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客觀上幫助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
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于我
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過程，我們不應如此蠢。”
話說蔣介石經過第2次圍剿的失敗，他才清楚地意識到共產黨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所以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新的爭斗中，很快就對北方軍閥實行妥協，對兩廣軍閥采取守勢，而集中主要精力對中央蘇區進行新的“圍剿”。
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他口口聲聲要“戒除內亂”、“剿滅赤匪”，并信誓旦旦地宣稱：“幸而完此夙愿，應當解甲歸田”，否則，將“舍命疆場”。
蔣介石親自擔任“圍剿”軍總司令，以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駐南昌，組織第3次更大規模的“圍剿”。
蔣介石為了徹底消滅紅1方面軍，摧毀中央蘇區，這一次把他的嫡系第14、第11、第6、第9、第10師共10萬人也調到了江西，擔任“圍剿”主力軍，連同原在中央蘇區周圍的和新調來的非嫡系部隊，總兵力達23個師又3個旅，共30萬人。
6月21日，蔣介石帶著英、日、德等國幾個隨軍參與策劃的軍事顧問，到達南昌。蔣介石這次“圍剿”的戰略是“長驅直入”，他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蘇區，然后再深入“清剿”。其部署是分左右兩翼集團軍向紅軍進攻：
以前敵總司令官何應欽兼任左翼集團軍總司令，指揮第1路進擊軍、第2路進擊軍、第3軍團、第4軍團，從南城方面進攻，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以廣東省主席陳銘樞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駐吉安，指揮第3路進擊軍、第1軍團、第2軍團，從吉安、永豐、樂安方面深入蘇區實行“進剿”和“清剿”。
空軍第1、3、4、5、7隊，分駐南昌、樟樹鎮、吉安等機場支援作戰。
另以第10師和攻城旅為總預備隊，位于臨川，策應各方作戰;以第77、第28師和第12師34旅位于吉安、泰和、萬安、贛州等地，擔任“清剿”，維護后方，并攔阻紅軍西渡贛江;以第23、第79師和騎兵第1師位于南城、黎川、宜黃、臨川、樟樹鎮一帶，擔任“清剿”和維護后方;以第49、第56師和新編第4旅位于閩贛邊境，防堵紅軍東進。
6月下旬，毛澤東發現蔣介石有對北方諸軍閥妥協、對兩廣軍閥取守勢、而集中力量先向紅1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3次“圍剿”的跡象。紅1方面軍臨時總前委為了利用蔣介石同兩廣軍閥之間的矛盾發展革命力量，經研究決定：
留下紅3軍賀敏學的第9師和紅4軍第12師，在宜黃、南豐以南地區監視敵人;以紅3軍團、紅4軍主力和紅12軍，分別移駐閩西北的建寧、光澤、順昌之間地區和閩西及閩贛邊的歸化、永安、連城、長汀、石城之間地區，進行群眾工作和籌款;以紅3軍主力去雩都、會昌地區開展工作。
方面軍總部駐閩西建寧指揮，以應付國民黨軍可能提前到來的第3次軍事圍剿。
毛澤東認為這樣部署至少有以下5點好處：
“第一，蔣系地盤無直接威脅兩廣之弊”，使兩廣軍閥不顧慮紅軍而放心與蔣對抗;“第二，地勢偏僻，不受威脅，若較之我去南豐去宜黃者少;第三，有山地縱橫，無河川阻隔，最適宜造成新的戰場;第四，有款可籌，一年之內不愁給養;第五，群眾很好，可以出兵擴大紅軍。因有這些條件，我們應在這區域作長期的工作計劃。”
6月28日，毛澤東為了充分調動敵人內部矛盾，在給周以粟、譚震林的信中寫道：
我軍的活動方向不應是針對兩廣方面，在“客觀上幫助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于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過程，我們不應如此蠢。”
“12軍中心任務應不是籌款，而是深入寧化、石城、長汀3縣的工作。12軍擔任這3縣，35軍擔任瑞金1縣，3軍擔任于都、會昌兩縣，均以兩個月(7、8兩月)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裝、地方臨時政權和臨時黨部，把這4個問題真正地解決，使于、瑞、石、寧、會、汀6縣連成一片。這是我們的中心任務。”
正當毛澤東和臨時總前委在緊鑼密鼓地部署工作之時，國民黨圍剿軍也正在準備向根據地發起進攻。
原來在6月下旬，蔣介石把在宜黃、南豐以南地區的紅3軍賀敏學領導的第9師和紅4軍第12師誤認為是紅1方面軍主力，就下令迅速對之發起進攻，并將其第10師改隨左翼集團軍行動。
毛澤東和紅1方面軍臨時總前委雖然預見到敵人必將舉行第3次“圍剿”，但卻沒有料到國民黨軍經過第2次“圍剿”慘敗之后，新的進攻會來得那么快。
6月30日，毛澤東立即召集臨時總前委緊急會議，與朱德、彭德懷、林彪、葉劍英以及譚震林、羅炳輝等人分析敵我態勢。
葉劍英，1897年4月8日出生于廣東省梅縣一個小商人家庭，原名葉宜偉，幼年入私塾讀書，后隨父赴南洋謀生，到達馬來西亞的怡堡。中學時期的葉劍英喜愛劍術，課余時間，常常獨自一人尋個僻靜之處，按照教官教的一招一式，揮汗苦練。葉劍英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以大總統隨員的身份，出巡廣西等地，參加了北伐的準備工作，參與了籌建黃埔軍校。1927年為南昌起義作了重要工作。
在這次臨時總前委緊急會議上，毛澤東判斷敵人即將發動第3次“圍剿”，已經來不及經蘇區中央局討論了，當即決定繼續實行“誘敵深入”的方針，命令以獨立第4、第5師和第3軍賀敏學的第9師在吉安、吉水、永豐、樂安、宜黃以南地區，以紅4軍第12師在南豐以南和東南地區，協同當地地方部隊和赤衛軍、少先隊，以運動防御戰和游擊戰遲滯敵人的前進。
毛澤東考慮到敵人進攻迅速，且已逐步深入蘇區前部地區，紅1方面軍主力向贛南蘇區前部和腹部集中也來不及了，就毅然決定，將分散在閩西北、閩西、贛南廣大地區的紅1方面軍主力迅速收攏部隊，向蘇區中心回師：命令各部于7月10左右出發，先向瑞金集中，準備適時轉入反攻，粉碎敵之“圍剿”。
此時，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得知前線情況，也開始在蘇區人民群眾中進行反“圍剿”的政治動員，領導群眾支援紅軍作戰;命令由粵桂邊境轉移到贛江西岸活動的李明瑞、張云逸率領的紅7軍東渡贛江，同紅1方面軍主力會合。
1931年7月1日，國民黨各路“圍剿”軍按照蔣介石的命令，開始進攻。
此時，距紅1方面軍第2次反“圍剿”結束僅僅1個月。紅1方面軍在苦戰之后，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補充，全軍只有3萬人，而且部隊遠離根據地中心區域近350公里，且處于分散狀態，一時尚來不及集中。這就給第3次反“圍剿”作戰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毛澤東帶著兩個洋鐵箱子，找到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毅，鄭重地交代他說：
“這是我們在建寧打仗時籌得的20萬元款子，是我們的命根子。第3次反‘圍剿’之后就要靠這筆款子了。現在要打穿插，沒有前方，也沒有后方了。這命根子就托你保管。你可以不管別的事，只要管好這件事就行了。”
毛澤東又說：
“我還有一件事要托你，就是我寫了一些油單子，這些都是歷史，留到將來也有好處，也請你保管著。”
毛澤東所說的油單子就是油印文件。陳毅果然不負毛澤東之托，后來派了兩班人馬，日夜輪流守護款子和文件。
7月10日，毛澤東率領臨時總前委和總部人員從建寧出發。雖然是驕陽如火，毛澤東仍然是大步從容地走著，有時還邊走邊看書，上山也不騎馬。
南方的天氣，說變就變，一會兒就下起小雨來。毛澤東看起書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顧，把一切都拋到腦后了。此時，他用右手遮著頭，還是邊走邊看書。一個戰士看到毛澤東沒有戴斗笠，趕緊跑到他身邊說：
“報告毛委員，天下雨了，為什么您不戴斗笠?”
“請你到群眾家里替我買一個。”
毛澤東的眼睛不離書，也不看那位戰士，脫口而出。
“毛委員，您背上不是有斗笠嗎?”
