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乳肥臀》是對“革命歷史小說”的徹底顛覆

　　一、觀念的顛覆

　　莫言毫不避諱自己的創作受到被稱作“紅色經典”的“革命歷史小說”的影響，承認自己的現代歷史題材小說與張煒的《古船》、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及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等都是“對占據了主流話語地位的‘紅色經典’的一種反撥”[1]。他的《豐乳肥臀》對“革命歷史小說”的反撥，更準確說其實是一種顛覆，從根本上講是價值觀念的顛覆。這種顛覆涉及道德價值觀、政治價值觀和美學價值觀等各個方面。具體表現為：

　　(一)階級身份與革命理想、政治選擇

　　由于必須合乎主流意識形態的框范，“革命歷史小說”在處理人物的階級出身和個人政治選擇的關系時，一般是跟共產黨走、革命到底的人出身貧寒，跟國民黨走的則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富家子弟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有，例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紅巖》里的劉思揚，《烈火金剛》里的林麗(何志賢)，但那首先要與自己原來的家庭一刀兩斷，也就是背叛自己的階級。“新歷史小說”之“新”，首先就在于打破了“革命歷史小說”的這種處理。在《豐乳肥臀》之前，已有許多作品作出了這種突破，最著名的就是《白鹿原》中白靈和鹿兆海以擲硬幣決定投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情節。但白靈和兆海畢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信奉“國民革命”。白靈幫著抬革命軍人的尸體是因為“良心”。而《豐乳肥臀》中上官家幾個女兒的政治選擇，卻沒有任何政治涵義，絲毫不受男女雙方階級身份的影響，完全是因為愛情：大姐來弟跟從先是抗日土匪、后是漢奸的沙月亮，二姐招弟跟從國民黨軍官司馬庫，五姐盼弟跟從共產黨政委蔣(魯)立人，都是因為瘋狂的、非理性的愛?！都t旗譜》里嚴萍參加革命雖然也是因為愛江濤，但同時又因其對共產黨的同情、對革命理想的認同?！敦S乳肥臀》里上官家女兒的選擇與政治理想、政治追求完全無關，既不考慮階級利益，也不顧及民族感情。大姐來弟認為參加抗日還是投降日寇“這是男人們的事”，與“婦道人家”無關。五姐盼弟為什么與蔣立人結合作品沒有交代，他們不明不白地同居，給人的感覺是完全出于動物般的情欲。

　　(二)政治立場與個人品德

　　眾所周知，“革命歷史小說”往往將政治身份作道德化處理，即，堅定的革命者必然品德高尚，“反動”人物則人品低下，人格猥瑣，甚至亂倫。大量的“新歷史小說”打破了將政治立場與個人品德掛鉤的模式。在這個問題上，《豐乳肥臀》與“革命歷史小說”和其他“新歷史小說”都不相同，又都有某些類似之處。反復閱讀文本后，筆者感覺，作品里人物的個人品德，似乎隱隱約約仍與其政治身份有一定關系，只不過與“革命歷史小說”在價值取向上調了個過兒：司馬庫大財主出身，是國民黨軍官，但卻是小說傾力塑造的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是作者最喜歡的人物[1]。他雖然好色，但不禍害鄉里、不濫殺無辜，慷慨仗義，敢作敢為。所以那些與他有染的女人都是真心真意愛他，不惜為他冒險，甚至獻出生命。蔣立人是共產黨軍隊的政委，作品雖未對他進行太明顯的丑化，還在某些方面作了某些政治上的修辭處理，例如寫他不讓部下罵人，注意抓部隊紀律;為紀念犧牲的戰友將自己的名字由“蔣立人”改為“魯立人”;“土改”時他殺無辜兒童司馬鳳和司馬凰是被“大人物”所逼，出于無奈。但與司馬庫相比，他總讓人感到不那么光明磊落：為促使沙月亮反正，他像綁票一樣控制了其女沙棗花，因而來弟說他和魯大隊長“不是東西”，“拿個小孩子做文章，不是大丈夫的行為”。司馬庫把他從大欄鎮趕走是因這是自己的家鄉，并不想消滅他的部隊，只施行恐嚇戰術，“僅僅打死打傷了爆炸大隊十幾個人”，而魯立人殺回來時，卻讓司馬庫全軍覆沒，殺得血肉橫飛，甚至傷及看電影的無辜群眾。而且，畢竟是他，為了自保而下令殺了罪不至死的小號手馬童和完全無辜的司馬鳳、司馬凰。甚至漢奸沙月亮給人感覺在個人品德方面也比魯立人高大些：他追求來弟追求得轟轟烈烈，不論是給上官全家贈送皮衣，還是連夜打來野兔掛在上官家院子里，都可見出他有多么堅決執著。所以岳母說“姓沙的不是孬種”，妻子肯為他赴湯蹈火。

