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實錄：日本學者筆下的鴉片戰爭

第一章 衰世

乾隆皇帝散發的方式是極其大方的。鎮壓新疆回族之亂、臺灣林爽文之亂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亂，出兵西藏，遠征緬甸等等，在支出軍費上毫不吝惜：進而又在完成編纂八萬卷的《四庫全書》這一空前的文化事業上，投入了巨額的國家經費。歉收之年則慷慨地免去租稅。國庫簡直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起碼從乾隆皇帝揮霍的方式來看，會叫人這么認為。

前言

　　鴉片戰爭是東方與西方的相遇，但這種相遇不是站在平等的立場上。重點恐怕應當放在對于東方的“來自西方的沖擊”(western impact)上來理解，在當時的情況下，東方與西方相遇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對于西方來說，東方首先是可以傳布基督教的宗教上的處女地，而且早就為此而進行了研究。接著——特別在產業革命之后，東方是作為銷售西方商品的市場和作為西方所需要的茶葉等商品的供給地而被進行研究的，傳教士與貿易商人一起航海來到東方，他們把自己的見聞傳到了西方的祖國。

　　可是，對于東方來說，西方不過是“夷狄之地”。東方對待西方雖然也曾有過某種好奇心，但未曾懷著西方對待東方的那種宗教的狂熱或貪得無厭的利欲來面向西方。

　　外國人早就來到中國的澳門和廣州，但其人數有限，終于未能在中國人的中華意識中留下什么影響。由利瑪竇所開創的傳教活動，由于多次的傳教禁令，終于也無力使中國人的眼睛轉向國外。從東方去西方的人數極少，少數的漂流者和移民到東南亞的人們，雖然接觸了西方，但他們與祖國隔離，他們的見聞未能傳到中國。

　　這樣，西方對東方有著相當多的知識，而東方對西方的了解卻幾乎象一張白紙。這張白紙不得不因來自西方的沖擊——鴉片戰爭——而染上了顏色。

　　由于原來是一張白紙，所以染上的顏色就特別顯眼，我們可以象科學家在觀察試管中的試驗那樣，了解到東方的“來自西方的沖擊”的狀況。同時在這里也許還可以再現原來的白紙——前近代的東亞的面貌。

　　即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鴉片戰爭也是“頗有趣味”的，它簡直就象一次受懲罰的重大歷史事件。首先，由于這次戰爭，我們所居住的東亞打開了近代史的扉頁。關于這一點，可淪述的問題很多，而且應當從各方面來理解。我曾經寫過近三千頁稿紙的小說《鴉片戰爭》，但我并不認為篇幅長，也不覺得把該寫的都寫完了，所以我還想再一次來寫鴉片戰爭，只是這一次不用小說的體裁，而是用實錄的方式。

　　這樣一個今后仍然需要大加討淪的事件，而世界史的教科書卻以寥寥數行的說明，就把鴉片戰爭對付過去。我想比教科書略為詳細一些來敘述一下鴉片戰爭的經過，希望能為更深入發掘近代史的人們的工具箱里提供一點資料。我極力想把這些資料擺列得好一些，以免使它顯得太難看。

　　一般來說，概述之類的東西，往往要面面照顧，重點不突出，容易顯得枯燥無味。但是，涉及到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的面子，我起碼必須要把它寫成一本“可以讀下去”的書。既是概述性的，又要使它有吸引力，也許會“貪多嚼不爛”，但我確實是懷著這樣的意圖而提起筆來的。這也可

　　能是我這個并非學者的小說家的特權吧。正因為如此，本書的內容我想一定會有不少有賴于博雅之士斧正的地方。

　　陳舜臣一九七一年五月

序

　　馮牧

　　不久前，卞立強同志告訴我，他所翻澤的我國旅日著名作家陳舜臣先生的煌煌巨著、長篇小說《鴉片戰爭》，即將在國內出版。這件事令我欣慰不已。雖然陳舜臣先生的著作在國內已經有過幾種譯本，有的作品，例如《鄭成功》，在國內已經廣為傳播，贏得了廣大瀆者的重視與贊揚。但是，作為一名國際知名的作家，由于他的許多代表性著作還沒有在他的祖國出版，因而在自己的同胞中得到的榮譽和產生的影響，還沒有在他所客居的國家—一日本那樣廣泛和深入，這一點不免令人感到遺憾。因此，當我很高興地獲悉，陳舜臣先生的一本歷史文文學著作《鴉片戰爭實錄》將要在國內出版的時候，我是很愿意在書前寫兒句話，借以表達我對于這位旅居日本的著名華僑作家的欽敬之情。

　　陳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個人出生在日本神戶。他持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護照，但是除了漢語舊體詩以外，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日文寫成的。這常常造成了一種誤解；由于他著作等身，聞名遐邇，而又多次獲得日本的文學獎，因此他的名寧在國際文壇上有時被列入當代一些著名的日水大作家行列之中。然而，他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雖然他只能講閩南活而不能用流暢的普通話表達思想，但無論從思想氣質上來說，或是從文化性格上來說，他都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作家——一個精通祖國的歷史，對于中國人民和中華大地有著深沉的民族情感的中國作家。這就不難了解：為什么陳舜臣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國的歷史和人物作為題材的。他是一位有很高藝術造詣的文學家，同時又是一位對于祖國母親的光輝悠久的歷史，有著深湛熟稔的研究和理解的歷史學家。有人曾說，陳舜臣先生即是富有高度文學素養和寫作技巧的歷史學者，又是能夠以洞徹明察的歷史家眼光來看待生活、看待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優秀作家。我以為這并非溢美之詞。

　　陳舜臣先生在青年時代和大學生活中曾經是一位研究東方語言的語言學者，他在文學征途上起步很晚，在一九五七年他年已三十三歲的時候．才創作并發表了他最早的文學作品。從此以后，他在文學創作上才思如涌，后來居上。他在文學路程上的前進步伐，尤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在二十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出版了數以百計的創作和著作。陳先生最早曾經以歷史推理小說進入文壇，并因而獲獎，但為他帶來國際榮譽的，則是他的以中國和日本歷史人物和事件為題材的各種形式和體裁的小說。他的長篇小說《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都是首先在報刊上連載，得到人們的交口稱贊以后才出版的具有史詩規模的宏篇巨作。現在呈現于讀者的《鴉片戰爭實錄》，則是他在創作長篇小說《鴉片戰爭》，并且對于祖國清末史實和人民生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的一本即興之作，從這本篇幅不大的文學隨筆式的著作當中，我們也叮以看到作為一位文學家的歷史見地和作為一位歷史學者的動人文采。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們對于他的長篇小說《鴉片戰爭》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于我們對于書中所描繪、所剖析的那個歷史年代的社會生活和歷史人物真實而形象的感受。

　　最近幾年，陳舜臣先生還寫作和出版了一些用別開生面的方法寫成的歷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五卷的歷史巨著《中國歷史》和兩卷本的《中國五千年》，這兩本著作，用優美、生動、幽默和富有哲理的文字，創造性地用引人入勝的文學語言，描寫了中國人民所走過的歷史道路。這些著作，反映了陳舜臣先生的歷史觀和社會觀，同時也表達了深摯的愛國主義情思。它們已經在日本廣為傳誦，并且被汁多學校和部門指定為研究和了解中國的必讀書或參考書。我希望，這兩部書有一天也能夠以中文版本和作者祖國的廣大同胞見面。

　　陳舜臣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算來剛剛度過了他的六十春秋。我們預祝他身筆兩健，創作豐收，正如他在一首用中文寫作的七言絕句中所門期的一一

　　天囑文工立紙碑，馬遷維我一莖絲，

　　眼花尚瞰蠅頭字，緊握彩筆從所之。

　　我深信并且祝愿，陳舜匪先生的“彩筆”將永遠在握，將水遠以他旺盛的創作精力，寫出更多的佳作來。

　　一九八五年二二月五口于北京

走下坡路的時代

　　首先談一談鴉片戰爭的時代背景。

　　英國派出遠征軍是一八四零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號相當于天保十一年。

　　中國當然是清代。從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后、實質上統治中國的清世祖順治元年(一六四四)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滅亡的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的七十一年前。

　　就年號來說，日本歷史上最長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一九七一年已為昭和四十六年 ，刷新了這個記錄。

　　從中國的記錄來看，超過六十年的年號有兩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沒有超過五十年但超過四十年的年號，有明朝的萬歷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漢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這位皇帝有著改年號的嗜好，從即位時的“建元”到死時的“后元”，實際使用了十一個年號，其中沒有一個年號超過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過兩次年號，開元是二十九年，天寶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號達八次。

　　在位時間長，不僅要皇帝的壽命長，還必須年輕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長，不是被廢，就是亡國。對專制帝國來說，皇帝的資質往往左右國家的命運。

　　由富有進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實行革新的政治，隨著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漸老練地推行——這是理想的形態。不過，白秦始皇以來二千二百年期間，實現了近于這種理想形態的卻為數極少。

　　上述各個年號的期間，除了明代還有點疑問之外，人體上可以說都是該王朝的全盛時期。尤其是超過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間只夾著雍正的十三年，幾乎是互相連接的。

　　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黃金時代，恐怕是沒有異議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鎮壓的政治，當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兩個長達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就這一點來說．盡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時代。

　　這三代可以這么說：康熙是積蓄，雍正是維持，乾隆是散發。

　　乾隆皇帝散發的方式是極其大方的。鎮壓新疆回族之亂、臺灣林爽文之亂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亂，出兵西藏，遠征緬甸等等，在支出軍費上毫不吝惜：進而又在完成編纂八萬卷的《四庫全書》這一空前的文化事業上，投入了巨額的國家經費。歉收之年則慷慨地免去租稅。國庫簡直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起碼從乾隆皇帝揮霍的方式來看，會叫人這么認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紀，精力和智慧都會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慮到這個問題。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預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當時他六十八歲，打算再執政十七年，他認為八十五歲是執政能力的極限。

　　如他預告的那樣，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還活了四年。如果他要執政到死的話，乾隆將為六十四年，超過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開創世界紀錄。

　　把八十五歲看成是極限，這當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種帝王的過度自信，實際上極限期早就到來，政治已經紊亂，只不過是“乾隆盛世”這個招牌把它掩蓋著而已。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時代的寵臣和紳被處死，他被沒收的財產，據說不下八億兩白銀。當時政府的歲收為七千萬兩，就是說，和紳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國家歲收。他當過二十年的內閣大臣，換句話說，每年國家歲收一半以仁部落進了他的私囊。

　　允許這樣一個胡作非為的寵臣的出現，這本身就說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經進入了走下坡路的時代。

　　繼乾隆之后的嘉慶皇帝執政的二十五年期間，可以說是一味地掩飾破綻的時代。“乾隆盛世”的過度揮霍，早巳到處露出破綻。不過，嘉慶年間還勉強平定了白蓮軟和天理教之亂，總算沒有發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過了。

　　嘉慶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這時已經不是衣服露出破綻的問題，而是肉體上千瘡百孔，到處流出積年的膿血了。鴉片戰爭就好似瞅準了這個不幸的時代而發生的。

　　據《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為一億九千三十四萬人。而大約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戶部檔案》，則記載全國的人口為三億九千四百七十八萬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這期間的耕地面積僅增加百分之十八。總生產量并沒有多大變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當然相應地減少，國民的生活越來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應當說是“乾隆盛世”的產物，而繼承這份遺產的卻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詩人

　　鴉片戰爭爆發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四月，一個四十八歲的詩人悄悄地離開了北京。

　　詩人的名字叫龔自珍，號定庵。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母親是清代著名的學者段玉裁的女兒，他也受過外祖父的啟蒙教育，小時候跟外祖父學《說文解字》。父親是進士出身的高級官僚。應該說，這位詩人是在優裕的環境中成長的。

　　龔自珍的性格從小就多愁善感，據說在黃昏吋聽到如咽如噎的嗩吶聲，立即就會暈倒過去。他的詩中說：

　　行年迨壯盛，

　　此病恒相隨。

　　可見到了壯年之后，他這種因黃昏的嗩吶聲而暈倒的怪毛病，仍然沒有得到矯正。

　　他四月單身離開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屬，但他終于沒有進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屬匯合。

　　看來是為了避入耳目。

　　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有人說是因為他同皇族的愛妾之間的曖昧關系暴露，感到處境危險。也可能是這樣。當時都傳說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顧太清女士，而這種傳說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顧太清，字子春，是滿族婦女。她容貌美麗，雖是滿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卻造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學才能的才女，著有《東海漁歌》和《天游閣詩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孫奕繪的側室，也是載釗、載初兩個輔國將軍的母親。

　　她的作品一般被認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點。所以她寫的詞要比詩好，在清代的詞當中恐怕應列入前五位。詞又稱“詩余”，沒有詩那樣嚴格的規則，這種形式輕松自在，適宜于表現個人的情感和情緒。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熱情，討厭陳腐規則的束縛。

　　龔自珍也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這兩位具有絕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師，很有可能由于某種機緣而結合在一起。

　　詩人匆忙離京回鄉的原因，雖然還弄不清是否是由于同顧太清的戀愛問題，但離京的情況很不正常是肯定無疑的。

　　他的神經極其敏感，稍微輕輕一觸，那緊繃著的心弦，立即發出微妙的音響。他的這種敏感的神經，連他自己也感到害怕。當他實在無法抑制時，就破了詩戒。

　　所謂詩戒，就是發誓不寫詩。看來他是把寫詩和喝酒、抽煙同樣看成是一種惡習。他深知自己感情過于熾烈，擔心寫詩會給這種熾烈的感情火上澆油。

　　他已經三次給自己加上了這種詩戒的約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濫，如果不寫詩來加以疏通清理，泛濫的感情就會不可收拾。

　　所以在這次回鄉的途中，他寫了三百一十五首雜詩。一八三九年是己亥年，因此把當時寫的詩稱作《己亥雜詩》。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經切身痛感到“衰世”的來臨，這種衰世感已滲透到他的心靈深處，使他感到深深的憂患。

　　當時的有識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為這走下坡路的時代而感到擔憂，因為中國人是極其尊重歷史的民族。印度人所關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們的文獻上所記載的大多是關于宗教的事情，據說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為信的。相比之下，中國的史料太豐富了，他們留下的文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歷史的記述。他們是這樣一個尊重歷史的民族，所以時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為深刻。而且龔自珍是以詩人的敏感來感受這種時世的衰落，所以他的憂患必然是異常深刻的。

　　他寫過一首五言律詩《賦憂患》：

　　故物人襄少，

　　猶蒙憂患俱。

　　春深恒作伴，

　　宵夢亦先驅。

　　不逐年華改，

　　難同逝水徂。

　　多情誰似汝?

　　未忍托禳巫。

　　這首詩的大意是這樣：在這個人世上，故物(不變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憂患”卻緊緊地纏著我。在春深的季節，它形影不離地伴隨我；在黃昏的夢中，也是它最先進入我的夢境。盡管歲月流逝，情況依然如舊，并沒有象流水那樣一去不返。恐怕沒有人象我這樣重感情的了。盡管憂患緊緊地纏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這么深，我還不忍請巫婆來把它趕走。

　　當時的讀書人一般都懷有這種“憂患”之情，而龔自珍的憂患特別深。

　　人們往往把旅行當作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種方式。

　　他在回鄉途中經過鎮江的時候，恰好趕上了廟會。當時，人們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風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規，對神有什么祈求，要寫在青色的紙上，供在神像前，稱之為青詞。參加這次廟會的有好幾萬人，十分熱鬧。有一位道上請求龔白珍為他寫一篇“青詞”。

　　“要祈求神嗎?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龔自珍的憂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淚。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以上就是他當時寫的詩，收在《己亥雜詩》中。

　　九州即中國。中國的蕓蕓眾生都在祈求風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賴，萬馬都無聲息了。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我希望上蒼重新振奮起來，降下破格的人材吧!

