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為“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連載《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
第一編 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理論
第一章 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理論
第三節，“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理論體系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中，毛主席的經歷描述著他特有的反教條主義、反主觀主義的獨創精神，在30年代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命題后他就孜孜不倦的加以遵循，所以，50年代，毛主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第二次中國化的命題，并以變革生產關系和發展和保護生產力為主線展開，圍繞“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 總結經驗，教育干部[1](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先后于1953年10-11月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12月提出“共同富裕”概念，1954年提出“事物的多樣性”問題，1955年7月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問題、10月提出“大為富、大為強”的命題、“趕超美國”問題，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概念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8月提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概念，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957年2月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中國工業化道路”“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概念和命題，3月提出“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概念，1958年1月提出“技術革命”概念，3月提出“多快好省”概念，6月提出“獨立自主地搞建設”的命題，11月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概念，1959年3月提出“人民公社十四句話方針”，6月提出“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和“經濟發展規律”的問題， 12月提出“四個現代化”概念，“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的問題，1963年9月提出“兩步走戰略”，1965年提出“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的命題，這些概念和命題描述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根本任務發展和保護生產力、共同富裕、基本矛盾、發展動力)、新發展觀及怎樣建設的戰略選擇(目標、手段、舉措、道路、步驟)建構起“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理論體系的第一層次。顯然，毛主席的這個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第二次中國化的里程碑。
下面，就對毛主席“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理論體系的實踐-理論的范式進行討論。
一、對社會主義模式的考察。很可能從1954年開始毛主席已在思索“自己的路線”。在解決了新民主義革命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后，聯系學習蘇聯、西方和中國建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又引出了對社會主義模式的考察，針對蘇聯模式，經過以蘇為師、以蘇為戒，從“事物的多樣性”的哲學視域首次隱喻了社會主義不同模式的問題。
毛主席借鑒蘇聯建國之初，學習、再學習從而取得“極其燦爛的成就”的經驗，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始終描述為“四個善于學習”的過程，重點包括：1、向蘇聯學習，2、向美國等西方學習，3、國內的總結學習。這三個包含著對外開放的學習作為互動關系可以溝通客觀真理轉化為主觀真理的途徑。他說：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論十大關系》
“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論十大關系》
“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么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除了蘇聯以外，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完全不錯，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一）向蘇聯學習和開放。蘇聯是社會主義強國也是當時世界第二大強國，所以，蘇聯成為能夠幫助中國并能提供先進科技的國家。“一邊倒”的外交也是中國重點向蘇聯的開放，當時中蘇美的歷史游戲成為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重要國際推手。毛主席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中間路線不僅兩頭都得不到好走不通，還會失去學習和幫助，而學習和幫助是加快發展速度、超越發展階段、提升發展水平、迅速改變落后的重要方法，這樣，中國的國門重點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開放了。
學習是從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開始的，加之缺乏經驗，這就決定了照搬的模式。毛主席比較詳細地談過這種情形：
“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論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34]。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基本照搬”是沒法的選擇，比懵懵懂懂的好，總進入了實踐-認識的過程，照搬與實際會在行動中出現適應與不適應的矛盾，不斷的積累經驗和思考就會創造自己的東西。這里，《論十大關系》、總路線被解釋為以蘇為戒的線索，其實，毛主席1954年10月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文集6)》就從辯證法角度以孟子:“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揭示的“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和“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為依據引出了對社會主義模式的思考，向尼赫魯暗示社會主義同樣存在不同模式的可能性。
毛主席認為，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二）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學習和開放。《論十大關系》指出：“……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
關于向美國學習，毛主席多次強調，反映出一種深刻的美國情結。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主席在《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說：在與自然界作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百分之零點零四，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百分之零點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日本政府對我們不友好，但兩國人民還是互相來往，人民間互相來往很自由、很自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說：蘇聯的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現在還沒有超過美國，我們則差得更遠。人口雖多，但是勞動生產率遠遠比不上人家。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 》指出：大搞飼料生產。有各種精粗飼料。看來包谷是飼料之王。美國就是這樣辦的。蘇聯現在也已開始大辦。……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
1955年10月提出“趕超美國”問題，為中國發展樹立了對象，可以解決動力問題。“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李富春同志作過報告，不是說趕上美國不要一百年嗎?這個看法我也贊成。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吹起來牛皮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是一年才生產二百幾十萬噸鋼，現在才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所以，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世界上四個人中間就有我們一個人，這么不爭氣，那不行，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說：
“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盡管美國等西方集團對中國采取封鎖政策，但毛主席一直用心突破這個封鎖。
1、經過香港的窗口保持與西方世界的貿易往來和信息溝通;
2、經過英法等西方國家逐步解構美國的敵視政策;
3、經過與第三世界建立廣泛統一戰線在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地位;
4、經過華沙談判保持與美國的接觸。
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多次直接向美國發出合作的信號。終于，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格局形成后的70年代初期發生了一系列事件。(1)兵乓外交，啟動開放進程(2)基辛格秘密訪華，為開放探路;(3)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走進開放;(4)尼克松訪華，開放成功;(5)與日本等西方大國建立外交關系，全方位開放;(6)“四三一”項目引進，開放第一批成果。這些事件標明中國與西方已相互正式開放。
隨著中美關系的發展，世界各國紛紛向中國敞開了大門。1972年是中國外交的豐收之年。2月14日，中國與墨西哥建交。隨后，相繼與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亞那、多哥、馬爾代夫、馬爾加什、牙買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與中國建交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已與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第三世界成為中國外交的中堅力量。3月13日，中國和英國互換大使，兩國之間1954年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系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同荷蘭、希臘、日本、聯邦德國、盧森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相繼正式建交或實現外交關系升格(馬耳他已于該年1月與中國建交)。上述9國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員，中國與第二世界的關系得到迅速發展。1972年，中國先后同18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國建交的紀錄。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在爭取團結“第二世界”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1970年，與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與奧地利、圣馬力諾、比利時、冰島建交;1972年，與英國、荷蘭、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交或外交關系升格。
對七十年代初中國已成功對西方開放的事實，基辛格《論中國》一書作了權威性的確認和當事人的體會：
開放始于1969年夏天，是中美戰略互動的結果。
“美中兩國于1969年夏天開始交換一些并不明確的信號。美國放松了一些對中國貿易的小小限制，周恩來則釋放了兩名因開著游艇誤入中國水域而被拘留的美國人。”《論中國》p210
“這無異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場革命。一位美國總統居然宣布一個共產黨大國的生存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論中國》p211)
“策劃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為對華開放政策作好心理上的鋪墊。”(《論中國》p212)
“……中國政府將如何運行?也許毛澤東跟一個外國記者以他特有的轉彎抹角的方式這樣講述，主要是為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通過宣稱中國的領導方法有了變化而鼓勵中美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論中國》p220-221)
“斯諾寫道，毛澤東說：‘要學你們美國人的辦法，(把責任和財力)分到50個州去。中央不能包辦，要有地方積極性。(把手一攤)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論中國》p221)
“毛澤東還想傳達這樣一層意思：他在向美國開放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但已經克服了。”“毛澤東贊成加快雙邊合作，敦促就這個問題展開技術討論”，“毛澤東向……總統強調，意識形態對兩國的關系不再重要了”; (《論中國》p255-257)
“很多美國人認為對華開放讓中國又回到了國際大家庭”(《論中國》p270)
“中美修好的好處并不是永恒的友誼或互相融洽的價值觀，而是重新達到全球力量的平衡。”(《論中國》p271)
（三）向國內的學習和開放。在《加強相互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一文中談到湖南省委組織到廣東參觀時，毛主席認為：“這種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很好的，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時，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要破除夜郎自大的狹隘世界，打開眼界學習新天地，報成績也講錯誤，受表揚也聽批評，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把相互學習交流好經驗、好作風、好方法這樣一種方法，定為制度。避免不作調查研究，主觀主義地下達指示，往下灌的東西多，由下面反映上來的真實情況少，因而脫離群眾，產生很大困難的錯誤。
