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格瓦拉后來的經(jīng)歷和著述中可以覺察到,青年時代的摩托之旅為革命事業(yè)做了鋪墊。年輕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車,一路飛奔而去,遠離有保障的優(yōu)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陸的民情。
《摩托日記:拉丁美洲游記》
[阿]埃內(nèi)斯托·切·格瓦拉著
王紹祥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277頁,35.00元
1951年10月,當杰克·凱魯亞克在紐約的公寓里潛心修改他一氣呵成的《在路上》的手稿時,在美洲大陸的另一端,兩個阿根廷青年正在埋頭研究地圖,計劃一次縱貫南美大陸直達北美的偉大旅行。或許,不論是沿路搭車漂泊在北美大陸上的凱魯亞克,還是開著摩托車在南美大陸上艱難行進的切·格瓦拉,他們與各自的伙伴瘋狂而執(zhí)著的長途旅行都在某種意義上詮釋著時代精神。他們在漫漫長旅后各自留下的記錄:用英語寫的《在路上》和用西班牙語寫的《摩托日記》,都為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的到來發(fā)出先聲,被后世的熱血青年奉為經(jīng)典。
今年旅游衛(wèi)視熱播的公路紀錄片《一路向南》也是一個穿越美洲的精彩傳奇。主人公以搭車兼摩托騎行的方式,從北極跑到了南極。大多數(shù)年輕人在追隨著鏡頭領略美洲美景的同時,又不得不慨嘆自身條件的種種限制,不似片中的主人公那般灑脫,背起行囊就上路。的確,現(xiàn)代世界中有太多的羈絆阻止年輕人上路。年輕人大多不喜歡被設置、被安排的人生,卻又不得不屈從于現(xiàn)實的需要。為了職位而刻苦讀書,為了買房而拼命工作,為了結(jié)婚而頻繁相親,漸漸地被一張大網(wǎng)裹了起來。大多數(shù)人都是隨波逐流,跟著浩浩蕩蕩的人流前行,即便邁不動步子也被人推著走。曾經(jīng)的“理想”呢?戒了。有幾個人有勇氣沖破那無形的大網(wǎng),逆著人流行進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呢?我們越來越深陷于被設定的模式里,按部就班,渾噩度日,吃著一樣的快餐,說著一樣的詞匯,連想法也漸趨相同。被安排的崗位,被設定的作息表,被組織的旅游。稍微有點個性的,也迅即被貼上標簽,歸入“文藝青年”、“二傻青年”還是什么青年的類別中,任由異于常人的鋒芒被符號削減而趨于同質(zhì)化。這一切都拜文明進步所賜。
網(wǎng)上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旅行就是離開自己活膩了的地方,到別人活膩了的地方去。這句看似調(diào)侃的冷幽默,在我看來是滿含哲學意味的。循環(huán)往復的日常生活使人對美、對人生的感覺麻木失靈,旅行讓人從既有的單調(diào)生活中逃離一段時間,獲得陌生化的體驗,再回到原先活膩了的生活中,感覺一定不同。很多時候,旅行就是來自一個無意識的沖動,看了一本書、一部電影,哪怕是一張圖片,忽然生出某個看似不切實際的想法,于是拋下手頭的一切,上路,向目的地進發(fā)。旅行是對既有生活模式的顛覆,革命是對現(xiàn)存體制的反抗,旅行與革命似乎有淵源上的聯(lián)系。革命往往包含有“長征”或曰“偉大進軍”的華章。革命者仿佛都是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要從學懂理論走向了解現(xiàn)實,必須旅行。逃避強權(quán)的追捕,不得不旅行。傳播思想發(fā)動群眾,更是得旅行。
“我的命運就是旅行,或者更恰當?shù)卣f,旅行就是我們的命運。”二十三歲的切·格瓦拉,這位當時的大學醫(yī)科學生、未來的革命家在他的《摩托日記》中這樣寫道。當時他和格拉納多的摩托車剛剛開始征程,在阿根廷南部的湖光山色間行進,“在濃密的樹蔭下,茫茫荒野阻止了文明行進的腳步”。離開文明就是逃出那張大網(wǎng),逃出那個越來越緊密地把年輕人束縛其中的體制,重新認識人和人生的意義。在沿著智利海岸北上的船上,他寫道:“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天職,真正的天職就是永遠沿著世間的陸路和水路進發(fā)。我們應該永葆好奇,洞察眼前的一切,發(fā)現(xiàn)每一個角落——但不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根落戶,也不長期駐留,探究萬物的本質(zhì),而是觀其大略,淺嘗輒止。”
很多人在走向“成熟”和世故后,會恥于重提年輕時的豪言壯語。在他們看來,當年的自己是多么天真。格瓦拉卻未曾遠離他的豪言壯語。在這位革命者短暫的一生中,他的足跡遍布四方。他沒有停留在路已鋪好、前程似錦的舒適中產(chǎn)階級生活里,沒有停留在南美洲世外桃源般的山水間,也沒有停留在古巴革命勝利后待遇優(yōu)厚的高官職位上。他像堂吉訶德一樣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征途上。
