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親歷者的回憶與反思——評《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地區的政治劇變使世界上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數量銳減，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如今蘇聯解體已經20余年，但國內外在有關“蘇聯解體原因和后果”等問題上的爭論仍十分激烈。

　　蘇東劇變是一面很好的鏡子。為保持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和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有必要深入總結蘇共失敗的歷史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共產黨“掌好權”、“執好政”的經驗和教訓，防止重蹈蘇聯敗亡的覆轍。20年來，俄羅斯社會沒有停止對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所發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追問與反思。近幾年俄羅斯先后出版了大量有關蘇聯解體的文獻資料:有政治人物的政治回憶或自傳，有當事人的訪談錄，有檔案材料的挖掘，有歷史細節的揭密，也有學者的解析，等等。為了使國內的研究者及時了解俄羅斯各界人士近些年對蘇聯解體的回憶和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慎明和張樹華組織翻譯并編輯了《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一書①。該書屬于資料集，全書約30萬字，收集了近兩三年俄羅斯出現的最新資料，如回憶錄、訪談錄、檔案材料、研究分析資料以及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等。全書由29篇蘇聯解體過程的親歷者對蘇聯解體問題的回憶和反思構成。另外，書后還附了國內學者研討蘇聯解體原因與教訓的兩篇特稿和俄羅斯最新出版有關蘇聯解體的文獻索引。文獻索引為研究者進一步了解俄羅斯的蘇聯解體研究狀況提供了線索。

　　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該書旨在用當事人的回憶和反思來說明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及蘇共領導人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應負的責任。書中通過蘇聯解體親歷者的認識和反思，為讀者展現了蘇聯解體前后令人驚心動魄的復雜歷史畫面。它的問世，無疑會豐富人們對蘇聯亡黨亡國的認識，也為深入思考和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與教訓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佐證。

　　資料新、介紹的觀點多維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書中收錄的大多數為2009～2011年蘇聯解體的當事人、親歷者的回憶、反思和訪談，材料很新。收錄的材料中，盛贊蘇聯解體是“歷史進步”的有之;扼腕嘆息蘇聯解體給國家、人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災難和重擊的亦有之。比如書中既收錄了雷日科夫接受《獨立報》的訪談，也收錄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理論家瓦季姆•梅德韋杰夫與雷日科夫的商榷文章。這種選材方式也反映了編者和譯者“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就全書的內容來看，與蘇聯解體有關的各種問題在書中都有所涉及。既涉及了如何看待和評價戈爾巴喬夫及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為什么走了一條同中國不同的改革道路的問題，也涉及了原蘇聯共和國領導人對蘇聯解體的看法、西方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問題。關于如何看待和評價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國際上包括在我國學界都頗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的探索者”，亦有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該書中收錄了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兩篇訪談。在這些訪談中戈爾巴喬夫自白:“我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我應該更早些放棄共產黨”。戈爾巴喬夫談到:“我們的未來是一個趨同的社會，具有趨同性的價值基礎。在這種社會中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經驗，還有很多其他可以利用的東西。不光是市場，還有所有制問題以及對所有制的態度。”可見，戈爾巴喬夫完全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世界觀。

　　對戈爾巴喬夫時期所進行的改革，有當事人指出，戈爾巴喬夫改革推行不到兩年，整個蘇聯社會圍繞改革的方式、方法、目標和方向就已經發生了分裂。當時，在蘇聯社會出現了兩種改革觀，它們在蘇共中央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一派是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為代表，在當時被稱為“改革派”。他們認為，蘇維埃體制功不可沒，但是它無法改革和完善，只能打碎并且應用資本主義體制取而代之。另一派以蘇共中央書記利加喬夫為代表，在當時被稱為“保守派”，而其實質是“社會主義取向的改革派”。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改革，就是在堅持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復興。以利加喬夫為代表的“保守派”，堅持走社會主義改革道路，他們是當時阻礙蘇聯走上資本主義復辟、蘇聯解體道路強有力的制肘力量。戈爾巴喬夫等“改革派”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對其進行施壓，給他們扣上“落后”、“保守”、“守舊”的帽子，并在兩條改革路線的斗爭中擊敗了利加喬夫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取向的改革派”，在蘇聯廣袤的土地上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完全復辟。利加喬夫坦言:“改革是必要、可能和可行的———這是我一貫的觀點。如果改革換成由安德羅波夫領導，他堅定、英明、目標明確和謙遜，那么國家(指社會主義蘇聯———筆者注)會繼續存在。”而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理論家瓦季姆•梅德韋杰夫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有另外的看法。他認為雷日科夫所說的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是要把執法權和司法權全都服從于蘇維埃的說法不正確。當時政治改革的主要實質在于把所有三種權力也包括執行權從黨的直接管制下解脫出來，在于社會各個領域和各級層級的管理民主化。他認為戈爾巴喬夫政改的目的是不要用黨來代替國家機構，一個黨或幾個黨應該只能發揮政黨本身的思想和政治功能。當時也不存在要消滅共產黨的問題。問題在于把蘇聯共產黨變成真正的現代政黨，也就是說把黨從國家權力的支柱變成一個能夠施加政治影響的政治—思想機構。但這一機構不要承擔管理國家的功能。