經戰士一提醒，毛澤東這才抬起頭，笑著對戰士說：
“哦，我忘了。”
毛澤東率部到了瑞金的壬田寨，得知敵人進入蘇區，正在急于尋找紅1方面軍主力作戰。而此時的紅1方面軍主力各部，在7月10日前后，相繼從建寧等地各自的工作區域出發，緊急集中。
7月22日前，紅1方面軍各部繞道瑞金以北的壬田，到達于都以北的銀坑、琵琶壟地區，同第3軍主力、第35軍和李明瑞軍長、張云逸政委、周士第參謀長率領的紅7軍會合。
張云逸，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廣東省文昌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原名張運鎰，又名張勝之。張云逸從少年時開始追隨孫中山，先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堂學習，秘密參加同盟會，后參加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后，在革命軍擔當炸彈隊隊長，參加攻打兩廣總督府。后受同盟會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島北洋軍做反對袁世凱的工作，秘密發展反袁“三合會”成員80多人。張云逸擁護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被派遣到廣東許崇智部任旅長，他所在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先后兩次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東征作戰。大革命失敗后，張云逸在廣州、香港從事秘密工作。1927年，他與周士第掩護第25師大部分人員參加南昌起義。1929年7月，張云逸任廣西教導總隊副總隊長。10月他帶領1000余人撤出南寧，掩護中共派往廣西的代表鄧小平到達右江地區，12月與鄧小平、雷經天、韋拔群領導了百色起義，創立了右江蘇區和紅7軍，張云逸任紅7軍軍長，鄧小平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兼政委。后來，鄧小平在紅7軍被敵軍包圍時，離開右江根據地到上海匯報工作。李明瑞、張云逸率領紅7軍突破重圍，在桂黔邊界堅持游擊戰爭，有力配合了中央蘇區第2次反“圍剿”作戰。
周士第，1900年出生于樂會縣中原墟新昌村，他在村里當過小學教員，因他個子很高，學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廣州時，在外面的墻壁上寫了一句話：男兒出門要報國，不報國誓不回家鄉。寫完意猶未盡，又寫道：
男兒立志出鄉關，若不報國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
周士第改寫的日本人西鄉隆盛這首詩，與毛澤東1911年春離開家鄉到長沙駐省湘鄉中學讀書前所改寫的西鄉隆盛詩何其相似。1924年12月，周士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時，周士第這位黃埔軍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葉挺獨立團第1營營長，后為參謀長。1927年8月1日，身為國民黨軍第73團團長的周士第，率領全團官兵參加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組織決定周士第離開部隊去香港。聶榮臻在香港聞知此事，在給中央軍事部的報告上說：“我恐士第走后軍事及黨部方面均無重心，恐玉階不能指揮。”事實證明，聶榮臻此言不無道理。此后，周士第離開黨組織多年。后來在長征途中，周士第為部隊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滾滾江水。因他在萬泉河中練就的好水性和好體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隊，笑盈盈的回到了戰友們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經羅貴波介紹，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后話。
再說以毛澤東為首的臨時總前委，經過研究，決定將紅20軍第175團編入紅7軍，又將加強后的紅7軍劃歸紅3軍團建制。
此時的紅1方面軍，在為時1個月的攻勢作戰期間，已經占領了閩西、閩西北、贛東、贛南廣大地區，發動了群眾，擴大和鞏固了蘇區;籌措了大量的經費和給養;總結了第2次反“圍剿”作戰經驗和表揚英雄模范人物，進行了休整、訓練;分別組建了紅1、紅3兩個軍團的山炮連，擴編了無線電隊，加強了醫療單位建設，還將建寧戰斗的俘虜兵3000余人經過教育陸續補充部隊;同時，以贛南蘇區的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為基礎，組建了第4、第5獨立師。這就為打破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創造了重要條件。
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敵情，決定因勢利導，再讓敵人深入到贛南底部。紅1方面軍稍做休整，繼續向西北方向轉移，插回敵人后方，打其虛弱之處。
7月28日，紅1方面軍終于到達蘇區后部興國西北的高興圩地區。此次大規模的轉移，總計行程上千里，完成了回師集中的戰略任務。
7月的一天，毛澤東到興國縣城崗鄉的白華山上察看地形，他來到山頂的白華山書院。這里是鄉黨支部經常開會的地方。毛澤東應書院私塾先生的請求，書寫了一幅對聯：
“主義尊馬列;政權歸工農。”
再說國民黨圍剿軍進入中央蘇區后，狼奔豕突20余日，一直找不到紅1方面軍主力。他們終于在7月底，發現了紅軍主力就集中在興國地區，并判斷紅軍有西渡贛江之可能，于是，就以其主力分路向西南急進，企圖壓迫紅軍于贛江東岸而消滅之。
7月31日，紅1軍方面軍總部接到地方黨組織報告：各路敵軍正向興國急進，在其右側后的富田、陂頭、新安一帶僅有3個團防守，由富田往東的后方聯絡線上的防守力量也較薄弱。
據此，毛澤東、朱德和方面軍總部領導緊急商量，制定了一個“迂回其側后的計劃”，在根據地后部打破敵人的“圍剿”：
“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后由西而東，向敵之后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于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
毛澤東、朱德當天就發布了一個部隊秘密運動、突然襲擊國民黨圍剿軍的《奪取富田新安的命令》。命令中說：
“本方面軍以繞入敵背揭其后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后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先奪取富田、新安。各軍各日行軍時間規定為下午6時半至上午5時，上午5時10分至下午6時為休息睡眠時間。不得違誤。”
31日晚，紅1方面軍各部即向富田方向開進。先頭部隊到達石陂以北地區，發現敵人第2路進擊軍陳誠、羅卓英兩個主力師已先期到達富田地區。
這樣，奪取富田的計劃已經難以實現了。毛澤東、朱德當即改變計劃，命令師長蕭克、政委毛澤覃率領獨立師在富田一線牽制陳誠、羅卓英的部隊;命令紅1方面軍主力各部于8月3日“忍耐折回” 興國高興圩、老營盤一帶山林地區，另尋殲敵機會。
就在紅1方面軍主力各部折回到興國高興圩、老營盤一帶1天之后，各路國民黨圍剿軍紛紛向高興圩地區涌來。此時的紅1方面軍，西有贛江阻隔，南、北、東3面有敵軍9個師進逼，只剩下以高興圩為中心的方圓幾十里的狹小地帶。形勢十分嚴峻。然而，毛澤東仍十分鎮靜，他時刻注意著敵人的動向，尋求出擊方案。
就在此時，毛澤東根據紅軍電臺截獲到的何應欽發出的1份密碼電報，得知敵第47師上官云相部和第54師郝夢齡部已經脫離富田鞏固陣地、正在向南移動的消息。他和朱德立即決定：采取“中間突破”的戰法，以紅1方面軍主力向興國東部的蓮塘突擊，穿過占據富田固陂的羅卓英和陳誠兩部與高興圩到蓮塘一線的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及其南邊的蔡廷鍇部之間的20公里間隙，求殲正在蓮塘前進中的戰斗力較弱的第3路軍上官云相和郝夢齡部。
為了隱蔽紅1方面軍的軍事意圖，造成敵人的錯覺，毛澤東決定：由紅35軍和紅12軍第35師偽裝成紅軍主力，向西運動，牽引敵人。
正當毛澤東運籌帷幄，準備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時候，他的老同學、好朋友、老戰友蔡和森，已經英勇地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了。
原來在1930年6月，蔡和森被立三路線撤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31年3月，蔡和森赴香港指導廣東省委工作;6月10日，他在香港被英帝國主義逮捕入獄，后被引渡到廣州，交給了國民黨反動派。8月4日，年僅36歲的蔡和森，被滅絕人性的國民黨反動派用長釘將他的4肢釘在墻上，用棍棒將他打死，又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塊。后來，毛澤東曾經稱贊蔡和森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到的，和森都做到了。”
這正是：最早醞釀建黨人，雄才大略志難伸。
不似耶穌勝耶穌，三起三落一英魂。
再說1931年8月5日晚，毛澤東、朱德率領紅1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利用夜幕掩護，從崇賢、興國兩地敵軍之間20公里的空隙間，沿著林木繁茂的崇山峻嶺地帶秘密東進。毛澤東、朱德為了絕對保密，命令全體指戰員：將一切發光、反光的物品都隱蔽好，將一切能夠發出響聲的用具都用布包起來。
8月6日，紅1方面軍主力到達蓮塘、官田地區，順利地跳出了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包圍圈。一盤危棋又活了。
8月7日，紅3軍團警戒部隊同進至蓮塘附近的上官云相第47師第2旅接觸。
紅1方面軍總部聞報，立即決定，抓住戰機，迅速殲滅該敵，爾后向北發展。下午，毛澤東在由團長以上干部參加的戰前動員會上說：
“這次千里回師，走的并不冤枉，為的正是暫時忍耐折回，集中優勢兵力，然后再狠狠地打出去。我們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把敵人置于死地。這一拳打出去，要叫敵人吃不了兜著走。”
毛澤東和朱德具體部署了蓮塘戰斗。
當晚，紅3軍團(包括紅7軍)和紅3、紅4、紅12軍(欠第35師)，秘密向敵軍接近。
8月8日拂曉前，紅4師參謀長彭紹輝正帶領團一級干部看地形，正好碰上毛澤東帶著警衛員、參謀從蓮塘山上看地形下來。毛澤東大聲招呼說：
“你不是彭紹輝同志嗎!你趕快叫部隊來，迅速占領這個陣地，敵人就在山那邊，你趕快叫部隊跑步前進!”
