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從“歷史虛無”到“歷史真實”
——再說楊松林新作《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這些年，對一些歷史話題“翻案”或“顛覆”成為一種時尚，一些歷史學者在做，一些不是歷史專業的學者在做，還有一些不是學者的人也在做，其場面可說是蔚為大觀。留意觀察，話題相對集中，從明史、清史到民國，從帝王將相到三教九流，進而延伸至中國現當代史和中共黨史，投入之人熱情可嘉，勇氣可嘉。但不可否認，在熱潮之下，冷靜的思辨缺少，認真的閱讀缺乏，多立論而少論據，多觀點而少史實。特別是在新傳媒和網絡技術日益發達之后的近幾年，歷史話題越來越成為一種“娛樂”，全社會從網絡、熒屏到報刊、書籍，大家都無法跳出娛樂大眾的氛圍。正如美國當代作家丹尼斯·勒翰在小說《命定日》中所說：“未來大眾的鴉片不是宗教，而是娛樂。”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話題被過度娛樂化之后，我們看到些什么?
讀罷楊松林新作的第三編，我看到了如下夸張的故事：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是否有“天災”。
說到這個話題，無法回避的是《社會》雜志1993年Z2期刊登的軍旅作家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一文。在文中，作者根據一份《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中列出的全國120個水文站歷年的水文氣象資料，得出了“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面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P328)的結論，并由此被廣為傳播為：“一百年來，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是風調雨順的三年，自然情況差不多是百年來最好的三年。所以說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靠不住。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三份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來還靠不住，那就是人禍。”(P327)
歷史真相果真如此嗎?!
“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寫的《中國災情報告》詳細記載了這三年個地區旱澇分布和受災情況。
1959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比1949—1958年平均數高出80%，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最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主要災害是以北方為主的特大持續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本年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而且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而另一部分地區持續干旱。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超過上年，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持續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量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于此對應的是，暴雨造成湖北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P338—340)
已無必要再繼續抄錄下去，只要是愿意面對事實，就應該承認：“發生在1959年—1961年的自然災害持續時間確實偏長，受災和成災面積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P341)“三年自然災害”是客觀存在。
作家金輝認為不存在“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是建立在對120個水文站的統計圖表之上的，而1959年—1961年時全國的“水文站已經超過3000個，1960年達到3611個，平均3300個左右。金輝先生的‘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使用了這3300個水文站中120個水文站的資料，只占總數的3.6%。”(P329)原來如此，作者所說是一語中的，作家金輝之所以得出錯誤結論不就是瞎子摸象在現實中的翻版嗎，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偏概全的典型反映。
如果說，1993年作家金輝寫作《“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一文時，無法看到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中國災情報告》(1995年)，文中的數據和觀點有誤是情有可原，但使用“只占總數的3.6%”的水文站數據就得出1959年—1961年發生糧食緊張“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那就是太武斷和偏激了，甚或是歪曲了歷史真實。作者如此寫，《社會》雜志如此發，一些人士不經思考和辨別就擴散和繼續夸大。對于這種嚴肅而又牽涉廣泛的話題，被扭曲夸大的面目全非，作為應該具有基本常識的知識分子和媒體是否應該反思一下呢?!
在閱讀了此書前兩編之后，我曾經寫了《認真解讀文本 還原歷史真相》一文，其中在最后一段寫道：“書出版了，感謝作者的辛苦!感謝出版者的勇氣!爭論已經開始，并將延續。我希望的是‘認真解讀文本’，無論你是哪一種觀點，也無論你是網上的阿貓阿狗，當你批評此書時，一定是在讀過此書之后。拜托了?!”而這么多天過去，無論是豆瓣網的網友投票，還是共識網刊登的評論，其中不乏一些用心人寫了很長的文字，但問題還真的如我所說，絕大多數都是在沒有讀書時，就作出了評論。例如，作者彭勁秀先生的一篇文章開篇就是“聽說楊松林先生寫了一本名為《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于“餓死三千萬”》的書，將于今年10月出版……”，然后就對高梁先生的序言大肆批駁，緊跟著另一篇就是批楊松林先生的前言。其實，他所講的問題正是此書第三編中的內容，例如1959年—1961年是否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他這個段落的題目是“請不要再冤枉老天爺了”，很有針對性。但如果他能夠在看過此書的第三編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之后再寫，也許還可以不再是“雞同鴨講”。這種不看書就做批判的作為，是否正如彭先生自己所說：“從文革極左的武庫中揀來泛政治化、無限上綱、扣大帽子等破爛玩意兒揮舞，既封不了史家的筆，也堵不住識者的嘴，徒增笑耳!”(共識網2013-08-28 )這不正是在為自己做寫照嗎!