學習總會有成功和失敗，這會加強毛主席“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情結，從而開啟走中國道路的探索。他認為自己的路線很重要，反復同來中國的外國政要說：“有一點要跟大家說清楚，就是中國的經驗只能提供作為參考，照抄則不可。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中國的經驗，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即使是好的經驗，也不一定同別的國家的具體情況相適合。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搬就會導向失敗。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共同富裕既”。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又是社會主義中國“大為強、大為富”的根本目標之一，它是通過發展和保護生產力，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提高人民生活并在推進四個現代化目標使物質獲得極大豐富的基礎上來實現的，這樣，共同富裕就是一個階段性目標，換句話說，它是“四化”前提下的目標，正如毛主席說：“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有強才會有富。所以，共同富裕就包括這樣幾個內容：1、它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反兩極分化的，當然，也不是平均主義，它體現著分配的正義、公平的理性;2、它以四化為前提，沒有強就沒有富裕，為此，發展的第一階段首先解決“強”，第二階段才能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當然，這兩個階段不是分斷的只是有主次之分;3、它是在分步驟發展階段中經過很長的時間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人民應當通過艱苦奮斗、忍受暫時犧牲，在實現四化的創業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4、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5、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發展經濟，公平分配成果。如，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大城市必須有計劃地修建居民住房》(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余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三、《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論十大關系》發表，開始提出中國“自己的建設路線”。“十大關系”在建構“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理論體系中有三個重大貢獻。1、明確開始建設中國道路的探索，奠定了走中國道路的基石;2、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十個新問題，開始形成“自己的一套內容”;3、用對立統一規律建構起發展的十大關系范疇，這也許是在人類發展問題上第一次敘述將依據辯證法的矛盾法則自覺運用對立關系范疇的矛盾運動推動發展，也為計劃經濟提供了現實的根據。
現在，討論三對關系。將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放在“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個前提，聯系“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等民生問題，參考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做法加以分析就使研究獲得一種深厚的現實基礎增強了理論概括的歷史力量。分析的核心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如何多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這個境域，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者的積累關系被建立起來，同時，以重工業為投資重點但又注重適當調整三者的投資比例，加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入，衡量“積累關系”和“投資比例”是否處于平衡狀態有三項指標，1、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穩定;2、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3、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這些關系的建立也使計劃獲得了具體操作的可能。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關系的分析中，毛主席提出了“平衡工業發展布局”和“利于備戰”的戰略思想，從而確定了中國工業布局的方針，同時，強調加快發展輕工業的意義和形成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互補互動的建設格局。在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關系分析中，采用精簡國家機構、減少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辦法，既不損害國防工業又增加了經濟建設投資比例，使“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與“會有很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的計劃統籌兼顧，從而實現了前提性資源最佳配置。
顯然，這些關系的核心是投資比例，是毛主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比例，是毛的重要的經濟范疇，斯密也是)。有個配置資源的最佳比例才能保障工業化路線、方針、政策的順利實施。在資金、物質、科技短缺的情境下，“優先”和“多發展”的雙重投資要求，使這三組比例關系均為復雜的矛盾運動體系，或者說，沖突、不平衡構成了影響平衡的內在傾向使比例關系時常處于“波浪”之中，即“優先”一方和“多發展”一方會處在適應(平衡)與不適應(不平衡)的轉化中，適應時“優先”獲得一個時期的加快發展，“多發展”一方則在能夠支援“優先”和保障民生的情形下達到一定速度的發展。不適應時，即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供應出現緊張就意味著進入調整比例結構時期，這可能就是毛主席預期中的“生產節奏”和“波浪式”發展。這里的要害是洞察與計算發展與調整的最佳時期。這種發展模式內部，存在著發展預期和調整預期的沖突，在矛盾運動中會傳遞發展信息和調整信息，當調整預警出現時如果能不適時機地進入調整就能獲得滿意的“生產節奏”和“波浪式”發展。在這里毛主席要求的“留有余地”可成為發展轉化為調整的平穩過渡。
雖然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開始了中國建設路線，可提法上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沒有標新。但4個月后的八月三十日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文中毛主席終于使用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概念，同年9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又使用了相同概念“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兩個類似的概念表明毛主席已經在理論-實踐的模式里將中國社會主義與蘇聯等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加以區別。有個值得注意的事情。1965年12月30日，朱德提出過“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1)概念，但毛主席一直沒有使用它，這很可能是由于毛主席認為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都包含著相同的普遍原理，差異只是方式方法，而且探索中用“式”有種固定的味道也不適合，所以在提法上不必過于明顯差別，何況“社會主義中國”也包含著中國式，她就是說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至于“中國特色”，毛主席只在批判教條主義時使用過這個詞語。不管怎樣，毛主席“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和朱德“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概念以及后來“四個現代化”的表述都證明《論十大關系》之后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已經不在模仿蘇聯模式了，而是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路線。”
四、“中國工業化道路”。“中國工業化道路”是一個世界性的新概念，它標志著世界工業發展的新道路的開創。之前，在世界上，已存在西方式工業化道路和蘇聯式工業化道路。然而，西式道路的條件已盡消解，蘇式道路卻沒有解決好輕工業和農業問題，這樣，世界再次提出的新的課題，為毛主席所發現，他開創了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式工業化道路并取得了成功。與西式和蘇式之比較，這條道路的新的性質在于，建構在辯證發展的問題域，用一組關系概念，即，“優先”、“并舉”、“基礎”、“主導”、“次序”、“趕超”、“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技文化現代化”等描述現代化內涵。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實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一文中首次對中國工業化提出了一個設想：“一九五二年是我們三年準備工作的最后一年。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1957年2月27日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又正式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概念。這是繼十大關系之后，在工業發展道路上開辟中國道路。雖然與蘇聯同樣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但在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上又根本區別于蘇聯。
中國工業化道路核心是要解決在落后的農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進而走進現代化的問題，以“基礎”定位農業，以“主導”定位工業，以“并舉”描述政策取向，再以農業的“國計民生”與城市關聯以及“農業就是工業”的論斷以及將“農業現代化”列入四個現代化等等，建立起現代工業與現代農業、農業與城市、農業與國家戰略目標的辯證關系，描述了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敘述著不發展現代農業，現代工業化也不可能實現的語境。如果聯系當時世界經濟界關于工業與農業，農業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看，毛主席是用“基礎”和“主導”解構了所謂“工業是經濟發展的中心”以及“農業不能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主流話語權。毛主席長期重視和研究農業發展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得以集中探索，從合作化開始到系統的農業改造理論較之于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一書提前了若干年。可以說毛主席第一次系統地描述了工業化中工業與農業的互為前提、互為動力、互為推手的對立統一的辯證規律，較之于把農業看作是經濟增長中的“附屬部門”的“惟工業化論”更具經濟發展的邏輯前瞻性。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主席說：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這樣，首先，“中國工業化道路”所指的過程包含著農業社會化步驟與工業化相適應的并舉，有一個農業就是工業的思想，在指導思想上特別強調“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也就說，在經濟建設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這就是“兩個拳頭一個屁股”。毛主席側重解釋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道理，講了“慢”與“快”的辯證法。他說“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毛主席又提出了如何培育工業市場和農業市場的問題，或句話說，市場是農業和重工業發展的又一個關鍵，并把農業現代化劃入在農業技術改革逐步發展下實現工業化的組成部分。其次，它以解決積累矛盾和民生矛盾為己任。重工業的優先一定是在保證輕工業和農業能夠解決民生和同時為重工業積累較多資金的原則下，重工業發展不能以犧牲任一方的兩個原則為代價，這也是三方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有一段毛主席動情的話，專講蘇聯因失掉輕工業的較多積累轉而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他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第三，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正式提出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思想，這樣在資金、物資和勞動力的安排上就改變了過去搬用蘇聯優先安排重工業再安排輕工業、農業的辦法，按照先農業后輕工業再重工業安排，以保證農業輕工業必須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第四，1962年毛主席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用“基礎”和“主導”界定了農業和工業的地位，這就為計劃與比例的制定提供了長期的政策支持，所以，這個方針也是對如何進行計劃經濟的規定。
按毛主席的概括，中國工業化道路就是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也就是說以史為鏡，結合國情，中國要走出一條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蘇聯的工業化道路，它的理性預期是，重工業優先的同時，農業、輕工業也得到協調發展。從歷史上看，工業化原始積累期，西方英法等國資本破壞農業，不顧人民生活;蘇聯也因擠掉農業輕工業導致其發展緩慢，人民生活主要是農民很苦。如果，中國不選擇趕超戰略，依靠蘇聯重工業，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或許能夠較快改善人民生活，但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話說是行不通的(參見王駿《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第1版p43-44)。顯然，在原始積累時期毛主席面臨兩難選擇，最后他從建設一個強大富裕的中國的國家戰略意志層面選擇了“我國人民現在還要像蘇聯那個時候一樣，忍受一點犧牲，但是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就是中國工業化道路。那么，這條路從處理好三者關系的境域又如何去走呢?毛主席認為關鍵是要找到它們之間相互支援的最佳配置，并提出了最佳配置的方案。如，1、農民自給，保證城鎮人口吃飯，2、發展商品性農產品，提高商品率，為工業提供原料，3、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4、算出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的一個適當的比例，5、農產品創匯進口工業設備，6、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為工業產品提供大市場，7、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8、工業品賣給農民時縮小剪刀差，9、預算農輕重的投資比例，10、按農輕重次序安排資金等。如何走好中國工業化道路是個復雜問題還牽涉其他方面，如人民公社也是其中的舉措，所以，這里不可能詳細討論。
現在，將中國工業化道路作一個較為完整的描述：
1、“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2、“農、輕、重問題，把重放到第三位，”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3、“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
“中國工業化道路”從1957年提出到1962年最終形成歷時近6年，它標志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已經被開辟出來。值得注意的是這6年的探索印證著毛主席所講的話：“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么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從今天的事實來看，實踐已證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正確性。在當時蘇聯管卡壓，美國等封鎖和美蘇軍事威脅的國際大遭遇中不走這樣的路，就會變成附庸國，不能成為自主型國家，如果那時不付出代價今天的代價就會更大。
五、“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毛主席認為中國存在著“又搞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從政治講，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進步階級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團結對象和盟友，有選舉權，歷來反對帝國主義，同政府合作，遵守憲法;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民族資產階級遵守《共同綱領》，擁護憲法，接受公私合營。當然，資產階級還有兩面性，一面進步，一面落后，這些可以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方式的改造逐步解決，社會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從經濟講，“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新經濟政策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基本性質屬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可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私營企業要合法化，可以雇工。社會需要表現在：1、與合作企業形成競賽，提高產品質量;2、解決社會物資不充足;3、國家投資有困難;4、有利于生產;5、有利于發揮資本家的管理才能。如何解決“又搞”的問題呢?毛主席認為：1、“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2、“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3、“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4、“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5、“瑞蚨祥、同仁堂一萬年要保存”、“王麻子、東來順、全聚德要永遠保存下去”;6、國家資本主義。(《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六、“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這兩個概念都是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聯系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的思想，毛主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其中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概念可以說是整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理論體系的主線和靈魂，它被描述為：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