8月8日拂曉，紅1方面軍各部突然發起猛攻，激戰至上午9時，將敵第47師之第2旅及由良村向西偵察的1個多營全部殲滅，擊斃了敵第2旅旅長譚子鈞;上官云相騎馬帶著兩三個參謀副官倉惶逃回龍岡，47師余部亦快速向龍岡方向轍退。
紅1方面軍取得了初戰勝利。
紅1方面軍主力殲滅蓮塘之敵后，不顧疲勞，繼續向離蓮塘15公里的良村急進，途中同由良村向蓮塘增援之敵郝夢齡第54師第160旅遭遇，迅速殲其1個團，擊斃敵旅長張鑾詔。殘敵向良村潰逃，紅軍各部銜尾猛追，直逼良村。剛由城岡撤回良村之敵第54師師部和兩個旅，喘息未定，就陷入了紅軍包圍之中。
紅1方面軍各部就勢發起猛攻，一舉突入圩內，殲敵一部，擊斃敵副師長魏我威、參謀長劉家祺等，余敵逃向龍岡。
蓮塘、良村兩仗，紅1方面軍共殲敵兩個多旅，俘敵3500余人，繳獲各種槍3100多枝，迫擊炮14門。
戰后，軍民高興地唱起這樣一首興國山歌：
毛總政委好主張，紅區興國擺戰場。避敵主力打虛弱，調兵遣將蔣賊慌。
蓮塘一戰獲全勝，繳了敵人兩師槍。旅長團長都捉到，倉皇逃命官云相。
8月8日晚，毛澤東、朱德等方面軍總部領導，準備發布9日晨4時攻擊龍岡的命令，計劃消滅集中于龍岡的敵第3路進擊軍殘部。但又考慮到：在龍岡除集中了敵第47師和第54師殘部4個團之外，尚駐有敵第5師5個團，共有9個團，一時不易攻擊。而且，駐守崇賢、方太之蔣鼎文、蔡廷鍇部，駐守興國江背洞之趙觀濤部及駐青塘、古龍岡之孫連仲部，均有向紅軍進擊之動向。
正在商議間，發現駐守君埠、南陵等地的敵第8師毛炳文部，因畏懼紅軍打擊而縮回了黃陂，態勢顯得孤立。于是，總部改變了原計劃，決定先攻殲毛炳文部。具體部署是：以紅3軍佯攻龍岡，牽制龍岡之敵，以紅1方面軍主力東進黃陂。
而此時的蔣介石、何應欽，是在蓮塘、良村兩役結束后，才得知紅軍主力已由興國西北地區東進，他們估計紅軍可能要北出臨川。
8月9日，蔣介石、何應欽令其第1、第2路進擊軍和第1軍團掉頭向東，集中視線于黃陂，猛力并進，企圖協同由廣昌向西的第10師，尋殲紅軍主力于寧都以北地區。
8月11日晨，紅1方面軍主力進到黃陂附近，總部確定以第4軍、第12軍由黃陂南側實施主攻，第3軍團并指揮紅7軍迂回到黃陂東面，斷敵退路。
這天中午，紅4軍和紅12軍主力冒大雨發起攻擊，一舉突入黃陂，迅速殲敵兩個團。紅3軍團和紅7軍也從東面發起了攻擊。
午后3時，敵師長毛炳文率余部分頭向洛口、寧都突圍。紅1方面軍各部乘勝追擊10多公里，又殲敵一部。
從8月7日至11日，紅1方面軍接連打了3個勝仗，共斃傷俘敵1萬余人，繳槍逾萬，從被動中取得了主動。這3次戰斗，紅軍都是在敵軍不明紅軍主力行蹤和來不及增援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毛澤東抑制不住勝利的喜悅，揮筆題寫了含有“黃陂”二字的嵌名聯：
黃虎出洞吠白犬;陂水長流鎖蛟龍。
獲勝后的紅1方面軍主力轉移到君埠以東君嶺腦山區，利用戰斗間隙進行休整。
8月1 2日，國民黨各路圍剿軍，按照蔣介石、何應欽的命令，采取密集的大包圍態勢接近了紅軍集中地——君埠以東地區。
戰場上的情勢，真是倏忽萬變。剛剛獲得重大勝利的紅1方面軍又一次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遭遇到了自第1次反“圍剿”以來“最激烈、最復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8月13日下午，毛澤東面對這一嚴重情況，在總部駐地楊齋村胡氏家廟里召開了高級軍事干部會議，研究對策。
毛澤東全面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他認為，各路敵人已同時向紅軍逼近，為了避免和敵人進行力量懸殊的決戰，應該盡快跳出包圍圈，向西悄悄前進，回到興國地區隱蔽集結。
會議一直開到黃昏。毛澤東和臨時總前委做出決斷：改變原來由西向東的戰略，轉為由東向西，以一部誘敵向東，主力從敵人的兩路中間八九公里寬的地段隱蔽向西突圍，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到興國附近集中，待機破敵。
紅1方面軍要再一次穿越一個更加狹窄的敵人中間地段，的確是一個更為大膽而驚險的舉動。
8月15日，擔任佯動任務的紅12軍偽裝出主力的樣子，在羅炳輝軍長的帶領下，大白天大張聲勢地向東北方向行進，一路上揚旗吹號，鋪設路標。另一支擔任佯動任務的部隊——紅36師，在張宗遜的率領下，則向北進攻，在小布及其以北地區游擊作戰，吸引敵人。張宗遜利用山區有利地形和群眾的支持，指揮軍民破壞道路，封鎖消息，布置疑兵，又在夜間派少數部隊上山舉起火把，佯裝大部隊移動，迷惑敵人。
紅1方面軍主力2萬余人，在毛澤東、朱德親自率領下，乘夜由寧都永豐交界的尖嶺垴山地出發，偃旗息鼓，沿著渺無人煙的山林小路悄悄西進。這一支主力部隊硬是從正在東進的國民黨軍第1軍團和第2路進擊軍之間一個不到10公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了。這一夜，連總司令部在內，都找不到宿營的房子。
紅軍主力回到興國東北的白石、楓邊地區隱蔽休整，并同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會合。
而此時的蔣介石還以為紅12軍是紅軍的主力部隊，他判斷紅軍將進攻宜黃，奪取臨川。因此，就急忙調第10師趕回臨川，加強防守;同時下令第1、第2路進擊軍等部對紅12軍主力進行追擊。
紅12軍主力同國民黨軍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緊緊牽住了敵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輕裝靈便的長處和敵人笨重不靈的弱點，翻山越嶺，走崎嶇難走的路，進一步疲憊了敵人。就這樣，紅12軍一直把國民黨軍一部分主力拖了近半個月，并以一部分兵力攻占樂安縣城，出色地完成了掩護紅1方面軍主力部隊西移和休整的任務。
毛澤東率領紅1方面軍主力來到興國境內后，一面同朱德等人一起商討反“圍剿”的戰略決策和紅軍整訓工作，一面抓緊地方工作。
毛澤東向地方干部們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指出反第3次大“圍剿”勝利在望的光明前景，號召根據地人民參軍參戰、購買公債、籌集軍糧，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大力支援前線，配合紅軍作戰。他還鼓勵赤衛隊員、少先隊員、兒童團員要做好紅軍的“耳目”，當好紅軍“助手”，嚴密封鎖消息，打擊敵探，打擊奸細，配合紅軍做好圍、截、堵、追以及毀路、破壞電線、牽制敵人的工作。
毛澤東還指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組織各級政府領導群眾，做好堅壁清野的參戰準備工作。
就在毛澤東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東奔西忙的時候，就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生死決戰的這一關鍵的時刻，蘇區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又一次對毛澤東進行了無端的指責。
欲知毛澤東如何應對指責，如何打破圍剿，請看下一章。
第72章
“紅軍力量還很弱，有勝利的可能性，也有失敗的可能性，紅軍
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樹，要損傷刀子的。因此只
能在蘇區擺戰場，誘敵深入，不能出蘇區打大城市。”
話說在1931年8月21日，蘇區中央局通過了一個《關于土地問題決議案》，指責中央根據地的黨組織在過去的土地革命中“執行了不正確的非階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階級意義”，《決議案》強調要“轉變路線”，“糾正過去的錯誤”。
8月30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中央蘇區黨組織問題的決議》，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鄧發、朱德8人組成蘇區中央局，由毛澤東擔任代理書記。
這一天，中共中央又發出《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不久又發出給蘇區中央局第4號電，著重指責中央蘇區存在的“嚴重的錯誤”，“在黨內和群眾中缺乏思想斗爭和教育工作”，“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
中共中央指責的具體內容是：
中央蘇區至今還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以至于紅軍在長期作戰中“疲于奔命”，造成紅軍“長期的內線作戰，很難向外發展”。“紅軍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拋棄游擊主義的傳統與小團體的觀念，這與紅軍已在進行大規模戰爭與擔負著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的任務是不相稱的”。“紅軍的編制要開始適應于大規模作戰的組織，特別要有堡壘戰、街市戰、射擊飛機等等的演習。必須依據國際改造紅軍的主張，逐步適應利于大規模作戰的編制，而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 “紅軍在沖破3次‘圍剿’后，必須向外發展，必須占領一個兩個較大的城市。”
“對于消滅地主階級與抑制富農政策還持著動搖態度”，“容許地主殘余租借土地耕種，對于富農只是抽肥補瘦，抽多補少，而不實行變換富農肥田給他壞田種的辦法。”“在解決土地問題時，必須加緊農民與地主的對抗，必須下決心的消滅地主殘余，對待地主殘余的辦法，只能是分配他們做苦工。必須加緊雇農、貧農與富農的對抗，而抓緊對中農的聯盟，必須變更富農的土地所有，給他壞田耕種，富農的剩余工具要沒收。”
此外，還指責全蘇大會至今未能召開;指責蘇區工人運動不能發展，沒有組織工人反對雇主的斗爭，沒有實行8小時工作制，沒有組織反帝同盟等等。
中共中央要求蘇區中央局，要在黨內加緊反對主要危險，打倒“右傾機會主義”，“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和列寧主義的強固性去執行國際與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錯誤，去反對一切不正確的傾向而為國際路線斗爭。”
毛澤東當然意識到這些指責都是針對他自己的。他對這種坐在洋房子里機械地照搬共產國際指示的教條主義最為反感，他的老主意仍然是：你說你的，我打我的;對教條主義在實踐中加以抵制。
再說蔣介石在8月底，終于發覺了紅1方面軍主力已經由君埠以東地區向西轉移了，隨即下令以第1軍團為先頭，其他各部隨后，再次西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
1931年9月初，毛澤東等總部領導為了進一步調動和疲憊敵人，率領主力繼續西移，轉移到興國、萬安、泰和之間以均村、茶園岡為中心的山區隱蔽待機。
這時，國民黨圍剿軍在中央蘇區來回奔波已達兩個月，除了第49、第54、第8師等部遭到殲滅性的打擊以外，其余部隊也受盡了蘇區軍民的不斷襲擾和堅壁清野的困苦，饑疲沮喪，紛紛哀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氣急劇下降。敵第1軍團進至興國、高興圩地區，與原來駐守在興國的第4軍團會合后，就停止了前進。
紅1方面軍則與國民黨軍的情況正好相反，在3戰3捷之后，又經過了半個多月的休整，士氣更加旺盛。
與此同時，兩廣軍閥正像毛澤東預料的那樣，利用蔣軍主力深陷中央蘇區之際，正向湖南衡陽進兵，對蔣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結束“圍剿”，實行總退卻。其退卻部署為：
第1軍團、第4軍團由興國、高興圩地區撤向泰和、吉安;第1路進擊軍、第2路進擊軍、第3軍團第5師以及第53師等部，分別由大金竹、上固、龍岡、東固地區撤向吉安、富田;第2軍團全部縮回寧都;第3軍團第8師殘部、第24師以及第23師，由黃陂、頭陂地區撤向廣昌。
