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社改派”在蘇聯解體中的主要戰略失誤

蘇聯“社改派”在蘇聯解體中的主要戰略失誤

（蘇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缺乏獨立的綱領和成熟的核心，未能充分依靠和發動群眾開展對反動派的斗爭，這是蘇東劇變中蘇聯左派的主要戰略失誤。

在蘇聯劇變這場尖銳復雜的大搏斗中，真正的共產主義“左派”，正如前面各章所述，表現出了積極勇敢、英勇頑強的氣概。有的還獻出了生命，有的被關進牢獄，仍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是，民主派終于得勢，奪取了政權，摧毀了社會主義制度。從主觀方面來檢查，或說失敗的主要所接受的理論分析和提出自己的鮮明的綱領路線。原因之二是他們大多接受赫魯曉夫“全民黨”、“全民國家”的影響。因此，對于戈爾巴喬夫關于“民主化”、“公開性”、“人道主義”等超階級的“全人類價值”等機會主義觀點及多黨制、總統制等決定，缺乏明確深刻的認識和批判(應該說明，對于戈氏全人類價值優先的觀點，利加喬夫、波洛茲科夫等都明確地表示過不同意見)。對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并表示贊成和擁護。所以戈氏抱怨：關于蘇共主動放棄對政權的壟斷地位及其一系列后果包括多黨制、政治多元化等重大問題，都不是總書記個人或政治局小范圍的決定，而是得到蘇共中央全會、全國代表會議及代表大會的同意的。這是事實。在蘇聯改革形成傳統派、民主派、主流派三種勢力后，民主派有自己的明確的實行西方資本化的民主綱領，主流派有“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實即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唯獨傳統派沒有自己獨立的綱領。當時的“改革’’是順應民心的大局、主流，戈爾巴喬夫首先抓住了改革的旗幟，隨后，民主派、葉利欽等以改革激進派面目出現，被稱為改革的“左派”，似乎更革命。傳統派沒有自己鮮明的綱領和旗幟，加上敵方的污蔑宣傳，往往被人視為右派保守派。他們雖然對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主流派的政策不滿，但多半是依附于主流派及其綱領，企圖借用主流派綱領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和借用主流派的地位及力量去與民主派做斗爭，對戈爾巴喬夫及其路線一直抱有幻想。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前夕，俄共領導人波洛茲科夫表示，只有戈爾巴喬夫一個人可能成為蘇共領導人。直到1991年7月，戈氏已明顯倒向民主派一邊，作為傳統派骨干之一的共產主義倡議運動的領導人，這時雖堅信戈氏的方針是“搞垮社會主義搞垮蘇聯’’和“消滅蘇共’’的方針，但他們的主張仍是“向俄共和蘇共的領導施加壓力，不使蘇共變成社會民主黨”，要求召開非常代表大會，“根本改變政治方針’’(參見第四章第六節)，這些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根本難以奏效的。8.19事件的發動者不僅事前希望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持，而且在事變的緊要時刻，不是克服萬難去爭取勝利，而是想向戈氏負荊請罪，求得寬恕。結果是摧毀了傳統派的力量，便于民主派實現他們的圖謀。所以社會民主主義(或說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思潮其影響是涉及“蘇共二十大的一代人’’的問題。傳統派的代表人物雖然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聯盟的完整進行了英勇的甚至是悲壯的斗爭，但也程度不同地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以致他們思想上對某些問題缺乏清醒的認識和必要的決心與勇氣跟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劃清界限，舉起自己的旗子形成自己的力量和核心，因此，也就未能挽救蘇聯社會主義事業被摧毀的命運。