“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
首先規定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矛盾但性質為非對抗性、非劇烈的階級斗爭性，就使這些矛盾僅僅成為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對立統一的運動。這樣，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就描述著如下幾點：1、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或簡述為矛盾才是發展的動力。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2、發展的內涵是解決適應與不適應問題，這種適應與不適應由大量的關系范疇構成。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3、“不完善”的矛盾要求對國家制度、經濟體制、企業管理等進行不斷地完善和創新改革，如體制下放、分級管理、企業自治權等;又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4、為發現和證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提供著依據。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即計劃經濟規律經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但由于時間短有些還不成熟、有些還沒有暴露、有些還在萌芽。根據西方經濟流派的發生、發展的情形，經濟規律是在資本主義歷史運動過程中逐步總結概括出來的，同樣，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也要隨著社會主義歷史運動過程逐步得到發現和證明。不過，正如毛主席發現，這些計劃經濟規律基本要圍繞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解決展開，這樣，提煉概括出基本矛盾就成為發現證明規律的一把鑰匙，由此，在推進基本矛盾的解決過程中規律就會生成并為沿著這條主線發現和證明提供機遇性可能。毛主席在這方面做了大量艱辛開拓，取得了豐碩成果，留下了創新貢獻，經他發現概括深化補充完善的概念、規律、方針、方法等作為一個主要部分建構起社會主義中國的理論體系，對這個問題將留在后面專門討論。
七、“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柏拉圖理想中的國家領袖是哲學王。兩千多年后這個設想被列寧和毛主席實現了，當然，這并不是柏拉圖理念中的哲學王。大哲學家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這個新的發展觀的命題從哲學語境概括出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思想內涵。1、這種發展是融入辯證法哲學范疇中的辯證法的發展路線，或者說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是辯證法的范式;2、從哲學高度概括發展本身就敘述出發展在中國處于核心地位;3、發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這也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中國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4、既然是辯證法就會貫穿矛盾法則。由于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所以發展可能犯錯誤、腐化、倒退，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因此，為解決辯證法發展的問題，毛主席一方面強調黨的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和黨是領導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要求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成為群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掌握的武器，這樣指導思想-黨的領導-群眾建設就會被馬克思的辯證法貫穿使發展的立場、觀點、方法科學化，她的途徑就是黨的群眾路線。
毛主席指出：“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斗爭中的新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辯證法發展的條件是：
1、用辯證唯物論武裝全黨內外的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
2、為此，必須建立強大的理論隊伍;
3、認清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的新時代;
4、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獲得“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方法”;
5、黨的各級干部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
那么，毛主席提出的“辯證法發展”的概念的立場、觀點、方法、科學化的具體指向是什么呢?
毛主席認為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這樣，國情會從理論概念演繹出“不同”指向的所能， “社會主義”概念在書本上沒有意義，教條化沒有出路，它是個在社會實踐境遇“求是”的矛盾法則。這一思想與結構主義“詞”在與“詞”的結構中才產生意義的理念是“共鳴”的。換句話說，理論-實踐在與具體實際結合中其理論意見應接受檢驗性的校正的事實描述著發展內在的曲折。其次，曲折的存在使人的認識運動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一種循環上升的路線。所以，必須找到辯證法發展的規律。
1、解決客觀真理與主觀真理一致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高度解決“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以認識發展的規律。毛主席認為對于執政黨來說，發展問題首先就是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即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但規律的認識尊循一般的秩序。(1)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后來才是多數人認識。(2)對少數人說來，也要經過不認識到認識的學習過程，從來也沒有什么先知先覺。(3)認識是逐步推進的，這個過程貫穿著成績-問題-失敗。(4)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指導認識。他在一九六三年五月 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用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再次作了理論概括。他認為主觀真理與客觀真理之間有一條溝通的途徑，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多次反復，其中形成的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如果得到預期的成功就說明“客觀真理”變為了“主觀真理”，實現了物質-精神的建構，失敗了就是錯誤的，思想就還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一直達到預期的成功。
2、抓住發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發展的核心。毛主義認為所謂聯系就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系，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因此，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發展，其一，就要善于抓住發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其二，既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也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這種用對立統一規律建構發展的一系列關系范疇可以說是對人類發展學說的一個偉大貢獻。
3、從某種角度說，發展就是解決錯誤。所以要正確對待發展中的錯誤。毛主席描述了正確與錯誤的關系。由于認識規律的循環性，人類總是要犯一些錯誤才能顯出他們的正確，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正確路線是在同錯誤路線作斗爭中形成的。說錯誤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確，沒有錯誤，這種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犯得少一點，犯得小一點。正確與錯誤是對立的統一，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
4、在實事求是中掌握主動權 。主動權獲得的方法是：(1)幫助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2)使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群眾化。(3)堅持群眾路線。(4)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
5、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形而上學。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從現實可能性出發，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主觀主義的毛病到處都有。所謂形而上學，就是否認事物的對立統一、對立斗爭(兩分法)、矛盾著對立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走向它們的反面，這樣一個真理;就是人們固步自封、驕傲自滿，只見成績，不見缺點，只愿聽好話，不愿聽批評話，自己不愿意批評(對自己的兩分法)，更怕別人批評。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教條主義像個幽靈。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基本思想是用規章制度管人。(
6、對經濟建設上從蘇聯生搬硬套，進口“成套設備”的教條主義進行系統批判。毛主席提出《十大關系》后，開始針對蘇聯的教條主義進行清算。他指出，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不是擇其善者而從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兩個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學。鐵路選線、工廠選廠址、三峽選壩址，都有幾個方案，為什么規章制度不可以有幾個方案? 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工作、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統計幾乎全部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當厲害，衛生工作也搬，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都奉行，總是蘇聯第一。商業搬得少些，因為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因為中央直接抓，中央這幾年主要抓革命和農業，商業也抓了一點。
反對教條主義關鍵要在思想方法上處理好堅持原則和獨創精神的關系。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八、“獨立自主地搞建設”。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主席從國與國關系的視域敘述了“獨立自主地搞建設”的思想，核心是自主型國家和自主型經濟。他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已成為歷史的現在，國與國關系從主權地位上講又如何界定呢?毛主席用“自主型”和“附庸型”加以區別。對中國而言，無論是國家和經濟都是自主型的，是獨立自主的大富大強，絕不能走進附庸型國家的所謂“繁榮”的死胡同。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中他反對西方強國和蘇聯極力推行的“比較優勢”的經濟學，認為蘇聯提倡的“‘可以不必生產能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主張“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因此，他一生高度重視建立起不受制于人的中國的戰略性產業，如糧食、化肥、鋼鐵、石油、造船、汽車、機械、交通等和前沿性尖端科技如原子彈能、航空航天、計算機等，在這方面中國取得了以“兩彈一星”、核潛艇、大飛機(運-10)等為代表的奇跡般成就。另一方面，他反對“由先生把著手學寫字”。1963年9月3日在《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的文章里他宣布“我們已經找到一條道路”。 他說：“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后來蘇聯又后悔了，想再派專家來，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不干。他們再派專家來，有朝一日他們又要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這個時候，蘇聯撤走專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的工業建設搞出了許多自己的經驗。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
“獨立自主”概念應包括：1、自主型發展;2、學習外國先進東西;3、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4、利用外資。
九、“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概念。他批評說：“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這段話事實上已否定了蘇聯是共產主義和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的認識。他還舉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時重新改寫的第三十六條：“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的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產品的交換，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間可以繼續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制度過渡到調撥制度”是不要商品交換讓農民進入共產主義的證據。 他在批評這些認識的分析中建立起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理論,第一次明確提出兩種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依據。他認為，a商品生產的性質取決于所“結合的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就是社會主義的范疇，并且與其關聯的價值規律也屬社會主義范疇，由此，商品生產就與計劃經濟結合一起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工具，b這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有了一種靈活性，可以向兩個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即，計劃內的調撥和市場的商品，但是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c特別是商品生產還落后于印度、巴西的中國更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積極作用。這是因為中國不僅還存在兩種形式的所有制，而且，在集體所有制內還劃分出三級所有制，根本不可能實現恩格斯所說的“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樣態，這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的依據。