　　這是一種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愛讀的一首詩。

　　希望有“破格”的人材，這是近代中國人懇切的愿望。

　　誠然，與其依賴于風神、雷神，還不如寄希望于英雄。不過，盼待英雄，還不如自己成為英雄。

　　龔自珍大概是由于愛情的糾葛而離開丫皇都北京，他對這次逃離首都當然感到羞愧。他思念在北京交往的友人。就詩文來講，朋友中沒有人能超過他，但他的這些朋友雖說不上是“破格”，卻都是天下有用的人材。

　　“唯有我落到這步天地……”龔自珍感到自己跟這個衰世太息息相關了。他覺得：“正因為如此，我比任何人都能從心靈深處直接感受到衰世，而且比任何人都能準確地表達衰世。我將通過這種表達而使有熱血的人振奮起來，不僅是同時代的人，就是下一時代的年輕人也會心靈為之震動……”

　　唯有這一點使這位逃離首都的落魄詩人感到心靈上的安慰。

　　實際上也確實如此。

　　清末所有的革命志士，可以說都受過龔自珍的影響。不過，這不是一種思想體系的影響，而是一種近于宣傳鼓動的文學影響。

　　思想未成體系，也許是龔自珍的致命弱點。但是，要求他的思想成為體系，這本身就是無理的，因為他本質上是個詩人。

　　不少人對他的文章的過激和奔放的一面抱有敵意，尤其是對于重視正統的古文學派和不喜歡過激的改良主義派來說，他是很不受歡迎的。

　　讓我們來聽一聽古文學派的代表章炳麟對龔自珍的評價。他在《說林》這篇文章中詆毀龔自珍說：

　　……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

　　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學涂地垂盡，將漢種滅亡之耶！

　　其次，讓我們來看一看改良主義派的代表、本世紀啟蒙學者梁啟超在論清末學術思想的文章中關于龔自珍的評價：

　　……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但稍有進步，則知其淺薄。

　　就是這樣兩位對他抱有反感的學者，也不能不承認龔自珍的詩文緊緊地抓住年輕人的心靈。

　　龔自珍是與魏源并稱的公羊學者，但我希望對他作為詩人的才能給予高度的評價。他的才能是在于他是個直感的詩人，而不是自成體系的學者。我覺得他的直感能力的敏銳，甚至使他成為一個預言家。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都從龔自珍談起。不過，很難說他是政治史舞臺上活躍的人物。歷史上的人物大多由于時代光芒的照耀而顯赫一時，但卻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光芒來照耀時代，而龔自珍卻令人感到他是這樣少有、難得的人。他自身就是一個發光體，給我們照出了鴉片戰爭的時代，甚至預言了下一個時代。

　　他在一篇題名為《尊隱》的著名的文章中說：在這個《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在“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鵑旦不鳴”的時候，“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

　　這篇文章很費解。大體的意思是這樣：在這個曰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們卻鼾聲大作，沉沉入睡。但“山中之民”在天地與神人的支持下，即將大聲地吶喊著，蜂擁而未了。

　　有的評論家認為，龔自珍以這篇文章預告了鴉片戰爭之后太平天國等的農民革命戰爭。這種說法也許太過分了一些，但是盡管龔白珍本人并不意識，他確實為下一個時代投射了光芒。

　　龔白珍在鎮江廟會的人群中，腦海中一個接一個地浮現出不久前接觸過的各種人的面影。他想起廠曾任兩廣總督、當代首屈一指的學者、白發皓首的阮元。阮元已經功成名遂，當時正隱居在揚州，他曾和來訪的龔自珍淡淪了許多經學上的問題。

　　正如《己亥雜詩》中所說的那樣：“談經卻忘三公貴。”龔自珍曾和阮元暢談得入了迷，甚至忘記了對方是被人譽為國家柱石的高貴的大人物。

　　龔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個給人的感覺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這個人就是林則徐。他已擔任欽差大臣，應當已到達任地廣州，在從事政務活動了。朝廷派他去廣州是為了禁絕鴉片走私進口的。這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作，但是這項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準備去死嗎?”詩人的腦子衛突然冒出了這樣的想法。這是不是由于于旅途的勞累，從腦子里偶然冒出來的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呢?

　　“不!不是胡思亂想!”他在內心里跟自己這么說。

　　他這么想是有根據的。林則徐拼出一死去廣州，這本身就是根據。

　　一想起林則徐。詩人的腦子里就象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宦南詩社同人們的面影。

　　“多么珍貴的朋友啊!”龔白珍想到這里，產生一種陶醉的感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淚水。

宣南詩社

　　中國的讀書人一定要寫詩，這可能是一種涵養鍛煉，在調整平仄和音韻以及思考對句的過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寫詩在中國的讀書人中間十分普及，日本寫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這兩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能稱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樣，中國所謂的詩人，是指那些能寫出極其優秀詩篇的人。中國并無詩人這種職業，詩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淵明辭官之后，并不是靠寫詩乞飯，而是回到田園，耕田種地，以此來維持生汁。

　　詩是感情的抒發，是對人及自然的觀察，其根本是一種表現的欲望，希望有人來讀它，褒獎或批評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獨感的一種手段。所以人們喜歡同氣味相投的人一起進行寫詩活動，因此就產生了“集團”。

　　龔白珍所屬的集團稱作“宣南詩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濃厚的公羊學的傾向。

　　所謂“公羊”，是孔子所編《春秋》的注釋書之一。這種對《經》所作的解釋，稱之為“傳”。《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傳。就詳細注釋歷史的事實來說，《左氏傳》最為杰出；《公羊傳》則把重點放在貫穿于史實之中的理念上。《公羊傳》尊重所謂的“微言大義”，是基于這樣的解釋：孔子在《春秋》這樣枯燥無味的史實羅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歷史。

　　中國自古以來關于區別“華夷”——即文明和野蠻——的觀念是極其強烈的。拿《春秋》來說，在談到文明的國家時，如稱齊人、秦人，都要加一個“人”字，而在談到野蠻的國家時，僅以夷、狄、戎等來表示，不加“人”字。不過，經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載：“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殼。”這就是例外。

　　人們對這個例外作這樣的解釋：給中華之國晉加人，對夷狄的姜戎不加人，這是遵照一般的慣例。但對中華的一國秦也不加人，這是因為秦在這次戰爭中攪亂了人道，因此不給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視同夷狄。相反，野蠻的國家因有善行，有時也稱作狄人。

　　在記述無關緊要的事實的文章中插進激烈的歷史批判，正是公羊學所重視的。隨著歷史批判精神的增強，這種學風必然帶上政治的色采。不僅是對歷史，對現實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學習公羊學的人，一般都是從歷史批判開始，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組織、國防、經濟、漕運、產業等各個領域中，對實際政治表示深刻的關心，并不斷地加以評淪。

　　中國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學被視為正統的學問。朱子學的重點是放在文獻批判上，終于產生了象南末王應麟那樣的考證學者。清朝因襲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學當作官學。

　　清代的學問可以說是清一色的“考證”，清代學術的精華就是考證學。考證需要嚴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義，因此可以稱之為近代的科學的學問。但是。其末流還是墮落到為考證而考證。拼命地進行考證，但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自然地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因此，作為考證學的反動，逐漸研究起批判實際政治的公羊學。不過，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學并未能取代考證學而成為學問的主流。

　　當時公羊學的泰斗是劉逢祿。龔自珍是劉逢祿的門生，同門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詩社的同人。鴉片戰爭的主角林則徐，以及可以說為鴉片戰爭起點火作用的黃爵滋，都是該詩社的同人。

　　據龔自珍的年譜記載，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會諸友觀賞海棠花。這次聚會是徐廉峰和黃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瑩、潘曾綬兄弟等十四人參加。這一天大概商談了結社的問題，因而五月誕生了宣南詩社 。

　　據魏源的年譜記載，五月的聚會除了上述朋友之外，還有林則徐、張維屏等人參加，會上成立了“宣南詩社”。并互相以詩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龔自珍將同人邀集到龍橋寺，舉行了酒會。

　　當時正是公羊學的泰斗劉逢祿去世的第二年，所以也可能商談了刊印恩師遺稿的問題。這件工作決定由魏源一個人來承擔。

　　林則徐雖：喜歡社交．但他沒有參加宣南詩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會。他暫時在故鄉福建服父喪，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賞花時，他可能還沒有抵達北京。

　　宣南詩社的同人都是當代的英才。在他們聚會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詩酒應酬，同人中既有龔、魏這樣公羊學的雙璧，也有象林則徐、黃爵滋等那樣充滿朝氣的官吏，不難想象，在他們中間會談論“衰世”的問題。

　　“這樣下去行嗎?”

　　“一定要想辦法!”

　　“那么，想什么辦法呢?”

　　公羊學的特點是，排除抽象的言詞，進行符合實際的考察，所以他們肯定會作以上的交談，議論種種改革現狀的辦法。

　　下面讓我們來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結社當時的年齡和地位。

　　林則徐，四十六歲。因父親去世，辭官眼喪。在這以前任江寧(南京)布政使，宣南詩社成立三個月后，任湖北布政使．離開北京。各省的長官為“巡撫”，巡撫不僅管行政，而且掌握軍權。巡撫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負責一般行政和財政，后者輔佐司法，相當于副省長。在宣南詩社的同人當中，他的官位最高。

　　龔自珍，三十九歲。前一年剛中進士。曾被任命為知縣(縣長)，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擔任原來的職務——內閣中書。中國的縣比日本的縣要小得多，大體相當于“郡”。內閣中書是從七品官，林則徐擔任的布政使是從二品官，叮見他們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歲。跟龔白珍同樣是從七品官的內閣中書，但未中進士。當時他作為公羊學者已經名聲很高，但中進士卻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時他已經五十一歲。

　　黃爵滋，三十八歲。翰林院編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歲時中進士，未去地方工作，進入了翰林院。在中進士的人當中，成績優秀者才能進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為地方的知縣。可見龔自珍雖中了進士，但他的考試成績并不佳。林則徐二十七歲中進士，因成績優秀(在二日三十七名進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黃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進修任務后，又就任編修。這個官職雖不過是正七品，但作為步上青云的階梯，等于是未來的遠大前程有了保證?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詩社成立時的同人當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資格的只有林則徐，但他在北京僅待了三個月就去廠湖北。所以，宣南詩社的同人們雖然在大談政治，而他們的意見并不能反映到實際的政治中去。他們在那里不過是在進行政論的訓練，有時練習練習奏文的文稿而已。

　　關于錄用官吏考試的“科舉”制度，宮崎市定先生寫過一部專著(《科舉》，收入《中央公淪新書》)。

　　通過府試、鄉試等幾層艱難的考試及格，即成為舉人。只有舉人才具有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的資格。會試及格才成為進士。每次會試有上萬的舉人參加，中進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這道難關之難過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間科舉的特點，反映了當時年歲最大的軍機大臣曹振鏞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曉四書五經之外，其重點是放在要求認真寫字上面。據說：“遂至一劃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叮見拘泥于文字的書法甚于對文章內容的要求。

　　當時的各種書籍中也有記載這種情況的文章。如：“專尚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燕下鄉脞錄》)“舉筆偶差，關系畢生之榮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貫注于書寫端正的楷書，雖一點一劃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論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寫不好端正楷書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難考中進士。中不了進士，這在當時就意味著堵塞了當高級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臺。

　　作為學者，魏源或龔自珍都要比林則徐更為杰出。但林則徐二十七歲就以優秀的成績考中了進士。而龔自珍三十八歲，魏源五十一歲才中進士，其成績都未達到能進翰林院的水平。

　　龔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筆跡，他們的字確實很難說寫得好，雖然不能說十分拙劣，但確實有不少毛病。他們很難通過最重視書法的考試，不是沒有原因的。

　　科舉的考試，對于象林則徐那樣循規蹈矩的正統人物是有利的，對于象龔自珍那樣感情用事、藝術家風格的人物則是一大難關。人們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會被錄用官吏的考試刷落下去。所以人們說道光年間的政界情況是“厭厭無生氣”，這樣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進士，就要終生把當年會試的考官尊之為“師”。林則徐是嘉慶十六年中的進士，當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書迷曹振鏞。看一看林則徐的日記，就可了解他對這位老師是衷心效勞的。

　　當時的派閥和人事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這種禺然的因素來劃分的，并不怎么考慮思想或抱負。不過，宣南詩社并不是同人們偶然的匯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們的集團，所以他們在思想或抱負上都有某種相似之處。

　　黃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們都鼓勵他說：“快點升官，使你能有寫奏文的資格!”

　　在皇帝獨裁的時代，所謂“政治”，就是向皇帝陳述自己的意見——即呈遞奏文。

　　林則徐已經具有呈遞奏文的資格，同人們對他當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詩社成立后三個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們碰到什么問題。一定還會這么談論的：

　　“希望林公能考慮這個問題!”

　　“要是林公的話，他將怎么處理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負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通過高級官僚這條途徑。

　　從這個意義來看，林則徐可以說是宣南詩社寄托期望的人物。

第二章 午睡之友

清朝是采取銀本位制，貨物的價格足以銀多少兩的方式來表示。這里所謂的“兩”只是重量的單位，一兩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銀十兩吋，可以付十兩重的銀塊一個，也可以付二兩重的銀粒五個。政府基本上不鑄造銀幣，所以其形狀不論是扁圓形的銀幣，還是球狀的銀粒或馬蹄形銀塊，都無關系，只要銀的純度和重量符合規定就可以。所謂“足銀”，是指純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銀子，并不是銀幣的名稱。

畸形的通商

　　中國清朝也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但這主要是來源于“中華思想”。

　　英國對與中國貿易十分熱心，早在十八世紀末，就派遣馬戛爾尼來北京，名義上是慶賀乾隆皇帝的八十壽辰的使節，實際上要他談判改善通商。

　　清朝政府對什么對外貿易根本不予關心。

　　當時乾隆皇帝托馬戛爾尼勛爵交給英國皇帝喬治三世一封“咨爾國王”的敕渝。其中寫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意思說，我們天朝物產豐富，什么也不缺，本來沒有必要同外國通商，互通有無。而且還認為，外國沒有茶葉、瓷器、絲斤(生絲和絲織物)等生活必需品，他們是為了謀求這些物品而航海來中國，天朝不過是根據“加惠遠人，撫育

　　四夷”的慈善精神而同意交易的。這是一種單方面施加恩惠的思想，絲毫沒有平等互惠通商的根本精神。

　　從當時交易的實況來看，清朝的進口商品也確實大多是叮有可無的奢侈品，清朝出口的茶葉是西歐的生活必需品。

　　茶是十六世紀初由海員和傳教士傳到歐洲的。最初是在藥店中當作貴重藥品用戥子稱著出售，后來飲茶的習慣在一般人當中逐漸地普及，特別是在英國，進入十九世紀以后，“飲茶休息”已成為每天的習慣，茶的需要量猛增。

　　當時，茶的供給來源只有中國，好多年之后才開始在阿薩姆 和餳蘭等地種茶，所以英國必須為從中國進口茶葉而付出巨大的金額。

　　可是，英國方面沒有適當的抵銷茶葉的出口商品，雖然想大力進行毛織品的出口，但這種商品顯然不適合中國人的愛好，出口量難以增長。至于鐘表和望遠鏡等，正如乾隆皇帝的敕渝中所說的那樣，那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

　　這樣就變成了中國出超、英國入超的所謂的“畸型貿易”。由于沒有抵銷的出口商品，購買大量茶葉的價款就必須要用現金來支付。這樣，英國船就載著墨西哥銀元和西班牙銀元去廣州，然后載著茶葉返航。

　　這里說明一下清朝的幣制。

　　清朝是采取銀本位制，貨物的價格足以銀多少兩的方式來表示。這里所謂的“兩”只是重量的單位，一兩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銀十兩吋，可以付十兩重的銀塊一個，也可以付二兩重的銀粒五個。政府基本上不鑄造銀幣，所以其形狀不論是扁圓形的銀幣，還是球狀的銀粒或馬蹄形銀塊，都無關系，只要銀的純度和重量符合規定就可以。所謂“足銀”，是指純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銀子，并不是銀幣的名稱。

　　實際上清朝也不是從來沒有鑄造過銀幣。據文獻記載，乾隆末年曾鑄造過三種銀幣，但地點是在邊遠地區西藏，數量當然也很少，可能沒有在中國內地流通過。鴉片戰爭后十五年，上海的商人王永盛和朱裕泰等人曾經鑄造過一兩重的貨幣，稱作“銀餅”。

　　既然私鑄都可以自由，純度一定的外國銀幣使用方便，當然受到歡迎。

　　清朝對于銅錢的鑄造，完全采取國家壟斷的政策，而對以其為本位的銀錢，卻一向抱著自由放任的態度。其原因是對銅實行控制可以防止武器制造，而銀不能成為制造武器的原料，所以允許私鑄，甚至同意外國貨幣的流通。

　　清末曾在吉林、武昌、長沙等地造過官鑄的銀幣。但吉林銀幣未怎么流通；武昌銀幣鑄造了六百四十八萬枚，但很快就收回了。大概是因為出現了偽造品。

　　中國銀幣的正式出現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當時出現了大量帶有孫文或袁世凱頭像的一元銀幣。前者稱為“孫頭”，后者稱作“袁頭”。

　　這些姑且不說。當時流通最多的是墨西哥銀幣，這種銀幣因有鷹的圖案，所以被稱作“鷹洋”。“洋”是洋銀，即西洋銀幣的意思。

　　這種洋銀作為出口茶葉的價款而流進中國，并且直接在社會上流通。國內充溢現銀時，平民比較容易生活，如果出現相反的情況，人民的生活就會受到壓力。

　　在大量出口茶葉而沒有象樣的進口商品的情況下，國內的銀錢過剩了。不過，中國的市場上終于出現了進口商品，但它不僅不是什么象樣的商品，而是根本不象樣的商品。

　　這就是鴉片。

　　進口印度制造的鴉片，使中國的貿易狀況徹底倒轉過來。英國想利用鴉片這種新商品的開發，而把常年入超的不平衡的對清貿易正常化。

　　這個企圖取得了成功。

　　大大地成功了!

　　英國向中國販賣鴉片的貨款數額，遠遠超過了從中國購進茶葉的貨款數額，這樣就出現了跟過去完全相反的情況。清朝方面僅以茶葉的出口來抵銷購進鴉片的價款已經不夠了，必須要用現銀來補充。于是，白銀大量向海外流出了。

　　由極端的出超而轉向極端的入超——這種異常的戲劇性的逆轉，當然給人民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關于白銀的外流，準備放在以后再談，下面想談一談鴉片問題。

罌粟之妖

　　明代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上說：“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之者。”意思說，前代很少聽說過，最近有人在處方中使用。可見中國原來并沒有鴉片。opium一詞來源于阿拉伯語，吸食鴉片的習慣可能最初產生于中近東一帶。

　　一旦吸上了鴉片，就很難戒掉。

　　J•科克托 說：“罌粟很有耐性。吸過一次鴉片的人，肯定還會吸。鴉片懂得等待。”又說：“一旦嘗到鴉片的滋味之后，沒有鴉片而活下去是很難的。”

　　中國過去不少人相信這樣的傳說：印度栽種罌粟時。把相思相愛的一對年輕男女綁在一起，當兩人的性沖動達到最高潮時，用利刃刺穿他們的心臟，讓縷縷流出的鮮血來灌溉罌粟。

　　一旦吸上了鴉片就很難戒絕，大概這和相思的男女難分難舍很相似，因此而編造了以上的傳說。所以中國的詩詞中也把罌粟稱作“相思草”。

　　拿詩來說，王尚辰有一首以鴉片為主題的長詩，題名叫《相思曲》：

　　炎荒瘴毒全蠶蠱，

　　皂鴉(指鴉片)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搗春華，

　　搏就相思一塊土。

　　相思土碎青煙飛，

　　拌使內地輸金錢：

　　閭閻元氣日澆薄，

　　綑溫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

　　朝暮無巳時。

　　但愿不識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遲。

　　吁嗟乎!

