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之“非”與鄧小平之“是”

　　毛主席之“非”與鄧小平之“是”

　　出于對鄧小平理論的無限敬仰，最近，我系統地研讀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有了一些新的體會。本文特意從其文選中，摘錄了一些有關毛主席之“非”的講話，供各位學習、體味。

　　他在1987年5月12日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指出：“從一九三五年開始，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贏得了勝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頭八年，我們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礎工業。從一九三五年以來二十幾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們又犯錯誤了，反右擴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過急，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不對頭了，給我們帶來很大災難。我們花了三年時間，糾正錯誤，才使情況又好起來。經濟情況有好轉，但是指導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他對“文革”是這樣認識的：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黨內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干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當時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后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發展中日關系要看得遠些》1984年3月25日）。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痛苦經歷，所以，他對“文革”的評價，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于是，便有了對我國社會主義不同時段建設成就的特色評價：

　　1979年3月30日：建國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偉大成績的，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培養了一批技術人才。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

　　1979年3月30日：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距離。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

　　1981年6月27日：在文化大革命中，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

　　1982年5月6日：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1985年4月15日：從建國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績很大。

　　1985年8月28日：我們在一個長時期里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

　　1987年6月12日：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

　　1988年5月25日：在這二十年中我們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

　　1988年12月21日：由于過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中國耽誤了大約二十年的建設時間。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就形成了他對毛主席之“非”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后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是十年浩劫，是一場災難，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

　　由于鄧小平對毛主席之“非”的一錘定音，之后的歷屆中央領導人大抵上也未超出這個范疇。

　　胡耀邦:毛澤東晚年的嚴重失誤，曾經使我們黨陷于極大的困境。

　　江澤民：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晚年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由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胡錦濤：毛澤東同志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

　　習近平：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

　　鄧小平是否有“非”？可以肯定地講，沒有，根本沒有，他是一位和溫家寶一樣有著“完美人格”的政治家，為中國的特色“改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但鄧小平本人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非常謙虛”地這樣說：

　　1、自我評論，我不是完人，也犯過很多錯誤，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

　　2、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出來工作，從1977年到現在是七年，我相信沒有犯大錯誤。但究竟怎樣，讓歷史去評價吧！

　　3、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

　　4、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5、我參加共產黨幾十年了，如果從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已經工作了六十多年。這期間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錯事。人們都知道我曾經“三下三上”，坦率地說，“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錯事，而是由于辦了好事卻被誤認為錯事。

　　6、對我的評價，不要過分夸張，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規格放在毛主席之上，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這樣的東西，名譽太高了是個負擔。

　　對于“改開”是否有“失誤”，他涉及不多，但也有過那么一兩次。一次是在1989年3月23日上午，會見烏干達總統約韋里·卡古塔·穆塞韋尼時是這樣說的：“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另一次是在1990 年1月27日在上海過春節時這樣說過：“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

　　到了晚年，他通過觀察“改開”之后出現的新問題有了一些思考。他說：“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收入差距問題“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富裕起來后財富怎樣分配”也是“大問題”，“分配的問題大得很”，“這個問題要解決”。雖然“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解決這些問題。”否則，“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將來出問題,恐怕就在黨內”，并用“十二個如果”，對此提出了警示。盡管現實中出現了如警示所言的顛覆性局面，但他作為一名罕見的實用主義者，畢竟還是“英明”地提出了警示，確實也難能可貴。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習總強調指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我體會，這應該成為毛主席之“非”和鄧小平之“是”的評判坐標，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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