當然,旅行也讓格瓦拉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理想。摩托旅行的十年后,格瓦拉曾這樣說:“我深信,我在這個世界上需要履行一樁使命,為了這樁使命,我必須犧牲家庭,必須犧牲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享樂,必須犧牲我個人的人身安全,也許還得獻出我的生命。但是,這是我和人民達成的一個約定。而且,我真誠地認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能脫離人民。”(1961年8月9日的講話)
這不是政客開出的空頭支票。他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正因為此,盡管他是一個失敗者,盡管他的革命戰(zhàn)略有不合理之處,他卻廣受愛戴。“人民”在他那里并不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廉價詞藻。他的信念與拉丁美洲哲學是息息相通的:哲學是人與所處環(huán)境的一種約定,人對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和歷史負有責任。對于每一個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來說,他所處的環(huán)境,不是書本,而是他身陷其中的充滿斗爭的社會,是他周遭活生生的人民。
使命、犧牲、奉獻,還會給窮人看病,這會令我們想起耶穌,想起圣徒。耶穌、圣徒是完美的,宗教是與幽默不兼容的,而格瓦拉并不是板著面孔說教的領袖人物。在《摩托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格瓦拉是天真善良而又浪漫可愛的,甚至還有點壞,會耍些小花招。根據(jù)他自己的記錄,在旅途中,他在燒烤大宴上佯裝喝醉偷偷地夾帶紅酒出來找地方私藏;他和旅伴靠著一張把他們吹噓成“專家”的報紙在智利騙吃騙喝;他還借著酒勁騷擾有夫之婦結(jié)果差點遭群毆……這些細節(jié)都令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這個壞小子也是極具熱心和同情心的。他的目光常常落在那些底層人的身上:得不到救助的垂死老人、辛勤工作還要忍饑挨餓的礦工、在沉默中受壓迫的印第安人、與世隔絕的麻風病人……唯有深刻的同情,才能寫出這樣的詞句:“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時刻,在那些最遠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們明白了籠罩在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生命中的極大悲劇。那一雙雙即將沉淪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絲對諒解的渴求,以及對那份失落于空虛之中的慰藉不顧一切的追求。同樣,他們的身體也將消失于籠罩在我們四周的那種無窮無盡的謎團之中。”
年輕時的瘋狂,不管后來是怎樣地被否定,必然會影響一個人日后的重大抉擇。從格瓦拉后來的經(jīng)歷和著述中可以覺察到,青年時代的摩托之旅為革命事業(yè)做了鋪墊。年輕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車,一路飛奔而去,遠離有保障的優(yōu)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陸的民情。他在后來的講話中說道:“要真正走近人民,就要與人民感同身受,就要了解他們究竟渴望什么、需要什么、感受到什么……”(1959年12月28日的講話)當他的手與麻風病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時,當他俯下身來與又臟又臭的窮苦病人溝通時,他深深體會到“孤獨”和“貧困”的真實滋味。這些舉動與政客和慈善家的作秀有本質(zhì)區(qū)別。獻愛心的表演往往是居高臨下的,施與者借助受施者的熱淚感謝給自己增輝,而格瓦拉的視角則是與那些需要救助的窮苦人平齊的,在做出這些善舉之前,他已經(jīng)把自己和他們看成了一樣的人,看成了應當與之團結(jié)一致、休戚與共的人。他知道,在麻風病人面前,“對這些可憐的人來說,把他們當成普通人看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把他們當動物看,這樣的心靈禮物卻是無價的”。盡管我對拉美的解放者把窮人神圣化的理想持保留意見,但比起大把撒鈔票派紅包的偽善,我還是更喜歡這種俯下身來與窮苦人感同身受的真誠。格瓦拉還曾說過:“我們不應當跑到人民跟前這樣對他們說:‘我們來啦,我們親自跑來關心你啦,我們要用我們的科學來教導你,把你的錯誤、你的沒文化、你對基本常識的一無所知展示給你看。’我們應當懷著調(diào)研的熱情,懷著謙卑的精神,來向人民這一巨大的智慧源泉學習。”(1960年8月19日的講話)一個有良心的政治家,不論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人民的智慧,起碼應當在民眾面前保持謙卑之心。