　　世間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為相思死。

　　這首詩以激昂的調子，譴責了鴉片的毒害。

　　但另一方面，也有這樣贊美鴉片的詞句：

　　若到黑甜之鄉，喚彼為引睡之媒

　　倘逢紅粉樓中，藉爾作采花之使

　　彼和爾都是指鴉片。睡午覺的時候，鴉片將成為催眠劑，在閨房中可作為媚藥。“采花”是性行為的雅語。

　　鴉片究竟通過什么途徑傳入中國，現在還不太清楚。上述《本草綱目》中有“前代罕聞”之句。“罕”是“罕少”、“稀少”的意思，可見大概并不是絕對沒有。

　　據明代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的關稅表，鴉片二斤的價值相當于銀條二根，其稅率規定為每十斤納稅銀二錢(一錢等于三•七三克)。可見正式的進口是得到準許的。當然，這是作為藥材，而且數量也很微少。

　　這種鴉片不是作為治病的藥，而是作為嗜好品在中國普及，是在進入清代以后。

　　據說吸食鴉片可能是從臺灣一帶開始普及的。臺灣有瘧疾這種討厭的風土病，鴉片作為鎮痛劑卓有成效，因此盛用鴉片。人們在把鴉片當作藥物服用的過程中，有的人變成了習慣。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中國吸食鴉片的惡習，之所以異常迅速而廣泛地傳播開來，恐怕可以列出種種的原因。

　　比如說，鴉片商人利用民眾的無知，不但隱瞞鴉片的毒害，反而宣傳鴉片是長壽藥，這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直到最近還有人真的相信鴉片可以延長壽命。從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種有益于身體的征兆——比如有人說，鴉片中毒患者不得感冒等。其實并不是真的不得感冒，不過是由于感覺麻痹，感覺不到感冒的癥狀。長期吸食鴉片的人戒掉鴉片之后，首先是猛烈地打噴嚏，咳嗽，感冒。這是因為鼻孔等的粘膜恢復了感覺。

　　很多人吸食鴉片，據說是由于鴉片可以延續性行為的時間。其實歸根結底，這也不過是因為感覺鈍化，而使得半睡眠狀態持續下去。

　　“鴉片會蘊育半夢。”——科克托的話說中了要害。

　　其次，由于政治腐敗，人口增加等原因，平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鴉片的作用可以使他們暫時忘卻現世的痛苦。這恐怕也是鴉片流行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拿英國來說，據說當時曼徹斯特一帶的工人也接二連三地染上了常吸鴉片的習慣，其原因據說是因為工資低，買不起啤酒和威士忌。酒也可以使人們忘卻人生的痛苦，鴉片是酒的代用品。由此可知，當時鴉片的價格是非常便宜的。

　　吸食鴉片在中國蔓延，應該說是瞅準了衰世。當時是“厭厭無生氣”的時代，所以讓鴉片有機可乘。如果是在生氣勃勃的時代——比如象康熙、乾隆的盛世，鴉片肯定是打不進來的。

　　日本之所以能阻止鴉片的侵入，其原因之一是，英國在印度大量生產鴉片并向外推銷的時期，恰好是幕府末期——日本民族的青春期。

　　此外還不能忘記一種奇妙的說法，認為鴉片適應東方人的體質。西方人是用酒來忘卻這煩惱的人世，曼徹斯特的工人是因為買不起酒，才不得已用鴉片來代替。酒可以使人快活、喧鬧，而鴉片能使人平靜、遲鈍、暝想。

　　“酒會誘致發狂，而鴉片能誘致節制。”這也是我多次引用的科克托的話。

漏銀

　　關于鴉片，清朝政府早就發出過禁令。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對販賣鴉片者的科刑是“枷號一月”和“發近邊充軍”，對開設鴉片館者的科刑是“杖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又再次發出禁令。這一年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孟加拉鴉片的專賣權，準備把鴉片作為對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

　　在乾隆六十年期間，前半期每年鴉片進口僅為二百箱至三百箱，后半期雖有所增多，但也未超過千箱。進入十九世紀以后——即嘉慶年間，鴉片進口才猛增。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已出現進口量劇增的傾向，所以清朝政府從關稅表中刪除了“鴉片”的項目，意思就是禁止進口。在這以前，進口商每箱鴉片向政府繳納稅銀三兩。一箱鴉片凈重1331/3磅——即一百二十斤，按公制恰好等于六十公斤。

　　接著在嘉慶四年(一七九九)禁止國內栽培罌粟。

　　當時主張禁止鴉片的人的理由是這樣：“……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殊為可惜。且恐內地人民輾轉傳食，廢時失業。”

　　可是，好象是嘲笑這種禁令似的，鴉片的進口卻有增無減。當然，這是走私進口的。

　　這顯然是由于當政者的玩忽職守。

　　他們對人民廢時失業感到無關痛癢，甚至害怕人民變得聰明起來。對當政者來說，愚民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人民繳租納稅，讓他們適當地吸點鴉片，處于半睡眠的狀態，反倒可以減少不少麻煩。

　　愚民政策實行過度，人民就會喪失繳租納稅的能力，另外還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這些對當政者當然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尚未出現這些狀況，當政者是不會重視這一問題的。

　　中國不象日本那樣唯有長子可以繼承父母的遺產，次子、三子也可以分得遺產。因此，一代一代地相傳下去，農業愈來愈分散，農民愈來愈貧困。日本依靠長子繼承制而維持住了作為社會的基礎和核心的“家”。而中國并不是這樣，人口成倍地增加，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等到意識到這一問題時，全國人民絕大多數已變成了吃上頓沒下頓的

　　赤貧農民，接近于生活極限線。所謂生活極限線，就是養不活自己和家屬的生活極限狀態。一旦逼到這種狀態，就繳納不起租稅，繳不了租稅，就只好逃亡。逃亡的人民是流民。他們要受到追查，為了保衛自己，于是結成集團，流民很快就會變成所謂的“流寇”。

　　農民是很能忍受的，但忍受也是有限度的。幾千萬人同時達到了這個限度，現存的體制就會崩潰，中國歷代的王朝大多是被這種農民造反所推翻的。

　　前代的明朝，早在滿族入侵之前，就已經因所謂的流寇猖獗而衰弱了。

　　鴉片問題之所以逐漸被認真地提上日程，顯然是由于已經認識到它是社會動蕩的根源。

　　人民已經繳納不起租稅了。

　　不僅是那些不務正業的人，就連那些不吸鴉片、最普通的農民也繳納不起租稅了。

　　租稅并沒有大幅度提高。

　　租稅額當然是以正式的單位“銀”的重量來表示的。但是，一般的人民平常使用的是銅錢，而不是銀。盡管租稅額規定為銀多少兩，而實際上還是用銅錢去繳納。

　　乾隆以前，銅錢七百文換銀一兩，以后逐漸上漲為八百文、九百文。原因當然是由于經濟的法則——需要與供給的平衡。東西少了，價格自然就會提高。

　　因為要購進鴉片，銀就流出到國外。銀一旦不足，價格當然就會上漲。據記載，道光十年(一八三零)銀一兩值銅錢一千二百文，約十年之后的鴉片戰爭時，就值二千文了。

　　租稅額銀一兩并沒有變，但是實質上等于是由原來的八百文上漲到一千二百文乃至二千文。

　　當時的官僚并不是同情人民因此而受不了，而是害怕人民被迫逼得走投無路而起來造反。

　　中國的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教訓。

　　由于統治階級感到了這樣的危機，鴉片問題才提上了日程。

　　鴉片一般都裝在一種象壘球大小的球體當中。球體的外殼是用一種硬橡膠狀的物質做成的(這種膠狀物是用下等鴉片汁熬成的)。一箱裝四十個這樣的鴉片球，每箱凈重1331/3去磅，即一百二十斤。木箱是用芒果樹木材做的。

　　鴉片當然也根據其質量而分等級，孟加拉產的鴉片為最上等，稱作“公班土”。

　　稱之為“土”，大概是因為鴉片的顏色和給人的感覺很象泥土。“公班”是英語“company”的譯音。

　　company是“公司”的意思，這里當然是專指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鴉片是東印度公司的專賣品。

　　僅次于公班土的，是從孟買裝運的馬爾瓦產的鴉片，稱作“白皮土”。由馬德拉斯裝運的“紅皮土”，在印度產的鴉片中是最下等品。

　　以上是印度產的鴉片。另外，土耳其產的鴉片稱作“金花”，伊朗產的稱作“新山”。販賣這些鴉片的，主要是美國商人。

　　因為是走私進口商品，中國方面沒有進口鴉片的準確統計。

　　現從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摘錄出以下年次的鴉片進口量：

　　年次 數量(箱) 價格(西班牙元)

　　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

　　道光五年(一八二五)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 3,698

　　4,770

　　9,066

　　14,388

　　2l，659

　　28,307 4,084,000

　　8,400,800

　　7,927,500

　　13,749,000

　　14,222,300

　　19,814,800

　　但據古林巴古的《英國的貿易與中國的開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已超過三萬箱，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超過四萬箱。

　　馬士的資料主要是根據東印度公司的資料，大概是排除了土耳其產和伊朗產的鴉片。另外，在印度的鴉片中，相當數量的馬爾瓦產的鴉片先運到葡萄牙領屬的達烏曼，然后由葡萄牙船運到中國。這些鴉片可能也沒有統計進去。

　　一個西班牙元的銀的重量為七錢三分五厘。中國的銀一兩重十錢，所以一個西班牙元合銀零點七兩強。據馬士的統計，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進口鴉片的金額約二千萬西班牙元，約合銀一千四百萬兩到一千五百萬兩。如果超過四萬箱的話，那就遠不止這個銀數了。

　　當時清朝一年的歲收為四千萬兩左右。

　　清朝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葉，每年出口的茶葉約值二千萬西班牙元。進口商品除了價值約一千萬元的棉花外，還有各種雜品，所以正式的貿易收支是合乎理想的黑字。但是，支出中如果加入二千萬元鴉片，收支就會來個大逆轉，白銀就會大量地流出。

　　白銀大量外流帶來銀價的高漲，這實質上等于是大幅度增稅，使人民陷于痛苦的境地。

　　這樣當然會發生極大的困難。

第三章 狹窄的門戶

日本在德川時代實行閉關自守，僅開放長崎港同荷蘭及中國進行貿易，而且要在日本從事貿易業務的外國人住在出島，不準他們隨便從這里外出。據說荷蘭人把長崎的這個出島稱作“遠東的監獄”。

公行

　　鴉片戰爭時，參加公行并獲得清朝特許的商行恰好有十家，清朝的對外貿易就由他們所壟斷。壟斷企業當然會獲得巨額的利潤。

　　行商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他們生活的豪華奢侈，舉世聞名。

　　這些公行成員的“行商”們，也有他們的苦衷，那就是賄賂和捐款。

　　直接監督公行的政府機構是“戶部”，戶部在廣州設有

　　“海關”。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等地方長官也在廣州設有“公署”衙門。另外還有陸、海駐軍。這些機關的官吏動輒就向有錢的公行的成員索要錢物，朝廷有什么喜慶吊喪，也立即要他們獻款。興修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強制他們攤款，軍隊出動時又要他們籌措軍餉。除了這些臨時性的費用外，每年還必須定期地向朝廷獻款。巨額的獻款緊緊地勒住公行成員們的脖子。

　　據文獻記載，僅就道光年間來說，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疆回族叛亂時出款六十萬兩，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廣東連山之亂時出款二十一萬兩。

　　由于強索賄賂和獻款，行商們受到重重的剝削。但他們的不滿還不僅這些。

　　他們是正式獲得批準的貿易商行，雖然可以經營茶葉或棉花的交易，但非法的進口品鴉片卻不準他們插手。當時鴉片已成為對清朝的貿易商品中的最大宗的商品。這樣一來，行商們雖獲得了貿易的壟斷權，但等于是沒有撈到貿易壟斷之實。

　　特許商人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公開地經營鴉片。

　　他們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

　　如果從事非法的鴉片交易，當然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但這樣做就有可能被吊銷正式貿易的特許，而這方面的壟斷也有油水可撈。行商們兩方面的好處都想要，打的真是如意算盤!

　　最理想的是讓鴉片這種商品合法化。鴉片如果成為正式的貿易商品，那就會和棉花、毛織品一樣，當然由公行的成員來壟斷進口。鴉片壟斷會帶來多大利益，只要想一想都會使他們為這種耀眼的玫瑰色的光彩而陶醉。

　　擁有十家成員的“公行”的代表，稱作總商。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至鴉片戰爭期間，擔任公行總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紹榮。在外國的文獻紀錄上，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Howqua就是“浩官”。“官”字是敬稱。鄭成功的父親叫鄭一官，就是鄭家的長公子的意思。怡和行幾代以前的老板小名叫亞浩，人們稱他為浩官，外國人也仿效這個稱呼。

　　中國沒有襲用父名的習慣，甚至不準采用父母名字中

　　的一個字。外國人大概是圖方便，稱浩官的兒子為Howqua了Junior(小浩官)，這樣在形式上就變成襲用父名了。伍紹榮是浩官四世，字紫垣。當時的中國人要起好幾個名字，伍紹榮另外也有元薇、崇曜等名字。外國人稱他為四世，其實由于兄弟繼承店務，他不過是第一代浩官的重孫子。

　　伍紹榮是個相當杰出的人物，后來他刊刻過《粵雅堂叢書》，在出版事業上做出很好的成績。

　　他早就了解到“公行”的危機，深知行商們表面上看來好象是在夸耀他們的財富，其實經濟上十分拮據。

　　在十家行商中，除怡和行及其他兩三家行商的營業較為正常外，其他都十分困難，有幾家已面臨經濟破產的邊緣。壟斷貿易商竟然事業不振，出現赤字，這確實是怪事。其原因不僅是因為要硬撐門面，拿出大量的金錢進行賄賂和獻款，而且另外還有使他們掉下去的陷阱。

　　廣州當時是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地方。這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但利率高的最大原因，肯定是由于有鴉片走私這種特殊的買賣。產業革百之后，金融勢力已經遍布世界，金錢當然流向利率高的地方。

　　國內外的金融業者都擁向廣州，從海外來的金融業者主要是印度的巴拉斯人。

　　現在孟買的色拉斯人仍然是控制印度經濟的特殊階層，他們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回教徒，而是從伊朗被驅趕出來的拜火教徒的子孫。他們離開了父祖的土地，在印度不得不靠商業為生，這和被趕出故土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變成商業民族很相似。 巴拉斯人也作為金融業者而到利率較高的地區活動。因為他們的頭上纏著白色的頭巾，中國人把他們稱作“白頭夷”。

　　在買賣興隆的地區，要求貸款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被人家賴帳不還是不行的。而且剛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要想了解每一個借款人的信用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就想出了一個辦法，由絕對穩妥的超第一流的店鋪或人物當中間人，通過他們的保證來貸款。給這樣的店鋪或人付中傭錢，但發生借主不能償還債務時，中間人應負責全部償還。

　　白頭夷在廣州認定絕對穩妥的店鋪，當然是擁有貿易壟斷權的行商。

　　國際金融資本的資金，通過行商而流入中國。行商只是作為中間人，右手接過資金，左手遞給別人，從中撈取傭錢。這一來就產生了利欲：只要自己擔保，白頭夷就會無限制地貸款；流動的金額增多，就可以大賺傭錢。終于看錯了借款人的信用，或者判斷輕率，把錢借給了不該借的人。

　　其結果就會發生無法收回借款的情況，但中間人行商必須向白頭夷還清本利。讓行商提取傭錢，目的就是為了在這樣的時候負責。

　　從行商的角度來說，他們也不能不代替借債人還清債務，這里面有面子問題。如果不還債，就會引起訴訟，行商的特許權就會被取消，行商的資格被剝奪，也就失去了貿易壟斷權。所以勉強也要還清債務。

　　金融業者實際上也是看準了行商的這個弱點。

　　如果一再發生這樣的事，資金多么充裕的店鋪也會衰

　　落下去。為了填補虧空，反而更加容易重蹈這樣的失敗。

　　伍紹榮身為公行的總商，他早就了解不少行商已陷入這樣的困境。

　　他覺得應當想辦法救一救這些人，但怎么開動腦筋也想不出辦法。

　　病情已經相當嚴重，只是動點小手術看來是醫治不好的。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一舉挽回，那就是使鴉片合法化。這樣，他們就可以壟斷鴉片的進口。

夷館

　　日本在德川時代實行閉關自守，僅開放長崎港同荷蘭及中國進行貿易，而且要在日本從事貿易業務的外國人住在出島，不準他們隨便從這里外出。據說荷蘭人把長崎的這個出島稱作“遠東的監獄”。

　　前面已經說過，清朝也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中國人一向把農本主義的自給自足當作理想的社會形態，如果要；進行貿易，那就等于要否定自給自足。前代的明朝也是把“海禁”——閉關自守——當作國策。中國以前從未主動向外國提出過通商之類的事，經常采取的方式是，對方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國方面表示：“蠻夷遠道而來，甚為可憐，準許通商吧!”政府的正式文件一般都把準許通商寫成“應加．體恤。”因為是對哀求的恩賞，于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似乎就保住了。