　　該書還提供一些我國國內不太提及的有關蘇聯解體的說法。比如，謝瓦爾德納澤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的相互敵對。還有人提出，在蘇共危急的時刻，波洛茲科夫、久加諾夫等人成立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借以對抗蘇聯的領導，因此他們的做法加速了蘇共的崩潰，并因此導致蘇聯解體。而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的文章則指出，專政到民主的有序過渡必須具備兩個關鍵要素:一個愿意交權的精英和另一個準備受權的精英。而俄羅斯兩者皆無，部分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在當政的最后幾年不愿意退位和政局混亂所致。他沒有幫助設計民主制度，也沒有為有序的經濟改革打下基礎。蘇聯解體后，曾有人假設“如果蘇聯也像中國那樣進行改革就不會解體”。而該書中收錄的巴扎諾夫的文章則指出，蘇聯的改革不可能按中國的方式進行，因為兩國之間相差甚遠。改革前的國情完全不同。首先國內的政治局勢不同，中國社會經歷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上層和下層都明顯感到不能再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必須進行徹底的轉變。而1985年的蘇聯仍是個超級大國，其經濟仍在運轉。國家在總體上保持著社會穩定、秩序和局勢的可控。很多蘇聯領導人和普通公民意識到了改革的合理性，但認為改革應局限于現有體制框架內。兩國黨的機關和國家機器運行情況也不相同。中國黨政機關的權力、威信由于“文革”而受到嚴重破壞，不可能有組織地抵制改革;而且許多黨政機關從一開始就與20世紀60～70年代的現實劃清了界限。而蘇聯機關恰恰相反，還把國家管理權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出于內部利益一致，它們相互團結并準備對抗任何削弱優勢和習慣生活的圖謀。而且兩國領導改革的人的威信、經驗也不相同。其次是社會經濟條件不同。中國是一個農業國，是以農業改革帶動工業及其他領域的改革。而蘇聯的經濟支柱是軍工綜合體。要想改善國民經濟，需要堅決削減軍工生產，徹底調整產業結構。但軍工系統及與其有緊密聯系的整個黨政機關出于自身財權和權力考慮，不愿意進行這樣的改革。農村有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傳統。農村和城市的官僚都仇恨改革。這些都束縛了戈爾巴喬夫的倡議。在對外政策上，中國與西方建立了緊密的軍事政治聯系，對抗莫斯科的擴張主義，獲得了強大的外援，而蘇聯則無法得到國外的援助。戈爾巴喬夫一開始試圖按中國的方式，先從經濟上改革，但遇到了難以克服的障礙，于是他又把政治和意識形態改革放到了首位。戈爾巴喬夫本人也認為，所有那些建議他先從經濟而非政治方面學習中國、進行改革的建議都是錯誤的。他指出:“我們的發展與中國不在同一階段;對我們來說，要徹底解決問題，就不能將人民排除在外。”這樣的觀點是很值得深思的。與枯燥的歷史文檔不同，閱讀此書會感到輕松而生動。這既反映了編者選材時的慧眼，也歸功于譯文的準確而傳神。當然，由于譯者眾多，譯文風格和水平也有差異，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比如第55頁注釋中的“泰歷克蘇維埃共和國”，應為“捷列克蘇維埃共和國(Т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аяреспублика)”。但這些并不影響該書所揭示的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厚重與歷史邏輯的真實。當然也應當指出，當事人的回憶、訪談不是歷史本身，只是當事者本人事后對所親歷事件的看法，往往帶有主觀色彩和感情色彩，而且有的還有為自己辯護、美化之嫌，不實之詞在所難免。因此它只能作為研究的輔證，與檔案材料結合使用。總之，就內容、視角、觀點來看，李慎明主編、張樹華副主編、粟瑞雪等翻譯的《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一書，無疑是國內解析蘇聯亡黨亡國原因與教訓的重要參考資料，是研究該問題的專業人士不可不讀之書。我相信，每個讀者一定會從該書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3期，摘自2012年第4期《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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