9月6 日晚，紅1方面軍總部獲悉興國地區國民黨軍正沿高興圩大道至老營盤向北撤退。毛澤東等人當即決定：首先抓住從興國北撤之敵一部殲滅之，爾后根據具體情況再擴大戰果。具體部署為：
由紅3軍和獨立第5師迅速搶占老營盤，截斷敵軍退路;由紅7軍牽制興國之敵;以紅3軍團和紅4軍并指揮第35師及紅35軍，分別自西而東、自北向南攻擊高興圩及其南北地區之敵。
9月7日，國民黨軍第4軍團正沿黃土坳、老營盤一線北撤，紅3軍和獨立第5師迅速出擊，首先攻占黃土坳，切斷了蔣鼎文師的先頭獨立旅與其后續部隊的聯系，接著從北、南、西3面向敵獨立旅發起攻擊，從拂曉打到下午2時許，終將該旅全部殲滅，俘敵2000多人。
與此同時，紅3軍團、紅4軍、紅35軍也向高興圩地區之敵第1軍團第60師、第61師發起攻擊;紅7軍則向興國之敵第52師壓迫，保障紅軍主力在高興圩作戰。
9月8日，紅3軍軍長黃公略率部在江西省吉安縣東固山地區，遭到敵機掃射，身受重傷。他在臨終前交代在身邊的毛澤覃，要毛澤覃在臨時總前委和紅軍總部未任命新軍長以前，代為指揮全軍工作。一代將星就此隕落了。
再說由于戰前偵察不細，低估了國民黨軍的戰斗力，攻擊高興圩的紅軍各部經過2天激戰，斃傷敵2000余人，終因敵人占據有利地形，紅軍兵力不夠集中，且徒涉高興圩以西河流時遭到較大傷亡，結果雙方打成了對峙局面。
紅1方面軍總部為了爭取主動，命令紅3軍團、紅4軍、紅35軍撤出戰斗，轉移到茶園岡、均村、永豐圩地區待機;仍然以紅3軍及獨立第5師位于老營盤阻敵北撤。高興圩之敵亦因傷亡較大，且對紅軍情況不明，也就在原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頓。
9月13日，國民黨軍第1、4兵團改變退卻路線：第4軍團余部和第1軍團第52師經崇賢、東固向吉安撤退;第1軍團主力先掩護上述部隊北撤，爾后經興國向贛州撤退。
紅1方面軍偵知這一情況后，立即集中全力對北撤之敵實施追擊。
9月15日拂曉，在敵第4軍團大部已通過方石嶺隘口后，紅軍追擊部隊趕到，迅速搶占了方石嶺，截住了韓德勤的第52師及第4軍團的1個多團，將其包圍于方石嶺以南地區。紅軍激戰至上午9時全殲該敵，俘敵5000余人。韓德勤被俘后，又偽裝成伙夫潛逃了。
國民黨軍第4軍團已經到達東固的部隊，匆忙經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敵軍也紛紛撤到永豐、宜黃、南城、南豐、廣昌、寧都、贛州等地。
此時，紅1方面軍經過多次戰斗、特別是經過高興圩一役，損傷過大，已經無力再對敵軍作戰;對退卻之敵，只命地方部隊追擊。因為國民黨圍剿軍實施總退卻，紅1方面軍第3次反“圍剿”遂宣告結束，主力部隊移師瑞金進行整頓。
第3次反“圍剿”歷時75天，紅軍6戰殲敵17個團共3萬余人，繳槍15000多枝，迫擊炮35門，電臺2部，彈藥無數。
戰爭的親歷者軍事理論家郭化若曾經評價說：“毛澤東同志是世界罕見的偉大統帥，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揮藝術，他在1、2、3次反‘圍剿’作戰中，指揮紅軍以少勝多，粉碎敵人‘圍剿’的戰例，在世界戰爭史上堪稱奇跡。”
且說紅1方面軍主力回到瑞金，為在此次反“圍剿”戰斗中犧牲的黃公略軍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為黃公略撰寫的挽聯是：
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而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落;
革命戰爭有功，游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叫后世繼君來。
爾后，毛澤東立即去看望妻子賀子珍和古柏的夫人曾碧漪。
原來，賀子珍是在戰斗激烈進行時，一顆炸彈恰恰落在她和曾碧漪身邊，把兩人給震得失去了知覺。待她二人蘇醒過來追上隊伍時，已經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澤東看著完好無損的賀子珍與曾碧漪，又驚又喜，詼諧地說：
“通訊員向我報告說，親眼看到炸彈在你們身邊開花，我以為你們被炸死了。我還打算等戰斗結束后，為你們開個追悼會。現在你們這是人回來了，還是鬼回來了?”
毛澤東一席話，逗得一群人都笑了。賀子珍也笑著說：
“我們不光是人回來了，文件箱也帶回來了。”
這天晚上，毛澤東回到住處，又與賀子珍開玩笑說：
“我原以為這回恐怕連你的尸體也找不回來了。敵人要認出你是我的老婆，還不拿你的頭去領賞喲!”
賀子珍也笑著說：
“我的頭長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
也就在這個勝利的9月里，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成功打破國民黨軍的第3次大圍剿相反，躲藏在上海洋樓里的中共中央機關第2次受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創。
經共產國際代表和王明指定，由王明、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云在上海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王明、博古、張聞天、盧福坦。
從此，王明、博古、張聞天正式進入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
9月下旬，王明乘組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機會去了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并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
國內則由博古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由張聞天兼任宣傳部長，康生任組織部長，劉少奇任職工部長。
張聞天，原名應皋，曾用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蘇南匯縣六團鄉張家宅一個殷實農民家庭。1919年在南京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赴日留學;1922年赴美勤工儉學;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2月回國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中共中央機關的新危機，不久將要再一次給根據地帶來更大的災難。
再說9月23日，毛澤東、朱德發布《開往福建工作籌款的命令》。命令說：
“自我軍3期戰爭完全勝利后，白軍已全線撤退。”“方面軍決開到福建去工作籌款，并定于25日由現在地(蓮塘、龍岡頭、長信、水頭莊之線)分7天行程(第5天休息1天)開到汀州城集中。”
按照毛澤東、朱德的命令，紅1方面軍由興國以北地區逐次轉移到閩贛邊界地區，休整部隊，籌措給養，而后波浪式地向著敵人力量薄弱的閩西北和贛西南地區發展，以擴大根據地，迎擊敵人新的進攻。
毛澤東對軍隊和地方領導干部指示說：首先要做好贛南之石城和閩西之長汀、于都、會昌4縣的工作，然后，繼續做好閩西之武平、寧化、清流、歸化、太寧、萬安等16縣的工作。這樣，贛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就可以連接成一個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還強調說：上列20縣共有群眾400萬，必須用一長時間去爭取。同時擴大紅軍10萬人，這是聚集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革命戰爭的需要。
9月28日，毛澤東和朱德來到瑞金，住在城東北離縣城6公里遠的葉坪村。葉坪村四周樹木蔥籠，約有50余戶人家。
在村中謝氏宗祠的旁邊，有一座面寬3間的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占地面積200余平方米。這是一個逃亡地主的房屋，內有天井，樓上走廊為回字形，有雕花的欄桿，砌得完整的斗窗;因為天井特別小，還不到6方尺，所以，站在欄桿邊幾乎可以伸手摸到對面的屋檐。
樓上樓下有大小房屋10間，蘇區中央局就在這里辦公。毛澤東住在樓上左邊的房間里，房子很小，呈長方形。朱德住在樓上右邊的房間里。中間是一間較大的廳，做了會議室。
樓下住著一戶謝姓農民，謝家看到毛澤東住在這里，恐怕妨礙他們的大事，就準備搬家。毛澤東說：
“沒有關系，我也可以多接近一下群眾哩。”
于是，那一家姓謝的農民就一直住了下來。
在這座建筑的周圍，分布著警衛連的住房以及報社、電臺、圖書館和廣場。賀子珍和兒子小毛也住在樓前的一間小房間里。
此時，毛澤民、錢希鈞也被調到瑞金，參加中華蘇維埃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他與哥哥毛澤東再次相會了。
原來，毛澤民、錢希鈞在上海工作期間，得知嫂嫂楊開慧被國民黨軍閥何健殺害的消息后，十分悲憤，他們通過地下交通員帶信到長沙板倉，請毛岸英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媽李崇德將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護送到上海。1931年初，楊家將毛岸英改名為楊永福，毛岸青改名為楊永壽，讓他們向舅媽叫媽媽，向外婆叫奶奶。祖孫3代扮成走親戚的模樣，由板倉農民繆佩秋用手推車推著3個孩子，送到粵漢線的白水火車站，乘火車去漢口，再改乘船到了上海。毛澤民把3個孩子安排在地下黨辦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園，毛澤民、錢希鈞經常去看望他們哥仨。4月間顧順章叛變后，毛澤民、錢希鈞受命離開上海，到香港開辟工作。此時大同幼稚園也被解散。毛岸英兄弟被暫時安置在董健吾家里。不久，顧順章也到了香港，中共中央又命令毛澤民等人立即撤退到中央根據地。7月，毛澤民、錢希鈞到了閩粵贛根據地，擔任閩粵贛軍區經理部部長。因為中華蘇維埃第1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需要人手，毛澤民、錢希鈞就被調來瑞金。
1931年10月，也就是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贛南會議”前夕，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蘇區中央局開了一次小會，毛澤東報告了第3次反“圍剿”的經過。
中央代表團成員在這次會議上，把第3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蘇區的大發展，說成是在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所獲得的“偉大成績”。
毛澤東在分析國內形勢時，特別強調說：
“9、18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打到中國的東部，勢必引起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
中央代表團成員立即對毛澤東進行了猛烈地批評和攻擊，其中有人說：
“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還有人指著毛澤東的鼻子，說毛澤東是“富農路線”、“狹隘的經驗論”。
中央代表團成員的盛氣凌人，連擔任會議記錄的人都記不下去了。毛澤東卻意外地沉默著，什么也不爭辯。此時的會議氣氛已經無法爭辯，這對毛澤東的刺激無疑是很深的。后來毛澤東提到這件事時說：
“有人說我‘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就發憤讀書了。”
陳毅也來到了瑞金，準備出席蘇區“一大”。他把毛澤東在第3次反“圍剿”前托付他保管的兩大洋鐵箱子20萬元款子和油印文件，完璧歸趙，親手交還給毛澤東。毛澤東顯得十分高興，他說：
“我現在就靠你這20萬元的戰爭費好擴大紅軍，不過，這也只能維持4個月，以后怎么辦還不知道呢!”