　　除了國共雙方的兩員主將，作品里其他人物也分為兩大陣營。主人公母親上官魯氏雖然看似中立，其實也應算是司馬庫陣營的人：她幾次解救司馬庫，在情感上與對魯立人相比她也更傾向于司馬庫。與司馬庫陣營相比，魯立人陣營的人大多是“反面”：作品在寫到魯妻上官盼弟、其女魯勝利以及啞巴孫不言時，從形象刻畫到性格描寫都明顯帶有貶意。雖然也寫到了盼弟的良心未泯，但她與其他姊妹還是判然有別。

　　(三)財富與道德

　　莫言的價值觀念顛覆還表現在對貧富與品德關系的處理方面。從《暴風驟雨》開始，大部分“革命歷史小說”給讀者灌輸的是“地主沒有不壞的”的觀念，而窮人形象則幾乎都是正面，“他出身雇農本質好”成為先驗的結論，個別流氓無產者屬于“蛻化變質”。對此，《古船》、《故鄉天下黃花》和《白鹿原》等早已予以修正，而《豐乳肥臀》進行了徹底顛覆。作品中喬其莎(七姐求弟)說“窮人中也有惡棍，富人中也有圣徒”。盡管莫言沒有把富人都寫成圣徒，但作品中的“惡棍”或反面角色確多是窮人，例如孫不言、磕頭蟲、斜眼花、徐瞎子、巫云雨、郭秋生、丁金鉤、魏羊角。這種觀念顛覆作者是借作品中主要正面形象上官魯氏之口表達的：這位出身并非貴族的女主人公讓兒子挺起胸膛宣言：“我是貴族的后代，比你們這些土鱉高貴!”

　　(四)血親倫理與性道德

　　莫言對傳統倫理觀念的顛覆在《紅高粱》時期已經開始，在《豐乳肥臀》中則推向極致。“革命歷史小說”雖也涉及愛情，但諱談性，稍微有點越軌的是《苦菜花》，但那在今天看來也完全屬于“潔本”?！敦S乳肥臀》則通篇充滿亂倫和濫交。上官魯氏分別與自己的姑父、賒小鴨的、江湖郎中、殺狗人、和尚以及瑞典傳教士交合，生下一群分屬不同身份、不同國籍的父親的兒女。她與姑父交合竟然是其親姑姑唆使。后來她又給兒子金童當皮條客，讓其與獨奶子老金交媾。上官來弟性欲勃發時讓親弟弟金童摸自己乳房，金童則屢次對自己幾位姐姐有不倫之念。這種倫理觀念的顛覆，在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的中外小說中實屬罕見。

　　二、經典場面的顛覆

　　與觀念的顛覆相關，《豐乳肥臀》還對“革命歷史小說”中一些經典場面進行了消解或顛覆。

　　(一)“軍民魚水情”

　　蔣立人的隊伍住在百姓家，給人的印象只是被子疊得方方正正、捆得結結實實，隊列站得整整齊齊，對百姓規規矩矩、客客氣氣。但作品沒有出現在“紅色經典”中常見的子弟兵給百姓挑水掃院子的場面，作品也沒寫八路軍與百姓同甘共苦。寫到的卻是：在百姓將要餓死的時候，蔣立人的隊伍卻在吃白面饅頭、野雞野兔，起碼是蘿卜熬咸魚和“巨大的窩窩頭”。所以上官魯氏說“旱不死的大蔥，餓不死的大兵”，馬童的爺爺大罵“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因而，緊接著寫到參了軍的五姐盼弟對臺下女人們宣講“老百姓是水，子弟兵是魚”，給人感覺就不像“革命歷史小說”中那樣自然，甚至構成一種反諷。除盼弟外，上官魯氏一家對蔣立人的隊伍很冷漠，乃至敵視，真正與部隊關系密切的是村里那些崔干娘、李干娘們，但作品又暗示她們與隊伍的“魚水情”是另一種含義。馬童被槍斃后，敘述人直接指出前面的安定幸福感是“虛假的安定幸福感”。比較而言，也許是鄉親的緣故，司馬庫的隊伍與大欄鎮村民似乎更融洽些。