　　就好象日本的長崎一樣，中國也只開放了廣州的港口，但不象日本只限于對中國和荷蘭兩國，而是一視同仁地為各國所利用。只是對俄國的貿易因為多通過陸路，所以在貝加爾湖南畔的恰克圖(后來在伊犁)進行通商。恰克圖本來就在俄國領土內。中國認為如果能在對方的境內通商，就不必在自己國家的領土內進行貿易。

　　看來閉關自守的思想邏輯一般都大體相似的。廣州和長崎的外國人居住地相似得象一對孿生子。

　　廣州把西關——廣州城西約二百米——一帶辟為外國人居住地，把他們居住的建筑物稱作“夷館”。

　　“夷”是野蠻人的意思，把外國人稱作“夷人”或“外夷”。

　　對夷人施加種種的限制，這也和長崎一樣。比如：

　　一、夷人居住在夷館，禁止隨意外出。準許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憧寺散步、運動，但一次不能超過十人。

　　二、夷人不得帶番婦(外國婦女)來廣州。

　　三、夷人不得乘轎。

　　四、夷人不得雇中國人使役。

　　五、夷人不得在廣州過冬。

　　當時是帆船時代，歐洲的船只都是乘五、六月的西南風來廣州，利用十月前后的西北風返航。禁止過冬的意思是，做完買賣就不得耽擱，立即回去。

　　不過，這些禁令實際上似乎并沒有嚴格遵守。如規定裝卸貨物也不得雇用苦力，這一條如果嚴格遵守的話，那就無法做生意了。現在香港一帶仍把中國的女仆稱作“阿媽”，當時的夷館里就已經有“阿媽”在勞動。在夷館里干雜役的少年或男人稱作“沙文”，沙文就是英語SerVant的譯音。

　　不準過冬的禁令也沒有得到遵守。

　　中國的官吏受了賄賂，一般的事情都會睜一眼閉一眼的。

　　不僅如此，廣州的外國人比長崎的“遠東的監獄”里的荷蘭人，條件要好得多，其原因是附近有一個葡萄牙人獲得特殊居住權的澳門，可以到那里去輕松地喘一口氣。不準番婦進入廣州，但可以把妻室兒女放在澳門。長崎的荷蘭人要想輕松地喘一口氣的話，那就只好到爪哇的巴達維亞去。

　　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澳門外國僑民的人口調查記錄現在還保存下來。根據這個記錄：

　　白人男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隸男三百五十名

　　女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現女人比男人多的現象。其實是由于男人們大多在廣州工作，因此才出現了這樣的數字。

　　稱夷館中的外國商人為夷商，按規定只能由特殊的商人同夷人做交易，這種商人稱作“行商”(hong merChantS)，為數極少，需得到相當于財政部的“戶部”的批準。這些行商組織一種同業公會式的組織，稱作“公行”，其成員數因時而異，大體在十家左右。

　　夷館所在地區稱作十三行街，那里排列著十三座西洋式建筑物。那種景象在中國可以說是一種奇觀。

　　從西邊數起是丹麥館(黃旗行)、西班牙館(大呂宋行)、法國館(高公行)……。不過，冠在建筑物上的國名，同以后在那里設事務所的商人的國籍并不完全一致。在鴉片戰爭以前，丹麥館里住進三家美國商行，瑞典商行租用了荷蘭館。英國館當然是東印度公司的事務所。外國人自己稱這些夷館為代理店(factorv)。

　　夷館建筑物的正面對著大路，后面有庭院，庭院靠河。兩邊開門，一般用弧形的長廊相連接。

　　一樓是辦公室、倉庫、售貨處、買辦室和傭人的休息室等。二樓有食堂和會客室。三樓大部分是住房。

　　鐵制的堅固的金庫放在一樓，由中國的買辦管理，中國人稱這種金庫為“錢庫”。其實里面裝的主要是銀子，也許應當稱之為“銀庫”。登帳進出錢庫的金額，事后如發現不足數，或摻雜有假錢，買辦必須賠償。不過，按照進出的金額，每千元買辦可收取手續費二角。雖然一萬元才得到二元，但每天都有數十萬元金額的出入，所以決不能小看。

　　夷館里的日用品和食品的采購，按規定也必須通過買辦之手。

　　鴉片戰爭時，在這條十三行街上最大的外國洋行是查頓•馬地臣商行，實力僅次于該洋行的是同屬英國系統的顛地洋行。來自各國的商人都會聚在這里，但是，不管從哪一方面來說，這兒還是英國商人的勢力范圍。

　　他們也是鴉片商人。廣州十三行街的夷館幾乎全都從事鴉片交易，美國的商行歐立福特洋行，在外國商人中間被稱為“圣地”，意思是大善人的商行，這是因為歐立福特洋行不進行任何鴉片交易。這樣的商行鳳毛麟角，可見鴉片的買賣是多么盛行。

　　夷館里夷商們最大的不滿是交易的對象受到了限制，

　　因為除了獲得特許的約十家的“行商”，夷商不得同任何人進行交易。而行商們組織了“公行”這一同業公會的組織，結成統一戰線，可以隨意地壓價購買棉花或提高茶葉的價格。夷商感到很不好辦，他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同任何人進行交易。

走私販運

　　非法商品鴉片究竟是通過什么途徑、怎樣走私販運的呢?

　　在十三行街設有辦事處的夷商們，除了象“圣地”歐立福特商行這種少數的例外，一般都兼營鴉片買賣，其中還有的專做鴉片買賣。

　　不過，不論怎樣，不能把禁品鴉片存放在十三行街。夷人是由于天朝(中國)的特別恩典而獲準進行貿易的，所以當時的夷館內并沒有治外法權。鴉片萬一被發現，不僅正規的貿易要停止，連夷人本身也會遭到驅逐。鴉片一度曾存放在澳門，但這也不穩妥。因此想出了一個主意——建造洋上倉庫。

　　這種洋上倉庫，英文叫StoreShip，中國叫“躉船”。這種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為了航海，而是為了代替倉庫，專門為存放鴉片而建造的。

　　夷商們常年把這種可以稱之為鴉片母船的怪船停泊在珠江河口伶仃島的洋面上，這里恰好位于香港與虎門的中間。

　　貨物存放在海上，但實際的交易還是在十三行街洽談的。洽談好之后，夷人就在寫明鴉片的等級、數量的領貨單上簽字，一手接過現銀，一手把領貨單交給私買的中國人。這種領貨單叫“券”，在券上簽字稱作“立券”。

　　券在市場上和實物一樣直接買賣。

　　禁止夷人在廣州過冬變為有名無實，就是因為在夷館里還有這種立券的業務。正式貿易到十月左右就停止，但鴉片交易是常年進行的。

　　拿到券的人就備船來到伶仃洋上的鴉片躉船上，用券換取鴉片，裝在船上返回。為了碰上巡邏船不致被抓住，必須盡量使用快速船。

　　這種快速船叫“快鞋船”，從它的名稱就可了解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掛著三張帆，左右有五十支槳，船員一百人，船側張著鐵絲網，以防御炮火，可載貨數百石，據說“來往如飛”。

　　據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廣監察御史馮贊勛的奏文，說當時這種快速船有二百只。清朝水師的兵船根本追趕不上這種快鞋船。而且“各關有重賄”，對各個關卡都行了賄，所以很少被抓獲。

　　廣東水師中有一個負責海上警備的軍官叫韓肇慶，他因禁止鴉片有功而晉升為副將。副將大致相當于現在的大校或少將。

　　讓我們揭開畫皮來看一看他的“功績”。

　　為了防止鴉片從伶仃洋上的躉船運到岸上的期間被官船抓獲，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夷商和私買者向警備當局提交百分之二的鴉片實物作為賄賂。就是說，運送一萬箱鴉片要行賄二百箱。韓肇慶把這二百箱的一半揣進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一百箱作為“沒收品”上繳政府。

　　鴉片是禁品，所以比一般的商品成本高。由于運送困難，離卸貨地點愈遠，價格當然愈高。

　　在伶仃洋躉船上交貨的鴉片價格，一箱“公班土”為八百西班牙元，而稍為北上一點，到廣東與福建交界處的南澳則為一千元。再往北去，售價更高。

　　所以鴉片商人都不滿足于伶仃洋上的交易，經常北上。不過，從珠江到南澳之間，在大亞灣、紅海灣、甲子灣等處有許多海盜的巢窟，有被搶劫的危險。外國鴉片商人所害怕的并不是官憲的抓捕沒收，而是這種海盜的襲擊。他們跟各地的警備當局之間已經悄悄地達成協議，約定每箱鴉片的默許費大約為十元左右。

　　進入南澳的鴉片船，滿不在乎地在官船的面前辯解說：“我們是從新加坡開往廣州的途中，被風浪沖流到這里來的。”外國船只能開往廣州，所以必須要就出現在南澳解釋兩句。

　　水師的警備軍官登上這只外國船，在甲板上象演戲似的高聲宣讀禁令，莊嚴地宣布：“天朝只準在廣州通商，不得在本地進行。”

　　鴉片船的外國船長“是、是”地答應兩聲。

　　這種場面一結束，清朝的軍官就被領進船艙招待，在那里進行的商談，英國方面的文獻稱之為“私人會見”。實際上是商定和索取默許費。以后清朝海軍就對鴉片船給予保護。

　　可見到廣州以外的地方去，有可能進行更有利的交易。

　　地點只限于廣州，而且只能同“公行”這種同業公會的組織正式交易，夷商們總想設法打破這種制約。他們當然希望廢除公行一一自由貿易，在廣州以外的各個城市進行交易一一門戶開放。

　　后來發生鴉片戰爭時，英國企圖篡改這次戰爭的原因，說是為了使中國承認上述的兩項要求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動。

　　作為結果來說，這兩項要求通過鴉片戰爭而達到了。但是，戰爭本身是由于英國想強制進行鴉片貿易而引起的。這決不能改變它是世界史上罕見的非正義戰爭的性質。

更換選手

　　英國的對清貿易，一向是把壟斷權交給東印度公司，這種特許證每二十年更換一次。一八三四年是該到更換特許證的一年，但一八三二年英國的國會作出決議，不同意延長特許證的使用時間。

　　東印度公司長期壟斷了對清貿易，這一下就要退出舞臺了。

　　這是有種種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產業革命后產生的工業城市的市民獲得了選舉權。以前只有能繳納十英鎊以上稅款的“戶主”擁有世襲的選舉權，這一修改意味著貴族時代的結束和工商市民時代的到來。

　　世襲、保守和領地的時代過去了，自由、進取和工廠的時代取而代之。新興的工商市民在對外貿易上也主張自由競爭。對他們來說，壟斷權簡直太豈有此理了。

　　其次，東印度公司的對清貿易效率極低，這也是取消特許證的重要原因。

　　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為一千二百噸到一千三噸，航行一次在廣州獲得的純利潤，換算成美元平均不過三萬元到四萬元。而美國商人一般都用三百五十噸的小型商船，平均每只船可獲得四萬美元到六萬美元的純利潤。其原因是東印度公司已經官僚化，頭腦僵化，不能隨機應變，把國家的特許當作鐵飯碗。而美國商人則毫不猶豫地往有利可圖的地方鉆。他們把美國的農產品運往歐洲，換成西班牙銀元，從印度把鴉片運到澳門，在廣州裝載中國的茶葉、絲綢回美國。

　　不能認為英國商人比美國商人笨，而是貿易機構有問題。既然如此，那就應該廢除特許公司的壟斷，讓商人們去自由競爭。英國國會一八三二年的決議正是依據這樣的判斷。

　　過去雖說是東印度公司壟斷，但所謂“個體貿易商”早已以承包的方式，在對清貿易中十分活躍。象查頓•馬地臣商行和顛地商行就是這種具有代表性的商行。

　　東印度公司向廣州派出特派委員，清朝方面稱之為“大班”。東印度公司要退出對清貿易的舞臺，這種公司的代表當然也就不存在了。但這并不等于是指導和監督貿易的工作不需要了，相反而是需要進一步加強。因為東印度公司擁有和大資本緊密結合的機構，現在代替它的是資本和組織都比較薄弱的個體貿易商。

　　因此，英國政府決定新設立駐中國商務監督一一即領事。就是說，派遣政府的代表去廣州，以代替東印度公司的代表。

　　這不是簡單的人員更換。

　　大班不過是公司派遣的職員。商務監督的官職雖不高，但他是正式代表國家的官吏。女皇陛下的官吏必須受到相應的待遇。

　　第一任商務監督是威廉•約翰•律勞卑，四十七歲，海軍大校，擁有貴族的稱號。

　　但是，從清朝方面來說，不管是東印度公司還是大英帝國，根本不理睬這種選手的更換。

　　貿易本來就是一種憐憫。是蠻夷之國請求進貢，憐憫遠方來客仰慕天朝的可嘉的心情，因此才予以同意的，而且還要賜給對方很多物品。這就是清朝當局對通商的傳統看法。

　　這就是所謂的中華思想。中華思想同外交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外交是在對等的國家之間存在的概念。根據中華唯我獨尊的觀點，所有的外國都是蠻夷，不是朝貢國就是附屬國，跟這樣的國家之間不可能有對等的外交。

　　英國當然想以和中國對等的地位進行交涉，締結通商條約，一八一六年派遣阿美士德勛爵去北京就是這個目的。但是清朝當局不同意對等的交涉，并要求英國皇帝的代表

　　阿美士德向嘉慶皇帝行三跪九叩禮，阿美士德拒絕了這個要求，因而遭到驅逐。

　　這位阿美士德后來當上了印度總督，光榮隱退，律勞卑被任命為駐清商務監督時他還活著。

　　就連對清交涉失敗的阿美士德也飛黃騰達，青云直上。律勞卑如果能使清朝同意對等交涉，一定會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名聲。

　　律勞卑意識到這一點，感到十分振奮。

　　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麥尊 外交大臣對赴清國的律勞卑作了以下的指示：

　　1一到廣州，即以書面通知兩廣總督。

　　2盡可能把通商擴大到廣州以外各地。

　　3采取辦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4除特殊情況外，暫不同中國發生新的關系。但是，如有這種機會，要先向政府報告，等待訓令。

　　5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不得把軍艦開進虎門(中國認為珠江的虎門水道以北是內河)。

律勞卑的失敗

　　律勞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達澳門。數日后，乘軍艦安德洛瑪克號來到川鼻。川鼻是虎門水道的入口。他在這里改乘艦上的小艇，奔赴廣州。他確實遵照巴麥尊外交大臣的指示，沒有讓軍艦越過虎門。

　　律勞卑進入十三行街的英國館，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給書記官阿斯特爾，命令他交給兩廣總督。這也是根據外交大臣的訓令做的。

　　但是，盡管阿斯特爾四方奔走，卻沒有人為他轉達這封信。因為從清朝方面來看，夷人給總督寫信乃是一種無禮冒瀆的行為。

　　過去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員(大班)同清朝當局辦交涉時，一向都是遵循這樣的手續：以“稟”(懇求書)的形式向公行提出書面請求，然后由公行把它轉達給海關監督。

　　“商務監督和大班不一樣。”不管阿斯特爾怎么解釋，清朝方面就是充耳不聞。

　　當時公行總商伍紹榮夾在兩者之間，他的地位確實十分難處。

　　按規定，有關夷人的事情，公行都要負責任。夷人膽大包天，竟然要把對等的信件遞交總督，公行必須對此負嚴重的責任。而且夷人要進入廣州時，必須事先提出申請，而律勞卑并未履行這種手續就跑來了。英國方面認為自己是大英皇帝陛下的官員，不能卑屈地向清朝懇求入境。而從清朝方面來看，這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公行無計可施，只好宣布同這些不逞的英國人停止貿易，這就是他們表示負責任的方式。

　　律勞卑仍然不妥協。

　　但是總督拔出了傳家寶刀——宣布封艙。

　　總督以官方的命令停止一切貿易，接著命令夷館里的通事、買辦、廚師、仆役等所有的中國人退出夷館，并發出布告，凡向英國商館提供食物者要處以死刑。緊接著清朝的軍隊就包圍了英國商館。

　　商館被斷絕了食糧后，律勞卑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安德洛瑪克號和伊姆杰號兩艘軍艦開來廣州。

　　這樣做雖違反了巴麥尊不準軍艦進入虎門以北的調令，但律勞卑判斷這是出于訓令所說的“特別的需要”。

　　英國的兩艘軍艦一邊和虎門的各個炮臺炮戰，一邊沿珠江而上；開往廣州。安德洛瑪克號戰死一人，輕傷三人；伊姆杰號兩次擱淺。但兩艦終于強行突破成功，進入了黃埔。用舢板船圍繞在軍艦的四周，把兩只軍艦上約四百名軍隊部署在各個崗位，準備戰斗。

　　另一方面，圍困在夷館中的英國人疲勞困憊，主帥律勞卑發高燒，軍醫柯涅奇診斷是瘧疾。

　　律勞卑企圖用炮艦來對清朝進行恫嚇。可是，對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給廣州的英國商會會長波伊特寫信的方式。這封信的內容如下：

　　……我以英國皇帝的名義，對總督和巡撫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義的行為表示抗議，……對他們濫用權力表示抗議。我要求閣下(波伊特會長)向他們(公行)宣布：英國皇帝是偉大的君主，統治著比中國更廣闊、更有力量的世界領土，指揮著所向無敵的勇敢的軍隊，擁有中國人從未見過的、可以在海上平穩航行的、配備一百二十門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們關于這封信里所說之事的答復；我將把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們散發信的抄件。這樣，一定會有一張抄件能到達北京的皇帝的面錢。

　　清朝方面為了對付闖來的兩艘軍艦，調來了提督麾下的大師船二只、駐廣州的滿洲將軍麾下的大小師船六只和內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還把十二只大船各裝進石塊十萬斤，沉入江底，這一帶的水深就變淺了。岸上排列著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壯丁。

　　兩廣總督盧坤也對夷人進行了反駁。不過，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談話是違法的，所以采取了“給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勞卑用給本國國民——商會會長寫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說話，而清朝的答復也采取了類似的方式。總督“給公行的命令”是很嚴厲的，大體的內容是這樣：

　　……英國愿意派出國家的官吏來代替東印度公司的大班，那是他們的自由。而我國繼承舊制，僅通過公行與夷人接觸，同樣也是我們的自由。除了禮節性的訪問和朝貢使節外，我國與外周之間從未有過直接的關系。英國政府任命律勞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帶來任何委任狀，而且關于這個完全新的問題，也不給予時間讓總督請示北京的訓令。竟然破壞清國的法律，將軍隊與武器帶進商館之內(注：九月六日有少數武裝的英國人進入商館內)，并對炮臺進行炮擊，強行侵入內河。……這是決不能允許的。……天朝的兵馬是可怕的軍隊，槍炮武器堆積如山，一旦調動軍隊，小小的軍艦是不可能防御的。如果律勞卑能悔改前非，撤退軍艦，遵守舊制，余還可稍加猶豫：如果他仍然愚昧不悟，余將無法忍耐。天朝的軍隊一旦發動，他們就將玉石俱焚!