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及項英的主持下，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瑞金葉坪開幕。
羅瑞卿參加黨代表大會時，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關切地詢問他負傷和治療的情況。
羅瑞卿是在第2次反“圍剿”指揮作戰時，左腮被子彈打穿，血流如注，經過搶救才得以脫險。羅瑞卿笑著說，已經痊愈了。毛澤東也詼諧地說：
“羅瑞卿受了重傷未死，是閻王點了名不去報到的人。”
在大會主席臺上就座的有：任弼時 王稼祥 顧作霖 項英 毛澤東 朱德 陳毅 梁柏臺 古柏
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書記的身份向大會作了報告。
此后，任弼時、項英、王稼祥、顧作霖等人，憑借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決議，批判了毛澤東的“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他們自詡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譏笑“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站在強烈的宗派主義立場上，不顧事實地批評毛澤東和紅1方面軍的領導干部執行了立三路線，指責毛澤東的觀點和主張是政治上的非無產階級觀點。
毛澤東等人據理力爭，和他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主要問題是：
關于國際形勢的估計：中央“左”傾代表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后，帝國主義反蘇戰爭即將爆發，因此要動員起來保衛蘇聯。毛澤東認為：此時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發反蘇戰爭。
關于敵我力量的對比及紅軍行動方向問題：中央“左”傾代表不得不承認：“紅軍1、3軍團確實獲得了偉大的成績”，同時他們又指責中央蘇區沒有建立真正的紅軍，在改造紅軍成份上，籠統地提出“洗刷流氓”，“是模糊了階級路線”;“紅軍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這個游擊主義表現在：組織的散漫，小團體主義自由行動，工作缺乏科學的分工，忽視陣地戰和白刃戰。”中央代表說：國民黨統治階級腐敗，內部矛盾重重，而我紅軍十分強大，要打出蘇區，奪取中心城市，正規作戰。
毛澤東說：
“紅軍力量還很弱，有勝利的可能性，也有失敗的可能性，紅軍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樹，要損傷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蘇區擺戰場，誘敵深入，不能出蘇區打大城市。”
中央代表批評毛澤東夸大敵人的力量，是保守主義，夸大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指責中央蘇區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和游擊主義，實際工作中的狹隘經驗主義。“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無產階級路線的道路上。”
陳毅極力支持毛澤東，他說：
“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是正確的，別看現在蘇區方圓幾百里，紅軍幾萬人，打兩個敗仗就要垮臺。”
中央代表批評陳毅說：
“你的眼睛就只看到這幾個縣，是機會主義。”
陳毅反駁說：
“你們說上海無產階級強大，你們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蘇區來干什么?”
中央代表說：
“我們就是來動員紅軍去打上海的。”
關于土地政策：中央代表指責中央蘇區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是“非階級的‘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路線”，是“向地主豪紳及富農讓步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責“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方法“同樣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他們主張，不分田給地主，提出‘消滅地主’的口號。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說，應該給地主分田地。
就這樣，會議一連吵了好幾天。
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從各方面施加壓力的情況下，“贛南會議”“完全同意中央9月指示信，一致認為這指示信所給予中央蘇區的批評與其所指出的任務是完全正確的。”先后通過了關于政治、紅軍、黨的建設、青年團工作、蘇區工人運動等5項決議案。這些決議案主要是《政治決議案》，完全按照中央指示信的調子，具體地對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政策和策略進行否定。決議指責中央蘇區的根據地還是流動的;階級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群眾組織力量更是脆弱，蘇維埃政權沒有最大限度地實施;蘇區的階級斗爭不但沒有發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礙，階級異己分子時常占據領導機關;從政權一直到各種群眾團體的組織非常散漫。
在黨建問題上，決議指責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臨時總前委領導：“黨包辦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理論與工作方式的遺毒，在黨內很濃厚。”“黨的組織非常松散，黨員對組織的認識缺乏，黨內的教育訓練很差，理論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存在著一種否認理論否認政治的狹義的經驗論的思想。”“黨的建設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基于國際的四中全會的精神，來堅決實行全部工作的徹底轉變。”“要盡量揭破一切口頭上承認國際路線正確，實際不執行的陽奉陰違的兩面派。”
在紅色政權問題上，決議指責蘇維埃政權機關中，混進了地主、富農、商人，因此“更失去了工農政權的階級性”。“蘇維埃政權的階級統治的作用薄弱，政綱沒有完全實行，政權的工作沒有建立。”
在工人運動問題上，決議指責工會運動是被忽視的，“過去的工會完全不是階級工會”，“工人反對雇主的階級斗爭是沒有發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還很差，8小時工作制一般的是沒有實現，其它的勞動保護法更沒有實現。”
在中央代表團看來，蘇區的一切簡直是一塌糊涂。這些裝腔作勢的批評，雖然沒有點毛澤東的名字，直接稱謂是“中央蘇區”，但是很清楚，毛澤東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最主要創造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當然是難辭其咎的。
大會最后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項英代替毛澤東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王稼祥增補為中央局委員;由項英和任弼時共同主持中央局工作。
這正是：眼睜睜貪天功不分賢愚;赤裸裸揮大棒顛倒黑白。
欲知毛澤東如何抗爭，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郭化若曾經評論說：“第3次反‘圍剿’雖是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毛澤東同志依然鎮定自若，排除干擾，從容不迫地深思熟慮，巧妙地設計，以集中優勢兵力，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調動敵人于運動中，給予各個殲滅，終于取得了第3次反‘圍剿’的勝利。” 毛澤東以其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打敗了10倍于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可以說是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而其中的兩次以數萬之師從國民黨軍隊的夾縫中秘密穿插而不被發覺，也確實是戰爭史上的神來之筆。紅軍如此“忍耐折回”，毛澤東作為首要指揮者，如果沒有非凡的膽略，沒有過人的智慧，沒有超常的自信，沒有縝密的指揮，沒有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當他得勝凱還，而那些黨內的少壯派指著鼻子罵他“狹隘的經驗論”時，他卻意外地沉默著，什么也不爭辯。這又是何等的大智慧!。
第73章
“紅旗不倒，就是我們的勝利，敵人的破產。紅軍的發展，是
保證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現在建立了紅色政權，將來還
要鞏固擴大，以促進全國革命的高潮到來。”
話說1931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勝利14周年紀念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開幕。
早在1930年2月4日，李立三領導的中共中央就急于想提早建立全國性工農兵政權，曾經發出了《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議，要與全國總工會聯合發起召開有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代表參加的全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那時中共中央認為，毛澤東領導的紅4軍“是最有斗爭歷史和全國政治意義的紅軍”，是“爭取湘鄂贛先勝利的主要力量”。4月間，中共中央兩次致信以毛澤東為首的前委和紅4、5、6軍新前委，要求要“猛烈的擴大紅軍與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并具體要求紅4軍與紅6軍聯系，“堅決執行向贛江下游發展，配合整個革命的形勢與武漢首先勝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漢的勝利”，實現中央的策略任務，促進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召開。
中央在4月3日的來信中特別說明：“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來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務須執行中央這一個決定。”由于軍情等各種原因，毛澤東并沒有參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但對于成立中央政權問題，還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評李立三“有過于機械的設想，以為中央政府一定要設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因此，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共中央，對于立三中央時期成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的工作并無影響，同時并為建立中央政府繼續作了努力。
1930年10月18日，“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在上海開會，決定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延期至1931年2月7日，即于二七慘案紀念日在赤色區域舉行開幕。后因負責此項籌備工作的惲代英、李求實、林育南等人相繼被捕犧牲，籌備工作即轉由紅1方面軍總前委和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進行。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中共中央。王明等人雖然全面反對六屆三中全會，但對于建立全國性中央政權這一點卻接受下來，并積極促進這一中央政權的建立。
1931年6月1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并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通告，決定于8月1日召開全蘇“一大”，指示各黨部與各黨團，應將大會的準備工作列入這個時期中心工作的議程上。于是，各地蘇區紛紛建立了全蘇“一大”準備委員會，負責宣傳鼓動和選舉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開全蘇“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戰爭頻繁，各地選舉代表需要較長時間。加上交通困難，各地代表一時不能到齊，特別是由于中央革命根據地要準備對付國民黨軍的第3次“圍剿”，所以在1931年6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副主席朱德、毛澤東聯名發布了《第十四號通令》，決定將原定在8月1日召開的全蘇“一大”，“改在十月革命節舉行”，即在11月7日舉行，并號召蘇區各級政府和人民用實際行動迎接全蘇“一大”的召開。7月8日，蘇區中央局將這個決定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
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中央組織問題的決議》，曾對臨時中央政府的人選問題，對蘇區中央局作出了具體指示。
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中，嚴厲批評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前委未能如期召開全蘇“一大”是一個“嚴重錯誤”。
紅1方面軍第3次反“圍剿”勝利結束，贛南、閩西根據地已經聯成了一片，形成了一個包括21座縣城、250萬人口、5萬平方公里的鞏固的蘇區，主力紅軍發展到近7萬人。與此同時，游擊戰爭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陜甘等革命根據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紅4方面軍、紅2軍團和其他10多支紅軍部隊，全國紅軍總兵力達30余萬人。
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運動的發展，迫切地要求組織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加強領導，將全國的革命力量統一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把革命推向前進。隨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擴大，王明中央要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的心情更加迫切。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3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中，強調指出：“在十月半前，各蘇區必須選出和派出代表參加中央蘇區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蘇區在十月革命節正式成立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政府。”
9月底，毛澤東來到瑞金，籌備召開全蘇“一大”。
至此，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從醞釀到籌備，已經將近2年。