所以，在社會主義時期，在人民公社：
1、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2、不能剝奪農民。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不要商業是違背客觀法則的。
3、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
毛主席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是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新貢獻。馬克思恩格斯講了計劃和比例，列寧講過發展商品生產，但是作為資本主義范疇，斯大林比列寧進一步區分了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在一起卻又不肯再前進一步。
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經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高級形態，所以，它也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范疇。這樣，毛主席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描述著社會主義制度及計劃經濟是一個與資本主義有聯系的開放性學習型體系，它會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屬于人類發展共同規律性的東西，它會引進管理國家經濟的先進技術技能。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在于將商品生產歸入社會主義范疇也就把價值規律等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工具從而與市場經濟關聯，這就為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
十、多、快、好、省。多、快、好，原本是周總理提出的，省，是李富春補上的， 1958年毛主席把它加進總路線。它既是一個對立統一的辨證法發展觀，又是符合國情指導中國的發展方式。這四個字之間互為前提、互相制約、互利互補，概括出辯證處理速度、效益和產品質量之間關系的簡明的經濟法則。“多”，針對沒有工業，農業薄弱的現狀，即多數量、多規模、多層次，中央建大企業，省市地建中型企業，縣級建小企業，形成調動各方積極性靈活多樣發展企業的局面;“快”主要講增長速度;“好”包含質量、布局、結構、效益;“省”強調成本的節約和核算。多和快描述了兩者的因果關系，投資規模的大小直接決定增長率的高低，沒有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增長將是緩慢的，換句話講，為避免所謂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惡性循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應當用“快”來實現“關鍵性的最低限度努力”，并造成行業之間投資比例適當缺口所反射的互動達到“平衡與不平衡”增長。好是對多、快的內涵要求，投資資源應當按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總和效益配置。省貫穿于多、快、好之中，低成本節約型使用資源，多、快一定是在好省調節下的規模和速度。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說 “本來，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毛主席認為，這四個字是必須的也是可能做到的。像中國這樣的歷史性大國，在新中國建立后面臨著強國和強勢集團林立之中的偉大復興，她不可能走小國發展的路子，她必須規劃遠大目標并選擇趕超戰略以爭取更多時間。在一窮二白的情境中，多快好省無疑成了趕超戰略的實現手段之一，這是它的必須性。它的可能性也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情境中。即，從社會承受力來說，人民可能忍受犧牲嗎?從發展的內在規律上說，多快好省可有內生動力?可能被規劃嗎?一窮二白表明中國的發展沒有“現成”的基礎，只有創業的艱辛。對于“犧牲”，毛主席認為有人民的愛國主義、對共產黨的信任以及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只要共產黨和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是可以犧牲暫時利益發揚奉獻精神，做到艱苦奮斗的。所以，毛主席一生艱苦，一生貫徹群眾路線，一生懲治貪污腐化，一生追求人民的民主與平等。當然，犧牲也是有度的，這就是在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人民生活。需要指明的是根據各國的發展歷史觀察，代價是不可避免的。特別在資本主義發展中代價更是高昂而且性質不同，資本讓人民付出的代價是兩極分化的剝削充滿著血腥的強迫專制性，而中國人民的犧牲是同甘共苦的平等自愿，是為國家富強為自己的子孫福祉的付出。對于內生動力，毛主席認為有一個內在的高速發展機制：1、變革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取得比較優勢;2、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具體化為重工業優先，農輕重并舉，3、運用工業比農業發展快的規律，堅持好工業主導、農業基礎的方針;4、實施先進科技趕超戰略用科技提高生產率、轉變發展方式、實現跨越式躍進;5、多積累擴張投資規模。對于規劃，毛主席認為關鍵是：1、規劃屬意識形態，經濟是科學，發現和證明經濟發展規律，不斷實現物質-精神、精神-物質的轉化;2、用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將內生動力建構成配套的最佳的互動機制;3、按科學規律解決比例合理配置，解決好農輕重關系和吃穿住行，用并舉方針逐步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一體化發展。
十一、“四個現代化”和“兩步走戰略”。從1945年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到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國防現代化，歷時十四年，它描述著毛主席對中國發展目標的探索和思考，是一個對中國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其成果就是將強國富國的內涵發展定義為四個現代化，開辟了中國工業化道路之后的更高層次的四個現代化建設道路。同時，也是對世界大強國先有現代科技文化，再有現代工農業的發展規律的概括，描述著現代化的本質訴求，是對現代化質與量的定性，或者說，是按照現代化標準建立了動態的互動調節式發展機制，這樣就可保證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是沿著自主、自立、自強、自信、自尊的定義(不是依附性的)，走出以科技為支撐，文化為先導，工業為主導，農業為基礎，國防為盾牌，經過趕超戰略和共同富裕戰略走在世界前列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道路。另外，四化內在的并舉的調節機制規定著它是一個逐步消滅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過程。第三，“四化”中的工業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前提，農業現代化又是工業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而科學文化的現代化則是工業農業國防現代化的關鍵，這種內生的又互為發展又互為制約的辯證關系關系勢必生成發展的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動力，加之共同富裕的目標，使發展成為持續的效率的。 為什么毛主席把中國的現代化內涵確定為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這樣四個大項呢(其實是五個)?毛主席認為，“我們現在工業、農業、文化、軍事還都不行，帝國主義估量你只有那么一點東西，就來欺負我們。……中國是個大國，要有強大的陸、海、空軍。我國有那樣長的海岸線，一定要建設強大的海軍。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有空軍，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有一支小小的空軍，就像在天安門閱兵時看到的那樣。一九五四年，我們國家自己出產了一架飛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雖然還只是一架教練機。……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但工業不如荷蘭、比利時，汽車制造不如丹麥。……”(《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兩步走的戰略目標為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照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四個現代化和兩步走戰略對于社會主義中國經濟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把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戰略目標，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宰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但一時尚不具備全面的世界革命形勢的情況下，在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壯大社會主義制度和促進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改良的必然選擇;把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第一階段戰略目標，不僅符合改善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地位的長遠需要，也是應付外部封鎖制裁和軍事威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抓住了當時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開展經濟建設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當時所提出的一系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第一階段戰略目標的，對于后者的勝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時它們對于后來的經濟建設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十二、“人民公社十四句話方針”。其核心是三級核算、隊為基礎、各級盈虧、等價交換、承認差別，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正式把人民公社確定為集體所有制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樣，在所謂人民公社運動探索初期的“一大二公”的認識就被毛主席解構還原為以原高級社為核算單位的集體組織，界定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屬性，從機制上消除了“五風”的可能性，這種用所有制形式上的三級所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消滅封建經濟基礎小農經濟的方式方法和途徑不僅優勝于資本主義用資本肆意消滅小農經濟的血雨腥風，而且也遵循了馬克思、恩格斯敘述的建“大農業”以適應“大工業”的規律，它標志著社會主義中國所有制變革已結束，生產力的大發展、實現四化和共同富裕的目標的廣闊前景已經被開辟出來。
在這里毛主席根本沒有像一些學者講的通過不斷提高公有制程度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做法，相反，毛主席用對立統一的唯物辯證法則，將組織和教育納入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范疇，以適當變革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及組織和教育農民的多維框架建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在機器等物的生產力稀缺的情形下，相對集中土地等生產資料以組織農民集體生產的集合形成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其本質是重建、擴張和發展了現有的生產力，換句話說，人民公社集體生產的本質已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分散、孤立、封閉、愚昧、狹小、脆弱的個體勞動經重新組織集合形成馬克思所描述的社會的勞動力量從而能以勞動密集型的新的生產力向規模化、產業化、機械化、科技化、工業化和多種經營等現代性內涵發展，并為工農業商品的交換打開廣大的市場。
另外，人民公社運行機制也描述著毛主席計劃與商品生產結合的探索成果，即三級核算、隊為基礎、各級盈虧、等價交換、承認差別，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價值法則。所以，人民公社并非像一些學者講的是 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恰恰相反它是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極大地發展了生產力，人民公社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能夠通過艱苦奮斗，取得大興水利、改造良田、開墾荒地、社隊企業、普及科技、衛生、文化事業的巨大成就以及十幾年糧食連續豐收，支撐起中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成的歷史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市場經濟與小農經濟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三農問題)。
在此過程中，人民公社發展和形成了特有的降低成本的節約型功能和工業化張力。首先，它以艱苦奮斗的創業勞動不僅增加著國家和社隊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還以大量不計或少計報酬的增加人力投入方式——群眾運動，大大減少國家對農業各項事業的投資保障稀缺的資金向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傾斜，這種精神轉化為物質的生產力投資幾乎沒有計算進GDP的增長率；其次，它以組織起來的集體形式降低著國家財政、工業支援、科技下鄉和各級黨政部門為農服務的投資和社會成本;第三，它以解決組織起來的集體或社員對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以及技術革新、農機維修、科技等的需求為目標內生了公社工業化的動力使社隊企業發展起來;第四，工業品與人民公社交換商品的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了大量資金。所有這些說明如果沒有人民公社的巨大貢獻，中國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就進入世界工業六強。
然而，學界主流認為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力給予否定，這樣的認識是對“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的機械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理解造成的。事實上毛主席以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理論為基礎，用辯證法的矛盾法則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作用進行了重建。
毛主席認為，根據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事物的矛盾運動對于對立統一的雙方來講其“決定性”是互相轉化的：
“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屬于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斗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
這個互相轉化的根本內涵，顯現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在矛盾運動中互相決定著的情形。也正是從這個哲學高度，毛主席重建了生產關系-生產力-上層建筑的實踐-理論范式。具體說，在對資本主義歷史觀察后，毛主席認為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存在著：
a 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依先后的順序構建的關系：“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這就是說生產力的大發展是在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改變以后。