　　律勞卑不得不屈服。

　　這一年，東印度公司退出了舞臺，開始了自由貿易，來廣州的英國船比哪一年都多，而且大多數是資本少的貿易商的船只，當然忍受不了長期停止貿易。最初商人們也認為為了今后著想，當前應當對清朝采取強硬態度，但后來就逐漸軟化了。律勞卑雖躺在病床上；但這種傾向和氣氛他肯定是知道的。

　　只要律勞卑一個人離去，貿易就可以恢復。

　　他含著眼淚，決定離開廣州。他到廣州來還不到兩個月，但他覺得自己沒有權利要求居留在廣州的同胞再忍耐下去。他發著高燒，仍然提起筆，在命令書上簽了字，要求特意叫來的兩只軍艦撤回到伶仃洋面上去。

　　在離開廣州時，他向廣州的英國人寫了這樣一封公開信：

　　……由于中國軍隊的壓迫，也由于施加于英國商人身上的凌辱，現在我們就要離開此地。總督的措施損傷了與中國皇帝同樣神圣的英國皇帝的威嚴。現在他可以隨意地采取勇敢的行動。英國皇帝懲罰總督的時刻總有一天會到來的。……

　　律勞卑自己已不能行走，由兩名部下扶著走向碼頭。

　　九月二十六日，律勞卑躺在擔架上，在澳門登岸。

　　九月二十九日，兩廣總督滿意地發出了開艙(恢復貿易)的命令。

　　一切恢復了正常。

　　律勞卑在到達澳門的第十五天上死去。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期間，澳門的葡萄牙當局要教堂不要敲鐘，但這樣的關懷也沒有起作用。

　　這種情況看起來是清朝方面暫時獲得了勝利。

　　但是，虎門內河的各個炮臺卻未能攔住兩只護航艦，這一事實對清朝當局確實是很大的震動。

　　北京紫禁城的主人道光皇帝，打回了廣州送來的奏文，憤怒地在上面加了這樣的“批”：

　　……看來各炮臺俱系虛設，兩只兵船，不能擊退，可笑可恨，武備廢弛，一至如是，無怪外人輕視也。

　　六年后發生了鴉片戰爭。這次的律勞卑事件可以說是它的前哨戰。英國是通過鴉片戰爭來報律勞卑之仇，而中國方面雖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這六年期間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第四章 論爭

六年后發生了鴉片戰爭。這次的律勞卑事件可以說是它的前哨戰。英國是通過鴉片戰爭來報律勞卑之仇，而中國方面雖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這六年期間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廣東的美夢

　　廣州的粵秀山 有一所學校，叫“學海堂”。這所學校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由當時的兩廣總督、清代有名的學者阮元所創建，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停辦的八十年期間，它不僅是廣州學術界的中心，而且刻印了很多好書，對全國的學術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這所學海堂的校長叫吳蘭修，嘉應人，嘉慶十三年(一八零八)舉人，曾任粵秀羊城書院的監院。他精通南漢學，著有《南漢紀》、《南漢地理志》、《南漢金石學》等著述，另外還有《桐華閣詞》等詩集。

　　吳蘭修通過友人何太清的介紹，同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有書信往來。所謂太常寺并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政府機關的名稱。凡帶“寺”字的機關，主要是擔負與皇室有關的工作，太常寺是掌管祭祀方面的工作。長官稱“卿”，副長官稱“少卿”，少卿也是正四品官，具有向皇帝呈遞奏文的資格。

　　許乃濟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也在憂慮國家的衰落，并在摸索如何才能使這衰世振作起來的方法。他認為最可怕的現象是白銀外流，他想出的挽救衰世的辦法是整頓國家的財政，使其健全起來。

　　關于鴉片問題，許乃濟認為只講原則是無濟于事的，尤其他二十年前曾在廣州的官學粵秀書院當過教官，所以一貫主張：“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就沒有資格談論鴉片問題。”

　　他擔任中央政府副部長的職務，待在北京，但他企圖通過友人何太清，聽取當地有識之士的意見。所謂當地，當然是指廣東省。

　　吳蘭修根據許乃濟的詢問，轉達了自己的意見，認為作為一個現實問題，可以通過松弛嚴禁鴉片的制度來解決許多困難。

　　當時學海堂的教授們，如熊景星、儀克中等，大多都持有這樣的看法。“弛禁”——放松禁令的現實論，看來是學海堂系統的學者們的共同想法。

　　廣州的官學還有一所名門學校，叫越華書院，從學校的歷史來說，它比學海堂還要悠久。這里的主講陳鴻墀等人一向是嚴禁論的急先鋒。在鴉片的問題上，越華書院和學海堂這兩所名門學校的教授們看來意見是對立的。

　　學海堂教授們的背后可能有公行商人的影子。——當然，這只是推測。

　　廣州是富裕之地，到這兒來上任的大官兒們往往立即為當地的商人所籠絡。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一書中說，一旦任命為廣東的官吏，親戚朋友們都額手相慶。看來一到廣東就可以賺大錢。

　　廣州的大富豪是壟斷貿易商——公行的成員。伍紹榮不僅是廣州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可以跟當時世界大富豪諾斯查爾德家族媲美。廣州夷館中的外國人在一些記錄文獻中曾作過這樣的推測，事實上恐怕也確實如此。

　　前面已經說過，公行的其他成員中也有些商行已瀕臨相當危險的境地。

　　起死回生的辦法就是使鴉片合法化，由公行的商人來壟斷鴉片的交易。

　　因此，鴉片弛禁論同公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公行的首領伍紹榮同學海堂的代表吳蘭修之間是否有某種特殊的關系，現在很難舉出確鑿的證據。不過，誰都可以看出，吳蘭修向許乃濟建議的鴉片弛禁，肯定是與鴉片的合法化密切相關的，這正是公行的商人所熱烈盼望的。

　　如果兩者之間確有某種形式的聯系，那就應當說是“產學協作”。

　　許乃濟參考吳蘭修的意見，寫了一篇奏文。這篇奏文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四月二十七日呈遞到皇帝的面前。

　　這篇奏文提出了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一件劃時期的事件。

　　其實與此同時，湖南道監察御史王玥也上奏要求放松吸食鴉片的禁令。不過，王玥的主張只限于鴉片的吸食，．因此缺乏引入注目的力量，未能象許乃濟的奏議那樣引起爭論。

許太常奏議

　　許乃濟關于弛禁鴉片的奏文，人們加上他所工作的機構的名稱，稱之為“許太常奏議”。

　　他雖建議弛禁鴉片，但也不是無條件地容許鴉片的存在。奏文的開頭就列舉了鴉片的弊害，主張應當根除這一惡習。

　　但是，要禁絕鴉片，說起來容易，實行起釆很難，現在雖有禁令，但幾乎沒有執行。既然如此，還不如把有名無實的禁令使其接近于現實，由這一基點出發，來尋求漸進改良的辦法，并結合經濟政策來加以探討。這就是許太常奏議的要點。

　　讓我們來看一看他的推論邏輯。

　　奏文的點題說：“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在說明了鴉片的性質與種類之后，展開了以下的論點：

　　……乾隆以前，把鴉片當作藥材，每百斤課稅銀三兩，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以后才以法令禁止。嘉慶初期，吸食鴉片者的罪僅為“枷”和“杖”，而現在刑罰日益加重，但吸食鴉片者反而增多，幾乎遍及了天下。乾隆以前，鴉片納稅入關后，即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商品。現在法令森嚴，不能公開兌換商品，人們都

　　偷偷地用現銀交易。

　　嘉慶年間，鴉片的進口每年不過幾百箱。而近年來竟達二萬余箱，鴉片價款每年達一千幾百萬元(西班牙元)，換算為白銀則為一千萬兩以上。以前夷商攜帶洋銀來購買中國的貨物。自從走私輸進鴉片以來，已無這種必要，白銀終于有出而無入。

　　……以前紋銀每兩換制錢千文左右。而最近非換一千三、四百文不可。銀價這樣有增無減，這不正式因為購進鴉片而致使銀有偷漏嗎！鹽足用銅錢來交易的，而納稅必須用銀，所以鹽商遭到很大的打擊，各省的鹽務疲弊。州縣的錢糧稅收的情況也是如此。這等于是以中原易盡之寶藏來填海外無窮之壑，其害實不忍言。

　　有人主張要“拔本塞源”，斷絕同夷人的貿易。天朝本來不惜百余萬兩的貿易稅收，但西洋各國通市舶已經繼續一千多年，販鴉片者僅有英國，不能僅英國而斷絕同各國的貿易。而且沿海地方數十萬人靠通商為生，對他們將作何處置?

　　并且夷船在大洋之外，可以隨意選擇海島為市，內洋的商船皆可往之，怎么能斷絕呢?近年來夷船還周航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各個海口，其意圖就是銷售鴉片，地方官雖然當即加以驅逐，但據說私售鴉片的數量也不少。即使斷絕了廣州的貿易，也不能止住走私商品不來。

　　有人說是由于官吏不努力，致使走私鴉片日益增多。但法令往往易于被下級官吏及無賴之徒為一己之私利所利用。禁令愈嚴，不法官吏受賄愈多，無賴之徒的私運計劃愈巧妙。現在躉船停泊在水路四通八達的伶仃洋上，私買者將銀交付夷館，領得“票單”，然后用快蟹(鞋)船或扒龍船去取貨。這些護艇裝備有槍炮，快速如飛，各關卡均受重賄，兵役巡船捉捕，竟敢抗拒。而且內河的匪徒，冒名官吏搜查鴉片，肆意掠奪，良民受累者不可勝計。這些流弊均發生在嚴禁之后。

　　總的來看，吸食鴉片者均是游惰無志、無足輕重之輩。我國人口日益增多，即使吸食鴉片者死盡，也決不會有戶口減少之虞。不如干脆將鴉片按藥材課稅，令夷商繳納，過關后只準以貨易貨，不能用銀交易。進口稅輕于以前的行賄，夷人方面也不會有異議。洋銀、紋銀一律禁止外流．

　　文武官員及其子弟、兵丁或擔任公職者一旦染上鴉片惡習，就會廢時失業。因此，應以法禁止，偷偷吸食者立即革職。

　　……有人也許產生疑慮，認為弛禁將關系政體。其實，酒色也會傷身，附子、烏頭也不是沒有毒性，但自古以來并未對此——禁止。而且弛禁僅對愚賤無職之徒，官員、士子、兵丁并不在此限，所以不會傷害政體。并且通過以貨易貨，每年可節約中原千余萬兩紋銀。孰得孰失，是十分清楚的。

　　……臣以一介菲材，仰沐圣恩提拔，歷官中外，前任嶺表監司，幾十年無任何功績，深自慚愧。但有關地方的大利大害，未嘗不隨時研究。最近禁止鴉片的流弊，日甚一日，卻無人據實直言。臣深知這些情況，因而不敢不上奏。

　　伏乞皇上敕下廣東省的總督、巡撫、海關監督，仔細調查上述情況，如果屬實，速議變通辦理之章程。……此乃是防止國富外流、使國家富裕的大計。

　　另外，栽種罌粟亦被禁止，國內任何人均不敢栽植，因而更使夷人有可乘之機，利益全歸外洋。我國的土性本來溫和，可以種植價廉力薄之鴉片，吸之不甚傷人，上癮也容易斷絕。明代淡巴菰(煙葉)來自呂宋，煙性酷烈。國內栽種之后，遂停止自呂宋進口，而且國內的煙葉又無損于人。現在如果放寬栽種罌粟之禁，則國產鴉片無甚大害，且外來之鴉片亦會逐漸斷絕。就廣東省來說，如在九月收割晚稻之后種植罌粟，兩三個月后即可開花結實，收漿后還可以種早稻，對農夫將人為有利。……

　　一看這種弛禁論的觀點，腦子里立即就會產生種種的批判。

　　首先，把鴉片這樣的麻藥與酒色同列，同藥用的烏頭相比，這顯然是偷梁換柱的詭辯手法。

　　其次，認為只要統治階級的文武官員及其子弟以及為他們效勞的兵丁不沾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就萬事大吉，這是露骨的階級自私。而對所謂游惰無志之輩、愚賤無職之徒則任其自我毀滅，這種粗暴的主張應當說是不人道的。

　　關于罌粟的栽植，說什么中國的土性溫和，鴉片的毒性薄，這恐怕應該說是中華思想在土壤學上的翻版。

　　不過，對于許太常奏議的批判，還是讓我們在下面來聽一聽當時的批判者的原話吧。

引起反駁

　　紿皇帝呈遞奏文說來容易，其實即使是有資格寫奏文的人，如果沒有勇氣也是辦不到的。上奏的意見如果皇帝滿意，當然萬事大吉；如果不滿意，那就必須要做好遭到左遷或革職處分的思想準備，說不定還會有砍腦袋的危險。

　　想向皇帝陳述意見的人，腦子里也許馬上會想起司馬遷的事例。司馬遷因為陳述了為李陵將軍辯護的意見，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宮刑。

　　所以許乃濟關于弛禁鴉片的奏議，也決不是靈機一動而寫出來的。要求弛禁鴉片事關重大，是一項大膽的提議，他肯定下了很大的決心，并作了充分的準備。

　　他要求皇帝命令廣東的官員進行調查，大概事前已同廣東的高級官員進行了聯系。許乃濟曾在廣東擔任過學政方面的官職，除了何太清之外，他和當地的有勢力的人物之間當然還有聯絡的途徑。他一定是通過這個途徑，采取了措施之后，才寫這篇奏文的。

　　公行通過弛禁將會獲得巨大的利益。可以想象，他很可能跟公行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

　　在北京紫禁城的乾清官里，每天早朝時，在皇帝親自參加下，由五位軍機大臣輔佐，研究大臣們送上來的奏文。

　　皇帝同意了許乃濟的要求，敕令廣東的官員在周密調查的基礎上復奏。

　　當年十月初旬，廣東的復奏到了北京。復奏的內容果

　　然認為弛禁鴉片、重新制定章程是妥當的。并提出了以下九條新章程草案：

　　一、以貨易貨，不得用銀交易。假使鴉片進口過多，其不足部分也不得用銀支付，超過部分留存于公行，待下一個貿易季節來航時，歸還夷商。

　　二、水師的巡船不得借查禁之名出洋，引起事端。

　　三、夷商因充作運費及其他費用而帶來洋銀，只準許帶回其帶來銀額的三成。

　　四、鴉片既然已作為藥材正式承認其進口，就應與其他商品完全同等看待，委交公行，不必設局專辦。否則將會產生壟斷之弊害。

　　五、稅率仍、按舊制，不必增額。稅愈輕，甘冒走私危險者愈少。

　　六、弛禁一旦實現，價格當然會下跌，不先預定鴉片的價格。

　　七、用船運鴉片至國內各省，應交付廣東海關的“印照”，無印照者，視為走私運輸。走私運輸為漏銀之根源，應嚴加禁止。

　　八、民間栽種罌粟可稍寬厲禁。限在山頭角地、丘陵之地栽種，良田不得改為罌粟地。

　　九、對官員士子兵丁，嚴禁吸食鴉片。

　　以上可以看出，這種復奏，不過是對許乃濟奏折的具體補充。雖無確鑿的證據，但可以想象，為了加進第四條，公行付出了大量的賄賂。

　　許太常奏議和廣東的復奏真是無獨有偶。

　　對待這些主張，人們紛紛提出反駁的意見。

　　內閣學士朱樽和兵科給事中許球前后呈遞了反駁的奏文。但這兩篇奏文的原文均已散失不傳，唯有許球奏文的一部分曾為《中西紀事》一書所引用，可以窺見其一斑。

　　根據這個引文，他論述說：“……若只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為之地?況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征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

　　他還建議將嚴禁鴉片事通知英國國王。

　　道光皇帝對這篇奏文所下的上諭說：“鴉片煙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為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況，通盤籌劃，行之久遠無弊，方為妥善。”其內容是極其曖昧的。

　　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寫了奏文反駁。其全文現仍保存。它把許乃濟的弛禁論的主要論點逐條駁得體無完膚。現介紹其概略如下：

　　……鴉片即使按舊例課稅，二萬箱只不過十二、三萬兩。課稅額加倍，也只二十余萬兩，再加倍亦僅五十余萬兩。弛禁課稅之論，乃是僅看小利而傷人體之妄說。

　　……外夷出售鴉片乃為得銀，不會同意以貨易貨，一定會暗暗掠走內地之銀。漏銀問題的解決，關系到是否能認真監視。如能認真，鴉片之禁可行，銀出洋之禁也可行；如不認真，雖弛鴉片之禁，銀出洋之禁肯定也會忽視。

　　……如準許栽種罌粟，鴉片之利數倍于農，無知小民將棄農奔利。現人口日增，而谷產日耗。即使每年豐收，也不能完全養活戶口。一旦遇到災害，將會一籌莫展。

　　……至于所謂愚民自縮壽命，不足深惜，這完全是“痛心疾首之言”!難道皇恩不應沐浴所有人民嗎!