再說此次代表大會的會場設在葉坪村東北邊的謝氏宗祠里，大門口的橫幅上寫著“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主席臺正中掛著馬克思、列寧的畫像，兩旁掛著繪有鐮刀斧頭的大紅旗;臺口前沿裝飾著蒼松翠柏樹枝，中間嵌著許多大紅花;臺口兩側寫著“工農堡壘”、“民主專政”，臺口上沿掛著一條醒目的橫幅：“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場四周墻壁上貼了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會場上擺著一排排長板凳。整個會場的布置，使這座古老宗祠顯出一副莊嚴的氣派。
11月7日清晨，參加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先后進入會場。參加大會的代表團一共有7個，他們是：贛東代表團，贛南代表團，永吉泰代表團，閩西代表團，瑞金代表團，紅軍代表團，湘鄂西、贛東北、瓊崖海員代表團。還有兩個是在大會開幕后幾天才趕到的湘鄂贛省和湘贛省代表團。與會者共有610名代表。
大會的主要議題是：成立蘇維埃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勞動法、土地法、紅軍法、經濟政策、少數民族問題、工農檢查處等草案。這些草案從1931年3月9日起已陸續發表在《紅旗日報》上，根據這些草案，大會討論通過后，將作為法令頒布。
項英主持了大會，并在大會上致開幕詞。
大會推舉項英、張鼎丞、陳正人、周以粟、朱德、曾山、鄧廣仁7人組成主席團。
11月7日晚，為慶祝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瑞金人民舉行了“提燈游行”慶祝活動。
慶祝活動本來是準備在白天進行的，因為害怕遭到蔣介石軍隊的飛機轟炸，后來就改在晚上舉行“提燈游行”。
入夜以后，瑞金人們舉著火把，提著燈籠，紛紛涌上街頭，匯成一條條閃光的河流，向著葉坪的謝家祠堂涌去。
謝家祠堂左側的防空洞里，一臺發電機在隆隆作響，使掛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燈泡發出明亮的光芒。主席臺上早已站滿了人，站在正中央的是項英，在項英的兩邊是朱德、張鼎丞、周以粟、曾山、陳正人、鄧廣仁。在稍遠處，站著個子瘦高的毛澤東。
各處游行隊伍來到謝家祠堂后，集中在旁邊的一個大草坪上，舉行了聯歡晚會，直到夜深了，人們的歡呼聲才逐漸平息下來。
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政治問題報告》;項英作《勞動法報告》;張鼎丞作《土地法報告》;朱德作《紅軍問題報告》;周以栗作《經濟政策報告》;王稼祥作《少數民族問題報告》;鄧廣仁作《工農檢查處報告》。
毛澤東在《政治問題報告》中說：
“紅旗不倒，就是我們的勝利，敵人的破產。紅軍的發展，是保證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現在建立了紅色政權，將來還要鞏固擴大，以促進全國革命的高潮到來。”
大會一致通過了周恩來在上海起草的《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確立了中華蘇維埃這個新型國家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它的“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它的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革命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爭取“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達到他在全中國的勝利”。
憲法大綱規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人民政權，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
憲法大綱還規定了勞動人民享受的各項民主權利。在對外政策方面，憲法大綱規定：
“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同時，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
大會還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關于紅軍問題的決議案》以及《關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等重要法律和決議。
大會決定：將瑞金改名為瑞京，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
11月19日，代表大會選舉了領導機構組成人員，有63人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們是：
毛澤東 項英 張國燾 周恩來 盧福坦 朱德 瞿秋白 張鼎丞 鄧發 王稼祥 徐錫根 范樂春 王明 彭德懷 關向應 孔荷寵 方志敏 任弼時 賀龍 沈澤民 譚震林 黃平 曾山 林彪 陳郁 羅登賢 夏曦 鄧子恢 劉少奇 劉大朝 陳正人 袁德生 崔棋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軌 陳福元 古大存 韋拔群 張華先 何叔衡 黃甦 胡海 滕代遠 蕭恒太 羅炳輝 陳毅 張云逸 周以粟 廬德光 胡均鶴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劉光朝 吳致民 劉建中 李宗伯 劉生元 王永盛 阮嘯仙(少一人)
何叔衡是在“馬日事變”后被迫化妝離開了湖南，經武漢轉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6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秋，何叔衡學成歸國，來到了中央蘇區。
且說11月20日，大會完成全部議程，勝利閉幕。毛澤東在大會上致了閉幕詞，號召各級工農兵政府要組織廣大群眾致力于革命戰爭，用革命戰爭武裝自己，用革命戰爭打倒敵人。
代表大會結束后，王觀瀾主編《紅色中華報》，開始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此前，王觀瀾在閩西主編《紅旗》。他對閩西的斗爭，作了真實而生動的報道，受到毛澤東的贊揚。
王觀瀾，原名金水，字克洪，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臨海縣城內一個貧苦家庭。1925年冬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冬轉為中共黨員，不久，擔任師范部黨支部書記。1927年冬，王觀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被分到軍事第7班。蘇聯進行“肅托”清黨，波及中山大學，王觀瀾因反對王明為首的支部局，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王觀瀾在1930年12月回國，1931年初到中央蘇區。
11月25日，根據全蘇“一大”決議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規定所有中華全國紅色海陸空軍完全集中統一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由15個委員組成，他們是：
朱德 彭德懷 王稼祥 林彪 譚震林 葉劍英 孔荷寵 周恩來 張國燾 邵式平 賀龍 毛澤東 徐向前 關向應 王盛榮
由朱德任中革軍委主席;由王稼祥、彭德懷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葉劍英任中革軍委參謀長。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紅1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這樣，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繼紅4軍七大后又一次被免除了，完全失去了對工農紅軍的直接指揮權。
11月26日，毛澤東寫下了《興國調查》一文。他在《興國調查》中寫道：
“1930年9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長沙到江西，10初打吉安，進到袁水流域，興國送了許多農民來當紅軍，我趁此機會做了一個興國第10區即永豐區的調查。找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貞山、鐘得五、黃人壽、陳北平、雷漢番8個人開調查會，調查的時間是1930年10月底，開會的地點是新余縣之羅坊，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
毛澤東還寫道：
“經過土地改革后的貧農在12個方面得到了利益：第一，分了田，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農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債一概不還。第五，吃便宜米。第六，過去討老婆非錢不行，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困難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錢了。第八，牛價便宜。第九，應酬廢棄，迷信破除，兩項的用費也不要了。第十，沒有煙、賭，也沒有盜賊。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權。”
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毛澤東當選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
同時組成了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行政機關。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王稼祥為人民外交委員，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為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周以粟為內務人民委員，張國燾為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人民委員會下設國家政治保衛局，由鄧發任局長。
同時設立最高法院，何叔衡兼最高法院院長。
毛澤民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委派，籌建國家銀行。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對大弟弟毛澤民說：
“潤蓮啊，希鈞當你的家，你當我們蘇區幾百萬人口的家，柴米油鹽醬醋茶，槍炮彈藥梭鏢叉，擔子不輕哩!”
毛澤民擺出了辦銀行的家底太薄的實情。毛澤東說：
“創業是很困難，事情總是從無到有嘛。要統一財政，統一貨幣，盡量發揮蘇維埃銀行作用，按照市場需要的原則，發行數量適當的紙幣，同時吸收群眾存款;還可以貸款，支持有利于革命的事業;做到有計劃地調整蘇區金融。”
后來在1932年3月，國家銀行正式成立，毛澤民擔任第一任行長。
1931年12月1日，以毛澤東主席、項英、張國燾副主席的名義，簽發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號布告》，布告宣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業已宣告成立，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同的國家：一個是所謂的中華民國，他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軍閥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用以壓迫工農兵士勞動群眾的國家，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國民政府，就是這個國家的反革命政權機關。一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農兵士勞苦群眾的國家。他的旗幟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于全中國，為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工農兵士及其他被壓迫群眾的利益而奮斗，為全國真正的和平統一而奮斗。”
12月6日，臨時中央指令紅1方面軍“首攻贛州，迫吉安”。以項英、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亦做出了相應的決議。
12月10日，毛澤東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簽署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
毛澤東是在全蘇“一大”會議上，獲悉老戰友、老朋友惲代英于4月29日被叛徒顧順章出賣，已經在南京英勇就義了，他感到既震驚又痛惜。他在通令中列舉了顧順章叛變革命的罪行，他寫道：
“他更將已經為國民黨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員、全國革命青年領袖惲代英同志等人，從獄中指證出來，給反革命立即槍殺。”
毛澤東在通令號召革命人民緝捕顧順章，為惲代英等死難烈士報仇。
這正是：內憂外患何時休?沖天一怒為仇讎。
欲知毛澤東如何在困境中堅持斗爭，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有歷史學家評論說：在全蘇“一大”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所以沒有完全被排斥出領導層，是因為在贛南會議后，“左”傾冒險主義者感到他們在中央蘇區還未完全站穩，擁護他們政策的干部還不多;毛澤東在蘇區軍民中有崇高的威望，整個中央蘇區是毛澤東親手領導紅軍開創出來的，“左”傾冒險主義者想一下推倒毛澤東，不是那么容易;他們甚至還幻想，籠絡毛澤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一套政策服務，擁護他們的領導。所以“左”傾冒險主義還沒有做得太過分和太明顯，沒有真的把毛澤東徹底“改造”出所有領導機關。因此，“左”傾冒險主義者才安排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斯言可信。
第74章
“耳聽風濤聲聲，俯看群山綿綿，更可觀山下風云啊！”
話說1931年12月11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會見了由原馮玉祥部隊收編的國民黨軍第26路軍內的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袁血卒)。袁漢澄記載了這次會見的情況，他寫道：
“早飯后，王稼祥、劉伯堅、左權同志領我去見毛主席。我和劉伯堅走在后面，我輕聲問：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說：
‘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學的軍事?’
我接著又問。伯堅同志敬重而鄭重第答：
‘噢，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沒進過軍事學校，但他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熟讀兵法，軍事上料敵如神。幾次蘇區反圍剿的勝利，就是在他指揮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遠矚，每到關鍵時刻，都有卓越的見解。’
毛主席的住處陳設極其簡單：一張木床，一張木桌，桌上除了筆硯，就是一摞摞的報刊書籍。”“毛主席第一句問話是：
‘漢澄同志是地下黨員吧?’
‘是。1927年在西北軍官學校入的黨。’我隨后又補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來的。’
毛主席高興地問：
‘你認識朱瑞嗎?’
‘不知道是誰，是軍委告訴我們的聯絡暗語。’
毛主席會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問：
‘你在上海軍委受訓時，還認識哪些人?’
‘認識兩位，一位代號是豐收在望，另一位代號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話：
‘豐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號。’
毛主席風趣地說：
‘沒想到富春同志還有這么一個雅號!’
一句話逗得大家都樂了。”
“經過這段輕松、融洽的談笑，我感到氣氛祥和、歡快。”“隨后，毛主席問起地下黨的情況：
‘你們特支委員會是由哪些人組成的?’
‘特支書記劉振亞，是個中尉;組織委員是我，是個中尉;宣傳委員王銘五，是個少尉。’
我剛匯報到這里，毛主席笑著說：
‘你們幾個小人物不簡單!鉆到鐵扇公主肚子里大鬧天宮了。趙博生入黨，是你們發展的吧?’”