第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傳統派還存在一個很大的弱點，即未能緊密聯系和發動工農特別是工人群眾。蘇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先鋒隊，先鋒隊只有和本階級的隊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有力量，才能在關鍵時刻控制局勢。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后，經常下到工廠發表演說，在各項重要問題上注意與工人交換的意見、傾聽工人的呼聲，在最困難的時候從本階級的深處尋求力量。1923年1月他在重病中寫信給黨的十二大，建議為改善國家機器應學習內戰時的經驗，“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掘新的力量”，(但蘇共執政一個時期后逐漸疏遠脫離了自己的基本群眾。在戈氏改革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蘇共二十八大代表中工農代表少得可憐。1989年7月惡劣的生活條件迫使頓巴斯礦工走上街頭。雷日科夫兩次會見工人代表，政府代表團到礦區與工人達成協議。但一年半后工人再次失望。1991年3月初，蘇聯發生第二次煤礦工人大罷工。先是烏克蘭7100多工人要衷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后迅速蔓延到俄羅斯。俄科米地區的礦工要事與蘇聯總理對話，遭到拒絕，于是1300多名礦工參加罷工。反倒是民主垂注意去抓工人運動。1991年3月罷工初期俄民主黨特拉夫金就到科米礦E活動，3月11日葉利欽會見庫茲巴斯礦工代表就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廣泛交談，許諾解決某些問題，宣傳他的主張。代表們也就完全支持葉利欽的政治立場。政治家羅·麥德韋杰夫說：在1989～1990年間，“那時的工人運動是旨在反對當權者和反對蘇共的。”“恰恰是工人階級在最困難的時刻不再相信共產黨人。”e此后罷工運動成了民主派葉利欽威脅聯盟中央最強大的武器之一，礦工們也把民主派的政治口號作為自己的罷工要求。礦工宣布，蘇共不是代表他們的黨。不僅戈爾巴喬夫等上層領導被工人拋棄，即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傳統派的各個組織，也是在上層的爭論較多，就前了解的材料，看不到他們對工人運動的實際影響和工作。1991年6月．共產主義倡議運動第二次代表大會曾提出“工人階級是能夠改變我國政治方針的主要力量”，“共產黨員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工人運動組織理解爭取勞動者真正民主、重建蘇維埃政權”，但此時為時已晚，且未見到實效。

第四，傳統派未能形成一個思想政治路線比較正確、密切聯系群眾．勇于和善于與反對派做斗爭的領導核心和領袖人物。民主派雖然也內部派系紛雜、勾心斗角、認識不一，但他們在反共、反社會主義這一點上比較一致，葉利欽敢作敢為、思想敏銳、意志堅決，他以激進改革、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為號召，順應了人心，欺騙和蒙蔽了許多群眾，成為民主派的領袖和核心。在以自由選舉為奪取政權的手段時，個人的性格、形象、知名度等，能起更大的作用。傳統派缺少能孚眾望的領袖人物。俄羅斯共產黨擁有眾多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骨干，在俄聯邦議會中占有近一半的議席，與民主俄羅斯勢均力敵。俄共議員團約有400名成員，但自身就在當前斗爭中的許多問題上意見不一，其政治紀律的嚴格性、斗爭的堅定性、計劃的嚴密性往往還不如民主俄羅斯。因此，一致投票的俄共議員經常少于300名，因而在議會的各次較量中，如前所述，常輸對方一籌。更為重要的是在一些斗爭的轉折環節上，既提不出與民主派對抗并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的政治綱領，又推不出為傳統派一致擁護、可與葉利欽對決的領袖人物。在1990年5月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的選舉中、在1991年俄聯邦總統的選舉中都顯示出這種情況。在1990年5月俄聯邦人大關于主權宣言的討論和通過、1991年3月在俄聯邦議會關于擁葉、反葉的斗爭等關鍵環節上，傳統派共產黨人，要么失去了方向，跟著民主派跑；要么章法混亂，輸給對方。傳統派政治上不成熟的最突出的表現，莫過于1991年“8．19”事件的發動和失敗。當時聯盟的軍權和政權大半還掌握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傳統派的手里。如前節所述，如果他們運用得當、領導正確，扭轉局面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既缺乏明確的綱領，又缺乏周密的計劃，既未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擁護，又未取得蘇共黨組織的支持和領導，而是采取了一種為群眾厭惡的軍事密謀冒險的方式，而且行動猶豫、動搖。其結果不僅未能維護聯盟，反而送給民主派以動員群眾反蘇反共的口實，從此，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傳統派的勢力就一蹶不振，蘇聯亡國、蘇共亡黨的大勢也就基本決定，難以挽回了。