　　……所謂禁之無效，禁之亦同。此非法律之罪，而是施行法律者之罪。現在海內和平，仍有盜奸事件發生。禁盜奸而事件仍然不斷，但從未聽說因此而弛禁盜奸之議論。何況鴉片之流毒更深，弛禁鴉片實屬毫無道理。

　　……所謂淡巴菰過去解除禁令也無害，因此鴉片也應同樣解禁。煙葉雖無益，但不至于因它而“廢事耗神”，怎能把它和鴉片相比!

　　……所謂禁嚴則賄賂多，禁弛則賄賂少，此系綱紀問題。奉法得人，則禁鴉片也不會有賄賂；奉法不得人，則放松鴉片之禁，賄賂也會以某種形式橫行。

　　這篇奏文的結尾要求：“立斥弛禁之議，仍請敕下在廷諸臣悉心妥議，于煙入銀出有可永遠禁絕之方，各陳所見，皇上擇之實施。’’

　　由于袁玉麟這樣激烈的批判，可以說把許乃濟的弛禁論徹底埋葬了，以后再也沒有人向皇帝建議弛禁了。

　　廣東復奏的領頭人是兩廣總督鄧廷楨，但他并不是打內心里贊成弛禁論。在四年后的鴉片戰爭中，總督鄧廷楨與欽差大臣林則徐齊心協力，為禁絕鴉片而瀝盡了心血。道光十六年時他之所以違心地復奏贊成弛禁，可能是由于照顧公行在振興地方的口號下所掀起的弛禁運動。反對弛禁的輿論一出現，他就再也沒有主張弛禁了。

　　弛禁論銷聲匿跡之后，接著就出現了嚴禁論。許太常奏議出現兩年后——道光十八年提出的黃爵滋的奏議，可以說是對弛禁淪的決定性的打擊。

嚴禁論的定本

　　前面引用了各種奏文。清代是文牘政治，所以奏文和皇帝對奏文批示的上諭都是最重要的資料。

　　所謂政治的才能，首先就是能寫好文章。

　　前面談到了宣南詩社，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愛好者的同人結社。其中大多是公羊學系統的人，在那里當然會議淪經世濟民的學問。不過，也可以想象他們會這樣互相評論彼此的文章：

　　“這個句子太簡單了，是否有點削弱了意思。”

　　“這兒改為這樣來表達，意思就清楚了。”

　　“這個論點太突然了，應當在稍微前面一點留下伏線。”

　　互相切磋寫文章的能力，目的完全是為了寫“奏文”。要想成為一個好的政治家，就必須要能寫好的奏文。不管行動的力量多么強，如果自己的策略方案不被皇帝所采納，那也毫無作用，所以首先要培養寫文章的能力。

　　在宣南詩社的同人當中，奏文寫得最好的是黃爵滋。

　　黃爵滋，字樹齋，江西省宜黃人，道光三年(一八二三)進士。前面說過，道光十年(一八三。)宣南詩社成立時，他三十八歲，任翰林院編修。以后他擔任過科舉的考官，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任福建道監察御史。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升為鴻臚寺卿。鴻臚寺是司掌朝廷典禮的機構。其長官稱“卿”，為正四品官。

　　他的傳記上記載說：以詩名，喜交游，每夜閉閣草奏，日騎出，遍視諸故人、名士，飲酒賦詩，意氣豪甚。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他四十六歲，比林則徐年輕八歲，所以他這…年的年歲相當于八年前結社時的同人林則徐的年歲。

　　而這時林則徐已由江蘇巡撫升為湖廣總督(管轄湖北、湖南兩省的長官)的要職。

　　命運把這兩位同人緊緊地聯結在一起。

　　林則徐之所以被任命為欽差人臣，派往廣東，其起因也是由于黃爵滋的奏文。

　　弛禁論壓下之后，嚴禁論紛紛出現，但大多是“塞源遏流”之類的抽象的議論。黃爵滋的奏文之所以成為嚴禁論的定本，是因為提出了果斷的具體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鴉片者處以死刑。

　　他首先從白銀外流的問題談起：

　　……邊境的防衛費用、巡幸的費用以及修造費用都值不了幾何。嘉慶以前，雖然揮霍奢侈，但仍極其富裕，而現在萬事節約，反而手頭拮據。這是否是愈奢侈愈富、愈儉約反而愈窮呢?不!決不足這樣!……以前制錢九百文乃至一千文換紋銀一兩，而現在銀一兩相當于一千六百丈。銀并不是用于內地，而是漏給了外夷了。

　　白銀流出國外，是因為走私運進了鴉片。黃爵滋敘述了鴉片泛濫的現狀，并逐條羅列了過去措施失敗的原因：

　　第一， 嚴查海口也無效。因為沿海長達一萬余里，

　　第二， 船只可以隨時隨地入境。

　　第二，禁止通商也不能防止白銀流出海外。鴉片本來就是禁品，是通過正規通商以外的途徑進來的。鴉片船停泊在外洋，是好人把鴉片搬運進來的。

　　第三，懲辦鴉片商販也無用。因為各地的貪官污吏同富家人族的不肖子弟互相勾結，庇護同好者。

　　第四，弛禁罌粟栽種，對防止漏銀也不起作用。假定如弛禁論者所說的那樣，國產鴉片的毒性弱，那么人們一定會設法獲得外國產的猛烈的鴉片。

　　在這樣的狀況下，鴉片是否就不可能禁止呢?

　　黃爵滋的回答是“不!”

　　他寫道：“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

　　他認為白銀流出是由于購進了鴉片；販賣鴉片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吸食鴉片的人眾多，如果沒有人吸食，就不會有人販賣，外夷的鴉片自然就不會來。

　　總之，如果沒有人吸鴉片，一切問題就可獲得解決。因而就得出了“吸食鴉片者死罪”的結論。這可以說是他的奏文的核心。他說：

　　……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給子一年的期限“戒煙”。不管煙癮多大，在這期間也能戒掉的。如果一年之后仍然吸食，那就是不奉法的亂民，應處以重刑。

　　按過去的法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這都是“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枷、杖，所以甘犯明刑，不肯戒煙。

　　如果罪以死論，則臨刑之“慘急”更甚于斷癮，所以寧愿斷癮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嚴刑往往會累及無辜的民眾，但吸食鴉片者是否有癮，立即可以辨清。所以不會因重刑而產生弊害。

　　爪哇人本來是輕捷善斗的種族，紅毛人制造鴉片，誘使其吸食，因此精神大衰，終被征服。紅毛人在本國有吸食鴉片者，則在眾人環視之下，將該人綁于桿上，用炮擊入海中，所以沒有人敢吸食鴉片。……各國只有人制造鴉片，而無人吸食。……以外夷的力量都能令行禁止，何況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則任何愚頑之人也會戒掉鴉片。

　　這樣，既可防止白銀流出，銀價也不會上漲。然后研究理財之方，就會給天下萬世臣民造福。

　　奏文的結尾說：“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圣鑒。謹奏。”

　　道光皇帝為這篇奏文所打動，把其抄本分送各地的總督、巡撫以及盛京、吉林、黑龍江的將軍，征求他們的意見。

　　他的打算是，把復奏最好者任命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令其負責禁煙的工作。

第五章 點燃導火線

要嚴禁鴉片，而且要處以死刑，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從現狀來說，當時人們是公開吸食鴉片的，誰也不意識這是犯罪。這就好似日本戰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誰也不認為這是違法。

皇帝奮起

　　如果把這部著作的內容寫成小說，也許明確地寫成公羊學派的革新官僚與保守的富裕階層之爭更為有趣。還可進一步把前者限定為宣南詩社，后者限定為公行，即宣南詩社與公行集團的斗爭，這樣就會簡單明了了。

　　中國曾經攝制過一部電影，片名叫《林則徐》，其主題當然是鴉片戰爭。有篇文章記載了在拍制這部片子時，有關人士曾作過種種的討論。讀了這篇文章，可以了解在選擇與主角林則徐對立的人物上所煞費的苦心。

　　為了讓觀眾明白易懂，可以明確地區分好人和壞人。好人當然是主角林則徐，但問題是在設定誰是壞人上。據說最初有人主張設定為公行總商伍紹榮。但是，有人認為把一個民間人士伍紹榮作為享有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待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對立面，很不相稱，因此沒有采納。

　　當時是極端的官尊民卑的社會，伍紹榮被林則徐叫去時，恐怕首先就要下跪。從表面上看，他們的身分確實相

　　差很大。但是，伍紹榮背后的經濟力量是巨大的，其分量足以與欽差大臣相比。

　　攝制影片的有關人士放棄了伍紹榮，一度曾考慮把水師副將韓肇慶當作壞人——即所謂的投降派代表。韓肇慶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協助鴉片走私，獲取百分之二的默許費，卻以緝私有功而升官。這個人物官職確實不低，但他是靠商人的財力來豢養的，其地位顯然在伍紹榮之下。

　　影片只好把公行的監督機構——廣東海關監督豫厚庵 當作壞人，讓他跟林則徐尖銳對立。廣東的高級官員在有關鴉片和海防等問題聯合上奏時，一般都是由總督、巡撫、提督和海關監督四人聯名。從地位上來看，他相當于財政部副部長，所以級別還是夠格的。

　　但是，問題是予厚庵究竟是不是投降派的代表。從個人關系來說，他跟林則徐十分親密。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予厚庵是當地管財政的長官。從林則徐的日記可以看出，不論是在蘇州還是在廣州，他們都象親戚一般來往。林則徐被革職離開廣州時，甚至把行李托他保管，他們的關系并不象電影上所看到的那樣互相仇視。予厚庵的職務是監督公行，可能有時是站在維護公行的立場上說話，但并無證據說明他積極進行投降活動。他在影片中充當的角色，令人感到有點可憐。

　　閑話說得太多了。如果在宣南詩社和公行集團之爭的小說中，雙方都施展了策略，那恐怕就更有趣了。

　　在公行集團中可以看出有施展策略的痕跡。許乃濟的弛禁論與廣東復奏，令人感到步調配合得太一致了。

　　另一方面，宣南詩社方面的嚴禁奏議與林則徐的被起用，似乎也太巧合了。

　　不過，許乃濟曾奏請皇帝命令廣東官員進行調查，所以互相勾結的可能性很大。而黃爵滋并未要求起用林則徐。

　　究竟要起用誰來擔任解決鴉片問題的工作，這完全要由道光皇帝來決定。由于輔佐的首席軍機大臣是保守派的穆彰阿，所以他要起用革新派的林則徐。

　　國家的財政日益拮據，道光皇帝早就考慮應當在這方面采取堅決的措施。正在這時候，黃爵滋呈上了奏議，皇帝大為高興，心里想：“這是個辦法!”但他覺得黃爵滋的資歷和經驗都不足，不宜擔任欽差大臣。因此把黃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的地方長官，征求他們的意見。

　　在二十多名總督、巡撫、將軍當中，全面贊成黃爵滋奏議的僅有以下四人：

　　湖廣總督林則徐

　　兩江總督陶澍

　　四川總督蘇廷玉

　　河南巡撫桂良

　　其他官員的意見雖然原則上贊成嚴禁鴉片，但認為處以死罪太過分了。連兩廣總督鄧廷楨也認為死罪太過，應改為墨刑。一個人如處以墨刑，就再也不能在人前露面，所以應當說也是相當重的刑。

　　從當時的疆臣表(地方長官名單)來看，半數以上是滿族，而全面贊成黃爵滋奏議的四個人當中，滿族僅有河南巡撫桂良一人。后來與鴉片戰爭有關系的直隸總督琦善、云貴總督伊里布以及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等滿族高級官員都認為死刑不妥。

　　要嚴禁鴉片，而且要處以死刑，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從現狀來說，當時人們是公開吸食鴉片的，誰也不意識這是犯罪。這就好似日本戰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誰也不認為這是違法。

　　黃爵滋的嚴禁論正是要把這種現實顛倒過來。

　　在所謂的“現實”當中，除了公開吸食鴉片外，也包括官吏受賄，奢侈浪費，以及貴族靠世襲來過著舒適的生活。要推翻這樣的現實，這些人就會陷入困境，所以必然要趨向于保守。

　　弛禁論是要使法令接近于現實，也可以說要使現實變得更加鞏固。不僅公行會因此而獲得直接的利益，而且保守派一般都贊成弛禁論。

　　嚴禁論則恰恰相反。

　　不論是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只要改變現狀，對他們來說都是危險的。

　　尤其滿族是少數民族來統治中國，他們認為最上策是繼續維護過去的體制。他們以前是象走鋼絲似的在狹窄的小路上走過來的，稍微有點搖動都是危險的。所以盡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吸食鴉片也可聽之任之。總之就是不能改變現狀。滿族的大官兒是這樣的心理狀態，當然不會贊成把吸食鴉片者判處死刑。

　　不過，唯有皇帝是例外。他雖然也是滿族，但他和同族的臣子的處境還有所不同。軍機大臣以下的滿族大官，尤其是擔任要職、很有權勢的官，大多享受著榮華富貴。他們一方面剝削人民，另一方面也蠶食國家財富以自肥。所以國庫日益空虛，皇室曰益拮據。

　　而且半個世紀前就是乾隆盛世，人們動輒就和那個時期對比，道光皇帝對此當然忍受不了，經常大發脾氣。他心里想：“為什么到朕這一代必須要這么節儉呢?”

　　其最大的原因是人們買外國的鴉片，白銀流出國外。稅收無法增多，也是由于人民吸食鴉片不干活。流出到國外的銀子本來是應該進入國庫的啊!

　　道光皇帝痛恨鴉片。

　　他暗生悶氣，決定這次要徹底禁止鴉片。

　　于是首先從自己的身邊開刀，把皇族、宗室中吸鴉片的家伙拿出來示眾。

　　他懲罰了侄兒莊親王。

　　剝奪了輔國公溥喜的稱號。

　　削去了三等伯爵貴明的爵位。

　　以前上奏弛禁論的許乃濟被趕下了四品官太常寺少卿的寶座，降為六品，受到了“休致”停職的處分。

　　接著，嚴命各省切實懲辦鴉片犯。地方長官慌成一團，開始抓捕鴉片犯。當時吸食鴉片到處都是半公開的，要抓多少有多少。不過，哪個社會看來都差不多，當時被抓捕的大多數是沒有私下了結的門路關系和沒有錢行賄的人。

　　道光皇帝督勵大臣要以“蠻勇”來對待根除鴉片的工作。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九月八日的上諭說：“務當振刷

　　精神，力祛積習，勿生觀望之心，以副朕意!”

林則徐登場

　　前面淡到皇帝把黃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而各地長官的復奏一到，皇帝就親自審閱。

　　“這篇最合朕意!”皇帝選中的是由武昌用快馬送來的湖廣總督林則徐的復奏。

　　其內容，不用說是全面支持黃爵滋奏議，他還進一步就具體的辦法提出了建議。他長期從事實際的行政工作，不空談理想的議論，而是腳踏實地實行。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實行，可以稱之為分階段完成的策略。比如黃爵滋只簡單說了戒煙“給予一年的期限”，而他卻補充建議說：

　　……將一年之限期劃分為四限，勸令吸食鴉片者自新，分階段遞加罪名。第一限內自新者，準予免罪。第二、三限內自新者，雖不免罪，但可酌量減輕。過了第四限仍不自新或自新后重犯者，“置諸死地，誠不足惜矣。”開辦煙館者，販賣鴉片者，以及制造煙具者，均和吸食者同樣處以死刑。嚴刑峻法易于使無辜之人獲罪，但對吸食鴉片者不須這種擔心，對嫌疑犯甚至無需審問，只需令其靜坐即可。真正有癮者時間一到即成癮性癥狀，“情態巳皆百出矣。”這種審訊最簡單不過了。如告發無辜之人，企圖陷害，真相立即可以大白，告發人反而要受到懲罰。

　　林則徐力主禁絕鴉片的言詞是十分嚴厲的。他說：“若猶泄泄視之，數十年后，中原幾無以御敵之兵，且無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不能無股栗!”