“劉伯堅同志插話說：
‘我在西北國民黨軍時，趙博生、董振堂和我們的關系很好，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思想。’”
“毛主席稱贊說：
‘有愛國主義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產黨合作的。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愛國主義是個重要的基礎。’”
“毛主席隨后把話題引到了暴動問題上來，他說：
‘軍委會昨天討論了寧都暴動的方針和策略，都很好。漢澄同志你考慮一下有把握嗎?’
聽主席這樣一問，我一時回答不上，臉上有點發燒，稍停一下，堅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嗎?’
顯然主席要問個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總指揮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況向主席作了扼要的匯報。”“毛主席點點頭說：
‘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要力爭實現。這全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
停頓了一下，毛主席又說：
‘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們能把26路軍這支反動武裝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不要看我們現在的力量小，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會慢慢發展起來的，常言說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決定派劉伯堅等同志到彭湃縣與你們聯絡。好吧，等候你們的捷報。’”
12月14日晚，第26路軍總參謀長趙博生趁第26路軍總指揮兼27師師長高樹勛去南京治病的機會，設盛宴招待駐守寧都的第26路軍的主要軍官們。宴席上，眾人吆五喝六，好不熱鬧。正當大家酒酣耳熱之際，趙博生突然宣布反蔣起義。
這就是趙博生與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岳等人一起領導的轟動一時的“寧都起義。”
趙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海縣東慈莊。1817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隊擔任見習軍官，23年冬轉到馮玉祥部隊，歷任參謀、團副、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長、軍參謀長等職。大革命失敗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隊里傳唱。歌詞是：“先鋒，先鋒!熱血沸騰。先烈為平等犧牲，做人類解放救星。側耳遠聽，宇宙充滿饑寒聲，警醒先鋒!個人自由全犧牲，我在國生，我死猶榮，身雖死精神長生。成仁，成功!實現大同!”1930年10月，趙博生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2月15日早晨，第26路軍除了駐守寧都20公里以外的1個團外，其余兩個師共6個旅11個團，計17000多人，攜帶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參加了起義。當起義部隊開到蘇區固村時，受到了蘇區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
12月16日清晨，劉伯堅、何長工等人在一個打谷場上，召開了歡迎起義部隊的大會。
劉伯堅，四川省平昌縣龍岡寺人，高級師范學校畢業后，于1919年冬赴法國勤工儉學，后到比利時勤工儉學，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6年馮玉祥從蘇聯歸國，劉伯堅和蘇聯總顧問烏其曼諾夫隨行。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后，任命劉伯堅為總政治部部長，一直到大革命失敗。因此，第26路軍的上層領導和劉伯堅都很熟悉。
劉伯堅在歡迎起義部隊的講話中說：
“我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熱烈歡迎26路軍廣大官兵關榮起義，參加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決定，授予起義部隊紅軍第5軍團的番號，任命季振同同志為紅5軍團總指揮，董振堂同志為紅5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趙博生同志為紅5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中岳同志為第15軍軍長。”
這一天，董振堂經毛澤東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董振堂得知消息后，他把3000多元的私人積蓄，全部交給了黨組織。
紅5軍團經過幾天行軍，來到瑞金縣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帶駐扎。毛澤東、朱德參加了在秋溪舉行的歡迎紅5軍團的大會，并講了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對寧都起義給予高度評價，希望新編的紅5軍團努力變成無產階級化的軍隊。
何長工把董振堂將3000元私人積蓄交給黨組織的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對董振堂說：
“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說：
“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黨，還要錢干什么!”
毛澤東為了迅速建設好紅5軍團，決定派蕭勁光到紅5軍團任政委，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何長工任13軍政委，黃火青任14軍政委，左權任15軍政委。
蕭勁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澤東請示工作問題，他問道：
“毛主席，我到紅5軍團工作，感到擔子很重。對馮玉祥部隊的情況，我一點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隊如何入手，請您指點。”
毛澤東想了想，對他說：
“這的確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根據地缺人缺槍，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對敵人的營壘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煩。怎么辦呢?我看對這支部隊關鍵是要努力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對起義的軍官，愿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干部教育。對要求走的軍官，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愿。”
蕭勁光說：
“現在從上至下還有一種說法，說這支部隊是假起義，到蘇區過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廣東的陳濟棠。因此我們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澤東點點頭，說：
“干部中要統一思想啊!起義過來是事實嘛。至于以后，要看我們的工作，要看發展。我們的原則是，來者歡迎，去者歡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繃得太緊。”
毛澤東還找何長工談話說：
“寧都起義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臺。你有改造起義部隊的經驗，首先要把13軍搞好，這一炮打響了，就會影響14軍，鼓勵15軍。”
經毛澤東批準，宋任窮、朱良才、程子華、朱瑞、唐天際、賴傳珠、高自立、李翔五、劉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紅5軍團去工作。
毛澤東還找在寧都起義中起了積極作用的季振同、蘇進、盧壽椿談話，詳細了解情況，批準他們3人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后，盧壽椿擔任了第43師師長，蘇進擔任第44師師長。各師還派去了政委，每個連隊也都派了指導員。
此后，毛澤東不斷指導紅5軍團的工作，在5軍團中發展黨的組織，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級軍官。
毛澤東還應紅5軍團的請求，為他們組織文藝演出。他對李伯釗、錢壯飛、胡底說：
“要穩定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是為軍閥打仗，現在是要為蘇維埃而奮斗。過去當白軍，現在是當紅軍，要想盡辦法向他們宣傳是為誰犧牲，為誰奮斗革命。”
李伯釗、錢壯飛等人按照毛澤東所說的這個主題，編出了一個《為誰犧牲》的戲。蕭勁光、季振同與賀子珍同臺演了這一出戲，蕭勁光飾演帝國主義分子，季振同飾演軍閥，賀子珍飾演共產黨員。當“帝國主義分子”和“軍閥”一唱一和時，引得臺下人捧腹大笑。當演到白軍士兵的悲慘遭遇時，臺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號：“打倒蔣介石!”“我們要當紅軍!”
12月底，毛澤東要傅連暲在汀州萬壽宮開辦了中央紅色護士學校。
就在這時候，周恩來從上海來到了中央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和毛澤東、朱德一起，住在葉坪謝氏宗祠旁邊那棟兩層磚木結構樓房的樓上，與朱德并排在毛澤東房間對面右邊的房間里。他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
不久，聶榮臻也離開了上海來到中央蘇區工作。聶榮臻在瑞金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人。
聶榮臻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聶榮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縣。幼年時入私塾和小學讀書。1919年在江津縣立中學讀書時，因參加五四運動、支持當地的學生愛國運動，被迫離校，懷著工業救國的愿望，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到比利時沙洛瓦大學學習。1923年經趙世炎、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2月進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接受軍事訓練，8月回國。大革命失敗后，聶榮臻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他和葉挺護送病中的周恩來到了香港。后來他又參加了廣州起義，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1928年，聶榮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時，愛上了負責在香港、九龍和廣州之間傳送組織文件的秘密交通員張瑞華。早在1926年冬，聶榮臻在武漢第一次見到了張瑞華。多年后，聶榮臻談起初識張瑞華的印象說：“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能夠背井離鄉，投筆從戎，沒有堅強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堅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這一次，兩人又在一起工作，聶榮臻主動向張瑞華表達了愛慕之情。1928年4月，聶榮臻和張瑞華經組織上批準結為夫妻。1930年5月，聶榮臻赴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先后在特科和軍委工作。1930年9月，聶榮臻和張瑞華唯一的女兒聶力出生了。這位后來成為將軍的聶力，1歲零4個月即告別了父親，3歲多就隨母親蹲過英國人的監獄，5歲就孤身留在上海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與分別了15年的父親和分別了10年的母親重逢。這是后話，按下不表。
再說聶榮臻在愉快的氣氛中，向毛澤東等人報告了上海的情況。他感慨地對毛澤東說：
“白區工作，是在敵人屠刀下堅持斗爭，處處顯得被動，有時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還手之力。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走路了。”
毛澤東聽了，高興得用手比劃著說：
“還是象我們這樣，拿起槍桿子建立自己的政權，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作出《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占領南昌、撫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連接起來，取得在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周恩來在來蘇區前，也主張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蘇區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后，根據蘇區和紅軍的實際情況，就改變了想法，于是，他以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名義致電臨時中央說：
“中央蘇區紅軍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
臨時中央立即復電周恩來，要求說：
“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占。”
周恩來只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
1月10日，周恩來在瑞金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
中央局多數領導人認為，在中央指定的這3個城市中，贛州處于蘇區包圍中，可以首攻贛州。
此時紅軍所得的情報是：敵金漢鼎的12師34旅馬崑部兩個團約6000余人駐守贛州，受南昌行營直接指揮。紅軍進攻贛州之前，南昌行營已命令馬崑部積極搜刮糧草，儲備彈藥，準備死守贛州;同時，城內還有贛南17縣逃亡來的地主武裝，約5000人，組成17縣民團指揮部，下轄17個大隊;連同贛州商民自衛團、城防辦事處等反動武裝，共有1萬余支槍。
事實上，贛州的兵力遠不止這些。據1965年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所載馬崑的回憶錄稱：駐守贛州的馬崑部隊是8000人，加上地方團隊經過改編、整訓的10000人，共計18000人。
可是中央局多數領導人對贛州守敵力量估計偏低，錯誤地認為贛州是可以打下來的。