　　(二)抗日

　　“革命歷史小說”中的抗日題材作品都是寫共產黨八路軍或新四軍的抗戰，偶爾涉及國民黨軍隊，例如《鐵道游擊隊》，也是寫他們假抗日、真投降，寫其制造與共產黨軍隊的磨擦。新時期以后開始出現表現國民黨軍隊抗日的作品，莫言本人的《紅高粱》系列雖以寫土匪抗日為主，也同時涉及了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的抗日。而《豐乳肥臀》直接寫到的兩次抗日戰斗，都直接與司馬庫有關：一是沙月亮伏擊日軍、司馬庫火燒村頭石橋，一是司馬庫破壞鐵路橋梁。蔣立人部隊打的兩仗，則都不直接涉及日本人：一次是消滅沙旅，一次是消滅司馬庫的隊伍。

　　(三)“土改”

　　中國現代史上，“土改”的起因是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占有過于集中、貧富過于懸殊。《豐乳肥臀》對此卻未著點墨，未寫分土地，而只寫分浮財，寫批斗或鎮壓并未占有多少土地的棺材鋪掌柜黃天福、賣爐包的趙六、開油坊的許寶、香油店掌柜老金、私塾先生秦二。《古船》和《故鄉天下黃花》已經寫到了“土改”的另一面，即流氓分子混進革命隊伍，導致土改中一些過火的暴力行為，但也寫到了地主的惡霸行為。與此不同，《豐乳肥臀》對那些“訴苦”者的控訴，讓在場群眾當場逐一指謬解構，將“土改”寫成一場令人膽戰心驚的對無辜者的屠殺。“土改”干部草菅人命，尤其令人發指的是竟然殺害不諳世事的兒童：

　　臺下鴉雀無聲，孩子們懂點人事的便不敢哭泣。不懂人事的剛一哭泣便被奶子堵住嘴。……百姓們見到那些人，都慌忙低了頭，連一個敢議論的也沒有。[2]240

　　這種場面與鬼子進村并無二致。

　　(四)“還鄉團”暴行

　　張煒的《古船》寫到了地主“還鄉團”對參加“土改”的干部群眾的報復，寫得極其血腥恐怖，比如火燒、鐵絲穿鎖骨、活埋、奸殺、五牛分尸等。而《豐乳肥臀》沒有直接描寫“還鄉團”的暴行，而只是輕描淡寫地轉述：一處是讓共產黨干部上官盼弟勸母親逃難時的話：“渤海區一天內就殺了三千人”，但作品緊接著直接描寫的，卻是逃難路上八路軍指導員毆打出伕的王金，強征王超的小車，致使王超上吊自殺;另一處是解放后階級教育展覽上的解說員詞，作品也是當場就解構了解說詞的描述——當事人郭馬氏說，她的家人被活埋是因小獅子公報私仇，并非還鄉團頭子司馬庫所為，反倒是司馬庫救下了郭馬氏，“司馬庫還是個講理的人”。小說敘述人還當場指責解說詞“造謠啊!”

　　三、顛覆的意味

　　對既有經典的顛覆、叛逆，意味著希望創新。《豐乳肥臀》確有創新，這創新當然包括藝術表達手法或技巧的探索，但最重要的還是價值觀念的“創新”或“突破”。對這種“創新”或“突破”如何認識、如何看待，其意義超越了對這一作品的評價本身。