第五，堅持社會主義的傳統派未能緊密地依靠群眾、揭露反動派的虛假宣傳、發動群眾開展對反對派的斗爭。自由化思潮在蘇聯的上層的精英中影響較大，而廣大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的多數還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中，76％的人贊成保留社會主義和聯盟國家。羅·麥德韋杰夫也說：在1991年，人民沒有否定社會主義思想，追求任何資本主義革命，民主派是打著民主化反特權的旗號上臺的。1991年5月，即葉利欽競選俄聯邦總統時，美國“時代測評中心”在俄羅斯歐洲地區對1123人做了調查，就有54％的人贊成社會主義。所以，美國學者科茲說，“調查顯示出，絕大多數人還是想要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他說，葉利欽當選總統，不能解釋為選民對他選擇道路的認可。因為，“他和他的最親密的戰友從來就沒有公開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就是說，為了爭取群眾的選票和支持，葉利欽以讓群眾過好日子為號召隱蔽了自己的真面目。雷日科夫回憶說，“反社會主義政變的組織者們及因此而出現的新的俄羅斯當局長時間秘而不宣自己的構想，甚至在蘇聯滅亡后大約兩年的時間里政治上一直是含糊其辭。”前章提到，在1990年5月在葉利欽競選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時，戈爾巴喬夫指責他在發言中一次都沒提到“社會主義”。葉利欽在會上辯解反駁說：過去有各種社會主義．還有國家社會主義，“單有社會主義這個詞是不夠的，我所希望的是人民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再次表白，他沒用社會主義這個詞，并不意味他否定這一思想，社會主義不取決于嘴上說的次數。葉稠欽的這種做法蒙蔽了許多人。戈爾巴喬夫多次賭咒發誓說他終生忠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選擇”的牌子一直在舉。但是，他的社會主義已是“非共產黨理解的社會主義”了。真正忠于社會主義道路的傳統派不少人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也提過一些建議、做過一些斗爭，但是沒有更積極、更有效地向工農群眾宣傳，揭露這些反動派的真面目，動員和組織群眾對他們開展斗爭，以挽救社會主義祖國的危亡局勢。雷日科夫說：“我的政府懷著對理想的信念問心無愧地、沒有屈服地退出了這場戰役。生活證實我們是正確的。”一次，在街上一位婦女認出了他，她“不由自主地表達出了看來是許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為什么您那時沒有說服我們呢?!”’可見，人民群眾是共產黨人的“大地母親”，共產黨人代表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共產黨又是階級的政治先鋒隊。而人民群眾有時會受到欺騙和誤導，又是需要先鋒隊去宣傳、說服和引導的。

戈爾巴喬夫在蘇共黨內外實行民主化的政策，給民主派進行各種活動提供了自由，同時也給傳統派提供了一定的活動空間。可惜，傳統派的共產黨人、堅貞的共產主義者作為個人雖然進行了許多英勇的可歌可泣的斗爭，但未能利用這一歷史機遇，在斗爭中形成一個成熟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派別，猶如當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形成布爾什維克那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黨，造就如列寧那樣的領袖人物，來挽救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頹勢，開拓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俄羅斯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世界工人第一個社會主義祖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已普及教育70年之久，可惜，這些教育大多采取死記硬背書本教條，在關鍵時刻難生實效。所以葉利欽挖苦說：蘇共70余年花幾百萬小時進行的政治學習，經過十天人代會全變樣了。為什么會是這樣，值得人們深思。