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反復閱讀而感觸最多的是第三編第十七章至全書結束的各章。在這六章中，作者不回避，不茍同，敢于正面對待歷史和現實的勇氣令人欽佩，在總結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展望了未來。可以說，第三編正是該書的現實意義所在。特別是第十七章的“幾分人禍?”和第十八章的“制造災難的罪魁禍首”兩章，既有著對史實或一些話語的澄清，也有著站在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的立場上的思辨，從小標題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冷靜與思考：“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高指標、瞎指揮和浮夸風，違反規律就要受懲罰，“共產風”、“大食堂”和“壞干部”是罪魁禍首，需要總結的歷史教訓……
例如，作者寫道：“一些人從另一個角度對劉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表示不滿。認為造成災荒并形成因饑餓死亡現象完全是天災，是‘三年自然災害’，認為劉少奇同志夸大了政策失誤因素，甚至是‘別有用心’。
筆者不這樣認為。即使不用上面的分析，僅從那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的一貫態度來看，無論是毛澤東同志還是劉少奇同志，都不會把饑荒和出現與饑餓有關的死亡的原因歸結為天災，只能主動‘認領’人禍。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出這個判斷，毛澤東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做的自我批評，都把主要責任攬在共產黨和中央政府身上，只能說明中國共產黨人的襟懷坦蕩。”(P353—354)
作者的這些判斷和話語是在冒著被拍磚的風險的。當今，有幾個共產黨員敢站出來亮出這樣的立場和觀點呢?!有幾個共產黨員干部敢為共產黨和共產黨的領袖們辯誣呢?!太少見了。
在如何正確看待中國現當代歷史的問題上，目前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網絡上活躍著一些持“一概否定論”的一批人，在他們的文章中否定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作用，否定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否定前三十年國家基礎建設的發展與國力的增強，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飛速發展，在他們的眼睛里當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一無是處……歸根結底他們就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但同時也存在著回避討論，回避檢討以往教訓的一些人，盲目地希望回歸到在他們眼中視為理想境界的天地中，除去懷舊找不到一點前進的動力。其實，這是兩種貌似不同的對立觀點實質卻是殊途同歸的歷史虛無主義。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員田居儉曾在文章中表示，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方法不是以事實為出發點，不是全面、系統地掌握有關資料，不是透過歷史現象分析歷史的本質和主流、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而是隨心所欲地挑選零碎的歷史事實加以涂抹或剪裁，憑借“新奇大膽”的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歷史。其根源是唯心史觀和主觀臆想，要害是混淆歷史的支流與主流、現象與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08月07日 耿雪)
楊松林這幾年在做的事情，是從解讀文本和數據，是從調查和走訪做起的。楊松林的這本新作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他比較全面、系統地掌握了有關資料，能夠透過現象來分析歷史的本質和主流，逐步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力圖找到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歷史真實。在大量數據支撐的基礎上，采用合理的分析方法和正確的計算公式，探討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超線性死亡人口”的數量，得出了他自己的推算的數字。同時，他也不諉過，他認為在一些地區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有“需要總結的歷史教訓”，例如“成績越大頭腦越容易發熱”，“體制設計不能過頭”，“站在群眾對立面就危險了”……他所揭示的這些歷史真實有助于我們冷靜地思考，有助于我們堅定信心，也有助于我們走向未來。
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今天和未來都將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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