b 這樣，社會內部的矛盾運動，即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必然存在互動的關系：“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同上)這里描述了三點。1)從個體(分散)向協作、聯合、社會化是生產關系變革的趨勢;2)這種趨勢必然會產生“人的生產力”，即由科技的人生產的生產力;3)由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同樣遭遇適應與矛盾的關系，上層建筑就介入了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運動，形成共同體內相互構成的互動關系，誰也沒有始終的“決定”的權力。
C深一步說，解決所有制問題是大大發展生產力的前提：“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同上)。所有制對生產力是直接的或“開辟”或“桎梏”的關系，變革所有制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
這三個層次的重建與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理論共同建構了系統的理論體系。在描述“適應”關系之前，先考察在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兩個概念。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種簡單的關系，也絕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總和(不是指從屬的、已趨沒落的，而正是指現存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既然所有這些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都是階級關系，(這是亞當 ·斯密或李嘉圖的每一個學生都應 當知道的，)那末，這些關系當然只有在各階級本身和他們的相互 關系發生變化以后才能發生變化或根本消滅;而階級間的關系的 變化就是歷史的變化，是整個社會活動的產物，總之，是一定‘歷史運動’的產物。著作家可以獻身于這個歷史運動，成為它的表現 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創造運動。”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191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關系的性質而有所不同。……”
“總之，各個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并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若干物質產品的總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換價值或若干社會定量的總和。”（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362-363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顯然，生產關系具備下述內涵：
1、生產關系是生產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也就沒有生產的矛盾運動，更直接說，也就沒有生產力運動的依據。
2、生產關系是一種“歷史運動”。在階級社會中是一種階級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如，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都是階級關系，表現為被資本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關系。這種歷史運動開始與終結都是生產關系-生產力矛盾運動的結果。
3、生產關系也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根據”。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決定著生產力的性質，正因如此，生產力對自身的解放首先要求對生產資料占有性質的革命，而這種革命的訴求主要來源于生產力自身的發展和覺醒。
對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適應”關系，不應當是傳統的解釋為被動和反作用的。同時，對生產力也不應當是機械的庸俗的理解。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是多層次多結構的，它包涵著廣泛的意義，是人類物質的和精神的力量的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這個能力時使用了一系列詞語并為其規定：
1、“勞動生產力”：
(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 等等;”
(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 器，生產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并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于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起來。”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巻p175-176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2、“自己的生產力”：
(1)“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一種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
(2)“……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
(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p320-321)
3、人的生產力
“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應包括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倪)的幫助 下對自然力的統治。”
（卡 ·馬 克 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1853.7.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p252人民出版社出版）
4、“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
“……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隨著社會對生產力的占有，這種社會性就將 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并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 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桿。”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 社會主義）》[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5、強大的生產力
“社會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 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 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 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 社會主義）》[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6、“共同活動方式”
(1)“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
（2）“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
（ 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1845-1846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34、39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7、“集體力”
“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頁)
從上述不完全的例舉中本文可以從多角度描述生產力的結構。例如，
1、“人的生產力”的概念，從“人”的角度描述作為物質與精神結合的人是生產力直接的訴求者和創造者，人的認識能力與實踐能力決定著生產力的結果。
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概念描述了生產力的多層次的內容：(1)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2)分工，機 器，生產方法的改良;(3)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4)交通和運輸工具;(5)各種發明;(6)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
3、“強大的生產力”的概念描述了生產力(社會力量)與人的意志的關系：(1)認識、理解生產力的活動、方向和影響;(2)使生產力 愈來愈服從人類的意志并利用它來達到人類的目的;(3)解決生產力為誰生產、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的問題。
4、“集體力”的概念描述了生產力是組織起來的協作。
5、以變更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性質為前提，把生產力從人私有制的力量中解放出來，成為勞動的社會力量。
6、由于生產方式決定著人們的物質聯系，所以，生產關系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樣是生產力。
生產力是一種結構性力量，一種矛盾運動，一種實現的欲望，所有這些構成了生產力的總和。
綜合上述考察，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關系應當基于(1)在生產關系的總和中也存在著支配生產力的“現實事實”。一方面生產資料占有性質決定著生產力的性質與所有權(與生產資料是結合還是分離)以及為誰生產、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一方面經濟結構決定著生產力運動的形式和內容。只是在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等限制的角度生產關系才被生產力決定著。生產關系中最核心的內容是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它規定著生產關系總和的屬性。(2)生產關系必然要答應生產力對財富分配制度平等和不斷增長的要求。所以，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關系應當具有下面的內容：
總的要求是生產關系不要成為桎梏而要成為推動者，并與現實的社會形態(歷史階段)一致。
1、生產關系本身的變革不是等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個水平上才開始的，它是一種漸進過程，相反，對生產力訴求來說它有個預先期;
2、生產關系的變革要滿足生產力占有者發展生產力的欲望，為新生產力的發展準備前提條件。一種新生產力在舊的生產關系結構中是發展不起來的。這樣新生產力的代表就會提前解構舊的生產關系，而且首先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舊的性質。這個過程是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對小農經濟的消滅中得到了證明的歷史事實;
3、生產關系的變革要滿足生產力占有者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并根據這個目的實現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屬性;
4、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僅僅決定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一些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生產關系也對生產力具有決定作用，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占有制和消費資料的分配制對生產力的強大和擴張等具有決定性因素。
5、生產關系不僅僅是適應既得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適應新生產力的代表者對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求，即，將要擴大和強大的生產力。這樣，對相對穩定的所有制來說可以預設“超越”的時空，采取多層次多級數占有制的方式。
既然人是生產力的主體、承擔者、創造者，那么，人的發展水平就從一個方面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社會形態取決于對生產力的占有性質。當資本占有生產力后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等就會按照資本的意志設計安排;當社會占有生產力后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等就會按照社會的意志設計安排;當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為科學社會主義后又經蘇聯和新中國的陳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成了人們選擇的現實，同樣可以開辟大工業實現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敲門并不需要現成的“產品的極大豐富”，關鍵的是“勞動的生產力”對自己占有生產生產資料的爭取，對自己的解放，在艱苦的創業中實現工業化，生產豐富的產品，公正地分配。
顯然，毛主席重建生產關系的理論既貢獻出“三個層次”的結構關系，又厘清了生產關系的兩個“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即，生產關系的性質不僅決定著上層建筑的性質，也決定著生產力的屬性與產權界定，這樣也就決定著生產力的主觀能動性。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就解決了財產權的公有屬性，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而成為真正的主人參與管理并具有分配權，從而激勵出持續地生產積極性，創造強大的新的社會生產力。正因如此，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創建人民公社，發展科技事業，在物質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形下，通過變革生產關系組合“勞動的社會力量”，從而形成擴張的能動的生產力，在30年中“多、快、好、省”地走完資本主義兩百來年所走的工業化道路，使中國完成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型，建立起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十三、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和保護生產力。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所有制的確定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農村已建立起來，或者說，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中國在農村的經濟基礎。隨著所有制變革的完成解放生產力的任務基本結束后發展就成為全黨的中心工作，這樣，在改變了生產關系后，毛主席適時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和保護生產力的論斷。這里將討論毛主席五個關于生產力發展的新思想。1、變革生產關系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前提。a、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城市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農村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b、分配。城市有“八級工資”和“行政工資”，農村實行“工分制”。c、人與人的關系。2、依靠科技進步、技術革新(革命)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核心手段。a、科技;b、人力資源;c、。3、“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4、大躍進是實現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方式。5、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6、多快好省是對生產力發展的總體要求。
（一）變革生產關系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前提