　　他提出了鴉片可以亡國的警告。

　　皇帝當然不會不知道林則徐和黃爵滋都是宣南詩社的同人。但這不過是選任為解決問題的人偶然同提出問題的人親近而已。不過，也不能說純粹是偶然。看來是始終注意這個問題的團體中，很自然地出現了提出問題的人和解決問題的人。

　　皇帝決定立即把林則徐從武昌叫到北京來。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陰歷十月七日，林則徐接到了吏部(內政部)“來京陛見”的通知。

　　他從武昌動身是十月十一日。本來接到拜謁皇帝的命令，應當即日動身。但十月十日是慶祝皇太后萬壽(生日)的口子，需要由總督閱兵，因此決定在過了這一天之后再動身。

　　談一點題外的話。從這一年算起，第七十三年是辛亥年(一九一一)，清朝在這一年滅亡。雖有陽歷與陰歷的差別，但在同一個日期十月十曰(即所謂的雙十節)、同一個地方武昌所響起的槍聲卻宣告了革命的成功。當那些穿著立領制服的革命青年們高呼共和國萬歲的時候，這個城市里的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恐怕還會記得當年總督林則徐在百官們的歡送下。精神抖擻地動身赴北京的情景。而今天的八十歲老人，在辛亥革命那年也已經二十來歲，正是熱血沸騰的青年。我們如果把歷史這樣地搭上橋梁，歷史就會一下子跟我們靠近了。

　　從武昌到北京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十一月十日，林則徐到達北京城外的長新店 。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第二天就趕快入朝參見。

　　一清早他就進了乾清官，登陛跪伏在玉座之下。林則徐的日記上記載，皇帝準許他坐在氈墊上，垂問達三刻之久。一刻為三十分鐘 。

　　第二天又被召見，垂問二刻。

　　對林則徐特加恩寵的“紫禁城賜騎”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宣旨的。準許臣子在紫禁城內騎馬，十分罕見，由此可知皇帝對他是如何地信任。

　　他這一天這樣打扮：

　　朝服上有表示三品官以上的九蟒五爪花紋，補服上刺繡著表示一品文官的仙鶴。腰間系著的朝帶上有四個鏤金正方形版，版上鑲著紅玉。脖子上掛著珊瑚的朝珠。上殿時必須要用右手緊握朝珠，不讓它發出聲音。

　　不過，林則徐是騎在馬上，兩手握著韁繩，所以朝珠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

　　“朝廷”一詞來源于早朝進行政務的地方。陰歷十一月中旬，北京的氣候已經很冷了，寅時三刻(上午四時)騎馬上朝是相當早的。當然，宮內是燈火輝煌。

　　從天安門到中門站著儀衛。

　　林則徐打著杏黃傘(蓋傘)和青扇飛虎旗，帶旗槍六根、青旗八桿、前引二人、后從八人。馬身上裝飾著華麗的纓子。

　　俗話說南船北馬。中國北方人愛騎馬，而南方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不擅長騎馬。林則徐是福建省侯官縣人，是道地的南方人，而且又是文官，對騎馬很不熟練。傳說林則徐騎在馬上輕松地走進紫禁城。聽起來好象十分威武，其實他是兩手緊攥著韁繩，顯得十分緊張。

　　據林則徐的日記上記載，道光皇帝看到林則徐騎在馬上戰戰兢兢的樣子，對他說：“你不慣騎馬，可坐椅子轎。”他趕忙“叩頭謝恩”。

　　椅子轎又名肩輿，是在八人抬的輿上面再放上一把椅子。坐在這樣的椅子輿上，腦袋當然比騎馬還要高。這也是一種破例。

　　林則徐從第一次入宮參見之曰起，一連八日都被召見。這確實應該說是前所未有的破例。

　　振奮的道光皇帝看來對林則徐相當滿意，他是想把一切都委交給林則徐。他給予這么多破例的待遇，可能是想給朝臣們這樣一種印象：林則徐是擁有特別權限的人物。而且賜騎和坐椅子轎入宮參見的消息立即會傳到皇城之外，所以他肯定還有另一個意圖，要向一般的人們顯示林則徐的權威。

　　十一月十五日，林則徐得到這樣的敕命：“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所謂欽差大臣，是根據皇帝的命令，在某個問題上授與全權而派出的大臣。

　　關防就是公印，蓋有這種關防印的文書也稱關防。欽差大臣的關防具有近似敕命的權威。皇帝在有關禁除鴉片

　　的問題上一切均委交林則徐處理，并把廣東水師(海軍)的指揮權交給了他。

　　林則徐在滯留北京的期間十分繁忙，他必須要到各處去拜訪有關的官員。日記上連日可看到“出城拜客”的字句。

　　除了拜客之外，他還必須要事先冷靜地考慮好第二天召見時的奉答。宣南詩社的同人們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繁忙，好象并沒有去打擾他。龔自珍只去過燒酒胡同林則徐的下榻處拜訪過一次；魏源這一年一直在揚州，當然沒有見面。

“事勢有難言者”

　　林則徐在京滯留期間，宣南詩社的同人龔自珍只去訪問他一次，而這一次他把自己關于鴉片問題的書面意見交給了林則徐。

　　這就是收在他的文集中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龔自珍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戰守之策，論述了決定、答難、歸墟諸義，極其費解。其概要如下：

　　……吸食鴉片者處繯首誅(絞首刑)，制造者、販賣者處刎脰誅(斬首刑)，士兵吸食者也要斬首。禁絕鴉片必須要重視武力。把全部夷人遷往澳門，只留一所夷館，以供互市。……

　　他提出了這些建議，甚至說對仆役以及左右親近之人也要視為大敵，應當對他們小心注意。

　　龔自珍早就意識到林則徐這次的廣東之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他比林則徐小七歲，官職級別也相差很大，但他作為結社的同人，對林則徐這次獨自去廣東感到擔心，他想為林則徐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因為，林則徐這次是到一個陌生的，而且是臭名昭著的壞地方去赴任。

　　龔自珍表達了這樣的意圖：如果林則徐愿意，我可以陪你去廣東，希望盡力為你效勞．

　　他當時是禮部的主事，在中央機構中是個“處長級”的干部，官位不過是六品。實際上他不久就丟棄了這個官職，而當時他大概就有了隨時棄官的想法。

　　當時的高級官吏在自己的身邊都有一群私人秘書，這些人被稱作幕僚或幕客。據說，實際的行政工作并不是由衙門里的下級官吏來辦，而是由這些幕客主持。因為是私人秘書，所以既不要科舉考試的學歷，也不要辦理政府委任的手續。只要林則徐愿意，象龔自珍這樣杰出的人才隨時都可以加入他的幕僚，而且當時是文牘政治的時代，龔自珍寫的那一手好文章一定會起很大的作用。

　　林則徐在京滯留期間，因為繁忙而未能答復龔自珍。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則徐焚香九拜，啟開嚴封的關防大印，終于向廣東邁出了長達兩個月的旅行的第一步。

　　他在這次的旅途中給龔自珍寫了復信。信中說：“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

　　意思說，關于你要來廣東的事，并不是我想阻止你，只是事勢有難言的微妙之處，因此托人代為說明。……

　　這些話是有含意的。

　　林則徐也是寫文章的能手。對事勢的微妙，不會不能用文章來表達的。上述答復的意思，恐怕應作這樣的理解：

　　用書面不好說，因為書面也許會留存下來作為記錄。因此，他想用以后不會留下來作為證據的辦法——即口頭來轉達。

　　那么，林則徐究竟向龔自珍說明了什么呢?現在只能進行推測了。

　　我是這樣推想的。

　　林則徐雖然獲得了紫禁城賜騎、接連八天召見和皇帝親自任命為欽差人臣等等空前的榮譽，但他并沒有沖昏了頭腦，深知前途多艱。從北京的氣氛中，他大概已經覺察到軍機大臣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等這些在京的大官兒對嚴禁鴉片的冷淡態度。

　　金安清的《林文忠公傳》中談到林則徐在拜命為欽差大臣時說：“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

　　柄臣就是擁有權柄的所謂的權臣。這里大概是指宮中的軍機大臣和外面的直隸總督。林則徐不會不意識到這些的。

　　自古以來就有這樣的說法：“權臣在內，大將不得立功于外。”在外立了大功，皇帝身邊的權臣就會嫉妒，向皇帝進讒言。宋朝因有權臣秦檜，岳飛的軍功遂成泡影，這恐怕就是很好的例子。

　　林則徐的腦子里肯定會掠過這些想法。

　　另外，即將前去的廣州，那里的官員大多利用默許走私鴉片等辦法而肥私囊，主張嚴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有受孤立的危險。

　　對手英國的武器精巧、兵船堅固，這是中國不能匹敵的。林則徐不是井底之蛙，他對這點是深有了解的。早在六年前，他正好作為江蘇巡撫赴蘇州上任時，英國商船阿美士德號就曾闖進江蘇省境內的上海港。那雖是一只商船，但江南水師的高級將領們經常談到其裝備的精良。

　　敵人是強大的。

　　而且林則徐早就預想到廣東的形勢一旦緊迫，英國就有可能出兵。后來他在左遷途中給友人的信里說，他當時已經預想到這一點，并告訴了皇帝。

　　林則徐雖得到皇帝的信任，但皇帝是個無定性的人，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改變主意，打退堂鼓。失敗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

　　林則徐臨出發時，曾對侍郎沈鼎甫說：“死生有命，成敗在天。”說后相顧流淚。

　　看來他早就預感到失敗。正因為如此，他不愿因這次的任務而把朋友卷進去，或許他已考慮到要保存那些在自己失敗后能接著干的人物。

　　但是，這一切等于是表明他對皇帝的不信任，因此不能寫成文字。所以他特意指派自己信賴的親戚，讓他說明“難言者”。

　　我想我上面的推測是不會有多大差錯的。

南行

　　當時官尊民卑之嚴重，簡直令人有點難以相信。

　　有人說中國只有士大夫階級和平民階級——或讀書階級和非瀆書階級。讀書是為了參加當官的科舉考試。所以中國的階級也可以說有官與民兩種。

　　中國存在著賤民，但他們的人數不多。如廣東水上生活的芪民；街頭賣唱的樂戶；以及世代以乞丐為職業的細民等階層，就是賤民。這些人雖然同樣是貧困，但和一般的貧苦農民還有所不同。他們之所以為“賤民”，是因為法律剝奪了他們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除了這些特殊的賤民外，不論多么貧窮的乞丐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也就是說，中國的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最大的基準，是能不能當官。

　　大官兒外出旅行時，十分威風豪華，就如同日本所謂的“諸候出巡”，打“前站”的小官兒提前到各地去檢查接待的準備情況。事先通知各地大官兒即將到達的“傳牌”，等于是催促各地做好款待的準備。大官兒們一方面領取足夠的旅差費，同時又在各地無償地征發伕役。這些伕役借助臨時主人的威風，到處索要財物，以彌補他們的無償勞動。老百姓苦不堪言。

　　林則徐在向廣東出發之前，也按照慣例，向沿途各地官衙發出了“傳牌”。其內容如下：

　　……本官奉旨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并無隨帶的官員和書吏，唯有馬伕一人、跟丁六人、廚師和仆役各三人隨行，也無前站、后站的人員。如有冒名者，立即逮捕追究。所坐大轎一乘，自雇轎夫十二名，所帶行李，也自雇大車二輛、轎車一輛。以上費用均已發給，足夠其食用，不得在各驛站索要分毫。各州縣亦不必另雇轎夫迎接。至于不通車路及必須行水路的地方，也都是在當地自雇船夫和船只。本官原是地方官奉命出差，與中央政府的人員有所不同，深知各州縣驛站在這方面所受之累。……所住各宿舍，只用家常飯菜，不得辦酒席，不得用高貴的菜肴。這不是客氣，而是命令，切勿違反。……

　　這樣的傳牌是沒有前例的。各地接到這一通知的有關官員一定會大吃一驚。從傳牌的內容可以看出，它從反面說明了當時清廉的官員是多么少。

　　陰歷臘月的旅途是極其困難的，欽差大臣一行進入江西省境內以后，經常因雪而耽擱了行程。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春節是在船上度過的。第二天到達南昌，因雨雪在這里停留了數天。林則徐在這期間拜訪了公羊學泰斗、對海運有豐富經驗的包世臣，聽取了他的意見。

　　從以上可以看出，林則徐不僅注意使這次出差簡樸節約，而且路上還不忘調查研究和考慮對策。他在旅途中還不斷收到來自廣東海口的情報。

　　元月十一日，林則徐還在江西省境內，他從那里派出“捷足”(信使)，向廣東的布政使(行政負責人)和按察使(司法負責人)發出了重要的命令。

　　他制定了一個廣東有關鴉片走私的重要罪犯和次要罪犯的名單，命令把這些人統統逮捕。不過列在這個名單里的大多是幫助走私的下級官吏和士兵。

　　這樣，在欽差大臣到達之前，廣東就已經刮起了大逮捕的風暴。

　　那些搞鴉片走私的人都心驚膽戰，擔心這次欽差大臣會鐵面無情。

　　夷館里的外國人也覺得這次來的林“Imperial High Commissioner” 很不好對付，皺著眉頭在觀望等待。

　　眾目注視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沿珠江而下，于元月二十五日到達廣州天字碼頭。陽歷是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廣州已經很暖和了。

　　欽差大臣是所謂的敕使，受到鳴九響禮炮的歡迎。

　　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廣東海關監督豫堃(厚庵)、廣東將軍德克金布、副都統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廣東的高級官員全部出迎。

　　林則徐事先已經通知，希望住處盡量安排在靠近夷館的地方。按照他的要求，決定將越華書院作為欽差大臣的臨時官邸。

　　前面已經說過，這座書院是與弛禁論大本營的學海堂并列的名門學校。

　　林則徐在這里會見了許多人，盡量聽取意見，提出疑問，一直到徹底理解為止。

　　林則徐在北京時，皇帝曾經跟他說過這樣的意圖：“鴉片絕對要禁止，但不要同外國引起過多的糾紛。”這完全是一廂情愿。要禁絕鴉片，不同外國發生摩擦是不可能的，這正是林則徐憂慮的原因。他決定把重點放在禁絕鴉片上。他已經作好了思想的準備，自己也許會由于同外國，尤其同英國的矛盾而下臺。

　　到達廣州的第九天，林則徐發出了兩道諭帖。

　　一道是頒給公行的。命令限三日之內，讓夷人出具漢文、夷文的甘結(保證書)各一份，“聲明嗣后永不敢帶鴉片，如再夾帶，查出人即正法，貨盡沒官。”

　　所謂“正法”。就意味著處以死刑。

　　諭帖的結尾嚴厲地警告公行說：“如此事先不能辦，則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向外，不問可知。本人臣立即恭請王命，將該商擇尤一二正法，抄產入官!”

　　另一道的題名是《諭各國夷人》。不過，盡管他是欽差大臣，也不能同夷人直接接觸。這道渝帖也交給了公行。

　　諭帖中譴責夷人的鴉片貿易說：“我大皇帝一視同仁，準爾貿易，爾才沾得此利。……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

　　接著正告夷商：大皇帝已決心根除鴉片，宣布販賣鴉片者、開設煙館者，乃至吸食鴉片者都要處以死刑，在這樣嚴厲的禁令下，再也不能出售鴉片了，“諭到，……速即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不得絲毫藏匿。”

　　要沒收全部的鴉片!這一命令確實把外國人嚇倒了。而且還要求他們提出保證書，并強調這一命令非同尋常，說“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部堂、巡部院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

　　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在這里點燃導火線的。

鴉片戰爭后的林則徐

　　北京的宮廷、尤其是職位最高的大臣——滿族軍機大臣穆彰阿，是狂熱的維持現狀派，他對林則徐的對英強硬政策感到膽顫心驚。

　　在鴉片戰爭正在進行的期間，林則徐被解除了職務，理由是：“因同英國交涉不當，招致了嚴重的事態……”

　　林則徐被貶職，不，是流放。

　　流放地是新疆的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二月決定流放伊犁，三月到洛陽，四月到西安，在這里得病。病愈之后，七月從西安出發，十一月才到達了目的地。這一年林則徐五十八歲。

　　整整三年之后，才獲赦，被任命為陜甘總督。

　　在新疆滯留期間，林則徐的注意力仍在對外問題上。．

　　到達伊犁的第二年，他寫了《俄羅斯國紀要》一書。

　　據《國朝先正事略》說，擔心西洋侵略的后輩，向林則徐乞教對策，他回答說：“西洋(指英國)并沒有什么了不起。對中國來說，最終之患，毋寧說是俄羅斯。我已年老，但你們會親眼看到的。”

　　這是否是先見之明。姑且不說，但這些話證明了林則徐仍然沒有失去在對外問題上的熱情和關心。

　　夾在兩次戰爭當中的十年，林則徐前五年是在貶謫與流放的生活中度過的，后五年是在復職當地方長官中度過的。

　　這樣看來，似乎是明確地分為兩個階段，其實這整個十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從廣義上說，他都在從事對外關系的工作。

　　他流放的地點是新疆，現在稱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可以想象其大部分居民是維吾爾族。維吾爾族信奉伊斯蘭教，是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土耳其族人種。這里是中國的領域，但應當按照對外關系來考慮這里的從政治到生活的一切問題。

　　林則徐復職擔任陜甘總督后的第一件工作(這件工作一完，立即調任，所以也可以說是唯一的一件工作)，是“辦理番案”。

　　番同蕃，案是案件的意思。就是說，給予他的任務是解決有關蕃人的案件。這個地區的所謂蕃人，是擁有騎兵的蒙古族，也包括少數土耳其族的游牧民。他們殺死當地的官吏，大肆掠奪。

　　林則徐在這里鑄造了大炮，平定了蕃人的叛亂。他使用近代武器，把這些以弓箭作為主要武器的家伙鎮壓了下去。在廣東挨了英國人的打，在這里他運用英國人的打法，反過來去對付這些沙漠里的“豺狼”。

　　這是一次小小的內戰，但對象是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就這一點來說，恐怕還應該看作是“準”對外問題。

　　對于善后處理，林則徐是非常寬大的，除了主要的叛徒外，一般都釋放了。

　　林則徐的后任陜甘總督是滿洲族人琦善。在鴉片戰爭時，林則徐是作為鷹派抗戰的，而他在四面楚歌中被革職，來接任的欽差大臣正是這個琦善。琦善把林則徐苦心建立的廣東海防設施，一個一個地撤除，自己填平了護城河，割讓了香港。他采取的這些措施，表明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鴿派”——投降派。