周恩來傾向于執行中央指示和蘇區中央局多數人打贛州的意見。
毛澤東首先就不贊成“左”傾中央對形勢的估計，他說：
“現在提出奪取中心城市的口號為時過早，以爭取中心城市為目標的發展路線是錯誤的。”
他主張紅軍此時一方面要抓緊時間進行休整，肅清根據地內的地主豪紳土圍子，鞏固蘇區，為粉碎敵人新的“圍剿”作準備;一方面可采取有陣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敵人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的贛東北方向發展，打通中央區與贛東北區的聯系，然后再向外發展。
毛澤東根據紅4軍以前打贛州的經驗教訓，更不贊成打贛州。
筆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過，贛州易守難攻，向有“鐵贛州”之稱。
這座贛州城位于贛江上游章、貢兩江會合處，是贛南經濟、政治和軍事中心。贛州城東、西、北三面環水，只有東南面是一片陸地，不利用兵;城墻高達兩丈而且堅固，城墻內外深溝高壘，守軍又筑有工事，外軍確實不易攻破。毛澤東說：
“就攻打贛州來說，贛州是敵人必守的堅城，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這一仗。攻堅，在我們現在條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贛州，只有把四周農村群眾發動起來了，游擊戰爭普遍開展起來了，贛州城的磚就會一塊一塊搬掉，最后進入贛州，現在何必著急。”
朱德也知道贛州城不好打，他也不同意打贛州。彭德懷則說：
“如果有時間，蔣介石不來增援，贛州城是可以打開的，而且，攻下這座城市，對于贛江以西和贛江以東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后方和向贛東北方向發展，都是有利的。”
事實上，此時在距贛州北面不遠的吉安，有敵陳誠的3個師和兩個獨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庾一帶，有敵陳濟棠的部隊20多個團。這些國民黨軍時刻都在窺視著紅軍的行動，隨時都有增援贛州守敵的可能。因此，彭德懷把攻取贛州的“寶”押在敵人不增援上，顯然是不可行的。
可是，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一些領導人不但堅持要打贛州，而且他們還批評毛澤東的意見是“不了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是“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而產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觀念”。他們說，只要打下了贛州城，把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遷移到那里，就可以說是實現了“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并可造成威脅武漢、長江中下游及平漢鐵路的形勢。
會議最后表決時，因為與會者受臨時中央指示的影響，也總想在江西多打下幾個城市，所以贊成打贛州的人占了多數。于是，會議乃決定，由紅1方面軍攻打贛州。
1月10日這一天，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按照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發出了《關于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
訓令對此時的政治形勢作了夸大的估計，認為“反革命國民黨軍閥的統治”，已經處于“動搖衰落而加速崩潰”的境地;“繼續進攻革命，只是統治階級欲挽救其死亡”。
訓令對攻打贛州作了軍事部署，把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分為主作戰軍、支作戰軍和機動部隊3部分：
主作戰軍由紅3軍團、紅7軍、紅1軍團的紅4軍組成;紅7軍一部為攻城部隊，一部為監視部隊;紅4軍為地方工作部隊。
任命中革軍委副主席、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
支作戰軍由江西軍區的6個獨立師組成，主要任務是擔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隊奪取贛州。任命陳毅為江西軍區總指揮。
機動部隊由紅3軍、紅12軍、紅16軍和紅5軍團組成;命令紅3軍暫時擔任消滅寧都、于都內殘余地主武裝的任務;紅12軍在寧化西南及連城西北一帶工作，使閩贛蘇區日益鞏固和發展;紅16軍進窺樟樹、威脅吉安之敵，使之不能援救贛州;紅5軍團在贛縣江口一帶整頓訓練。
從軍事部署看，中革軍委是動員了紅軍全部主力部隊，完全是把攻打贛州當作主要任務，并把贛州當作一般設防的城市，認為采取襲擊或強攻的戰術，就可以“拿下贛州”。
遵照中革軍委的部署，紅1方面軍和江西地方武裝立即進行了動員和布置。“奪取贛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勝利!”到處都刷上了這樣的標語，到處都喊起了這樣的口號。
此后，彭德懷雄心勃勃地率領紅3軍團從會昌、安遠、信豐等地向贛州挺進。
1月下旬，在紅5軍團內部出現了一場嚴重的騷動。
原來，此時的紅5軍團的蕭勁光、季振同、黃中岳被中央軍委找去談話，起因是在1月中旬部隊里出現了一部分軍官逃跑事件。在紅5軍團中突然出現了一些謠言，說什么：“季振同、黃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師長、團長都沒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經批準紅4軍來繳15軍的槍，已經在山下埋伏下了。”“對要走的官兵將以逃兵論處，實行武力解決。”
蕭勁光、季振同、黃中岳從中革軍委回到部隊，了解到這一情況，非常不安。就在這樣的混亂中，一些連隊夜間宣布戒嚴，還有的無故放槍，氣氛異常緊張。
蕭勁光憂心如焚，他飛馬返回到總政治部、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匯報了紅5軍團發生的事情。一些領導人主張馬上派部隊武力解決。蕭勁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反問他：
“你的意見呢?”
蕭勁光說：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決，那樣事情會更糟。”
毛澤東說：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決問題呢?只能通過教育去改造爭取他們革命，只能用‘剝筍’的辦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辦法。對起義的軍官，愿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干部教育。對要求走的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愿。你馬上回去，對他們說是我講的，寧都暴動參加革命是你們自覺自愿來的，我們表示歡迎，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們認為這兒不好，愿意回去，我們表示歡送。”
蕭勁光聞言，心中豁然開朗，當即告辭，趕回紅5軍團召開高層干部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原話。季振同非常激動，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說了聲：
“好!擁護，贊成!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我們堅決革命到底!”
他走到門口，對等在外面的軍官們傳達了毛澤東的話，說：
“你們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們歡送。”
就這樣，一場即將發生的風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場腥風血雨。
這正是：不審勢草木皆兵，高端爭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側自消，毛公一言定風波。
1月下旬，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了病假，悶悶不樂地帶著賀子珍和他的警衛員，包括秘書、衛生員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東華山。
東華山位于瑞金東面二三十里處，山上樹木蔥郁，山頂有座古廟，毛澤東看中了這座小廟，就來到這里休養。賀子珍、吳吉清、陳昌奉等人打掃廟宇，搬卸東西，安排住宿，照料馬匹。
毛澤東站在廟前不遠的巖石上，解開棉衣扣子，露出里邊補了多處補丁的白色襯衣，雙手叉腰，俯瞰著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贊嘆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來。”
賀子珍聞聲而至，驚奇地問：
“什么事讓你這樣高興?”
毛澤東說：
“你來看，耳聽風濤聲聲，俯看群山綿綿，更可觀山下風云啊!”
賀子珍見毛澤東難得有這個好心情，就說：
“是個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還美，真是個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說：
“晉人陶淵明，少家貧，好讀書。嫻靜寡言，不慕榮利，曾說道：‘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寫下不少田園詩句。我記得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此時，吳吉清在廟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來看看如何?”
賀子珍攙著毛澤東走進廟里。這座古廟中間為殿，兩邊為房。打掃過后顯得很清爽。據警衛員吳吉清回憶說：“毛澤東住左邊耳房，房內陳設極為簡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桌邊放著兩只鐵皮公文箱。一張木床，床上鋪著一條邊帶條子的淺紅色線毯，上邊是白粗布床單。床上靠墻角的一頭，四四方方疊著一條舊棉被和一條紅色舊毛毯。”
毛澤東立在耳房門外，看了看說：
“很好哩。”
吳吉清說：
“主席，我們住右邊，燒火在外面。”
毛澤東審視著殿里說：
“這中間派什么用場啊?”
他見大家都沒有回答，就笑了笑說：
“中間就是咱們的學習室。每天抽幾個小時，我給你們當先生，你們當學生，學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聽毛澤東如此說，無不響應。毛澤東又說：
“你們家里都很窮，上不起學;參加了革命，戰爭又很頻繁，沒得時間學文化。沒得文化，就不能很好地革命，有人也會瞧不起你們。咱們訂個計劃，我呢，讀書、看報，大部分放在晚上;你們上午、下午各抽兩個小時，學文化，講時事，怎么樣?不好好學，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書時，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眾人看毛澤東既風趣又認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過”
毛澤東一提議，警衛員們都鼓起掌來。
毛澤東在東華山常常是通宵達旦地工作，不斷地讀著化名為“鄭愛群”的傅連暲醫生派人送來的《申報》、《新聞報》，還有廣州的《工商日報》和《超然報》。有時，毛澤東也破例在他的吊床上睡到正午。
毛澤東一直在東華山住了50來天，連春節也是在這座古廟里度過的。
再說1月25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于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決議》中說：蘇區中央局在審查李韶九過去工作以后，認為李韶九同志在肅反工作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一般的是在黨當時的錯誤的領導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擴大，甚至違背上級的決定去獨斷專行，以致形成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決定給李韶九以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派到下層做群眾工作。
1932年2月3日，彭德懷率領的紅3軍團在掃除了敵之外圍據點后，占領了贛州城東門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門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點。
接著，各部隊按中革軍委訓令規定進入陣地：攻城部隊占領了贛州城東南面的陣地;總預備隊集結在沙石埠;監視部隊在西北方向占領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區，在南面占據了王母渡一帶。
地方工作部隊紅4軍亦到了南康、大庾一線開展工作。
紅軍包圍贛州城后，贛州守敵馬崑部立即采取了“縮短防線，固守內圍，將城外的防御工事毀壞，撤兵進城，建立強有力的火力據點，構筑堅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為長期作戰準備”的方針，與紅軍對抗。
2月4日，紅軍各部進逼贛州城下，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部也設在城下。他指揮部隊把贛州圍了個水泄不通，命令紅3師攻北門，紅7軍攻東門，紅2師南門，紅1師攻西門。總兵力為14000人。
眼看贛州城即將到手，蘇區中央局領導人也興奮起來，他們于2月8日通過了一個《關于在粉碎敵人4次“圍剿”的決戰前面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決議中說：國民黨軍對蘇區的第4次圍剿，將是反革命力量同革命力量的最后決戰，在這一決戰中我們的勝利將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將使我們取得一個以至幾個中心城市，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同時，這一勝利將開始我們直接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進行大規模的民族戰爭的階段，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決議要求根據地最大限度擴大和鞏固主力紅軍，在全中國各個蘇區創造100萬鐵的紅軍;贛閩兩省在3月20日以前，必須輸送10000名新戰士到前方。
這個決議還最先提出了在蘇區進行查田運動的口號。蘇區中央局提出的貫徹“左”傾中央指示的所謂查田運動，就是要使“左”傾冒險主義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土地政策，在根據地內得到全面的貫徹，而徹底否定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土地政策。
這才叫：天地我為尊，嘴里咒，念念有詞，呼風喚雨;
兄弟咱聯手，水中月，明明可及，手到擒來。
欲知彭德懷能否拿下贛州，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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