文化發明”就是為了替歐洲人的殖民主義運動找到一個借口，說明他們的殖民主義是一種文明的擴張，而不僅僅是資本和利益的擴張。這些客觀的分析被控制西方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緊緊壓抑著。我們該做的，就是想辦法把這些客觀分析再傳到西方去，讓大墻后面的民眾意識到，他們所熟悉的歷史是被篡改了的歷史。
我們一定要把顛倒的歷史觀再顛倒過來。我們必須樹立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樹立對中國選擇的道路、中國選擇的理論和中國選擇的制度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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