　　有人將《豐乳肥臀》的“突破”描述為“突破簡單地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革命者與反革命者的創作模式，充分展示人性的復雜性和具體性”[3]，筆者以為這不全對。這部作品確實不是按是否革命來區分人物善惡的，但這些其他“新歷史小”說(包括莫言自己的《紅高粱》系列)早就做到，已不算“創新”或“突破”。不按是否革命區分人物善惡、不把人物簡單地分為好人壞人，不等于不對善惡好壞作出判斷;展示人性的復雜性，也不等于不表現人物的主導方面、不表示作者基本的褒貶態度。《豐乳肥臀》其實有明顯的善惡價值判斷，只不過區分善惡的依據不是革命與否，也不是傳統道德價值體系，而是人物的人格，是人性和人道主義。依此標準，可以說，上官魯氏、司馬庫、司馬亭、瑞典人馬洛亞、美國人巴比特以及上官來弟、招弟、領弟、想弟、念弟、求弟、玉女、金童、司馬糧、沙棗花、鳥兒韓是正面形象，雖然他們各自有其缺點;而魯立人、孫不言、上官盼弟、魯勝利基本是反面形象，雖然他們各有其優點，天良未泯或天良并未喪盡。魯立人的形象很獨特。作者并未太直露地貶抑他，但若細讀文本讀者可以感到，與司馬庫甚至沙月亮比，此人顯得比較陰險，還有些虛偽，因而岳母上官魯氏在幾個女婿中最不認同他。從外貌看，作品并未將他“寫得頗為英俊”[3]——他上場時作品的描寫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子”，“白凈面皮，嘴上無須，中等個頭”，而后面寫他與上官盼弟交媾時則又寫作“黑瘦”。這起碼只是中性描寫。上官魯氏確實認為他有才干，但那“棉花里藏針，肚子里有牙”的評語與品德無關，而她前面對沙月亮“不是孬種”的評價則明顯是贊語。上官來弟在送行時對司馬庫說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話”——“你是金剛鉆，他是朽木頭”，根據特定情境，那個“他”應該是指魯立人。從作品提供給我們的東西看，魯立人并未干過真正的好事。他的妻子上官盼弟不僅形象上比其他姊妹臃腫丑陋，為人上也不及姐姐妹妹們：在危急時刻，半瘋癲的來弟尚能挺身而出救孩子，盼弟雖也憤怒并出言試圖制止屠殺無辜，但沒有來弟那樣的勇氣，也沒有四姐和八妹的獻身精神。至于啞巴孫不言，在作品中則是個近乎野獸的形象。作品這樣處理，當然不是為了某種政治暗示，只為弘揚人道主義，贊美光明磊落、敢愛敢恨、敢生敢死的人格精神。但它確實容易讓習慣于將人物政治身份視為某種象征的讀者產生誤解，產生“共產黨隊伍里的人是反面人物而非共隊伍里的人是正面人物”的錯覺，讓人感覺作品仍然是按政治身份劃線，只不過正反面角色作了個顛倒。說到底，還是因為《豐乳肥臀》在處理政治與人性、財富與道德的關系時，寫得不夠“復雜”，倒是過于陣線分明，起碼與其他“新歷史小說”相比是如此。作品對此的補救是在后半部中塑造了紀瓊枝這個“鐵骨錚錚的共產黨人”的形象，但已不能扭轉前面的描寫給人的印象。

　　確實，共產黨隊伍里有壞分子，國民黨軍隊里也有有正派人;“窮人中有惡棍，富人中有圣徒”。但是，當年國民黨之所以覆滅、共產黨之所以勝利，根本原因還是當時共產黨順乎民意而國民黨失去了人心。“革命歷史小說”突出共產黨軍隊的得民心是重在表現時代的主流、總趨勢;某些“新歷史小說”寫國民黨軍隊也有正義正派之士，意在對前者予以補充;《古船》和《白鹿原》超越國共分野而指向人性與文化的探尋，比一般的“新歷史小說”深入一步。至于《豐乳肥臀》，它似乎仍是與“革命歷史小說”在同一層面上，只是對其“反著寫”。這樣就顯得有失偏頗和膚淺。

　　富而能仁者有之，“為富不仁”的卻也不在少數。今天的現實中就不乏其例。“為富不仁”語出《孟子》，是孟子引用陽虎的話，原文是“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這句前面還有一句：“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4]117-118，與《管子·牧民》中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意思相通。這說明古人已看到人的道德素質與其占有的財富有一定關系。前后兩句各說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兩句合起來理解，才能全面，才較辯證。人有了固定的財產才會做長遠打算、做事才有一定的道德觀念或準則;如果一個人一無所有、生存沒有保障，他為了生存就有可能不擇手段，突破道德乃至法律的底線。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偷面包，就是由于這種情況。趙樹理小說《田寡婦看瓜》則證明了管子講的道理。但是，人對財富的積累方式各不相同，確有靠勤儉而發家者，但不擇手段巧取豪奪者也比比皆是。在社會制度不健全、不公正公平，社會環境黑暗的情況下，靠個人勤儉發家的希望更其渺茫。不只“紅色經典”中的《創業史》這么寫，解放前民主作家老舍的《駱駝祥子》也這么寫，美國人賽珍珠在《大地》中寫王龍的發家，也是因得了意外之財。所以1930年代才會有魯迅與梁實秋關于一個無產者是否能憑自己的辛勤工作而致富的爭論。就世界歷史而言，資本積累的過程不那么干凈，這是盡人皆知。從人性本身說，固然有人窮志短的情況，但財富也有可能導致飽暖思淫欲，使人性惡的一面顯現。