漫漫長旅中,追求正義、改變現(xiàn)狀的理想在未來的革命家心中發(fā)芽。格瓦拉在親眼見證了一個患哮喘病的窮苦老婦垂死掙扎的慘狀后發(fā)出這樣的慨嘆:“在這個時候,醫(yī)生就會感到完全力不從心,就會渴望變革,渴望消除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他進一步寫道:“我無法預知目前這種建立在荒唐的等級制度上的秩序還會持續(xù)多久,但是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現(xiàn)在真應該少花些時間自吹自擂了,而應該多花些錢用于改善對社會有用的事業(yè)了。”既然寄希望于統(tǒng)治者無用,那只有發(fā)動革命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了。后來,在古巴,格瓦拉和戰(zhàn)友們一起推翻了專制統(tǒng)治者,開始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新國度。
盡管古巴革命創(chuàng)造的新世界并沒有成為革命者當初所設想的那個樣子,但在革命高歌猛進的歲月里,大部分拉美知識分子還是對加勒比海上的那塊土地寄予厚望的。古巴革命絕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海島上的革命,從馬埃斯特臘山區(qū)走出來的蓄著大胡子的戰(zhàn)斗者懷有把革命火種燃遍美洲大陸的理想。這種理想早已在年輕的格瓦拉心中生根了。《摩托日記》所記載的那一次偉大旅行,也是一次發(fā)現(xiàn)美洲之旅。
因為歷史上的殖民統(tǒng)治和地理上的阻隔,拉丁美洲諸國呈現(xiàn)出各異的風貌,對彼此的了解還有待加強,更不用說在許多國家之間因歷史遺留問題而持續(xù)至今的積怨了。對于阿根廷人來說,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是陌生的。在他們的建國史上,有過大規(guī)模屠戮印第安人的記錄。無論是人種還是文化,阿根廷似乎都更接近歐洲而非拉丁美洲。在許多拉美人眼里,阿根廷人似乎總愛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越感,仿佛他們是拉丁美洲的一等公民。對于格瓦拉和格拉納多這兩個雄心壯志的阿根廷小伙子來說,要了解拉丁美洲,必須深入大陸的腹地。
越往大陸的深處去,越能接近身處底層的人,那些歷經(jīng)磨難而終未滅絕的印第安人。從一個白種人占絕大多數(shù)的國度走出來的格瓦拉,沒有為自己的白人身份而自豪,而是陷入了對身份的沉思。他記錄了秘魯印第安人的愁思:“他們到死都盼望著子孫們的血管里能流淌著一滴殖民者的血,盼望著這滴血有著神奇的力量,能夠幫助他們的子孫后代實現(xiàn)自己一輩子都沒實現(xiàn)過的愿望。”統(tǒng)治者以膚色劃分等級的習慣與底層人代代相傳的自卑情結(jié)相輔相成,共同維護著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怎樣才能改變這一切呢?
格瓦拉在日記中提到了那些觀光客:“對于來秘魯旅游的大部分北美人而言,馬丘比丘都是他們的必游之地。一般情況下,他們坐飛機直達利馬,游覽庫斯科,參觀遺址,然后直接回家。他們認為,除此之外便沒有什么看頭了。”這些外國游客是來消費的,他們心里明白,沿途所見的當?shù)鼐用瘢桥c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的,只是花錢看到的景色的一部分。而對于格瓦拉和格拉納多而言,他們所見到的所有居民都是他們的同胞,是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的兄弟姐妹。他們設法了解所到之處的歷史,記錄與所見之人的相會,思考這些國家的前途。在縱貫南美大陸的長旅中,他們愈發(fā)與整個拉丁美洲相認同。在秘魯一處麻風村的食堂里開辦的派對上,格瓦拉舉杯說:“雖然我們身份低微,無法成為某項偉大事業(yè)的代言人,但是,經(jīng)過這次旅程,我們堅信,分裂拉美國家完全是癡心妄想!分裂只能帶給我們不穩(wěn)定,帶來虛幻。從墨西哥一直到麥哲倫海峽,我們同根同源,同屬梅斯蒂索族。”梅斯蒂索即印歐混血人。梅斯蒂索的概念也就是拉丁美洲的概念:沖破地理、人種的阻隔,交融而成一個獨立自由的偉大統(tǒng)一體。
那一天是格瓦拉的生日。他在日記中記道:“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還是個小伙子的我轉(zhuǎn)眼已經(jīng)二十四歲了。我已經(jīng)進入了生命的銀婚時代,站在人生四分之一的門檻上回顧過去……”他未曾料到他的生命會那樣早地終結(jié)嗎?
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政府軍俘獲的游擊戰(zhàn)士切·格瓦拉慘遭殺害。青春的夢想未曾褪色,三十九歲而依舊年輕的他死在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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