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2]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
可以把毛主席這一發現概括為社會制度轉型時期一般規律。
馬克思：“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P362）一定的生產關系是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產生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反轉來又促進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不變革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情況下，生產關系的變革就起著決定的作用。其具體內容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的關系。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把生產關系概括為三個方面：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完全以上兩方面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
哈貝馬斯認為是國家政治的需要，上層建筑的需要促進著生產力的發展。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社會各種關系的發展，而是由各種社會關系主要是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形成的社會系統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和速度.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進步都是社會學習機制進步的結果。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由于教育的發展、技術知識的積累和組織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這是學習機制進化的結果。并不是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生產關系的變革，而是由于社會學習機制的變化。社會知識水平的提高導致社會的變革。資本主義從歷史到今天的發展，都不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的，相反，當代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是以資本主義組織制度的發展為前提的。與其說是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和社會的發展，不如說，只有當一種新的社會組織結構出現后，才會導致生產力的增長。（參看《哈貝馬斯傳》余靈靈著）
波普認為：首先不是經濟決定思想，而是思想決定經濟，從而決定社會的發展。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他稱這一觀點為“經濟主義”。他說，馬克思的“經濟主義”認為對社會歷史的研究必須重視當時的“經濟條件”，這是“極有價值”的，但是這種經濟之一強調經濟背景是任何一種發展的最終基礎，則是錯誤的，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他說社會經驗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況下觀念的影響可能超過超過并取代經濟力量。而且，經濟因素與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別是同科學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構成知識的思想比整個物質生產資料更為根本。（《波普傳》賴輝亮金太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毛澤東是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放在社會轉型時期觀察的，與上面既有相似，又有新的內涵，特別是哈氏、波氏更接近毛澤東的表述。毛澤東認為生產關系有三個指涉：1)與生產力的關系;2)上層建筑同生產關系的聯合與生產力的關系;3)具體內涵。并從1)和2)引申出社會發展動力
1)與生產力的關系 (1)“適應”(平衡)與“矛盾”(不平衡)。 所謂“適應”就是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加速作用，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一種情況。所謂“矛盾”就是生產關系的“很不完善”如：a還有剝削; b企業還有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c 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系，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d 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里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這種關系中，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平衡總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2)“一般規律”。a 在對資本主義歷史觀察后，毛澤東認為在社會制度轉型中存在著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依先后的順序構建：“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b 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2)由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同樣遭遇適應與矛盾的關系，這樣，上層建筑就介入了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模式，所以，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成了共同體內的相互構成的互動關系，誰也沒有“決定論”的權力。（同上）
毛澤東批評蘇聯“發展大工業是對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的觀點是“說得不完全。”相反應是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同上)毛澤東認為“一般規律”同樣適應資本主義制度轉型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時期。可以把毛澤東的這一發現概括為社會制度轉型一般規律。
3)在1)2)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把“經濟基礎”消解了，顯然，有一種將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這三方面作為一個互動結構的意圖，這種話語里，如再聯系“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的命題，就可以推導出更深層次的解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此互動結構中，社會發展或生產力發展主要表現為生產關系中的人與人的關，上層建筑中國家行政系統力量。因為人民內部已經沒有剝削關系，階級關系也是非對抗性，生產關系的本質已不是占有制所產生的物與人的對立關系，而是人與人的關系，在人民內部這種關系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而應當以團結的本質顯現出來，以團結——批評——團結的相互理解為表現過程，這種關系就是如何調動的“一切積極因素。”由于占有制的剝削關系轉化為根本利益一致的關系，所以，黨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簡言之，在所有制解決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適應與矛盾主要表現為人與人關系的整合。同樣，在國體、政體確定后，上層建筑與生產力的適應與矛盾則表現為黨政系統力量：路線、方針、政策;行政系統的管理權限。這兩個方面就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要解決的主題。哈貝馬斯“社會一體化”概念更能幫助閱讀和理解。“生產關系并不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關系，而是各種社會關系特別是政治關系在經濟領域的體現。因此哈貝馬斯一是不同意把生產關系等同于經濟基礎，二是不同意把社會的基礎看作僅僅是經濟基礎。由此，哈貝馬斯否定了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區分，否定了以這對范疇說明社會發展。哈貝馬斯提出社會一體化觀點說明社會發展，主要不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出發的，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發的，他強調社會內部的協調一致是社會發展的前提。”
4)毛澤東把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表述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層面。認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
(1)所有制。由于存在社會制度轉型一般規律，毛澤東把變革所有制并引發的生產關系、生產力、上層建筑之間的互動擺在優先地位，用了大量的時間在過渡時期確立“新的生產關系”，為新的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道路。到1961年9月《國營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實施，1962年9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出臺，所有制的變革基本定型，進入“有底”時期。“三級管理，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的最低層的“隊”既是初級合作社，只有26戶，并規定至少30年不變，同時允許和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這樣，人民公社就只是過去的大型合作社，回到了毛澤東最初“在大社之下設幾個分社”的構想，經營規模也以26戶的隊為單位。人民公社管的企業，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體的性質，所謂半集體就是“半公半私”。人民公社最后采取這種所有制形式及多種成分的原因是“蘇聯現在四十三年了，農業還未過關，我國也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過關。”（毛澤東給田家英并告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的信，手稿，1962年2月1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年—1976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P1181）人民公社的基本形態否定了一大二公，實質是堅持集體經濟為主，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為輔，較快地實現了個體農業向農業社會化的轉型，把農村與城市生活和城市工業緊密聯系起來，以獲得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的相互支持。政社合一的體制也是政治與經濟在農村的結合方式，為中國共產黨極其政治體系在農村組織和動員農民提供了制度框架。為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提供了用社會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制度教育農民的理性工具。塞繆爾*亨廷頓為政社合一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政黨和政黨制度是縮小城鄉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根據賽多*考雅特的說法，一個理想的政黨應該是‘把農民和城市居民熔合在一起的熔爐式的政治組織。它應使前者脫離孤立狀態，治療后者對農村的蔑視，達到民族統一并從中汲取力量。’政黨是一種現代組織，但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須將傳統的農村組織起來。……政治現代性的來源是城市，政治安定的來源則是農村。”（《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國社會出版社P468）毛澤東還意圖經過人民公社解決這樣一個更大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最終定型的人民公社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為農業增產、多種經營、機械化、技術革命、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更具有價值的是提出了“半社會主義”、“半全民”、“半集體”等概念，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中的半公半私的資本主義因素認同為這些概念的內涵，這樣就使社會主義所有制突破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樣態，形成了四種表現形式：a全民所有制;b半全民所有制，即國家資本主義經濟;c集體所有制;d半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是企業的命題顯現了毛澤東極有價值的設想，公社組織辦工業、商業、學校、幼兒園等，發展起來就是今天的“南街村模式”，實現了“農村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的目標。毛澤東對當時黨內外“確保私有制”、“在小農經濟上做文章”、“四大自由”等的批判是非常有遠見的，如果當初就按照這些意見搞，也許“三農”問題在幾十年前就困惑中國了。
毛澤東還提出了“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變化變革的過程”的命題，如體制下放、分級管理、企業自治權等，形成了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的四級管理體制：a中央部門直接管;b省、市、自治區管;c地區管;d縣管。即所謂“兩個積極性”概念，毛澤東認為這對促進生產的發展，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關系很大，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經常注意解決的很關重要的問題。
(2)分配。毛澤東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平均主義的分配和人民生活“窮”這樣兩個觀點一直流行于社會，并讓許多人深信不移。其實，這兩個觀點不過是制造的人督促具有批判精神的大腦再次閱讀福柯“真理游戲”的文本，理解話語的霸權。在“是的歷史”，“平均”觀點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窮”的觀點在于掩蓋了當時中國“一窮二白”的國情，回避創業本身的艱苦卓絕，吃水時忘記了“挖井人”。首先，毛澤東分配原則的主線是在按勞分配中堅持“三服從”、“三兼顧”、“兩反對”。城市的利益分配最終體現在工資制度上。在企業采取了八級工資制 (有的實行七級或六級工資制)，與此相配合，建立了工人的技術等級標準，作為評定工資等級和考工升級的依據;企業職員多數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一職數級，上下交叉，少數實行職務工資制;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建立了按職務劃分等級、一職數級、上下交叉的工資制度;同時還推行了計件工資和獎勵制度。在改變“一窮二白”面貌過程中“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人民要忍受一點犧牲”，這也是適合現代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更重要的是在霸權時代，逼迫象中國這樣即大又弱的國家奮發圖強，加速發展，首先解決“強”，再解決“富”。即使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十分關注積累與消費的比例。而在西方發展史上，資本家為了私人利潤最大化，干出了“羊吃人”這類事，舊中國也如《包身工》的揭露。相反，新中國一成立立即解決“失業群”的問題，實行了廣泛就業政策，更難得的是在國家財政并不富裕的條件下建構了教育、住房、醫療等人道主義的福利制度。可以說毛澤東的分配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最優選的分配。