　　階級出身對個人的政治選擇、政治立場有沒有影響?肯定是有的。不論舊社會新社會，一般來說，富人總是贊成對富人們有利的政治主張，窮人總是擁護代表窮人利益的政治派別。一些“革命歷史小說”的偏頗只是在于對此寫得過于陣線分明。一個人的政治選擇，除了出于維護自己所在社會集團的利益，還取決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理想。即使是“革命歷史小說”，也寫到了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劉思揚、林道靜、林麗等投奔共產黨的事例。《豐乳肥臀》里，上官魯氏的幾次選擇，其實也與其家庭背景有關：幾個女婿不同的政治身份，正是導致其政治表現上搖擺的重要原因，雖然她自己并不自覺。而她的最終選擇，則取決于其并不自覺的人生追求，那就是忠實于自己的生命本能，即生存本能，以及包括生育本能和養育本能的母性本能。

　　《豐乳肥臀》傳達的價值觀念確實有很大的“突破”：它從生存和繁衍這一基本價值出發，突破了此前諸多價值鐵框。單看開篇部分上官魯氏的生產與母驢生產同時進行、婆婆上官呂氏重驢輕人的描寫，似乎表達的是與蕭紅《生死場》類似的啟蒙主題;但后面的篇章中，它又從生存與繁衍的基本價值出發，突破了民族和階級的感情界限，對不同階級民族的一切殺戮行為予以譴責，而對一些違反人倫的行為，只要其與生存繁衍本能有關，則予以同情[1]。這種價值態度不只與“革命歷史小說”判然有別，與《古船》、《白鹿原》等“新歷史小說”也不盡相同。莫言自己說過曾受“紅色經典”特別是《苦菜花》的影響。筆者揣測，上官魯氏為保護兒孫而不理會什么階級與民族利益的描寫，應該與《苦菜花》中的一些場面與情節有關：《苦菜花》中的母親為了不說出軍工廠的秘密而忍痛目睹幼女被日寇虐殺，可能使莫言覺得不太近乎普通的人情。

　　從《紅高粱》開始，莫言小說就讓人感到作者極強的反叛意識和宣泄欲望。反叛和宣泄，是由于以前的壓抑感太強烈。而不同欲望強度或處境的人，其壓抑感和叛逆意識也有差異。從一個人的成長來說，在進入青春期后，往往有一個叛逆的階段，就是故意與家長的意思反著做，以確證自我的獨立性。就文學創作而言，對過去經典作品的反叛與顛覆是由于“影響的焦慮”和創新意識。以補充或修正的方式對待以往的經典，是創新的重要方式;但若對其價值體系徹底顛覆、完全“反著寫”，則需謹慎。以往的經典雖有偏頗或盲點，但既是影響深遠的作品，必有某種合理性;若取完全相反觀點，便易導致另一種偏頗或遮蔽。在改革開放之初，寫富而能仁的典型，為曾經的“富人”翻案，能給人以新鮮感并引發共鳴，因為確有大量出身富家的無辜者在極左路線時期遭受過不公正待遇。這樣的典型今天仍有價值。但在當下語境中，若單純突出、渲染貴族出身者更高貴，或富人多圣徒、窮人多惡棍，就無助于社會的和諧。

　　固然文學作品都具有互文性，但我們同樣不可忽視其各自的獨立性。一部作品倘只有狹隘的互文性(需要與另外的作品合起來讀才行)，就難以成為流傳久遠的經典。若與“革命歷史小說”參照來讀，《豐乳肥臀》的價值取向可以理解;但不熟悉“革命歷史小說”的人讀《豐乳肥臀》，不知它為何突出富人的“圣”與“仁”而多寫窮人中的“惡棍”，就會對其產生誤解。在這方面，《豐乳肥臀》不及《古船》與《白鹿原》，也不及莫言本人的《紅高粱》。

　　[參考文獻]

　　[1]莫言,王堯.從《紅高粱》到《檀香刑》[J].當代作家評論，2002(1)：10-22.

　　[2]莫言.豐乳肥臀[M].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

　　[3]易竹賢,陳國恩.《豐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動的作品”嗎?——評何國瑞先生文學批評中的觀念與方法[J].武漢大學學報,2000(5)：699-703.

　　[4]楊伯峻.孟子譯注：上[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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