　　可是，琦善當上陜甘總督后，當黑城撒拉的回教徒造反時，他恣意地殺害事件的有關人員。殺的人太多了，連北京的朝廷也認為他干的太過火，革了他的職，把他流放

　　到吉林。

　　林則徐對英國是鷹派，對邊境的少數民族是鴿派。跟他恰恰相反，琦善對英國是鴿派，對沙漠中的小小的盜匪集團卻是鷹派。

　　第二二年(一八四七)，林則徐任云貴總督，即管轄云南省和貴州省的長官，駐地在云南省的昆明。

　　云南是他懷念的地方，二十八年前，年輕的林則徐曾來這里當考官。但已經沒有余暇讓他去感慨了，現在那里的漢族與回族正在互相仇殺。

　　事端的發生，和以往一樣，十分愚蠢。回教徒馬大在民歌中填進了譏諷漢族的歌詞，漢族大怒，破壞了回教的清真寺。起端就是這樣莫名其妙。

　　林則徐在流放新疆的三年期間，是在回教徒當中生活過來的，所以對他們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

　　“沒有漢族還是回教徒的區別，只有良民還是非良民的區別。”

　　林則徐是這么宣布的，也是這么實行的。

　　這是對外關系的另一種形態。

　　林則徐解決糾紛取得了成功。

　　他自從被拉下鴉片戰爭的舞臺以來，本來就認為不會再第二次出頭露面。他在新疆時期所刻的一方圖章上，刻有“寵辱皆忘”四個字。——受過皇帝的恩寵和遇到的恥辱全部都忘記了。言外之意是過去的事情都是一場夢，對將來也不抱有希望。

　　盡管如此，他再次被起用了，時局要求他這樣的人物出馬。他的責任感強，也無法拒絕托付給他的任務。

　　但是，年歲已經六十多了，數年前不覺得怎樣的病，現感到吃不消了。特別是他十四歲訂婚、二十歲時迎娶的夫人先他去世，給他的精神上帶來很大的打擊。這發生在他任云貴總督的期間。夫人姓鄭，名淑卿，看一位很能干的婦女。

　　夫人去世的第二年(一八四九)，他一再提出的因病引要求獲得批準。

　　這一年他離開昆明，在南昌的百花洲療養，第二年三

　　月回到故鄉福州。這次回鄉離他父親去世時回鄉服喪已經相隔二十年。

　　可是，回鄉后不久，道光皇帝死去的消息也傳到了福建邊地。

　　新皇帝決定起用鴉片戰爭的英雄林則徐，大概是想任命他為軍機大臣，放在身邊商量國事。

　　林則徐以有病為理由，辭退上京。

　　據福建巡撫的奏折，他的情況是這樣：“林則徐患疝氣，稍微疲勞，立即發作。發作時，兩腿異常疼脹，不能跪拜，有時甚至不能起床。……面容憔悴，但言語精神尚健爽。”

　　奏折中雖說一旦治愈，立即上京，但林則徐本人已經不打算再承擔重大任務了。

　　“到了年輕人的時代了，不該我出場了。”他一定是這么想的。

　　他有三個兒子。另外，女兒普晴的丈夫沈葆楨也是個罕見的人材。去年在湘江上交談過的左宗棠，看來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林則徐一想起這些年輕人，就感到“我不必再出馬了！”

　　福建的高級官員訪問這位老前輩時，總是恭維他說：“國家還需要林公的才能。”

　　對待這樣的恭維話，林則徐總是這么回答說：“如果真的還需要我的話，那就說明國家已處于可嘆的狀態。怎么會有這樣的事呢?不會有!因為那可是嚴重的問題啊!”

　　豈料竟發生了這樣嚴重的問題。

　　傳來了“上帝會”會員在廣西省發起叛亂的消息，其首領叫洪秀全。

　　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太平天國之亂。關于太平天國，后面將會不時地談到，這里想重點談一談林則徐的晚年。

　　當時的交通和通訊都很不便，情報的傳遞既不迅速，也不準確。尤其是地方發生叛亂，正是表明地方官的治績不佳，所以要有意識地抑制這一類的情報。廣西巡撫鄭祖琛和廣西提督(軍司令官)閔正鳳就一直一味地掩蓋洪秀全等人在廣西造反。

　　事情的敗露是由于廣西的富豪們派人去北京直接陳訴，有許多擔心會失去財產的人希望當局用強硬的態度來對待叛逆者。但是，地方當局如果向中央乞派援軍，那就暴露了自己管轄地區出了亂子的事實，所以盡量佯裝不知，想蒙混下去。忍耐不住的士紳們只好到北京去哀告。

　　“廣西出了亂子。”

　　北京只知道這些。由于只是富豪們單方面的陳訴，詳細情況還有點摸不透，因此先決定更換當地的軍事首腦。

　　廣西提督由湖南提督向榮來接任，此人在全國地方軍的司令官中被譽為最英勇的猛將。同時命令鄰省的云南提督張必祿馳援廣西。

　　地方的士紳竟然不畏困難來直接陳訴，廣西叛亂的規模大概相當大。就是說，亂子可能已經鬧得相當大。在這樣的時候，皇帝就要選擇可以委以全權的人物，授與他“欽差大臣”的關防。所謂關防，就是印章，蓋有這種印章的文件，幾乎具有與詔敕同等的效力。

　　新皇帝咸豐這時又想起了林則徐：“聽說林則徐在福州城內。福州去廣西近，而且鎮壓大叛亂最需要象鴉片戰爭時那樣果敢的態度，沒有人比他更適合當這次的欽差大臣的了。”

　　身患宿疾的六十六歲的林則徐，就這樣在相隔十年之后又再次被任命為欽差大臣。

　　從福州去廣西赴任，比從北京去廣西要縮短一個來月的行程。咸豐皇帝大概覺得在好的地點選中了一個好人物，對自己的主意很滿意。而且林則徐又在廣西的鄰省當過云貴總督，在甘肅和云南都很圓滿地解決了類似的“糾紛”，確實沒有比他更適當的人了。

　　廣西之亂很快就發展成為太平天國的大亂，而林則徐最初接到的情報卻說是“本地人與客家在廣西對抗”。

　　“是這樣的話，我還是有經驗的。我會妥善處理的。”林則徐大概是這么想的。

　　在中國的南部，不斷地有人從北方遷居進去，新來的人稱作“客家”，遇事都要受到歧視。原來的居民是本地人，他們不希望客家插進自己的勢力范圍，于是客家自然就不得不形成他們自己的社會。愈是受歧視，愈要加強團結。傻呆著什么也不干，連飯也吃不上，所以他們都非常勤勞。因為很能干活，結果往往要奪走本地人的職業，所以關系越被壓迫階層的客家出了不少革命的人材。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是客家，后來的孫文也是客家。說一點閑話，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客家人也相當多，他們在本國受壓迫，所以到海外去謀求生路。

　　本地人也好，客家也好，都是漢族，差別只是誰先遷居到現在的居住地。

　　林則徐解決過的事件，在甘肅涉及到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在云南關系到回教徒。跟這些事件相比，這次是同一個種族之間的斗爭，看起來問題更簡單。

　　“最后一次為國家效力吧!”林則徐這么想，決定接受這次大任。

　　他的疝氣已好了，又患了嚴重的痔瘺。但又不能推三阻四，任命欽差大臣的使者從北京到來的第二天，他就離開福州，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這是道光三十年十月的事。

　　清代的年號，在皇帝死去的那一年仍使用原來的年號，第二年才改用新的年號。這一點跟日本不一樣。道光皇帝已在這年死了，但年號仍然是道光三十年。

　　林則徐越過福建省境，進入廣東省。

　　路上他患了嚴重的痢疾，也可能是赤痢。痢疾嚴重地消耗了他久病初愈的體力，當時他已六十六歲。

　　十月十九日(陽歷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潮州去世。潮州的市民哀悼這位著名的鴉片戰爭的英雄，據說“罷市巷哭”。——人們關閉了店鋪，穿上喪服，每天有數千人去燒香叩拜。

　　林則徐恐怕一直到臨死之前仍充滿著信心，認為自己一去就可以解決廣西的糾紛。

　　他所了解的情況，大概只認為那是“新舊居民之間的斗爭”，最多只不過認為是造反者把基督教這個外國的宗教當作統一的紐帶。

　　林則徐由于死而作為一個謎結束了。

　　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了十年，林則徐可以說是吃了禁果的人，他已經不是在虎門岸邊銷毀大量鴉片時那樣容易理解的英雄了。

　　難以理解的林則徐這個人物，也許能通過他對太平天國的態度而抓住一些有助理解的線索。可是，他未到廣西就死了，變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英國林得奈在其著作《太平天國》(平凡社、東洋文庫)中談到這樣一件事：林則徐先給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送去一封勸降書，洪秀全復書的內容充滿了激烈的反清淪調。林則徐受到刺激，終于一病不起。

　　這是不可能有的事。林則徐十月初才接到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的敕命，不管怎么迅速，也不可能這么快同廣西的造反者之間打交道。而且洪秀全在金田舉兵起義是十二月初十，這時林則徐已死。這一天是洪秀全三十八歲生曰，他開始稱王。可以認為，在此以后才正式發表文件。所謂洪秀全的復信，如不是偽作，就是后來的“沼書”誤傳。

　　誤傳的動機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清朝的忠臣林則徐把“國朝”視為神圣。當有人把這個“國朝”說成是：“異族入主中夏，恃強兵武力，竊我寶器，攘我河山，據我政府……”那么他將作何反應呢?這是誰都想知道的。于是就這個誰都想知道的問題，編造了一個若有其事、假托的故事。

　　假設本來是歷史學的忌諱，但人們還想知道另一個問題：如果林則徐當時沒有死，還活了幾年，作為追剿太平天國的欽差大臣而活躍的話，那將會是……

　　一般人都認為林則徐在潮州死去，對他是幸福。鴉片戰爭是英國這個外國的侵略，同英國作戰的林則徐被人們視為民族的英雄。

　　太平天國是被壓迫的階級發起的革命運動。關于太平天國所走過的歷程，雖有種種的問題，但它是一次貧苦的勞動者反抗統治者的斗爭是沒有疑問的。而且它還高呼打倒異族(滿族)的統治。

　　鎮壓這次革命的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不得不在歷史上留下“漢奸”的污名。林則徐如不在潮州死去，恐怕也會依附統治者的一邊，被列入鎮壓革命的人物之一。

　　太平天國延續了十五年。

　　清朝雖然已經沒落，但還具有很大的力量和相當的權威。太平天國能與它對抗十五年之久，所以決不能和各地發生的曇花一現似的暴動同曰而語，應當說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這一偉大事業之所以能夠完成的原因之一，恐怕是在它起跑的時候作了一個沖跑。

　　太平天國起跑時的沖跑確實不錯，因此它才能一邊進擊，一邊擴大自己的隊伍。

　　站在鎮壓革命的清朝方面來說，在太平天國舉兵時未能給予徹底的打擊，這是留下后患、遭受十五年罪的原因。

　　清朝方面也許會哀嘆自己命運不濟。在重要的時刻，接連死去了被任命為鎮壓廣西叛亂的三名最高負責人。

　　以后的二人姑且不說，第一個最高負責人林則徐的死，對清朝不能不說是一大恨事。

　　考察鴉片戰爭的經過，有一個重大的因素，我們稍一疏忽就會略過。在那次戰爭中，清朝方面是否善戰，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起碼廣州的首腦們彼此沒有反目，而是齊心協力，這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的。

　　這么說，也許有人會反駁：“不反目、齊心協力”，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可是，清朝的制度要做到這一點是極其困難的。在它的高級官僚制度中貫穿著一條“相互監視”的粗線。

　　在中央政府里，相當于各部部長的“尚書”要任命滿人和漢人各一人，管轄同一個行政機構的長官有二人，其目的是彼此相互監視。相當于副部長的侍郎有左侍郎和右侍郎，分別各任命兩名滿人和漢人充任，即副部長有四人。順便說一下，在太平天國舉兵的那一年，后來成為鎮壓太平天國大頭目的曾國藩被任命為禮部右侍郎。禮部管轄儀禮、教育、考試工作，所以不過是教育部副部長，而且是左右、滿漢四名副部長中的一個。

　　地方長官只有一人，但也巧妙地形成相互監視的制度。

　　拿道光三十年的情況來說，廣東巡撫(省長)是葉名琛，廣西巡撫是鄭祖琛，另外還有一個管轄廣東、廣西兩省的兩廣總督的官職，擔任這個官職的是徐廣縉。這并不是說巡撫之上還有總督，他們相互之間是對等的關系，原則上是“會同”(協商)。也就是說，要他們互相監視。

　　從這種制度也可以看出，反目是必然的，同心協力反而是例外。

　　在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派赴廣州時，兩廣總督是鄧廷楨，廣東巡撫是怡良，廣東海關監督是豫厚庵，廣東水師提督是關天培。廣州的這些首腦們終于做到了步調一致、齊心協力。如果認為齊心協力是理所當然的，那就會忽略過這個重要的因素。

　　在廣州的這些首腦們當中，巡撫和海關監督是滿族，鄧廷楨一度曾經贊成過弛禁鴉片的意見。這些想法各異的大官們起碼沒有互相反目，應該說是近似奇跡。

　　很早以前，中國拍攝過一部電影《林則徐》。在這部影片中，豫厚庵是作為同林則徐對立的投降派的首領出現的。可是，在林則徐被貶謫離開廣州時，曾把行李寄存在豫厚庵處，在此以前也經常以詩喝和，這說明他們不但沒有反目，而且關系很不錯。后來《林則徐》電影腳本出版，其附錄中記述了電影拍制的過程。讀了這個附錄，其中果然談到因為找不出同“好人”林則徐相對立的突出的“壞人”，所以硬把豫厚庵拉來充當。

　　在鴉片戰爭的前半期，廣州的首腦們之所以沒有相互反目，據我的推測，恐怕是歸功于林則徐這個“人物”。

　　他似乎具有一種奇異的吸引力，包括道光皇帝在內，凡是見到他的人，好象一下子就對他心悅誠服。鄧廷楨把他看作是終身的知心朋友，他被流放到新疆后，當地的官員們也都成了林則徐的崇拜者，因此在流放生活中仍受到賓客般的待遇。

　　他為人誠實無私，但不死板生硬，他有著詩人的心地和永不枯竭的風趣。

　　前面已經說過，太平天國發展成為長達十五年的大亂，是由于起跑時的沖跑好。這次起跑之所以跑得好，乃是由于清朝方面征討軍的首腦們反目。

　　林則徐已經死了。

　　管轄廣東、廣西兩省的兩廣總督徐廣縉不知道林則徐已死，還悄悄地派急使給北京的皇帝送去奏折說：廣西巡撫鄭祖琛是一個只會粉飾的人物，而且年老多病，掌握不了部下。應把他革職，讓這次任命為欽差大臣的林則徐兼任廣西巡撫。

　　林則徐死后不久，率援軍趕來的前云貴提督張必祿也在廣西的潯州病死，也有人說是戰死。

　　張必祿是老將，是士卒出身的身歷百戰的勇士。從清史列傳上看不出他的年齡，但記載他于嘉慶元年(一七九六)作為志愿兵去參加征討四川、湖南的“教匪”之亂。從這一年算起已過了五十四年，假定他是二十歲當志愿兵，這時已經七十四歲。從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來看，這是相當的高齡了。

　　中國人具有敬老的精神，老人說的話，勉強一點也要聽。也許是為了防止反目才任命了這樣的老將。可是，事與愿違，張必祿死了。

　　朝廷任命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為欽差大臣，來接替林則徐。廣西巡撫革了職，任命周天爵來接任。

　　過年是咸豐元年(一八五一)。

　　欽差大臣李星沅與兩廣總督徐廣縉早就開始反目，廣西巡撫周天爵站在徐廣縉的一邊。廣西的軍司令官——提督向榮和巡撫周天爵不睦，而且由湖南派來的軍隊不服從向榮的兒子繼雄的命令，在戰斗中消極怠工，企圖把戰敗的責任推給這個乳臭未干的黃毛小子。向榮忍無可忍，用四川兵代替了湖南兵。

　　向榮是四川人，他只有軍權，軍糧和輜重要由地方長官調撥，跟向榮不睦的周天爵及其后臺總督徐廣縉，用斷絕糧草來整軍隊。

　　欽差大臣李星沅的處境更是非常困難。最后他向北京哀求：請特別任命另一位“總統將軍”。

　　北京的皇帝派出了大學士賽尚阿，但嚴厲地諭示李星沅、周天爵、向榮三人說：另特派一人，但你們不能因此而旁觀。

　　李星沅給向榮寫信建議，要“異姓同心，無分彼此，和衷共濟”。意思說，不要建立派閥，讓咱們和好合作吧。這不是建議，而是哀求。

　　賽尚阿到達之前，李星沅在廣西的武宣病死。北京任命賽尚阿為接任的欽差人臣。

　　正因為是這樣的狀況，太平天國才能在起跑時狠勁地沖跑了一下。也可以說，正因為有這樣的官員，才促成了太平天國之亂。

　　林則徐如果不在潮州死去，進入廣西后還能活幾年，也許在首腦們中間就不會發生反目，因而洪秀全等人的起跑也可能不那么順利。當然，林則徐的人品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巨大潮流。

　　林則徐始終是鴉片戰爭的英雄，他作為一個后人的崇拜者，恐怕要感謝命運安排他跟太平天國只發生這么一點關系。

　　林則徐貶謫新疆后，仍奉命在當地監督開墾工作，新疆的開墾實際上就是興修水利工程。從綠洲或天山山腳下等有水的地方，把水井聯在一起，在沙漠的下面建成水路，把水引到缺水的地方，這稱之為坎兒井。據說這是古已有之的方法。但聽說新疆人把它稱作“林公井”。不是林則徐發明的方法卻這么稱呼它，大概是因為他造了許多坎兒井。在去新疆之前，他也曾奉命去監督過黃河的修復工程。我們不應忘記林則徐還有著治水工程專家的一面。由于他在鴉片戰爭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所以把他的其他不少方面掩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