(3)人與人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而這種關系的出發點是要在“創造性的合作”中生產出人的積極因素，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上升到了以人為本的新領域。他提出了“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的命題，即管理就是人與人的關系。這一具有創造性的偉大的管理思想集中體現在“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概念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命題里。這種語境在認知“人民的公道”的假定上帶有強烈地改變和引導人的“需要”符合“國家利益”，從而生產出“為人民服務”的動機，形成“團結”、“建設”的行為的思想符號。毛澤東是從人性的高級層次來重建對人格的理解。正如馬斯洛說“人也還有一種更高的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似本能的，也就是說，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這與行為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分析——分解——原子論——牛頓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不考慮到人生最遠大的抱負，便永遠不會理解人生本身。”（《動機與人格》)馬斯洛“人類需要層次論”引發了管理學的革命，行為科學取代了物質獎勵與嚴格的監督為特征的“葫蘿卜加大棒”式的古典管理理論。毛澤東較馬斯洛更加重視對精神的理解和激活，可以說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提出并預言了當代世界管理學發展的深度模式和方向。
首先，把馬斯洛話語作為參照數。在這個話語中，人的心理與行為的一般運行模式被解釋為：需要——動機——行為。人類的需要按次序分成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實現五個層次。毛澤東十分重視高層次的自尊、自我實現這種精神力量在生產過程的激活和轉化，他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激活和轉化的通道在于：a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這就使普通勞動者在民主境域的尊重里獲得了自尊;“自尊需要的滿足導致一種自信的感情，使人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有價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處和必不可少”（馬斯洛《動機與人格》)的歸屬感;b工人參加管理，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特別給予了技術進步的開放性和互補性的兩個條件，形成了“創造性的合作”(毛澤東語)團隊精神，這就使得技術人員、工人在更多的機遇誘導下產生對自我實現的追求。自我實現“它可以歸入人對自我發揮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種使它的潛力得以實現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說成是一個人越來越成為獨特的哪個人，成為他所能夠成為的一切。”（馬斯洛《動機與人格》）c 廢除束縛生產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的規章制度，有利于解構機器對人的異化。這樣，最后，a、b、c，都確認了“主人翁”地位，具有了“主人翁精神”。這就是毛澤東生產關系-生產力的又一種表達。事實證實這種理解與激活在創業中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再把“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與現代管理學的“情商”、“心智模式”兩個概念聯系作比較分析。
a 情商，是指在意志品質好與壞的前提下，測定和描述人的情緒的自控性、人際關系的處理能力、辦事的意志力、對挫折的承受能力、對自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對他人的理解和寬容等。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生活和事業上的成功，只有20%依賴于人的智商水平，而80%是決定于人的情商水平。美國心理學家高曼認為，情商屬于“選擇性成長”，有了解、察覺、控制、安撫、擺脫自己情緒中的焦慮憂郁，產生的原因;激勵自我，不為挫折和困難所左右，朝著一定的目標努力，增強注意力和創造力;理解別人的情緒，察覺別人的真正需要，具有同情心;維系融洽的人際關系的功能。情商的實質上在于解決怎樣做人處世。
b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根植于人們心靈的想法、看法、假設、圖象和印象，決定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和演繹，是人們思想方法、思維習慣、思維風格和心理素質的反映，心智模式也屬于“選擇性成長”，影響人們的決策，對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態度，影響人們處理人際關系遵循的準則，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和行為習慣。
政治工作是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本質是解決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誰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方式問題，從它的內容、功能、作用、方式等考察，政治工作很重要的課題就是要建構情商和心智模式。如果從“土地革命”算起，毛澤東政治工作描述的基本理念比西方“行為科學”早了幾十年。松下幸之助就說過他的企業也要學共產黨的政治工作。
5) 從1)和2)中引申出了社會發展的兩個動力論。(1)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顯現樣態及在不同共時性的作用都不會一致，如;所有制的變革、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政治改革和管理體制改革都會交織地生產巨大力量，為社會發展提供貢獻。毛澤東消解了蘇聯“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的意見，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矛盾的方法。”(2)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本身極其之間的平衡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特別是當上層建筑鞏固、穩定式的平衡表現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時，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沒有用決定論話語解釋“社會發展的動力”，而是把“關系”理解為相互構成的互動，并且強調“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要求辯證法不要中斷了。所以毛澤東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二）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生產力就是技術力量，這是馬克思的命題。不同的是，毛主席根據歷史的觀點和經驗觀察發現了在現代化變遷中后進國家趕超最發達國家的一個規律，即“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都是”一詞具有排他性，凸現出“最先進的技術”與“最先進的國家”的正比關系。因此，“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的敘述就將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命題從生產力-科學技術這種單一聯系的范疇提升到國家戰略語境：
1、科學技術特別是尖端技術既是生產力更是國家實現趕超戰略的核心手段，關系著國家的命運，具有特殊的意義;
2、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才可能趕上最先進的國家;
3、現代化本質就是不斷“采用最先進的技術”的矛盾運動，其趨勢為科學技術的地位將在“三大革命運動”中愈來愈突出，所謂“落后”與“先進”的話語權就在于科學技術的優劣。這個“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毛澤東《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這一點與貝爾《后工業社會》的科學家、工程師、大學教授等將成為后工業社會的主體的設想有很大的一致性。
4、毛主席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的《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再次提出“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問題;1956年1月召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發出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會議請科學家“上課”，當科學家的“小學生”;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宣布“我們進入了……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
5、1955年7月《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提出社會改革與技術改革的關系：“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于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全黨必須為了這個偉大任務的實現而奮斗。”
6、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設問“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 我們必須學文化(科學、技術)，學建設。我們是否可以學會科學技術?如過去一樣，可以學會的。”
7、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強調：“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1]》中號召“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 正是基于這個認識的問題域，毛主席率先學習，在實踐中建構了科學技術發展的理論體系。
可見1953年開始，毛主席已從認識、方針、政策、方法上，全力推進走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的道路。為此，他還國家戰略語境對科學技術途徑進行了描述：
1、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變革。“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中已經過去了四年)，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2、大躍進。“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3、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占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后，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在農村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必須對農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多地增加農產品的生產。
4、造就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毛主席認為：①“建設工業要有工程師，辦學校要有教授”(《 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②搞經濟，搞新的科學技術，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要造就知識分子。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要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③民族區域自治地區要搞建設，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學家。
5、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自然科學方面。在技術方面，大部分先要照辦，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21]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 “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將來國家富強了，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后，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
6、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黨內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
7、科學技術研究。（《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我們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學理論，如醫學方面、生物學方面。 死光[2]，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
8、洋土并舉、大中小并舉。現在還不一般地提自動化。機械化要講，但也不要講得過頭。機械化、自動化講得過多了，會使人們看不起半機械化和土法生產。過去就曾經有過這樣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術、新機器，追求大規模、高標準，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舉、大中小并舉后，這個偏向才克服。 要實現全盤機械化，第二個十年還不行，恐怕要第三個十年以至更長的時間。在一個時期內因為機器不夠，要提倡半機械化和改良農具。最近蘇北發明一種挖泥的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樣的辦法，應該大大提倡。
9、保持一定的投資比例。毛主席時代我國用于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了當時意大利、西班牙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到了毛澤東時代后期，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后與美國接近)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而中國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6%-0.7%。
10、加強科學技術的領導。①科學技術方針。《獨立自主地搞建設》(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②調查、研究、總結（《加強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領導》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決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③把科技列入各級黨政的重要工作。④建立又紅又專的隊伍。（《關于農業問題》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要在這十年內，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各級特別是省、地、縣這三級要有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計劃，不然，時間過去了，人還沒有培養出來。我們已經過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計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十年以后就擴大這個隊伍，提高這個隊伍。
11、科技規劃。（1）《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路甬祥《毛澤東與中國的科技事業》一文認為：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組織制定我國“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是新中國科技事業的標志性重大事件。“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集中錢學森等眾多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意見，經過集思廣益，反復論證，確定了中國五十七項重大科技任務，明確了中國科技事業的指導思想、發展道路、基本方針、戰略步驟、實施重點，根據世界科技的最新態勢，決定將無線電、自動化、半導體和計算技術列為“四大緊急措施”，為二十世紀后五十年中國科技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引導中國科技事業走上了現代化的軌道。迄今為止，中國的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仍是同期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規劃。這個規劃的制定顯示出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領導科技發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十二年科技規劃》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指導方針。規劃文件由《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和四個附件組成，其中《規劃綱要》包括序言、1956-1967年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任務的重點部分、基礎科學的發展方向、科學研究工作的體制、科學研究機構的設置、科學技術干部的使用和培養、國際合作、結束語等九個部分;四個附件分別是《國家重要科學任務說明書和中心問題說明書》、《基礎科學學科規劃說明書》、《1956年緊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計劃要點》、《任務和中心問題名稱一覽》。
《十二年科技規劃》是我國建國以來的第一個科技規劃。規劃在內容上，從13個方面提出了57項重大科學技術任務、616個中心問題，從中進一步綜合提出了12個重點任務，還對全國科研工作的體制(主要是科學院、產業部門和高等院校三個方面之間的分工合作與協調原則)、現有人才的使用方針、培養干部的大體計劃和分配比例、科學研究機構設置的原則等作了一般性的規定，是一個項目、人才、基地、體制統籌安排的規劃;在組織上，規劃工作由總理親自領導，成立專門的規劃委員會，并組織了幾百個中國科學家和近百個蘇聯專家歷時半年多討論制定，盡了當時條件下的最大努力;在編制思路上，規劃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科技發展的方向確定國家的重要科學技術任務，把各個科技部門的力量匯集到統一的目標下;在實施上，將科學規劃委員會保留下來，成為規劃實施的高級協調機構，負責協調規劃實施的重大問題，監督規劃的實施，特別是監督重點任務的實施等任務，并向中央報告規劃實施的檢查報告，確保了規劃任務的完成。
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不僅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我國科研機構的設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學科及專業的調整，科技隊伍的培養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體系和方法，以及我國科技體制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2）《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要求對各行各業的工作進行調整，經中共中央批準，決定在"十二年規劃"執行的基礎上，制定《1963~1972年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簡稱《十年規劃》)。規劃由國家科委負責組織制定，先后有幾百名專家參與了規劃的研究制定工作。規劃于1963年6月定稿，12月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由國家科委下達，并會同各有關部委組織實施。《十年規劃》確定了"自力更生，迎頭趕上"科學技術發展的方針，提出了"科學技術現代化是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關鍵"的觀點。規劃包括六個部分：綱要，重點項目規劃，事業發展規劃，農業、工業、資源調查、醫藥衛生等方面的專業規劃，技術科學規劃，基礎科學規劃，共77卷。重點研究試驗項目374項，3205個中心問題，15000個研究課題。為實現十年規劃的目標和任務，還制定了12條具體措施，以及實施十年規劃的管理辦法。十年規劃執行的頭3年進展順利，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特別是為"兩彈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大躍進是實現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方式。
如大躍進期間：
1、主要重工業產品產量：
(1)礦山設備，1957年5.29萬噸，1958年9.56萬噸，1959年22.98萬噸，1960年25.19萬噸。
(2)發電設備：1957年19.8萬千瓦;1958年110.0萬千瓦;1959年243.3萬千瓦;1960年338.8萬千瓦。
(3)金屬切削機床：1957年2.8萬臺;1958年8萬臺;1959年11。55萬臺;1960年15.35萬臺。
(4)鐵路機車：1957年167臺;1958年342臺;1959年532臺;1960年804臺。
(5)鐵路客車：1957年454輛;1958年970輛;1959年422輛，1960年818輛。
(6)鐵路貨車：1957年0.73萬輛;1958年1.10萬輛;1959年2.01萬輛;1960年2.61萬輛。
(7)天然氣;1957年0.7億立方米;1958年1.1億立方米;1959年2.9億立方米;1960年10.4億立方米。
(8)原油1957年146萬噸;1958年226萬噸;1959年373萬噸，1960年520萬噸。
(9)發電量：1957年193億度，1958年275億度，1959年423億度，1960年594億度。
2、主要輕工業產品產量：
紗 布 呢絨 縫紉機 自行車 手表 原鹽
1957年84.4萬噸，;50.5億米 1817萬米 27.8萬架 80.6萬輛 0.04萬只 828萬噸
1958年126.2萬噸，64.6億米，2674萬米 64.0萬架 117.2萬輛 1.7萬只 1040萬噸
1959年153.1萬噸，75.7億米 3385萬米 65.1萬架 133.2萬輛 8.4萬只 1106萬噸
1960年109.3萬噸 54.5億米;3646萬米;88.0萬架 176.5萬輛 50.5萬只 1287萬噸
投產大中型項目：“二五”時期 581個
3、新增固定資產：“二五”時期 861.82億元
大躍進還使教育與科學技術第一次與生產緊密結合，發展迅猛，知識分子煥發出巨大的熱情。1958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技術革命進軍》提出了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中心的口號，這顯示了毛澤東要以技術和文化支撐起大躍進的進程意圖。大躍進提倡發動群眾大搞技術革新與依靠專家并不矛盾。相反在大躍進興起的“三結合”技術革新小組倒與西方的管理思想相似。1958年10月北京地區的1萬多名科學工作者經過三個月的努力研究出了2152項科學成果，其中超過世界水平的有66項，達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項。群眾性的技術革新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沈陽第一機床廠建立“土設計院”，采取工人、技術人員、領導干部三結合的辦法大搞技術革命，使機床的產量比上年翻了一番。1960年3月31日全國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現場會在重慶召開，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作了《開展以“五化”為中心的全面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的報告。該市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共實現手工操作半機械化30317項，機械化14718項，單機半自動化7301臺，自動化2537臺，自動生產線803條，聯動化577項，全市廠礦企業機械化程度也從1959年11月的32.2%提高到57.1%。
科學技術隊伍也得到極大的充實。1959年全國科學技術人員大約達到164.8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75.6萬人，農業技術人員18.9萬人，科學研究人員5.5萬人，衛生技術人員81萬人，高等及中等專業學校教學人員16萬人，高級知識分子共計約12.1萬人，高等及中等專業學校在校生共計約有147萬人。另外，根據38個省轄市的調查表明，1959年共有職工科學技術業余大學475所，在校學生達到10.5萬人。1958年后還建立了612所高等學校，辦起了兩萬多所農業中學，教師6萬多人，在校學生219萬人。
軍隊的科學技術同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一大批科學研究機構成立，第一個導彈試驗訓練基地，第一所導彈專業學校，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第一支地地導彈部隊相繼建立。軍隊還于1960年--1961年新建了五所工程學院，實現了防化裝備的基本國產化。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工業委員會也陸續成立。
同時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簽訂了《中國科學院和德國科學院科學合作協議》《中國科學院和保加利亞科學院科學合作協議》《中國科學院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科學合作協議》，另外，蘇聯又在技術上援助建設和擴建了47個工業企業。在交通、水利、信息、能源、電力等方面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第一部國產東風牌轎車，第一臺電氣機車，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第一架電子數字計算機、“躍進”號萬噸輪下水、我國自行設計、自行建造的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東風”號下水、黃河劉家峽水利工程大壩截流、海河攔河大壩合攏、黃河三門峽截流全部結束、重慶大橋通車鄭州黃河大橋建成。1958年首條電氣化鐵路在寶成線北端開始工程建設，3年間完成了從寶雞到鳳州這一段占寶成鐵路全程1/7路程的電氣化改造工程。1959年9月發現大慶油田，1960年開始大慶油田會戰。
在醫療衛生方面1959年以除四害、講衛生、消滅主要疾病為中心的群眾衛生運動大大降低了許多流行病和季節性傳染病的發病率。至年低共治療血吸蟲病人總數490萬人。全國正規病床已達到57萬余張，比1958年增長約30%，社辦醫院、診療所達20萬所以上全國高等醫約院校在校生以達9萬余人，比1958年增長20%，中級衛生學校在校生達15萬人，專業研究機構比1958年增加86.3%。
農業上1958年共擴大灌溉面積4.8億畝。1960年插秧機誕生，這是一項群眾運動的成果，有兩千多種插秧機大約有450萬部將有70%左右(即3.5億畝)的水稻田使用插秧機，全國可節省出3億多個勞動日。大躍進前期在農業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從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全國水利工程建設按照工程應有的受益面積計算，可擴大灌溉面積3.5億畝，可改善灌溉面積1.4億畝。治理了低洼易澇耕地2億多畝，改造貧瘠耕地1億多畝。植樹造林2.9億畝，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積16萬平方公里，積肥3100億擔，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比1957年預計增加8000萬畝。①鋼的產量達到1108萬噸，合格鋼800萬噸，分別比1957年的520萬噸增長157.5%、53.85%。大躍進在其它許多方面也取得了進步。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是有依據的。武漢長江大橋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專家放棄了世界上當時慣用的“壓氣沉箱法”，改用“大型圓柱鉆孔法”，并用極簡陋的設備制造了44噸震動力的打樁機，克服了無數困難，于1957年9月建成，并節余了20%的資金。“東風號”巨輪開建于1960年1月，于1960年4月23日下水，只用了88天，而船臺周期49天。它的各項指標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當時造船速度最快的日本建造一艘萬噸巨輪的船臺周期最短也需要3個月。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技術合作組”、“諸葛亮會”等展開技術攻關，國產電羅經就是成果之一。巨輪下水時還用上了一位老工人的科研成果--“無聲下水”操作法。
1958年1月王震率10萬轉業官兵“邊開荒，邊生產，邊建設，邊積累，邊擴大”，開始了北大荒的艱苦創業。僅1958年就修了20多座水庫、100多座橋梁，鋪設了195公里的鐵路。1959年糧食總產量達5億多公斤，比1957年增長142%;生產總植達2億多元。現在北大荒已是北大倉，為全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共開荒4000萬畝，耕地3000萬畝，田間機械化程度在90%以上。參加學習的文盲人數6000萬人，1957年脫盲728.8萬人，1958年1000萬人，1959年2600萬人。(中南海實錄科技卷第62頁)
（四）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
據有關權威資料介紹：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全力發展同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貿關系。在冷戰狀態的國際背景下，這一時期對外貿易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必須適應戰時經濟。1952年成立了對外貿易部，對對外貿易進行集中管理。在1950-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的進口總額從1950年的11.35億美元上升到1952年的19.41億美元，年均增長30.8%;出口額從5.83億美元增長到11.18億美元，年均增長38%。對外貿易的大幅增長，對恢復發展國民經濟起到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外部環境開始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西方國家開始陸續同中國建交;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建交;到1975年，中國與歐共體正式建立了經濟貿易關系。中國對外經濟關系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為了適應轉變，中國外貿體制開始了改革。外貿部于1974年著手在一定范圍內實行下放外貿經營權的試點，在沿海地區原有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五大對外口岸基礎上，新辟江蘇、河北、浙江、廣西四省為外貿口岸，同時批準原第一機械工業部成立自屬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直接經營對外貿易。這個時期，對外貿易得到了較大的發展。1975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47.5億美元，創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水平，而且1970-1975年間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26.3%。1950-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1.35億美元增長到206.38億美元，年均增長10.91%;其中，進口貿易從5.83億美元增長到108.93億美元，年均增長11.02%，出口貿易從5.52億美元增長到97.45億美元，年均增長10.79%。隨著國家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比較優勢在不同部門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推動了商品結構的改變和提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工業生產的比較優勢開始形成，工業制成品出口和礦產品出口的比重開始明顯上升，初級產品特別是農產品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提升。與此相對應的是，進口商品結構在不同時期也有明顯的變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工業化剛開始進行，急需進口大量機器設備，中國積極發展與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機器設備在總進口比重中一直占52%以上，這種狀況持續到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由于受自然災荒影響，再加上蘇聯援建項目的停止，機器設備進口比重呈下降趨勢，這個趨勢到1966年有短暫回升，隨后4年又連續下降。進入7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從1972-1977年，中國先后從美國、日本等十多個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222項，用匯39.6億美元。主要有化肥設備、化纖設備、數據處理設備、一米七軋鋼機設備、采煤機組等。1974-1976年間，機器設備進口比重迅速回升，1975和1976年該比重回升到30%以上。1977年和1978年該比重又下降到20%以下，1979年回升到25%。工業原料在進口中的比重一直占重要地位，而且沒有太大的起伏波動，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取代機器設備在進口比重中第一的地位，60年代后期起該比重進一步上升到50%左右的壓倒地位。農用物資的進口僅在1963-1970年間呈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提高，其他年份其比重都只在5%～6%左右。消費品進口比重也有較大起伏變化，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消費品進口占比重一直較低，但在1963-1966年經濟恢復階段，該比重高達36%，此后十多年又下降但穩定在18%～20%(見表1)。可見，改革開放前30年進口商品結構變化主要受是否有條件進口國外技術設備和能否處理好國內生產與消費關系兩方面的影響。工業原料的進口客觀性較強，當時的工業原料，主要是中間投入品，這類產品在進口比重中的增長，說明了國家工業化還在進行中，國內工業生產的配套條件還較弱，這在改革開放30年后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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